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的關係

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共產國際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支援

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後，中共中央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和策略方針，促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到不斷鞏固和擴大，從而保證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共產國際要求中共一切聽從國民黨的領導，對蔣介石的反共活動聽之任之，犧牲中國人民革命利益為蘇聯安全服務，中國共產黨不能不對放棄獨立自主原則的右傾錯誤思想進行鬥爭。抗日戰爭後期的延安整風運動，是一次普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運動，也是打破黨內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束縛的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

※※第一節 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原則的確定，王明右傾錯誤的產生

@@@一、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黨的獨立自主原則的確定

盧溝橋事變和八一三事變後，全國人民一致要求對日作戰。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推動下，由於全國人民的壓力，同時也由於日寇的侵略已嚴重地打擊了英、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利益和蔣介石所直接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蔣介石開始了對日作戰。在聯合抗日問題上，與我黨達成了協議，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初步建立起來。中國開始了全國性的抗日戰爭。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仍然存在著深刻的矛盾和鬥爭。抗戰初期，國民黨曾表現了某種程度的抗日積極性，如釋放了一些“政治犯”，將反動的所謂《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作了某些修改，國民黨軍隊曾先後進行了平津、淞滬等戰役，給日本侵略者以一定的抗擊。但是，國民黨仍然堅持獨裁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極力限製人民力量的發展，特別是限製共產黨力量的發展，陰謀在抗日戰爭中借日本帝國主義來消滅共產黨，消滅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及其他抗日力量。在抗日統一戰線中，國共兩黨對抗日的不同態度，集中表現在國共兩黨兩條不同的抗戰路線。中國共產黨從人民的利益出發，主張全國人民總動員，實行全麵抗戰路線；國民黨從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出發，實行的則是拒絕人民群眾參加，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的片麵抗戰路線。

國共兩黨在抗日問題上的兩條路線鬥爭，在中國共產黨內也有反映，表現出一些右傾情緒。

為了貫徹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政策，進一步製定黨在抗戰時期的綱領和政策，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北洛川舉行擴大會議。會議決定：必須堅持抗日戰爭中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在敵人後方放手發動獨立自主的遊擊戰爭，使遊擊戰爭擔負配合正麵戰場、開辟敵後戰場、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戰略任務；在國民黨統治區放手發動抗日的群眾運動，爭取全國人民應有的政治經濟權利，以減租減息作為抗日戰爭時期解決農民問題的基本政策。根據中央決議精神，1937年11月12日在延安召開了黨的活動分子會議，會上毛澤東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報告，強調必須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明確指出在黨內在全國均須反對投降主義。

實踐證明這些都是正確的，是針對當時黨內存在著的右傾情緒而提出的。

@@@二、王明右傾錯誤的產生

1937年11月底王明、康生從蘇聯回國。王明當時的頭銜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主席團委員。自稱帶著國際路線回來，還說斯大林跟他談過話。這樣，王明儼然成了“欽差大臣”，不可一世。

黨中央為了聽取並討論共產國際的指示和總結黨的工作，於12月9日至14日在延安召開了政治局會議。王明在會上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發言，係統地提出了右傾錯誤的理論、方針、政策。反對黨中央在統一戰線中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12月27日，他又作了《挽救時局的關鍵》的報告，1938年3月，又發表《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文章，進一步發展了他的右傾錯誤。

王明宣揚的右傾錯誤內容主要是：

第一，抹殺共產黨與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原則分歧和本質區別，認為統一戰線中“不分左中右”，國共兩黨都是“中國一大部分優秀進步青年的總匯”，蔣介石“將成為中國的不朽的民族英雄”。從教條主義出發，說中國沒有產生法西斯的社會基礎，否認國民黨內有法西斯勢力。

第二，否認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原則，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把抗戰的領導權拱手送給國民黨。他對成立敵後抗日政權所采取的“先斬後奏”做法表示反對，要求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完全統一於國民黨，實行“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武裝、統一供給和統一作戰計劃”，提出統一政權，主張“一切行政製度，仍須保持舊有形式”，要求黨領導的群眾組織都要“采取合法方式工作”，一切群眾團體都要向國民黨政府登記，接受其領導。

第三，輕視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和遊擊戰爭，提出“普遍的實行以運動戰為主，配合以陣地戰，輔之以遊擊戰。”忽視敵後根據地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誇大城市和國民黨軍隊的作用，把抗戰勝利的希望寄托在國民黨軍隊的“正規戰”上，幻想依靠國民黨軍隊來求得速勝。

第四，錯誤地估計抗戰前途，認為抗戰的勝利隻是國民黨的勝利，抗日勝利後仍將是蔣介石的天下，而不是共產黨和人民的天下。說“聽信‘抗日勝利了是共產黨蘇維埃的天下’這種謠言的人，至少是對於共產黨在現在革命階段上的政策的實質不曾真正了解。”

王明的右傾錯誤理論和政策雖然並未形成決議，但是由於王明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曾經迷惑了一些同誌，並且在部分地區如王明負責的中共中央長江局的工作中，以及1941年以前項英負責的中共中央東南局和新四軍的工作中，產生了不良影響，嚴重地妨礙了當時長江流域人民抗日鬥爭的發展，並導致了後來新四軍在皖南事變中的嚴重損失。

@@@三、王明右傾錯誤與共產國際的關係

王明右傾錯誤的產生，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影響。毛澤東說過：“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抗日戰爭初期的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都是從斯大林那裏來的。”抗日戰爭時期，共產國際和斯大林號召各國共產黨和勞動人民，援助中國抗日戰爭，指示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所有這些都對中國抗日戰爭起過推動作用，是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的。但是，必須指出，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基本出發點，是要求各國黨服從反對帝國主義包圍蘇聯這一根本利益。對中國抗日戰爭的主要希望是要中共作出根本讓步，服從國民黨的領導，將八路軍、新四軍編入蔣介石的軍隊，同日本打大仗、打陣地戰、拖住日本，以“武裝保衛蘇聯”。要中國緊緊束縛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腳。隻有當日本侵略者的手腳被捆住的時候，才能使蘇聯一旦受到德國侵略者進攻的時候，“避免兩線作戰”。反映了蘇聯和共產國際民族利己主義傾向。

