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成之世

一、漢元帝生平大事

漢元帝劉奭（前74年一前33年）是漢宣帝劉詢的長子，公元前74年出生，前67年被立為皇太子，前49年宣帝逝世，太子劉奭即皇帝位，前33年駕崩。諡號為元帝，廟號高宗。

漢元帝即位後，次年改元初元。從此進入西漢後期，漢家王朝由此走向衰落。

漢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竟寧元年（前33年）在位。據《漢書》記載，元帝多才藝，尤其擅長史書，喜愛鼓琴瑟，吹洞簫，被稱為“詩書皇帝”。

（一）元帝如何即位

劉奭的幼年屢遭磨難。這還要從他的外祖父許廣漢說起。許廣漢昌邑（今山西朔縣）人，年輕時在昌邑王的王府裏當一個中級官員。他的正式職銜是王府的“郎”。有一次漢武帝劉徹從長安到甘泉宮（今陝西淳化縣）。許廣漢是隨行駕車的小官之一，不幸的是由於他過度緊張，手忙腳亂中錯拿了別人的馬鞍，放到自己的馬背上。於是，他犯了“從駕而盜”的滔天大罪，這在當時是一定要判死刑的。武帝不知什麽原因，大發善心，特別免他一死，要他接受腐刑（即宮刑）。

許廣漢成了宦官之後，被任命擔任掖廷丞，總理皇宮裏的細小事務。後來，又因犯錯，被判處充當苦工。之後很久，又逐漸升遷成了特別監獄的管理員。就在這個時候，落難的劉詢已由外祖母家搬到皇宮裏來讀書，一老一少兩人住在一起，時間長久，便結下深厚的友誼。後來，許廣漢便將自己的女兒許平君許配給貧賤的劉詢。漢昭帝元鳳五年（前76年），許廣漢的女兒生下了劉奭。

兩年之後，即公元前74年，劉詢登上了皇位，於是便封貧賤之妻許平君為皇後。當時的權臣霍光之妻為了讓自己的女兒當上皇後，下毒害死了許皇後，許皇後死後被追諡為“恭哀皇後”。這樣，年僅4歲的劉奭在失去母親之後，由新立的霍皇後代為撫養。但是，事情並沒有結束，霍皇後為了使自己的兒子能成為太子，將來繼承皇位，三番五次想害死劉奭。

公元前68年，當時年僅8歲的劉奭被選為皇太子。第二年，霍皇後被廢。皇上劉詢可憐太子年幼喪母，又幾次差點被霍皇後害死，所以在選立新皇後的時候比較謹慎。幾經考慮之後，立王婕妤為皇後，選中她的原因是她行事比較低調，也沒有兒子，不會加害劉奭，由此可見，劉奭的童年時代是非常不幸的。

漢宣帝劉詢對太子劉奭的文化教育比較關心，封當時的大儒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周堪為太子少傅，教太子讀儒家經典，學習古代禮儀。這些儒家思想對年幼的劉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再加上他的經曆比較坎坷，所以對儒學特別感興趣，由此便形成了太子對父皇當時“霸王道雜之”統治思想產生了不同的看法。

劉奭年長之後，柔弱仁慈，喜好儒學。他看到宣帝重用的人多數是法家門徒，用嚴刑來治理天下，使當時的楊惲、蓋寬饒等人僅僅是因為譏諷的言辭就被誅殺，心裏很不滿意。他常給父親建議：“陛下用刑已經有些過度，應該多用些儒生來治理國家。”漢宣帝馬上變臉教訓他說：“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怎麽能單純依靠德教，采用周代的通知方法呢？況且那些庸俗的儒者不了解時政，喜好頌揚古代而詆毀今天的政策，怎麽能依靠他們來治理國家呢？”接下來便歎息道：“亂我家者，太子也！”從此便冷落了太子，而對淮陽王較為親近。這使得太子的地位不是很穩固，日子更加難過。

劉欽於公元前63年被封為淮陽王，他的母親張婕妤，得到漢宣帝的寵愛。霍皇後被廢之後，漢宣帝原本打算立張婕妤為皇後，但是又擔心張家勢力過於龐大，從而密謀加害太子，由此才改立王婕妤為皇後，但是張婕妤並沒有因此失去宣帝的寵愛，反而更加得勢。淮陽王成年後，喜愛經書和法律，聰明慧達，宣帝非常喜歡他。而太子過於寬厚仁慈，喜歡儒家學術，皇上經常讚歎淮陽王說：“這才是我的兒子啊！”並時常有改立太子的想法。

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是一批老臣的觀點和漢宣帝對許廣漢父女的感恩之情保住了劉奭的太子地位。多數大臣依據傳統禮製，紛紛上奏漢宣帝不要廢掉太子，以穩固皇權。同時，宣帝也常常會想起自己在貧困時，許廣漢父女對自己的恩情，又可憐太子年少喪母的不幸遭遇，最終沒有廢掉劉奭再立他人。

