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皇家禮儀

3.經筵、視學禮儀

3.1 人所以能區別於禽獸，最主要的標誌就在於人可以教化。通過教化，人可以揚棄原始的生命形式而達到自我意識的覺醒，自覺地認識到人的崇高尊嚴，從蒙昧向文明升華。因此，《國語·晉語》引用欒共子的話說：人生在世，要立於人世之間，必須有父母的生養，老師的教化。不如此，那麽就無以為“人”。因此，即使古代的聖王，也不能沒有老師。傳說中的黃帝的老師是大堯，堯的老師是子州支父，舜的老師是許由，禹的老師是大成贄。而正史也曾記載，商湯以伊尹為老師，文王以呂尚為老師，齊桓公以管仲為老師，晉文公以狐偃為老師，齊威王以孫臏為老師，東漢明帝以大儒桓榮為老師。這些帝王對待自己的老師都禮遇有加。如漢明帝的老師桓榮，年過八十，明帝還不允許他退休。一次明帝駕臨太常官署，召集百官和桓榮的學生數百人，請桓榮坐在西首麵東的客位，為他擺設好老年人用的幾案、手杖，明帝親自捧書求教。學生中有人向明帝求教經書中的疑難問題，明帝謙遜地說：“大師在這裏，怎麽輪得到我來解答呢？”桓榮病重，明帝親自去探病，為表示對老師的尊重，他剛走進桓榮所居的裏巷，就下車步行。桓榮死後，明帝還換了素衣，臨喪送葬。

宋代以後，為了培養皇帝研究經史、治國理政的能力，朝廷特設了禦前講席“經筵”。經，指經書。筵，本義為竹席，後引申為坐席之義。經筵之名始於北宋，但漢唐已有萌芽，到北宋正式形成製度。設經筵的主要目的是延請名儒、飽學之士為皇帝講解儒學義理，灌輸治國之道、安民之策。宋朝規定：每年春季二月至端午節，秋季八月至冬至節為講期，名稱春講、秋講，由講官輪流入侍進講。宋明諸儒與統治者對經筵頗為重視，故有“君德成就責經筵”的說法。清以前，內閣大臣一般不兼任經筵講官。從順治九年（1652）起，開始以大學士知經筵事，以尚書、左都禦史、大理卿等二人侍講，進講儀式是：先設禦案、講官案，放置好講章及進講副本，左放《四書》，右放《詩經》。屆時皇帝禦文華殿，講官等對皇帝行三跪九叩禮，鳴選官宣布“進講”，講官就先後在講席就座進講。進講完畢，皇帝發表禦論，各官跪聽，行禮。經筵結束後，皇帝親臨文淵閣，賜講官座、賜茶，又在本仁殿賜宴。宴後，講官謝恩。清康熙十年（1671），康熙大帝認為：經筵僅在春、秋兩季舉行，間隔太久。於是，下令由翰林院延請飽學大臣與士人每天在弘德殿進講，冬至、夏至前一天輟講，稱“日講”。乾隆十四年（1749），因為“日講”隻進呈經史，漸成具文，無實際效用，就諭令停止進行。鹹豐時，應曾國藩的請求，朝廷恢複日講舊典，由翰林院、詹事府諸臣輪流進講，皇帝親自出題，臣僚撰寫講義，分日進呈皇帝禦覽。同治、光緒時，仍依此例。隨著清王朝的覆沒，這種禦前講座也就壽終正寢，灰飛煙滅了。

3.2 玉石不經過雕琢就不能變成玉器，人不經過學習就不會明白道理。因此，中國古代的所謂英君明主，在立國建邦，君臨百姓時，都以立教立學為先務。希圖通過教化，確立一種尊卑有異、長幼有序、親疏有漸、貧富有別的社會秩序和人倫關係，以此來保持穩定的社會結構和等級秩序，使上下相固，國祚永存。因此，他們不但要在朝廷設立禦前講座，而且在中央及地方設置了各級各類各不相同的學校，用來傳授禮儀及儒家義理，替他們培養各類“教化”人員。

