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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

斯密

【主要內容】

斯密的《國富論》的中心思想是研究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其產生和發展的原因。全書共分為五篇,從五個方麵對這一主題進行研究,論述了如何通過市場機製來發展社會生產,達到“富國裕民”的目的。

第一篇和第二篇是理論分析,斯密全部的經濟思想都體現在這兩篇之中。第一篇是《論勞動力增進的原因,並論勞動生產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給各階級人民的順序》。斯密認為,國民財富的增長首先取決於勞動生產力的增進,而勞動生產力的增進又主要依靠分工。所以,第一篇的中心是研究促進國民財富增長的最基本因素――分工,並由對分工的研究進入到對交換、貨幣、價值和收入分配的研究。

一、分工理論

斯密認為分工是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原因。分工之所以能提高勞動生產率,他認為有三個原因:第一,分工能夠提高勞動者的技巧和勞動熟練程度;第二,分工可以避免勞動者由一種工作轉換到另一種工作的時間損失;第三,分工有利於機械的發明和利用,從而簡化勞動和節約勞動。斯密通過對社會生活的仔細觀察,用經典的製針手工工場的例子說明分工能夠提高勞動生產率,揭示了近代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原因。

二、交換理論

斯密把交換看做是分工的原因。認為分工不是人類智慧的結果,盡管人類智慧預見到分工會產生普遍富裕,並想利用它來實現普遍富裕,分工是不以這廣大效用為目標的一種人類傾向所緩慢而逐漸造成的結果,這種傾向就是互通有無、物物交換、互相交易。一方麵,斯密注意到交換的發展對分工所起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麵,分工的發展會受到交換能力大小的限製,即受到市場範圍大小的限製。如果市場過於狹小,不能使其在分工中擔任的角色具有連續性,所從事的工作不能成為一種職業,不能作為交換手段以借此謀生,分工就失去了意義。斯密認為,既然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國民財富的增長都取決於分工,而分工的程度又依賴於市場範圍的大小,那麽所有阻礙市場和交換的措施都會妨礙社會福利,妨礙國民財富的增長。

三、價值理論

在經濟思想史上,斯密第一次提出了勞動是財富源泉的觀點,這是斯密價值理論的重要貢獻。斯密首先對價值一詞進行了定義。他認為價值一詞有兩個不同的意義:它有時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時又表示由於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對他種貨物的購買力。前者可叫做使用價值,後者可叫做交換價值。通過對價值一詞的界定,斯密對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進行了區分,而且在英國經濟學史上第一次對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關係進行了明確區分。他說:“使用價值很大的東西,往往具有極小的交換價值甚或沒有;反之,交換價值很大的東西,往往具有極小的使用價值甚或沒有。例如,水的用途最大,但我們不能以水購買任何物品,也不會拿任何物品與水交換。相反,金剛鑽雖幾乎無使用價值可言,但需有大量其他物品才能與之交換。”這裏,斯密提出了商品交換價值的大小和使用價值大小的關係,留下了經濟學上著名的價值悖論,為邊際效用價值論留下了空間。

關於商品價值的源泉,斯密給出了兩種不同的解釋。一種是勞動價值論,但是由於方法論上的兩重性,斯密的勞動價值論也具有兩重性。首先,他認為決定商品價值的勞動是生產商品時所耗費的勞動,商品的價值量同生產商品時所耗費的勞動時間成正比例。他看到了簡單勞動和複雜勞動的區別,把複雜勞動看做是倍加的簡單勞動。其次,斯密又認為決定商品價值的勞動是由這個商品在交換中購買到或能支配的勞動。也就是說,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

斯密關於商品價值源泉的另一種解釋是收入價值論。他認為商品的“真實價格”由工資、利潤和地租三種收入構成。他認為在簡單商品經濟中,商品的價值由耗費掉的勞動決定,商品與商品之間的交換是等量勞動的交換。而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製出現之後,也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商品價值不是由耗費的勞動量決定,而是由購買到的勞動量決定。這種購買到的勞動量則可分解為工資、利潤和地租三種收入。因此,他認為工資、利潤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換價值的三個根本源泉。