公元前49年，漢宣帝病重，安排後事，封外戚樂陵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太子太傅蕭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周堪為光祿大夫，都接受遺照輔佐政務，處理尚書事務。12月，漢宣帝病死，劉奭即位，是為漢元帝。

（二）大行善舉

早在漢宣帝去世前，已經給接班人元帝安排好了輔政大臣。第一位是外戚史高。漢宣帝從小失去父母，被送往祖母史良娣的娘家護養。史高就是史良娣哥哥史恭的長子，宣帝即位後任命他為侍中，出入宮廷，很得信任。第二位是太子太傅蕭望之。他在當代儒士中，較有政治才幹，是漢宣帝一心一意加以培養的人才。第三位是太子少傅周堪，他與未來的皇帝也有師徒之情，關係密切。

漢宣帝命他們三人搭建一個權力班子，以史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以蕭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以周堪為光祿大夫。

宣帝精於治道。劉向《別錄》說：“（宣）帝不喜儒，好觀《申子·君臣篇》。”眾所周知，戰國法家申不害寫的《申子》一書，以重“術”而知名。所謂“術”是指國君不露聲色操縱臣下的手段，是一種不準在社會上流傳而由皇帝私下研習揣摩的“地下學問”。這種“術”，也體現在漢宣帝對後事的安排上。

借用外戚是西漢政治長期形成的傳統，漢宣帝也不例外。他從小依倚許、史外家，恩親之情非別人能比。史家祖籍關東魯地，後遷往關中，家勢微賤，沒有圖謀不軌的社會基礎，對未來皇帝的忠誠可以讓人放心。因此，宣帝讓史高擔任大司馬大將軍，握有中朝決策大權，地位最重要。

在這裏，有必要說一下中朝和外朝的緣起和區分。

漢武帝之前，皇帝一人之下，丞相統帥百官，總管政務，本沒有中、外朝之分。漢武帝時開始在以丞相為首的“三公九卿”朝臣係統之外，另外在皇宮之中又設立了一套機構，由侍中、左右曹、太中大夫、光祿大夫、尚書及大司馬、前後左右將軍等天子賓客或心腹重臣組成。這些人或許品秩、聲望都不高，但由於能出入宮禁，為天子親近執事，實際組成了一個對皇帝決策有很大影響的權力機構，這就是“中朝”。

漢武帝另組中朝，表麵理由是，由於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朝廷多事，皇帝要吸納一些親近侍從參與謀政。但根本原因，還是皇權與相權之間矛盾演進的必然結果。專製君主要把一切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中，要設法削弱丞相的權力，必須依靠一個在身邊容易控製，而又惟命是從親近自己的人馬班子。

中朝產生後，逐漸成為淩駕於外朝之上的中樞決策機構，而以丞相為首的外朝，則退化為簡單的政令執行機構。

霍光受漢武帝遺命，以大司馬大將軍身份輔政，能夠出入禁中，領尚書事，已經是威風八麵的中朝首腦，實際權力遠遠在丞相之上。他之所以大權在握，關鍵是“領尚書事”，尚書設於皇宮中，是“典職樞機，凡諸曹文書眾事皆由之”的中朝機構，皇帝經常委政於他。任何一個受漢遺命輔政的大臣，必須“領尚書事”，成為他的首腦，才能有實際權力。

由此形成慣例，皇帝通過中朝控製外朝，大司馬大將軍是中朝首腦，這一職務又為親近外戚所獨占，從而使外戚成為皇權理所當然的代表。在皇帝年幼、無能或昏聵不理政事的情況下，便會出現外戚掌權的局麵。於是在西漢後期，外戚專製成為君主專製的一種變態形式。至於外戚能被賦予多大權勢，往往取決於個別皇帝的意誌和能力。

漢宣帝在給予外戚史高以首席輔政大臣地位的同時，也清楚地認識到了外戚政治惡性發展將會失去控製的危險性。因此，它采用權力製衡的辦法，知道應該在輔政班子中有外戚異己力量的存在。

外戚多起於寒微，原與官僚士大夫之間少有瓜葛。皇帝委任他們要職，很容易使之與外朝大臣形成矛盾對立之勢。外戚與外朝官僚之間的矛盾，一方麵可以使皇帝利用外戚監視、控製外朝；一方麵當外戚過於專權時，又可以利用官僚除去外戚。當年漢宣帝剪除外戚就是這樣做的。如今，漢宣帝為接班人劉奭搭建的輔政班子，之所以包容了蕭望之和周堪二人，打的就是“權力製衡”的算盤。