相傳夏商時便有被稱為“庠”、“序”一類的學校，據說這些早期學校，既是供族眾鄉民集會、議事與娛樂的場所，又是幼童接受師長的教誨訓誡，學習成人生活與知識技藝的地方。到西周時，學校便發展為“國學”與“鄉學”兩大係統，而“國學”又分為“大學”與“小學”兩個不同等級。大學指天子所設的辟雍與諸侯所設的泮宮，小學指宮廷貴胄小學和郊區貴族子弟小學。而“鄉學”按閭、黨、州、鄉設置塾、庠、序、校。當時學子所習內容包括禮、樂、射、禦、書、數等所謂的“六藝”。其中“大學”最受重視，大學的學生主要由十五歲以上的貴族胄子組成，即《尚書大傳》所列舉的“王太子、王子、群後之子以至卿大夫、元士之嫡子”一類人物。據《禮記·學記》記載，周代的太學有一整套較為完備的禮儀倫理規定：太學開學時，太學負責人要身穿皮弁服，用芹澡祭先師，以此來表示對道藝的崇敬。演唱《詩經·小雅》中的《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首詩歌，作為開學初的教育。入學後，太學負責人擊鼓召集學生，打開書篋，出示書籍等東西，使學生們能以謙遜、恭順的態度對待學業。用夏、楚這兩種木製的撲打學生的刑具來警戒、鞭策學生，使學生有所畏懼，能夠自覺地約束他們的威儀。夏天不舉行追祭始祖禮儀時，天子不到太學視察，使學生們情緒悠閑，確立誌向。教學時常提示而不講解，使學生們自己能有所得。年幼的學生隻能聽講，不得發問。並製定了嚴格的考校製度：“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誌，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大成”之後，經有關部門選拔出優秀人才，要授予官祿。由此可見，周代的太學不但負有“教化”貴族子弟的責任，而且承擔有為國家儲備人才的義務。因此，天子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去親臨視察。

3.3 春秋以後，社會急劇動蕩，“禮崩樂壞”，學在官府的局麵被打破，“學下私門”。孔孟、叔向、鄧析等興辦私學的人越來越多。然而，曾幾何時，曾稱雄天下的齊國統治者“攬天下諸侯賓客”，“不任職而論國事”，創立了“稷下學宮”，前後曆時一百四十多年，繁盛時學宮達“千有餘人”。這一由政府創辦的講學辯說、傳道授業的場所，在齊威王、齊宣王時達到了鼎盛時期，四方學士匯聚，不治而議論，田齊統治者對其中的優秀人物常常授予“博士”、“學士”稱號，或賜列第為上大夫，也表現出了最高統治者對“禮儀教化”的重視態度。漢武帝時重興太學，至成帝時，太學弟子已至三千人。東漢開國皇帝劉秀，由一介書生變為至高無上的皇帝，自然也知道學校教育的重要性，不但立國不久就下詔修太學，而且在建武五年（29）十月，太學建成後，還親自前往視察。建武十九年（43），劉秀又親臨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桓）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除了洛陽京師太學外，地方郡國也紛紛辦學，班固《東都賦》形容此時的盛況時說“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漢明帝時，皇帝不但經常親臨太學，封經學大師為侯，本人還親自到太學講學。漢順帝時重修太學“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漢質帝本初元年（146），梁太後詔令大將軍以下至六百石官的子弟，全部入太學就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五胡十六國時期，後趙石勒曾“親臨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後秦苻堅“廣修學宮”，“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北魏道武帝初定中原，“便以經術為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孝文帝更是常在清徽堂、苑堂給群臣講經，或親臨皇宗學“親問博士經義”。南朝的宋文帝，不但下令重建國子學，命皇太子到國學講《孝經》，而且還親臨國學策問儒生五十九人，給予獎勵。梁武帝也曾兩次親臨國學策試學生，並明令太子到國學行釋奠禮。唐太宗更是重視學校教育，早在做秦王時，就開文學館，設十八學士。貞觀二年（628）又下詔停周公為先聖，而以仲尼為先聖，顏子為先師，恢複學校中祭孔的儀式。並多次親臨國學，聽祭酒、博士講論，甚至曾與孔穎達辯論曾參與閔子誰孝。此後科舉盛行，學校更受統治者青睞。北宋開國伊始，趙匡胤就在後周國子監原址增修學舍，並“聚生徒講學”。招收包括低級官員在內的寒素子弟學習。明太祖朱元璋依靠儒生出謀劃策，奪取天下，更是深知辦學的重要性。因此，洪武元年（1368）就駕幸太學，行釋奠禮。洪武十五年（1382）又親定視學儀製，並在國子監頒布學規。清初世祖順治皇帝就親臨國子監行釋奠禮，定視學儀，康熙八年（1669）又重頒視學禮儀。因此，曆代皇帝臨雍視學禮儀中，以清代最為完備，也最具代表性。

