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名著32種

五、人口原理

馬爾薩斯

【主要內容】

一、寫作背景

（一）時代背景

馬爾薩斯是最早把人口增長現象經濟理論化的英國古典學派經濟學家。《人口原理》恰逢英國產業革命時代，是在進入人口轉換的第一階段發表的。

第一，產業革命使英國成為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工業國，而與此同時，產業革命也創造了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在為資產階級創造財富的同時，自身卻在積累著貧困，英國社會的階級矛盾也越來越尖銳。由此，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越發認識到解釋以及解決工人的貧困和過剩人口等問題對於資本主義製度的重要性。隨著1795年史比南連法的頒布，英國出台了一係列的“濟貧法”，規定了不論窮人收入多少都要為其提供最低收入保障。但是，“貧困法”引起了非常激烈的爭論，英國的有錢階層拒絕對貧困承擔任何責任，並強烈反對重新分配收入的法令。

第二，在馬爾薩斯時代，英國人口呈現增加的趨勢，它的人口增長幅度遠遠高於西歐其他主要國家。從1680年到1820年，西歐各國的人口總數平均增長62%，1820年到1900年平均增長73%，而英國的人口在這兩個時期的增幅分別達到133%和166%。1700年，英國人口約為503萬，1801年約為867萬，1850年約為1652萬。具體來說，在《人口原理》出版以前，遇到了英國出生率最高的時期，即1790年的35.44‰；到馬爾薩斯去世前，出生率雖有下降，但始終沒有低於30‰；英國在1780年遇到了最高的死亡率，此後，死亡率急劇下降，到《人口原理》第4版（1807年）出版後的第四年，死亡率降到19.98‰。這種變化說明，馬爾薩斯時代人口出生率一直較高，死亡率呈下降趨勢並且速度較快，英國人口的自然增長率一直上升：1790年為9.7‰，1800年為11.09‰，1810年為13.8‰。

第三，從中世紀末葉以後，英國經濟不斷進步，農業首先向現代化轉變，到18、19世紀，英國農業進步成就巨大，糧食產量大幅增加。然而，在18世紀上半期，英國還是一個糧食出口國，但是1792年之後，英國已經不再是一個穀物出口國，更多的糧食轉為國內消費。事實上，從1701年到1801年，英格蘭和愛爾蘭的人口從582.6萬人增至915.6萬人，不過，農業產量並沒有以相同的增長量來與這個增長數量相適應。

（二）理論背景

在馬爾薩斯人口論以前，有各種人口思想和人口政策。古希臘時期，柏拉圖（Plato）設想了一個理想的國度，他認為，在這裏，人口規模必須與城邦條件相一致，不考慮領土麵積和鄰國的狀況，就不能確定合適的人口數量。亞裏士多德也主張人口規模要適當，“一個城邦最適當的人口限度：應該在足以達成自給生活所需要而又是觀察所能遍及的最大數額”。近代，法國思想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以領土麵積和人口數量衡量一國的好壞，認為這兩者之間“存在著一個適當的比率，以使一個國家真正偉大；構成國家的是人，而養活人的則是土地；因此，這一比率就在於使土地足以供養居民，而居民又恰好是土地所能供養活的那麽多”。伏爾泰（Francois-Marie Arouet）、魁奈（Francois Quesnay）、亞當?斯密（Adam Smith）等人的著作中也都強調了人口與土地必須相適應，否則就有可能出現人口過剩。但由於受基督教“禁欲主義”和歐洲“黑死病”的影響，人口過剩問題也隻是停留在理論探討上。而隨著歐洲進入重商主義時代，重商主義者一反西方社會小心謹慎地對待人口規模的傳統，極力宣揚人口眾多的好處，不遺餘力地推行繁殖人口的政策。17世紀中期以後，歐洲人口以較快的速度增長，人口過剩問題開始真正展現出來。而這一時期的人口過剩引起人們的恐慌，一些學者也因此發表了悲觀的人口理論。代表性人物有理查德?康替龍（Richard Cantillon）、羅伯特?華萊士（Robert Wallace）和賈馬裏亞?奧特斯（Ortiz）等人。理查德?康替龍認為一切動植物都有充分擴展自己的本能，直到維持它們生存的土地擠得滿滿的為止。他寫道：“所有各種動物，如果我們能夠無限地發現可供養它們的土地，我們就能夠按照我們所希望維持的數量，並且還能無限地使其繁殖。而且動物的繁殖除了依據供它們生存的資料之外，是不受任何限製的。如果所有的土地隻用來供養人類的話，那麽人類的數量就像下麵所說的那樣：土地能維持多少，人就會增長多少。”而華萊士在分析人口增長時也提出了類似觀點。他認為人口自然增殖能力有無限擴大的傾向，認為人口如不加限製是按幾何級數增長的。而限製人口增長的因素可分為主觀上的戰爭、貧困、失業等社會因素和客觀上的土地肥力、氣候條件、天災、瘟疫等自然因素。賈馬裏亞?奧特斯認為人的生育能力是這樣的，即如果放任人類自身繁衍，那麽，在30年的時間裏，人口將以一種幾何比率（a geometrical ratio）有規則地和迅速地增加。他認為人口不能無限製發展的原因是缺少足夠的土地作為基礎；收入的不平等會降低生育力；他認為有一半的人口應該保持有道德的獨身，以使國家的實際人口數量接近該國的負載能力。