蕭望之和周堪二人任太子師傅長達八年，師徒之間私情之密無人能比。雖然儒生好“是古非今”，饒舌譏諷令人不安和厭煩，但這些人以修身為本，口不離忠孝仁義，而且多數人“剛直高節，誌在奉公”，對未來皇帝的個人忠誠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再加上蕭望之在中央和地方曆練多年，被漢宣帝欣賞和重用，證明他是有一定的行政才幹的，所以在眾多大臣中獨獨選取太子師傅為輔政大臣，漢宣帝自有隱情和考慮。

漢宣帝平生並不喜歡儒生，但在考慮太子輔政班子時卻偏偏選用兩位儒生擔任顧命大臣，這也說明，在當時情況下，政治勢力也不得不和代表文化大傳統的儒學取得妥協。儒生隊伍的膨脹，慢慢就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勢力，任何君主也不能視若罔聞。要籠絡和利用他們，就要給其代表人物以破格的優遇，誘以“官、祿、德”。如蕭望之“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匡衡“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這些儒生一旦入仕，很快成為帝之近侍，不但影響大，而且極易取得高官。正如夏侯勝所說：“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地拾芥耳”。

這時，漢宣帝為兒子設計的輔政大臣中有蕭望之和周堪二人，已經是一種政治轉型的信號。後來，漢元帝全麵推行儒生政治，以“四科”舉士，自有其必然的社會原因。

漢元帝即位初年，恩澤普降，對諸侯王、公主、列侯賞賜黃金，對現任官吏賞賜金錢布帛，還大赦天下。同時，體現天子關懷細民的善政也接踵而至。元帝下詔，把關中皇莊和關東郡、國的公田擠出一部分來，賑濟無田或少田的農民；家產不足千錢的特困戶，由官家借給他們種子、口糧，以度春荒。元帝還派出12名欽差大臣巡視天下，慰問孤老困窮、生活無著之民。對前一年遭災嚴重的民戶免除租賦，並把皇家閑置的湖泊園林租借給貧民墾殖。

早在當太子時，劉奭就聽說過琅邪的王吉和貢禹兩人“明經潔行”，學問和道德操守都很好。因此，元帝一即位，就派使節去征召他們入宮。結果王吉病死在途中，隻來了一位貢禹。貢禹被拜為諫大夫，新皇帝多次向他虛心問政。他以古論今，批評的中心就是君主本人的生活。他說：“古代的君主都很節儉，除征收1/10的賦稅外，百姓再沒有其他負擔，所以生活可以自給自足。高祖、孝文、孝景時宮女不過十餘人，輿馬不過百餘匹。但到了後世，人君競相奢侈，發展得越來越嚴重。以致上行下效，造成整個社會的奢糜之俗。”

他還說：“我以為君主應該仿效古代，自我節製。宮殿早已建成，自無可奈何；單說可以減損的：一是為皇家織造衣冠紋繡的齊地‘三服官’，每官有數千人做工，一年花費數億萬錢。二是皇家廄苑有馬上萬匹，消耗許多糧食。三是從武帝起，後宮美女多達數千人。皇帝去世，不但陵墓內埋藏金銀珍寶多達190種，宮女也被大批送去看守陵園。這又使天下仿效，諸侯妻妾多達數百人，富豪官民畜養歌伎也有數十人。一邊是內有怨女，一邊是外有曠夫。厚葬之習遍及天下，人們傾其所有，葬埋地下。這種弊端的根由，在於天子及手下大臣。”

在貢禹看來，君主要以身作則，言傳身教，才能為臣民垂範道德人格。他說：“我希望陛下能深察古道，從其儉者：輿車、衣服和日用器物的開支，可三分裁減其二。後宮可則賢者留下二十人，其餘的放她們回家。先帝陵園中的女子，凡沒有生養過孩子的，也全部遣放回家。宮廷用馬有幾十匹就可以了，多處的遊獵苑囿可隻留下長安城南一處，其餘複墾為田，給予貧民。”

在中國古代，儒家主張人治。他們相信，隻要統治者為人表率，就可以實現天下大治。但是，君主握有生殺予奪絕對權力，並且在這種權力之上，再沒有一種有效的可以約束的機製。儒家無法解決這一矛盾，隻能奢談“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根本”，把政治問題徑直變成了一個君主的道德修養問題。

幸好，漢元帝很樂意接受儒家先聖和賢師的教導，從道德上淨化自己，努力“溫恭少欲”，多行寬政。於是，他繼續頒布詔令：凡是皇帝很少臨幸的宮館亭台，一律不再撥款修繕；把宜春下苑交給貧民複墾；太仆寺削減禦用馬匹的數量，以節省糧食，減少牧放隸徒；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減少所豢養的食肉禽獸的數量；撤銷供皇帝娛樂的“角抵戲”的演出班子，罷置齊“三服官”的機構。

