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一、由崇尚黃老向獨尊儒術的變化

竇太後死後,武帝少了後宮幹涉,大刀闊斧進行改革,使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詔令真正得以貫徹執行,從而結束了漢初以來一直爭執不休的儒道互黜局麵,達到統一。

武帝把儒家思想推崇為統治階級的指導思想後,兩千年來或增或補,但一直處於獨尊地位,深刻地影響了中華民族的思想意識,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

儒家獨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的形成、發展和完善是幾代人艱辛努力的結果。

儒家產生於春秋後期,當時各國諸侯崇尚爭霸,人民渴望統一。

社會知識層紛紛著書立說,各家之言蓬勃興起,他們從不同角度討論治國之道,百家爭鳴的學術氣氛欣欣向榮。

秦國選擇法家學說作為指導思想,經過變法改革,數代努力,終於吞並六國,統一天下。

秦始皇建立秦朝後,繼續用法家思想治理國家,並將其發揮到了極致,而疏忽人與人之間的感情,片麵要求“親親尊尊之恩絕”,使人們正常心理受到壓抑,於是不久就爆發了陳勝、吳廣領導的農民起義,最終推翻了秦朝統治。

漢初統治者總結秦速亡的曆史教訓,針對當時社會經濟衰退、統治力量薄弱的情況,采用了從道家學說演變來的黃老思想治理國家。

黃帝是傳說中一個古代明君,戰國時許多門派把他作為偶像來崇拜,許多人冒充黃帝名字著書。

過去一些學者曾認為“黃老之學”實際就是“老莊之說”。

但自馬王堆遺物中發現了與《老子》乙本合抄在一起的另外四篇古佚書(即《經法》

《十六經》《稱》《道原》)之後,證明“黃老”和“老莊”其實有不同之處,是雜合了儒、墨、名、法等各家內容的道學思想。

漢初統治者把黃老之說作為統治的指導思想,對人民不過多幹涉,讓他們休養生息,安居樂業,減少對統治者的反抗。

這項國策對恢複經濟生產,積累物質財富起了重要作用,全國上下研習黃老說成為一種風尚。

甚至在當時知識層中,以黃老為代表的道家學說,也被推崇到了極致。

當道家思想居指導地位時,儒家學說處境不太樂觀。

高祖劉邦出身市井,性格豪放,討厭儒生嗦嗦的俗套。

他經常大罵“豎儒”,甚至當眾奪過他們的帽子往裏撒尿,以示輕蔑。

有一個聰明的魯國儒生叫叔孫通的了解到這種情況,就穿著楚國的短打扮去拜見高祖,反而博得了他的歡心,被授官為博士。

一次,漢朝廷舉行禮典。

座下大臣多是草莽出身,不知禮儀為何物,他們在殿內大呼小叫,猜拳行酒,鬧哄哄的不成體統。

論賞不服的甚至動槍弄棒,整個場麵好像推選山大王一樣。

高祖看著座下人的樣子,也感覺和自己一國之君 的身份不太相配,流露出難以忍受的表情。

這一切都讓叔孫通看在眼裏,他趁機上前進諫說:

“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

臣願征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祖立刻同意了。

高帝七年(前200),長樂宮建成,諸侯群臣都來朝見。

被叔孫通訓練過的大臣彬彬有禮,井然有序。

“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無敢歡嘩失禮者”。

於是劉邦大喜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從此不再輕易汙辱儒生了,儒家的地位有所提高。

叔孫通因治理有功被封為太常,他的弟子皆任官為郎。

雖然經過叔孫通及諸儒生的努力,儒家的地位有所改觀,但由於當政者用的是持“黃老之言”的道家,所以儒家一直沒有什麽大發展。

高祖之後,情況基本上也沒有太多變化。

漢初統治者提倡道家的著名代表人物是竇太後、曹參、淮南王等。

其中曹參是第一個明確用“黃老之學”來指導政治的丞相。

他在齊國任相時,聽說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就用重金請來,拜為老師,學習黃老學說。

丞相蕭何死後,呂後遵夫訓用曹參繼之,曹參把黃老之術推向全國。

文景時繼續用黃老治國。

《風俗通·正失》中說:“文帝本修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靜無為。”景帝在文帝和竇太後的教育下當然熟讀黃老,所以景帝繼承文帝政策,舉事無變更。