馬爾薩斯吸收和借鑒了前人的人口理論，特別是17世紀以後研究人口問題的學者的理論觀點，並將其與當時的英國和歐洲的人口發展背景結合起來，闡述了自己的人口理論。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的發表引起了人們對人口問題的普遍關注，人們從不同的角度和以不同的方式參與人口問題的爭論，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也由此而流傳。

二、主要內容

《人口原理》的基本內容一般被概括為兩個公理，兩個比率，兩種抑製和一條規律。

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首先提出了“兩個公理”：“我可以正當地提出兩條公理。第一，食物為人類生存所必需。第二，兩性間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幾乎會保持現狀。這兩條法則，自從我們對人類有所了解以來，似乎一直是有關人類本性的固定法則。既然迄今為止它們未發生任何變化，我們也就無權斷言，於今日為然者，於將來當不然，除非當初安排了宇宙秩序的神進行某種直接的幹預，但眼下神為了創造物的利益，仍按照固定法則操縱著世間的一切。”馬爾薩斯認為，人活著就要吃飯，就有情欲，這是一個婦孺皆知的簡單道理。他指出：“據我所知，還沒有哪個著述家設想過在這個地球上人類最終將能夠不依靠食物而生存。但葛德文（William Godwin）先生卻推測說，兩性間的情欲總有一天會被消除。”但這是不可能的，“兩性間的情欲今天仍同兩千年或四千年前一樣強烈”。馬爾薩斯認為，過去、現在或將來，這兩個公理都是人類本性的法則，就是“神力”也無法改變它的作用。他還說，否定這兩個公理，“是很不講究辯論的哲學方式的”。

根據這兩個公理，馬爾薩斯引出了有關人口和生活資料增加的兩個比率（中文版初譯作“兩個級數”）。他寫道：“一旦接受了上述兩項公理，我便可以說，人口的增殖力無限大於土地為人類生產生活資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到抑製，便會以幾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資料卻僅僅以算術比率增加。懂得一點算術的人都知道，同後者相比，前者的力量多麽巨大。”幾何比率的增加速度遠遠快於算術比率的增加速度，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勢必出現人口和生活資料之間的嚴重失衡，這就需要一種強大的力量來抑製人口的增長，使之趨於平衡。

