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的關係

共產國際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

※※第一節 王明在共產國際支持下登上黨的領導崗位

@@@一、國際東方部負責人米夫與王明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時，王明隻是以一個工作人員的身份參加了會議，為什麽時隔不久，到1931年3月，就能進入中央政治局，主要原因是得到了國際東方部負責人米夫的提拔重用。

王明，原名陳紹禹。1925年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當時米夫為中山大學副校長，1927年2月，米夫受聯共（布）中央委托率領宣傳工作組訪問中國廣州、上海、武漢等地，王明任翻譯陪同參觀。1927年夏，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拉狄克因在學生中宣傳托派觀點被免職，米夫擔任中山大學校長。1928年3月，米夫任國際東方部副部長，中共六大以後，王明曾和米夫一起，同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有了分歧。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出席了會議，在米夫安排下，會議選出新政治局委員共16人，向忠發任總書記。但實際工作由王明負責，四中全會提出了“對共產國際路線百分之百忠實”的口號。王明於1931年10月去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國內由博古等成立臨時中央。臨時中央因白區工作條件日益困難，於1933年1月遷入中央蘇區，因臨時中央執行的仍是王明下達的指示，所以執行的仍是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

@@@二、王明路線實質是國際路線

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統治全黨期間，共產國際執委會召開過三次全會，1931年3月至4月第十一次全會，1932年8月至9月第十二次全會，1933年11月至12月第十三次全會，這三次會議期間，是共產國際“左”傾思想和政策進一步發展的階段，也是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忠實執行國際路線，給黨造成極大損失的階段。

(1）在革命形勢和任務問題上，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一次全會認為中國已經到了革命危機時期，中國的蘇維埃運動正在引起整個殖民地世界的革命。“中國的蘇維埃運動使整個殖民地世界日趨革命化”。為此，中共中央派幹部到蘇區去貫徹共產國際路線，在贛南會議（1931年11月）和寧都會議（1932年10月）上排擠毛澤東的領導，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二次全會號召各國共產黨采取積極進攻路線，中國黨的文件便一再強調中國革命危機已經成熟，目前革命與反革命決死鬥爭中的中心特點是執行堅決進攻的路線。

(2）在階級關係問題上，九一八和一二八事變發生後，中國民族矛盾上升，階級關係發生了新變化。共產國際沒有重視這種變化，第十二次全會仍規定中國黨“采用下層統一戰線”政策。組織群眾把要求抗日的中間階級排除在統一戰線之外，這種關門主義做法使抗日民主運動新高漲的大好形勢喪失殆盡。

(3）在反黨內主要傾向問題上，中國黨秉承共產國際旨意，一再強調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右傾危險過去是主要危險，在世界革命運動現階段仍然是主要危險。”“中國共產黨內出現了右傾現象，”繼寧都會議撤銷毛澤東紅軍總政委職務後，1933年1月博古進入蘇區後，又開展反對“羅明路線”和批判鄧、毛、謝、古的鬥爭。進一步打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使一係列“左”傾政策在蘇區得以進一步貫徹。

(4）在土地政策上，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通過的《關於中國共產黨任務決議案》(1931年8月）中，關於土地政策規定了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過左方針。1931年11月由中央代表團主持的以蘇區第一次黨代會上，把毛澤東同誌的正確主張說成是“富農路線”、“嚴重右傾”，在通過的土地法上照抄了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政策。

(5）在中國革命道路問題上，由於共產國際不了解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具體特點規律，特別是不了解農民遊擊戰爭和農村根據地的重要性，因此，共產國際始終是以城市包圍農村的“城市中心論”來指導中國革命，這就不能不發生錯誤。

※※第二節 王明《兩條路線》小冊子與共產國際

@@@一、王明是一個典型的教條主義者

共產國際為什麽選中王明並把他扶上高位呢？因為王明是一個十分典型的教條主義者。他既不懂中國革命的實際，又不聽取符合中國實際的正確意見，隻知照抄、照搬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早在中山大學時就全盤接受並發揮了國際“左”傾觀點和主張。

1929年夏回國後不到一年的時間，在黨的《紅旗》報、《布爾什維克》雜誌上，先後發表了30多篇文章，把國際對中國革命的論述和指示奉若神明，大加稱頌、宣揚和發揮，逐步形成了比立三路線更“左”、更完備、更帶“理論”色彩的王明“左”傾教條主義。