根據這一基本政策，共產國際和蘇聯政府對中國的抗日戰爭寄希望於蔣介石國民黨，並不把中國共產黨當作主要依靠對象。認為國民黨是中國抗日戰爭的主力，蔣介石才是領導抗日的唯一領袖。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對蔣介石寄以重望，並且處處遷就蔣介石，對蔣介石的投降反共活動，不敢展開堅決的鬥爭，隻講聯合，不要鬥爭，像大革命時期那樣，企圖以經濟和軍事援助拉住蔣介石不投降日本。1937年8月，蘇聯政府和國民黨政府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給國民黨提供軍事物資和人力的援助。而中國共產黨，在八年漫長的抗日戰爭中，沒有從蘇聯取得一槍一彈的援助。

在軍事上，共產國際認為隻有打陣地戰才能拉住日本，他們根本不懂得中共領導的廣泛的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意義。王明對國際的意見唯命是聽，提出以運動戰為主，配合以陣地戰，輔之以遊擊戰的方針。他們還要求擴大30萬機械化部隊，要求中共領導的人民武裝與國民黨軍隊合作，同日本打正規戰，硬拚，以解除蘇聯的後顧之憂。我們黨從抗日戰爭的實際出發，再一次抵製了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意見。此時，他們很不滿意。1942年5月共產國際派駐延安的聯絡員彼得·佛拉第米洛夫（化名宋賓），放肆地攻擊我黨的抗日政策，謾罵人民抗日力量“遊而不擊”。蘇聯記者也歪曲報道說：“八路軍接到了命令，不對日作戰，一遇到日軍就撤”，胡言亂語，和國民黨的造謠汙蔑如出一轍。

以上事實，充分說明了王明右傾錯誤和他的“左”傾錯誤一樣，同樣來自共產國際和斯大林。

@@@四、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對王明右傾錯誤的批判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對於王明打著“國際路線”旗號推行的右傾錯誤主張，開展了正確有效的鬥爭。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舉行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會上，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毛澤東作了《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和會議總結，要求全黨同誌認真地負起領導抗日戰爭的重大曆史責任。全會批準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全會確定，要不斷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用長期合作來支持長期戰爭。同時，批判了統一戰線問題上隻講聯合不講鬥爭的遷就主義的錯誤，重申了全黨獨立自主地放手組織人民抗日武裝鬥爭的方針，把黨的主要工作方麵放在戰區和敵後，大力鞏固華北，發展華中。全會強調全黨必須自上而下地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善於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國際經驗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環境，毛澤東指出：“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會議決定撤銷長江局和王明的書記的職務。這次會議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傾錯誤，使全黨在思想上和組織上一致起來。

中國共產黨對於王明右傾錯誤的批判，實質上就是對共產國際錯誤領導的批判。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對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采取了慎重的分析態度。在拒絕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某些錯誤主張時，注意同共產國際保持團結。為了堅持同共產國際的團結，1937年12月13日，曾在政治局會議上作出過《中央政治局關於中共駐國際代表團工作報告的決議》，肯定了共產國際的領導和季米特洛夫的幫助。同時，黨中央還先後委派周恩來、王稼祥、任弼時等同誌參加共產國際工作，向共產國際報告和說明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的政治路線和方針政策。加強了共產國際對中共路線政策的了解。

※※第二節 中共代表團的宣言和共產國際的決定與聲明

如前所述，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對王明執行的“國際路線”采取了具體分析的態度，一方麵奉行國際正確方針，尊重國際領導，另一方麵又抵製他們的錯誤指示，並根據實際情況，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放手發動群眾，開展群眾遊擊戰爭。為了使共產國際了解中國具體情況和黨的方針政策，中共中央派出代表團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報告，並敦促共產國際作出了中國問題的決定和聲明。

@@@一、中共代表團的宣言

1938年4月14日，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遞交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中國共產黨的工作與任務的書麵報告大綱，5月17日，又作了關於大綱的說明和補充。5月至6月，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討論中國共產黨的報告，任弼時和王稼祥都參加了會議，並宣讀了中共中央代表團宣言。該宣言共有八條，簡明扼要地闡明了中國抗日形勢、黨的方針政策和今後任務，主要內容如下：

(1）闡明了持久戰的總方針。宣言說：“日本法西斯軍閥，於1937年秋開始侵奪中國北部及東南部的廣大的領土，他們希望得到迅速的、容易的勝利”，“可是他們的打算是殘酷的失敗了。”“全副武裝的日本侵略者的進攻，迅即遭受中華民族的頑強抵抗，這種抵抗給了日本以巨大的損失，使他們對於中國的進攻，轉成一種對於他們甚為繁重的持久的戰爭。”關於抗日戰爭的發展規律和前途，宣言指出：“戰爭越是繼續，日本的困難愈是增加，日本侵略的完全失敗的日子，便越是迫近。”

(2）強調了黨的全麵抗戰路線。宣言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應當包括中國的一切抗日黨派。”必須“去吸收勞動群眾到各種現有的及新的組織中來，這樣來造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強的下層群眾基礎。”宣言指出，必須把工人、農民、青年、婦女都組織起來，“以進行反對日本強盜的鬥爭。”

(3）告誡必須和各種破壞統一戰線、分裂民族團結的陰謀作堅決鬥爭。宣言說：“為了團結一切民族力量以保衛祖國起見，中共從自己方麵盡了一切可能去結束十年來的內戰，以取得對於國民黨的友好的合作。”強調指出：“這一統一戰線的參加者，必須真正親密地聯合起來。國民政府的正確政策，必須被實行。”“共產黨人以及中國的一切愛國人士，應當警惕的注視日本法西斯蒂及其中國走卒的下流陰謀，這些陰謀，是要破壞民族統一戰線，以幫助日本軍隊在前線上的進攻。必須做到把狡猾敵人的這些秘密的惡毒的走狗，迅速地加以揭露，堅決的加以消滅。”