馬爾薩斯認為：人口過快增長必然會帶來失業、貧窮、罪惡等一係列經濟和社會問題，“在人類當中，自然法則表現為苦難和罪惡。苦難是貧困的絕對必然的結果。罪惡也是貧困很可能會帶來的後果，因而我們看到到處都有罪惡，但也許不應把罪惡稱為貧困的絕對後果。可以通過磨礪道德，抵禦一切罪惡的誘惑。”而對於通過什麽途徑來控製人口的增長，他提出了著名的“兩個抑製”，即“積極抑製”（positive checks）和“消極抑製”（preventive checks）。積極抑製是指通過各種客觀途徑進行人口的自然減員，主要通過貧困、傳染病、瘟疫、饑荒、地震等自然災害以及戰爭等不道德因素起作用，使人口不斷地自然減少。這種妨礙人口增長的方式是在人口開始增加後進行的自然減少，使人口不至於超過生活資料的極限。這是一種事後控製的方式，人類無能為力。為此，馬爾薩斯提出了一種事前控製人口增長的方式，那就是“消極抑製”。“消極抑製”主要是指降低出生率，即減少新人口的盲目出生。對此，馬爾薩斯主張晚婚、節欲甚至是獨身等道德因素來控製人口的增長。馬爾薩斯把晚婚、節欲和獨身作為一種生育控製手段，是有其社會背景的，因為在現代避孕技術還沒有產生的曆史條件下，人們的節育手段隻能是禁欲、墮胎和溺嬰，婚姻控製是禁欲的必要前提。

馬爾薩斯從“兩個公理”引申出“兩個級數”和“兩個抑製”是緣於“一條規律”，即土地肥力遞減規律。“土地肥力遞減規律”，首先是由18世紀法國經濟學家杜爾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提出來的，其基本論點是：如果在同一塊土地上追加投資，超過一定限度以後，增加的收益就會依次遞減，土地肥力將日益衰竭。馬爾薩斯發揮了杜爾哥的“土地肥力遞減規律”的思想，把它作為《人口原理》的理論依據。馬爾薩斯認為，土地是有限的，人必然為空間所限製。當全部的良田開墾得像菜園一樣以後，食物的每年增加額必然要依靠土地的改良，而從土壤的性質來說，土地肥力不會遞增，而隻能是逐年遞減。由於土地肥力遞減規律，那麽不管人們怎樣努力，生活資料的增長總是遠遠滯後於人口的增長。所以解決問題的關鍵隻能是控製人口的增長。

正是基於以上的分析，馬爾薩斯提出，貧困是對“下等階層”沒有能夠控製人口增長的自然懲罰，因此，對窮人不能提供政府救濟，給窮人提供資助會使更多的兒童得以生存下來，從而最終使溫飽問題更加惡化。

【簡要評述】

《人口原理》是一本毀譽參半的經典著作，其出版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爭論。《人口原理》第五版（1817年）問世以後，“馬爾薩斯變成當時最受歡迎、最被人談論，也是最遭受侮辱的人”。受馬爾薩斯理論影響的人包括生物學家達爾文（Charles Darwin）、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等。李嘉圖高度評價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他說：“關於馬爾薩斯先生的《人口原理》，我在這裏有機會表示讚揚，不勝欣幸。反對這部偉大著作的人的攻擊隻能證明它的力量。我相信它應有的聲譽將隨著經濟學的發展而傳播遐邇，因為它對於這門學科做了非常卓越的貢獻。”在歐洲大陸，馬爾薩斯的理論也有很多追隨者，德國的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瓦格納（Adolf Wagner）都接受了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在法國，薩伊（Jean-Baptiste Say）致力於普及馬爾薩斯的理論。

