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的解散及其曆史地位

※※第一節 共產國際宣告解散

@@@一、共產國際宣告解散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於1943年5月15日通過了一項決議,提議“解散國際工人運動底指導中心—共產國際,解除共產國際各分部因共產國際章程及曆屆代表大會決議所負的義務”。決議宣布“由於在世界戰爭情況下無法召開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乃由執委主席團自身提出下列提議(注:即解散共產國際),再經共產國際各分部加以批準”。決議由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簽署:哥特瓦爾德、季米特洛夫、日丹諾夫、科拉諾夫、柯潑來尼格、庫西寧、曼努意斯基、馬爾蒂、皮克、托列斯、弗洛林、愛爾柯利。它並得到下列各國共產黨代表的同意:比安柯(意大利)、多羅列斯·伊巴露麗(西班牙)、勒蒂寧(芬蘭)、波克爾(羅馬尼亞)、拉科西(匈牙利)。這個決議於5月22日向全世界公布。

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在6月8日最後的一次會議上,考慮了參加國際的各個支部送來的關於1943年5月15日決議的意見之後,於6月9日發表了如下的聲明:“解散共產國際的提議,已由阿根廷共產黨、澳洲共產黨、奧地利共產黨、比利時共產黨、保加利亞共產黨、加拿大共產黨、加泰隆尼亞統一社會黨、智利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哥倫比亞共產黨、古巴革命共產聯盟、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芬蘭共產黨、法國共產黨、德國共產黨、英國共產黨、波蘭工人黨、羅馬尼亞共產黨、蘇聯(布爾什維克)黨、西班牙共產黨、瑞典共產黨、瑞士共產黨、敘利亞共產黨、南非聯邦共產黨、烏拉圭共產黨、南斯拉夫共產黨及青年共產國際(它是參加共產國際的支部之一)批準。”“共產國際各支部中,沒有任何支部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提議提出反對。”基於上述各點,“茲特宣布:1.解散共產國際的提議,業經所有各有權宣布決定之支部(包括最重要的一個支部在內)一致批準。2.自1943年6月10日起,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和秘書處以及國際監察委員會宣告解散。3.指令由季米特洛夫(主席)、愛爾柯利、曼努意斯基及皮克所組織之委員會結束已解散各機關的事務,並處理共產國際的職員和資產的事宜。”

青年共產國際等同時宣告解散。共產國際的機關刊物《共產國際》在1943年7月5日出版了最後的一期。

@@@二、共產國際解散的原因

決議關於解散共產國際的具體原因是這樣說的:“早在戰前,就可以日益清楚地看到,既然各個國家的內部情況和國際形勢已經變得更其複雜,那麽,要由某個國際中心來解決每個個別國家的工人運動的各種問題,是會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礙的。”“這個組織形式甚至已經變成了進一步加強各國工人政黨之阻礙。”

國際還解釋說:“世界各國發展之曆史道路底深刻差別,它們社會製度的殊異,它們社會和政治發展水平與速率的不同,以及最後,工人們覺悟組織程度的各異,也決定了每一個別國度工人階級麵前問題的不同。”總之,“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所采取的、符合於工人運動複興初期需要的團結工人的組織形式,日益不能適應這個運動的增長和每個國度內日益複雜的問題了,而且還證明了這個形式甚至成了進一步加強各民族工人政黨底障礙。”

毛澤東於1943年5月26日論述共產國際解散問題時指出:“革命的組織形式應該服從於革命鬥爭的需要,不相適應時,則應取消這個組織形式。”並進一步闡述了共產國際解散的理由:“第一,因為各國內部與各國之間的情況,比之過去更為複雜,其變化亦更為迅速。統一的國際組織,無法適應這種非常複雜而且迅速變化的情況。正確的領導,要從仔細研究情況出發,這就更加要由各國共產黨自己來做。遠離各國實際鬥爭的共產國際,在過去的情況比較單純,變化比較還不很迅速的時候是適合的,現在就不適合了。第二,法西斯強盜在法西斯集團與反法西斯集團各民族之間劃分了深刻的鴻溝,反法西斯國家中有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的、殖民地的、半殖民地的各種類型的國家,法西斯及其附庸國中也有很大差別;此外還有各種情況的中立國。為了迅速地與有效地組織一切國家的反法西斯鬥爭,國際性的集中組織,早已感到不大適宜,這種情況,至近來乃特別顯著。第三,各國共產黨的領導幹部已經成長起來,他們在政治上已經成熟。”毛澤東以中國共產黨為例來說明這一點。他說,中國共產黨經過三次革命運動,這些革命運動是連續不斷的,是非常複雜的,甚至比之俄國革命還更複雜。在這些革命運動中,中國共產黨已經有了自己的身經百戰的優秀幹部。毛澤東還指出:“共產國際的解散,不是為了減弱各國共產黨,而是為了加強各國共產黨,使各國共產黨更加民族化,更加適應於反法西斯戰爭的需要。”

