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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開國奠基開新天，整容換貌天安門
從車裏走下來的是一位英武剛毅的年輕高級指揮官。
當天安門前即將辟為廣場、北京將定為共和國首都的消息傳開後，人們的幹勁更足了。
在天安門城樓下，豎起了一塊大型的“建設人民首都”的橫幅標語。
開國大典上，國旗升降裝置沒有發生任何故障。
500年前的城樓設計者能如此巧妙地利用視覺錯覺原理，鍾靈心裏暗暗稱奇。
老藝人一看設計圖，心裏也驚了一跳：自己幹了幾十年紮燈活兒，也沒見過如此大膽的設計圖。
到了清代順治八年，天安門城樓由承天門改為天安門。
青年女工張連芳毫不猶豫地將自己留了多年的長辮子剪掉，交給畫工配膩子用。
“首都兵團”拱衛天安門
1949年6月初的一天，一輛軍用吉普在北平城裏穿街過巷，最後駛進了中南海周恩來的辦公室門前。
從車裏走下來的是一位英武剛毅的年輕高級指揮官。他就是華北人民解放軍第二十兵團的司令員楊成武將軍。
此時，周恩來正在自己的辦公室裏與華北軍區司令員聶榮臻交談，見楊成武來到，就馬上起身與他握手。
寒暄了幾句後，就言歸正傳。周恩來向他簡要地詢問了部隊的情況。楊成武一一作了回答。緊接著，周恩來開始安排第二十兵團的軍事任務。他說：
“你們二十兵團的任務，就是保衛北平、天津以及所處的渤海灣方向，準備隨時粉碎敵人的襲擊。”
然後，周恩來對二十兵團如何具體部署，一一作了具體的指示。
在談話中，周恩來神情莊重而又興奮地告訴楊成武：
“我們很快就要召開全國政治協商會議，要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和國的首都要定在北平，北平以後叫北京。你們二十兵團的任務，就是保衛人民國家的首都。這任務很光榮，也很重要。”
周恩來還對楊成武談了番建國大計的具體內容。
楊成武心情十分激動，但他抑製住自己的情緒，生怕漏聽了周恩來講的話，並認真記下了周恩來講的每一條指示。
周恩來講完後，聶榮臻又指示說：
“你們要根據中央的指示盡快部署，盡快擬出防禦計劃，然後我們一起再向周副主席作一次詳細匯報。”
聽完了指示，楊成武腦子裏考慮的是如何回去馬上布置。他立即便起身向周恩來和聶榮臻告辭。
離開中南海後，楊成武立即同政委李天煥研究了部隊的具體部署問題，給正駐紮在山西大同的部隊發出了東進的命令。
很快，二十兵團的部隊便進駐到了渤海灣一線，警衛著北平、天津、秦皇島、唐山、塘沽等地。
從此，第二十兵團被人們稱為“首都兵團”。
京城垃圾大清掃
早在天安門被確定為閱兵儀式和開國大典的地點之前，有關部門和人員就已開始對天安門城樓及天安門廣場進行垃圾清理和裝點修飾了。
首先做的一件事是，進行垃圾清掃工作。
剛解放時，北平城市裏有不少地方垃圾堆成了山，北平城成了一個垃圾城。
據有人估計，當時市區存的垃圾達60多萬噸。
令人感到意外和吃驚的是，有不少垃圾是明清兩個朝代遺留下來的，成了“國寶”和垃圾“文物”。有的人還的確從這些垃圾中找到了明清時期的文物。
到了民國時期，垃圾仍像頁岩一樣一層一層地堆積起來。到了後來，城市區再也找不到一塊可供堆放垃圾的場所。於是房頂、街道，甚至天安門廣場，也成了垃圾站。
北平解放後，當軍管會接管人員來到天安門前時，隻見高高的城樓顯得十分破舊，幹枯的雜草在寒風中搖晃著，一群野鴿，不時從城樓上撲啦啦地飛起。通向城樓的石梯，堆積著一層層厚厚的、已經風幹的鴿子糞，人踩上去，一股黴臭味撲鼻而來。
這一派蕭條的景象，顯示出舊皇城和舊北平的衰敗和淒涼。
住在東皇城根的一位居民感歎地說：“我們的房子埋在垃圾裏十幾年了！”
二區有一個叫二龍坑的地方，由於多年堆放垃圾，堆成了二龍山。居民出門要翻過這座垃圾山才能到其他地方去。
垃圾堆積成山，不但阻塞了交通，更是汙染了環境，損害了城市居民的健康。1949年3月，北平市人民政府號召黨、政、軍、民、學、商各界，組成了清運委員會。北平市長葉劍英在清運委員會召開的動員大會上說：“清運工作，即為人民服務。人民政府除了使人民的生活有保障，並且有機會普遍受到教育外，還要保證減少人民的死亡率。”
一場全民大清掃運動開始了。
從1949年3月24日至4月18日，是清掃工作的第一階段，主要進行清戶、清巷。從1949年4月26日至6月30日，為清掃工作的第二個階段，主要清除待運場及大街和重點地區。
