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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節 請代我向國旗敬個禮
1984年10月，17歲的陶維革，實現了他夢寐已久的宿願：當一名威武、雄壯的軍人。
有一天，陶維革和戰友們升完國旗，站在哨位上，突然，他覺得腹部一陣劇烈的疼痛。
他如願以償，留了下來。
陶維革是貧困的，但他也是富有的。
送完報表，陶維革感到全身乏力。他倒在地上，再也起不來了，直到他的親屬發現。
突然，3月9日上午11時許，三名略有北京口音的客人使他怔住了。
杜指導員早就把他看上了
1995年3月17日黎明，這是共和國極普通的一個清晨。
淩晨5時，我匆匆地洗漱了一下，便趕到報社西門去與人民日報團委書記唐寧會合。今天，應一位素不相識的讀者的請求，我和唐寧要專程去天安門廣場看升旗，並代這位讀者向五星紅旗敬禮。
他叫陶維革，是湖北黃岡地區（現稱黃州市）交通局食堂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員。他退伍前是武警天安門國旗班的一名戰士。而現在，他身染重病，生命垂危，正在武漢市湖北地礦局職工醫院接受治療。
5時40分，我們來到了天安門廣場。
春寒料峭，那天的最低氣溫是零下8，但在天安門廣場國旗杆旁，早已聚集了來自祖國四麵八方的數千人，他們有的仰望旗杆，有的遙望天安門城樓，所有的人都在靜靜等候那莊嚴、神聖而又激動人心的時刻。
望著天邊漸漸露出的魚肚白，我在心底默默地說：維革，你的願望就要實現了……
陶維革，曾用名陶衛革，祖籍湖北黃岡。
1967年1月4日，他出生在湖北省武昌縣寧港鄉林港村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清貧的農家生活，鑄就了陶維革吃苦耐勞的品質。
1984年10月，17歲的陶維革，實現了他夢寐已久的宿願：當一名威武、雄壯的軍人。
10月底，他成了到首都北京的一名武警戰士。
到部隊後，陶維革和新戰友們一道，先來到武警北京總隊駐首都工人體育場新兵訓練二大隊參加集訓。
聽說新兵訓練結束後可以到天安門廣場去執勤、站哨，表現突出的還可以進國旗班，陶維革訓練的勁頭就甭提有多足了。
他自小就向往著去雄偉壯麗的天安門廣場看一看，瞧一瞧高大壯觀的天安門城樓、巍然屹立的人民英雄紀念碑，還有人民大會堂和中國革命曆史博物館。
陶維革後來這樣說：“能到天安門廣場站崗值勤，能成為一名國旗衛士，無論是對於自己，還是對於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是無上光榮的。既然到了北京，有這樣的機會，就要刻苦訓練，實現自己到天安門廣場的願望。”
1985年1月底，三個月新兵集訓快要結束時，天安門警衛大隊副指導員杜東學來到新訓二大隊挑選戰士。由於陶維革軍事素質訓練比較好，訓練既刻苦認真又特別勤奮，人也顯得純樸忠厚，當時新兵訓練二大隊領導也想把他留下來，所以領導“有意安排”陶維革到工人體育場看台頂層去訓練。
其實，早在部隊會操和訓練抽查時，杜指導員就知道陶維革的表現情況，早就看上了他。陶維革當然也非常渴望去天安門廣場站崗放哨，於是他故意在看台頂上“偷偷”朝下看，杜指導員看見頂層有新戰士，便走上看台頂層，一看是陶維革，便當場拍板說：“這個戰士我要了。”
陶維革於是成了天安門警衛中隊的一名新戰士。
後來又經過幾次篩選，他終於進了國旗班。
在到國旗班的第一個晚上，陶維革急著給父母寫了來北京後的第一封信。
在信封表麵，他特別在北京中山公園警衛連後，寫上了“國旗班”三個醒目的大字。
在國旗下成長
到了國旗班，並不意味著就成了合格的國旗衛士。
陶維革他們上的第一堂課就是愛國主義教育課。課後，警衛中隊領導帶領戰士參觀了國旗哨位、人民英雄紀念碑、革命曆史博物館。給他們講了幾十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經過浴血奮戰、終於推翻了三座大山壓迫的奮鬥曆程。
麵對國旗，陶維革暗暗發誓：一定要保衛好五星紅旗，站好祖國第一哨。
他心想，能到北京當兵不容易，能進國旗班也不容易，而要成為一名升旗手就更不容易，應該珍惜這個難得的機會。他在床的正上方端端正正地貼上“護衛國旗、重於生命”幾個大字，作為信念和座右銘。
為了早日成為一名升旗手，陶維革進行了比別人更艱苦的訓練，自己經常“偷偷”增加訓練量，首先練“站功”，再練走功和拋旗、收旗功。
為了練好“走功”，陶維革和戰友們拉上五根25厘米高的繩，在腿上綁沙袋，踢腿與繩平行，擺臂與上衣第三衣扣同高，一步步走，一天天練。足尖繃直了。當時不覺得疼痛，後來發現趾甲往肉裏長，不得不做了拔趾甲手術。
談到訓練情況，陶維革曾經這樣對家裏人講：“盡管經常加班加點，訓練極為嚴格，站崗異常艱苦，可是當我們一走進廣場，走上那神聖的哨位，看見烈士們用鮮血染紅的高高飄揚的國旗，我們心裏就感到無比的充實，渾身上下便充滿了力量。”
1985年春節後的第一個早晨，陶維革參加了第一次升旗儀式。
第一次升旗的情況，陶維革是這樣回憶的：
那是1985年初春的一個早晨，我提前醒來，實際上幾乎一夜未合眼。因為班長昨天答應我：“明天由你升旗。”我當即把皮鞋擦得亮亮的，禮服用熨鬥燙了一遍又一遍。
“哢、哢、哢”，我和兩位戰友邁著有力的正步來到廣場。晨光中，已有數千雙眼睛盯著我們。
6時30分，我按動電鈕，國旗在國歌音樂聲中冉冉升起，我的心也隨著五星紅旗升上了天空。麵對旗杆，一股熱流在我周身奔湧。
升旗後回到營地，我的心仍在怦怦地跳動：今天的動作瀟灑嗎？利索嗎？明天還讓我升旗嗎？我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偷偷地窺視著領導的表情。終於聽到排長和班長的對話聲音：“可以。”我高興得幾乎蹦了起來，從來沒有過比這更高興的事情。我已成了一名合格的升旗手。
從此，陶維革成了一名合格的升旗手。
為了共和國的尊嚴
陶維革一直患有嚴重的胃病，因執勤兵力緊，一個蘿卜一個坑，他一直沒顧上治療，每次病發時，他隻是吃幾片止痛片硬撐著。
1986年2月，老兵已經複員，新兵還沒補入，包括陶維革在內，國旗班當時隻有五個人，一個人要頂四個人來用。過度的疲勞加重了陶維革的病情。