5月28日,斯大林在回答英國記者時,對共產國際解散的原因作了闡述。他說:“(一)它揭破了希特勒匪徒的謊言,這謊言就是所謂莫斯科意欲幹涉其他國家的生活,並將它們‘布爾什維克化’。現在這種謊言已經被掃除了。(二)它揭破了勞工運動中共產主義敵人的誹謗,這誹謗就是所謂各國共產黨的行動不是為了他們人民的利益,而是奉了外來的命令。現在這種誹謗也被掃除了。(三)它便利於諸愛好自由國家中的愛國者把各該國進步力量(不管黨派及宗教信仰如何)聯合在一個單一的民族解放陣營中,把反法西斯主義鬥爭展開起來的工作(四)它便利於一切國家的愛國者把所有愛好自由人民聯合在一個單一的國際陣營中的工作,以便對希特勒主義統治世界的威脅作鬥爭,從而為將來組織基於平等的各式各樣親善聯合掃除了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共產國際解散正值爭取開辟第二戰場鬥爭進入緊要關頭。第二戰場極需開辟,以便迅速地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然而那些相信法西斯散布的關於共產國際讕言的西方勢力卻在拖延。共產國際的解散在促進解決這個症結上起了重要作用。幾個月後,1943年11月至12月召開的德黑蘭會議,最後決定了開辟第二戰場的日期。

還有一點也是應該注意的,蘇聯在30年代開始,由於它的經濟建設的成就和它在國際事務中作用的明顯增長,使它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擁護,“它已成為吸引一切關心維護國際和平的人民、國家、甚至政府的焦點和團結它們的中心。”因此,早在1935年七八月間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已經指出,蘇聯作為和平民主的偉大保衛者在世界上所起的新的、積極的作用,已經開始使得共產國際逐漸失去它在世界上的政治領導作用。

※※第二節 共產國際的曆史地位

@@@一、共產國際的曆史作用

共產國際從成立到解散的24年曆史時期內,曾統率過70多個共產黨的400多萬黨員,同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進行過不懈的鬥爭,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完成了它自己的曆史使命。

第一,捍衛並傳播了馬列主義,批判了第二國際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保衛了被機會主義遺棄和踐踏的馬克思主義,從而進一步澄清和維護了無產階級政黨的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

第二,共產國際的建立,使世界無產階級在國際資本的包圍下有一個團結的中心,使各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組織聯合與統一起來,形成反對帝國主義和壟斷資產階級統治的巨大的國際力量,從而奠定了無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鬥爭的基礎。

第三,推動和幫助世界各主要國家的先進工人建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在鬥爭中培育了一批骨幹,加速了各國共產黨的成長和壯大。促進了各國革命鬥爭的發展。

第四,製定了一係列革命鬥爭戰略和策略,領導了許多重大革命鬥爭。共產國際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規定了建立工人階級統一戰線的任務,全麵提出了民族殖民地革命鬥爭的理論、路線和策略;正確地指出了把日常鬥爭同實現無產階級專政而進行的政治鬥爭結合起來,把資本主義各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民族解放運動結合起來,從而支持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革命和建設,支持了德國、奧地利和匈牙利的革命運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建立了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同德、意、日法西斯進行了英勇的鬥爭。

共產國際在其全部曆史進程中,也存在著許多缺點錯誤,這些曆史的教訓不可忘記。

首先,共產國際在指導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問題上,犯有主觀主義錯誤,往往把俄國革命經驗作為模式指導別國革命,加上遠離各國革命實際、情況不明,因而作出了許多不切實際的決定,甚至過多地幹涉各國黨的內部事務,給一些國家的革命事業帶來了損失。

其次,在與各國黨的組織關係上,把各兄弟黨之間的關係凝固在領導和被領導的基礎上,忽視了各國黨平等和獨立自主的原則。特別是到了30年代以後發展得更為突出,使蘇聯共產黨與各國黨之間處於極不正常的狀態。曆史證明,在處理各國的關係上,實行高度集中的領導原則,所有兄弟黨和兄弟國家都聽命於一個指導中心發號施令,這不僅妨礙了各國黨把馬列主義原理與本國具體革命實踐相結合,也妨礙了各國黨根據本國曆史特點獨立地解決革命和建設的實際問題。實踐告訴我們,由於把馬列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對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造成了嚴重的危害。

@@@二、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積極貢獻和消極影響

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有密切的關係。根據列寧關於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論和方針,共產國際不僅同中國革命者建立了聯係,使馬列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而且在中國工人運動發展的基礎上,還直接幫助籌建了中國共產黨。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了參加共產國際的決議,成為共產國際領導下的一個支部,直到1943年5月中共中央作出解除共產國際的章程和曆次大會決議所規定的各項義務為止,有21年的曆史。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前一段是好的,後一段比較好,中間一段不好。可以說,中國革命中所發生的許多重大問題都涉及共產國際,共產國際對於中國革命作出了積極貢獻,但也有錯誤。

第一,從黨的成立到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示,基本上是正確的。如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建黨原則和布爾什維克榜樣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對中國革命性質、任務、動力、農民問題、統一戰線問題的指示,原則上都是正確的。“在1921年至1927年,特別是在1924年至1927年,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曾經在共產國際的正確指導下,在中國共產黨正確領導的影響、推動和組織之下,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和偉大的勝利。”但在統一戰線中也有右傾錯誤。如在“三二〇”事件、整理黨務案等問題上的右傾。

第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基本上是錯誤的。特別是從1931年到1934年的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實質上源出共產國際。共產國際對於中國革命形勢、階級關係以及革命道路等問題,提出了一係列錯誤的估量和論斷,王明等人照搬國際錯誤指示,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給中國革命帶來極大危害,致使中國革命幾乎陷於絕境。