當時學習黃老成為一種社會風氣,上至皇族、大臣、士大夫,下到學者,幾乎無人不讀。

儒家本為諸子百家中的大派,有深厚的基礎,它的傳播和研究一直沒有間斷。

尤其當惠帝廢除“挾書律”和高後元年的除“妖言令”後,收到“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的效果。

儒家崇尚複古,保留古籍頗多,自此開始興盛起來。

“黃老之學”主張無為,不同於法家專製,在對待文化上力求安定。

文帝尊奉黃老同時,對其他學派的代表也加以任用。

如原秦朝柱下禦史張蒼,因其“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曆”被任為丞相。

洛陽青年賈誼,“頗通諸家之書”,二十多歲升為太中大夫。

儒家代表用他們的觀點針砭時弊,指出秦速亡的原因是秦統治者不施仁政,廢禮儀、嚴酷法。

儒學思想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

另外儒家有廣收門徒傳統,當年孔子有弟子三千,漢時儒學大師興辦私學,培養了許多儒學人才。

如濟南人伏生研究《尚書》,到文景時,桃李滿天下。

河間王劉德修古好學,求得許多先秦遺書,在封國內大辦儒學,許多山東儒生跟從他學習。

文帝時為先秦諸子書設置專門博士官,儒家本為顯學,所設博士中以儒派居多。

景帝時經學博士已設《詩》《書》《春秋》三家,僅《詩》一經就有齊、魯、韓三家博士。

文帝時商議巡狩、封禪禮儀程序,專門派人研究儒家經典,許多儒生躋身到統治者階層。

隨著儒學勢力突飛猛進,儒家代表要求在政治領域也占一席之地。

文帝時有儒生上書,提出修太學,建立儒家提倡的一統天下的萬世之基。

當儒家在政治上積極爭取時,和占統治思想地位的道家產生了矛盾。

有一次《詩》博士轅固和道家學者黃生對於商湯滅夏、周武王滅商問題在景帝麵前爭論起來。

黃生認為湯武是弑君謀位,轅固認為是時代所趨,順民心,受天命。

黃生反駁說:“帽子再舊也要戴在頭上,鞋子再新也要穿在腳下,因為上下有別,不能亂來;湯武以臣子的身份滅自己君主,取而代之,當然是弑君謀位。”沒想到轅固反應更快,立刻反詰說:“按照你的理論,高祖建漢代秦也是弑君謀位了?”黃生被逼問得啞口無言。

景帝看到這情景,趕緊打圓場說:“吃肉不吃馬肝,不算不知味。

討論學問不說湯武,不能屬愚昧。”從此後,沒有人敢再討論湯武問題。

這次儒道交鋒雖然最後不了了之,但儒家毫不示弱的態度由此可見一斑。

這件事發生不久,儒生轅固又和竇太後發生衝突。

一日竇太後問轅固老子書如何,轅固鄙視地說:“此乃家人言。”意思是不值一提。

竇太後立刻被氣壞了,她除了大罵儒家書是“司空城旦書”即罪人言之外還不肯罷休,又強迫轅固入圈和野豬搏鬥。

景帝雖然認為學術討論直陳意見不能算過,但又不敢違抗母命,隻好遞給轅固一把尖刀,把他放了進去。

也是轅固命大,碰巧一刀刺中豬心,安然無恙地從圈中出來了。

竇太後也不好再說什麽,轅固終於幸免於難。

景帝為了避免再起衝突,就把轅固調任清河太傅。

在這兩次儒道相爭的正麵衝突中儒家似乎並不占上風,說明道家主體地位依然很穩固。

但是儒生們並不氣餒,繼續努力,不斷完善自己的學說來適應新的形勢,擴大影響。

司馬遷說:“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描述的正是漢初儒道相爭的局麵。

道家主張“清靜無為”,對漢初經濟恢複、政治穩定起過積極作用。

同時它要求“君無為而臣有為”,希望君主“恭儉無欲”、“貴柔守雌”,這種主張也成了外戚、郡王等要求皇帝垂拱無為,不去幹涉郡國事務的借口。

因此形成了漢初皇帝權力下降,地方勢力過強的局麵。

儒家強調尊王權,大一統,適應了新的時代形勢,所以儒家取代道家作為統治思想是不可逆轉的潮流。

武帝即位後,麵對先輩的豐厚遺產,他希望把政權集中在皇帝之手,幹一番大事業。

新儒學正符合他的要求。

所以才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的出台,把儒學定為最高統治思想,從此道家學說退出政治意識主體地位。

