元成之世

二、元帝周圍的大臣

（一）元帝的儒學老師

有人說，漢元帝是中國曆史上一個徹頭徹尾“儒化”了的皇帝，曆史給他的定評是"柔仁好儒"。他通過重用儒生、施行儒政，使儒家學說與現實政治的密切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階段。這種現象當然不是偶然的。除了社會發展的深層次原因外，也同他本人的性格及從小受到的教育和熏陶有直接關係。

1、太子師傅的沿襲

在中國古代，皇太子是國家的儲君，為了保證他能夠順利承繼大統，專門設立了太子師傅這個官職，進行輔導教育。據說，這種體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夏、商、周三代時期。《通典·東宮官》說“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者也，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總之，“太子師、保二傅，殷、周已有。逮於列國，秦亦有之”。

秦國在商鞅變法時，曾黥劓太子師傅公子虔和公孫賈，說明秦早已有太子師傅一職的設置。但秦在統一全國後，由於秦始皇沒有預立太子，秦朝實際上卻少了太子師傅之位。

秦朝不重視對皇太子的教育，結果釀成嚴重後果。胡亥曾以宦官趙高為師，趙高教他“書及獄律令法事”，也就是學習文字和法令。但是，他們這種師生關係是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胡亥私幸之”和“趙高私事公子胡亥”，是一種未經朝廷認可的私人之間的結合。結果，胡亥本人不僅在道德上墮落，而且在治國之術上無知。

漢初一些思想家致力於總結秦王朝滅亡的經驗教訓，賈誼在《新書·保傅》中說：殷、周二代之君有道而且傳世長久，秦朝之君以暴虐無道導致二世而亡。重要原因是前者重視對太子的教育，使太子從出生時起就一定“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前後左右皆正人”，選天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而秦朝“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其視殺人若艾（刈）草菅”。

通過對比，賈誼的結論是：“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天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正矣。”鑒於秦亡的前車，漢高祖還在戎馬倥傯之際，早就預立了劉盈為太子，而且以儒者叔孫通為太子太傅，“位次太常”，地位相當高。後來，又以功臣張良為太子少傅，極盡一時之選。從此，太子師傅官作為官僚體係的一部分，就被確立下來。而且，據《通典·東宮官》記載“漢魏故事，太子於二傅執弟子禮，皆為書，不曰令；少傅稱臣，而太傅不臣”。

西漢的太子師傅之製建立以後不斷發展。漢武帝之前，任太子太傅的人選，除叔孫通為名儒外，其他如石奮“無文學”，卜式“不習文章”，衛綰“以戲車為郎”出身，多無學術根底，對太子起不到諭德教導的作用，保養輔佐的功能比較突出。但昭、宣以後，人員構成迥然不同。凡出任太子太傅者，多係名儒通才或飽學之士，他們真正能以文化專家的身份對皇太子授以經論，潛移默化。而且更重要的是，這些人任師傅時極受尊重，等到自己的學生登基之後，不少人跟著升遷至朝中公卿，對政治決策施加了強大的影響力。

2、元帝的老師

曾出任皇太子劉奭師傅官的，都有哪些人呢？

地節三年（前67年）立太子之後，第一任太子太傅就是丙吉。丙吉是文法吏出身，在教育劉奭方麵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但考慮到此時外戚霍氏正圖謀危害太子，丙吉以兩朝老臣的身份來翼護太子，應該是非常合適的人選。而太子教育的責任，就落到了太子少傅疏廣得肩上。

疏廣是研究《春秋》的專家，原來在家授徒講學，後被朝廷征召到長安任博士、太中大夫。宣帝立皇太子後，疏廣被選為太子少傅。數月後，由於太傅丙吉升任禦史大夫，疏廣接任太子太傅，少傅之職則由疏廣的侄子疏受擔任。

疏廣、疏受二人全力為太子講授儒經，五年下來，他們使12歲的皇太子可以“通《論語》和《孝經》兩部經典”，可以說成績不小。之後，疏廣和疏受抱著“知足不辱”和“功成身退”的信念，辭職歸鄉。