盡管元帝沒有完全采納貢禹的建議，但他確實從自身做起，努力節儉，賑濟貧民，這不能不說是明顯的“儒效”。可以看出，漢元帝的確有愛民之心。但是，僅僅依靠減少輿馬能節省多少開支？一個宜春下苑能使多少貧民得到土地？西漢後期出現大量土地並兼並，小民失業，出現流民百萬的情況，這些社會問題的根源是什麽？單純依靠皇帝的善舉和個人修養的改善根本就不能消弭。

在元帝統治期間，為了懷柔關東豪強，放棄了漢初以來遷徙關東豪強充實關中陵寢地區的製度，使得中央集權受到削弱。社會危機日益加深，豪強大地主兼並土地之風日益盛行，統治階級日趨腐朽沒落。農民生活困苦，不得不起為“盜賊”，社會矛盾日益尖銳。

（三）恩師被害

正當漢元帝被引導著向儒家理想主義的“王道政治”前進時，現實政治的人事糾葛卻攪得他心煩意亂。漢宣帝安排的輔政班子，不到一年就出現裂痕。

史高以外戚之親“領尚書事”，蕭望之和周堪為副手。但漢元帝對自己的兩位名儒師傅特別信任，每次退朝之後，他們總是被單獨留下來，談古今治亂，論天下政要。在這種融洽的氣氛中，蕭望之為了擴大自己在朝中的影響力，就引薦一些儒士到皇宮中任職，漢元帝對他言聽計從。

第一個進入他們圈子的是宗室劉更生（成帝時改名劉向）。他是楚王劉交（劉邦小弟）的後代，聰慧有才，曾在石渠閣會議上講論穀梁《春秋》，後被拜為散騎、諫大夫。現在蕭望之推薦他“宗室忠直”和“明經有行”，於是劉更生到皇帝身邊，任“給事中”（中朝官）。

另外一個人是金敞。他出身於官僚世家，在漢元帝當太子時，他就任太子中庶子，隨從親近，現在也加入到中朝任“侍中”。

蕭望之和周堪、劉更生、金敞四人誌向相投，就在元帝身邊“同心謀議”。元帝對他們的建議多有采納，於是，蕭望之等人的影響越來越大，史高雖然官居高位，卻不得不成為一個屈居從屬地位的人員。久而久之，史高與蕭望之嫌隙日深。

蕭望之等人一方麵與外戚顯貴成對立之勢；另一方麵勸導皇帝恢複“古製”，從而又得罪了宦官集團。儒生們多麵受敵，終於導致自身的慘敗。

漢武帝建立中朝，更多地利用尚書這個辦事機構，並且用宦官擔任尚書，這就是中書。但漢武帝雄才大略，中書宦官不但在天子的牢牢控製下不得擅權，地位也不尊崇。昭帝時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專製朝政，遂廢止“中書”，保留士大夫擔任的“尚書令”以為輔佐。漢宣帝親政後，為了奪回霍氏手中大權，複設中書機構，臣下上奏封事（密封的奏章），《漢書·霍光傳》記載“輒下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這時，據《漢書·蕭望之傳》中記載說“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仆射）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

漢元帝即位後，沿襲了這個體製。但與宣帝相比，由於他自身的政治低能，便給了宦官以竊取大權的機會。弘恭和石顯都是從小受腐刑進入宮廷，被宣帝選拔為中尚書。他們熟悉王朝的典章製度，又心眼靈活，精明強幹，能看人眼色，揣摩君主想法，深得皇帝心思。

漢元帝一當上皇帝，就身體多病，專心修養，不理政事。在這種情況下，隻有貼身而又出入後宮無礙的宦官，最適合被委以重任。於是，弘恭和石顯權勢日盛，朝廷事無大小，都靠他們去向皇帝請示、傳達、裁定。他們狐假虎威，貴親傾朝，對不附和的人陷於罪法而懲處之，朝廷百官對之無不畏懼。漢元帝大權旁落，每日被哄騙得不知真情，反而以為宦官與外朝官僚之間沒有瓜葛，不會形成朋黨，會專心為主子皇帝辦事，是可以信任的人。

在外戚和儒生的矛盾衝突中，宦官弘恭和石顯站在了外戚史高這一邊。在議論朝政時，他們一唱一和，堅持按照元帝的老規矩辦事，反對蕭望之等人的複古主張。蕭望之決心發起反擊，以奪回中朝樞機重地。他向元帝建議說用宦官為中書不合古製，意思是向把弘恭和石顯調開，更換他們手下的儒士。沒有想到，這一建議激怒了弘恭和石顯，也激化了外戚宦官與儒生兩大集團之間的矛盾，使一向優柔不斷的漢元帝不知所措。當時，元帝初即位，還不能馬上變更祖宗之法，結果久議不決，不了了之。而宦官外戚則利用手中大權，把劉更生調出中朝，讓他去外朝擔任宗正一職。