在李立三推行“左”傾冒險錯誤的過程中，王明同李立三的觀點基本上一致。但當共產國際指責立三“不過是用假冒的‘左派’空談遮蓋著自己的消極性”，實質是右傾時，王明文過飾非，一反前態，把他過去說過、寫過的不符合共產國際指示的話，統統刪去，概不認賬。根據共產國際基調，以共產國際7月決議和10月來信為藍本，重新整理補充以《兩條路線》為名拋了出來，緊跟共產國際，大批李立三“右傾消極的投降內容底路線”。這個小冊子隻不過是一個在新的形態下，繼續、恢複或發展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的新的政治綱領。

@@@二、王明《兩條路線》小冊子與共產國際

王明《兩條路線》小冊子，1931年2月在上海出版。它是大量抄襲共產國際決議拚湊而成的，是國際“左”傾觀點的翻版。這一點，王明並不諱言，他說這本小冊子，是根據“當時發表的國際幾種決議材料寫的”，“小冊子的內容，與國際路線沒有原則上的任何不同”。

《兩條路線》是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代表作和總綱領。對於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和黨的政策策略提出了一係列的錯誤觀點。

第一，在中國社會性質、階級關係的問題上，不承認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社會，隻說“中國是半殖民地地位的國家”，它認為中國經濟的特點是帝國主義經濟占“統治和支配地位”，資本主義有相當畸形的發展，封建剝削關係雖還占優勢但已經是“餘孽”。它強調中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已經帶著激劇的勢力和畸形的方式侵入經濟生活”，“有‘新興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有廣大的商業資本”。這樣，就誇大了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

對於中國革命的對象，小冊子把反資產階級和反帝反封建並列起來，說“中國革命的現在階段上已經怒號著偉大鬥爭：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鬥爭，反封建餘孽的鬥爭，反資產階級的鬥爭。”並說“現階段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隻有在堅決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才能得到徹底勝利”。

對於中國革命的動力，小冊子說“中國現在革命階段的革命主要動力是：工人階級、雇農和貧農，中農是鞏固的同盟者，加上城鄉的廣大的半無產階級成分和小資產階級的下層”。這就是說，它把其他可以爭取或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參加革命的力量和同盟軍都排斥在革命之外，根本否認“第三派”或“中間營壘”的存在。說“資產階級的大中階層及一切資產階級改良的派別，……都各是反動營壘的一翼”。“上層小資產階級在武漢時代已轉入反動的營壘，現在有革命作用的隻是小資產階級的下層”。這說明它不但不承認民族資產階級在一定時候和一定程度上有參加革命的可能，而且也抹殺了上層小資產階級參加革命的可能性。這種看法是完全不符合中國的經濟和政治的實際情況的。

由於對中國社會性質和階級關係的錯誤分析，因而它盡管講現階段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但實際上卻把民主革命任務同社會主義革命任務的界限混淆起來了。

第二，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小冊子根本無視中國革命中敵強我弱的基本事實，否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曲折性和不平衡性，過分誇大國民黨統治的危機和革命主觀力量的發展，它強調全國形勢是“新的革命運動的高潮日益增長，”“直接革命形勢，最近可以首先包括一個或幾個主要的省份”。

對黨的任務，它提出了一條全國範圍的“進攻路線”，對於白色恐怖十分嚴重的反動統治區，要求“加緊發動和領導工、農、兵、勞苦群眾的各種各式的鬥爭。……在政治上、組織上、群眾基礎上，……真正準備和創造武裝起義的一切必要前提”。對蘇區和紅軍則要求“依照軍事政治的環境，進而能夠占領一個或者幾個工業的行政的中心城市”。這種盲目的“進攻路線”，使革命不斷地陷於嚴重的損失。

第三，在中國革命道路問題上，小冊子反對毛澤東等同誌開辟的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正確道路。認為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是“和平割據觀念”、“保守觀念”與“地方觀念”等等的右傾傾向，必須加以反對和鬥爭。它甚至汙蔑農村革命根據地和紅軍戰爭，說蘇區已經建立起來的蘇維埃政權，不是“真正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府”，說“有些地方黨部及蘇維埃政權的領導成分中，富農占十分之五六”。對於在革命中創建起來的紅軍認為差不多“都是由個別同誌及地方黨部憑直覺的階級意識及英勇的創造行動發展的”。這種以城市為中心的“進攻路線”，其實質同立三“左”傾冒險錯誤沒有什麽區別。