陶維革雖然知道自己的胃病在加重，但當時他想的是，如果自己少站一班崗，別的戰友就會多站一班崗。為了不影響升旗，他就吃幾片去痛片抵擋一陣子。在國旗下，他曾經一天站了六班崗。即使這樣，陶維革隻要往國旗下一站，兩手的中指就從不離開褲縫線。
有一天，陶維革和戰友們升完國旗，站在哨位上，突然，他覺得腹部一陣劇烈的疼痛，如有一把刀子在腹中攪動，翻江倒海，兩眼一陣陣發黑。酸水一股股往上湧。一會兒，他的臉色變蒼白了，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這時候，陶維革痛得想哼，但他不能哼；疼得想歇，但他不能歇。
領班員看他緊咬牙關，直冒虛汗，知道他的病又犯了，準備打電話讓人來替他，他堅決不肯。後來他說：“我當時站的地方非同一般，我是站在祖國第一旗下，有成千上萬雙眼睛注視著我，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會影響祖國的形象。”
就這樣，他一聲不吭、紋絲不動，以驚人的毅力堅持著。直到兩小時後，戰友們來換哨才下崗。
換哨後，他硬挺著保持軍姿回到營房，倒在床上便暈了過去。
同班戰士見狀急忙打電話求救。一會兒，急救中心的救護車和中隊幹部都趕到了，把他送往急救中心。
經診斷，他患的是十二指腸潰瘍急性穿孔，當時就做了手術。醫生說：“再晚一會兒，恐怕就有生命危險。”
手術後老大夫欽佩不已：“我從醫30多年，還是頭一次遇到這樣的病人，真不知他是怎樣挺過來的，真是條硬漢子。”
事後，有記者采訪他時，小陶卻說：“我少上一班崗，戰友們就得多上一班崗。我想，能堅持就堅持吧，要是在別處站哨，我恐怕早就堅持不住了，是國旗和戰友給了我力量。”為此，支隊黨委給他榮記三等功一次，不久，陶維革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為維護祖國的尊嚴，陶維革的身上永遠留下了一條18.5厘米長的疤痕。
但陶維革在乎的卻是以後再不能站國旗哨了。出院的當夜他來到國旗哨前，久久地佇立在國旗下，望著五星紅旗良久不願意離去。
他對哨兵說：“我現在真羨慕你們，我最大的遺憾就是從今以後不能在國旗下站哨了。”
愛崗敬業的六年
1987年底，警衛支隊陳錦濤參謀長發現陶維革《隊列條例》背得好，政治素質比較高，又做了十二指腸手術，想照顧他去當通訊員。
但陶維革十分留戀國旗班這個大家庭，舍不得離開共同生活了幾年的戰友，隻好謊稱自己不會騎自行車。這是他在部隊第一次對領導沒講實話。
他如願以償，留了下來。
1988年底，領導曾經征求陶維革對去、留的意見，他當即表示希望與戰友們一起繼續升旗，保衛五星紅旗。年輕的班長、排長和戰友們也都舍不得他走，說老陶待人和藹，侃大山有趣，舍不得讓他走。
到1989年春節，陶維革已在部隊幹了五年。部隊領導又一次找他談話，準備安排他退伍。
陶維革又是一夜未合眼，第二天他請了假，揣了六個蘋果去找羅政委“談心”。政委一眼就將陶維革的心思看了個明明白白，他知道陶維革不願離開國旗班。
於是，陶維革又與國旗共同生活了一年。
1990年2月26日，是陶維革離開北京退伍返鄉的日子。
很長時間之後，陶維革依然清楚地記得離開國旗班前最後一次升旗的情景：
“那是1990年2月26日的早晨，我和平時一樣，正準備和戰友們一起排隊出操。班長走了過來：‘老陶，今天由你升旗，是首長點名安排你最後一次升旗的。’我激動得連話也講不出來。我知道，退伍戰士升旗，這是以前沒有過的事情。今天領導格外開恩，是對我這個服役六年、腹部留有18.5厘米疤痕戰士的特殊照顧，也是對我最大的信任。作為一名共產黨員的我，辦了退伍手續還每天堅持出操，堅持站哨，是為了給新戰士留下好印象。戰友們都對我很好，尊稱我為‘老陶’，領導對我也特別關照。”
“我穿上禮服，扛著國旗，邁著正步來到廣場。電鈕按動後，國旗伴著國歌音樂聲冉冉升起。麵對旗杆，我思緒萬千。”
“國旗啊國旗，咱們朝夕相處有六年，我每天都能看到你。是你培養我成長；是你鼓勵我一次立功，四次嘉獎；是你召喚我加入中國共產黨。可是今天，是我最後一次邁著正步扛起你，是我最後一次按動電鈕把你升起，是我最後一次向你行軍禮。下午，我就要離開心愛的你，離開戰友，離開北京。今後再也沒有今天這樣的軍營生活了，再也不能每天看到你，再也不能為你站崗伴隨著你。”
“升旗後，支隊、中隊領導和戰友們紛紛同我握手，在我的本子上簽字留念。排長匯報說：‘他是我們排當了六年兵的老戰士，支持首長的工作，關心幫助新戰士，離隊前還堅持出操，要求多站一班崗，給戰友們留下了好印象。’支隊領導說：‘這樣的同誌應當嘉獎。’”
“戰友們含著眼淚和我依依惜別，一邊喊著‘老陶多保重’，一邊送我上了路。”
從國旗衛士到食堂大師傅
從北京天安門國旗班退伍回到老家黃岡，陶維革半年後被安排在黃岡地區輪渡公司，後來被黃岡地區交通局借調到機關食堂工作。
陶維革從升旗手成了一名司務長。既要管理每個月經手的1萬餘元的活動經費，買菜、幫廚、洗碗；又要迎來送往，負責上級領導部門來檢查工作和下屬八個市縣前來匯報工作時的客飯，以及局機關70多戶200餘人的早餐，甚至機關家屬們的身份證也交由他與公安、街道等部門聯係辦理。
陶維革兢兢業業地幹著自己的工作，一幹就是四年。
走進黃岡地區交通局大院，在院內一幢破舊的兩層樓內，一間潮濕、擁擠的小屋就是陶維革的家。
陶維革的小家庭沒有任何值錢的東西，沒有一件像樣的高檔家電。從物質條件上看，這個小家庭是極為貧困的。陶維革的月收入和福利才200多元。他的愛人夏榮軍是當地一家遊泳池的一名臨時工，一年隻上四個月的班，月收入才100多元。
陶維革是貧困的，但他也是富有的。
1990年，他從北京天安門國旗班退伍回來時，帶回了他服役時的帽徽、領章、升旗手套，帶回了幾大本天安門廣場的照片和一袋天安門城樓徽章。
他把天安門城樓徽章送給每位來訪的客人、同事和來玩的小朋友。他總是不厭其煩地對孩子們講述國旗的意義、天安門前的感人故事和訓練時的情況，描述莊嚴隆重的升旗儀式。
每當遇到什麽不順心的事，他都要把那白布包拿出來摸一摸，把那些照片拿出來看一看，從此得到安慰和解脫。回想起在國旗下的一幕幕，不愉快的事也就隨之而去了。
四年後，他的事跡還是那麽感人
上述情況，我都是在以後才了解到的。
我與陶維革的相識緣自一次偶然的采訪。1994年國慶節前夕，人民日報國內政治部和報社團委聯合舉辦了一次針對中青年記者的采訪活動，主題是“國旗在我心中”。我領到的任務是采訪國旗護衛隊。