清運工作曆經91天，共清除垃圾219280公方，折合重量為201638噸。
完成這麽大的清運任務必須充分發動群眾。成千上萬個青年、學生參加了這一工作。他們用標語、漫畫、電影、家庭訪問、街頭演講等宣傳方式，動員廣大市民參與清運工作。
當天安門前即將辟為廣場、北京將定為共和國首都的消息傳開後，人們的幹勁更足了。在天安門城樓下，堅起了一塊大型的“建設人民首都”的橫幅標語。
幾千名學生自願來到天安門廣場進行義務勞動。他們用鋤頭、鐵鍬，除草勻土，沒有工具的人就動手搬石頭。很快，大大小小的窪坑填平了。
垃圾山一天天小了，最後被完全清掃幹淨了。
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在1949年6月到北平時，還見到天安門廣場上成堆的垃圾。等他在8月底從東北考察回來時，天安門已顯得整齊幹淨了。對此，他大為感歎。
北京市這場清運垃圾的運動，一直延續到1949年底。最後，終於將各市區屋內、房頂、院落、牆角打掃得幹幹淨淨。
北京市民從清運工作中看到了共產黨的偉大，看到了人民政府的精神。他們感慨地說：
“舊社會窮人走路都困難，新社會給我們開了幸福路。”
天安門城樓大“整容”
天安門廣場和城樓的垃圾清掃幹淨後，接之而來的是對城樓的整修。
北平解放時，天安門城樓已年久失修，一派破舊不堪的樣子。朱紅色的牆皮，在大自然神力的侵蝕之下，一片片地脫掉，如同一個全身長滿了爛瘡的病人。瓦縫間長著一簇簇狗尾巴草，門樓堞上叢生著荊棘。
昔日的帝王城樓，變成了淒涼衰敗的廢墟。
天安門在呻吟，盼望著新生。
這一天終於到來了。
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第一屆各界代表會議召開。
到會代表一致通過了修整天安門的決議。
市人民政府責成市建設局提出修整天安門廣場的工程計劃，並要求廣泛征求有關部門的意見。
接到任務後，市建設局的同誌們風風火火地幹起來了。
天安門廣場修整工程必須在9月份完工，以便按時舉行開國大典。
這項修整工程包括：在天安門前東西三座門之間，包括中華路全段在內，清除地麵障礙物，開辟一個能容納16萬人的大廣場；修繕天安門城樓作為主席台，安裝22.5米高的電力控製大旗杆一座；補修瀝青石渣路麵1626平方米。此外，還要進行植樹、種花種草等綠化美化工作。
這項工程工期短、任務急。全市人民都十分關注工程的進展情況。很多人自願來參加義務勞動。
共青團北平市委籌委會在一個周末的下午組織幾千名團員、青年學生參加勞動。廣場上的地麵障礙物很快被清除。
市建設局的工人熱情高漲，幹勁十足。
在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下，在各方麵的密切配合下，市建設局很快完成了一項又一項任務。
一個能容納近20萬人的廣場開辟出來了。
天安門城樓油漆一新。朱紅色的牆壁，在陽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輝。
瀝青石渣路麵鋪好了。
花、草、綠樹種上了。
天安門城樓上的兩幅大標語
在籌備開國大典的日子裏，除了北京市建設局的人員在奔波外，不知還有多少人在為裝飾天安門，準備這個莊嚴而大喜的日子的到來而忙碌著。
1949年9月底，天安門城樓上掛上了兩條用繁體字寫的標語：
“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中央人民政府萬歲！”
這是書法家鍾靈的傑作。
寫標語是鍾靈的特長。早在延安時期，鍾靈的字寫得漂亮已成為人人皆知的事。延安城牆上的標語幾乎都是出自他之手。
這樣一來，鍾靈在延安成了名人。他在家是獨生兒子，抗戰爆發後，瞞著家裏偷偷跑到延安。父母還在大後方國統區，他也沒法往家中寫信。父親猜測他可能同其他一些青年一樣，到延安去了，就寫一封信打聽一下，信封上隻寫“延安中國共產黨收”。鍾靈因在延安很有名氣而幸運地收到了這封家信。
鍾靈從小就喜歡寫字。什麽楷體、宋體、篆書，他都下功夫練過。投奔延安時，他還是一位17歲的電話接線員。在延安，他又愛上了美術字。
進北平城後，鍾靈的特長又得到了發揮。政協一屆會議召開時，懷仁堂前的院子大門、二門和垂花門都是他布置的。
接到在天安門城樓刷標語的任務後，鍾靈心裏更加自豪，決心拿出自己的全部看家本領，在這個莊嚴神聖的地方露一手。