蕭望之和周堪越發想要鞏固陣地，擴大對皇帝的影響力，於是不斷向朝廷推薦名儒學士擔任諫官。最終，蕭望之和周堪等人與宦官弘恭、石顯得矛盾越來越重。由於宦官弘恭、石顯則專擅朝政，導致蕭望之被陷害致死。

（四）西漢由盛而衰的分水嶺

史家對元帝的定評是"柔仁好儒"。這個評語應該是褒多於貶，至少是褒貶參半。從曆史記載來看，元帝確實是一個性格柔弱、優柔寡斷的人。至於"仁"字則要大打折扣。所謂"好儒"是真的，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最終隻因好"俗儒"而功虧一簣。劉奭少而好儒，主張任用儒生。他認為漢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持刑太深。黃龍元年（前49年），漢宣帝卒，劉奭即位，次年改元初元。元帝溫文爾雅，出入恭儉。他先後以貢禹、薛廣德、韋玄成、匡衡等儒生為相。這些儒生喜歡頌古非今，且優柔寡斷，不知所守。

1、多才藝，用儒生

早在元帝做太子時，他就向宣帝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則訓斥他說："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所謂"霸道"就是先秦法家治國之道，所習之經十分廣泛，包括《春秋》、《詩》、《尚書》、《禮》、《論語》等。元帝的經學功底，不僅遠過乃父，就是在西漢一代所有帝王中，也可謂首屈一指。

其實，純任德教在漢宣帝以前，基本上實行的是"霸王道雜之"的統治方略。到元帝時期，開始一反前代帝王之製，單崇儒家，純任德教，治國完全以經學為指導，選官用人完全用儒家標準。那麽，元帝為什麽摒棄主張嚴刑峻法的"霸術"，而改用"以柔治國"、強調"教化"的儒術呢？其實，元帝"純任德教"除了他自身具有深厚的經學修養外，更重要的是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即土地兼並日趨加劇，農民紛紛破產，有的淪為佃客和奴隸，有的接受政府假田，成為假田農民（國家佃農），有的成為流民，而這些人原來所承擔的租稅賦役，又都轉嫁給編戶齊民，即自耕農身上。再加上政治腐敗，官吏貪殘，天災頻繁，各地不斷爆發反抗西漢統治者的鬥爭。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統治者隻好放棄"霸術"，純任德教，以緩和社會矛盾。這種方略的改變，是由元帝提出並加以實施的。

但是，儒家也有保守、迂腐以及讖緯迷信的種種表現。他們首先是把日食、月食、地震以及水旱災害等天文現象和自然災害與政治聯係起來，還有人在治河上采取“循經法古”的方略，凡是古書上沒有記載的河道，就不能開辟，凡儒經上沒有記載的治河方法，就不能采用。到了成帝在位時期，幸虧有一位實幹的水利專家王延世，他不顧俗儒的幹擾，兩次治河立了大功，才使泛濫的黃河暫時得到治理。

在對外關係上，儒家一貫主張以德服人，反對武力征服。故當匈奴出現內亂時，有人認為趁機舉兵滅之，蕭望之則堅決反對。本來在對外關係方麵，不以實力為基礎，而空談仁義，純屬儒家的迂腐之論，但在元成之時，國力衰弱，對外采取收縮政策，而不窮兵黷武，使國家得到安寧，未嚐不是適時之論。

在元帝統治期間，為了懷柔關東豪強，放棄了漢初以來遷徙關東豪強充實關中陵寢地區的製度，中央集權受到削弱。社會危機日益加深，豪強大地主兼並土地之風日益盛行，統治階級日趨腐朽沒落。農民生活困苦，不得不起為"盜賊"。為了結束百餘年來漢同匈奴之間的戰爭局麵，漢元帝以宮人王昭君和親匈奴呼韓邪單於。初元元年，在車師地區設立戊己校尉（今新疆吐魯番東南），管理屯田和防務。建昭三年（前36年），漢打通西域道路，促進了中原與西域的經濟、文化交流。

由於利祿的誘惑，傳授、研習儒家經學成為社會的普遍現象，自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以來，到了元帝時期，經學才真正昌西漢印花敷彩絳紅紗袍盛起來。正是由於以儒家仁義之道為治國指導思想，才使得業以動蕩的社會又暫時平靜下來，西漢王朝才沒有即刻崩潰，而又苟延殘喘了幾十年。

2、偶幸"家人子"

五鳳元年（前57）正月，太子劉奭18歲，宣帝為他舉行了冠禮，這標誌他已成年了。五鳳四年（前54），他最愛的司馬良娣病死了。臨死前，她哽咽著對太子說："我死非天命。是其他姬妾得不到太子寵愛，妒忌詛咒我，活活要了我的命！"太子劉奭對此十分相信，因而悲憤成疾，悶悶不樂，把所有姬妾都拒之門外。

