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的關係

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

遵義會議標誌著共產國際包辦中國革命事務狀態的結束。從此，我黨走向正確處理與共產國際關係、獨立自主製定革命方針政策的重要階段。共產國際七大停止了“下層統一戰線”方針，提出了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會後，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又提出了“聯蔣抗日”方針，黨中央召開的瓦窯堡會議，根據共產國際關於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和《八一宣言》精神，獨立自主地製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逐步由“反蔣抗日”轉變為“逼蔣抗日”和“聯蔣抗日”，逐步確立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策略方針。

※※第一節 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提出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策略

@@@一、共產國際七大的召開

當日本在東方大舉侵略的時候，歐洲局勢也由於納粹德國的出現而急劇惡化。1933年10月，德國繼日本之後宣布退出國聯。1934年夏天以後，德、意、日三個法西斯國家公開勾結，反共鼓噪甚囂塵上。各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麵臨著反動勢力嚴重威脅，歐洲各國政府惶惶不安。蘇聯對於法西斯主義的威脅，更為警惕。根據斯大林對形勢的認識和有關指示，聯共（布）和共產國際采取了相應的政策。1934年5月23日《真理報》發表文章，公開提出了共產黨人同社會民主黨人聯合反對法西斯的主張。同年9月召開的共產國際七大籌備委員會會議上，共產國際主要領導人含蓄地批評了片麵強調“下層統一戰線”的觀點，提出了改變統一戰線策略路線的問題。此後，共產國際一再致電和撰文，建議同第二國際和社會民主黨談判，聯合反對法西斯主義。國際各支部也逐步改變了他們對社會民主黨及其他派別的態度。法國人民陣線的建立，則為共產國際改變策略路線的可能性提供了例證。中共代表團的策略，也開始轉變，中共代表團9月16日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以及王明與年底發表的《蘇維埃中國的新形勢與新戰術》一文中，都提出中共和紅軍應與一切反蔣抗日的派別結成聯盟的主張。共產國際為了製定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總政策和總策略，決定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出席大會的中共代表有王明、康生、吳玉章（化名王榮）、高自立（化名周和森）、孔原、饒漱石（化名梁樸）、歐陽生（化名沈之生）、滕代遠（化名李光）等。王明、康生、高自立被選舉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主席團成員共42名）。王明、康生、高自立、孔原、饒漱石、歐陽生、吳玉章、滕代遠等在會上發言。

王明參加了大會籌備工作。並在大會的第二十三次會議(8月7日）上，作了《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與共產黨的策略》長篇報告。王明報告時，會場上以各種語言高呼“蘇維埃中國萬歲！”以示歡迎。

大會產生新的執行委員會，有較多中國成員。王明、毛澤東、張國燾、周恩來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康生、秦邦憲被選為候補執行委員。

大會對中國革命表現了特別關注，這不僅表現在有較多的中國成員選進大會主席團和執行委員會，也不僅表現在開幕式後第一個發言的就是中國代表（從各個方麵介紹中國情況），而且表現在大會主要領導人報告和大會文件中，幾乎都有相當分量論述中國問題。

@@@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提出

大會是在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直接主持下召開的。季米特洛夫作了《法西斯主義的進攻與共產國際為工人階級的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戰線而鬥爭的任務》的報告。主要內容是：

第一，分析了法西斯勢力崛起的原因及其階級本質，指出了戰爭威脅的國際形勢。《報告》針對當時對法西斯主義的出現而產生的種種混亂看法，闡明法西斯主義的階級本質，他說：“法西斯主義並不是超階級的政權，也不是小資產階級或流氓無產階級控製金融資本的政權”，也不是“中產階級革命”，“掌握政權的法西斯主義，乃是最反動、最主張民族侵略主義、最抱帝國主義野心的財政資本家的公開的、恐怖的專政”。他指出：法西斯政權，盡管打著“社會主義”招牌，高喊“消滅失業”、“財產國有化”的口號；打著“愛國雪恥”的招牌，高喊“重新爭取自由”、“保衛生存權利”的口號，實際是利用群眾的愛國心理挑起戰爭，大搞侵略擴張，是在“消滅共產主義危險”的叫囂下，建立獨裁專製政權，取消一切民主自由，任意蹂躪和壓迫人民。季米特洛夫進一步論述道：法西斯主義“就是資產階級向勞動群眾施行的最殘酷的進攻”，就是侵略和戰爭，“就是瘋狂猖獗的反動和反革命”。法西斯專政“是殘暴的，但同時又是不穩固的政權”，它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產物。法西斯專政，並不是注定不可免的，它所以能夠上台執政，主要是由於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推行同資產階級進行合作的政策，拒絕共產黨提出的統一戰線政策，致使工人階級被分裂的結果。季米特洛夫強調指出了戰爭的迫近和法西斯侵略的發展趨勢，他指出德國法西斯是戰爭的主要煽動者，它妄圖成為歐洲的盟主。法西斯正在消滅德國、吞並捷克、奧地利，占領波羅的海沿岸國家，並以這些國家作為進攻蘇聯的基地，以達到他們通過世界大戰重新瓜分世界和稱霸世界的目的。在這種形勢下，隻有全世界人民一致行動，才有力量製止戰爭的爆發。事實上，由於法西斯政權對國內外人民的血腥統治和野蠻掠奪，必將促使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最終為革命怒火所焚毀。