二、關於尊儒若幹問題的辨析

被奉為一代鴻儒的董仲舒在景帝時已被拜為《春秋》博士,再次走入仕途時已五十八歲,可謂是大器晚成者。

為了研究學問,董仲舒經常用《詩經》中“夙夜匪解”來激勵自己,三年都顧不上抬頭望一眼窗外翠綠的菜園。

他領悟儒家經典,尤其對《公羊春秋》的研究更為透徹。

他同時又廣泛學習陰陽、五行、道、法、墨等其他各家思想和主張,吸取適合自己的成分,把原有儒家體係進行改造和發展,使其更符合當時社會的需要,並終於在武帝策問中脫穎而出,圓滿地回答了所有提問,闡發了公羊派儒學“大一統”主張,奠定了儒學成為帝製社會統治思想的基礎。

一般認為,漢武帝是采納董仲舒對策中的建議,卓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

但董仲舒究竟於何年對策?

史書卻語焉不詳,學術界對此問題的研究,迄今亦無定論。

因此,董氏對策的年代,自然就成為論述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首先需要辨析的一個問題。

大體說來,學術界關於董仲舒對策的年代,曾提出建元元年、建元五年、元光元年二月、元光元年五月、元光二年至四年、元朔五年等不同的說法。

各說雖都列舉出了不少賴以支持自己觀點的理董仲舒由,但卻皆非“堅壁不可撼”。

相對來看,建元元年說和元光元年五月說,獲得較多學者的認同,是比較普遍的看法。

當然,這兩說再作比較,又以建元元年說更具普遍性。

我們認為,在當前沒有發現更新的資料情況下,暫依建元元年說不失為一種較為合適的選擇。

為什麽這樣講呢?

主要是因為此說能較好地融匯史書中的各種記載,使之在邏輯上合乎情理。

大家知道,《漢書·武帝紀》明確記載,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時在建元元年,而同書《董仲舒傳》則言,“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皆自仲舒發之”。

這就是說,漢武帝聽從了董仲舒對策中的有關建議之後,才下詔罷黜百家而獨尊儒術。

所以,董氏的對策,唯有在建元元年,才能將《漢書》

中這兩處記載統一起來。

當年司馬光等編撰《通鑒》,之所以將董仲舒的對策係於建元元年,最根本的依據,恐怕正在於此。

這裏,必須指出的一點是,漢世詔舉賢良,率有對策,而且一個人可不止一次被舉為賢良。

如公孫弘,於“武帝初即位”和“元光五年”兩次被舉,即為典型實例。

公孫弘既被舉賢良兩次,表明他曾對策兩次。

有研究者推測,董仲舒的對策也不止一次。

史籍中許多蛛絲馬跡表明,“董仲舒在建元元年應對過策,隻是策文非《漢書·董仲舒傳》所載‘天人三策’而已。

史書所以未明載建元元年董仲舒對策事,恐因武帝初立,‘好黃老言,不說儒術’的竇太後尚在,武帝雖以董仲舒之策為優,但以其推崇儒術,所言又直,不敢擢其為舉首。

董仲舒既非舉首,建元元年事遂沒”。

我們以為,這個推測,有其一定的道理。

據此來看,《通鑒》係董仲舒對策於建元元年,既對又不對。

對者,這年董氏確有對策之舉;不對者,這年董氏的對策,並非天人三策。

至此,對《漢書·武帝紀》“元光元年五月,詔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一段資料的理解,也就豁然貫通了。

原來這是董氏的又一次對策,論者多以“天人三策”當之,或近是。

最後的“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一句,應是高度概括的話,意謂自此之後,有董仲舒、公孫弘等人才陸續脫穎而出;而不是元光元年五月對策出了董、弘等人才。