接著擔任太子太傅的是魯地名儒夏侯勝。夏侯勝自幼好學，其家族世傳《尚書》。他先後師事夏侯始昌、簡卿、歐陽氏等，由此創立了《尚書》的大夏侯學派，弟子有周堪、孔霸等。夏侯勝在昭帝時就被征為博士、光祿大夫，來到長安。宣帝初，他被霍光推薦給皇太後，任經學師傅，給上官太後講授《尚書》。這中間由於在朝堂上公開貶低和批判漢武帝，夏侯勝曾被下獄；出獄後官任長信少府，最後升遷為太子太傅。

為了給太子講經，夏侯勝受詔撰寫《尚書說》和《論語說》，闡發兩部儒經的精義微旨。最後，90歲的夏侯勝死在太子太傅任上，皇太後也為他“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

夏侯勝的堂侄夏侯建，一方麵受學於夏侯勝，一方麵師事歐陽高，左右采獲，創立了自己的《尚書》小夏侯學派，也被官方立為五經博士。夏侯建也曾出任太子少傅一職，隻是具體時間不詳。

當夏侯勝一度被宣帝下獄時，同時受到牽連的還有西漢著名循吏黃霸。在獄中，黃霸向夏侯勝學習《尚書》，兩人“係再更冬，講論不怠”。經過三年的獄中生活，黃霸已經由原來“少學律令，喜為吏”的文法吏，轉變為“上禮儀，好古教化”的儒家型循吏了。到了神爵四年（前58年），黃霸就成為太子太傅。在這個位子上，他待了三年，到五鳳二年（前56年）升遷為禦史大夫，次年又升為丞相。

接替黃霸為太子太傅的，是赫赫有名的蕭望之。蕭望之是以“治齊詩”起家的一代儒宗。他既是研究《詩經》的專家，又向夏侯勝學習過《論語》、《禮喪服篇》，涉獵廣泛，年輕時就受到“京師諸儒稱述”。他學問好，政治上也有才幹，就是恃才傲物，為人過於自負。昭帝時，蕭望之因對大將軍霍光不馴服，不被重用。宣帝時霍光死，他及時提醒年輕的皇帝，要防止“大臣任政，一姓擅勢”，暗示應剪除霍氏之黨。

漢宣帝對蕭望之很賞識，使他很快“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又經過一段考察，宣帝認為他“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一心加以培養，讓他到許多崗位上去經受實際鍛煉。蕭望之先後任諫大夫、丞相司直、平原太守、左馮翊等，神爵三年（前59年）官至禦史大夫。蕭望之任禦史大夫三年，眼看之差一步便登上丞相之位時，終於因傲慢得罪了丞相丙吉，又被揭發有貪贓受賄的事情，被罷三公之官職，改任太子太傅。

蕭望之為太子太傅，以《論語》、《禮喪服篇》授皇太子劉奭。他雖被貶職，但仍為漢宣帝所器重。甘露三年（前51年），蕭望之主持了曆史上第一次儒學五經異同辯論會——石渠閣會議，在許多重大國策上，漢宣帝也采納了他的建議。

在皇太子劉奭即皇帝位以前，最後一任太子太傅就是蕭望之。由於他在政壇和思想文化圈裏雙重的地位，不能不對年輕的儲君產生重要影響。

與蕭望之同時擔任劉奭經學師傅的，還有太子少傅周堪。周堪也是大儒宗夏侯勝的嫡傳弟子，在朝中擔任譯官令。在石渠閣會議上，他“經為最高”，於是被派去給皇太子講授經學。

後來，蕭望之和周堪同時成為漢宣帝臨終托付的顧命大臣，參加新皇帝的輔政班子。劉奭的身邊除有正式任命為太子太傅和太子少傅外，還有廣義的作為教師的師傅。如孔子十三世孫孔霸，也是夏侯勝的學生，為《尚書》博士，又如歐陽地餘，出身於世傳《尚書》之家，被任命為太子中庶子，給太子授課。

到了這個時候，東宮太子官更多的突出的是“教”的功能，漢初所強調的監護功能反而有所削弱。如太子劉奭的外祖父許廣漢，曾考慮太子年少，要求讓弟弟許舜受命監護太子家。《漢書·疏廣傳》記載，漢宣帝征求太子太傅疏廣的意見，疏廣說：“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複使（許）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漢宣帝聽了這一番話，沒有同意外戚許廣漢的請求。