第二，指出反法西斯主義和製止戰爭的關鍵，就是在各國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建立和發展廣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線。而人民陣線的核心必須是工人階級的統一戰線。也就是“實行工人行動統一。無產階級在全國範圍內和全世界範圍內實行行動統一，這就是強大的武器，這種武器使工人不僅有能力去作順利的防禦，而且有能力去順利地反攻法西斯主義，反對階級敵人。”他指出，為了實現工人階級的統一，必須建立工人的各種形式的組織間的合作協定—如政黨、工會、合作社、青年、婦女、共產黨人、社會黨人、無政府主義—工聯主義者、天主教徒等等。甚至在法西斯組織中工作的工人，也必須同他們建立聯係。季米特洛夫指出：為了動員廣大群眾參加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並使之取得勝利，除了“在海外企業裏，在每個區域裏，在每個省份裏，在每個國家裏，在全世界裏，建立工人統一戰線，實行工人行動統一”外，“無產階級就必須和勞動農民以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基本群眾成立戰鬥的聯盟。因為甚至就是在工業發達的國家裏，勞動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基本群眾也占人口的大多數。”兩種過程即建立無產階級統一戰線和反法西斯人民陣線，應該同時進行。季米特洛夫強調指出，在解決無產階級統一戰線和人民陣線的時候，不能對於一切情況、一切國家和一切民族，都給一個萬應的藥方，而必須從本國的具體情況出發，采取適合於本國情況的具體形式。如果，“對於一切國家都采用同樣的藥方，就等於愚昧無知。”

關於建立人民陣線政府的問題，季米特洛夫說，前幾次大會已論及這個問題。在1922年第四次大會已預見到統一戰線政府的五種可能的形式，即自由政府；社會民主工人政府；工人農民政府；共產黨參加的工人政府；真正的無產階級的工人政府。人民陣線政府，以各種形式的工人組織及其他組織形式為基礎，它應當以“一個明確的反法西斯綱領”為基礎。但它的綱領必須是階級鬥爭，而不是階級合作。它是對於準備社會主義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所必需的，它將導致無產階級專政，而不是導致資產階級專政。建立人民陣線政府是可能的，但不是不可避免的，共產黨能否參加人民陣線政府應根據各國的特殊環境決定之。

第三，指出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首要任務，在於建立廣泛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統一戰線，為驅逐帝國主義和爭取國家民族獨立而鬥爭。《報告》熱烈讚揚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並以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名義，向中國人民致以熱烈祝賀。

第四，季米特洛夫的報告還指出，為了鞏固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地位和作用，必須同“左”傾關門主義進行鬥爭。同時指出不要忘記，右傾機會主義的危險是跟著統一戰線的發展而增加的。統一戰線的策略乃是一種手段，統一戰線的策略是一種特殊的鬥爭方法而不是思想和行動的妥協。

大會批準了季米特洛夫的報告，並作出了相應的決議。在討論季米特洛夫報告中，中國代表王明、康生、梁樸、歐陽生等人分別發言。

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作出了一項重要組織措施。

七大鑒於國際形勢日益複雜，各國的具體情況並不相同，而各國共產黨所麵臨的任務也不盡一致，並考慮到教條主義的危害，大會根據皮克的報告通過了《關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工作的決議》。決議指出，為了克服以往共產國際對各國共產黨幹涉過多的錯誤傾向，為了發揮各國黨獨立自主作用和加強各國共產黨的領導，使各國黨更加民族化，更加適應於反法西斯戰爭的需要，采取五項規定：

(1）將工作重心轉移到規定國際工人運動基本政治路線及策略路線方麵上，在解決一切問題時要根據每個國家的具體情況和特點，一般不要直接幹涉各國共產黨內部組織上的事宜；

(2）有係統地幫助造就和教育各國共產黨的幹部及真正布爾什維克的領導者，使各國黨當著事變急劇轉變的時候，能根據共產國際各次代表大會，以及共產國際執委各次全會的決議而迅速地和獨立地來正確解決共產主義運動的政治任務及策略任務；