他一步一步地丈量了天安門的尺寸。
標語上每一字都有一間房子那麽大，一個筆畫上躺下一個人後，還有富餘的地方。當時在老解放區已流行簡化字，但北平大多數人還習慣用繁體字。為了照顧到大多數人的習慣，決定天安門上的標語仍用繁體。
鍾靈操起剪子，如同一位做衣服的裁剪師傅，用布剪出宋體字後，讓木工按照一公分等於一米的比例鋸好木板，釘成字盒，外麵裝上一層毛玻璃，裏麵安上電燈泡。標語掛上去，通上電，晚上從遠處也能看得清清楚楚。
然而，兩條標語的字數不相同，如何使之顯得對稱，讓鍾靈頗費了一番腦筋。
他在實際測量過程中，發現天安門的九間門樓並不是一樣寬窄，但在視覺中卻讓人感到左右四間都是對稱的。
500年前的城樓設計者能如此巧妙地利用視覺錯覺原理，鍾靈心裏暗暗稱奇。
實際上，門樓的中間部分最大，四六間稍窄，三七、二八、一九間依次遞減。
鍾靈想，現在兩條標語的字距也需利用視覺錯覺原理進行安排。
可惜的是，畢竟時間太緊，來不及仔細計算。結果兩條標語字距的均勻程度並不非常理想，“政府”兩個字遠遠看上顯得緊促一些。
除了兩條標語外，天安門城樓重簷中間，也就是後來懸掛國徽的地方，掛出了一長溜紅布，上麵書寫“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
這同樣是鍾靈的手跡。
鍾靈感到自己成了時代的幸運兒。
大紅宮燈高高掛上天安門
1949年9月30日，北京城有一家大報這樣報道說：“天安門城樓頂上金碧輝煌，棟梁也粉刷一新，棟梁中間分懸著八個巨大的紅燈。”
實際上，這篇現場報道描寫和敘述得很不夠。
在天安門城樓上，懸吊著的是八盞大紅宮燈，每一盞都至少需要三個大人環抱才能摟抱過來，每盞宮燈在隨風飄蕩的黃色流蘇的襯映下，顯得更加紅火。
人們很難想到，這八盞宮燈的設計竟出自兩位日本美術家之手。
天安門國慶工程指揮部把城樓的布置裝飾任務交給了華北軍區政治部宣傳部。
宣傳部長張致祥親自到天安門考察了一番，又把這項任務的設計工作交給了華北軍區政治部文工團的舞美隊。
這個文工團的前身是晉察冀軍區的抗敵劇社，建國後改名為戰友文工團。
當舞美隊長蘇凡從張致祥部長那裏領到任務時，距開國大典隻有20來天的時間了。張致祥感到時間緊，問蘇凡有什麽困難。蘇凡顯得不慌不忙，似乎早有準備，成竹在胸。蘇凡不是盲目樂觀，原來他手下有兩個“才子”。他們都是日本人，一個叫肖野，年紀40開外，一個叫森茂，才30掛零。
他們兩人都是日本美術專科學校畢業的學生。
肖野因是左翼美術作家，30年代日本法西斯統治日益猖獗的時候，受到迫害，被迫逃到中國避難。他先在北平日偽滿電影公司找到了一份美工師的工作。不久，他與北平地下黨組織接上關係，通過敵工部分配到張家口人民劇院。這個劇院就是抗敵劇社的公開化名。肖野到該劇院後，先後為《子弟兵與老百姓》《絨冠秀》《白毛女》等畫了場景。他為劇本《戰鬥裏成長》所作的舞台美術設計，在思想性和藝術性方麵都達到了相當高的造詣，被同行視為典範。
森茂從學校畢業後，當了日本華北駐屯軍宣傳部的一名兵士。上司讓他負責繪製反共宣傳畫，並準許他看馬克思、毛澤東的書。結果，他被毛澤東的書和共產主義的理論所折服，最後投奔了八路軍。
兩位日本美術家都喜歡繪畫藝術。在八路軍隊伍裏，無論是在冀西小村，還是在冀中大平原，他們走到哪裏畫到哪裏。
正規的美術修養，長期的舞台美術創作實踐，中國農村鄉土風俗潛移默化的熏陶，對他們完成開國大典時天安門城樓上的美術設計，都有重要的影響和作用。
張致祥和蘇凡拿出大皮尺測量著天安門的各種數據，肖野和森茂則忙於構思。為了保證設計的準確性，一些重要數據和尺寸，兩位日本美術家還要親自測量一下。
天安門裏麵的西廂房，變成了肖野和森茂的設計室。各種數據資料都匯聚和堆積在這裏。
很快，兩位日本美術家設計出了20幅各式各樣的繪畫草圖。張致祥把它們連夜親自送到周恩來辦公室。
深夜的燈光下，周恩來那雙炯炯有神的眼睛一眼就看中了八盞太陽般宮燈的設計，眉宇間不由自主地露出了欣賞讚美的表情。
張致祥自然很注意周恩來的神色，現在他心中懸著的一塊石頭落地了。周恩來拿起筆，在設計圖上對一些局部地方略作了些刪改。
他一邊抹去金水橋欄上紮滿彩球的設計，一邊對張致祥說：“把城樓突出表現出來就行了，其他地方不要搞得太花哨。大會會場的設計，一定要保持一種既喜慶歡樂又嚴肅莊重的氣氛。”