當時的國旗護衛隊隊長陳傑熱情地接待了我，並給我講述了許多發生在國旗下的感人故事，其中就提到了陶維革。回到報社寫稿時，經過權衡，雖然陶維革的事跡已經過去四年多的時間了，我和編輯決定還是采用這一材料，這樣，在我於1994年9月15日發表的《敬禮，國旗衛士！》一文中，陶維革的名字再次出現了。
但是，我並不知道，當時的陶維革正在與病魔進行著艱苦卓絕的鬥爭。
陶維革的病實際上1992年就上身了，但他總認為是胃手術後遺症，即缺鐵性貧血，對此並沒有在意。1994年8月他的病情加重，起初是四肢乏力、心悸、牙齦出血不止，臉色瘦黃發綠，爬樓梯時心裏發慌、頭昏，陶維革仍沒聲張，一邊忍受著病痛，一邊起早摸黑地工作。
當時，他的身上已出現多處紫色塊狀痕跡，頭部稍用力抓一下就會流血，牙齦有時出血不止。
鄰居家孫醫生見到陶維革臉色不對，勸他暫時放下手中的工作，先去把病看一看。陶維革卻說：“當初在國旗班時，胃穿孔那麽難受，都挺了過來，如今這點病又算得了什麽？況且年底機關工作忙、人手緊。”
後來，在妻子和好心的同事多次勸說下，陶維革才去就近的醫院。醫生一檢查，說他病情嚴重，堅決要他住院，可他婉言謝絕了。最後在醫生的百般說服下，他才同意辦理了個“家庭病床”，邊工作，邊治療。
於是，他早上起得更早了，一大早就把食堂要用的菜買回來，然後再去醫院打針，打完針又回來工作。
就在陶維革一邊輸血、一邊照常工作的時候，也就是陶維革離開國旗班四年多的時候，1994年9月15日《人民日報》第一版顯著位置上，發表了我采寫的《敬禮，國旗衛士！》的通訊，再次報道了他在十二指腸急性穿孔時仍堅守哨位的情節。
陶維革讀著讀著，激動得熱淚直流，他對妻子說：“我離開國旗班四年多了，那些不值得一提的事我差不多早就忘記了，可戰友們還記得我，北京還記得我！可我現在疾病纏身，無法報答他們。現在我多麽想去一趟北京，多麽想看看戰友，看看那麵國旗！”
12月份，陶維革每星期需要輸血200毫升，才能保持正常的活動，就在此時，勝利派出所要填報新的戶口報表，陶維革仍一聲不吭，一家一戶，拖著疲倦的雙腿，硬是跑完了全局20多戶人家，按時送了報表。
送完報表，陶維革感到全身乏力。他倒在地上，再也起不來了，直到他的親屬發現。
陶維革被送到武漢同濟醫科大學附屬協和醫院門診部。
血液科教授馮清平根據骨髓檢查和血常規檢查，診斷為“再生障礙性貧血”。
1995年元月10日，迫於病情嚴重，陶維革不得已才正式住進協和醫院。經複檢，曾兩度擔任院長、至今仍為該院血液研究所所長的宋善峻教授確診為：慢性重症再生障礙性貧血（即SAA）。
據醫生介紹，治療這個病有兩個方案：
第一個方案是骨髓移植，這是目前治療SAA成功率最高、時間最短、治愈最徹底的方法，但費用很高，得要20萬元左右。
第二個方案是藥物治療，治療期大約六個月，但完全治愈需3！5年，費用較第一方案低，但也要好幾萬元。
聽完醫生的介紹後，陶維革對他的哥哥說：“我複員後沒有為單位做多大貢獻，如今反而為單位增加了一個大的經濟負擔。這幾年從結婚到添小孩，幾個哥哥姐姐盡管生活也不富裕，卻設法接濟我，這下子又要拖累你們，我感到十分不安。”
陶維革產生了放棄治療的念頭。他擔心巨大的治療費用會拖垮家庭和並不景氣的單位。有人對他說，你在部隊獻過血，現在你有資格輸血。陶維革卻說：“我在部隊隻獻過200毫升血，可現在，體內已輸了幾倍於我獻過的血了，怎麽能再用別人的血呢？”
一封令人動容的讀者來信
陶維革的身體狀況在一日一日地惡化，處於生命低潮的他想起了國旗，因為那是自己人生旅途上最值得留戀的一段。隨著時間的推移，他那份懷念國旗的心情一日比一日強烈起來，隻要一閉上眼，那麵五星紅旗就在眼前飄揚。
1995年元月18日，在高燒不退、內髒出血，生命垂危之際，他時停時續，口述了一封給我的信，因為是我在那篇報道中再次提到了他的名字。由於不知道我在報社的哪一個部門工作，陶維革的哥哥在信封上寫了“人民日報軍事部”的地址，又由於春節探親的原因，這封信輾轉了幾次才到達我的手中。
在報社工作，我接到過不少讀者寫來的信件，但陶維革的這封信給我的感染和震撼是其他來信無法比擬的。或許真的是應驗了那句名言“人之將去，其言也真”，他在信中的每一句話，似乎都是飽蘸著生命寫下的。
這封信是這樣寫的：
傅昌波同誌：
你好！讀了你寫的《敬禮，國旗衛士！》一文後，我激動得熱淚盈眶。
我叫陶維革，有時也寫成陶衛革。從1984年10月入伍到1990年3月複員，我一直在天安門國旗護衛隊，每天在天安門廣場守旗、值勤，每天都能看到心愛的五星紅旗，國旗就是我的生命！
我最近得了再生障礙性貧血，病情很嚴重，在黃岡地區醫院無法治療，轉到了武漢市同濟醫科大學附屬協和醫院。聽醫生說，這個病很難治，要做骨髓移植，需要很多錢。我複員後還沒能為所在的單位做多少貢獻，反倒給單位增加了負擔；在部隊時，我隻獻過一次200毫升的血，可現在，醫生已經給我輸了好幾次血。這一切，既讓我感動，又使我不安。
唉！我現在多麽想念曾與我朝夕相處，一起護衛國旗的戰友，多麽想再望一望我扛過的國旗。聽說國旗旗杆換了新的，我多麽想看一眼新的國旗旗杆啊！我真後悔複員後沒有再去北京一趟，看一看國旗。
回想1985年，我突然得了胃病。當時正值新老兵交替期間，人手比較緊，是國旗鼓勵我每天站六班崗。那天在哨位上，我的胃穿孔了，腹部劇烈疼痛，是國旗激勵我堅持站完崗，然後正步走回軍營才倒在床上。多虧戰友和邵玉鳳阿姨等及時把我送到醫院，才保住了我的生命。看到你的文章，想起這一切，從來不流淚的我禁不住淚流滿麵。
我現在躺在病床上，已經失去了下地活動的能力。我知道自己已經不行了，這裏也可能就是我生命的最後一站。我非常感謝你報道了我們國旗班，也感謝你知道我的名字。我現在隻有一個請求，什麽時候你去天安門廣場，代我看一眼國旗，在國旗升起的時候，替我向國旗敬一個禮。如果有可能，再代我去國旗護衛隊看看新戰士，向他們問好，也向我過去的老戰友問好。
再見了――我心中念念不忘的國旗！
再見了――我親愛的戰友！
我已不能握筆，這封信是由我口述，請人代筆寫給你的。
陶維革
1995年元月18日
國旗，鐫刻在我們心中
1995年2月20日，我收到了這封充滿深情和期盼的信。看完這位普通讀者的信，我的心情無法平靜，我想這樣一位對國旗有著深沉感情的戰士命運應當得到社會的關注。我把這封不同尋常的來信送到幾位部門領導手中。
報社領導十分重視這條信息，指示群工部要報道此事。群工部的領導和“讀者之友”版編輯塗曉東建議用“朋友信箱”這樣一個形式來報道此事。
與此同時，報社團委將陶維革給我來信的情況傳到武警北京一總隊，當時的政委張世璦、副政委李玉田、政治部主任劉明生也被陶維革重病之中仍心係國旗的精神所感動，指示天安門警衛支隊派一名副政委、總隊派一名政治部幹事前去看望，並代表總隊、支隊兩級黨委轉達3萬官兵的問候。
