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太學與郡國學
一、公孫弘奏議董仲舒
在其《對策》中說：“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
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
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
興太學，置明師使尊儒進程具體化。
利用學校教育來傳播統治階級的思想，董仲舒是首創者，而真正具體實施這項計劃的是丞相公孫弘。
公孫弘是淄川薛邑（今山東青州北）人，家境貧寒，年輕時在海邊養豬為生。
四十多歲才開始學習《春秋》，後來又研究當時非常流行的《公羊春秋》。
花甲之年，以賢良征為博士，出使匈奴，不合天子意，旋病免。
不久，又以賢良征，對策第一，複拜為博士。
他是武帝時著名的儒官之一，生活儉樸，諳於世故，為人謙虛謹慎。
全國各地賢士多去投奔他，口碑極好。
公孫弘曆任左內史、禦史大夫，終於拜相封侯。
他以賢良對策的儒生身份一躍成為丞相，確實讓讀書人羨慕。
於是許多人以他為楷模，努力研習經書，希望有朝一日也能拜官封爵。
公孫弘以布衣入相，沒有任何政治背景，所以為人處世更是八麵玲瓏。
麵對武帝不斷集權於自己手中，他表現出軟弱服從的樣子。
公孫弘經常以“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來迎合武帝，主動要求加強皇權，削弱臣權。
廷奏時也總是唯唯諾諾，不敢爭辯，和敢於直諫的都尉汲黯形成鮮明對比。
公孫弘身世微不足道，學術上不能和董仲舒相比，但他善於“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而平步青雲，位列三公。
他執政期間實行的吏治和太學對漢朝政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元朔五年（前１２４），公孫弘和太常孔臧、博士平等共同上奏：
聽說三代的製度，鄉裏有教育機構，夏代叫“校”，商代叫“序”，周代叫“庠”。
勸勉人們為善，讓他們在朝廷顯名；征戒作惡的人，給他們施加刑罰。
所以教化的推行，樹立榜樣從京師開始，由內到外。
如今陛下昭顯最高德行，開啟大明，匹配天地，推本人倫，勸勉從學，修習禮儀，推崇教化獎勵賢才，以此風化四方，這是太平政治的根本。
以往政理教化未能諧合，禮製不完備，請求利用原有機構而重新振興。
為博士官設置弟子五十人，免除他們的徭役賦稅。
太常選擇十八歲以上，儀表端正的人，充任博士弟子。
各郡、國、縣、道、邑有愛好文學，尊敬長上，嚴守政令教化，和順鄉裏，而名副其實的人，由縣令、國相、縣長、縣丞上報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謹慎考察認為可以的人，當隨上計吏一同赴京師太常那裏報到，可以像博士弟子一樣參加學習。
一年後就都參加考試，能通曉一門經書以上的，可以遞補文學掌故的缺位；其中優秀可以擔任郎中的，由太掌造冊上奏。
如果有才能特別突出的異等人才，就把名字上報。
那些不好好學習或者才能低下的人，以及不能通曉一種經書的人，就開除他。
而那些推薦了不合格弟子的人要受處罰。這可以說是確立西漢官方經學教育的綱領性文件。
繼董仲舒興太學建議後，公孫弘進一步把它完善、具體化了。
明確了生源、師責、考法和分配等各方麵規定，從而建立了我國教育史上第一所有完備規章製度、史實可考的官學校。
它自創建到清末，曆代最高學府多被稱為太學，其意義深遠是不難想象的。
公孫弘奏議中指出辦太學目的是為了興教化，實質上是把儒學推廣到全國，使讀書人把儒家經典作為學習內容，自漢至清末未有改觀。
從某一方麵講，它禁錮了人們的思想，使其成為隻知向上爬、頭腦簡單的利祿小人。
二、太學與太學生
武帝建元年間設五經博士時並未立弟子，到元朔五年（前１２４），由丞相公孫弘奏議，才產生了博士弟子課試的製度。