第四，在黨的各項政策問題上，小冊子提出了許多超越民主革命的政策。

對於土地問題，它反對所謂“富農路線”。主張不僅要分配富農的多餘土地，而且要“使富農得到較壞的土地”。這種消滅富農經濟的政策，不僅把富農完全推到地主一邊，而且造成中農的恐怖和動搖，反而孤立了貧雇農。

對職工運動，提出“實行工人監督生產”，建立“雇農工會獨立組織”和過“左”的勞動政策。

在經濟政策方麵，提出過“左”的征收統一累進稅及階級稅（稅捐應加在有產階級身上）的租稅政策。這些過“左”政策表麵看起來很革命，實際上是孤立了自己，影響了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

第五，在黨內鬥爭問題上，片麵誇大黨內鬥爭的意義和作用，認為黨內反傾向鬥爭，應當是黨的一切行動和指導的基礎，要實行“不調和的無情的鬥爭”。當時，“左”傾是黨內的主要危險，小冊子卻強調集中火力去“反對主要的危險—右傾機會主義傾向”和“對於不正確傾向采取調和態度的調和傾向。”他把反右傾、反調和作為一根大棒，到處打人，以實現其所謂“根本改造黨的領導”篡奪黨的領導權的目的。

王明這套東西沒有什麽新創造，幾乎每一個結論，都可以從共產國際的文件中找到出處。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理論和策略，都是從共產國際搬來的。正因為這樣，所以“左”得更堅決，更有“理論”。並且很快得到國際讚許和批準。

※※第三節 王明坐鎮莫斯科遙控指揮國內革命

@@@一、王明赴莫斯科出任國際代表

以瞿秋白為團長的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已於1930年陸續回國。在此情況下，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後，中共中央先後派遣王明、康生為正副團長的駐國際代表團。代表團成員先後有林仲丹、陳鬱、楊鬆、張浩（即林育英）、周和森（原名高自立），孔原、梁樸、歐陽生，趙毅敏等。代表團成員於1937年下半年陸續返回延安。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後，黨在白區工作不斷遭受挫折。顧順章叛變和向忠發被捕、被殺，王明任中央代理總書記，但由於白色恐怖，白區工作日益艱難。同時，自上屆代表團回國後，一年多時間內沒有中共代表團負責人在國際工作。於是，王明乘機提出辭去代理總書記職務，改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要求。經米夫同意，王明於10月18日離開上海，11月7日到達莫斯科，11月10日，被任命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工作。從此，他坐鎮莫斯科，對中共中央遙控指揮。康生於1933年7月到莫斯科，被王明提拔為代表團副團長，加強了王明對於中共代表團和中共中央的控製。

@@@二、王明遙控指揮國內革命

王明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1931年11月至1937年11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1932年至1943年）、執行委員會書記處委員（1932年至1935年）和執行委員會書記處候補委員（1935年至1943年）直接參與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問題的研究和決策，利用共產國際刊物和講壇傳揚王明的“業績”，製定有關中國革命的文件，指令中國共產黨執行，形成了太上皇。王明在遙遠的莫斯科發號施令，博古等人在國內照令辦事的局麵。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繼續發展，給中國革命事業帶來嚴重危害。

(1）通過蘇聯出版社再版《兩條路線》小冊子，強化“左”傾綱領。《兩條路線》，是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代表作，是一部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著作。通過黨的六屆四中全會，轉化為黨的決議，向全黨貫徹，給革命事業帶來了嚴重危害。他到達莫斯科後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使小冊子再版，一方麵用以擴大國際影響，另一方麵進一步為推行“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提供理論根據。1932年3月，小冊子在蘇聯出版單行本。王明寫了《再版書後—或對小冊子的補充》，揚揚四萬餘言，幾乎把小冊子的篇幅增加了一倍，並改名《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

《書後》除重申原著關於形勢任務、階級關係、革命道路、鬥爭策略等一係列根本問題的“左”傾觀點外，又對某些問題從更“左”的方麵作了“補充”、“糾正”、“新加”說明。

（2）利用共產國際刊物和講壇，吹噓“中共中央四中全會後，全國在國際路線的基礎上，進行實際工作的轉變。”“才得到曆曆可數的成績。”為“左”傾中央打氣。

王明從1931年11月至1937年11月在蘇聯期間，先後於《共產國際》、《布爾什維克》、《救國時報》等刊物上，發表了38篇論文、講話。連篇累牘地宣揚四中全會的正確性和四中全會以來所取得的成績。