最後周恩來要求張致祥在開國大典前兩天就要把八盞大紅宮燈張掛到天安門城樓上。
張致祥領受了新任務，如同在周恩來麵前立下了軍令狀。
宮燈是設計出來了，可是找誰來製作呢？
舞美隊長蘇凡坐著配給張致祥的那輛小轎車，在全市區到處跑，一發現什麽線索，就立即找上門去。可是，誰也沒見過這麽大的宮燈呀，甭說製作了。
幾天跑下來，蘇凡沒有什麽收獲，到處碰壁。
隻剩下10天左右的時間了，張致祥開始慌張起來，急得上火，嘴唇長泡。
肖野得知這一情況後，建議說：“北平城裏過去不是經常製作小宮燈嗎？找一個紮燈藝人來幫忙，我們自己幹。”
張致祥和蘇凡一致讚同肖野的建議，兩人直奔故宮。
故宮裏的管理人員大多是被人民政府留用的，他們很想為開國大典出點什麽力。但一聽說要紮如此大型的宮燈，驚得直吐舌頭，連連搖頭：“從來沒見過如此大的宮燈！”
有人提議此事可求教老藝人。經過查閱故宮那浩繁的清宮檔案史料，發現有一個紮燈老藝人還活著，已經70多歲了。
很幸運，張致祥和蘇凡在西城區豐盛胡同的一座四合院裏，找到了這位老藝人。
老藝人一看設計圖，心裏也驚了一跳：自己幹了幾十年紮燈活兒，也沒見過如此大膽的設計圖。但他並沒推辭，親自跑到天安門城樓上轉了三圈。然後對陪著他的蘇凡說：“這麽大的宮燈我這輩子甭說未做過，就見也沒見過。讓我做可以，不過你們可要答應我一個條件。”
蘇凡見老藝人沒拒絕，心裏已是十分高興。隻要能做成，什麽條件都可答應，便爽快地回答說：“老師傅，你說，什麽條件，我可以答應。”
老藝人沉吟了一下，說：“你們要的這八盞宮燈，我可以找我的徒弟一塊兒來做。但是，這麽大的宮燈就是做成了也抬不上去。所以，宮燈隻能到天安門城樓上做。”
蘇凡滿口答應下來。
老藝人幹事說一不二。回家後馬上找到兩個徒弟，又叫蘇凡去買綠竹、紅布等材料。老藝人自己則親自找木工定做宮燈圓托。
整整幾天幾夜，老藝人和他的兩個徒弟以及蘇凡和兩位日本美術家都吃住在城樓上。當老藝人負責製作宮燈時，兩位日本美術家則在旁邊美化宮燈的雲頭，製作黃金般的流蘇。
張致祥每天都爬到天安門城樓上轉轉，看看製作宮燈的進度。
9月底，離開國大典還有一天多時間，八個大宮燈終於做成了。
為了把宮燈掛上去，張致祥調來19名戰士，並搬來了一些梯子。大家七手八腳，費了好大的勁兒，才把它們分別送到10根廊柱之間。
然而，宮燈重量不輕，小小釘子又怎麽能固定和吊掛住它們呢？
肖野東望望，西看看，突然想出一個主意：把燈拴在橫梁上，兩旁砸兩個鐵環受力。一試，果然成功。
很快，八盞宮燈被掛到設計的位置上。
宮燈掛好後，需要有人在天安門上值班，以保證不出問題。蘇凡又自告奮勇，晚上搬到城樓上睡，把新婚不久的當演員的妻子獨個兒留在了洞房裏。
50年代，兩位日本美術家回國。在中國的生活，特別是設計天安門城樓宮燈的經曆，成了他們一生永難忘記的美好記憶。
周恩來於10月1日，即開國大典那天淩晨，又發現了天安門城樓上背景布置的一個不妥之處。
10月1日淩晨，已是一夜未睡的周恩來敲開了值班室的門，想再了解一下開國大典的準備工作情況。
值班員因在頭天晚上多喝了一點酒，打起精神強撐了一陣後，終於把頭伏到桌子上睡著了。
周恩來叫醒了他，問了問情況。突然驚醒的值班員睜著一雙惺忪的眼睛，沒有把一個問題講清楚。
周恩來看到值班員的這副神態，皺了一下眉頭，沒再說什麽抓起電話直接打到天安門城樓，口氣十分嚴肅。值班員看到周恩來的神色，猛然間酒勁一下子消失了，內心感到羞愧不安。
天蒙蒙亮，周恩來登上天安門城樓，蘇凡在上麵值班。他問了蘇凡幾句話，又在城樓上轉了一圈，然後走下石階，來到天安門廣場，從遠處觀察天安門城樓布置的效果。
突然，周恩來問身邊的工作人員：“城樓上掛的哪國國旗？”
工作人員愣住了，周恩來說：“這成了越南國旗嘛，你們趕快去拆下來。”
這時工作人員才明白。原來，天安門城樓的正麵休息廳用八麵鏤空的大屏風裝點門麵，也就成了背景。日本美術家肖野覺得原來的背景封建氣味太明顯，就設計出一套方案，把主席台背後的八麵大屏風用大木框罩住其中六麵，隻留中間兩麵當門。大木框正中放一顆金色大五星，用20匹紅布顯出長方形光芒。
周恩來審查過這個設計方案，大家誰也沒料到紅布的光芒會融成一片。
背景布好後，眾人從近處看，連聲稱好。沒想到從遠處看，因20匹紅布的光太濃豔，給人的視覺是合成了一片紅光，像一片紅布中央綴著一顆五星，成了一麵越南國旗。
周恩來主動承擔責任，對工作人員說：“這是我的疏忽，不怪你們。”
工作人員趕快跑上城樓，把木框拆了下來。