西漢太子太傅製度的發展和人選成分的變化，可以看做儒家向政壇進軍的先聲，而皇太子劉奭，則是儒生為自己參政所架設的梯子。

（二）京房及其考功課吏法

漢元帝時，重用經學之士，注重人才的德行道藝和學術水平，使大批儒生湧入政界，京房就是這樣背景下，加上長於占卦，得到元帝的賞識，進而受到重用。京房提出的考功課吏法，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漢朝開國之初，中央和地方機構中的主要官吏，大部分由劉邦的部下充任，地方小官吏有相當一部分由秦的舊官吏繼任。從製度上講，主要官吏的選任，仍然是以軍功而定，實行的是軍功爵製。

秦漢時期，官吏的選拔、任用和考核，都有一整套製度，比如任用方式就有多種：實授曰“直除”，試用曰“試守”，攝事稱“假”，兼領曰“領”或“視”，以本官兼其他官職又稱“兼”，兼領或參決總領尚書事又稱“平”與“錄”，暫由他官代某官曰“行”，臨時派員督監曰“督”，等待皇帝詔命任用就叫“待詔”，本職以外的虛銜為“加官”，不治事的官員曰“散官”，等等。任用官吏還有比較嚴格的法規，如回避製度，地方長官不用本地人，甚至頒布“三互法”，規定“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有時候不準外戚“備位九卿”，不準宦官子弟“為牧人職”等等。

1、元帝重用京房

漢元帝之所以改變統治方略和用人政策，與他本人深厚的經學修養有關。元帝從小生長在宮中，有碩學鴻儒為師。他的太傅和少傅中就有多位經學家，如疏廣，是著名的《春秋》學者；夏侯勝是著名的《尚書》學者，創《尚書》大夏侯學；蕭望之治《齊詩》，又曾師於夏侯勝，為當時名儒。元帝不僅在當太子時就受到了這些儒學大師的教導，得以係統學習儒家經學，而且在其即位以後，還繼續學習經學。正因為元帝熱衷於學習經學，具有深厚的經學功底。因此，麵對當時嚴峻的社會矛盾，元帝主張改變“霸王道雜之”的統治方略，而“純任德教”，大力提拔和任用經學之士。

元帝重用經學之士，注重人才的德行道藝和學術水平，使大批儒生湧入政界，既有利於以柔治國政治方略的實施，也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社會矛盾，更加有利於封建經濟和文化教育的發展。由於利祿的誘惑，傳授、研習儒家經學成為社會的普遍現象，自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以來，到了元帝時期，經學才真正昌盛起來。因此，班固在《漢書·儒林傳》中說：“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元帝當政時期，由於經學的昌盛，人們的言談、議論，莫不引經據典，形成風氣。故皮錫瑞在《經學曆史》一書中說：“元、成以後，……皇帝詔書，群臣奏議，莫不援引經義，以為據依。”這就形成了全國上下一片學經之風，以致於“蓋其時公卿大夫士吏未有不通一藝者也”。

這種以儒家經學為指導思想的用人政策得到了全麵推行，這是我國文官製度確立的標誌。崔波先生在《論京房受重用及其考功課法》中指出：“這種文官製度的確立，在我國曆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這是中國政治製度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我國推行一千多年的科舉製度，就是以此為基礎發展而來的。”

首先，擴大太學的規模，更多地培養經學人才，以便從中選拔官吏。建太學，置《五經》博士，設弟子員，並通過考試，從經生中選拔官吏，雖始於武帝，但武帝時期太學的規模狹小，博士弟子僅50人。昭、宣時期，博士弟子雖有所增加，但昭帝時也隻有百人，宣帝時也不過二百人，仍然為數甚少。元帝時，博士弟子猛增至千人。對於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試，考試合格者，即可授以相應的官職。讀經做官，已成為當時士人人仕的主要途徑，也是元帝選拔官吏的主要途徑。