宣帝聽說太子遷怒於眾位姬妾，也不好強拗其意，為了使兒子重新振作起來，便讓王皇後從自己宮中挑選一些可令太子歡娛的宮女，以順暢太子之心，王皇後左挑右選，找了五位"家人子"（無職號的低等宮女），排成一行，讓太子劉奭自擇中意之人。這時劉奭還沉湎於對司馬良娣的哀思悵想中，瞧也不瞧麵前這幾位姑娘，又不耐煩皇後的一再催促，隻想趕快應付了事，把手一揮，說："這裏邊有一個人還可以吧。"這時有位叫王政君的姑娘，站得離太子最近，又穿著與別人不同的絳色袍服。王皇後以為太子看上的就是她，就令掖庭令把這幸運兒送入太子宮。皇太子和王政君初次相逢於內殿。也許是皇太子多時未與女人接觸吧，現在偶然見到一個楚楚動人的少女，不免觸動情欲，便一夜風流。沒想到的是，王政君竟懷了孕。次年，宣帝甘露二年（前52），王政君生下嫡皇孫。漢宣帝見帝國有了繼承人，喜出望外，親自給孩子起名叫劉驁。驁者，千裏馬也。可見老皇帝對這個孫子寄予多麽大的厚望！從此，老皇帝常常把這個孫子帶在身邊，寸步不離。劉奭得遇王政君純屬偶然。但是，沒有偶然就沒有曆史，這一幕對王政君一家和西漢王朝都事關重大。

（五）大權旁落

漢宣帝臨終前，已給元帝安排好了輔政大臣，第一位是外戚侍中、樂陵侯史高，另兩位是太子太傅蕭望之和太子少傅周堪，並提升史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周堪為光祿大夫，三人並領尚書事。

信用外戚是西漢政治長期形成的傳統，宣帝也不例外。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孫，宣帝幼年時養在史家，與史高有親密關係，因此宣帝命他握有中朝決策大權，地位最為重要。蕭望之、周堪都是元帝的師傅，是當代名儒，深諳政事。蕭望之又引進宗室明經達學之士劉更生（楚王劉交的後代，成帝時改名劉向）、侍中金敞共參朝政，史稱"四人同心，謀議勸道，正義古製多所欲匡正"。"匡正"就是匡正君主。在中國古代，儒家主張實行人治。孟子說過："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他們相信，隻要統治者以身作則，言傳身教，為臣民垂範道德人格，就可以實現天下大治。但是，君主握有生殺予奪絕對權力，而且再沒有可以對其約束的機製，那麽，"天子聖明"靠什麽來保證呢？儒家無法解決這個矛盾，隻能奢談"正君心是大根本"，把政治問題徑直變成了一個君主的道德修養問題。所以蕭望之等人就寄希望於對皇帝的教育，引導元帝努力實現儒家的"王道政治"的理想，以期改造一個國家或社會，扭轉一個時期的社會風氣。誠然，教育的功能不可低估，但絕不是萬能的，蕭望之等人太過於天真了！元帝即位不到一年，三人一體的輔政班子，就出現了裂痕。

史高以外戚之親"領尚書事"，蕭望之和周堪是他的副手。但開始時，漢元帝對自己的兩位名儒師傅特別信任，蕭望之等人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於是史高的心理失去平衡，與蕭望之的嫌隙日深，這便為宦官石顯弄權提供了條件。

在外戚、儒臣、宦官三種勢力中，漢元帝始終依賴宦官，因為他認為宦官沒有家室，形不成盤根錯節的龐大集團。這就是元帝朝宦官石顯之流得勢的根本原因。加之，宦官石顯善於順風承旨，阿諛奉承，元帝可以稱心如意，為所欲為。其實石顯之流早有"外黨"，和外戚史丹、許嘉勾結在一起，還拉攏了一批見風使舵的儒臣匡衡、貢禹、五鹿充宗等人，結成朋黨。還與長安豪俠萬章交往甚密。本來身體多病的元帝原想自己不理政事，而要通過宦官石顯來控製大權，結果大權旁落，授柄於人，迫使蕭望之自殺，周堪、劉更生被貶為庶民。

元帝之所以大權旁落，不僅在於近幸的狡猾佞巧，更在於他自身政治水平的低能。司馬光評述道："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悟也。"宦官石顯的專權，實際上正是漢元帝縱容的結果。

（六）結束漢匈衝突

宣帝時期，隨著漢朝國力的增強，匈奴力量一再削弱，漢匈關係發生了曆史性的變化。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以後，匈奴統治集團內部出現權力之爭，初有"五單於爭立"，互相不容，屠戮兼並，西漢"單於天降"瓦當最後形成呼韓邪單於與郅支單於的對立。在漢元帝期間，在漢匈關係上出現了兩件大事，一件是陳湯平滅郅支，一件是昭君出塞。