四、市場機製

在《國富論》的第七章中,斯密論述了自然價格和市場價格之間的關係問題,對市場機製的自發調節作用進行了闡述。斯密認為,每一個社會一定時期內各種用途的勞動工資、資本利潤、土地地租都有一種普通率或平均率。這些普通率或平均率,可稱為那地方那時候通行的工資自然率、利潤自然率或地租自然率。它們是市場自由競爭的結果。

斯密所說的自然價格,是指按平均率即自然率支付的工資、利潤和地租構成的價格,實際上指的就是價值。斯密所說的市場價格,是指商品在市場上出售的實際價格。斯密認為,商品的市場價格有時高於它的自然價格,有時低於它的自然價格,有時和它的自然價格完全相同。每一種商品的市場價格都取決於它的實際供應量和有效需求。

斯密考察了市場價格如何圍繞自然價格而上下波動,認為波動的主要原因是商品供求關係的變化。他指出,如果某種商品在市場上的供售量不夠滿足這商品的有效需求,市場價格就會或多或少地上升到自然價格以上;反之,如果某種商品在市場上供售量超過了它的有效需求,市場價格就會降低到自然價格以下;如果市場上這種商品量不多不少,恰好使供售量等於有效需求,市場價格便和自然價格完全相同,或大致相同。斯密還看到,每種商品的供應量自然會使自己適合於有效需求。當市場上供大於求導致市場價格低於自然價格時,其價格的某些組成部分會低於其自然價格,使市場上該商品的供求趨於一致,市場價格會逐步回升到自然價格水平;反之,價格的某些組成部分會高於其自然率,使市場價格降到自然價格水平。

顯然,斯密不僅看到了市場價格以自然價格為中心上下波動,而且把這種波動看做是一種規律性的現象,這是斯密價值理論中富有科學意義的一個重要內容。

同時,斯密還看到了壟斷對市場的影響。他認為壟斷價格在各個時期都是可能得到的最高價格。反之,自然價格或自由競爭的價格,雖不是在各個時期,但在長時間內,卻是可能有的最低價格。因為壟斷者使市場存貨經常不足,從而使有效需求永遠不能得到充分供給。這樣,他們就能以大大超過自然價格的市價出賣他們的商品,而他們的報酬,無論是工資或是利潤,都大大超過其自然率。可見,壟斷破壞了自由競爭,造成了社會福利的損失。在斯密看來,壟斷勢力是在創造以奉承和虛偽為特征的政治社會,可以迅速、容易地獲得利潤和鋪張的消費,承認市場的積極作用是正確的,但必須同時抵製立法者對壟斷集團的支持,以獲得社會的共同利益。

斯密關於市場價格機製的經典論述形象生動、完整深入,抓住了市場機製的本質特點,為後人的研究奠定了豐厚的基礎。

第二篇是《論資財的性質及其蓄積和作用》,研究促進國民財富增長的第二個因素――資本。

首先,斯密論述了資財的劃分和資本的性質。資財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資本,希望從中取得收益;另一部分用於目前消費。資本因其用途不同也劃分為兩部分:用於生產、製造或購買物品,然後出售以取得利潤的資本是流動資本;用來改良土地、購買機器和工具,或用來置備無須易主或無須進一步流通即可提供利潤的資本是固定資本。流動資本和固定資本之間的比例因職業需要的不同而不同。因此,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的總資財也可以劃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供目前消費,其特點是不提供收入或利潤;第二部分是固定資本,其特點是不必經過流通、不必更換主人,即可提供收入或利潤;第三部分是流動資本,其特點是要靠流通、要靠更換主人而提供收入。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始終處於相互轉化過程中,它們擁有一個共同目的,即使留供目前消費的資財不致匱乏,而且能增加。