(3）切實幫助共產黨進行思想鬥爭，反對政治敵人；

(4)幫助各國共產黨去正確利用本身經驗以及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可是不要機械地把一國的經驗搬到別國去，不要用呆板格式和籠統公式去代替具體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

(5）共產國際各最重要支部必須派遣有威望的代表來更積極地參加共產國際執委的日常工作，以保證共產國際領導機關與共產國際各支部之間有更密切的聯係。

七大所製定的關於廣泛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關於不幹涉各國黨內事務的措施，對各國黨具有重大的指導作用和深遠意義。但是，在大會《報告》和決議中，也有許多不妥之處。大會忽略了各資本主義國家在強弱的特性上的不同。它在強調法西斯的反共叫囂和多數列強禍水東引的企圖時，忽略了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同法西斯國家的矛盾，認為“帝國主義陣營的主要矛盾是英美的矛盾。”德日法西斯不過是充當了“帝國主義戰爭的首要煽動者和挑撥者”。進而認為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正在“走向空前殘暴的反動道路”。大會過高地估計了資產階級聯合反蘇的可能性，宣稱，當前“一切緊要問題”和“一切策略任務”，都要以蘇聯之鞏固“為其中心輪軸”。這樣，大會在製定新政策時，就不可避免地依然在相當程度上忽略了各國共產黨人各麵臨的主要矛盾。大會在對革命形勢的估計和具體任務的規定上，也未能完全擺脫“左”的影響。認為現在仍然處於“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要求各國共產黨把反帝國主義戰爭轉變為國內戰爭，籠統地把反對法西斯同反對資產階級等同起來。大會一再強調建立和發展蘇維埃的重要性，號召打倒本國資產階級，“用鬥爭爭取勞動者的真正民主—蘇維埃”。大會不適當地強調和要求共產黨與社會黨聯合為統一政黨，沒有充分闡明統一戰線中各階級的政治立場上的差別，沒有強調無產階級黨的獨立自主原則，沒有具體分析統一戰線中各政治派別不同的主張、路線和要求以及如何正確處理等這些後來都為機會主義者所利用。在中國也產生了不好的影響。

在中國問題上，大會高度評價“紅軍主力在朱德及毛澤東指揮之下的長途西征”的勝利和“超人的堅忍性與戰鬥精神。”充分肯定中共提出的在停止進攻革命根據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武裝人民三條件下和國民黨中願意同我們合作抗日的部分訂立抗日協定的政策。但是，對於嚴重損害了黨和紅軍的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及其後果，缺乏必要的認識和批評。大會對於中國蘇維埃革命寄予極大的期望，要求我黨“竭力使蘇維埃運動成為統一中國的政治中心”，“必須把擴大蘇維埃運動和鞏固紅軍的戰鬥力，與在全中國開展人民反帝運動連結起來”。

※※第二節 《八一宣言》的發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製定

@@@一、《八一宣言》的發表

1935年6月間，共產國際七大前夕，準備出席國際七大的吳玉章等獲悉日寇繼續向華北地區進攻，直逼天津，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又同日簽訂了“何梅協定”，全國人民抗日反蔣情緒高漲等情況，立即從莫斯科急電正在蘇聯南部基斯羅沃德斯克療養的王明，催他速回莫斯科商討對策。王明回到了莫斯科，他與中共代表團吳玉章等討論，接受了吳玉章等同誌提議，根據共產國際的新的戰略方針，用四天時間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的初稿。接著，召開了中共代表團會議，經過七天的反複討論，正式定稿。最後由王明翻譯成俄文，經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審閱同意後，於1935年10月1日正式於《救國報》發表。

《八一宣言》同以前的統一戰線策略比較，具有許多新的內容和特點：

(1）宣言分析了九一八事變特別是華北事變後的國內政治形勢，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步步進逼、企圖滅亡中國的野心，痛斥了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的投降賣國政策，指出一個抗日群眾運動的高潮正在興起。宣言寫到：“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進攻，南京政府賣國投降，我北方各省又繼東北四省之後實際淪亡了。”“長此下去，眼看長江和珠江流域及其他各地，四萬萬同胞將都變成亡國奴”宣言指出，蔣介石等人以“不抵抗政策出賣我國領土。以‘逆來順受’的主張接受日寇一切要求，以‘攘外必先安內’的武斷宣傳來進行內戰和壓迫一切反帝國運動……”，是導致國家淪陷的根源。宣言高度評價了十九路軍凇滬抗日、福建人民政府聯合抗日、東北數十萬武裝反日鬥爭的意義，充分估計了中國“絕大多數工農軍政商學各界同胞，絕不甘心作日寇的牛馬奴隸”的決心。顯然，宣言抓住了中國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把鬥爭的鋒芒直指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蔣介石集團的投降賣國政策，強調中國人民的頭等任務是抗日救國，這同過去黨曾提出的“武裝保衛蘇聯”、“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等“左”的口號，有了根本不同。這反映了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順應了全國各族人民的要求，有利於動員和發動人民群眾參加偉大的抗日救國鬥爭。