1、平滅郅支

漢元帝剛即位的時候，匈奴郅支單於自以為與漢朝距離遙遠，加之怨恨漢朝支持他的仇敵呼韓邪單於，就有與漢絕交之意，並且與康居王勾結起來，在都賴水（今恒邏斯河）畔興建了一座郅支城（今江布爾），作為自己進一步擴張勢力的基地。郅支將勢力向漢西域發展，直接威脅漢朝在西域的統治。建昭三年（前36），新一任西域太守對匈奴發動攻擊，獲得大勝。至此，漢朝最後消滅了虎視西域的敵對勢力。以後近四十年裏，西域維持著和平狀態，中西交通也暢通無阻。陳湯為官雖有不少劣跡，但他矯詔興兵、平滅郅支的功績還是應當肯定的。

2、昭君出塞

竟寧元年（前33年）正月，呼韓邪單於第三次入長安朝漢，並表示願娶漢女為閼氏。元帝也願意用婚姻的形式鞏固漢、匈之間的友好關係，就以宮女王嬙配他為妻。漢元帝認為這次政治聯姻可使"邊陲長無兵革之事"，特意把年號改為"竟寧"，意即邊境安寧之意。

王昭君離開長安，出塞和親。她騎著馬，冒著刺骨的寒風，千裏迢迢地到了匈奴，做了呼韓邪單於的閼氏，被封為“寧胡閼氏”，"寧胡"意即"匈奴得到昭君，國家就安寧了"。呼韓邪單於希望她能為匈奴帶來安寧和平。昭君遠離自己的家鄉，長期定居在匈奴。她勸呼韓邪單於不要去發動戰爭，還把中原的文化傳給匈奴。從此以後，匈奴和漢朝和睦相處，有六十多年沒有發生戰爭。呼韓邪單於去世後，王昭君又“從胡俗”，再嫁給呼韓邪單於的大閼氏的長子，雖然這和中原的倫理觀念相抵觸，但她從大局出發，珍惜漢與匈奴的友誼。王昭君在匈奴生一男二女。昭君的死年和死地，史書沒有記載。

昭君這位膽識不凡的漢家宮女，為促進漢匈民族團結，自願出塞履行政治聯姻，成為名垂青史的傑出婦女。從此，漢匈長期戰爭狀態宣告結束，雙方一直保持著友好的關係。長達150年的漢匈衝突，猶如一曲雄壯的交響樂，而昭君出塞則好似一個完美的"休止符"。

3、改立太子的風波

昭君出塞不久，漢元帝就病入膏肓。這時，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王皇後、太子劉驁卻難以得到進見的機會。元帝病情稍微緩和，竟然對王皇後、太子產生了更多的不滿，遂有廢立太子之心，這種現象在宮廷之中已經不再是秘密。史丹憑借有元帝的特殊信任而得以陪伴在側，他在與元帝單獨相處時，涕泣跪奏：皇太子之立長達十餘年，“名號係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但是，定陶王得到皇帝愛幸卻廣為人知，近來更有道路流言，以為太子位置有動搖之議。言談至此，史丹極力強調：“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

元帝有感於史丹的涕泣極諫，特別是他所分析的改立太子的昭旨一旦公布，就可能出現朝廷公卿共同抗旨的緊張局麵，這使得元帝不得不明確表態：不會有改立太子之舉。一場政治危機得以消弭。

（七）渭陵調查收獲

竟寧元年（前33）五月，元帝去世，葬於渭陵（今陝西鹹陽市東北）。從鹹陽市沿底張公路北行，經二道原3.5公裏，到達一道原。距原邊約半公裏處，有兩個高大的土塚，就是漢元帝渭陵和孝元王皇後陵，當地群眾叫做東陵和西陵。

陵墓作為人死後在另一世界的永久棲宿之處，在“事死如事生”和“厚葬”之風大盛的漢代，受到人們的特別重視。漢代每個皇帝即位之後，就開始動用大量人力、物資和時間去營建自己的陵墓，當時稱之為“壽寢”。壽寢主要由高大的封土陵塚以及殿堂、城垣、門闕等雄偉壯麗的地麵建築組成，絕大多數帝陵周圍還有數量不等的功臣貴戚的陪葬墓。

1966年，在渭陵北的新莊村出土了透雕羊脂玉羽人飛馬，震驚了學界。以後，又陸續在該地發現了幾件罕見的玉雕品和其他文物，鹹陽市博物館對渭陵和文物出土地，進行了調查清理工作。如今，在陵區內踏查，無陵邑可尋，與史書記載相符。玉羽人奔馬，高7厘米，長8.9厘米，現藏鹹陽博物館。