其次,斯密論述了其貨幣理論。其實,在第一篇探討分工理論之後,斯密就已經對貨幣的產生和作為交換媒介的功能進行了論述,他在第二篇中進一步分析了貨幣的價值尺度功能和流通功能。他把作為流通手段的職能當做貨幣的決定性職能。在斯密看來,紙幣和金屬貨幣不僅具有同等的作用,而且紙幣比金屬貨幣更便宜,因此應當以紙幣代替金屬貨幣。但是以紙幣代替金屬貨幣仍要依據一定的原理,否則紙幣發行過多,紙幣泛濫,會造成嚴重的危害。任何國家對於流通中的紙幣的全部金額,絕不能超過其所代替的金銀的價值,或沒有這些紙幣的場合所必須有的金屬貨幣的價值,這裏斯密對紙幣流通量規律進行了探索,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第三,斯密對總收入和純收入進行了區分。他把一國全部居民的收入分為“總收入”和“純收入”。他認為一個大國全體居民的總收入,包含他們土地和勞動的全部年產物。在總收入中減去維持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費用,其餘額留供居民自由使用的便是純收入。換言之,所謂純收入,乃是以不侵蝕資本為條件,留供居民享用的資財。可見,斯密所說的“總收入”就是“全部年產物”,也就是社會總產品;“純收入”是“在總收入中減去維持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費用”以後的餘額。他認為生產資料生產部門的產品,從其實物形式上看不能算作收入,而從其價值形式上看最終可以分解為收入。而消費資料生產部門的產品,無論從實物形式或者從價值形式上看,都能算作收入。

第四,斯密對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進行了區分。斯密把勞動分為兩種: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生產性勞動創造價值,非生產性勞動不創造價值,維持生產性勞動的那一部分產品決定下一年的產品。相應的,收入也分為兩部分:一部分作為地租收入或利潤收入,另一部分用來補償資本,補充從資本中取出來的食物和製成品。從而一國要想增加國民財富隻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增加生產性勞動者的人數,一種是增進受雇勞動者的生產力。而這兩種方法都需要一個前提即資本積累,從而建立了資本積累理論。

第五,斯密對借貸資本進行了分析。資本增加以後,如果資本所有者不想自己使用,但希望借此獲得一定的收入,這部分資本即為貸出取息的資本。借貸資本隨資本的增加而增加,但其增加會導致使用這種資本所必須支付的價格即利息的下降。借貸資本數量增加所導致的利息下降的原因在於:物品數量增加使物品的市價跌落;一國資本增加使投資的利潤下降;維持生產性勞動的基金增加,對生產性勞動的需求增加,工資提高降低了資本的利潤,利潤下降使利息率隨之下降。

最後,斯密對資本的用途進行了分析。斯密認為等量資本用於不同用途所能推動的生產性勞動量是不同的,從而對一國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所能增加的價值也是極不相同的。資本有四種不同的用途:農業、製造業、運輸業、商業。這四種用途完成了生產的循環過程。四種用途在社會總資本中所占的比例並不均等,資本究竟應投放在什麽方向上取決於私人利潤的打算,即為利潤最大化原則。

第三篇是《論不同國家中財富的不同發展》,斯密從經濟史的角度,分析影響國民財富增長的因素。

斯密認為,按照事物的自然趨勢,進步社會的資本,首先是大部分投在農業上,其次投在工業上,最後投在國外貿易上,但在當時的歐洲,這種順序卻被顛倒了,這是阻礙社會發展的原因。斯密考察了羅馬帝國崩潰後農業在歐洲舊狀態下所受到的阻抑和都市的勃興與進步,分析了商業城市的發展對農村的繁榮的促進作用,針對封建製度對國民財富增長的阻礙作用,他認為資本主義的自由貿易有利於社會生產力和國民財富的增長。

第四篇是《論政治經濟學體係》。斯密認為,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目的在於富國裕民,為達到這一目標,在不同國家不同時代曾產生過兩種關於富國裕民的政治經濟學體係,一種是重商主義,一種是重農主義。在第四篇中,斯密分別用8章和1章的篇幅對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的理論主張進行分析和評論,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闡發了經濟自由主義和自由貿易的思想。在這一篇中,他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探討錯誤的政策和學說如何妨礙國民財富的增長。