透過窗外，天空有些陰沉，江城武漢的珞珈山陷入一片灰蒙蒙的霧靄中。在寂靜中仰臥多日的陶維革看著窗外一成不變的景象，感覺自己已徹底墜入了沉沉迷霧之中。
突然，3月9日上午11時許，三名略有北京口音的客人使他怔住了。他們是天安門警衛支隊副政委郭占斌、人民日報社團委辦公室主任唐�威、北京武警總隊政治部幹事唐建國。踏進病房，正在靜臥中的陶維革聽到動靜，忙吃力地用雙手撐起來，“歡迎、歡迎”，他顯得激動和局促不安。
郭副政委走到近前，輕輕握著小陶的手說：“我是誰你還能聽出來嗎？”
稍頓，陶維革終於驚喜地喊出來：“您是……老教導員！”郭占斌點點頭，動情地說：“是我，咱們總隊、支隊兩級黨委非常關注你的病情，派我們專程來看望你，希望你配合醫生積極治療，爭取早日康複”；“感謝你對我們報社的信任，也希望你好好養病”，唐�威緊緊拉住了對方的手。
一絲欣喜的神色從陶維革蠟黃泛青的麵頰上掠過：“感謝首長對我這個退伍多年老兵的重視和同情。我與部隊和國旗有緣分，隻要我想到國旗就有了信心，這一次我要爭取站起來。”
這時，郭占斌副政委拿出兩樣東西遞給小陶，說：“你還沒有見過新的國旗升旗儀式，這次部隊專門為你拍攝了兩套新升旗儀式的照片。”
3月17日淩晨，我和唐寧同誌一起替陶維革實現了他的再向國旗敬個禮的心願。之後，我又采訪了在廣場觀看升旗的群眾，然後到了國旗護衛隊駐地，與陶維革的新老戰友見了麵。回報社後，我以回信的方式寫了報道《國旗，鐫刻在我們心中》：
陶維革同誌：
你好！讀完你的信，我十分感動，又非常焦急。我立即要通了武漢市同濟醫科大學附屬協和醫院的電話。醫生說，你的病情已經控製住。我和我的同事們這才鬆了口氣，不知你眼下感覺怎麽樣？我們最大的心願就是希望你不要有太多顧慮，好好養病。
我和我的同事們讀完你的信後，很想為你做些什麽，大家不約而同地提出把你接到北京，看看國旗，看看戰友。但是你的醫生在電話裏告訴我們，目前你的身體狀況還不適於長途旅行，我們隻好遺憾地放棄了這一計劃。我和大家一商量，決定代你去天安門廣場，在國旗升起的時候，替你向國旗敬個禮。
3月17日淩晨5時40分，我和我們報社團委書記唐寧同誌來到了天安門廣場。你的戰友、武警天安門警衛支隊副政委郭占斌同誌也聞訊趕來了。
這幾天，北京的氣溫突然下降了5-10攝氏度。當時的氣溫為零下8攝氏度，雖然天氣驟冷，但出乎我們預料的是，在天安門廣場旗杆的周圍卻早已集聚了數千人。他們有的仰望旗杆，有的遙望天安門城樓，所有的人都在靜靜地等待那莊嚴、神聖而又激動人心的時刻。
在旗杆的東麵，我看見一大群排著整整齊齊隊伍的小學生。他們迎著寒風個個精神振奮。一個名叫李丹的小同學告訴我，她是天津市河北區法政橋第二小學六年級（2）班的學生，是專門從天津趕來看升國旗的。她和200多名同學淩晨1點半就從學校出發了。這是畢業前學校為他們安排的重要一課，她問我從哪裏來，為什麽一大早也來看升旗？我說：“我是受一位身患重病素不相識的朋友之托而來的。這個朋友以前就在這裏為國旗站崗！”接著我向她講起了你。旁邊的同學也都圍了過來，一個個睜大了眼睛，全神貫注地聽。看得出來，你的故事打動了他們的心。我想多年以後，我們依然會記得你，記得這個不同尋常的早晨。帶他們來北京的校長肖慧雲同誌走上前來，向我要去了你的聯係地址。她還說：“請記者同誌一定代表我們學校的全體師生問候陶維革同誌，就說遠在千裏之外，有一群天真的孩子，還有孩子們的老師祝他早日康複！”
在旗杆北麵，來自遼寧的一位老同誌告訴我，他們一行10人明天就要去加拿大了，這次出國時間比較長，今天是專程來看升國旗的。
看到這裏，我想你會感到欣慰的。雖然時間改變了許多東西，但你曾經護衛過的這方聖地將永遠吸引著一代又一代炎黃子孫！
6點10分，國旗護衛隊指導員謝輝提前來到天安門廣場。他向我詳細介紹了新旗杆的情況。1991年4月15日正式啟用新旗杆。新旗杆基座平麵分三層，第一層（內層）是漢白玉平台，四麵各有2米寬的出入通道，中心是30米高的銀灰色旗杆；第二層是環繞基座的赭色花崗岩帶；第三層是綠化帶。另外，基座周圍還圍著56個金黃色的隔離墩，象征56個民族手拉手、心連心。你看，現在的旗杆基座是不是比以前氣派多了？
6點20分，隨著升旗手一聲威嚴的“敬禮”，五星紅旗在莊嚴的國歌聲中冉冉升起。我本想代你向國旗行個軍禮，但我不是軍人，郭占斌政委找來護衛隊員劉靜，替你行了一個標準的軍禮。我想，這一情景一定能讓你回憶起許多已逝的美好時光。因為你在6年的軍人生涯中，曾無數次這樣麵對國旗，舉手齊眉，晨光中，我站在劉靜旁邊，右手撫胸，麵對東方，代表你，代表我，代表我的同事，向國旗行注目禮。此時此刻我感到有一股熱流在周身奔湧。
記得去年我到國旗護衛隊采訪時，曾反複思索是什麽力量使你在胃穿孔時還能在哨位上站得筆直。因為我親眼見過胃穿孔發作的病人疼得縮成一團在地上打滾的模樣。現在我終於體會到了，正是這每天舉行的聖典給你注入了無窮的勇氣和力量！陶維革，我相信這神聖的典禮和國旗已經深深地印在了你的心中，她會繼續給予你力量去戰勝病魔的！
升旗儀式後，我來到國旗護衛隊營地。我問幾名新戰士知道不知道陶維革，他們七嘴八舌地說：“陶維革，湖北黃岡人……”你的事跡已載入了部隊編的《天安門前橄欖綠》一書中。部隊每一次對新兵進行光榮傳統教育時，都會提到你。
自國旗班1991年5月1日改為國旗護衛隊以來，已4次榮立集體三等功，並被國務院、中央軍委授予“國旗衛士”榮譽稱號。今年2月，國旗護衛隊又被命名為全國“公安係統先進集體”。
在營地，我還見到了你的幾位老戰友。謝輝告訴我，你的一大特點是一說話就笑，他剛當班長時，你作為一個老戰士能主動配合他工作。竇海建現在是某中隊指導員，他對你的印象是待人誠懇、熱情。史濤說，他完全能體會到你對國旗的感情，那是無法用語言來表達的。你的老戰友們都期盼著能與你再次相聚敘舊。
在我準備離開護衛隊時，遇到了你的老首長――武警北京總隊政委張世璦同誌。他告訴我說：“部隊在得知陶維革同誌的情況後，已經派人去看望，我們會盡力幫助他的。”他還意味深長地說：“一個人在病床上還惦記著國旗，把國旗哨位看得那麽重、那麽神聖，這種心係國旗的精神在當前具有特殊的意義。江澤民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加強愛國主義和奉獻精神的教育。我覺得陶維革身上體現出來的正是這愛國和奉獻精神的和諧統一。”