渭陵塚呈覆鬥形，底邊長120米，頂邊長約50米，高29米，頂部已塌陷成麵積20×20米大小、深約2米的坑。陵園平麵近方形，邊長400～410米。陵園牆基寬4.5米。陵的東、南、西三麵尚殘存闕門，與陵塚底邊正中相對。土闕（內邊）距塚120米。土闕長36米，寬約10米左右，殘高約2米。兩土闕相距17米。兩土闕之間是門道。

墓塚外有陵園，其平麵近似方形，邊長約405米，陵園牆基寬4.5米，陵園四門外闕址保存尚好。闕址現存台基麵寬46米，進深10米，殘高2米。漢末王莽當政時，將渭陵陵園牆壁抹黑，又毀壞陵園門闕上的“罘罳”。“罘罳”即“複思”，想以此達到“毋使民複思”漢朝的目的。

渭陵，畢沅曾立碑定為漢昭帝平陵。但根據《水經注》等文獻記載和近年來的調查，渭陵應在今鹹陽市周陵公社新莊村。畢沅所斷值得商榷。平陵和茂陵相鄰，應在今鹹陽市大王公社帝王村，與現今新莊的這個陵墓的地望並不相及。

渭陵西360米、北180米，與傅皇後塚東西對稱，有一塚亦為覆鬥形，底邊長85米、頂邊長30米、高約17米，頂部下陷。土闕殘長30餘、寬9米。兩土闕相距15米。土闕（內邊）距陵塚140米。此塚封土較其他漢皇陵低，但闕門距封土距離長，其陵園範圍，超過了其他皇後陵。從該墓的封土形製，和陵園土闕內殘存的雲紋瓦當看，屬漢陵無疑。畢沅曾將此塚定為“周康王陵”，實是明顯的錯誤，應為孝元王皇後（政君）墓。王皇後饗國六十餘載，群弟世權，更持國柄。王莽篡位，更命為新室文母，“年八十四，建國五年（13年）二月癸醜崩，三月乙酉，合葬渭陵。”陵塚外有陵園，其平麵為方形，邊長三百米。陵園辟有四門，門外有雙闕。現存闕址台麵寬33米，進深13米。門闕遺址附近有大量的漢代瓦當堆積，其中有“長生無極”、“長樂未央”瓦當等。王皇後陵園稱“長壽園”。

渭陵東北500米左右，有一個墓葬群，原來東西4行，每行7個，共28個。當地群眾叫做“二十八宿墓”。《鹹陽縣誌》稱為“七妃墓”。現存墓塚12個。墓塚東西相距20、南北相距70餘米，塚底邊長20米左右。從漢代陵製、方位和近年出土的瓦當、筒瓦和花紋磚看，無疑為渭陵的陪葬墓區。《漢書·元後傳》記載：陽朔三年（前22年）“鳳死，天子臨吊贈寵，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自長安至渭陵”。南邊一組現存墓塚5座，原來可能有7座，俗稱“七妃塚”。渭陵陪葬者有王鳳、王莽妻和馮奉世等。

考古工作者曾在渭陵西北幾百米處發現了大麵積的西漢建築遺址，出土了一批珍貴文物，如玉奔馬、玉熊、玉鷹、玉辟邪、玉俑頭像、鎏金銅鼎、鎏金銅鍾等。但具體範圍、形製及屬何種建築有待於進一步考證。

玉鷹，身長7厘米，橫長5厘米。1976年出土於鹹陽市渭城區周陵鄉新莊村，現藏鹹陽博物館。雕刻手法簡潔，線條流暢，風格渾厚，羽毛的質感非常強烈，好像是一隻羽翼剛剛豐滿的雛鷹，表現出雛鷹可愛又凶殘的本性。

玉俑頭，高8.5厘米，麵寬4厘米。1966年出土於鹹陽市渭城區周陵鄉新莊村，現藏鹹陽博物館。

玉辟邪，共兩件，均為玉質，屬於厭勝辟邪之物，現藏鹹陽博物館。辟邪，為古代傳說中神異之獸，似獅而帶翼，有驅走邪穢、祓除不祥之義。《漢書·西域傳》記載說：“兩角者，或為辟邪。”《山海經》曰：“辟邪之獸，來自海東神獸，能知人之忠佞，不直者，觸而啖殺之。”這兩件玉辟邪，一件高2.5厘米，長5.8厘米，另一件高5.4厘米，長7厘米。前者挺胸昂首，體態雄壯。後者麵目猙獰，前腿用力抓地，後腿使勁後蹬，這種前弓後箭的刻劃，顯然描述的是發現“敵情”的那一刹那。

玉熊，漢代圓雕。高4.8厘米，長8厘米，1975年出土於鹹陽市渭城區周陵鄉新莊村，現藏鹹陽博物館。玉熊姿態生動，好像在漫步，肥胖笨拙，雙耳後抿，襯托出一對小眼更加有神。雕刻手法簡練，寥寥數筆就給人以周身鬃毛的形象感覺，栩栩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