王明的文章、講話，通過各種途徑傳到國內，成為博古等人推行“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尚方寶劍。

(3）參與製定和竭力推行共產國際關於中國的“左”的方針政策，使“左”傾教條主義錯誤進一步發展。

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以後，中國接連發生了許多重大事變，紅軍粉碎了國民黨第二、第三次“圍剿”的巨大勝利，紅軍和各革命根據地的發展；九一八事變，全國抗日民族運動的新高漲等。共產國際為中國革命事變發表了許多文件，主要有：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一次全會關於中國的論述、《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關於中國共產黨任務的決議案》、反對日本侵占滿洲、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而鬥爭的號召、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二次全會關於中國的論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三次全會關於中國的論述等。這些文件堅持和發揮了“左”傾觀點，使中共“左”傾錯誤繼續發展，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嚴重危害。

第一，武裝保衛蘇聯，打倒一切帝國主義。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侵占我東北的九一八事變。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奴化整個中國的一個極為嚴重的步驟，作為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應當麵對這一新的形勢，分析各種交錯的矛盾，向全國人民及時地提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地化中國”、“收複失地”、“保衛祖國”，“聯合一切民族民主和階層，一致抗日”等口號，積極推動當時已經日趨高漲的全國抗日運動。可是，共產國際和王明等人對於這一新形勢，從一開始就作了完全錯誤的估計。認為九一八事變不是日本帝國主義滅亡和獨霸中國的一個極為嚴重的步驟，而是“進攻蘇聯戰爭底序幕”，是要把中國“變為將來對蘇聯作戰的許多根據地之一”，因而提出“武裝工人”、“武裝保衛蘇聯”、“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等口號。

共產國際通過王明把國際指示傳達到國內，博古則堅決貫徹執行，他們把“反對進攻蘇聯”、“武裝保衛蘇聯”作為九一八事變之後黨的“中心任務”，大聲疾呼要以實際行動去援助蘇聯和紅軍。他們舉行“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與擴大民族革命戰爭運動周”。(1932年5月25日—5月31日）和“擁護蘇聯周”(1932年8月1日—8月7日）。

這些宣傳和作法，把中國人民抗日禦侮的鬥爭與“保衛蘇聯”的鬥爭對立起來，看不到在日本妄圖滅亡中國的特定條件下，中國人民革命的愛國主義與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的一致性，必然引起全國人民的誤解和不滿。使中國共產黨和廣大人民之間的關係隔離起來。

第二，下層統一戰線，打擊中間勢力。

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二次全會，於1932年8月27日—9月15日舉行。參加會議的有35個國家的174名代表，中共代表王明、洛甫分別發言，王明發言題目是：《中國革命運動的蘇維埃鬥爭階段》，王明被選為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和書記處書記。

第十二次全會把共產國際六大以來的“左”傾機會主義推進到了頂點。共產國際和王明不顧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中間階層的抗日要求，指示“中國共產黨今後仍應竭盡全力”、“在群眾反帝鬥爭中廣泛而徹底地運用下層統一戰線的策略，在爭取中國獨立、統一和完整，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者”，堅持長期以來排斥中間勢力的關門主義策略。

1934年1月召開的黨的六屆五中全會，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當時，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三次全會已於頭年12月召開。會議斷言“世界簡直已經緊緊逼近到革命與戰爭底新周期”，並“號召全世界工人和勞動者，以極大的犧牲精神來保護蘇聯去對帝國主義者底反革命陰謀”。會議強調“中國蘇維埃革命已經成為世界革命底巨大因素。”把保衛中國蘇維埃革命同保衛蘇聯聯係在一起，指出“要盡力阻止反蘇戰爭”、“保衛中國人民，也就是保衛蘇聯。”

中共六屆五中全會表示，“毫無保留地”接受共產國際指示，提出第五次反“圍剿”鬥爭是“阻止中國走向殖民地道路”和“爭取蘇維埃中國完全勝利的鬥爭”，堅持“用一切力量經過廣大的下層統一戰線的運動去奪取群眾、組織群眾、準備群眾、領導群眾”，“集中火力反對一切反革命的改良主義的派別”。同年4月12日，中共中央通過了《關於國際十三次全會提綱的決定》，“一致地完全同意全會”、“下層統一戰線”方針。