(2）宣言改變了長期以來堅持的“下層統一戰線”或工農兵學商聯合的方針，提出各黨派各軍隊和各界同胞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方針。宣言指出中華民族正處在千鈞一發的生死關頭，“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抗日救國，已成為每個同胞的神聖天職！”宣言向全體同胞呼籲：“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該當有‘兄弟閱於牆外禦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宣言的上述主張，反映了黨的策略開始向擴大聯合方麵轉變：由“下層統一戰線”到注意上層；由與一部分抗日軍隊的聯合到與一切抗日黨派、團體、階級和階層（除蔣介石等少數賣國賊和漢奸外）實行抗日大聯合。這個轉變是符合馬克思主義戰略策略原則的。

(3）宣言放棄了在發動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同時，加速工農蘇維埃革命運動，從而由兩個政權尖銳對立，激烈鬥爭的主張，改為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政治主張。宣言提出由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各黨派、各團體、各名流學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軍政機關，共同成立國防政府。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願意作為成立這種國防政府的發起人。在國防政府的領導下，由一切願意抗日的部隊組成抗日聯軍。“紅軍絕對首先加入聯軍，以盡抗日救國的天職”，宣言還提出了十條方針作為國防政府的實施綱領。宣言提出的成立“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主張是對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發展，也是對以前在政權和軍隊問題上“左”傾機會主義政策的否定。在此之前，“左”傾機會主義者曾認為，或者是蘇維埃政權，或者是國民黨賣國政權；或者是紅軍，或者是白軍，在兩個政權和兩種軍隊之間不能有任何別的政權和軍隊。他們這種認識和主張嚴重妨礙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現。國難當頭，民族危機嚴重，從民族和國家整體利益出發，有必要在共同利益基礎上調整國內階級關係，中心是調整兩黨兩個政權兩種軍隊的關係，改變尖銳對立你死我活和寸步不讓的局麵；有利於調動整個國家民族的力量進行抗日鬥爭，也易於被廣大群眾接受。

《八一宣言》標誌著黨的策略轉變，它貫穿著擴大聯合，集中打擊主要敵人策略思想，是從打倒國民黨統治，建立蘇維埃，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轉變的開端。

《宣言》於1935年10月1日在巴黎《救國報》首次發表。並經各方努力，衝破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封鎖禁令，秘密傳入國內。《宣言》在國內迅速傳播，有力地推動了抗日愛國運動的發展。與黨中央失去聯係的上海、天津、北京黨組織以及軍委係統等，立即遵照《宣言》精神，積極在上層和文教界，開展統戰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八一宣言》也有不足之處，表現在《宣言》隻是一般地說明了全國人民的抗日要求，而對九一八事變後，特別是華北事變後，中國各階級、各黨派對抗日的態度缺乏具體的、深入的分析，因而《宣言》也隻能一般地提出團結抗日的號召，而不能提出促進一切抗日階級和黨派團結合作的具體政策。同時，在強調一些階級、階層、黨派、軍隊抗日性時，無視他們存在著的程度不同的動搖性、反動性，雖然有利於克服“一切鬥爭，否認聯合”的關門主義傾向，卻為“一切聯合，否認鬥爭”的右傾錯誤，開了方便之門。另外，《宣言》發表後，遠離中國的王明等人除對宣言作了一些宣傳外，缺乏更有力的措施去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真正實現，不可能在實際上正確地解決問題。

因而，完全地製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係統地糾正黨內“左”傾關門主義錯誤，防止右的錯誤產生，特別是具體實踐統一戰線政策的任務，就落到了遵義會議建立的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身上。黨的瓦窯堡會議，以及會後的一係列活動，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際上解決了如何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問題。

@@@二、瓦窯堡會議，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方針的最後形成

共產國際七大閉幕後，我黨駐國際代表團派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出席國際七大的林育英（張浩）回國，向黨中央傳達國際七大方針策略。林育英肩負傳達共產國際七大精神的重任，身帶電訊密碼，從蘇聯進入外蒙古，跋涉大戈壁，曆盡艱險，於1935年11月下旬抵達陝北，恢複了中斷一年之久的中共與共產國際之間的聯係。（在這之前，共產國際曾派李立三等人設法恢複與中共聯係，都失敗了）。1936年春，劉長勝又攜帶電訊密碼由蘇聯回到陝北，加強了共產國際與中共之間的電訊聯係，這一聯係的恢複，受到中共中央的歡迎，毛澤東說：“過去一個時期內，中國革命力量和國際革命力量被蔣介石隔斷了，就這點上說，我們是孤立的。現在這種形勢已經改變了，變得對我們有利了。今後這種形勢還會繼續向有利的方向改變。我們不會再是孤立的了。這是中國抗日戰爭和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必要的條件。”