你要我代你做的事我都做了，該寫的也差不多都寫下來了。陶維革同誌，你一定要有信心，積極配合醫生治療，爭取早日康複。
傅昌波
有一天，陶維革和戰友們升完國旗，站在哨位上，突然，他覺得腹部一陣劇烈的疼痛。
他如願以償，留了下來。
陶維革是貧困的，但他也是富有的。
送完報表，陶維革感到全身乏力。他倒在地上，再也起不來了，直到他的親屬發現。
突然，3月9日上午11時許，三名略有北京口音的客人使他怔住了。
杜指導員早就把他看上了
1995年3月17日黎明，這是共和國極普通的一個清晨。
淩晨5時，我匆匆地洗漱了一下，便趕到報社西門去與人民日報團委書記唐寧會合。今天，應一位素不相識的讀者的請求，我和唐寧要專程去天安門廣場看升旗，並代這位讀者向五星紅旗敬禮。
他叫陶維革，是湖北黃岡地區（現稱黃州市）交通局食堂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員。他退伍前是武警天安門國旗班的一名戰士。而現在，他身染重病，生命垂危，正在武漢市湖北地礦局職工醫院接受治療。
5時40分，我們來到了天安門廣場。
春寒料峭，那天的最低氣溫是零下8，但在天安門廣場國旗杆旁，早已聚集了來自祖國四麵八方的數千人，他們有的仰望旗杆，有的遙望天安門城樓，所有的人都在靜靜等候那莊嚴、神聖而又激動人心的時刻。
望著天邊漸漸露出的魚肚白，我在心底默默地說：維革，你的願望就要實現了……
陶維革，曾用名陶衛革，祖籍湖北黃岡。
1967年1月4日，他出生在湖北省武昌縣寧港鄉林港村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清貧的農家生活，鑄就了陶維革吃苦耐勞的品質。
1984年10月，17歲的陶維革，實現了他夢寐已久的宿願：當一名威武、雄壯的軍人。
10月底，他成了到首都北京的一名武警戰士。
到部隊後，陶維革和新戰友們一道，先來到武警北京總隊駐首都工人體育場新兵訓練二大隊參加集訓。
聽說新兵訓練結束後可以到天安門廣場去執勤、站哨，表現突出的還可以進國旗班，陶維革訓練的勁頭就甭提有多足了。
他自小就向往著去雄偉壯麗的天安門廣場看一看，瞧一瞧高大壯觀的天安門城樓、巍然屹立的人民英雄紀念碑，還有人民大會堂和中國革命曆史博物館。
陶維革後來這樣說：“能到天安門廣場站崗值勤，能成為一名國旗衛士，無論是對於自己，還是對於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是無上光榮的。既然到了北京，有這樣的機會，就要刻苦訓練，實現自己到天安門廣場的願望。”
1985年1月底，三個月新兵集訓快要結束時，天安門警衛大隊副指導員杜東學來到新訓二大隊挑選戰士。由於陶維革軍事素質訓練比較好，訓練既刻苦認真又特別勤奮，人也顯得純樸忠厚，當時新兵訓練二大隊領導也想把他留下來，所以領導“有意安排”陶維革到工人體育場看台頂層去訓練。
其實，早在部隊會操和訓練抽查時，杜指導員就知道陶維革的表現情況，早就看上了他。陶維革當然也非常渴望去天安門廣場站崗放哨，於是他故意在看台頂上“偷偷”朝下看，杜指導員看見頂層有新戰士，便走上看台頂層，一看是陶維革，便當場拍板說：“這個戰士我要了。”
陶維革於是成了天安門警衛中隊的一名新戰士。
後來又經過幾次篩選，他終於進了國旗班。
在到國旗班的第一個晚上，陶維革急著給父母寫了來北京後的第一封信。
在信封表麵，他特別在北京中山公園警衛連後，寫上了“國旗班”三個醒目的大字。
在國旗下成長
到了國旗班，並不意味著就成了合格的國旗衛士。
陶維革他們上的第一堂課就是愛國主義教育課。課後，警衛中隊領導帶領戰士參觀了國旗哨位、人民英雄紀念碑、革命曆史博物館。給他們講了幾十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經過浴血奮戰、終於推翻了三座大山壓迫的奮鬥曆程。
麵對國旗，陶維革暗暗發誓：一定要保衛好五星紅旗，站好祖國第一哨。
他心想，能到北京當兵不容易，能進國旗班也不容易，而要成為一名升旗手就更不容易，應該珍惜這個難得的機會。他在床的正上方端端正正地貼上“護衛國旗、重於生命”幾個大字，作為信念和座右銘。
為了早日成為一名升旗手，陶維革進行了比別人更艱苦的訓練，自己經常“偷偷”增加訓練量，首先練“站功”，再練走功和拋旗、收旗功。
為了練好“走功”，陶維革和戰友們拉上五根25厘米高的繩，在腿上綁沙袋，踢腿與繩平行，擺臂與上衣第三衣扣同高，一步步走，一天天練。足尖繃直了。當時不覺得疼痛，後來發現趾甲往肉裏長，不得不做了拔趾甲手術。
談到訓練情況，陶維革曾經這樣對家裏人講：“盡管經常加班加點，訓練極為嚴格，站崗異常艱苦，可是當我們一走進廣場，走上那神聖的哨位，看見烈士們用鮮血染紅的高高飄揚的國旗，我們心裏就感到無比的充實，渾身上下便充滿了力量。”
1985年春節後的第一個早晨，陶維革參加了第一次升旗儀式。
第一次升旗的情況，陶維革是這樣回憶的：
那是1985年初春的一個早晨，我提前醒來，實際上幾乎一夜未合眼。因為班長昨天答應我：“明天由你升旗。”我當即把皮鞋擦得亮亮的，禮服用熨鬥燙了一遍又一遍。
“哢、哢、哢”，我和兩位戰友邁著有力的正步來到廣場。晨光中，已有數千雙眼睛盯著我們。
6時30分，我按動電鈕，國旗在國歌音樂聲中冉冉升起，我的心也隨著五星紅旗升上了天空。麵對旗杆，一股熱流在我周身奔湧。
升旗後回到營地，我的心仍在怦怦地跳動：今天的動作瀟灑嗎？利索嗎？明天還讓我升旗嗎？我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偷偷地窺視著領導的表情。終於聽到排長和班長的對話聲音：“可以。”我高興得幾乎蹦了起來，從來沒有過比這更高興的事情。我已成了一名合格的升旗手。
從此，陶維革成了一名合格的升旗手。
為了共和國的尊嚴
陶維革一直患有嚴重的胃病，因執勤兵力緊，一個蘿卜一個坑，他一直沒顧上治療，每次病發時，他隻是吃幾片止痛片硬撐著。
1986年2月，老兵已經複員，新兵還沒補入，包括陶維革在內，國旗班當時隻有五個人，一個人要頂四個人來用。過度的疲勞加重了陶維革的病情。
陶維革雖然知道自己的胃病在加重，但當時他想的是，如果自己少站一班崗，別的戰友就會多站一班崗。為了不影響升旗，他就吃幾片去痛片抵擋一陣子。在國旗下，他曾經一天站了六班崗。即使這樣，陶維革隻要往國旗下一站，兩手的中指就從不離開褲縫線。