五中全會繼續推行“左”傾教條主義與關門主義方針，不久“建人民政府”失敗，中共中央上海執行局被敵人破壞、中央紅軍被迫長征，九一八以來的大好革命形勢就此被斷送了。

第三，過分誇大國民黨反動統治危機和革命力量的發展，在蘇區鬥爭和非蘇區工作中，提出了一係列冒險錯誤主張。

在鬥爭形勢的估量上，文件認為紅軍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使中國進到了革命危機的時期，中國蘇維埃促使整個殖民地世界革命化了。把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抗日反蔣浪潮，看作是國民黨統治“總崩潰”的到來，基於共產國際對形勢的這種過高的分析，博古為首的中央又把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作為奮鬥目標，再次提出“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冒險計劃。他們認為革命力量已經發展，具備了奪取中心城市的條件，提出目前的主要任務，是取得湘、鄂、贛、皖幾個主要省份的首先勝利。1932年1月9日，又通過《中共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認為：“過去正確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現在不同了”，“占取一、二個重要的中心城市，以開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是放到黨的全部工作與蘇維埃運動的議事日程上麵了”。1932年5月20日，他們又給蘇區中央局發出指示電，要紅軍采取積極進攻的策略，奪取一、二個中心城市，來發展革命的一省數省的勝利。

在革命道路問題上，共產國際依然從“城市中心論”出發，強調非蘇區革命運動的重要性，認為“革命職工運動的中心任務，依然是在個別最重要的工業城市中或在一些有決斷意義的工業部門裏，去組織和準備經濟的鬥爭。”並認為，這種個別城市和個別工業部門內的罷工，將使舉行總的政治罷工成為迫切的任務。在這樣的分析下，“左”傾教條主義者，壓製劉少奇關於白區工作的正確主張。反對必要的防禦和退卻，反對利用一切合法的鬥爭，在一些中心城市裏，不顧白色恐怖，繼續采取冒險的進攻政策，強令少數黨員群眾經常地無條件地舉行政治罷工、同盟罷工、罷課、罷市和飛行集會，甚至要發動武裝起義。

王明等進一步推行“左”傾教條主義錯誤，造成了非常惡劣的後果，使蘇區丟失百分之九十，而在白區，黨的組織和工作幾乎損失百分之百。

(4）接過共產國際“反對目前的主要危險—右傾機會主義”口號，“集中火力反對右傾”，打擊持正確意見的同誌。

1931年3月25日—4月13日，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一次全會在莫斯科舉行，有25個國家的180名代表參加，署名王青青（譯音）的中共代表出席了會議、作了發言。全會“主要是討論了由於國際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全麵爆發、某些國家革命高潮和革命危機的前提不斷增長而出現的問題”，全會把“聯共（布）黨徹底打垮了右派分子”、“資本主義各國的共產黨粉碎了右派集團和調和派集團”，譽為國際執委十次全會以來“最重要的成績”，全會繼續強調反右。

中共中央根據全會決議，於1931年9月10日通過《中共中央接受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一次全會總結決議》，要求全黨“集中火力反對右傾”，11月初，在中央蘇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大反右傾，無理指責毛澤東“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狹隘的經驗論”和“富農路線”，開始排斥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對黨和紅軍的正確領導。

正當國內“集中火力反對右傾”的時候，王明於1932年3月31日在《布爾什維克》（俄文）上發表《中國目前的政治形勢與中共當前的主要任務》文章，大唱集中反對右傾的論調。強調說：必須“堅決地反對各種各色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是目前的主要危險。”為反右傾打氣。

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召開會議，再次反對毛澤東、攻擊毛澤東的正確理論和實踐是右傾“保守主義”、“單純防禦路線”等等，並撤銷了他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迫使他離開紅軍，去專做政府工作。