中共代表團宣言的主導方麵是正確的，但未曾突出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卻提出“共同工作與共同負責”等。

@@@二、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的決定與聲明

1938年五六月間，共產國際執行主席團討論了中國共產黨的報告，通過了關於中國共產黨的決定與聲明。決定與聲明的主要內容如下：

首先，明確表示“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並聲明共產國際與中華民族反對日寇侵略者的解放鬥爭是團結一致的。”

其次，強調了中國抗日鬥爭的國際意義，就中國反對日寇的英勇鬥爭，“不僅是為保衛自己國土，保衛自己的自由與獨立，而且也是保衛全人類的自由與和平的事業”，“是世界無產階級及整個先進人類反對野蠻法西斯主義暴力的總鬥爭中之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其三，批評了在援華方麵缺乏實際行動的狀況，號召各支部“從政治上、道義上以及物質上給中國以援助”。指出：“國際工人運動以及一切民主與和平的力量，有必要和責任去用全力援助中國民族的鬥爭”，“必須到處把這種同情引導至積極的行動”。

最後，規定了各支部援華的當前任務：

(1）用一切方法，加緊國際的援華運動，在國際的報章上以及在一切宣傳運動中，應當比以往更強有力地反映出一方麵日寇侵略者在中國的殘暴獸行，另一方麵是中華民族為自由而鬥爭的英勇。

(2）開展反對日本法西斯蒂對於中國的強盜進攻的廣泛抗議運動。召集群眾大會，遊行示威等等，並且還把群眾的憤怒，引向反對各資本主義國家內被收買的親日報紙。

(3）組織並擴大對日本侵略者的群眾製裁（抵製日貨運動，工人拒卸日本貨，拒製運往日本的軍用材料及其他各種資材至日本等）。

(4）加強募捐幫助中國，派遣醫藥救護隊來華。

(5)幫助日本勞動群眾在一切困難中加緊開展反法西斯蒂反戰爭的工作。

(6）在中國政府同意之下，從各國派遣有聲望的代表團到中國去，經過他們來加強國際援華運動。

在共產國際和各國共產黨、工人黨的領導、影響和號召下，全世界各國工人和各階層人民開展援華運動。以輿論示威、捐款及抵製日貨等行動來援助我國抗戰。蘇聯組織誌願航空隊、白求恩大夫受加拿大共產黨和美國共產黨的派遣，不遠萬裏來到中國。還有印度的柯棣華等六人，美國的馬海德，奧國的夫賴、羅生特，蘇聯的柯洛夫等醫務人員。英國的林邁可、班威廉教授，德國的記者希伯及米勒大夫等，都給八路軍、新四軍以很多幫助。日本的反戰同盟對於瓦解日軍及號召日本僑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戰爭，做了很多工作。他們當中，有的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永遠為中國人民所懷念與尊敬。

@@@三、共產國際支持毛澤東為中共領袖

毛澤東為中共領袖，中共代表團向共產國際的報告，使共產國際決定在組織上支持毛澤東為中共領袖。

毛澤東開創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工農紅軍的建立和擴大，農村革命根據地和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和發展，蘇區軍民一次又一次反“圍剿”的勝利，紅軍長征，早已引起了共產國際的注目，但是，自從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失去聯係後，共產國際很難及時了解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情況，對於紅軍動向、中共中央行動計劃也很少傳聞。1935年8月，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陳雲到了莫斯科，使共產國際得以了解中國革命真相，特別是對遵義會議和會後在毛澤東指揮下紅軍發展狀況，有了具體了解。

1936年1、2期合刊的《共產國際》（中文版），發表了陳雲撰寫的《英勇的西征》，當年7月又在《共產國際》4、5期合刊（中文版）上，發表了陳雲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蘇維埃和紅軍的組織者與領導者》一文，使共產國際和全世界，進一步了解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確路線，以及中國革命在毛澤東等領導下，轉危為安和順利發展的情況。文章第一次詳盡地向全世界報道了紅軍長征經過和紅軍英勇鬥爭，不點名地揭批了“左”傾領導者在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中犯的錯誤及其造成的嚴重損失，高度評價遵義會議後，在毛澤東領導下取得的一個又一個勝利。他指出：“在這樣偉大的西征告成以後，對我們的黨和我們的紅軍應有一番估計。”並說：“現在我們的黨在新環境中能夠自己提出新的任務”，“我們的黨能夠靈活和正確地領導國內戰爭。成長出了這樣的政治和軍事領導人，如毛澤東、朱德身經百戰，智勇雙全的將領和黨的領袖。”

陳雲的文章，使共產國際對毛澤東同誌有了進一步了解。在這以後，共產國際刊物經常發表毛澤東論著，據統計1936年至1939年，《共產國際》、《救國時報》共發表毛澤東的《和紅色中華記者談話》、《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等18篇文稿，使毛澤東的文章傳遍全世界。

共產國際加強了對毛澤東的宣傳，對毛澤東作了高度評價。1929年6月7日，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的信中就對毛澤東予以讚揚，來信寫道：“朱、毛底遊擊隊伍，雖然反動勢力三番四次企圖撲滅他們，可是他們不但能夠保存了自己的幹部，並且最近在福建省還取得了許多勝利。”11935年七八月召開的共產國際七大，對毛澤東有很高評價。同年12月1日出版的《共產國際》第33、34期合刊上，將毛澤東、朱德和方誌敏三人作為“中華蘇維埃和中國紅軍的領導者”予以介紹和報道。文章裏還附有這三個人的素描像。同期，發表了以“赫”署名的《勤勞的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文章，介紹了毛澤東傳略。文章寫道：“鋼鐵般的意誌，布爾什維克的不屈不撓精神，驚人的膽略，傑出的革命指揮官和政治家的無限的才能，這就是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同誌的優秀品質。”1936年，《共產國際》第1、2期合刊上又發表了題為《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文章，高度評價毛澤東說：“中國紅軍主力，在毛澤東和朱德的領導之下，打破了敵人的四麵包圍而退出了江西”，“鐵的意誌，布爾什維克的決心，英勇無畏的精神，革命名將和政治領袖底無限天才—這就是中國人民首領毛澤東同誌底特長。”1939年，《共產國際》第6期，以《毛澤東》為題，介紹了毛澤東的傳記。文章寫道：“為中國人民的解放而戰鬥的勇敢戰士，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者和組織者之一，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學者，傑出的演說家、軍事戰略家和天才的組織者，這就是中國人民忠實的兒子毛澤東的形象。”