有一天，陶維革和戰友們升完國旗，站在哨位上，突然，他覺得腹部一陣劇烈的疼痛，如有一把刀子在腹中攪動，翻江倒海，兩眼一陣陣發黑。酸水一股股往上湧。一會兒，他的臉色變蒼白了，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這時候，陶維革痛得想哼，但他不能哼；疼得想歇，但他不能歇。
領班員看他緊咬牙關，直冒虛汗，知道他的病又犯了，準備打電話讓人來替他，他堅決不肯。後來他說：“我當時站的地方非同一般，我是站在祖國第一旗下，有成千上萬雙眼睛注視著我，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會影響祖國的形象。”
就這樣，他一聲不吭、紋絲不動，以驚人的毅力堅持著。直到兩小時後，戰友們來換哨才下崗。
換哨後，他硬挺著保持軍姿回到營房，倒在床上便暈了過去。
同班戰士見狀急忙打電話求救。一會兒，急救中心的救護車和中隊幹部都趕到了，把他送往急救中心。
經診斷，他患的是十二指腸潰瘍急性穿孔，當時就做了手術。醫生說：“再晚一會兒，恐怕就有生命危險。”
手術後老大夫欽佩不已：“我從醫30多年，還是頭一次遇到這樣的病人，真不知他是怎樣挺過來的，真是條硬漢子。”
事後，有記者采訪他時，小陶卻說：“我少上一班崗，戰友們就得多上一班崗。我想，能堅持就堅持吧，要是在別處站哨，我恐怕早就堅持不住了，是國旗和戰友給了我力量。”為此，支隊黨委給他榮記三等功一次，不久，陶維革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為維護祖國的尊嚴，陶維革的身上永遠留下了一條18.5厘米長的疤痕。
但陶維革在乎的卻是以後再不能站國旗哨了。出院的當夜他來到國旗哨前，久久地佇立在國旗下，望著五星紅旗良久不願意離去。
他對哨兵說：“我現在真羨慕你們，我最大的遺憾就是從今以後不能在國旗下站哨了。”
愛崗敬業的六年
1987年底，警衛支隊陳錦濤參謀長發現陶維革《隊列條例》背得好，政治素質比較高，又做了十二指腸手術，想照顧他去當通訊員。
但陶維革十分留戀國旗班這個大家庭，舍不得離開共同生活了幾年的戰友，隻好謊稱自己不會騎自行車。這是他在部隊第一次對領導沒講實話。
他如願以償，留了下來。
1988年底，領導曾經征求陶維革對去、留的意見，他當即表示希望與戰友們一起繼續升旗，保衛五星紅旗。年輕的班長、排長和戰友們也都舍不得他走，說老陶待人和藹，侃大山有趣，舍不得讓他走。
到1989年春節，陶維革已在部隊幹了五年。部隊領導又一次找他談話，準備安排他退伍。
陶維革又是一夜未合眼，第二天他請了假，揣了六個蘋果去找羅政委“談心”。政委一眼就將陶維革的心思看了個明明白白，他知道陶維革不願離開國旗班。
於是，陶維革又與國旗共同生活了一年。
1990年2月26日，是陶維革離開北京退伍返鄉的日子。
很長時間之後，陶維革依然清楚地記得離開國旗班前最後一次升旗的情景：
“那是1990年2月26日的早晨，我和平時一樣，正準備和戰友們一起排隊出操。班長走了過來：‘老陶，今天由你升旗，是首長點名安排你最後一次升旗的。’我激動得連話也講不出來。我知道，退伍戰士升旗，這是以前沒有過的事情。今天領導格外開恩，是對我這個服役六年、腹部留有18.5厘米疤痕戰士的特殊照顧，也是對我最大的信任。作為一名共產黨員的我，辦了退伍手續還每天堅持出操，堅持站哨，是為了給新戰士留下好印象。戰友們都對我很好，尊稱我為‘老陶’，領導對我也特別關照。”
“我穿上禮服，扛著國旗，邁著正步來到廣場。電鈕按動後，國旗伴著國歌音樂聲冉冉升起。麵對旗杆，我思緒萬千。”
“國旗啊國旗，咱們朝夕相處有六年，我每天都能看到你。是你培養我成長；是你鼓勵我一次立功，四次嘉獎；是你召喚我加入中國共產黨。可是今天，是我最後一次邁著正步扛起你，是我最後一次按動電鈕把你升起，是我最後一次向你行軍禮。下午，我就要離開心愛的你，離開戰友，離開北京。今後再也沒有今天這樣的軍營生活了，再也不能每天看到你，再也不能為你站崗伴隨著你。”
“升旗後，支隊、中隊領導和戰友們紛紛同我握手，在我的本子上簽字留念。排長匯報說：‘他是我們排當了六年兵的老戰士，支持首長的工作，關心幫助新戰士，離隊前還堅持出操，要求多站一班崗，給戰友們留下了好印象。’支隊領導說：‘這樣的同誌應當嘉獎。’”
“戰友們含著眼淚和我依依惜別，一邊喊著‘老陶多保重’，一邊送我上了路。”
從國旗衛士到食堂大師傅
從北京天安門國旗班退伍回到老家黃岡，陶維革半年後被安排在黃岡地區輪渡公司，後來被黃岡地區交通局借調到機關食堂工作。
陶維革從升旗手成了一名司務長。既要管理每個月經手的1萬餘元的活動經費，買菜、幫廚、洗碗；又要迎來送往，負責上級領導部門來檢查工作和下屬八個市縣前來匯報工作時的客飯，以及局機關70多戶200餘人的早餐，甚至機關家屬們的身份證也交由他與公安、街道等部門聯係辦理。
陶維革兢兢業業地幹著自己的工作，一幹就是四年。
走進黃岡地區交通局大院，在院內一幢破舊的兩層樓內，一間潮濕、擁擠的小屋就是陶維革的家。
陶維革的小家庭沒有任何值錢的東西，沒有一件像樣的高檔家電。從物質條件上看，這個小家庭是極為貧困的。陶維革的月收入和福利才200多元。他的愛人夏榮軍是當地一家遊泳池的一名臨時工，一年隻上四個月的班，月收入才100多元。
陶維革是貧困的，但他也是富有的。
1990年，他從北京天安門國旗班退伍回來時，帶回了他服役時的帽徽、領章、升旗手套，帶回了幾大本天安門廣場的照片和一袋天安門城樓徽章。
他把天安門城樓徽章送給每位來訪的客人、同事和來玩的小朋友。他總是不厭其煩地對孩子們講述國旗的意義、天安門前的感人故事和訓練時的情況，描述莊嚴隆重的升旗儀式。
每當遇到什麽不順心的事，他都要把那白布包拿出來摸一摸，把那些照片拿出來看一看，從此得到安慰和解脫。回想起在國旗下的一幕幕，不愉快的事也就隨之而去了。
四年後，他的事跡還是那麽感人
上述情況，我都是在以後才了解到的。
我與陶維革的相識緣自一次偶然的采訪。1994年國慶節前夕，人民日報國內政治部和報社團委聯合舉辦了一次針對中青年記者的采訪活動，主題是“國旗在我心中”。我領到的任務是采訪國旗護衛隊。
當時的國旗護衛隊隊長陳傑熱情地接待了我，並給我講述了許多發生在國旗下的感人故事，其中就提到了陶維革。回到報社寫稿時，經過權衡，雖然陶維革的事跡已經過去四年多的時間了，我和編輯決定還是采用這一材料，這樣，在我於1994年9月15日發表的《敬禮，國旗衛士！》一文中，陶維革的名字再次出現了。
但是，我並不知道，當時的陶維革正在與病魔進行著艱苦卓絕的鬥爭。