當然，批判馬爾薩斯理論的人也不少。最先反對馬爾薩斯的是阿瑟?揚格，他指出了第一版中的不人道之處。魏蘭德在1816年出版的《人口與生產原理》一書中，全盤否定了馬爾薩斯人口與生活資料比例關係的論述，指出其人口理論上的錯誤和謬論的根源，是把人口增長較快一事的可能性視為一般趨勢。他認為即使出現也是偶然的。西斯蒙第（Jean-Charles-Leonard Simonde de Sismondi）在1819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新原理或論財富和人口的關係》一書中，批評了馬爾薩斯人口論的錯誤。他寫道：“連續再版五次，每次他都做了新的補充和修改，因而大大地擴大了他的影響，他的學說也獲得了全麵的發展。但是不管這種學說如何完備，在我們看來卻不是正確的。”對馬爾薩斯人口論最為係統和徹底的批判者為馬克思和恩格斯。馬克思說，造成不同曆史階段上過剩人口的因素是極其複雜和變化多端的，馬爾薩斯沒有深入全麵地分析這些因素之間的關係，“僅是將其歸結為人口與生活資料的一種抽象的數字關係，是愚蠢的行為，是憑空捏造。既沒有自然規律作根據，也沒有曆史規律作根據”。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也指出：“要是馬爾薩斯不這樣片麵性地看問題，他就會看到，人口過剩或勞動力過剩是始終同財富過剩、資本過剩和地產過剩聯係著的。隻有生產力過大地方，人口才會過多。”

在馬克思之後，對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的爭論一直進行著。一些樂觀的經濟學家看到，在科技推動下，生產力高速發展，經濟奇跡不斷出現，人們生活不斷改善後，認為經濟的增長是沒有極限的，如《沒有極限的增長》一書的作者認為：馬爾薩斯所說的“積極性抑製”已一去不複返了。另外一些經濟學家看到，在經濟增長的同時，環境汙染加重，資源浪費增加，能源危機加劇，他們對此產生了深深的疑慮，認為馬爾薩斯有關人口增長的“積極性抑製”仍有出現的可能，具代表性的就是羅馬俱樂部的梅多斯（Meadows），他通過對整個世界的人口、工業發展、汙染、糧食生產和資源消耗等因素的係統分析，出版了《增長的極限》一書。再一次引起人們對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的關注。美國新製度經濟學派的經濟學家諾思（North）在對經濟史考察後說：“資源基數的下降肯定會通過饑荒和對疾病抵抗力的下降而提高死亡率”，“馬爾薩斯的人口壓力似乎在曆史上是現實存在的”。

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不僅在西方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在中國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馬爾薩斯人口理論傳入中國的時間可以上溯至19世紀末。光緒六年（1880年），美國傳教士丁韙良（Martin,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與中國人汪鳳藻翻譯出版了第一部西方經濟學的中譯本《富國策》（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書中有一定篇幅介紹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我國係統宣傳馬爾薩斯人口論的，應以1918年出版的陳長衡的《中國人口論》一書為開端。20世紀初，陳長蒲、翁文灝、馬寅初等學者就在《東方雜誌》上撰文介紹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研究中國的人口問題，當時他們大多對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采取讚成的態度。最早對馬爾薩斯人口理論持批判態度的，當推李大釗。他在《戰爭與人口》《土地與農民》《新紀元》等文章中，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人口觀，批判了馬爾薩斯主義，但是沒有否定他的一切。1958年，馬寅初的《新人口論》遭到錯誤的攻擊，此時，中國對他的批判達到了高潮，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被視為完全荒謬的理論。

從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的主要內容可以看到，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具有兩麵性：一是具有曆史局限性，馬爾薩斯極力為資本主義製度存在的合理性進行辯護；二是具有曆史進步性，他考察人口增殖將帶來的危害，提醒人們從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中進行思考。具體內容如下：

一、曆史局限性

第一，馬爾薩斯認為，“相對過剩人口”不是資本主義製度的產物，而是人口法則的產物，為資本主義的不道德進行開脫。在馬爾薩斯生活的時代，形成了過剩人口大軍，這是當時的社會現實。馬爾薩斯認為人口增殖力遠遠大於生活資料增加力，人口按幾何級數增長，而糧食隻按算術級數增加，在這樣的客觀趨勢下，勞動群眾的貧窮是無法避免的。馬爾薩斯企圖使人相信，資本主義社會裏工人的失業和貧困不應由資本主義製度負責，而應由工人自己負責，因為他們的人口增長太快了，也即是“人口法則”的絕對必然的結果。可見，馬爾薩斯對“人口過剩”的原因所作的解釋，是過分強調了“人口自然規律”的作用，而忽視“人口過剩”的主要原因――“人口社會規律”的作用，這顯然是不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口規律是社會規律，是由生產方式決定的，而不是什麽超社會製度的自然規律。