所謂的臨雍視學禮儀，是指天子親臨辟雍視察時舉行的禮儀。雍，本係沼池，《詩·頌·振鷺》：“振鷺於飛，於彼西雍”，毛注“雍，澤也”。周天子設射宮於王城南郊，周圍為水澤環繞，外圍有森林包圍，故稱之為雍，或辟雍。辟雍是周初太學的別稱，即中央政府設立的最高學府，漢代以後，以傳授儒學經義，培養政府官員為主要任務。如前所述，中國古代的多數帝王，為了顯示自己對儒學的尊重以及對禮儀教化的重視，都要定期或不定期地視察太學。為了使帝王的視察活動能合於禮儀，服務於教化，曆代都要在帝王視學時舉行一定的禮儀。各代所行禮儀並不完全相同，但總的來說，社會越發展，禮儀形式越完備。因此，清代的視學禮儀堪稱中國古代最完備、最具代表性的禮儀。在此，以清代禮儀為線索，對中國古代的帝王視學禮儀作一概述。

（1）視學前，內閣或其他有關部門草擬有關儒學經典的講章或禮儀規範進呈皇帝禦覽，請皇帝裁定。

（2）視學前一日，皇帝在宮中齋戒，陪同視學、釋奠的王公大臣在府第齋戒。

（3）視學日，太學祭酒、司業等率領學生清晨即起灑掃廳堂。衍聖公、五經博士、聖賢後裔、官學師生、進士、舉人等身穿禮服，前往觀禮。

（4）太學祭酒會同有關部門官員在彝倫堂或辟雍殿內設黃幄禦座，座前擺放禦案，左右兩旁設置講案。按禮製規定，中國古代君主不以對待臣下的態度來對待臣下有兩種情況：一是當臣做屍的時候，一是當臣做君主老師的時候。因此太學學規規定，大臣即使給天子授課，也不麵北居臣位。所以，不但在經筵禦講時主講者不麵北稱臣，而且在皇帝視察太學時，講案也隻能設在皇帝禦案的左右兩旁，而不設在麵北的位置。然後由祭酒將講章、進講副本按照《書》左、《經》右的要求，分別放置到左右兩旁的講案上。

（5）皇帝身穿禮服，在儀仗、護衛的導從下，乘禦輿前往太學。太學祭酒、司業率領官學諸生跪在成賢街左邊迎接禦駕。皇帝到達國學，在彝倫堂前的黃幄禦座上休息時，有關官員要在大成殿為皇帝安排好拜褥，然後禮部官員引導皇帝由大成中門進入大成殿，並從中間的台階登上大殿，來到設有至聖先師孔老夫子的牌位前，麵北而立。王公大臣等陪祀官員，跟隨在皇帝後麵，從左右二門進入大成殿，從左右兩邊的台階登上大殿，麵北排列在皇帝左右兩邊。典儀、唱樂、舞生等辦事人員各就各位。典儀高唱：奏樂。樂隊開始演奏《迎神樂》。通讚官高喊：跪！叩頭！興！皇帝對著孔子的牌位行二跪六叩頭禮，其餘陪禮官員也隨之行禮。禮畢，樂隊停止奏樂。典儀高唱：行釋奠禮！樂隊奏樂。獻帛官跪在皇帝右邊，捧著帛恭敬地進獻給皇帝，皇帝站著接過帛，然後麵對至聖先師牌位，拱手行獻帛禮。禮畢交給獻帛官，獻帛官跪著接過帛，站起身來到先師牌位前，將帛獻於先師牌位前。然後，獻爵官跪到皇帝右邊，捧著爵恭敬地進獻給皇帝，皇帝站著接過爵，然後麵對至聖先師牌位，拱手行獻爵禮。禮畢交給獻爵官，獻爵官跪著接過爵，站起身來到先師牌位前，將爵獻於先師牌位前。接著，東西四配、兩廊十哲分獻官九員，按次序向四配、十哲獻爵、釋奠。獻爵結束，樂隊停止奏樂，獻官各歸原位。典儀高唱：送神！樂隊奏送神樂，皇帝與陪祀王公大臣再向至聖先師行二跪六叩頭禮。禮畢，典儀高唱：捧帛恭送燎爐！獻帛官來到至聖先師孔子牌位前，一跪三叩頭捧帛由大成殿中門出，把帛送入燎爐內。讚引官啟奏皇帝禮畢。導引皇帝由大成殿中門出，樂隊停止奏樂。