陶維革的病實際上1992年就上身了，但他總認為是胃手術後遺症，即缺鐵性貧血，對此並沒有在意。1994年8月他的病情加重，起初是四肢乏力、心悸、牙齦出血不止，臉色瘦黃發綠，爬樓梯時心裏發慌、頭昏，陶維革仍沒聲張，一邊忍受著病痛，一邊起早摸黑地工作。
當時，他的身上已出現多處紫色塊狀痕跡，頭部稍用力抓一下就會流血，牙齦有時出血不止。
鄰居家孫醫生見到陶維革臉色不對，勸他暫時放下手中的工作，先去把病看一看。陶維革卻說：“當初在國旗班時，胃穿孔那麽難受，都挺了過來，如今這點病又算得了什麽？況且年底機關工作忙、人手緊。”
後來，在妻子和好心的同事多次勸說下，陶維革才去就近的醫院。醫生一檢查，說他病情嚴重，堅決要他住院，可他婉言謝絕了。最後在醫生的百般說服下，他才同意辦理了個“家庭病床”，邊工作，邊治療。
於是，他早上起得更早了，一大早就把食堂要用的菜買回來，然後再去醫院打針，打完針又回來工作。
就在陶維革一邊輸血、一邊照常工作的時候，也就是陶維革離開國旗班四年多的時候，1994年9月15日《人民日報》第一版顯著位置上，發表了我采寫的《敬禮，國旗衛士！》的通訊，再次報道了他在十二指腸急性穿孔時仍堅守哨位的情節。
陶維革讀著讀著，激動得熱淚直流，他對妻子說：“我離開國旗班四年多了，那些不值得一提的事我差不多早就忘記了，可戰友們還記得我，北京還記得我！可我現在疾病纏身，無法報答他們。現在我多麽想去一趟北京，多麽想看看戰友，看看那麵國旗！”
12月份，陶維革每星期需要輸血200毫升，才能保持正常的活動，就在此時，勝利派出所要填報新的戶口報表，陶維革仍一聲不吭，一家一戶，拖著疲倦的雙腿，硬是跑完了全局20多戶人家，按時送了報表。
送完報表，陶維革感到全身乏力。他倒在地上，再也起不來了，直到他的親屬發現。
陶維革被送到武漢同濟醫科大學附屬協和醫院門診部。
血液科教授馮清平根據骨髓檢查和血常規檢查，診斷為“再生障礙性貧血”。
1995年元月10日，迫於病情嚴重，陶維革不得已才正式住進協和醫院。經複檢，曾兩度擔任院長、至今仍為該院血液研究所所長的宋善峻教授確診為：慢性重症再生障礙性貧血（即SAA）。
據醫生介紹，治療這個病有兩個方案：
第一個方案是骨髓移植，這是目前治療SAA成功率最高、時間最短、治愈最徹底的方法，但費用很高，得要20萬元左右。
第二個方案是藥物治療，治療期大約六個月，但完全治愈需3！5年，費用較第一方案低，但也要好幾萬元。
聽完醫生的介紹後，陶維革對他的哥哥說：“我複員後沒有為單位做多大貢獻，如今反而為單位增加了一個大的經濟負擔。這幾年從結婚到添小孩，幾個哥哥姐姐盡管生活也不富裕，卻設法接濟我，這下子又要拖累你們，我感到十分不安。”
陶維革產生了放棄治療的念頭。他擔心巨大的治療費用會拖垮家庭和並不景氣的單位。有人對他說，你在部隊獻過血，現在你有資格輸血。陶維革卻說：“我在部隊隻獻過200毫升血，可現在，體內已輸了幾倍於我獻過的血了，怎麽能再用別人的血呢？”
一封令人動容的讀者來信
陶維革的身體狀況在一日一日地惡化，處於生命低潮的他想起了國旗，因為那是自己人生旅途上最值得留戀的一段。隨著時間的推移，他那份懷念國旗的心情一日比一日強烈起來，隻要一閉上眼，那麵五星紅旗就在眼前飄揚。
1995年元月18日，在高燒不退、內髒出血，生命垂危之際，他時停時續，口述了一封給我的信，因為是我在那篇報道中再次提到了他的名字。由於不知道我在報社的哪一個部門工作，陶維革的哥哥在信封上寫了“人民日報軍事部”的地址，又由於春節探親的原因，這封信輾轉了幾次才到達我的手中。
在報社工作，我接到過不少讀者寫來的信件，但陶維革的這封信給我的感染和震撼是其他來信無法比擬的。或許真的是應驗了那句名言“人之將去，其言也真”，他在信中的每一句話，似乎都是飽蘸著生命寫下的。
這封信是這樣寫的：
傅昌波同誌：
你好！讀了你寫的《敬禮，國旗衛士！》一文後，我激動得熱淚盈眶。
我叫陶維革，有時也寫成陶衛革。從1984年10月入伍到1990年3月複員，我一直在天安門國旗護衛隊，每天在天安門廣場守旗、值勤，每天都能看到心愛的五星紅旗，國旗就是我的生命！
我最近得了再生障礙性貧血，病情很嚴重，在黃岡地區醫院無法治療，轉到了武漢市同濟醫科大學附屬協和醫院。聽醫生說，這個病很難治，要做骨髓移植，需要很多錢。我複員後還沒能為所在的單位做多少貢獻，反倒給單位增加了負擔；在部隊時，我隻獻過一次200毫升的血，可現在，醫生已經給我輸了好幾次血。這一切，既讓我感動，又使我不安。
唉！我現在多麽想念曾與我朝夕相處，一起護衛國旗的戰友，多麽想再望一望我扛過的國旗。聽說國旗旗杆換了新的，我多麽想看一眼新的國旗旗杆啊！我真後悔複員後沒有再去北京一趟，看一看國旗。
回想1985年，我突然得了胃病。當時正值新老兵交替期間，人手比較緊，是國旗鼓勵我每天站六班崗。那天在哨位上，我的胃穿孔了，腹部劇烈疼痛，是國旗激勵我堅持站完崗，然後正步走回軍營才倒在床上。多虧戰友和邵玉鳳阿姨等及時把我送到醫院，才保住了我的生命。看到你的文章，想起這一切，從來不流淚的我禁不住淚流滿麵。
我現在躺在病床上，已經失去了下地活動的能力。我知道自己已經不行了，這裏也可能就是我生命的最後一站。我非常感謝你報道了我們國旗班，也感謝你知道我的名字。我現在隻有一個請求，什麽時候你去天安門廣場，代我看一眼國旗，在國旗升起的時候，替我向國旗敬一個禮。如果有可能，再代我去國旗護衛隊看看新戰士，向他們問好，也向我過去的老戰友問好。
再見了――我心中念念不忘的國旗！
再見了――我親愛的戰友！
我已不能握筆，這封信是由我口述，請人代筆寫給你的。
陶維革
1995年元月18日
國旗，鐫刻在我們心中
1995年2月20日，我收到了這封充滿深情和期盼的信。看完這位普通讀者的信，我的心情無法平靜，我想這樣一位對國旗有著深沉感情的戰士命運應當得到社會的關注。我把這封不同尋常的來信送到幾位部門領導手中。
報社領導十分重視這條信息，指示群工部要報道此事。群工部的領導和“讀者之友”版編輯塗曉東建議用“朋友信箱”這樣一個形式來報道此事。
與此同時，報社團委將陶維革給我來信的情況傳到武警北京一總隊，當時的政委張世璦、副政委李玉田、政治部主任劉明生也被陶維革重病之中仍心係國旗的精神所感動，指示天安門警衛支隊派一名副政委、總隊派一名政治部幹事前去看望，並代表總隊、支隊兩級黨委轉達3萬官兵的問候。
透過窗外，天空有些陰沉，江城武漢的珞珈山陷入一片灰蒙蒙的霧靄中。在寂靜中仰臥多日的陶維革看著窗外一成不變的景象，感覺自己已徹底墜入了沉沉迷霧之中。