但是，當天報紙還按原來的樣子進行報道：“城樓正中有巨大金星，下麵烘托了巨幅紅布褶成的光芒，紅黃交織。”
當天安門前即將辟為廣場、北京將定為共和國首都的消息傳開後，人們的幹勁更足了。
在天安門城樓下，豎起了一塊大型的“建設人民首都”的橫幅標語。
開國大典上，國旗升降裝置沒有發生任何故障。
500年前的城樓設計者能如此巧妙地利用視覺錯覺原理，鍾靈心裏暗暗稱奇。
老藝人一看設計圖，心裏也驚了一跳：自己幹了幾十年紮燈活兒，也沒見過如此大膽的設計圖。
到了清代順治八年，天安門城樓由承天門改為天安門。
青年女工張連芳毫不猶豫地將自己留了多年的長辮子剪掉，交給畫工配膩子用。
“首都兵團”拱衛天安門
1949年6月初的一天，一輛軍用吉普在北平城裏穿街過巷，最後駛進了中南海周恩來的辦公室門前。
從車裏走下來的是一位英武剛毅的年輕高級指揮官。他就是華北人民解放軍第二十兵團的司令員楊成武將軍。
此時，周恩來正在自己的辦公室裏與華北軍區司令員聶榮臻交談，見楊成武來到，就馬上起身與他握手。
寒暄了幾句後，就言歸正傳。周恩來向他簡要地詢問了部隊的情況。楊成武一一作了回答。緊接著，周恩來開始安排第二十兵團的軍事任務。他說：
“你們二十兵團的任務，就是保衛北平、天津以及所處的渤海灣方向，準備隨時粉碎敵人的襲擊。”
然後，周恩來對二十兵團如何具體部署，一一作了具體的指示。
在談話中，周恩來神情莊重而又興奮地告訴楊成武：
“我們很快就要召開全國政治協商會議，要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和國的首都要定在北平，北平以後叫北京。你們二十兵團的任務，就是保衛人民國家的首都。這任務很光榮，也很重要。”
周恩來還對楊成武談了番建國大計的具體內容。
楊成武心情十分激動，但他抑製住自己的情緒，生怕漏聽了周恩來講的話，並認真記下了周恩來講的每一條指示。
周恩來講完後，聶榮臻又指示說：
“你們要根據中央的指示盡快部署，盡快擬出防禦計劃，然後我們一起再向周副主席作一次詳細匯報。”
聽完了指示，楊成武腦子裏考慮的是如何回去馬上布置。他立即便起身向周恩來和聶榮臻告辭。
離開中南海後，楊成武立即同政委李天煥研究了部隊的具體部署問題，給正駐紮在山西大同的部隊發出了東進的命令。
很快，二十兵團的部隊便進駐到了渤海灣一線，警衛著北平、天津、秦皇島、唐山、塘沽等地。
從此，第二十兵團被人們稱為“首都兵團”。
京城垃圾大清掃
早在天安門被確定為閱兵儀式和開國大典的地點之前，有關部門和人員就已開始對天安門城樓及天安門廣場進行垃圾清理和裝點修飾了。
首先做的一件事是，進行垃圾清掃工作。
剛解放時，北平城市裏有不少地方垃圾堆成了山，北平城成了一個垃圾城。
據有人估計，當時市區存的垃圾達60多萬噸。
令人感到意外和吃驚的是，有不少垃圾是明清兩個朝代遺留下來的，成了“國寶”和垃圾“文物”。有的人還的確從這些垃圾中找到了明清時期的文物。
到了民國時期，垃圾仍像頁岩一樣一層一層地堆積起來。到了後來，城市區再也找不到一塊可供堆放垃圾的場所。於是房頂、街道，甚至天安門廣場，也成了垃圾站。
北平解放後，當軍管會接管人員來到天安門前時，隻見高高的城樓顯得十分破舊，幹枯的雜草在寒風中搖晃著，一群野鴿，不時從城樓上撲啦啦地飛起。通向城樓的石梯，堆積著一層層厚厚的、已經風幹的鴿子糞，人踩上去，一股黴臭味撲鼻而來。
這一派蕭條的景象，顯示出舊皇城和舊北平的衰敗和淒涼。
住在東皇城根的一位居民感歎地說：“我們的房子埋在垃圾裏十幾年了！”
二區有一個叫二龍坑的地方，由於多年堆放垃圾，堆成了二龍山。居民出門要翻過這座垃圾山才能到其他地方去。
垃圾堆積成山，不但阻塞了交通，更是汙染了環境，損害了城市居民的健康。1949年3月，北平市人民政府號召黨、政、軍、民、學、商各界，組成了清運委員會。北平市長葉劍英在清運委員會召開的動員大會上說：“清運工作，即為人民服務。人民政府除了使人民的生活有保障，並且有機會普遍受到教育外，還要保證減少人民的死亡率。”
一場全民大清掃運動開始了。
從1949年3月24日至4月18日，是清掃工作的第一階段，主要進行清戶、清巷。從1949年4月26日至6月30日，為清掃工作的第二個階段，主要清除待運場及大街和重點地區。
清運工作曆經91天，共清除垃圾219280公方，折合重量為201638噸。