共產國際對毛澤東的高度評價和傳頌，有力地支持了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確立。1938年7月，王稼祥離開莫斯科回國前，斯大林接見了他（同時被接見的有王明、康生、鄧發等），斯大林在接見時說：“你們紅軍在毛澤東同誌領導下，是一支勝利的隊伍，你們的抗日最近很成功的。”最後斯大林說：“請把我的話轉告毛澤東同誌，並祝他身體健康！”

王稼祥回國前，共產國際特地舉行了一次會議，討論中國革命問題，會議由季米特洛夫主持，邀請王稼祥參加。會議討論通過了一個支持中國共產黨抗戰的公開文件，另外還有一個給中國共產黨的內部文件，由王稼祥轉呈中共中央。

臨行前，季米特洛夫與王稼祥及中共駐莫斯科代表任弼時談了話，代表共產國際作了重要指示。他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毛澤東同誌是久經考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中國目前仍然應該堅持與國民黨又合作又鬥爭的原則，警惕重複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悲劇。”“你們應該轉告中國共產黨全體黨員，在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應該承認毛澤東同誌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請告訴王明等人，不要再爭吵了。”

王稼祥抵達延安後，向黨中央和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鄭重地報告了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意見，宣讀了共產國際的文件，又口頭傳達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聽到傳達的同誌異常激動。從革命實踐中湧現出來的中國人民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誌終於得到了共產國際的承認和支持。

※※第三節 蘇聯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援助崔可夫來華的任務

抗日戰爭時期，蘇聯給予中國物質上支援，崔可夫來華，共產國際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繼續右傾。

@@@一、蘇聯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援助

在共產國際號召下，各國共產黨領導和組織廣大人民群眾，給予中國抗日戰爭以各種形式的援助，其中蘇聯人民的援助，尤為突出。

蘇聯給予國民黨政府提供了進行抗日戰爭所必需的大量物資援助。根據國民黨公布的數字，自1938年至1942年，蘇聯先後分五次提供了3.0630億餘萬美元的各種軍事裝備的物資。此外，截至1939年2月止，蘇聯向國民黨政府派遣了712名飛行員和航空機械員，近200名各種專業的軍事顧問，其中著名將領有巴季茨基、雷巴科夫、切列潘諾夫等。對於麵臨法西斯德國入侵威脅的蘇聯來說，提供這樣數量的實際援助，是難能可貴的。不少蘇聯空軍人員為保衛中國人民的國家主權貢獻出寶貴生命，永遠值得我們懷念。

共產國際對中國抗日戰爭的主要希望，是要中國服從蘇聯的外交政策。

根據蘇聯外交政策的需要，1941年4月13日，蘇聯與日本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這個條約無視中國的領土主權的完整和獨立，事實上承認了“滿洲國”的存在及其合法地位。在客觀上為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提供了方便。1941年6月22日，德國法西斯向蘇聯發動侵略戰爭。日本帝國主義為配合在歐洲的進攻，把中國變成它擴大侵略戰爭的“後方基地”，加緊了對解放區，特別是對華北解放區的“掃蕩”和“蠶食”。在日偽和頑固派軍隊的夾攻和封鎖之下，敵後解放區進入了空前困難時期。共產國際不顧中國共產黨的極度困難（沒有糧吃、沒有衣穿、缺乏醫藥、缺乏武器彈藥……）情況，1941年7月通知中共中央，日本正從本土把一批完整的部隊單位運到中國大陸，集中在蘇聯邊境，建議八路軍設法切斷通往北平、張家口、包頭的鐵路交通，突破日本部隊向這些地點集結。我們黨從實際情況出發，拒絕了這一建議，沒有照國際指示辦。

@@@二、崔可夫來華的任務

瓦·伊·崔可夫，1900年出生，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6年作為蘇聯外交信使，1927年作為軍事顧問，1929年作為蘇聯特別遠東軍司令部工作人員來華。1940年底，第四次奉命來華，擔任蘇聯駐華武官和蔣介石的總軍事顧問。崔可夫於1940年12月由莫斯科動身，途經阿拉木圖飛抵蘭州。1941年元旦，由蘭州起飛抵達重慶。與崔可夫同時來華的還有15名軍事顧問和軍事專家。另外，蘇聯政府給蔣介石提供了援助—150架戰鬥機、100架快速轟炸機、將近300門炮和500輛汽車等。

崔可夫臨行前，國防人民委員鐵木辛哥、斯大林分別接見了他。斯大林親自向他布置任務。斯大林談話內容如下：

首先，描繪了中國階級關係和國共兩黨情況。他說：“整個小資產階級和日本資本無利害關係的一些大資本家、封建主和農民群眾都在蔣介石一邊”，而“蔣介石和孫逸仙相比，無異乎小貓和老虎”。他指出，“中國是一個農民國家，而不是一個無產階級國家。中國工人在數量上，甚至在組織性方麵都大大不如中國農民階級。中國的農民也世代遭受非人的壓迫。中國農民受盡壓迫和折磨。和工人相比，農民是懦弱的。但在人多勢眾時，他們能創建大業，這一點已被曆史所證明”。關於中國共產黨，斯大林說：“中國共產黨也正是依靠最貧窮、受壓迫最深和沒有文化的農民。中國共產黨對成長中的工人階級估計不足，而這遠不能不給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口號及其對革命政治任務的理解方麵打下烙印”。他斷言“中國共產黨的民族主義傾向相當嚴重。在中國共產黨隊伍中國際主義團結感發揚得不夠”。