1933年2月，中共蘇區中央局為了繼續反對右傾和推行“左”傾的政策，在福建開展了所謂反“羅明路線”的鬥爭。他們把羅明的正確意見，錯誤地說成是“對革命悲觀失望的，機會主義的取消主義的逃跑退卻路線”，給以“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隨後，他們又在各革命根據地和黨政軍各部門中，尋找和批判所謂“羅明路線”的“代理人”。又批判了所謂江西的“羅明路線”，打擊鄧（小平）、毛（澤潭）、謝（唯俊）、古（柏）。給他們扣上了“右傾機會主義”、“單純防禦路線”、“羅明路線在江西的執行者”等帽子，予以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

由莫斯科發號施令，博古中央貫徹執行的、持續不已的反右傾鬥爭，使“左”傾錯誤在各革命根據地更全麵地推行，從而造成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更大危害。由於國際形勢變化，中國工農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鬥爭不斷失利，共產國際和王明才對其“左”傾錯誤有所收斂，指示停止反右傾鬥爭。但1934年4月20日、王明、康生還從莫斯科寫信給中共中央政治局，他們首先肯定中央蘇區的反羅明路線的“正確”。隻是因為形勢發展變化，蔓延已久的反右傾鬥爭，才不得不被迫停止。

(5)配合蘇聯肅反運動搞肅反擴大化，製造冤案，殘害無辜同誌。

蘇聯的肅反工作從20年代末就開始了。1928年在莫斯科進行了“沙赫特事件”的公開審訊，30年代初期在托洛茨基分子中間和“民族主義傾向派”內，也進行了相當規模的逮捕。1934年底基洛夫被暗殺，迅速在蘇聯掀起了一個大規模“鎮反肅托”運動。這一運動，無疑打擊和鎮壓了一些真正的敵人，但也冤枉了不少好人，犯了肅反擴大化錯誤。

正當蘇聯“鎮反肅托”運動發動時，王明、康生（康生1933年7月到達莫斯科，很快被王明提拔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聞風而動，迅速成立了一個所謂肅反辦公室，按照蘇聯的規格，在中國共產黨旅居蘇聯的黨員幹部中，也照樣搞起一個“鎮反肅托”運動。他們打著“肅反”的幌子，以“叛徒”、“特務”、“間諜”、“奸細”、“托派”等罪名，通過蘇聯公安機關任意捕殺無辜同誌。當時旅居蘇聯的中共黨員，失蹤、被捕、被流放、被勞改，下落不明，被處死者都有。

在國內他們也實行“左”的肅反政策，由黨到軍，由上到下，由機關到農村，進行肅反。他們搬用蘇聯肅反中的神秘化“經驗”，抄襲洋教條，肅反機構自成係統，不受黨委的領導、大搞逼供信，亂捕亂殺，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以反AB團，改組派、取消派或社會民主黨之名，誣陷和捕殺了不少群眾領袖和重要幹部，結果大傷了黨的元氣，大大地削弱了黨的戰鬥力。

※※第四節 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嚴重危害

@@@一、李德的“左”傾軍事錯誤

李德在中國的筆名叫華夫，原名奧托·布勞恩，德國人，生於1900年。青年時期參加德國共產黨，因參加工人起義，1926年被捕，1928年越獄逃往蘇聯，並進了軍事學校。1932年伏龍之軍事學校畢業。由於他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在軍事學院又是高才生，對軍事理論背得很熟，得到共產國際和米夫的賞識。因此，奉命來中國，任中共軍事顧問。他來到中國後，先在哈爾濱、上海住了一個時期，1932年9月從上海繞道汕頭來到瑞金。他支持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誇誇其談，自命不凡，以華夫的筆名在《革命與戰爭》上發表軍事評論文章，並參與製定軍事計劃、長征計劃。

在第五次反“圍剿”期間，他同黨內犯“左”傾錯誤的領導博古在軍事指揮上，實行一係列錯誤的戰略戰術，使紅軍受到重大損失。周恩來說：“當時在軍事上有個李德，他雖然是個顧問，卻成了太上皇，他說了算，他和博古的軍事路線相結合，一直到遵義會議。”李德和博古結合，推行了一條“左”的軍事路線，這條軍事路線，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得到完全貫徹，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