第三,抗日戰爭時期,共產國際號召各國支部及各國勞動人民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和幫助中國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以極大鼓舞。但是這個時期共產國際的基本出發點是希望中國共產黨作出讓步,服從國民黨的領導,將八路軍、新四軍編入蔣介石的軍隊,同日本打大仗、打硬仗、打陣地戰,拖住日本,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以服從反對帝國主義包圍蘇聯這一根本利益。這些是錯誤的。

※※第三節 國民黨利用共產國際解散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及其被擊退

共產國際的解散引起了全世界廣泛的反響。同盟國的資產階級記者和政治家們認為,這個決定將促進國際合作以取得戰爭的勝利。許多勞工領袖也認為它將加強勞工的團結。一向強調反對共產國際的法西斯主義者,認為這是一個騙局和策略的行動。托洛茨基分子咒罵國際的解散是出賣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許多國家的統治者要求各國共產黨步共產國際的後塵,采取同樣的行動—宣告解散。

@@@一、國民黨第三次反共高潮

就在各國反動派乘共產國際解散之機大肆攻擊馬列主義,要求解散共產黨的形勢下,國民黨反動派也大肆活動,叫囂“馬克思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中國共產黨應當解散……”。

1943年6月,在蔣介石嗾使下,西安勞動營訓導師處長、複興社特務頭子張滌非假冒“民眾團體”名義,召開座談會,通過電文,胡說什麽“馬列主義已經破產”,要求“解散共產黨,交出邊區”。國民黨的中央通訊社把這條消息廣為散布,在政治思想上對中國共產黨發動了猖狂的進攻。他們重彈“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政府”的老調,叫囂“解散共產黨”,交出軍隊,交出政權。國民黨的報刊也大做文章,1943年5月26日,重慶《商務日報》社論說:“共產國際之解散,由於其學說理論,不能適合世界之情況,及曆史發展之道路,確為一根本之原因。”又說共產黨“一黨私有之武力,即應交出其軍權,貢獻為國家所用,一黨割據之地盤,即應交出其政權,貢獻為國家所治。”5月26日,《益世報》社論叫嚷中國共產黨應“在民族利益的大前提下,服從一個領袖,一個政府”。托洛茨基匪徒葉青大寫文章惡毒攻擊,胡說:“三民主義可以滿足中國現在和將來的一切要求。它一實現中國便不需要社會主義了,從而組織一個黨來為社會主義而奮鬥的事也就不必要了。”還說什麽“民生主義就是中國的社會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11943年8月20日,他發表題為《從共產國際的解散展望世界各國共產黨的前途》一文,說什麽“共產國際的解散指出了世界各國共產黨前途,從此以後,世界各國共產黨不是解散,就是合並或變化成衰弱,絕沒有發展可言。”叫嚷“共產國際已經給予一個模範,或造成先例了。共產國際可解散,各國共產黨又怎麽不可解散呢?”總之,國民黨利用共產國際的解散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二、國民黨反共高潮被擊退

在這種反共聲浪甚囂塵上的情況下,如何正確認識共產國際解散?如何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反革命陰謀,就成了打退國民黨反共高潮的一個極重要的任務。為此,中共中央和中央負責同誌,連續發表聲明和講話,對於共產國際解散的原因、意義,馬列主義和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地位等重大問題作了說明。

194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關於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指出:“中國共產黨的創立,是1919年五四運動以後中國工人運動發展的結果,是近代中國曆史發展的結果。……假使本來沒有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亦必將應運而生,這是曆史必然的定律。……共產國際的解散,將使中國共產黨人的自信心與創造性更加加強,將使黨與中國人民的聯係更加鞏固,將使黨的戰鬥力更加提高。”又說:“中國共產黨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科學,而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中國共產黨人必將繼續根據自己的國情,靈活地運用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以服務於我民族的抗戰建國事業。”毛澤東在關於共產國際解散問題的報告中強調指出:“取消共產國際是為了使組織形式更民族化,所以中共不但不應該取消,相反的,共產國際取消之後,民族化的中共組織更有存在與發展的必要。”

黨的報刊連續發表文章揭露蔣介石國民黨解散共產黨、交出軍隊、取消邊區的陰謀。1943年6月27日,《解放日報》社論批判了那種“馬克思主義已經不適用於今天,或特別不適用於中國”的論調,指出:馬克思主義並不依靠某種國際性的組織形式,而可以在全世界一切國家民族得到發展。《新華日報》在《擁護劃時代的兩大文獻》的社論中指出:“我們堅信在共產國際解散以後,中國共產黨的創造性與積極性將更為加強,它將勝利地把團結抗戰的事業進行到底。我們認為我黨的這種自信,是完全有根據的,它已經有20餘年的寶貴經驗,很久以來即充分發揮了它的獨立性與創造性,它在這方麵已有很好的鍛煉,已經具有政治上的成熟性,特別是它已經有了毛澤東這樣天才的領袖和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他們都是精通馬列主義和熟悉國情的能手,他們都是將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正確運用於中國實際的匠師,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之下,定能最好與最有效地組織廣大人民為自己的解放事業而奮鬥。”