第二，闡述了對國共兩黨的不同政策。他說：“照理，中國共產黨人要比蔣介石對我們來說更親近些。照理，主要援助應該給予他們……。但是，這種援助看起來像是向一個我們與之保持外交關係的國家輸出革命。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階級要成為反侵略鬥爭的領導者，還顯得太孱弱。要把群眾爭取過來需要時間，到底需要多長時間，很難說。此外，帝國主義大國未必容忍中國共產黨取代蔣介石。”斯大林還對崔可夫說：“我們同蔣介石政府訂有相應的條約。您熟悉所有這些文件，請嚴格按照這些文件行事。主要的就是聯合中國的一切力量反擊侵略者……中國共產黨在國內的地位還不鞏固。蔣介石可以輕而易舉地聯合日本人來反對共產黨。共產黨同日本人是不可能聯合的。蔣介石有美國和英國的援助。毛澤東是永遠得不到這些大國的支持的。”斯大林繼續說：“歐洲的局勢，希特勒的節節勝利預示著英國和美國可能會逐漸增加對蔣介石的援助。這就可望，由於有我國的援助和英美盟國的援助，蔣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長期拖住它。”

最後，下達了蘇聯顧問在華任務。他說：“崔可夫同誌，您的任務不僅是幫助蔣介石及其將領們學會使用我們提供的武器，而且要使蔣介石樹立戰勝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有了必勝的信心，蔣介石就不會同侵略者妥協，因為他害怕失去美國和英國的支持，害怕失掉存入英美銀行的資本……。崔可夫同誌，您的任務，我們駐華全體人員的任務就是要緊緊束縛日本侵略者的手腳。隻有當日本侵略者的手腳被捆住的時候，我們才能在德國侵略者一旦進攻我國的時候避免兩線作戰……。”

崔可夫根據斯大林的指示，擔任蔣介石總軍事顧問，直至1942年2月回國。

@@@三、皖南事變後共產國際繼續右傾

1940年10月，蔣介石國民黨開始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於1941年1月間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崔可夫正在這個時候來到中國。從崔可夫的表現看，共產國際在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仍然右傾。

如前所述，蘇聯政府在蔣介石積極反共、消極抗日（1939年12月的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3月汪精衛賣國集團成立南京中央“國民政府”……）的情況下，仍然過分重視和依賴蔣介石，想依靠蔣介石正規軍拖住日本。在人力、物力方麵源源不斷支援蔣介石國民黨，而對中國國內階級關係的變化不加分析，對蔣介石的反共投降活動視而不見，對中國共產黨力量發展壯大的問題不予關心。

崔可夫來華前，任弼時曾向共產國際匯報過蔣介石投降反共活動情況，可是，共產國際並不予以重視，不向崔可夫交代，致使蘇聯顧問來華時卻未聞此事。崔可夫在蘭州停留期間，蘇聯駐蘭州領事告訴他，蔣介石正在共產黨特區周圍調動軍隊，提醒注意蔣介石可能發動的新內戰，崔可夫大為驚訝，說：“在莫斯科研究中國局勢的時候沒有看到這樣的材料，武官處以及我們駐重慶的軍事顧問都不了解這些。”到了重慶後，中共代表周恩來、葉劍英又向他陳述了蔣介石一直處心積慮要削弱和消滅共產黨軍隊的情況，但都未曾引起共產國際和崔可夫應有的重視。

皖南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采取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但是，2月間崔可夫向周恩來提出了如下意見：日本還會進攻蔣介石，利用日蔣矛盾仍是我們政策的中心，因此要對蔣介石讓步，要緩和國共矛盾。表現出以退讓求團結的右傾態度。這種錯誤態度，遭到了中央的抵製。毛澤東當時就通過周恩來向崔可夫提出批評，說要我們對蔣介石讓步是危險的，目前是逼蔣對我們讓步時期，不是我們對蔣介石讓步的時期，因為進攻和破裂是他先發動的。經過我們的政治攻勢，蔣介石受到從未有過的內外責難。蔣對我緩和，我也可以稍示緩和，但目前尚非其時。隻有軍事攻勢才會妨礙蔣之抗日，政治攻勢則不然，隻會逼蔣抗日，不會妨礙蔣抗日，故軍事守勢，政治攻勢是完全正確的，二者相反正是相成。

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對共產國際、蘇聯顧問的意見，采取了分析的態度，獨立自主地決定自己的政策。在皖南事變中堅持了正確意見，采取針鋒相對的鬥爭方針，終於打退了國民黨蔣介石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使國民黨頑固派被迫從進攻轉為防禦。

盡管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在策略上存在著分歧，並且也抵製了共產國際若幹不切合中國實際的錯誤指示。但是，中國共產黨還是對蘇聯衛國戰爭作出了最大限度的支援，這不僅表現在中國人民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減輕了蘇聯背腹受敵的壓力，而且還利用一切形式聲援和支持蘇聯人民的反法西斯鬥爭。

1939年8月23日，蘇聯和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協定》，這個協定當時引起了許多國家對蘇聯的攻擊。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以對新華日報記者談話的形式，發表聲明，論述了蘇、德協定的政治意義。這個聲明起了積極的作用，得到共產國際和各兄弟黨的好評。1941年6月23日，即蘇德戰爭爆發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委員會在《關於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的指示中指出：“蘇聯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聖戰爭，不僅是保衛蘇聯的，而且也是保衛正在進行反對法西斯奴役的解放鬥爭的一切民族的”。號召中國人民要大力支援蘇聯人民衛國戰爭。7月7日又發表《中共中央為抗戰四周年紀念宣言》，表明在反法西斯戰爭方麵我們和蘇聯完全站在同一戰線上，成敗與共，休戚相關，並相應提出了“擁護國際反法西斯陣線促進中蘇英美及其他一切反法西斯的國家民族一致聯合，反對德、意、日法西斯同盟”等十大任務。中國共產黨還通過黨的報刊發表社論、文章，聲援蘇聯人民的反法西斯鬥爭。中國工人、學生、青年、婦女等群眾團體或個人也紛紛致書蘇聯人民，對他們的英勇鬥爭表示致意和慰問。表現了中國人民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對蘇聯的支持。