由於博士學習的地方叫太學，所以把博士弟子稱為太學生。
漢代太學的建立標誌著我國帝國時代官立大學製度的確立。
漢朝掌管文教的官員為太常，居九卿首位，原名奉常，是秦官名，景帝時改為太常。
太學的教師稱博士，《後漢書·百官誌》記載其主要職責是“掌教弟子”，同時“國有疑事”要“掌承問對”，即參加議政。
另外，博士還有“奉使”及巡視地方政教等項工作。
眾博士之上設首席長官仆射，總領太學事務。
仆射由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之人擔當，是後代大學校長的前身。
西漢博士多由熟讀經書的名流擔任，采用征拜或舉薦的方式選拔，也有諸科始進或他官遷任的。
博士要求德才兼備，學識淵博，能夠“明於古今”，“通達國體”。
漢代太學素有“嚴於擇師”的傳統，所以經過嚴格挑選後的博士多是為人師表、修養高深的儒學大師。
太學生的補選主要有兩種渠道：一是由太常直接選送；二是由郡國縣道邑選送。
另外也有通過考試和按“父任”入學的。
雖然公孫弘擬定太學生為十八歲青年，可實際上既有六十歲以上的白首翁，也有十二歲的“任賢童”。
太學生畢業後，能通一藝以上者，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
其不事學若不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
說明太學生的級別不高，那些學而無成，空手而歸的大有人在。
武帝時的太學創造了“密封”試卷的考試法，叫“射策法”。
“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
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
射之言投射也”。
可見這是一種抽簽式的考試，一年進行一次。
武帝立的是儒家“五經博士”，教學內容當然以講經學為主。
經學大師在專門的學堂講學，弟子在台下聽教誨，遇到有名儒授課，更是濟濟一堂，頗有學術氣氛。
西漢時紙未普及，帛貴難以承擔，主要使用簡牘。
簡牘書寫速度慢，不易出版，所以大師學說師師相傳，遵循一定的家法和師法。
由於沒有統一的教材和規範師法、家法的標準，紛爭迭起，連年不已，給太學生的學習造成了一定的混亂。
漢代太學除經師講學外，學生有充裕時間自學。
學校提倡太學生自由研討學問和向社會名流學者求教。
先秦遊學的風尚依然流行。
漢代太學鼓勵自學，允許自由討論，不但為當時造就了一批學識淵博、有研究能力的人才，而且對今天大學生的教育工作也有借鑒意義。
漢代太學是一種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的官學。
它的創建代表了漢朝興盛時期的文明。
武帝強調中央集權，全國統一。
太學給漢朝政府培養了大批用儒家大一統思想來治國的儒生，解決了人才的蓄給，鞏固了漢武帝的政權。
從某種角度看，博士弟子課試實質是試學僮之製的擴大和演變。
它進一步將培養人才和選拔人才結合起來，開創了後世選舉與教育相結合的先河。
漢·
講學圖漢武帝建立太學，以官祿為誘餌，來實現獨尊儒術的目標，用心可謂深遠。
從此後，研讀儒家經學，作為當官的敲門磚一時蔚然成風，使漢代選補官吏進一步儒術化。
所以《漢書·儒林傳》說：“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班固同時總結：“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三、郡國學的設置武帝時，蜀郡守是一個叫文翁的人，他十分尊崇儒家的仁政之說，重視教化。
可是他管轄的地方很偏遠，多是少數民族，有許多陋習，“蠻夷風”盛行。
文翁決定用儒家之說來施行教化。
首先他從縣郡小吏中選出一批聰明伶俐、有文學修養的優秀之材，親自飭厲之後，派往京師學習儒經和律令。
學成歸蜀，作為老師再教授當地人文明習俗。
同時，文翁又在成都市創設官立學府，謂之“學官”，招收當地人做門徒，免除他們的徭役，使之安心學習。
