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始置五經博士

一、什麽是“五經”

《說文》:“經,織也。”《玉篇》:“經緯以成繒布也。”由此可見,“經”的原意是絲線。

因為古代的書籍寫在竹簡上,用絲線穿起來,所以用“經”引申為書籍。

如《國語·吳語》“挾經秉抱”句中的“經”,便是指書。

所謂“五經”,指儒家的典籍《詩》《書》《禮》《易》《春秋》。

本來,應該是“六經”,即前述五經再加上《樂》。

不過,由於《樂》獨無“經”而僅有“記”,所以“六經”實際上隻有“五經”。

其中《詩》《書》《禮》《易》為古代遺書,早就有的。

《詩》是唱歌的歌詞,歸樂師所管。

天子諸侯祭祀用的叫“頌”,宴客時用的叫“雅”和“風”。

這些詩歌有的是士大夫所作,有的是從民間采集而來;它們是我國文學史上的瑰寶,開創了現實主義表現手法的先河。

《書》是古代史官對當時國事有曆史價值的內容所作的記載,包括君主和大臣間的對話、戰爭的誓詞等,實際是一部曆史檔案。

“禮”起始於祭祀的儀典。

周代已形成一套係統的典儀製度,對貴族生活的各個方麵做出嚴格的規定,此類有關禮製的文字記錄便是《禮》。

《易》傳說是周文王在獄中作的一部關於占卜的書。

儒家的創始人孔子仔細研究了古代的《詩》《書》《禮》《易》,對它們進行了修改刪訂,並把它們作為自己學派的著作來講習。

孔子把《詩》由三千多篇刪成為三百零五篇,所以《詩》又稱“詩三百”。

他又把《書》由三千二百多篇減為一百篇。

為了研究《易》,孔子廢寢忘食經常讀到深夜,傳說穿書的帶子都被磨斷了。

孔子透悟《易》之後,作了十篇《易傳》,又稱《易十翼》

,闡述了儒家的宇宙觀,乃成今之《周易》。

此外,據說孔子用編年體寫了一部關於魯國曆史的書叫《春秋》(實際應是孔子對魯史《春秋》做了修改)。

其中闡發了他的政治觀點,不僅是他的政治哲學,而且成為曆代天子的行為準則,是一部法典式的著作。

儒家弟子把孔子用一生心血編寫的五部著作稱為“五經”。

前文已經指出,古時將書籍稱之為“經”,並不具有什麽特別的含義。

戰國時,百家言多以“經”稱,如老子有《道德經》,李悝有《法經》等。

至於後來對“經”的神化,那就另枟尚書緯枠稱孔子求枟書枠,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撰定為百二篇。

枟漢書·

藝文誌枠則稱“凡百篇”。

西漢建立後,廢除了許多秦時鉗製思想的政策,諸子百家又開始逐步活躍起來。

儒生們在本門典籍的基礎上加以整理和發展,不斷擴大自己的影響。

經過儒家弟子的多年努力,到武帝時終於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如此一來,“五經”便正式成為帝國時期的經典,經學也專門用來指儒學了。

由於孔子的著作多口傳弟子,所以因各人的理解不同,時間長了就產生了分歧。

漢時由原書引申出來的作品多加以“傳”字,以相區別,明顯讀者。

當時“五經”皆有傳,除《春秋》的左氏、榖梁、公羊三傳、《詩》的齊、魯、韓三家傳外,還有《尚書大傳》《易傳》,以及由孔子弟子卜商作的《喪服傳》等。

儒家還有兩部著作——《孝經》和《論語》。

傳說《孝經》是孔子專門教授給最講孝道的弟子曾參的。

漢代提倡以孝治天下,故對《孝經》非常推崇信仰。

《論語》是儒家弟子記載孔子言行的書。

“論”字古作“

”,即把竹簡裝排成冊的意思。

漢代以後,隨著尊孔讀經的發展,儒“經”的數目不斷擴大,不僅《禮》三分為《儀禮》《周禮》和《禮記》,《春秋》三傳均升格為“經”,而且增入《論語》

《孝經》《爾雅》《孟子》,終於形成所謂“十三經”的龐大體係。

二、博士的由來與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世官製衰落,推賢之風盛行,士人受到當權者的重視。

當時稱呼士人為“博士”、“通士”或“達士”。

《說文》:“博,大通也。”