李德是怎樣“指揮”的呢？他在擔任紅軍軍事顧問時，推行的是軍事教條主義的一套，他很少懂得中國的國情，也不認真分析戰爭的實際情況，隻憑他在軍事學院學到的書本上的理論知識，照樣搬到蘇區，進行瞎指揮。當時適逢王明“左”傾錯誤發展到頂峰，李德同他們氣味相投，配合得非常密切。博古當時是總書記，他不懂軍事，就把軍事指揮大權拱手讓給了李德。李德有總書記博古撐腰，博古又有李德當顧問，兩人相互支持。他們專橫粗暴，完全剝奪了毛澤東對紅軍的指揮權，排斥了毛澤東等同誌的正確主張，由李德的獨斷專行取代了軍委的集體領導，拋棄了紅軍多年浴血奮戰中取得的成功經驗，李德一人躲在房子裏憑著地圖指揮戰鬥。當時的地圖大部分是一些簡單的草圖，誤差較大，不夠準確，李德也不問，所以他的指揮往往與前線的實際情況出入很大。這給紅軍指戰員的行動帶來了很大的困難，有些困難根本是無法克服的，常常使部隊不能按時投入戰鬥，以致難免吃敗仗。這本來都是李德的主觀主義瞎指揮的過失，可是他卻動輒訓斥處分別人，經常發脾氣罵人，根本聽不得不同意見。

整個第五次反“圍剿”，都是按照李德那一套進行的。一開始就實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主張，所謂“禦敵於國門之外”，去打位於白區的敵人的鞏固陣地黎川縣的硝石和資溪橋。1934年春，當紅軍在廣昌戰役中遭受很大損失後，他又從進攻中的冒險主義轉為防禦中的保守主義，實行“分兵把口”、“節節抵禦”、“短促突擊”，使紅軍輾轉尋戰於敵之主力和堡壘之間，完全陷入被動地位。在一年多時間內，紅軍始終在敵人日益壓縮的碉堡線裏打圈子。當時就有人對李德的瞎指揮提出批評，有的同誌曾經向中央提出建議，利用國民黨內部矛盾爆發的福建事變時機，紅軍主力出擊蘇浙皖，或轉戰湖南中部，來掩護福建事變推動抗日運動，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計劃。可是，當時的“左”傾領導拒不接受正確主張，仍然堅持李德的打法，反對遊擊戰，硬打正規戰。1934年秋，有的同誌又向中央建議，派三軍團迅速向湘潭、寧鄉挺進，威脅長沙，迫使蔣介石軍隊由追擊行動改變為進攻的布置，調動江西敵人至湖南消滅之。可是，這個正確的建議又未被采納。這樣，打破國民黨第五次“圍剿”的希望就最後斷絕，剩下長征一條路了。

長征隊伍出發後，李德等人強令部隊采取“甬道式”搬家方式，實行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當時李德已經無法全麵指揮，隻能根據各部隊來的電報提出意見。在困難麵前，李德驚慌失措，一籌莫展，毫無自知之明，反而遷怒於人。

博古、李德推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長征初期繼續給紅軍帶來了嚴重損失，盡管紅軍英勇頑強，但接連突破敵人四道封鎖線，損失慘重，由出發時的八萬人，到遵義會議隻剩三萬餘人。

@@@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嚴重危害

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黨內統治四年之久，造成嚴重的惡果，使白區革命力量損失了百分之百，紅區的革命力量損失了百分之九十，喪失了除陝甘寧邊區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據地使紅軍由30萬人降到25000人，使中國共產黨由30萬黨員降到3萬黨員。而在國民黨區域的黨組織幾乎全部喪失，使中國革命陷於極端危險的境地。

※※第五節 遵義會議召開，確立了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

@@@一、遵義會議的召開，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確立，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

1935年1月，黨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批評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列主義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遵義會議之所以能夠勝利召開並取得成功，除了國內原因外，還有特定的國際背景。在中央紅軍長征前夕，黨中央與共產國際之間失去了電訊聯係。早在1933年初，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入中央蘇區，在上海設立了上海中央局，負責與共產國際之間的電訊聯絡。可是1934年10月，正值中央紅軍長征前夕，上海中央局遭到大破壞，國民黨特務先後捕去了中央局書記盛忠亮和電台工作人員，劫走大量電台，收發報機、通訊器材和活動經費，從此，黨中央與共產國際之間的電訊聯絡中斷了。

黨中央與共產國際聯係的中斷，使得黨和紅軍能夠擺脫共產國際的不必要幹預，並更多地依據當前的實際情況決定自己的方針，獲得了更大的行動自由。這正是遵義會議能夠勝利召開並獲得成功的重要國際原因。