@@@四、共產國際聯絡員在延安

崔可夫回國後，共產國際又派了彼得·佛拉基米洛夫來到延安，對中共活動進行監視。

佛拉基米洛夫，中國化名宋賓。1905年出生，1927年加入聯共（布），1931年應征服兵役。1938年5月至1940年，任塔斯社駐華特派員。1941年4月至8月，再次奉塔斯社之命駐在中國。1942年5月，他被派來延安，擔任共產國際聯絡員，並兼任塔斯社軍事特派員，一直到1945年11月。1948年至1951年，任蘇聯駐上海總領事，1953年9月在莫斯科病逝。

佛拉基米洛夫動身來華前夕，他所得到的指示是：共產國際已決定建立一個抗日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的主要任務是：結束內戰，與國民黨采取聯合行動，團結中國人民的一切勢力，保衛中國的完整與獨立。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必須遵從此一任務。”佛拉基米洛夫清楚地領略到，共產國際和蘇聯所關切的是中共結束內戰，與國民黨合作抗日，以便牽製日本兵力，不對蘇聯發動戰爭。佛拉基米洛夫就是根據這一指示精神和“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來到延安的。他在延安三年零六個月，經曆了抗日戰爭的後三年，經曆了我黨的整風運動，列席了黨的七大，可是，他不滿意黨中央獨立自主的政策和遊擊戰的戰略方針，在他的秘密日記中，經常指責我黨對蔣介石過於警惕，隻許我們同國民黨團結，不許我們反擊國民黨的反共活動。1940年、1941年、1943年，國民黨反動派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我黨本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衛原則，領導八路軍、新四軍進行英勇的反擊，這難道不正是為了更好地團結抗日嗎？毛澤東當時就批判過一切聯合否認鬥爭的右傾觀點。指出：“對於大資產階級的頑固派，則是用革命的兩麵政策去對待，即：一方麵是聯合他們，因為他們還在抗日，還應該利用他們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又一方麵是和他們作堅決的鬥爭，因為他們執行著破壞抗日和團結的反共反人民的高壓政策，沒有鬥爭就會危害抗日和團結。”他還說過：“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中，鬥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鬥爭的目的。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

眾所周知，八年抗戰中，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丟失了大片國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堅持抗日自1938年至1945年，我抗擊日軍數為58%至75%，抗擊偽軍數為90%至100%。我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共作戰125000餘次，作出了巨大貢獻。可是，這位共產國際的聯絡員，佛拉基米洛夫同誌，卻認為我們離開了共產國際的軌道，在日記中攻擊說：“八路軍（當然還有新四軍）的部隊，早已放棄了對侵略者采取積極的和消極的行動”，“中共部隊對日本目前正在一些地區從事肅清共軍的行動，並不實施抵抗，他們逃入山區，或是渡過黃河”。胡言亂語，到了不顧事實的地步。

佛拉基米洛夫攻擊整風運動，他同王明一起向共產國際作了歪曲事實的報告，說毛澤東把主要精力放在整風運動上，其目的是為了確立自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以致1943年12月，共產國際已經解散，擔任聯共（布）國際宣傳部主任的季米特洛夫專為此寫信批評毛澤東說：“我認為這場運動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事實上，這次整風運動，是全黨範圍的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是打破黨內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束縛的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政治上是完全正確的。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在領導整風和大生產運動的同時，仍不放鬆對敵鬥爭，自1941年6月至1943年5月，我人民軍隊共作戰42000餘次，消滅日偽軍約35萬餘人，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重大貢獻。這一事實給了佛拉基米洛夫等人以有力的駁斥。

※※第四節 延安整風運動的偉大意義毛澤東思想的發展和成熟

遵義會議以後，我們黨不僅在領導革命鬥爭的實踐中，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正確地處理了同共產國際之間的分歧，抵製了共產國際的錯誤主張，而且還從思想上和組織上，全麵地清理與消除了它的消極影響。1936年七八月間，毛澤東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宣講哲學，撰寫了《實踐論》和《矛盾論》。這兩篇著名的哲學論文，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總結了黨的曆史經驗和教訓，揭露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為解決黨的思想路線問題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1938年秋，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再次明確提出，要著手把馬克思主義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環境，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並大聲疾呼“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會議批準了毛澤東的報告，並號召全黨“係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1942年至1944年，以延安為中心的全黨整風運動，是我國革命同共產國際關係史上的重要階段。整風運動是一次打破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束縛的偉大思想解放運動；是反對共產國際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蘇聯經驗模式化和把共產國際決議神聖化錯誤傾向的思想鬥爭。由於整風運動的勝利開展，使我黨在思想上、組織上徹底擺脫了共產國際的消極影響。

@@@一、延安整風運動的偉大意義

第一，整風運動確立了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基本原則，消除了共產國際的教條主義束縛。由於我們黨長期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環境中，黨內外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廣泛存在，使黨內非無產階級思想意識十分濃厚。加之我們黨在創立前缺乏足夠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準備，在建立後又立即投入轟轟烈烈的實際革命鬥爭，使黨長時期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修養不高，不善於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這種情形，就給了黨內沒有經過改造的小資產階級分子有可能：利用許多黨員思想上的盲目性及黨內小資產階級的情緒，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外衣下，來宣傳實質上的機會主義”。這是黨內產生“左”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特別是以教條主義為特征的王明“左”右傾機會主義長期統治的重要原因。王明教條主義者以共產國際為靠山，他們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打著共產國際招牌，鼓吹百分之百地忠於國際路線，迷惑別人。王明“左”傾機會主義流毒全黨，危害極大。