學成之後，成績顯著的委以重任。
為了鼓勵學生積極上進，文翁還創製了許多獎勵進學的方法。
郡國學辦得有聲有色，取得了很廣泛的社會影響。
蜀守文翁可以說是郡國學的倡導者。
文翁辦學的事情傳到武帝耳朵裏，立刻得到賞識，認為是一個可以推廣的好方法，於是詔令全國：“郡國皆立學校官。”
這樣一來，作為按朝廷統一命令設置的帝國時代的地方官學就產生了。
漢代的郡國學是以行政區劃“郡”、“國”為範圍的地方官學，按級別分為學、校、庠、序。
其中學和校程度相當，有經師之設；庠和序類似，有《孝經》師之設，比學校低一個級別。
漢代因為沒有設置專門管理教育的行政機構，所以郡國學隸屬於當地行政部門。
許多郡守自己當老師講課授業。
漢代的郡文學有可能為兼管地方文教長官，這一製度一直延續到三國時期。
清代學者黃本驥認為西漢的郡文學相當於後代的府儒學教授，官居校、學經師之上。
郡國學以宣傳儒家教化為目的，郡國學成為統治者推行教化的基地。
郡國學、校、庠、序都致力於教化百姓，學校祭拜孔子的禮節就是由此開始的。
一些郡守曾令文學、校官、諸生演習禮容來引導地方禮儀。
為了加強教學效果，一些郡守延請名儒來授課，讓學生聽到最正宗的講義。
雖然武帝時期創立的郡國學尚屬初級階段，但它執經教義，推行儒家文化收到很好的效果。
太學和郡國學的建立，標誌著我國帝國時代官學在武帝時已形成體製，分中央和地方兩部分，庠序、學校、太學由低到高三個等級。
董仲舒建議的三大文教政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興太學，置明師；重選舉，廣取士，在武帝手中一一實現，創建了一套以儒家經學為內容，政教合一，通過考試選官的教育製度。
先秦儒家理想的學製模式由武帝時代的儒生變為現實。
漢代太學、書館（或家館）、鄉塾和精舍（或精廬）的教學方法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他們許多教學管理製度和教課方式被曆代所沿用。
在其《對策》中說：“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
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
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
興太學，置明師使尊儒進程具體化。
利用學校教育來傳播統治階級的思想，董仲舒是首創者，而真正具體實施這項計劃的是丞相公孫弘。
公孫弘是淄川薛邑（今山東青州北）人，家境貧寒，年輕時在海邊養豬為生。
四十多歲才開始學習《春秋》，後來又研究當時非常流行的《公羊春秋》。
花甲之年，以賢良征為博士，出使匈奴，不合天子意，旋病免。
不久，又以賢良征，對策第一，複拜為博士。
他是武帝時著名的儒官之一，生活儉樸，諳於世故，為人謙虛謹慎。
全國各地賢士多去投奔他，口碑極好。
公孫弘曆任左內史、禦史大夫，終於拜相封侯。
他以賢良對策的儒生身份一躍成為丞相，確實讓讀書人羨慕。
於是許多人以他為楷模，努力研習經書，希望有朝一日也能拜官封爵。
公孫弘以布衣入相，沒有任何政治背景，所以為人處世更是八麵玲瓏。
麵對武帝不斷集權於自己手中，他表現出軟弱服從的樣子。
公孫弘經常以“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來迎合武帝，主動要求加強皇權，削弱臣權。
廷奏時也總是唯唯諾諾，不敢爭辯，和敢於直諫的都尉汲黯形成鮮明對比。
公孫弘身世微不足道，學術上不能和董仲舒相比，但他善於“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而平步青雲，位列三公。
他執政期間實行的吏治和太學對漢朝政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元朔五年（前１２４），公孫弘和太常孔臧、博士平等共同上奏：