遵義會議集中全力解決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深刻地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通過了《中央關於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

@@@二、偉大的曆史轉折，中國革命走向勝利

遵義會議是我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會議。深刻地提示了一條最重要的革命真理：“馬克思主義偉大力量，就在於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係的。”一個黨如果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本國的革命實踐相結合，獨立自主地解決本國的革命問題，而統統依賴外人，或者機械地照搬書本和外國經驗，那是毫無希望的。我們黨真正實踐這條真理，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遵義會議是我黨獨立自主地解決領導方針和領導組成問題的開端。

第一，獨立自主地批判並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黨中央的統治。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至遵義會議處於幼年的不成熟階段，還不善於把馬克思主義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獨立自主地製定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黨的好幾任主要領導人，都沒有能夠正確地處理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之間的關係，對於共產國際右的或“左”的錯誤都缺乏識別和抵製的能力，他們犯了右的或“左”的錯誤。毛澤東曾經指出，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所以犯錯誤，就因為他們跟著外國人跑，而不能獨立自主地把理論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

遵義會議是我黨曆史上偉大的轉折點。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黨中央的統治，使黨的路線開始轉到了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正確軌道上來。但這不是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進行的，這和我們黨結束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停止瞿秋白“左”傾盲動、批判李立三“左”傾冒險的錯誤有所不同。在大革命失敗的關頭，共產國際於1927年7月作出了《關於中國革命目前形勢的決定》，指示中國黨“采取種種辦法，糾正中國共產黨的機會主義錯誤，政治上健全黨的領導機構”。並且指派羅明那茲來華貫徹國際決議，糾正陳獨秀的錯誤。1927年7月12日，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組，陳獨秀停職。“八七”會議糾正和結束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共產國際對於糾正瞿秋白、李立三的錯誤也是直接幹預的。1928年2月，共產國際執委第九次全會通過的《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1930年7月，共產國際執委政治秘書處《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和1930年10月共產國際執委《給中共中央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的信》等，批判了瞿秋白、李立三的錯誤，直接指導和幹預了糾正中國黨的錯誤。遵義會議與以往情況不同，它是在軍情緊迫，與共產國際失去聯係的條件下，由我們黨從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出發，依據鬥爭的迫切需要，獨立自主地自行糾正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把黨的領導轉移到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軌道上來。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成熟的標誌。

第二，獨立自主地解決了中央領導組成問題，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

遵義會議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決定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會後不久又決定了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在行軍途中，又組成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負責長征中的軍事指揮工作。

遵義會議改組黨和軍隊的領導，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也不是經過共產國際事先圈定的，而是通過中國革命實踐反複檢驗、為全黨全軍所公認的。遵義會議選擇了這樣的領袖，並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領導。這是我們黨獨立自主地解決重大組織問題的開始。

遵義會議體現了獨立自主精神，但並不是反對共產國際，相反，遵義會議仍然尊重共產國際的組織領導，保持了與共產國際的團結。遵義會議通過的決議肯定了共產國際的正確指示，把李德和我們黨主要領導人的錯誤與共產國際指導嚴格地區分開來。而且遵義會議後，1935年夏，紅軍長征到達川西過了瀘定橋，中央派陳雲途經上海，轉赴莫斯科去恢複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反映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和取得共產國際的支持，這表明我們黨仍然尊重共產國際的組織領導。陳雲偕同陳潭秋，楊之華等人，於1935年8月20日抵達莫斯科。他向共產國際報告了遵義會議的情況。（一說黨派王稼祥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共產國際讚揚我們的黨能夠靈活和正確領導國內戰爭。產生了這樣一批政治和軍事領導人，如毛澤東、朱德—身經百戰、智勇雙全的將領和黨的領袖。陳雲到了莫斯科後，共產國際更加支持毛澤東了。

遵義會議一方麵維護了我們黨與共產國際的團結，另一方麵也從中國革命實際出發，堅決地糾正了在共產國際影響下的黨的“左”傾錯誤，從而在革命的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遵義會議是我黨正確地處理與共產國際關係的典範，是正確地處理與共產國際關係的轉折點。從此開始，我們黨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既尊重共產國際的組織領導，維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又堅持獨立自主的立場，從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出發，對共產國際的指示采取分析的態度。遵義會議後，我們黨開始擺脫教條主義影響，進一步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更好地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從而保證了中國革命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