※※第四節 共產國際解散後蘇聯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關係

@@@一、蘇聯支持中國革命

共產國際存在的時候,特別是中後期,實際上成了蘇共左右的一個機構,各國共產黨從屬於蘇聯共產黨。共產國際解散後,蘇聯共產黨對於中國共產黨依舊揮舞指揮棒,繼續以領導者自居,粗暴地幹涉中國黨的內部事務。應當承認,蘇聯對於中國革命是有貢獻的。在抗戰時期,同情和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1945年8月出兵東北,消滅了67萬關東軍,對於迫使日本投降起了重大作用。而且,強大蘇聯的存在,本身就限製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行動自由,也延遲了國民黨軍隊對東北的進攻,並且使他們不敢貿然進攻哈爾濱,這就是對於中國人民和中國革命的一種具有重大意義的支援。我們絕不可以因為蘇聯對中國犯了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就認為我們“不要國際援助也可以勝利”。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指出:“在帝國主義存在的時候,任何國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沒有國際革命力量在各種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勝利是不可能的。他還說:請大家想一想,假如沒有蘇聯的存在,假如沒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假如沒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假如沒有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出現,假如沒有東方各被壓迫民族正在起來鬥爭,假如沒有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等等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人民大眾和統治他們的反動派之間的鬥爭,假如沒有這一切的綜合,那麽,堆在我們頭上的國際反動勢力必定比現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能夠勝利麽?顯然是不能的。勝利了,要鞏固,也不可能。”

@@@二、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

蘇聯大國沙文主義是相當嚴重的。第一,在抗日戰爭後期,斯大林以參加對日作戰“必須滿足一定的政治條件”為借口,竟於1945年2月11日同羅斯福、丘吉爾秘密簽訂了損害中國主權的《雅爾塔協定》。

斯大林提出在三個條件下同意參加對日作戰,其中兩項和中國領土主權密切相關。一是承認外蒙脫離中國而獨立;二是恢複俄國1904年日俄戰爭以前在東北的權益—即要“大連商港須國際化”,重租旅順港為海軍基地,以及中蘇兩國重新共同管理中東鐵路。《雅爾塔協定》嚴重損害了中國的主權,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親自出馬索取在中國的優越權益,這是何等有損於社會主義國家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聲譽,何等有損於蘇聯和斯大林形象的行徑。

《雅爾塔協定》後,蘇聯和國民黨政府簽訂了為期30年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除實現它在《雅爾塔協定》中所提出的條件外,蘇聯向國民黨蔣介石政府保證,“在對日作戰中予中國以道義上與軍需品及其他物質之援助”,“並尊重中國在東北之充分主權,並承認其領土與行政之完整”。這樣做,對於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巨大壓力。

第二,解放戰爭時期,不準中國人民革命。毛澤東說過:“斯大林對中國做了一些錯事。……解放戰爭時期,先是不準革命,說是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仗打起來,對我們半信半疑。仗打勝了,又懷疑我們是鐵托式的勝利,1949、1950兩年對我們的壓力很大”。

1945年8月,當日本投降後,中國共產黨準備奪取政權,當時斯大林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名義,打電報給中共黨,要中共一定同蔣介石合作,不要打仗。說如果打起仗來,中華民族就有毀滅的危險,並且要求毛澤東親自去同國民黨談判,說中國應該走和平發展的道路。這裏的問題不在於和平談判本身,為了爭取和平發展的可能並為了揭露蔣介石蓄意發動內戰的真麵目,和平談判是應當進行的,問題在於,當蔣介石決心發動新的全麵內戰的時候,中共敢不敢、應當不應當堅決地用革命戰爭去反對蔣介石的反革命戰爭,如果打起仗來,中共能不能打敗蔣介石,會不會像斯大林說的那樣,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

中國共產黨抵製了斯大林那個不準革命的指示。毛澤東明確地回答說:“我們不但必須打敗蔣介石,而且能夠打敗他。”並指出:“如果我們表示軟弱,表示退讓,不敢堅決地起來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中國就將變成黑暗世界,我們民族的前途就將被斷送。”

由於中共不讚成也沒有執行蘇聯指示,結果,盡管蔣介石有幾百萬軍隊,有美國幫助,但中共僅花了四年時間,就把他們趕跑了。曆史證明,中國共產黨的看法是正確的,斯大林的估計是不對的,對於這一點,斯大林1948年在和南斯拉夫同誌的談話中也承認,正確的不是他而是中國同誌。斯大林說:“在戰後,我們曾邀請中國同誌來莫斯科討論中國的形勢。那時我們坦率地告訴他們,我們認為中國開展武裝鬥爭是沒有前途的,中國同誌應同蔣介石尋求一次暫時的協議,他們應加入蔣介石的政府,並解散他們的軍隊。當時,中國同誌在這裏同意蘇聯同誌的觀點,但是,他們回到中國後的行動則是另一回事。他們集中力量,組織了軍隊,而現在,正如我們所見到的那樣,他們擊敗了蔣介石的軍隊。拿中國的例子來說,現在我們承認我們錯了。事實證明,正確的是中國同誌,而不是我們。”

但是,當1949年初,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已經結束或即將結束,蔣介石的所有精銳部隊和主力部隊已經或即將被消滅,中共正準備渡江的時候,蘇共領導人卻又反對中國共產黨把革命進行到底,主張中共以長江為界,停止進軍,認為不然的話,美國就要出兵,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