1935年12月，黨中央於陝北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林育英參加會議，傳達和報告共產國際七大精神和中共代表團製定的《八一宣言》的內容、發表經過等。黨中央根據共產國際的策略方針和我國的具體政治形勢，於12月25日通過了《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27日，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決議和報告標誌著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後形成。

瓦窯堡會議沒有對共產國際指示和建議照抄照搬，而是從中國革命的根本利益出發，根據國內外形勢的發展變化，給以具體分析和靈活運用。會議通過的決議和毛澤東的上述報告，解決了《八一宣言》未能解決而又必須解決的問題。

第一，係統地批判了“左”傾關門主義，規定了黨在新形勢下的策略路線。決議規定了黨的策略路線是：“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不論什麽人，什麽派別，什麽武裝隊伍，什麽階級，隻要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蔣介石的，都應該聯合起來開展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在中國的統治，取得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保持中國的獨立與領土的完整。隻有最廣泛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下層的與上層的），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決議分析了階級狀況，指出：“中國工人階級與農民，依然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動力。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民族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者。工農小資產階級的堅固聯盟，是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與漢奸賣國賊的基本力量。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與軍閥，不管他們怎樣不同意土地革命與蘇維埃製度，在他們對於反日反漢奸賣國賊的鬥爭采取同情，或善意中立，或直接參加之時，對於反日戰線的開展都是有利的。”因此，“黨應該采取各種適當的方法與方式，爭取這些力量到反日戰線中來。”對地主買辦階級營壘中的衝突和矛盾，“黨亦應使用許多的手段使某些反革命力量暫時處於不積極的反對反日戰線的地位。”

決議著重批判了黨內長期存在的“左”傾關門主義傾向。決議指出：“為了更大膽的運用廣泛的統一戰線，以爭取黨的領導權，黨必須同黨內‘左’的關門主義傾向做堅決的鬥爭。在目前形勢下，關門主義是黨內的主要危險。”毛澤東在報告中列舉了關門主義的表現，分析了它的危害，指出關門主義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在實際上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忠順的奴仆”。因此，“我們一定不要關門主義，我們要的是製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決議還分析了關門主義的根源，指出它的產生，主要的是由於不了解實際，不會把馬克思主義運用到中國實際中來，而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結果。號召全黨投入到鬥爭中去，大膽運用廣泛的統一戰線策略。

第二，提出防止右傾機會主義複活，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決議清醒地指出：“不同的個人，不同的團體，不同的社會階級與階層，不同的武裝隊伍，他們參加反日的民族革命，各有他們不同的動機與立場。”因此，“黨在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人民的力量以反對全中國人民的公敵時，應該堅決不動搖的同反日統一戰線內部一切動搖、妥協、投降與叛變的傾向作鬥爭。”關於領導權問題，決議指出：“共產黨應該以自己徹底的正確的反日反漢奸賣國賊的言論與行動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戰線中的領導權。也隻有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反日運動才能得到徹底勝利。”毛澤東在報告中進一步指出：“共產黨和紅軍不但在現在充當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人，而且在將來的抗日政府和抗日軍隊中必然要成為堅強的台柱子”。決議告誡全黨說：“1927年時期的陳獨秀主義，在新的大革命中，在部分的黨支部與黨員中的複活，是可能的。毫無疑義，黨應該向著這種右傾機會主義，作堅決的鬥爭。”

第三，為適應新形勢作了若幹政策的改變。決議決定改變蘇維埃工農共和國的名稱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並相應地改變了許多政策：1.改變對小資產階級政策，給予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分子以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保護小資本工商業；2.優待一切同情於反日反賣國賊的知識分子；3.優待一切願意反日反賣國賊的白軍官長、士兵，對於抗日軍隊，給予盡可能的援助，直至協同作戰；4.改變對富農的政策。不沒收富農財產，在平分土地時，富農分得同貧農、中農同等的土地；5.放寬對民族工商業資本家的政策；6.保護華僑。

綜上所述，決議和報告在遵循《八一宣言》關於克服關門主義、抗日反蔣方針的同時，在堅持黨的領導，既反對“左”傾、又防止右傾，上層和下層結合、著重開展上層統一戰線原則，以及許多政策方麵，都比宣言大大前進了一步。決議和報告，是九一八事變以來，我黨闡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完整、最正確的文件，是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偉大綱領，它標誌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策略路線的形成。