抗日戰爭初期，王明由極“左”跳到極右。1937年11月，他從莫斯科飛回延安，推行右傾錯誤，竭力反對黨中央的正確路線，強調“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完全放棄無產階級領導權。他在推行右傾錯誤的時候，故伎重操，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共產國際執行委員和主席團成員的身份，打著國際旗號，以致一些人又受到蒙蔽，備受其害。那時候由教條主義和以是否忠於“國際路線”劃線的思想，嚴重地束縛著人們的頭腦，所以直至1940年春，王明那本教條主義的代表作《兩條路線》小冊子，竟在延安第三次出版，大量發行，並得到許多人的讚譽和宣揚。這種情況，嚴重地影響著黨的正確路線貫徹執行，阻礙著黨的思想統一。因此，徹底肅清教條主義影響、端正黨的思想路線，就成為黨的一項十分緊迫的重要任務。

整風運動是對全黨進行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教育，對黨的曆次“左”傾錯誤，特別是王明的錯誤，進一步從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高度進行徹底清算，集中向理論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開火，尖銳地批判了教條主義、奴隸主義傾向，大力提倡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根本原則。通過整風，打破了共產國際教條主義的束縛，使人們從對“國際路線”的盲從和迷信中解放出來，從而端正了黨的思想路線，在全黨確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的地位，並由黨的七大明確規定為黨的指導思想，寫進黨章。這對中國革命後來的勝利發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

第二，整風運動堅持和發揚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馬克思主義原則，消除了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思想和政治上的控製。

馬克思主義認為，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按其內容來說是國際的事業，因為資本的壓迫是國際性的，這就決定了全世界無產階級必須聯合起來，無產階級必須同被壓迫階級聯合起來，互相支援，共同戰鬥，才能戰勝共同敵人，實現自己的解放。然而“如果不就內容而就形式來說，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首先是一國範圍的鬥爭。每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當然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這就是說，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直接舞台是在本國，鬥爭的直接任務首先在本國範圍內。因此，它必須依靠本國人民的力量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去戰勝本國的資產階級，從而對國際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堅持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原則，一貫指出在帝國主義時代，任何國家的革命鬥爭，如果沒有國際革命力量在各種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勝利了，要鞏固，也是不可能的。同時強調指出，我們的方針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要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一個黨、一個國家的人民革命要取得革命的勝利，在根本上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能依靠別的國家包辦代替，或者依靠什麽國際指揮中心發號施令。中國革命勝利，從根本上說，是中國共產黨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結果，自己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同本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才找到了適合中國革命實際的革命道路，又是自己領導和依靠中國各族人民的力量，沿著正確的道路前進，曆經千辛萬苦，戰勝無數艱難險阻才取得革命勝利的。毛澤東說得好，“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整個說來，是由中國人認識的，不是共產國際管中國問題的同誌認識的。”

從本世紀20年代後期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教條主義盛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實行高度集權領導—實質上由掌握共產國際領導大權的蘇聯共產黨指揮一切。蘇聯共產黨以“領導黨”自居，對各國黨發號施令，力圖使各國黨從屬於蘇共。這種錯誤做法，曾經給國際共產主義和中國革命運動，帶來極壞影響。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堅決抵製了共產國際的教條主義傾向和蘇共的粗暴幹涉，堅持獨立自主原則，把立足點放在中國人民群眾之中。1930年5月，正當教條主義盛行，中國革命麵臨艱難的情況下，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明確指出：“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了解中國情況”，批判了對國際指示“一味盲目執行”的錯誤。他還指出，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絕非依靠什麽“先哲”或共產國際的“本本”，必須依靠中國共產黨“鬥爭策略的正確和堅決”，才能取得。從一定意義上說正是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在革命過程中，抵製了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許多錯誤主張，頂住了來自蘇聯的大國主義和大黨主義的壓力，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結果。

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是要堅決依靠本國人民群眾來進行革命。周恩來在整風期間指出：“中國共產黨的產生及其發展，是得到了共產國際不少的指導和幫助的，但是中國共產黨的靠山卻不是共產國際，而是中國的人民。”我國的革命是不能孤立於世界之外，我們在任何時候都需要國際援助，事實上，從建黨以來，中國革命得到共產國際和各國革命力量的援助，這是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的。但我們必須是在自力更生、是在依靠本國人民群眾力量的基礎上爭取外援。放棄了自己的努力，輕視本國人民群眾的力量而依賴外部援助來實現革命勝利的思想，是極端幼稚和錯誤的。

第三，整風運動創造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解決黨內矛盾的方針，消除了共產國際的過火鬥爭、懲辦主義對我黨的惡劣影響。

在我們黨的曆史上，曾經有過反對陳獨秀右傾錯誤和李立三“左”傾錯誤的鬥爭。這些鬥爭固然是必要的，但是，鬥爭的方法有問題。共產國際在糾正錯誤的方法和對待犯錯誤幹部的政策上，都隻是著重組織處分，不注意思想教育，對犯錯誤的幹部，往往采取過火鬥爭、簡單地組織處分，不從思想上弄清錯誤的性質、原因和改正錯誤的辦法，並從中吸取教訓，避免重犯類似的錯誤。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統治時期，進一步發展了這種錯誤的黨內鬥爭方式。對於不同意見的同誌，往往扣上“右傾機會主義”、“調和主義”、反對“國際路線”等等大帽子，實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任意處罰、撤換堅持正確意見的幹部，大量提拔隨聲附和、與之氣味相投的人到領導崗位，嚴重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製原則。他們還把這種宗派主義的黨內鬥爭和錯誤的肅反政策糾纏在一起，製造大量冤假錯案，使大批優秀幹部受到打擊，甚至慘遭殺害，給黨的事業造成令人痛心的損失。