斯密認為,社會經濟活動自然會按照有效需求進行調節,不需要政府進行幹預,經濟自由主義是一國所能實行的最好的經濟政策,重商主義國家幹預主義的政策主張是不正確的。在斯密看來,重商主義政策隻是模仿真正的繁榮,隻對生產者和壟斷者有利。由於它未能給消費者帶來好處,所以重商主義是反增長的、目光短淺的。

斯密認為對外貿易會為國內生產的超過需求的產品開辟市場,也會為已經積累起來的超過國內需求的資本提供機會。一旦經濟條件有利於出口,不必利用公共政策進行特別的鼓勵,政府也不必介入進口和保護國內產品的國內市場。

在批判重商主義理論的過程中,斯密提出了自己的自由貿易理論,後人將其概括為絕對優勢理論。他指出,在某種商品的生產上,如果外國的生產成本低於本國的生產成本,那麽本國就不必自己生產這種商品,而應該把資本用於本國擅長的產品生產上,然後用自己生產的產品與外國相交換。如果各國都根據自己的條件發展最擅長的生產部門,彼此實行國際分工,勞動和資本就會得到恰當的分配和有效的運用。這樣交換的結果是各國都以最低的成本獲得自己所需要的產品。通過自由貿易,用較少的花費換回更多的東西,使國民財富獲得最快的增長。因此,實行自由貿易對於參與貿易的雙方國家都是有利的。相反,如果實行重商主義的保護主義政策,表麵上好像保護了本國利益,而實際上卻是保護了落後,其結果反而會造成生產力的下降。斯密的著作被認為是對重商主義進行了一次全麵徹底的清算,它標誌著產業資本的觀念最終克服了商業資本的局限。

對於重農主義的理論,斯密主要是肯定它們的成績,同時指出其中的不足。雖然存在錯誤,但斯密認為,重農學說雖有許多缺點,但在政治經濟學這個題目下發表的許多學說中,要以這一學說最接近於真理。

第五篇是《論君主或國家的收入》。在這一篇中,斯密論述了國家在履行其職能時所需的財政開支,國家財政對國民財富發展的影響,提出關於賦稅的四個原則,分析了國民財富增長過程中政府的職能,總結性地論述了18世紀英國的稅收和財政政策。

在經濟思想史上斯密是自由放任的堅定擁護者,但是斯密並不完全否定國家政權,他認為,國家政權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國家職能有一定的限製,在自然自由的製度下,國家應履行三方麵的職責:第一,提供國防。第二,管理司法。第三,提供公共物品。在斯密看來,政府隻要起到“守夜人”的作用就可以了,不要幹預經濟活動,這表現了斯密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對經濟活動調節所表現出來的戰略性眼光。

【簡要評述】

斯密在《國富論》提出的各種理論中,對世人影響最大的就是經濟自由主義的思想。斯密認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追求個人利益是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唯一動力。同時人又是理性的,作為理性經濟人,人們能在個人的經濟活動中獲得最大的個人利益,如果這種經濟活動不會受到幹預,那麽,經由價格機製這隻看不見的手所引導,人們不僅會實現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且會推進公共利益,走向私利和公利的調和。“各個人都不斷地努力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資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慮的不是社會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對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會或者毋寧說必然會引導他選定最有利於社會的用途。”

“看不見的手”一詞在斯密的著作中僅出現過兩次,一次出現在《道德情操論》中,認為“看不見的手”會引導社會產品的分配達到公平。一次出現在《國富論》中,“由於每個個人都努力把他的資本……在這場合,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到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並不因為事非出於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於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既然追求私人利益能增進社會利益,那麽,個人的一切經濟活動就應由其自由發展,自由競爭,這樣才能在增進私人利益的同時增進社會利益。

斯密的《國富論》被看做是市場經濟的經典著作,在這本著作中,斯密概括了古典經濟學在其形成階段的理論成就,將龐大的經濟理論集合在一個研究主題的範圍內,用一個基本思想加以貫穿,這就使他的《國富論》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斯密最先係統地闡述了政治經濟學的各個主要學說,確立了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地位,他本人也被尊稱為“經濟學之父”。可以說,《國富論》是經濟學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市場經濟的“聖經”,是通向經濟繁榮的“金鑰匙”。

(趙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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