※※第三節 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聯蔣方針的演變

@@@一、兩廣事變和西安事變

兩廣事變。1936年五六月間，擁有30萬軍隊的陳濟棠、李宗仁等，響應我黨“逼蔣抗日”的號召，通電全國，向國民黨中央黨部及中央政府請纓抗戰。名曰請政府出麵領導抗日，實則鋒芒直指蔣介石。中國共產黨對兩廣事變采取支持的態度。黨中央稱頌此舉為“中國人民武裝抗日討逆的廣泛的統一戰線的開始”，認為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族革命意義，因為在目前形勢下，抗日戰爭和反蔣戰爭是分不開的。表現了對兩廣事變的熱情支持。

和中共態度相反，共產國際和蘇聯對“兩廣事變”采取否定態度。《消息報》發表文章指責“事變是日本人試圖煽動中國內戰，以便掩蓋對華北的新的進攻”。說“事變打起抗日的口號，僅僅是控製國民政府的假麵具”。《真理報》也發表文章說：“不管發動事變的將軍們的個人傾向如何，運動的發展已遠遠超過他們的頭腦，並且已經阻礙了中國的中部和北部發展起來的抗日運動。”季米特洛夫還批評中國共產黨未能“成熟到足以掌握今天中國所麵臨的複雜形勢”的水平。

西安事變。深受我黨“逼蔣抗日”方針影響的張學良、楊虎城，於1936年12月12日，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這次事變，以極為特殊的形式，打破了蔣介石的“剿共”計劃，急劇地改變了中國的政治局勢，也打亂了蘇聯對華政策的實施，使蘇聯深感不滿。因此，形成了共產國際、蘇聯與中共中央的公開分歧。

中國共產黨鮮明地肯定西安事變的性質、作用和意義，積極支持了張、楊的正義行動。明確地指出：“這一發動，是中國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也是國民黨中的實力派之一部，不滿意南京政府的對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並接受了共產黨抗日主張的結果”。還指出西安事變的意義，在於“在以西北的抗日統一戰線去推動全國抗日統一戰線的開始”。

共產國際和蘇聯對於西安事變的性質和意義持否定態度，當西安事變的消息傳到莫斯科後，共產國際和蘇聯政府認為這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策動的陰謀。12月14日《真理報》發表社論《中國事變》，把西安事變“譴責為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支持的煽動蓄謀的汪精衛”分子搞的。而“張學良是一個心甘情願的同謀”。同時《消息報》連續發表題為《張學良之策動》等文章說：張學良的反日要求“很可能”是一種偽裝。“不管這是不是事實，在這一時期張的起義結果損害了統一戰線運動”。“張學良的暴動將破壞中國抗日的力量的團結”等等。與此同時，蘇聯政府通過外交途徑表明了它對這次事變的立場。當英美各國駐莫斯科使節，向蘇聯外交部詢問蘇聯政府對此次事變的態度時，蘇聯外交部回答說這是日本的陰謀，蘇聯事先既無所聞，也不讚成。中國國民黨駐蘇聯大使訪晤蘇聯外長李維諾夫時，李維諾夫激烈地否認蘇聯與離開東北之後的張學良有過任何接觸，當問及蘇聯政府是否能幫助解決西安事件時，李維諾夫答稱唯一的途徑是使中共知道蘇聯政府的態度。

對於如何處置蔣介石個人的問題上，中共中央有一個認識過程，即由“審蔣”到“保蔣安全”再到“釋蔣”的變化。當事變消息剛傳到陝北保安時，群情激憤，紛紛要求把蔣介石押送保安交全國人民公審。12月13日下午，保安召集了約300人參加的活動分子會議。會議認為“從1927年‘四·一二’以來，蔣介石欠我們的血債高如積山，現在是清算這筆血債的時候，必須把蔣介石帶到保安由全國人民來公審。深受蔣害的群眾的這一要求是可以理解的。當時中共中央的一些領導人也主張把蔣介石公審後裁判”。12月15日毛澤東等署名發表的《紅軍將領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文中，號召國民黨諸公“欲自別於蔣氏，複欲自別於親日派，謂宜立下決心，接受張楊二氏主張，停止正在發動之內戰，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這裏的“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反映了當時黨中央處理蔣介石的主張。但是，在我黨了解到各方麵情況後，審時度勢，提出“保蔣安全”的策略思想，並且終於12月25日釋放了蔣介石，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黨中央確定的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得到了圓滿實現。