聽說三代的製度，鄉裏有教育機構，夏代叫“校”，商代叫“序”，周代叫“庠”。
勸勉人們為善，讓他們在朝廷顯名；征戒作惡的人，給他們施加刑罰。
所以教化的推行，樹立榜樣從京師開始，由內到外。
如今陛下昭顯最高德行，開啟大明，匹配天地，推本人倫，勸勉從學，修習禮儀，推崇教化獎勵賢才，以此風化四方，這是太平政治的根本。
以往政理教化未能諧合，禮製不完備，請求利用原有機構而重新振興。
為博士官設置弟子五十人，免除他們的徭役賦稅。
太常選擇十八歲以上，儀表端正的人，充任博士弟子。
各郡、國、縣、道、邑有愛好文學，尊敬長上，嚴守政令教化，和順鄉裏，而名副其實的人，由縣令、國相、縣長、縣丞上報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謹慎考察認為可以的人，當隨上計吏一同赴京師太常那裏報到，可以像博士弟子一樣參加學習。
一年後就都參加考試，能通曉一門經書以上的，可以遞補文學掌故的缺位；其中優秀可以擔任郎中的，由太掌造冊上奏。
如果有才能特別突出的異等人才，就把名字上報。
那些不好好學習或者才能低下的人，以及不能通曉一種經書的人，就開除他。
而那些推薦了不合格弟子的人要受處罰。這可以說是確立西漢官方經學教育的綱領性文件。
繼董仲舒興太學建議後，公孫弘進一步把它完善、具體化了。
明確了生源、師責、考法和分配等各方麵規定，從而建立了我國教育史上第一所有完備規章製度、史實可考的官學校。
它自創建到清末，曆代最高學府多被稱為太學，其意義深遠是不難想象的。
公孫弘奏議中指出辦太學目的是為了興教化，實質上是把儒學推廣到全國，使讀書人把儒家經典作為學習內容，自漢至清末未有改觀。
從某一方麵講，它禁錮了人們的思想，使其成為隻知向上爬、頭腦簡單的利祿小人。
二、太學與太學生
武帝建元年間設五經博士時並未立弟子，到元朔五年（前１２４），由丞相公孫弘奏議，才產生了博士弟子課試的製度。
由於博士學習的地方叫太學，所以把博士弟子稱為太學生。
漢代太學的建立標誌著我國帝國時代官立大學製度的確立。
漢朝掌管文教的官員為太常，居九卿首位，原名奉常，是秦官名，景帝時改為太常。
太學的教師稱博士，《後漢書·百官誌》記載其主要職責是“掌教弟子”，同時“國有疑事”要“掌承問對”，即參加議政。
另外，博士還有“奉使”及巡視地方政教等項工作。
眾博士之上設首席長官仆射，總領太學事務。
仆射由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之人擔當，是後代大學校長的前身。
西漢博士多由熟讀經書的名流擔任，采用征拜或舉薦的方式選拔，也有諸科始進或他官遷任的。
博士要求德才兼備，學識淵博，能夠“明於古今”，“通達國體”。
漢代太學素有“嚴於擇師”的傳統，所以經過嚴格挑選後的博士多是為人師表、修養高深的儒學大師。
太學生的補選主要有兩種渠道：一是由太常直接選送；二是由郡國縣道邑選送。
另外也有通過考試和按“父任”入學的。
雖然公孫弘擬定太學生為十八歲青年，可實際上既有六十歲以上的白首翁，也有十二歲的“任賢童”。
太學生畢業後，能通一藝以上者，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
其不事學若不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
說明太學生的級別不高，那些學而無成，空手而歸的大有人在。
武帝時的太學創造了“密封”試卷的考試法，叫“射策法”。
“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
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
射之言投射也”。
可見這是一種抽簽式的考試，一年進行一次。
武帝立的是儒家“五經博士”，教學內容當然以講經學為主。
經學大師在專門的學堂講學，弟子在台下聽教誨，遇到有名儒授課，更是濟濟一堂，頗有學術氣氛。
西漢時紙未普及，帛貴難以承擔，主要使用簡牘。