其次，在元帝時，還繼續推行征辟之製，這種製度始於漢初，開始隻是征召或辟舉一些有名望的人，授予官職，被征辟的不一定是經學之士。到元帝時征辟才與經學緊密聯係起來，被征辟者，除少數是專門的技能之士以外，多是德高望重、學識淵博的經學大師，如貢禹《漢書·貢禹傳》記載貢禹“以明經沽行著聞”，元帝初即位，“征禹為諫大夫”。元帝時，經學名家已成為征辟的主要對象。察舉的對象，多為經學之士。如從元帝時期察舉的孝廉看，《漢書·龔勝傳》記載龔勝“少好學明經，三舉孝廉”；《漢書·鮑宣傳》記載鮑宣“好學明經，舉孝廉為郎”等。

再次，我們從《漢書·百官公卿表》中看一看元帝時期用人具體的情況。此表列出元帝時期的官員凡50人，除禦史大夫李延壽、光祿勳賞、衛尉雲、太仆譚、廷尉尹忠、大鴻臚顯、大司農宏、充郎、堯、非調、宗正劉臨、少府延、右扶風強、水衡都尉福、京兆尹範、成、王昌、左馮翊劉彭祖、郭延等19人的出身和事跡不可考外，還有31人。在這31人中，有17人出身經學之士，或與經學密切相關。在事跡可考的31人中，經術之士超過了半數。如果考慮到當時的實際情況，除去宗室、外戚和以父任而為官者不論，則這一比率還高。

最後，漢代經學與選官製度結緣，成為選拔官吏的指導思想和理論依據，使劉漢皇朝改變了人才觀念，更新了用人標準，摒棄了以家世、武功等為基礎的世官、軍功及吏進之製，開始注重德行和水平，用人途徑得以拓寬，大批治經儒生湧入政界，統治基礎得以擴大。如前所述，儒家提倡出仕，熱衷政治，具有相當高的政治熱情，而許多治經儒生又能恪守傳統儒學之旨，追求仁德之治，誌在富民、教民、安民，儒生他們當官掌權，為政一方，較之刑名法術之士，對於發展經濟和文教事業以及穩定社會等，有更顯著的積極意義。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元帝重用經生也留下了一些負麵影響。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說：“元帝詔四科舉士，即以次策郎官之殿最：一曰質樸，二曰敦厚，三曰遜讓，四曰有行。……自是以後，漢無剛正之士，遂舉社稷以奉人，而自詡其敦厚樸讓之多福。宣帝曰‘亂我家者，必太子也’，其言驗矣。”

再者，以經取士固然為漢王朝選送了大批人才，但由此也決定了許多人讀經即為做官，因而在入仕以後，往往不是盡忠守職，而隻圖保持祿位，同樣給當時的社會帶來了嚴重的消極影響。元帝強調以經學取士，使一些隻知書本而不省吏事的“書呆子”也被選進了各級政府機構。漢朝末年，竟然出現了向栩這樣迂腐的官員。向栩號稱名儒，黃巾起義爆發後，據《後漢書·向栩傳》記載，他向朝廷建議：“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這不能說不是自元帝開始一味重用經生的一個惡果。

京房於元帝時為郎，因長於占卦，很快就得到了元帝的賞識，常召見問事。京房製定考功課吏法奏上，公卿朝臣與各部刺史多認為不可行，唯禦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善之。因此，我們認為，京房所具備的條件和曆史的機遇，受到元帝的器重是不言而喻的。

2、考功課吏法的內容

據呂思勉《秦漢史》第十八章第四節說，京房首創考功課吏之法。該書第六章第一節中介紹京房考功課吏法時說這項製度“實君主專製之世致治之基，為石顯、王鳳等所害而不能行，較之蕭望之之見廢，實尤可惜也”。據京房本傳所說，京房考功課吏法之規模為：“後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壅塞”。這是京房建議實施考功課吏法的計劃，但沒有被漢元帝接收。而是：元帝以房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元帝還特準他不屬刺史部；能任用其他郡的人；郡的屬縣令長，均由他“課第殿最”，就是有考核本郡所屬官吏之權；而且年終可以直接向皇帝作出報告或建議。實施這樣一個全麵性的一郡的考功課吏法，雖然是試點，但絕非小事，可以推想，京房的考功課吏法必然有其值得如此規模試行的理由。但是關於京房的考功課吏法，目前尚沒有找到有關的材料，其實際情況，已難以知曉。對於京房考功課吏法，東漢王符在《潛夫論》中說道：“先師京君，科察考功，以遺賢俊。太平之基，必自此始。元為自化，必自此來也。”可見對京氏考功法評價甚高。呂思勉在其所撰《秦漢史》中寫道：“考功課吏法亦代有師承，史言焦延壽補小黃令，以候司先知奸邪，盜賊不得發。又言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蓋皆非指《易》學言。疑別有督責之術，而房從而受之也。督責之術，實君主專製之世致治之基，為石顯、王風等所害而不能行，較之蕭望之等之見廢，實尤可惜也。不然元帝何至蒙威權墮損，為漢基禍之誚哉？”也高度評價了京房的考功課吏法。