@@@二、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分歧

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在聯蔣策略上存在分歧。

第一，中共中央“抗日反蔣”與共產國際“聯蔣抗日”。

原先，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都主張采取反蔣抗日的策略方針。維經斯基於1935年12月撰文稱，“如果我談到中國抗日，那隻是指中國的民眾，即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工人階級、蘇維埃和紅軍、遊擊隊和義勇軍以及革命的學生。它並不意味著我們包括了中國反革命頭子汪精衛和蔣介石”。明確表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包括蔣介石和汪精衛在內。當時的《救國時報》編輯部也發表文章，具體闡述反蔣抗日的主張，在《關於抗日討蔣》等文章中說，我們所以主張“抗日討蔣”，是因為蔣介石不但自己不抗日，而且把一切國力和軍力都用在“壓製反日運動，迫害抗日軍民，實際上是幫助日寇進攻我國”。文章進一步指出：“我們主張抗日必須討蔣，其目的在抗日，在救亡”，而蔣介石的目的在於“鼓動國人自相殘殺，拋棄反日”，我們和蔣介石之間“絕無共同之處”。文章還說，蔣介石、何應欽等，“實為壓迫救亡運動的最主要的罪犯，實為害國害民的最主要的蟊賊”，而“國民黨的黨員群眾及其黨內派別，並不見得在一切問題上都同蔣介石同一意向。”文章號召，一切追隨蔣介石的人們，“迅速覺醒，樹立討蔣的旗幟，跟隨全國人民，一塊打倒蔣介石”。十分明確地說明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反蔣抗日的方針。王明也在《救國時報》發表文章，宣傳反蔣抗日的主張。他在《怎樣準備抗日》一文中說，蔣介石是現代“中國的秦檜、張邦昌、曾國藩”，他“殺同胞以媚外，出賣祖國而求榮”。他還在另一篇文章中宣稱：“蔣介石毫無疑問的是中國人民和紅軍的主要敵人”。

不久，共產國際改變了反蔣抗日的立場。是什麽因素促使國際改變政策的呢？蘇聯政策的轉變，是共產國際改變立場的重要原因。1935年冬和1936年春，蘇聯、日本關係的變化，美英等帝國主義國家間在遠東角逐，蘇聯和南京國民黨政府之間的關係進一步改善。這一切促使蘇聯對蔣政策的轉變。1935年底，國民黨政府代表陳果夫前往莫斯科，尋求蘇聯援助。翌年，陳果夫回國後，與蘇聯駐南京大使鮑格莫洛夫秘密談判，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該條約於1937年正式公布）。中蘇關係有了改善。

蘇聯政府與國民黨南京政府關係的改善，對於共產國際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上的立場，產生了決定性影響。大體上與蘇聯和國民黨改善關係相適應，1935年底，共產國際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提出了“聯蔣抗日”的方針，此後，斷然停止了“反蔣”宣傳，並強烈要求中共放棄“反蔣”政策，實行“聯蔣”的方針。王明發表文章公開提出聯合蔣介石抗日的主張，他說：“我們準備與任何軍隊和任何將領訂立戰鬥協定，去共同進行反日鬥爭”，他還說，“至於講到蔣介石個人”，我們“準備與他及南京軍隊一起，在共同的一條戰線上，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問題不在於要不要“聯蔣”，而在於當時是否具備了“聯蔣”條件，以及如何實現“聯蔣”，共產國際過早地提出“聯蔣”口號是脫離中國當時實際情況的。《八一宣言》公布時，中國共產黨正率領紅軍在長征途中苦鬥，蔣介石調集幾百萬軍隊前堵後追，決心殲滅這支人民的武裝。長征到達陝北後，蔣介石仍然集中數十萬軍隊對紅軍和根據地進行“圍剿”，麵對這種嚴酷的鬥爭現實，怎麽能“聯蔣”，把蔣介石包括在統一戰線之內？！如果當時機械地執行國際指示，停止抵抗國民黨軍隊的進攻與蔣介石搞統戰，無異向國民黨繳械投降。正因為這樣，中共中央在1935年11月28日發表的《抗日救國宣言》中，明確提出的口號是“抗日反蔣”。宣言聲稱：“不論任何政治派別、任何武裝隊伍、任何社會團體、任何個人類別，隻要他願意抗日反蔣者，我們不但願意同他們訂立抗日反蔣作戰協定，而且願意更進一步同他們組織抗日聯軍和國防政府。”當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一方麵提出聯合的“人民共和國”政府，“除了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外，還要加上一切其他階級中願意參加民族革命的分子。”另一方麵這裏的“一切”是把蔣介石排除在外的，文章不止一次地把蔣介石與日本帝國主義並提，如“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能夠用縱橫捭闔的手段來對付革命隊伍，”……