完成這麽大的清運任務必須充分發動群眾。成千上萬個青年、學生參加了這一工作。他們用標語、漫畫、電影、家庭訪問、街頭演講等宣傳方式，動員廣大市民參與清運工作。
當天安門前即將辟為廣場、北京將定為共和國首都的消息傳開後，人們的幹勁更足了。在天安門城樓下，堅起了一塊大型的“建設人民首都”的橫幅標語。
幾千名學生自願來到天安門廣場進行義務勞動。他們用鋤頭、鐵鍬，除草勻土，沒有工具的人就動手搬石頭。很快，大大小小的窪坑填平了。
垃圾山一天天小了，最後被完全清掃幹淨了。
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在1949年6月到北平時，還見到天安門廣場上成堆的垃圾。等他在8月底從東北考察回來時，天安門已顯得整齊幹淨了。對此，他大為感歎。
北京市這場清運垃圾的運動，一直延續到1949年底。最後，終於將各市區屋內、房頂、院落、牆角打掃得幹幹淨淨。
北京市民從清運工作中看到了共產黨的偉大，看到了人民政府的精神。他們感慨地說：
“舊社會窮人走路都困難，新社會給我們開了幸福路。”
天安門城樓大“整容”
天安門廣場和城樓的垃圾清掃幹淨後，接之而來的是對城樓的整修。
北平解放時，天安門城樓已年久失修，一派破舊不堪的樣子。朱紅色的牆皮，在大自然神力的侵蝕之下，一片片地脫掉，如同一個全身長滿了爛瘡的病人。瓦縫間長著一簇簇狗尾巴草，門樓堞上叢生著荊棘。
昔日的帝王城樓，變成了淒涼衰敗的廢墟。
天安門在呻吟，盼望著新生。
這一天終於到來了。
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第一屆各界代表會議召開。
到會代表一致通過了修整天安門的決議。
市人民政府責成市建設局提出修整天安門廣場的工程計劃，並要求廣泛征求有關部門的意見。
接到任務後，市建設局的同誌們風風火火地幹起來了。
天安門廣場修整工程必須在9月份完工，以便按時舉行開國大典。
這項修整工程包括：在天安門前東西三座門之間，包括中華路全段在內，清除地麵障礙物，開辟一個能容納16萬人的大廣場；修繕天安門城樓作為主席台，安裝22.5米高的電力控製大旗杆一座；補修瀝青石渣路麵1626平方米。此外，還要進行植樹、種花種草等綠化美化工作。
這項工程工期短、任務急。全市人民都十分關注工程的進展情況。很多人自願來參加義務勞動。
共青團北平市委籌委會在一個周末的下午組織幾千名團員、青年學生參加勞動。廣場上的地麵障礙物很快被清除。
市建設局的工人熱情高漲，幹勁十足。
在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下，在各方麵的密切配合下，市建設局很快完成了一項又一項任務。
一個能容納近20萬人的廣場開辟出來了。
天安門城樓油漆一新。朱紅色的牆壁，在陽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輝。
瀝青石渣路麵鋪好了。
花、草、綠樹種上了。
天安門城樓上的兩幅大標語
在籌備開國大典的日子裏，除了北京市建設局的人員在奔波外，不知還有多少人在為裝飾天安門，準備這個莊嚴而大喜的日子的到來而忙碌著。
1949年9月底，天安門城樓上掛上了兩條用繁體字寫的標語：
“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中央人民政府萬歲！”
這是書法家鍾靈的傑作。
寫標語是鍾靈的特長。早在延安時期，鍾靈的字寫得漂亮已成為人人皆知的事。延安城牆上的標語幾乎都是出自他之手。
這樣一來，鍾靈在延安成了名人。他在家是獨生兒子，抗戰爆發後，瞞著家裏偷偷跑到延安。父母還在大後方國統區，他也沒法往家中寫信。父親猜測他可能同其他一些青年一樣，到延安去了，就寫一封信打聽一下，信封上隻寫“延安中國共產黨收”。鍾靈因在延安很有名氣而幸運地收到了這封家信。
鍾靈從小就喜歡寫字。什麽楷體、宋體、篆書，他都下功夫練過。投奔延安時，他還是一位17歲的電話接線員。在延安，他又愛上了美術字。
進北平城後，鍾靈的特長又得到了發揮。政協一屆會議召開時，懷仁堂前的院子大門、二門和垂花門都是他布置的。
接到在天安門城樓刷標語的任務後，鍾靈心裏更加自豪，決心拿出自己的全部看家本領，在這個莊嚴神聖的地方露一手。
他一步一步地丈量了天安門的尺寸。
標語上每一字都有一間房子那麽大，一個筆畫上躺下一個人後，還有富餘的地方。當時在老解放區已流行簡化字，但北平大多數人還習慣用繁體字。為了照顧到大多數人的習慣，決定天安門上的標語仍用繁體。