京房向眾官員闡述其考功課吏法時，遭到一片反對，反對的理由主要有兩點：一是“房言煩碎”，這是說京房講得羅嗦呢，還是其考功課吏法煩瑣呢？不能確知。但後世批評其考功課吏法的是指後者而言，如《八旗文經》第六卷載平敏郡王撰《京房考功課吏論》，認為京房確有煩碎之病，“溺於小數而黯於大體”，故其法之所以不可行。二是“令上下相司不可許”，這一條可能就是呂思勉先生所說的“督責之術”的一項內容。也許是京房考功課吏法的關鍵內容。

京房的考功課吏法已經丟失了，但還有不少人對之十分注意，因而有關考功課吏法的一些簡要而零散的材料，由於他們的論述或推測，也可能有些是回憶，大致上反映了京房考功課吏法一些原則。首先是關於考功課吏法的重要性。一是考功課吏法的直接效果，京房堅信能判別出官員的好壞賢佞，從而達到選拔賢能的效果。二是京房認為，考功課吏法不僅僅是發掘賢才，而且是判定國家治亂的關鍵。如果國君注意考功課吏，那麽就能任用賢才，國家就得治，否則就會大亂。王符在其《潛夫論·思賢》中說：“何以知人且病也，以其不嗜食也。何以知國之將亂也，以其不嗜賢也。病家之廚，非元嘉饌也。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遂於死也。亂國之官，非無賢人也。其君弗之能任，故遂於亡也。”即提出君主能否任用賢能的問題。三是考功法不僅關係到選拔和任用賢人，而且隻有通過考績才能使政治清明。比如一個大家庭，父母不對子女的勤勞與怠惰作考察，那麽久而久之就會使勤勞者懈弛，而怠惰者更加為非作歹，最後會導致家敗業破。同樣，對一個國家而言，則更是如此。故王符在其《考績》篇中說：“是故大人不考功，則子孫惰而家破窮。官長不考功則吏怠傲而奸宄興。帝王不考功，則直賢抑而詐偽勝。”

其次是關於考課的對象。一是京房本傳上提到京房對張博（淮陽憲王之舅）說過：“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人也。……及丞相韋侯，皆久亡補於民，可謂亡功矣。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可見在京房心目中，這些在帝王左右的人是應該首先要對之考課的。王符也說：“夫守相令長，效在治民；州牧刺史，在憲（悉）聰明；九卿分職，以佐三公；三公總統，典和陰陽，皆當考治以效實為王休者也。”即王符所說的考課對象，與京房所說相符。二是當京房剛入朝時，遇到連續而來的各種災異，驚慌失措的皇帝，束手無策而且隻能自責求去的大臣，州郡上報的一片混亂的災情。這些都使他深深感到在位多非其人，根本不能應付任何意外情況。三是對於三公這樣的重臣，京房特別指出要對他們要進行考課。他看到的三公大臣諸如樂陵侯史高，陽平侯王鳳，丞相韋玄成（亦承父為侯）等結黨營私，無功於民。由於他們居高位，搞私黨蒙騙君王，無益於國家社稷，所以他們反對考功課吏，而希圖任用私黨。