中國共產黨又一次拒絕了蘇共的阻撓,他們打過了長江,美國並沒有出兵,中國也沒有出現南北朝。如果當時聽了他們的話,中國可能真的出現“南北朝”局麵。

@@@三、建國初期蘇聯對中國的援助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誕生,蘇聯政府第一個承認並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不久,又於1950年2月24日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這對鞏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際地位和新中國的經濟恢複和建設都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根據《條約》精神,為幫助中國克服戰後經濟困難,蘇聯政府在提供貸款、派出專家、發展對華貿易等方麵進行了不少援助。同時,為了防止美蔣空襲,蘇聯派出空軍到東北,保衛了東北的工業中心。朝鮮戰爭期間,中蘇也進行了緊密的軍事合作,對於蘇聯人民的友誼和援助,中國人民將銘記在心,永世難忘。但是,在中國人民勝利之初,蘇聯也對中共施加了很大壓力。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斯大林對中共不放心,派代表團來中國考察,考察中國搞的是不是社會主義,是不是馬克思主義。1949年10月26日,毛澤東率領中共代表團抵達莫斯科,準備參加斯大林七十壽辰慶祝並討論中蘇兩國重要的政治經濟問題。談判時,斯大林提出旅順、大連、新疆等要求,談判陷入僵局,毛澤東打電報給周恩來,周恩來到達莫斯科後,於1950年1月20日,與毛澤東一起同斯大林、維經斯基會談,並於2月14日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同時,還簽訂了《中蘇關於中國長春、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和《蘇聯關於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根據有關協定,中蘇兩國共同開發新疆油田,蘇聯占51,中國占49%。蘇聯得到了優惠。

結束語

縱觀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係的曆史,如何評價才符合曆史的本來麵目,才是科學的呢?我們認為:

第一,總的來說,應當實事求是地承認,在中國人民所進行的長達28年的英勇鬥爭過程中,共產國際是非常同情和關心中國革命的,並通過各種方式支持和援助了中國革命。1957年,毛澤東曾講過,共產國際兩頭好,中間不好,而兩頭的時候較短,中間的過程較長。同年晚些時候,毛澤東又指出,共產國際初期好,以後錯誤很大。這兩種說法雖有所不同,卻是比較客觀的,是符合曆史發展的實際的。

據我們迄今為止所能了解到的史實,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共產國際幫助和促進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幫助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分析了中國社會的經濟條件,指出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進而幫助中國共產黨初步製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和策略,指出中國要經過民主革命再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幫助和促進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幫助孫中山改組了國民黨、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直接幫助和支援了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軍的東征、平定商團叛亂和北伐戰爭,使北伐戰爭取得了巨大的勝利。這些曆史事實說明,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以及第一次大革命初期和中期,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基本上是正確的。

誠然,我們並不否認,共產國際及其來華代表與第一次大革命後期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有很大關係,但隨後也是共產國際幫助中國共產黨糾正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為中國共產黨獨立地進行武裝鬥爭,開展土地革命運動,準備了條件。

中國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不久,在共產國際直接幫助和指導下,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大會指出中國革命的性質仍然是民主革命,中國革命處於兩個高潮之間,黨要領導土地革命戰爭和建立工農民主政權,要爭取群眾。這些都是正確的。然而總的說來,共產國際按照斯大林對中國民主革命三個發展階段的階級關係的分析,在指導中國土地革命時犯了“左”傾錯誤,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我黨先後出現的三次“左”傾錯誤,都是來自共產國際。尤其是以王明為代表的第三次“左”傾,使中國革命在1934年遭到嚴重的失敗。共產國際的“左”傾錯誤主要表現在:

(1)對資本主義世界作出了錯誤的判斷,提出了“第三時期”理論,錯誤地斷定當時已經形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新高潮,資本主義製度即將崩潰。

(2)共產國際基於對世界革命形勢的錯誤估計,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的任務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社會主義,從而忽視了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為爭取和捍衛民主權利而鬥爭的任務。

(3)完全否認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尤其是否認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民族資產階級的進步作用,把中間力量作為主要的打擊對象。

(4)提出和推行“下層統一戰線”的關門主義策略,爾後,又犯了右傾錯誤;在統一戰線中搞“左”傾宗派主義。

(5)把共產國際和蘇共的內部鬥爭“滲進”各國共產黨,錯誤地強調右傾是各國共產黨的主要危險,也要進行反右傾鬥爭。

上述錯誤不是個別政策、個別口號的錯誤,而是戰略性錯誤,這些錯誤理論、方針和策略又被當時主持中共中央領導工作的李立三、王明等人所推行,致使中國革命幾乎陷於絕境。

當然,在指出共產國際的“左”傾錯誤的同時,也應當承認,在土地革命時期,共產國際在道義上和政治上還是同情和支持中國的土地革命戰爭的;對遵義會議後確立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及中共製定新的政治路線的既成事實,共產國際也是承認和支持的;共產國際對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地下工作,給了一些經濟上的支持,對東北抗日聯軍以及西路軍失敗後進入新疆的餘部,給了一些物質上的支援,對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和在巴黎辦的《救國時報》,也給予了物質上的支持,等等。