中共黨內錯誤的幹部政策和肅反政策，是從蘇聯搬來的，與共產國際也有極密切關係。眾所周知，聯共黨內鬥爭就是采取的過火鬥爭辦法，把反對派或持不同意見的人，處以流放、關押、甚至肉體消滅。共產國際要求中共按照蘇聯的式樣開展黨內鬥爭。處理陳獨秀的錯誤時，把清算右傾錯誤變成對陳獨秀個人的無情鬥爭。簡單地從組織上停止陳獨秀的領導職務直至開除他的黨籍了事。接著羅明那茲又在黨的11月擴大會議上，提出所謂“組織紀律”問題，大搞懲辦主義，無理處罰了一批人。當時認為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失敗了，解除了他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職務，領導南昌暴動的周恩來、揮代英、李立三等同誌也受到處分。受到處罰的還有其他人，如譚平山被開除出黨等等。這樣就在組織上開創了懲辦主義過火鬥爭的先例。1930年共產國際對李立三錯誤的處理，對瞿秋白的打擊等等，對中國共產黨產生了深刻影響。王明、康生一夥在黨內大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就是學了共產國際和聯共（布）的那一套錯誤做法。毛澤東在講到黨內鬥爭的經驗教訓時說過：“在以王明為首的教條主義者當權的時候，我們黨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學了斯大林作風中不好的一麵。他們在社會上不要中間勢力，在黨內不允許人家改正錯誤，不準革命”。

在整風運動中，我們黨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黨的建設的基本理論，總結了曆史上黨內鬥爭的經驗教訓，徹底拋棄了共產國際和聯共（布）黨內那種過火鬥爭、懲辦主義的錯誤做法，規定了解決黨內矛盾、開展黨內鬥爭的一整套正確原則和做法。堅持對犯錯誤的同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從團結願望出發，經過批評和鬥爭，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對待曆史問題的處理，不是著重於追究個別人的責任，而是著重於分析當時的環境，錯誤的內容以及產生錯誤的根源，找出改正錯誤的辦法，借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誌的目的。經過整風，清除了過火鬥爭、懲辦主義的惡劣影響，在民主集中製的基礎上形成了黨內生動活潑、協調一致的局麵，使黨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達到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空前團結統一，保證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

@@@二、毛澤東思想的發展和成熟

如前所述，1935年7月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考慮到莫斯科要在一切問題上有效地領導處於各種不同情況下的共產國際的65個支部，是不可能的”，決定“將工作重心轉移到規定國際工人運動、基本政治路線及策略路線方麵上，在解決一切問題時要根據每個國家的具體情況和特點，一般的不要直接幹涉各國共產黨內部組織上的事宜”。這就使中國共產黨人可以根據中國社會、中國革命的特點，獨立自主地製定有關中國革命的路線和政策。同時，1935年以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著作大量地譯成中文出版，這又為中國共產黨人完整準確地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實質，從而創造性地應用於中國的具體實際，糾正教條主義傾向提供了方便。在此情況下，毛澤東集中力量從事理論工作，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為指導，係統地總結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戰爭中的經驗教訓，並把這種經驗教訓上升為反映中國民主革命客觀規律的理論，在此理論指導下，製定了一係列符合中國實際的路線和政策，成功地指引土地革命戰爭轉變為抗日戰爭，引導抗日戰爭的勝利成為人民的勝利。

毛澤東《‘共產黨人’發刊詞》(1939年10月）、《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39年12月）和《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等重要理論著作的發表，標誌著毛澤東思想的發展和成熟。毛澤東思想“在土地革命戰爭後期和抗日戰爭時期得到係統總結和多方麵展開而達到成熟”。表現在下列各重要方麵。

(1）係統地總結建黨以來處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二者關係的經驗教訓，完整地提出和論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和政策；

（2）係統地總結建黨以來統一戰線工作中的經驗教訓，完整地製定了又聯合又鬥爭的統一戰線的策略；

(3）係統地總結建黨以來在武裝鬥爭問題上的經驗教訓，發展了以農村包圍城市為特征的中國式的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引導抗日戰爭走向最後勝利；

(4）係統地總結白區工作和農村革命根據地建設的曆史經驗，正確地製定黨在日本占領區、國民黨統治區的鬥爭策略和解放區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的方針政策；

(5）係統地總結黨的建設問題的經驗教訓，創造性地發動整風運動，使全黨的認識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統一起來。

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確認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

毛澤東思想是在抵製和批評了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錯誤發展起來的。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對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錯誤，采取了既堅持原則、分清是非，又嚴於律己、保持團結的方針。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充分體現了這種方針。

1943年冬季，整風運動轉入總結黨的曆史經驗階段。從1943年冬至1944年春，黨中央領導全黨高級幹部對黨的全部曆史，特別是1931年初到1934年底這段曆史，進行了討論，經過半年學習之後，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作了《學習和時局》的講演，對討論中所提出的幾個重要問題作了結論。

1944年5月21日，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開幕，至1945年4月20日結束。會議討論並通過了黨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

《決議》對黨在曆史上的若幹問題，特別是對以王明為代表、以教條主義為特征的“左”傾錯誤作了詳細結論。它充分肯定了黨的“八七會議”曆史功績和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路線的基本正確，也肯定了黨的六屆三中全會以及其後的中央，對於停止當時黨內存在的“左”傾冒險錯誤所起的積極作用。指出了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六屆五中全會的錯誤，肯定了遵義會議的曆史意義。在談到曆史上黨內右傾和“左”傾錯誤時，都避免涉及共產國際和蘇共指導上的錯誤，以此維護共產國際的威信。

《決議》在總結我們黨曆史上所犯錯誤時，著重分析了產生錯誤的中國社會根源，從不指名道姓地批評共產國際領導上的失誤。《決議》指出，各次“左”、右傾錯誤，尤其是第三次“左”傾錯誤的發生，都不是偶然的，而是一定的社會曆史條件的產物。要克服這些錯誤思想，不能草率從事，也不能操之過急。而應該耐心地進行深入細致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具體地分析錯誤的思想內容及其危害，說明錯誤之曆史的和思想的根源及其改正的辦法。表現了勇於承擔責任，絕不簡單把錯誤推給共產國際的嚴謹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