第二，“兩個比率”沒有事實依據。馬爾薩斯以美國為例來說明人口按幾何級數增加，卻避開當時歐洲大量移民到美國這一事實，而談到食物按算術級數增加時，則以英國為例，說這是根據有關土地性質的一切知識作出的判斷，根本不是什麽確實的數據。顯然，這種計算方法是經不起科學分析的推敲的。如果科學計算，就應該拿同一時期同一國家的糧食生產和人口增長的確切數字作為根據來比較。以法國為例，1760年，法國人口是2100萬人，糧食產量按人口平均每人是450公升。到1840年，即80年後，法國人口增加到3400萬人，即增加了62%，而糧食產量的增長不僅超過人口增長，而且每人平均的產量提高了85%，達到832公升。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人口增長和生活資料增長的長期統計數字也都表明：生活資料增長的速度無一例外地大大快於人口增長的速度，而在所有這些國家裏，卻依舊存在大量的失業者。

第三，“土地肥力遞減規律”缺乏科學依據。馬爾薩斯提出食物生產按算術級數增加，最初並沒有任何依據，到1815年才找到了“土地肥力遞減規律”作為這個虛構的結論的理論依據。“土地肥力遞減規律”忽略了科學技術進步。實際上，對土地的投資總是伴隨著科學技術進步甚至成倍地增加產量。此外，還忽略了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對土地的使用，因生產方式的不同而會有所不同。

第四，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的措施治標不治本。馬爾薩斯認為，“過剩人口”是“人口自然規律”造成的，不是社會製度造成的，所以他不主張通過革命途徑來變革社會生產方式，而是在保存現有的社會製度的範圍內，倡導“兩個抑製”。

二、曆史進步性

第一，在一定意義上，馬爾薩斯恢複了人的自然屬性。在馬爾薩斯之前，人們對人口的研究恰恰忽視了人的自然屬性，使人脫離了他的生物基礎，成為高高在上的聖者。這與歐洲中世紀的重神性輕人性的宗教理念有著不可割裂的聯係。在那些黑暗的時代，神學和教會主宰一切，他們宣揚禁欲主義，斥責一切人生享樂。他們甚至否認人是有食欲和性欲的高等動物，要人們成為隻講“修身養性”的清教徒或修道女。馬爾薩斯堅持和強調人的生物本性，並把這兩個自然屬性概稱為“公理”，是人類的兩個必然法則。馬爾薩斯摘去了人頭上神聖的光環，恢複了人的本來麵目。這當然比起那些閉著眼睛把“人性”抽象化、神秘化的宗教徒要文明得多、現實得多。就我國人口研究而言，正確地看待馬爾薩斯關於人的自然屬性的觀點，可以使我們看問題更全麵一些，對人口問題認識更深刻一些。我國長期以來忽視人的自然屬性，強調人的社會屬性，把人當做不食人間煙火的高大全式的英雄，就使人失去其存在的生物基礎。

第二，馬爾薩斯人口理論警示我們必須正確審視人與自然的關係。盡管長期的經濟發展曆史實踐證明了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與現實並不完全一致的這一事實，但是其與經濟增長起步階段的客觀事實還是存在一定的相關性。馬爾薩斯提出的人口增長導致資源相對短缺並成為經濟增長瓶頸的觀點對於處於經濟增長起步階段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為進一步明晰保護資源、環境的意義提供理論依據。發展中國家欲促進經濟發展，縮小與發達國家間的差距，首先遇到的挑戰就是人口過快增長。人均自然資源的銳減將會嚴重阻礙經濟發展，尤其是經濟活動對自然資源依存度高的國家或地區。由此看來，控製人口增長、保護資源和生態環境，可能是今後幾代中國人的曆史使命。

（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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