到了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完全成熟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不僅獨立自主地製定了奪取中國革命勝利的正確綱領和策略,也獨立自主地糾正了王明的右傾錯誤。這一時期,共產國際在“建立一個統一戰線”的口號下,要求中共的鬥爭服從於反對帝國主義圍攻蘇聯的需要,很少考慮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地位以及抗戰後的前途等根本問題。“武裝保衛蘇聯”口號的提出,就是民族利己主義的一種表現。在對待蔣介石的態度上,共產國際在統一戰線初期是堅持反對蔣介石的口號;但不久,走到了無條件地聯合蔣介石的另一極端,要求中共服從蔣介石的領導,向國民黨妥協,把軍隊、根據地交出去,隻要能配合國民黨軍隊打大仗,拖住日軍就行了。共產國際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支持王明,不同意中共對統一戰線的正確政策,反對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的戰略方針,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放棄中共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和獨立自主原則的右傾錯誤主張。1942年前後,正是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在軍事上、經濟上極端困難時期。這時,共產國際反對中共成功地進行的整風運動,仍然一心依靠蔣介石抗日,給他們大量的武器裝備援助,而僅給我們一點點書籍和醫藥。更為嚴重的是,隨後蘇聯同日本簽訂了《日蘇中立條約》,承認偽“滿洲國”的合法地位,將日本這股禍水南引,以犧牲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來服從自己民族利己主義的需要。

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共產國際和蘇聯還是積極支持和援助了中國抗日戰爭的。這是它對中國革命的第三次援助。尤為值得充分肯定的是,1945年8月蘇聯紅軍出兵東北,消滅了60多萬關東軍,解放了我國東北,這對中國革命來說,是一次有重大意義的援助。它不僅加速了抗日戰爭的勝利,而且對此後中國人民解放軍迅速地進入東北,建立鞏固的根據地以及解放全東北,都起了重大的作用。這裏我們隻是舉例說明了蘇聯的作用,因為這時共產國際已經宣布解散了,它在反法西斯戰爭中采取統一戰線的策略是一個進步,對中國革命也有影響,這是值得肯定的。

從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的整個曆史發展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中國人民革命的第一曆史時期,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就其基本方麵看,有正確的一麵,也有錯誤的一麵。我們對“兩頭好,中間差”以及近似的提法,不能機械理解,應當看成是“好”不是一切全好,“差”也不是一切都差。在20年代後期和30年代前期,即土地革命時期,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錯誤最為嚴重,但也不能全盤否定;反之,在我黨創建時期,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確幫助很大,但也不是一點缺點、錯誤都沒有。因此,我們對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的評價,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要有一分為二的思想,對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

第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曆史的發展還向中共提出,國際無產階級鬥爭究竟應當由一個國際中心來集中領導、統一指揮,還是應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由各國黨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革命道路?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共產黨有著極為豐富而深刻的經驗教訓。

在28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鬥爭中,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獨立自主地提出、執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走中國式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終於取得了中國革命的輝煌勝利。這一勝利是來之不易的,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中國革命固然得到過共產國際的幫助,但共產國際這個領導中心,在指導思想和組織體係上的弊病,給中國革命帶來了許多問題。中國黨早期的領導人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跟著別人跑,使中國革命遭受一次又一次的失敗。追究其思想理論根源,主要是他們不去獨立思考,不從本國的實際出發,而是盲目地服從共產國際的領導,因而脫離中國革命的實際。而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同中共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和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錯誤傾向的鬥爭中,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結合於中國的具體實際,才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取得了偉大的革命勝利。正如毛澤東同誌所說,中國革命的勝利可以說是實事求是、獨立思考的勝利,就是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獨立自主這一馬克思主義不可動搖的原則所取得的重大勝利。

我們這樣提出問題,一點也不否認這樣一個事實:在共產國際建立前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正處於高潮,在俄國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下,不少國家的共產黨紛紛建立。這些黨正處於幼年時期,十分需要指導和幫助,而布爾什維克黨是唯一取得革命勝利、掌握政權的黨,經驗豐富、威望很高,在這種環境下,形成了一個以蘇俄布爾什維克黨為中心的世界共產黨,在一定程度上強調集中統一是比較自然的,也是鬥爭的需要。因而,在當時高漲的革命形勢下,創立了共產國際。列寧在這一時期比較注意強調各國黨的聯合和統一,是符合當時曆史發展和革命形勢的需要的。但是,即使是在強調集中統一的同時,列寧並未忽視各國黨的獨立自主和各國革命的特點,並不是對各國黨發號施令、包辦代替。隻是由於當時形勢的要求,列寧沒有過分強調這一方麵,而較為側重於集中統一而已。隨著歐洲無產階級革命轉入低潮,資本主義相對穩定,共產國際四大以後,國際不僅沒有根據新的形勢擴大各國黨的獨立自主,反而強化了國際的集中統一領導,加強了對各國黨內部事務的幹預。列寧逝世後,共產國際的領導人在處理“集中”與“獨立”的關係上,背離了列寧的思想和要求,缺陷和弊端越來越嚴重,到最後,實際上成了阻礙各國黨獨立自主的桎梏。1925年執委會第五次擴大全會強調,“在當今的時代,工人階級所進行的重大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隻有由一個國際性的中心來進行全盤的領導才能贏得勝利”。1928年共產國際六大決定,執委會及其主席團有權往各支部特派自己的代表,以監督國際有關決議的執行情況。特派代表有權參加各支部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切會議,有權否定各支部決定的方針、政策等。這時,聯共(布)滋長和發展了大黨主義、大國主義,使自己逐漸變成了淩駕於各國黨之上的領導黨。它通過共產國際控製和幹涉別國黨,導致把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致使一些國家的革命遭受重大損失,而中國革命則幾乎陷於絕境。1935年共產國際七大實行策略轉變,製定了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正確策略方針,同時決定一般不直接幹涉各國黨內部組織上的事宜,提出了不要機械地照搬別國的經驗把馬克思主義公式化的問題,但是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集中統一的國際領導中心的組織形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的新的曆史條件下,正如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在《關於解散共產國際的提議書》中所指出的:“早在戰前就可以日益清楚地看到,既然各個國家的內部情況和國際形勢已經變得更為複雜,那麽要由某個國際中心來解決每個個別國家的工人運動的各種問題,是會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礙。”共產國際“這個組織形式甚至已經變成了進一步加強各國工人政黨之阻礙。”這是各國無產階級鬥爭發展所得出的必然結論,是各國黨用鮮血換來的深刻教訓。曆史明白無誤地證明:一個國家的革命事業畢竟是這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自己的事情,勝利要靠自己奮鬥,路要自己走,錯誤是自己犯的,經驗要靠自己積累,是任何人也包辦代替不了的。我們黨曆來強調,錯誤是我們自己犯的,這就是說,各次錯誤的代表人物對於共產國際的錯誤缺乏清醒的認識,不去獨立思考。其中陳獨秀和王明還把共產國際的錯誤引向極端,有著自己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即使是犯了錯誤,也要靠這個黨自己覺悟,認識錯誤的原因,總結教訓,才能真正解決問題。這就是為什麽中國革命在遵義會議以後能夠把革命引上正確軌道的關鍵所在。如果各個國家的革命事業都由一個領導中心來指揮調動,無條件服從這個中心,那麽隻能是同本國實際相脫離,將革命引入歧途。共產國際的根本缺陷,也就在這裏。所以,各國的革命問題必須由本國人民來決定,必須走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是否能堅持獨立自主原則,反映出一個無產階級政黨是否成熟,是否忠於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和遵循各國黨發展規律的準則。我們所講的獨立自主,既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也不是夜郎自大的閉關自守。我們所講的獨立自主是反對沙文主義,反對幹預他國黨的內部事務、對他人任意發號施令,反對將他國的革命利益置於自己的戰略棋盤之上;是反對生搬硬套的教條主義,反對靠別人的指示和別人的力量去解決本國革命的問題;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的結合。