事實上,這個道理非常清楚。

因為公孫弘的“出”,是元光五年對策後,被武帝擢為第一才實現的。

董仲舒極力鼓吹“天人合一”、“天人感應”說,指明皇帝是受天命而立,不可違抗,又提出“三綱五常”說,要求臣守臣位,民安民分,天子統治是天經地義的。

這種論調讓武帝十分欣賞,因為這樣就找到了消除諸侯勢力,統一天下,加強中央集權的理由。

董仲舒主張的君權神授思想和漢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不謀而合。

同時他建議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消除了曆經幾代的儒道之爭,去掉了武帝的一塊心病。

但是武帝真是完全按照董仲舒學說循章照辦了嗎?

這是我們必須辨析的第二個問題。

據《漢書·武帝紀》,建元元年丞相衛綰奏言:“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乍看起來,這裏的“罷”是罷百家之言,但實際上不過是表麵文章而已。

武帝真正奉行的仍是廣開門路兼容並蓄的政策。

如“學長短縱橫術”的縱橫家主父偃,陰陽家嚴安和“以辨博能屬文”的終軍,通過上疏均受到重用。

武帝還在元光五年(前130)至元封五年(前106)先後六次下詔,選拔諸子學者,可見並不是隻用儒學一家之人,儒之外各家並未全罷。

如果再看看下麵的一些實例,那麽,武帝沒有完全罷黜百家而是兼收並蓄的實情,便看得更清楚了。

他在位五十三年,共任命丞相、禦史大夫二十九人,其中隻有丞相公孫弘一人是名符其實的儒生,其他均為諸子學者和外戚、商人等。

武帝又於元封五年下求茂才異等詔,其出發點是“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所謂“泛駕之馬”、“

弛之士”均在被選之列,充分表現了武帝不拘一格、求賢若渴的心理。

正如《史記·龜策列傳》所說:“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鹹得自效,絕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

著名學者王夫之曾說:“武帝之不終於崇儒以敷治。”

“尊儒”隻是武帝實現統治的一種手段。

武帝多次對匈奴發動戰爭,勞民傷財,並不符合儒家一貫以理服人、反對勞民以“外事四夷”的主張,因此曾遭到儒家代表董仲舒、公孫弘等人的反對。

一次,武帝在朝堂之上,大講所謂施仁義雲雲,直臣汲黯一針見血地指出:“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搞得武帝很下不了台,隻好“變色而罷朝”。

這就是王夫之說的汲黯“責武帝之崇儒以虛而亡實”。

武帝實行的不少政策和儒家“正其誼而不謀其利”思想也背道而馳。

如為了籌集軍款,漢廷曾“分遣禦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線,得民購物以億計,奴婢數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

這近似於搶掠的做法,同儒家的主張格格不入。

為了完成一統大業,必須有一批讚同強權,崇尚武力的法家來支持。

武帝於是重用以治淮南王獄而聞名的張湯。

他給武帝製定法律條文,執法苛刻,清除皇帝不喜歡的大臣,穩定朝綱。

又重用另一個法家代表桑弘羊。

此人善於理財,他替武帝製定新經濟政策,作為對匈奴戰爭的後方強援。

同時在地方任用許多酷吏,如杜周、寧成、趙禹、周陽由、尹齊、王溫舒、楊仆、鹹宣等。

他們鎮壓豪強地主和欺淩百姓的手段殘忍,毫不客氣,使人民談“吏”色變。

總之,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隻不過是打著尊儒的幌子,而實行對其統治有利的一套辦法而已。

他並沒有完全按董仲舒的說教行事。

三、獨尊儒術的深遠影響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是複合多元體形式的,可以說各家思想均對它產生了深刻影響,其中最主要的自然是儒、道、法三家。

儒家講仁義、重人倫;道家崇尚自然,主張無為;法家重視法製,善用刑罰。

董仲舒的新儒學就是融合了各派優點,尤其是道、法兩家的精華而產生的。

武帝獨尊儒術後,它在當權者的支持下,逐步成為中國文化發展的主流,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