（6）皇帝來到彝倫堂前的黃幄內更換袞冕服，諸王站在大成殿門前等候。陪祀官員及衍聖公、五經博士等先期進入彝倫堂，在堂階下東西分班按次序站立。祭酒、司業率領太學其他職員與學生一起在太學門內階下，東西分班，按次序站立。一切準備就緒，禮部堂官奏請皇帝幸彝倫堂。皇帝出黃幄，來到太學門外，乘輦再進入太學門，諸王在後隨行，文武官員與太學生都跪著迎候聖駕。皇帝經過後，他們才能起立。皇帝到達彝倫堂後，升坐禦座。諸王站立台階之上，文武官員、衍聖公、五經博士、太學祭酒、學官、學生東西分班，侍立在台階下，向皇帝行三跪九叩頭禮。禮畢，皇帝賜座。

（7）諸王叩頭謝座，文武官員、衍聖公由左右門入堂，叩頭謝座。然後由太常或鴻臚寺官員高唱：進講。太學祭酒、司業由左右門入堂，麵北而立。皇帝賜座，祭酒、司業叩頭謝座。祭酒麵西就座於東講案後，司業麵東就座於西講案後，然後依次宣講。有的朝代則先請皇帝宣講，如唐太宗李世民、漢明帝、北魏孝文帝都曾親臨太學講學。五經博士、學官、學生等都拱手站在堂內聽講。講畢，群臣與太學生跪著聽皇帝訓示。有的皇帝則向講官問難、辯疑。如甘露元年（265），魏帝曹髦幸太學，曾向博士淳於俊問難《周易》。又《舊唐書·禮儀誌》載，貞觀十六年（642），唐太宗幸太學聽完祭酒孔穎達講《孝經》後，向孔穎達問難說：孔子的弟子中，曾子和閔子都以大孝著稱，現在為什麽隻講曾子的孝道而不講閔子的孝道呢？孔穎達回答說：曾子在孝道方麵可以稱得上是登峰造極了，故我要宣講曾子的孝道。太宗反駁說：我曾聽人說《孔子家語》有這樣的記載，一次曾參之父曾皙讓曾參鋤瓜，曾參鋤斷了瓜蔓，其父大怒，就用大木棍打他的背，曾參被打倒在地，過了一會兒才蘇醒。孔子聽說這件事後，對他的門徒說，一會兒曾參來了別讓他進來。曾參求教老夫子為何如此。孔子訓誡他說，舜侍奉父母時，他的父母讓他常在身邊，並時刻想殺他。舜既善事父母，又隻受父母的小責罰，當父母用大木棍打他的時候，他就逃走了。現在你曾參在父親大怒時不逃走，讓他把你打得昏了過去，這是陷他於不義之地，也是你最大的不孝。由此來看，怎能說他比閔子騫更孝呢？孔穎達不能回答。太宗又對隨從官員、學官、學生們說：有些儒生講孝道，但不理解聖人所說的孝的本質，結果總是牽強附會，勞而無功。我認為，所謂的孝就是要善待父母、忠於國君，與朋友以信相處，遇到戰陣能英勇無敵，揚名顯親。

（8）皇帝賜群臣茶，群臣受飲。飲畢，皇帝升輦，樂隊奏樂，皇帝在儀仗導從的護持下離開太學還宮，太學祭酒率領學官、學生跪送皇帝，皇帝行遠後，各自起立，各行其是。

（9）皇帝視學後的第二天，太學祭酒、學官、太學生都要上表感謝皇帝親臨督導的恩德，表明今後要努力從事學業的態度。皇帝賜衍聖公及其他官員在禮部用宴，並賜衍聖公、祭酒、博士、司業、助教等衣物，賜太學生錢各有等差。

曆代帝王為了顯示自己對文化、教育事業的重視，為了倡導教化百姓循規矩、守禮法，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也為了籠絡儒生這個封建社會最重要的官僚後備軍，引導社會輿論為自己的統治服務，都非常重視視察太學、尊孔。有時，為了加強對思想界的控製，有些皇帝還專門召集天下名儒討論儒家經典，並親自裁定經義，如“白虎堂之議”和“石渠閣”之會，即是如此。統治者如果善於引導、利用，就可使太學成為自己的有力工具，如漢武帝、唐太宗等。如果不善於引導，不注重文化、教育事業，就會使太學成為反對自己統治的中心，推翻現行政權的指揮部，如東漢末年的太學“清議”與“黨錮之禍”，明末的“東林黨人”與“複社”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