正基於此,《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獨立自主與實事求是、群眾路線被概括為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和三個基本方麵,使之成為一條帶有更為普遍指導意義的思想原則。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共所奉行的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其實質就是堅持中共所主張的不依附於任何大國或國家集團,不屈服於任何大國的壓力,也不同任何大國結盟,這是中共總結過去幾十年經驗所得出的曆史結論,從而使得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所倡導和堅持的獨立自主原則其內容更為豐富,也更加充滿活力。

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大事記

1917年

4月列寧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第七次代表會議上,提出建立第三國際為黨的現實任務之一。

11月7日俄國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爆發,彼得格勒起義勝利。十月革命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樹立了光輝榜樣,也促進了世界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的革命鬥爭。十月革命開創了世界曆史的新紀元,從此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成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

12月俄國遠東地區建立蘇維埃政權。守衛中東路俄軍中的布爾什維克驅逐沙俄督辦霍伐斯,中國軍閥張作霖部黑龍江督軍鮑貴卿出兵鎮壓。

1918年

1月11日中國軍閥張作霖奉北京段祺瑞政府命令,封閉中俄邊境,斷絕中俄交通。

1月—2月若幹社會主義政黨革命派代表在彼得格勒集會,討論建立第三國際的問題。俄共(布)開始在戰俘和旅居俄國的外國人中組織共產主義小組。

4月—8月日、英、美帝國主義開始武裝幹涉蘇俄,先後派兵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登陸。捷克軍團在奔薩—海參崴一線叛亂,占領西伯利亞大部地區。高爾察克、謝米諾夫、霍伐斯三股白俄匪軍發動了顛覆蘇維埃政權的內戰。

夏,孫中山致電列寧和蘇維埃政府,祝賀十月革命,並表示“願中俄兩黨團結共同鬥爭”。

8月1日列寧委托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複函孫中山,對孫中山的賀電表示感謝,並希望共同進行鬥爭。此後列寧和俄共(布)為同中國革命建立聯係進行了多方麵的努力。

8月24日北京段祺瑞政府發表《海參崴宣言》,參與武裝幹涉蘇俄,宋煥章部侵入蘇俄國境。

8月—12月芬、奧、匈、波、德等國先後成立了共產黨。

11月18日高爾察克奪取了鄂木斯克建立西伯利亞自衛政府。

1918年—1919年初《新青年》、《每周評論》等刊物陸續發表和譯載了一些介紹馬列主義、蘇維埃俄國、工人運動和世界革命的文章。在中俄聯係隔絕的情況下,十月革命的影響仍然以思想傳播的形式在中國人民中逐步擴展開來。

1919年

1月24日俄共(布)等8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組織的代表舉行會議,發出號召書,建議召開共產國際成立大會,邀請27個共產黨或共產主義組織參加。

3月2日—6日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於莫斯科舉行。大會是在列寧直接領導下進行的。會上,列寧作了《關於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的報告。代表大會批準了共產國際綱領和告全世界無產者宣言,宣告了共產國際成立。代表大會決定成立兩個領導機關:執行委員會和由執行委員會選出的五人組成的政治局。季諾維也夫任主席。旅俄華工組織負責人劉紹周和張永奎作為中國代表列席了大會。