最後是關於考課的基本做法。據於振波先生《漢代官吏的考課時間與方式》一文中分析，從秦漢簡牘和文獻資料的探討，得知漢代實行的考課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從日計、月計、四時計，一直到歲計，從未間斷。即對官吏的政績考核，一年之中往往要進行若幹次，或按月，或按季，甚至按旬按日。董仲舒《春秋繁露·考功名》說：“考試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貴者舒而賤者匣。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黜陟，命之日計。”“考課的方式，基本上有兩種：一種是下級向上級的匯報；一種是上級對下級的視察、檢驗。”大抵史書上記載，對官吏的考課製度在漢以前就已實際上施行過。那麽，京房為何要煞有介事地提出考功課吏法，而且有如此大的影響呢？一方麵可能是考功課吏法在長時間執行過程中已經不如開始時那麽認真，而是逐步形式化走過場，甚至欺瞞上級，蒙混過關。另一個原因則可能是京房所說的考功課吏法主要是針對高級官吏，針對朝廷中的腐敗現象，針對佞臣當道而提出的一種新的、特殊的考課法。例如前引的令上下相司的考課方式，還有主要是針對考績者的考績，即對三公和丞相等中樞大員進行考績，對州郡牧守和部刺史進行考績。

3、考功課吏法的影響

考功課吏法是古代封建製社會中對各級官吏的一種考察製度和方法。在君主專製製度下，君主任用官吏的賢佞好壞，對王權統治有直接的影響。因此，各朝各代都十分重視官吏的選拔和考察。官吏的選拔稱為“選舉”，選舉的官吏，並不能保證其在工作職位上一定賢明幹練，也不能保證他一貫保持初選時的謙謙君子的形象。因此，要不斷對其考核觀察，故而有考功課吏之法。

京房奏行考功課吏法，主張抑製權臣。時值中書令石顯專權，京以災異言人事，勸諫元帝遠巧佞之人。石顯遂以試行考功法為由，建言將京房任為魏郡太守，將其逐出了中央政權。京房因與淮陽王之舅張博相親，淮陽王遂朝見元帝，勸其以鄭弘取代丞相韋元成，以鉤盾令徐立取代中書令石顯，以便施行考功法。石顯則以種種理由陷京房、張博於死地。京房與權臣的鬥爭遂以失敗告終。

雖然如此，京房的考功課吏法仍有重要影響。《三國誌·魏書·杜畿傳附子恕傳》說：“誠帝王之盛製。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烏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曆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為，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為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宋史·謝絳傳》說：“夫為國在養民，養民在擇吏，吏循則民安，氣和而災息。願先取大州邑數十百，詔公卿以下，舉任州守者，使得自辟屬縣令長，務求術略，不限資考。然後寬以約束，許便宜從事。期年條上理狀，或徙或留，必有功化風跡，異乎有司以資而任之者焉。漢時，詔問京房災異可息之術，房對以考功課吏。臣願陛下博訪理官，除煩苛之命。申敕計臣，損聚斂之役。勿起大獄，勿用躁人，務靜安，守淵默。”《傳》曰：“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言省事也。如此而氣不弭，嘉休不至，是靈意謾讕，而聖言罔惑歟。”

京房考功課吏法本質上是封建社會中，專製政權對其統治機構有效性的檢查和強化方法。但這種內部的矛盾對抗也一直在“考功課吏”方麵表現得十分突出。“京房區區，不量淺深”，他一入朝廷就提出這個最敏感的課題，雖得到漢元帝的支持，但是終究還是以他自己的“棄市”而結束他的一生。王符也記錄了京房之死，在《賢難》篇中寫道：“京房數與元帝論難，使製考功而選守。晁錯雅為景帝所知，使條漢法而不亂。夫二子之於君也，可謂見知深而寵愛殊矣。然京房冤死，而上曾不知。晁錯既斬，而帝乃悔。此材明未足衛身，故及難邪。”但從考功課吏法本身而言，大約是京房首先作為一個課題提出，並且力爭付之於實踐，這在曆史上有很大影響，直接影響到後漢魏晉。但是始終不能發生效用的原因有二：一是自漢以來，阿黨比周，私黨牢固，力不能勝。二是考課之法專尚苛猛，而且長官的“私意”往往起很大作用。這就需要法律來解決，但當時唯有帝王的命令即為法令。所以說京房承擔著他不可能承擔的課題，他的悲劇雖無足輕重，但卻引起了曆代學者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