鍾靈操起剪子，如同一位做衣服的裁剪師傅，用布剪出宋體字後，讓木工按照一公分等於一米的比例鋸好木板，釘成字盒，外麵裝上一層毛玻璃，裏麵安上電燈泡。標語掛上去，通上電，晚上從遠處也能看得清清楚楚。
然而，兩條標語的字數不相同，如何使之顯得對稱，讓鍾靈頗費了一番腦筋。
他在實際測量過程中，發現天安門的九間門樓並不是一樣寬窄，但在視覺中卻讓人感到左右四間都是對稱的。
500年前的城樓設計者能如此巧妙地利用視覺錯覺原理，鍾靈心裏暗暗稱奇。
實際上，門樓的中間部分最大，四六間稍窄，三七、二八、一九間依次遞減。
鍾靈想，現在兩條標語的字距也需利用視覺錯覺原理進行安排。
可惜的是，畢竟時間太緊，來不及仔細計算。結果兩條標語字距的均勻程度並不非常理想，“政府”兩個字遠遠看上顯得緊促一些。
除了兩條標語外，天安門城樓重簷中間，也就是後來懸掛國徽的地方，掛出了一長溜紅布，上麵書寫“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
這同樣是鍾靈的手跡。
鍾靈感到自己成了時代的幸運兒。
大紅宮燈高高掛上天安門
1949年9月30日，北京城有一家大報這樣報道說：“天安門城樓頂上金碧輝煌，棟梁也粉刷一新，棟梁中間分懸著八個巨大的紅燈。”
實際上，這篇現場報道描寫和敘述得很不夠。
在天安門城樓上，懸吊著的是八盞大紅宮燈，每一盞都至少需要三個大人環抱才能摟抱過來，每盞宮燈在隨風飄蕩的黃色流蘇的襯映下，顯得更加紅火。
人們很難想到，這八盞宮燈的設計竟出自兩位日本美術家之手。
天安門國慶工程指揮部把城樓的布置裝飾任務交給了華北軍區政治部宣傳部。
宣傳部長張致祥親自到天安門考察了一番，又把這項任務的設計工作交給了華北軍區政治部文工團的舞美隊。
這個文工團的前身是晉察冀軍區的抗敵劇社，建國後改名為戰友文工團。
當舞美隊長蘇凡從張致祥部長那裏領到任務時，距開國大典隻有20來天的時間了。張致祥感到時間緊，問蘇凡有什麽困難。蘇凡顯得不慌不忙，似乎早有準備，成竹在胸。蘇凡不是盲目樂觀，原來他手下有兩個“才子”。他們都是日本人，一個叫肖野，年紀40開外，一個叫森茂，才30掛零。
他們兩人都是日本美術專科學校畢業的學生。
肖野因是左翼美術作家，30年代日本法西斯統治日益猖獗的時候，受到迫害，被迫逃到中國避難。他先在北平日偽滿電影公司找到了一份美工師的工作。不久，他與北平地下黨組織接上關係，通過敵工部分配到張家口人民劇院。這個劇院就是抗敵劇社的公開化名。肖野到該劇院後，先後為《子弟兵與老百姓》《絨冠秀》《白毛女》等畫了場景。他為劇本《戰鬥裏成長》所作的舞台美術設計，在思想性和藝術性方麵都達到了相當高的造詣，被同行視為典範。
森茂從學校畢業後，當了日本華北駐屯軍宣傳部的一名兵士。上司讓他負責繪製反共宣傳畫，並準許他看馬克思、毛澤東的書。結果，他被毛澤東的書和共產主義的理論所折服，最後投奔了八路軍。
兩位日本美術家都喜歡繪畫藝術。在八路軍隊伍裏，無論是在冀西小村，還是在冀中大平原，他們走到哪裏畫到哪裏。
正規的美術修養，長期的舞台美術創作實踐，中國農村鄉土風俗潛移默化的熏陶，對他們完成開國大典時天安門城樓上的美術設計，都有重要的影響和作用。
張致祥和蘇凡拿出大皮尺測量著天安門的各種數據，肖野和森茂則忙於構思。為了保證設計的準確性，一些重要數據和尺寸，兩位日本美術家還要親自測量一下。
天安門裏麵的西廂房，變成了肖野和森茂的設計室。各種數據資料都匯聚和堆積在這裏。
很快，兩位日本美術家設計出了20幅各式各樣的繪畫草圖。張致祥把它們連夜親自送到周恩來辦公室。
深夜的燈光下，周恩來那雙炯炯有神的眼睛一眼就看中了八盞太陽般宮燈的設計，眉宇間不由自主地露出了欣賞讚美的表情。
張致祥自然很注意周恩來的神色，現在他心中懸著的一塊石頭落地了。周恩來拿起筆，在設計圖上對一些局部地方略作了些刪改。
他一邊抹去金水橋欄上紮滿彩球的設計，一邊對張致祥說：“把城樓突出表現出來就行了，其他地方不要搞得太花哨。大會會場的設計，一定要保持一種既喜慶歡樂又嚴肅莊重的氣氛。”
最後周恩來要求張致祥在開國大典前兩天就要把八盞大紅宮燈張掛到天安門城樓上。
張致祥領受了新任務，如同在周恩來麵前立下了軍令狀。
宮燈是設計出來了，可是找誰來製作呢？