突然，3月9日上午11時許，三名略有北京口音的客人使他怔住了。他們是天安門警衛支隊副政委郭占斌、人民日報社團委辦公室主任唐�威、北京武警總隊政治部幹事唐建國。踏進病房，正在靜臥中的陶維革聽到動靜，忙吃力地用雙手撐起來，“歡迎、歡迎”，他顯得激動和局促不安。
郭副政委走到近前，輕輕握著小陶的手說：“我是誰你還能聽出來嗎？”
稍頓，陶維革終於驚喜地喊出來：“您是……老教導員！”郭占斌點點頭，動情地說：“是我，咱們總隊、支隊兩級黨委非常關注你的病情，派我們專程來看望你，希望你配合醫生積極治療，爭取早日康複”；“感謝你對我們報社的信任，也希望你好好養病”，唐�威緊緊拉住了對方的手。
一絲欣喜的神色從陶維革蠟黃泛青的麵頰上掠過：“感謝首長對我這個退伍多年老兵的重視和同情。我與部隊和國旗有緣分，隻要我想到國旗就有了信心，這一次我要爭取站起來。”
這時，郭占斌副政委拿出兩樣東西遞給小陶，說：“你還沒有見過新的國旗升旗儀式，這次部隊專門為你拍攝了兩套新升旗儀式的照片。”
3月17日淩晨，我和唐寧同誌一起替陶維革實現了他的再向國旗敬個禮的心願。之後，我又采訪了在廣場觀看升旗的群眾，然後到了國旗護衛隊駐地，與陶維革的新老戰友見了麵。回報社後，我以回信的方式寫了報道《國旗，鐫刻在我們心中》：
陶維革同誌：
你好！讀完你的信，我十分感動，又非常焦急。我立即要通了武漢市同濟醫科大學附屬協和醫院的電話。醫生說，你的病情已經控製住。我和我的同事們這才鬆了口氣，不知你眼下感覺怎麽樣？我們最大的心願就是希望你不要有太多顧慮，好好養病。
我和我的同事們讀完你的信後，很想為你做些什麽，大家不約而同地提出把你接到北京，看看國旗，看看戰友。但是你的醫生在電話裏告訴我們，目前你的身體狀況還不適於長途旅行，我們隻好遺憾地放棄了這一計劃。我和大家一商量，決定代你去天安門廣場，在國旗升起的時候，替你向國旗敬個禮。
3月17日淩晨5時40分，我和我們報社團委書記唐寧同誌來到了天安門廣場。你的戰友、武警天安門警衛支隊副政委郭占斌同誌也聞訊趕來了。
這幾天，北京的氣溫突然下降了5-10攝氏度。當時的氣溫為零下8攝氏度，雖然天氣驟冷，但出乎我們預料的是，在天安門廣場旗杆的周圍卻早已集聚了數千人。他們有的仰望旗杆，有的遙望天安門城樓，所有的人都在靜靜地等待那莊嚴、神聖而又激動人心的時刻。
在旗杆的東麵，我看見一大群排著整整齊齊隊伍的小學生。他們迎著寒風個個精神振奮。一個名叫李丹的小同學告訴我，她是天津市河北區法政橋第二小學六年級（2）班的學生，是專門從天津趕來看升國旗的。她和200多名同學淩晨1點半就從學校出發了。這是畢業前學校為他們安排的重要一課，她問我從哪裏來，為什麽一大早也來看升旗？我說：“我是受一位身患重病素不相識的朋友之托而來的。這個朋友以前就在這裏為國旗站崗！”接著我向她講起了你。旁邊的同學也都圍了過來，一個個睜大了眼睛，全神貫注地聽。看得出來，你的故事打動了他們的心。我想多年以後，我們依然會記得你，記得這個不同尋常的早晨。帶他們來北京的校長肖慧雲同誌走上前來，向我要去了你的聯係地址。她還說：“請記者同誌一定代表我們學校的全體師生問候陶維革同誌，就說遠在千裏之外，有一群天真的孩子，還有孩子們的老師祝他早日康複！”
在旗杆北麵，來自遼寧的一位老同誌告訴我，他們一行10人明天就要去加拿大了，這次出國時間比較長，今天是專程來看升國旗的。
看到這裏，我想你會感到欣慰的。雖然時間改變了許多東西，但你曾經護衛過的這方聖地將永遠吸引著一代又一代炎黃子孫！
6點10分，國旗護衛隊指導員謝輝提前來到天安門廣場。他向我詳細介紹了新旗杆的情況。1991年4月15日正式啟用新旗杆。新旗杆基座平麵分三層，第一層（內層）是漢白玉平台，四麵各有2米寬的出入通道，中心是30米高的銀灰色旗杆；第二層是環繞基座的赭色花崗岩帶；第三層是綠化帶。另外，基座周圍還圍著56個金黃色的隔離墩，象征56個民族手拉手、心連心。你看，現在的旗杆基座是不是比以前氣派多了？
6點20分，隨著升旗手一聲威嚴的“敬禮”，五星紅旗在莊嚴的國歌聲中冉冉升起。我本想代你向國旗行個軍禮，但我不是軍人，郭占斌政委找來護衛隊員劉靜，替你行了一個標準的軍禮。我想，這一情景一定能讓你回憶起許多已逝的美好時光。因為你在6年的軍人生涯中，曾無數次這樣麵對國旗，舉手齊眉，晨光中，我站在劉靜旁邊，右手撫胸，麵對東方，代表你，代表我，代表我的同事，向國旗行注目禮。此時此刻我感到有一股熱流在周身奔湧。
記得去年我到國旗護衛隊采訪時，曾反複思索是什麽力量使你在胃穿孔時還能在哨位上站得筆直。因為我親眼見過胃穿孔發作的病人疼得縮成一團在地上打滾的模樣。現在我終於體會到了，正是這每天舉行的聖典給你注入了無窮的勇氣和力量！陶維革，我相信這神聖的典禮和國旗已經深深地印在了你的心中，她會繼續給予你力量去戰勝病魔的！
升旗儀式後，我來到國旗護衛隊營地。我問幾名新戰士知道不知道陶維革，他們七嘴八舌地說：“陶維革，湖北黃岡人……”你的事跡已載入了部隊編的《天安門前橄欖綠》一書中。部隊每一次對新兵進行光榮傳統教育時，都會提到你。
自國旗班1991年5月1日改為國旗護衛隊以來，已4次榮立集體三等功，並被國務院、中央軍委授予“國旗衛士”榮譽稱號。今年2月，國旗護衛隊又被命名為全國“公安係統先進集體”。
在營地，我還見到了你的幾位老戰友。謝輝告訴我，你的一大特點是一說話就笑，他剛當班長時，你作為一個老戰士能主動配合他工作。竇海建現在是某中隊指導員，他對你的印象是待人誠懇、熱情。史濤說，他完全能體會到你對國旗的感情，那是無法用語言來表達的。你的老戰友們都期盼著能與你再次相聚敘舊。
在我準備離開護衛隊時，遇到了你的老首長――武警北京總隊政委張世璦同誌。他告訴我說：“部隊在得知陶維革同誌的情況後，已經派人去看望，我們會盡力幫助他的。”他還意味深長地說：“一個人在病床上還惦記著國旗，把國旗哨位看得那麽重、那麽神聖，這種心係國旗的精神在當前具有特殊的意義。江澤民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加強愛國主義和奉獻精神的教育。我覺得陶維革身上體現出來的正是這愛國和奉獻精神的和諧統一。”
你要我代你做的事我都做了，該寫的也差不多都寫下來了。陶維革同誌，你一定要有信心，積極配合醫生治療，爭取早日康複。
傅昌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