中國共產黨從實際鬥爭情況出發，堅決實行了“抗日反蔣”的政策。

第二，中共中央的“逼蔣抗日”與共產國際無條件的聯蔣抗日。

隨著日本擴大對華侵略，英美與日本矛盾的尖銳化，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在內外壓力下，有改變對日態度的表示，如1936年7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宣稱：“中央對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中共中央遂放棄了“反蔣”口號，1936年8月25日，《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中，向國民黨“諸位先生及國民黨全體黨員”發出呼籲：立即停止內戰，組織全國的抗日統一戰線。接著9月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又發布《中央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宣布改變“抗日反蔣”的口號為“逼蔣抗日”的總方針。並重申“讚助建立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讚助召集由普選權選出的全國的國會，擁護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在全中國民主共和國建立時，蘇區可成為統一民主國家的一個組成部分，蘇區代表將參加全中國的國會，紅軍將服從統一的軍事指揮。”同時強調中國共產黨“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堅決主張者，是全國各黨、各派（蔣介石國民黨也在內）抗日統一戰線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中國共產黨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策略的轉變，是根據中國形勢發展的實際情況來定的，是正確的。“逼蔣抗日”的口號得到了全國廣大人民和國民黨各派勢力的同情和響應。“逼蔣抗日”方針的基本精神，就是堅持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隻有中國共產黨才是“抗日統一戰線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同時，隻有聯合國內一切主張抗日的政治派別，經過鬥爭，才能迫使蔣介石放棄反動政策，加入抗日營壘。這些都與共產國際的主張不同，共產國際和聯共認為，同蔣介石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要應當同蔣介石會談，隻要蔣介石同蘇聯結成反日聯盟，他就能夠加入抗日營壘了。他們不同意中共獨立自主原則，幻想以蔣介石為中心造成全國統一戰線的局麵，以阻滯日本侵蘇野心。共產國際這種方針與中共中央的以共產黨為主體的“逼蔣抗日”策略是相反的。雙方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第三，中共中央關於建立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政策上與共產國際的分歧。

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都主張建立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作為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具體形式，但是，在如何處理紅軍與蘇維埃區域的存在與發展的問題上，雙方意見並不一致。中共中央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原則。

如前所述，中共中央根據《八一宣言》精神，於1935年11月28日發表的《抗日救國宣言》和12月25日瓦窯堡會議決議中，都提出了建立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問題，認為“反日反賣國賊的民族統一戰線之最廣泛的與最高的形式，就是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組織”。這個未來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是什麽性質呢？蘇維埃和紅軍與它的關係以及地位怎樣呢？中共中央公開闡明，這個政府應該是一個“真正救國救民的政府”，是一個“集中統一”的“真正的民主共和國”。中央鄭重宣言：在“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建立之時，蘇維埃區域即可成為全中國統一民主共和國的一個組成部分，……並在蘇區實行與全中國一樣的民主製度。”“紅軍願意服從抗日聯軍總司令部的指揮，擔任一定的戰線，並保證每一作戰任務的完成。”同時黨中央又指出：“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實現民主共和國的鬥爭過程中，絕對不應該削弱蘇維埃紅軍的力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是蘇維埃紅軍在一定綱領上同其他政權及武裝力量所成立的政治軍事協定，但並不與其他政權及武裝力量相混合。可以在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統一指揮之下，但並不取消蘇維埃紅軍組織上與領導上的獨立性。”很明顯，中共中央以建立“民主共和國”代替蔣介石國民黨的“集中與統一”作為聯合的基礎，是非常正確的鬥爭策略。一方麵，它反映了全國人民普遍要求聯合抗戰的願望，同時又揭露了蔣介石國民黨反民主的要害；另一方麵，它避開了蔣介石國民黨對蘇維埃區域與工農紅軍統治權、領導權的無理要求，同時也是對蔣介石的一種壓力，這確是一個機動靈活、反守為攻的高超的鬥爭策略。

中共中央這種獨立自主的政策和策略，王明和共產國際是不同意的。共產國際批評中共擴大蘇區和紅軍的活動，是“不現實地擴大蘇維埃運動的計劃”。王明也指責中央領導同誌，“還不完全掌握在實踐中統一戰線是什麽意思”。他認為擴大和鞏固自己力量的行動將“阻礙全國聯合”。王明的這些觀點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以後進一步發展成右傾投降主義，對革命事業帶來了嚴重的損失。

綜上所述，共產國際雖然對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起過積極的推動作用，但在領導權和對待蔣介石等問題上，存在右傾錯誤，而這種右傾錯誤，不可避免的對抗日戰爭帶來消極作用。我們黨在極端複雜的曆史環境中，不斷地總結曆史和實踐的經驗教訓，逐步擺脫教條主義影響，抵製共產國際的錯誤指示，堅持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隨時修正和完善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從而找到了組織和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根本方法。這正是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領導中國抗日戰爭獲得勝利的根本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