舞美隊長蘇凡坐著配給張致祥的那輛小轎車，在全市區到處跑，一發現什麽線索，就立即找上門去。可是，誰也沒見過這麽大的宮燈呀，甭說製作了。
幾天跑下來，蘇凡沒有什麽收獲，到處碰壁。
隻剩下10天左右的時間了，張致祥開始慌張起來，急得上火，嘴唇長泡。
肖野得知這一情況後，建議說：“北平城裏過去不是經常製作小宮燈嗎？找一個紮燈藝人來幫忙，我們自己幹。”
張致祥和蘇凡一致讚同肖野的建議，兩人直奔故宮。
故宮裏的管理人員大多是被人民政府留用的，他們很想為開國大典出點什麽力。但一聽說要紮如此大型的宮燈，驚得直吐舌頭，連連搖頭：“從來沒見過如此大的宮燈！”
有人提議此事可求教老藝人。經過查閱故宮那浩繁的清宮檔案史料，發現有一個紮燈老藝人還活著，已經70多歲了。
很幸運，張致祥和蘇凡在西城區豐盛胡同的一座四合院裏，找到了這位老藝人。
老藝人一看設計圖，心裏也驚了一跳：自己幹了幾十年紮燈活兒，也沒見過如此大膽的設計圖。但他並沒推辭，親自跑到天安門城樓上轉了三圈。然後對陪著他的蘇凡說：“這麽大的宮燈我這輩子甭說未做過，就見也沒見過。讓我做可以，不過你們可要答應我一個條件。”
蘇凡見老藝人沒拒絕，心裏已是十分高興。隻要能做成，什麽條件都可答應，便爽快地回答說：“老師傅，你說，什麽條件，我可以答應。”
老藝人沉吟了一下，說：“你們要的這八盞宮燈，我可以找我的徒弟一塊兒來做。但是，這麽大的宮燈就是做成了也抬不上去。所以，宮燈隻能到天安門城樓上做。”
蘇凡滿口答應下來。
老藝人幹事說一不二。回家後馬上找到兩個徒弟，又叫蘇凡去買綠竹、紅布等材料。老藝人自己則親自找木工定做宮燈圓托。
整整幾天幾夜，老藝人和他的兩個徒弟以及蘇凡和兩位日本美術家都吃住在城樓上。當老藝人負責製作宮燈時，兩位日本美術家則在旁邊美化宮燈的雲頭，製作黃金般的流蘇。
張致祥每天都爬到天安門城樓上轉轉，看看製作宮燈的進度。
9月底，離開國大典還有一天多時間，八個大宮燈終於做成了。
為了把宮燈掛上去，張致祥調來19名戰士，並搬來了一些梯子。大家七手八腳，費了好大的勁兒，才把它們分別送到10根廊柱之間。
然而，宮燈重量不輕，小小釘子又怎麽能固定和吊掛住它們呢？
肖野東望望，西看看，突然想出一個主意：把燈拴在橫梁上，兩旁砸兩個鐵環受力。一試，果然成功。
很快，八盞宮燈被掛到設計的位置上。
宮燈掛好後，需要有人在天安門上值班，以保證不出問題。蘇凡又自告奮勇，晚上搬到城樓上睡，把新婚不久的當演員的妻子獨個兒留在了洞房裏。
50年代，兩位日本美術家回國。在中國的生活，特別是設計天安門城樓宮燈的經曆，成了他們一生永難忘記的美好記憶。
周恩來於10月1日，即開國大典那天淩晨，又發現了天安門城樓上背景布置的一個不妥之處。
10月1日淩晨，已是一夜未睡的周恩來敲開了值班室的門，想再了解一下開國大典的準備工作情況。
值班員因在頭天晚上多喝了一點酒，打起精神強撐了一陣後，終於把頭伏到桌子上睡著了。
周恩來叫醒了他，問了問情況。突然驚醒的值班員睜著一雙惺忪的眼睛，沒有把一個問題講清楚。
周恩來看到值班員的這副神態，皺了一下眉頭，沒再說什麽抓起電話直接打到天安門城樓，口氣十分嚴肅。值班員看到周恩來的神色，猛然間酒勁一下子消失了，內心感到羞愧不安。
天蒙蒙亮，周恩來登上天安門城樓，蘇凡在上麵值班。他問了蘇凡幾句話，又在城樓上轉了一圈，然後走下石階，來到天安門廣場，從遠處觀察天安門城樓布置的效果。
突然，周恩來問身邊的工作人員：“城樓上掛的哪國國旗？”
工作人員愣住了，周恩來說：“這成了越南國旗嘛，你們趕快去拆下來。”
這時工作人員才明白。原來，天安門城樓的正麵休息廳用八麵鏤空的大屏風裝點門麵，也就成了背景。日本美術家肖野覺得原來的背景封建氣味太明顯，就設計出一套方案，把主席台背後的八麵大屏風用大木框罩住其中六麵，隻留中間兩麵當門。大木框正中放一顆金色大五星，用20匹紅布顯出長方形光芒。
周恩來審查過這個設計方案，大家誰也沒料到紅布的光芒會融成一片。
背景布好後，眾人從近處看，連聲稱好。沒想到從遠處看，因20匹紅布的光太濃豔，給人的視覺是合成了一片紅光，像一片紅布中央綴著一顆五星，成了一麵越南國旗。
周恩來主動承擔責任，對工作人員說：“這是我的疏忽，不怪你們。”
工作人員趕快跑上城樓，把木框拆了下來。
但是，當天報紙還按原來的樣子進行報道：“城樓正中有巨大金星，下麵烘托了巨幅紅布褶成的光芒，紅黃交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