簡牘書寫速度慢，不易出版，所以大師學說師師相傳，遵循一定的家法和師法。
由於沒有統一的教材和規範師法、家法的標準，紛爭迭起，連年不已，給太學生的學習造成了一定的混亂。
漢代太學除經師講學外，學生有充裕時間自學。
學校提倡太學生自由研討學問和向社會名流學者求教。
先秦遊學的風尚依然流行。
漢代太學鼓勵自學，允許自由討論，不但為當時造就了一批學識淵博、有研究能力的人才，而且對今天大學生的教育工作也有借鑒意義。
漢代太學是一種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的官學。
它的創建代表了漢朝興盛時期的文明。
武帝強調中央集權，全國統一。
太學給漢朝政府培養了大批用儒家大一統思想來治國的儒生，解決了人才的蓄給，鞏固了漢武帝的政權。
從某種角度看，博士弟子課試實質是試學僮之製的擴大和演變。
它進一步將培養人才和選拔人才結合起來，開創了後世選舉與教育相結合的先河。
漢·
講學圖漢武帝建立太學，以官祿為誘餌，來實現獨尊儒術的目標，用心可謂深遠。
從此後，研讀儒家經學，作為當官的敲門磚一時蔚然成風，使漢代選補官吏進一步儒術化。
所以《漢書·儒林傳》說：“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班固同時總結：“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三、郡國學的設置武帝時，蜀郡守是一個叫文翁的人，他十分尊崇儒家的仁政之說，重視教化。
可是他管轄的地方很偏遠，多是少數民族，有許多陋習，“蠻夷風”盛行。
文翁決定用儒家之說來施行教化。
首先他從縣郡小吏中選出一批聰明伶俐、有文學修養的優秀之材，親自飭厲之後，派往京師學習儒經和律令。
學成歸蜀，作為老師再教授當地人文明習俗。
同時，文翁又在成都市創設官立學府，謂之“學官”，招收當地人做門徒，免除他們的徭役，使之安心學習。
學成之後，成績顯著的委以重任。
為了鼓勵學生積極上進，文翁還創製了許多獎勵進學的方法。
郡國學辦得有聲有色，取得了很廣泛的社會影響。
蜀守文翁可以說是郡國學的倡導者。
文翁辦學的事情傳到武帝耳朵裏，立刻得到賞識，認為是一個可以推廣的好方法，於是詔令全國：“郡國皆立學校官。”
這樣一來，作為按朝廷統一命令設置的帝國時代的地方官學就產生了。
漢代的郡國學是以行政區劃“郡”、“國”為範圍的地方官學，按級別分為學、校、庠、序。
其中學和校程度相當，有經師之設；庠和序類似，有《孝經》師之設，比學校低一個級別。
漢代因為沒有設置專門管理教育的行政機構，所以郡國學隸屬於當地行政部門。
許多郡守自己當老師講課授業。
漢代的郡文學有可能為兼管地方文教長官，這一製度一直延續到三國時期。
清代學者黃本驥認為西漢的郡文學相當於後代的府儒學教授，官居校、學經師之上。
郡國學以宣傳儒家教化為目的，郡國學成為統治者推行教化的基地。
郡國學、校、庠、序都致力於教化百姓，學校祭拜孔子的禮節就是由此開始的。
一些郡守曾令文學、校官、諸生演習禮容來引導地方禮儀。
為了加強教學效果，一些郡守延請名儒來授課，讓學生聽到最正宗的講義。
雖然武帝時期創立的郡國學尚屬初級階段，但它執經教義，推行儒家文化收到很好的效果。
太學和郡國學的建立，標誌著我國帝國時代官學在武帝時已形成體製，分中央和地方兩部分，庠序、學校、太學由低到高三個等級。
董仲舒建議的三大文教政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興太學，置明師；重選舉，廣取士，在武帝手中一一實現，創建了一套以儒家經學為內容，政教合一，通過考試選官的教育製度。
先秦儒家理想的學製模式由武帝時代的儒生變為現實。
漢代太學、書館（或家館）、鄉塾和精舍（或精廬）的教學方法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他們許多教學管理製度和教課方式被曆代所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