據文獻記載,可知博士官設立於戰國末年。

當時戰火連綿不斷,諸侯割據四方,博士知識淵博,通古曉今,在他們的輔助下,君主如虎添翼,稱霸於天下。

基於這樣的社會背景,就把博士作為帝王顧問,參與議政的職位固定下來。

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博士一職仍被保留。

博士掌圖書,備顧問,管禮製。

李斯的焚書奏議中說:“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反映了博士當時的職責實況。

秦始皇巡遊、封禪中也多有博士參與。

因為博士是掌百家言的,所以其類別也十分龐雜。

如秦始皇曾命博士做《仙真人詩》,一路唱給他聽。

在琅琊做夢和海神打架,也要詢問占夢博士。

由此可以看出博士當時的工作範圍是十分瑣碎又無規則的。

項羽打到鹹陽時,一把火燒得秦宮室三月不滅,許多珍貴的文化遺產被損壞了。

博士所藏百家言自然也灰飛煙盡,不知所終。

加上始皇時期的“焚書坑儒”,使中國古典書籍遭到兩次毀滅性的災難,幾乎中斷。

幸賴儒家一直有口傳典籍的傳統,許多儒家經典就這樣在口頭上保存下來。

漢高祖時秦博士叔孫通帶領儒家弟子百餘人製定漢家禮儀,使儒家博士地位有所提高。

但漢初朝中多武臣,當時雖有博士一職,並無很大發展。

惠帝時解除了禁藏私書令,文化思想自由重新興起,儒家弟子的隊伍也逐步有所發展。

文帝時,實行休養生息政策,社會經濟開始繁榮。

在這個前提下,文帝設置了諸子博士。

劉歆在移讓太常博士書中雲:至孝文皇帝,“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官,為置博士。”

說明當時各家學派紛紛立館授學,而通一經者可以立為漢·

講經畫像磚 四川成都出土博士。

東漢人趙歧說:

“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這實際也給劉歆的話做了注解。

由於口傳多誤,一經往往分為幾派。

文帝針對這種情況,一經設多家博士。

《詩》博士有魯人申培、燕人韓嬰;治《書》者全國隻有濟南伏生。

他已九十高齡,不便入京,於是文帝派太常掌故晁錯到他家中去學習,並任命他的學生歐陽生為博士。

景帝時,除了《詩》博士齊人轅固外,又增加《公羊春秋》博士董仲舒和胡毋生。

及武帝之前,經學博士已置《詩》《書》《春秋》三經,其中《詩》有齊、

魯、韓三家。

這時博士官和秦朝相比,儒家居多,有壟斷之勢。

建元五年(前136)春,武帝置五經博士,即《詩》《書》《禮》《易》《春秋》博士,因《詩》分三家言,所以實際共七家博士。

因為擅長一家言,可以做博士官,所以許多人雜以新解,別出心裁,力求進身,以至經書派別林立,後來今文經和古文經之爭與此有很大關係。

武帝當時隻設博士,後來丞相公孫弘建議為其設博士弟子五十人。

因博士弟子經過考試可以做官,使儒學和官學結合起來,博士官以後的主要職責為教授經學。

獨尊儒術後,朝中博士升遷高官的例子很多,天下讀書人學經進博風氣盛行,博士弟子也逐步增多,昭帝時為一百人,成帝時達三千人,東漢竟達三萬餘人,可見祿利的誘惑有多大呀!

三、始置五經博士的意義

建元五年春,武帝下詔,“置五經博士”。

前文指出,武帝剛剛即位的建元元年(前140),便下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當時他任用了相當一批儒者主持中央政務,如以竇嬰為丞相,以田為太尉,以趙第綰為禦史大夫,以王臧為郎中令等等。

這批儒者上台後,“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製,以興太平”,搞得熱火朝天。

然而,他們“舉謫諸竇宗室無行者,除其屬籍”的做法,卻觸犯了以武帝祖母竇太後為首的竇氏集團的利益,於是一場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以儒道之爭的形式展開了。

建元二年(前139),“趙綰請毋奏事東宮”,使這場高層鬥爭達到最高潮。

結果,竇太後取得勝利,趙綰、王臧皆下獄自殺,竇嬰、田也被免官,尊立儒術的活動暫時遭受挫折。

不過,形勢很快就發生了變化。

也許是武帝接受了以前失利的教訓,這次他改從設置學官入手,作為尊儒的新突破口。

如此,便有了“置五經博士”的舉措。

事實表明,這招棋是十分高明的。

首先,博士僅為級別不高的小官,職掌隻是顧問、議政,沒有什麽實權,由此而興儒,不會引起反對黨的注意。

其次,如前文已經指出的那樣,武帝之前,儒學已立《詩》《書》《春秋》三經博士,這次再增立《易》《禮》二經博士,既順理成章,又水到渠成。

第三,博士一職率由士人充任,與知識層關係密切,以此作為尊儒的突破口,容易得到士人的擁護,便於形成輿論優勢,方可收到“潤物細無聲”之效,是一種“釜底抽薪”的做法。

從事實的發展來看,置五經博士後僅一年,反儒派的首領人物竇太後便去世了。

可見武帝這次選擇的時機也非常好。

估計當時年邁的竇太後已經氣息奄奄,對她孫子設置五經博士,既不屑過問,也無力過問了。

武帝不失時機地抓住了這個空當,邁出了尊儒活動關鍵性的一步。

置五經博士作為漢武帝獨尊儒術係列舉措中的一環,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顧頡剛指出說:“這是一個急劇的轉變。”

自此以後,儒家壟斷了博士一職,博士官不僅是精通儒家經典的議政官、禮官,而且還具有學官的身份。

這樣就從根本上或體製上保證了經學的統治地位,使儒家的五經成為漢帝國政治生活和行為道德的基本標準。

以《春秋》斷獄,以《禹貢》治河,以《洪範》察變,以《詩》諫政,蔚為時尚。

可以這樣講,五經博士的設置,為以後的舉孝廉、興太學等興儒措施開辟了道路,打下了基礎。

漢武帝正是通過這些具體的可操作的舉措,將其尊崇儒術的意圖,變作了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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