在儒學思想的影響下,中國形成了重人倫、講德行的民族心理和重義輕利、尊公蔑私、貴理賤欲的價值觀念,形成了一套以儒學倫理性為主要特征的中華文化。

儒學被武帝立為指導思想後,隨著帝國時代的興盛而繁榮,隨其衰落而削弱,貫穿中國兩千多年曆史,影響時間之長和覆蓋之廣在全世界是無可比擬的。

儒家思想滲透到中國哲學、史學、文學、藝術、語言文字、文獻學、考據學各個領域,同時和政治、教育、倫理、宗教也產生了密切的關係。

如果不了解儒家思想,就不能真正地了解中國傳統文化。

從漢代開始,曆代學校教育,選拔人才均以儒家經學作標準和主要內容,使儒學思想成為帝國時代統治的精神主體,儒家原則成為帝國時代社會生活和道德觀念的基本準則。

由於儒家思想的權威性,其中宣揚的積極成分促進了中華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形成。

但其負麵影響也同樣不容忽視。

它要求人們死讀經書,不注重創造、革新,對中國近代的愚昧落後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這一點,外國人的看法,似乎比我們自己要更敏銳些。

例如早在兩個世紀以前,西方學者便曾指出,儒家主張的政治、文化大一統,使人們的思想不能自由發展(休謨說)。

再如20世紀西方研究者也曾指出,儒學崇拜傳統和墨守成規,使中國思想缺乏獨立性和創造性,而這正是一切科學和思想進步所必需的;中國傳統精神對人評價是看德行而不重知識,從而使知識失去了其獨立性和價值,隻是為封建倫理服務,也使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出人頭地的唯一出路就是死讀經書,以求升官發財(韋爾斯說)。

應該看到,尊儒所產生的深遠影響,差不多都具有這樣的正、負兩麵性。

如董仲舒係統論述的“三綱五常”概念,雖然在一定意義上穩定了家庭秩序,增強了信、守的道德規範,但是其僵化的模式卻造就了一批忠臣孝子、烈女節婦,抹殺人的本性,成為帝國倫理的犧牲品。

西漢時民風本很淳樸,男女可以結伴同行,同席飲酒,十分自然。

婚姻可以改嫁、再嫁,並不主張“嫁雞隨雞,嫁狗隨狗”。

獨尊儒術後,帝國統治者發展了董仲舒的“三綱五常”,降低了婦女的地位,使她們變成丈夫的附屬品。

她們在封建夫權壓抑下過著戰戰兢兢的日子,數不清的人間悲劇一代代上演著。

在政治上,董仲舒總結秦重法輕德而失天下的教訓,提醒武帝王道核心應是以德治國,要求統治者廣施仁義,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他主張“君主民本”,把民眾當做國家的根本,“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為了限製君主權力,董仲舒又創造了“天譴說”,表明君權雖然神授,但如果不尊王道,最終會被天懲罰,實行朝代更迭。

這種思想使君王減輕對人民的壓迫,對自己縱權行為有所收斂,對人民生活安定、社會發展有積極效果。

公羊派儒家思想核心是“大一統”概念,它幫助武帝鏟除了郡國勢力,加強了中央集權。

“大一統”思想被曆代統治者積極倡導,從長遠來看,對民族融合與友好相處有積極意義。

《漢書·終軍傳》記載:“天下為一,萬裏同風。”“大一統”概念促進了民族共同意識的產生,從此“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史記》把我國古代祖先追溯到黃帝,把中原地區和周邊匈奴及各少數民族統稱為華夏民族,互為兄弟,正是這種九九歸一的民族愛國心,一直到今天還牽動著億萬海外赤子之心。

儒家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不僅對中國本土的文化構成、政治經濟生活、倫理道德、思維方式、風俗習慣、生活方式等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流傳到世界各地,尤其在東亞地區的影響十分廣泛,成為他們思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逐步形成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東方文化圈”。

日本於513年,聖德太子設五經學,擴大儒學傳播。604年,他又製定了憲法十七條,多以儒家思想為指導。

日本政府不斷派學者到中國學習儒學,並帶回去許多經書。

儒家思想一定程度地滲透到日本民眾的行為、思維、習俗、信仰、觀念等多個方麵,它在今天的日本仍然發揮著影響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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