5月4日中國爆發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愛國運動。五四運動是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發生的,它標誌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五四運動引起了列寧和共產國際的密切注意,中國革命得到了列寧和共產國際的進一步重視。隨後派代表來華“訪問領導五四運動的領導人物”。

7月25日蘇俄發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南北政府的宣言》(即加拉罕第一次對華宣言),宣布放棄沙俄在中國的一切特權。1920年4月間,此《宣言》在中國報刊上公開發表後,引起很大反響,受到了中國人民的熱烈歡迎,稱讚這是“自人類以來空前的美舉”。

11月19日列寧接見中國旅俄工人聯合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劉紹周,同他交談中國革命和聯合會的工作。

12月高爾察克自衛政權被紅軍消滅,其他幹涉軍隊和白匪也遭到嚴重打擊,蘇維埃政權在遠東地區重新得到鞏固。

1920年

2月17日北京政府宣布撤回侵俄軍隊,後派出邊防軍負責人張斯麟與蘇俄聯係。封閉兩年之久的中俄交通重新打開。

3月經共產國際批準,俄共(布)遠東局符拉迪沃斯托克處派遣俄共(布)黨員維經斯基等人來華,目的是“同中國的革命組織建立聯係。”他在北京會見了李大釗,4月,經李大釗介紹又赴滬與陳獨秀等會晤,商討建黨問題。由此,共產國際同中國革命建立了聯係。

4月6日貝加爾沿岸地區勞動者代表大會宣布成立遠東共和國。同月,中國北京政府和遠東共和國決定互派使團。

6月北京政府派出的張斯麟使團抵達遠東共和國首府烏丁斯克,遠東共和國派出的優林使團也抵達外蒙古買賣城。這時“直皖戰爭”爆發,結果直勝皖敗,把持了北京政府的直係軍閥吳佩孚立即邀請優林使華。8月26日,優林使團到達北京。

8月在上海成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從當年秋天到1921年上半年,北京、武漢、濟南、長沙、廣州等地陸續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和僑民中也建立了這樣的小組。

上述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建立後,便著手進行建黨的準備工作。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除了把《新青年》改組為它的公開機關刊物外,11月又創辦了《共產黨》月刊,作為黨的秘密刊物,大量刊載了有關共產國際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資料。

7月19日—8月7日共產國際舉行第二次代表大會。會上列寧作了《關於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基本任務》的報告,提出了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基本任務提綱、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土地問題提綱和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等。中國方麵劉紹周、安恩學出席了大會,劉紹周成為民族殖民地委員會委員。

秋,維經斯基等在上海創辦“外國語學社”,由楊明齋任校長,培養中國青年學習俄語,學生少時二三十人,多時五六十人社內設立“華俄通訊社”,翻譯和報道有關蘇俄和共產國際的文章、消息。

秋,維經斯基在上海第一次會晤孫中山,孫詢問了蘇俄和布爾什維克革命問題,要求同遠東共和國建立電台聯係,希望得到軍事援助。

9月1日在共產國際倡議下於巴庫召開東方民族代表大會。出席會議的有土耳其、波斯、中國、印度等國的代表。大會通過了三個重要決議,這些決議概括了殖民地國家對帝國主義的總路線。設立了包括20個民族的委員會,決定出版刊物《東方民族》,設立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1921年夏,上海外國語學社選劉少奇、任弼時、羅亦農、蕭勁光、王一飛(王伊維)、謝文晉、汪壽華、許之楨赴東方勞大學習。共產國際開始為中國革命培養幹部。

9月5日張斯麟使團到達莫斯科。27日《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對中國政府的宣言》(即加拉罕第二次對華宣言)發表。重申第一次宣言原則,表示將竭力促成中俄友誼條約的締結。

10月瞿秋白受聘於北京《晨報》,擔任該報駐莫斯科的特派記者,去蘇俄實地考察。

10月維經斯基與直係軍閥吳佩孚部白堅武聯係,了解吳的情況。

10月31日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致函孫中山。這封信1921年6月14日才收到,信中要求建立貿易聯係。

11月18日張斯麟使團回國,劉紹周同行。

年底共產國際代表米諾爾到廣州幫助建黨工作。

1921年

1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決定在伊爾庫茨克設立遠東書記處,負責人是舒米亞茨基。春,維經斯基結束第一次使華回國,參加遠東書記處工作。第一個被派往共產國際的中國共產主義小組代表張太雷同行,張到伊爾庫茨克後參加遠東書記處的工作,負責中國科。

6月3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和民族殖民地委員會的秘書馬林(原名斯尼弗萊特)到達上海。尼柯爾斯基不久也到上海,幫助中國建黨。

6月22日至7月12日共產國際舉行第三次代表大會。大會設立了東方問題委員會,對東方國家的革命問題進行了討論。張太雷、瞿秋白出席了會議,張太雷代表中國共產主義者在會上作了發言。參加這次會議的還有中國社會黨人江亢虎、中國無政府主義者黃淩霜。

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參加會議的有13人。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柯爾斯基出席了會議。大會通過了黨的綱領和關於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

8月由於在參加華盛頓會議、中東路歸屬和4-7月的外蒙事件等問題上優林使團同北京政府存在嚴重分歧,談判無法進行,優林使團返回遠東共和國。張太雷回國。

8月28日孫中山致函齊契林表示:“我希望與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獲得私人的接觸。我非常注意你們的事業,特別是你們蘇維埃的組織,你們的軍隊和教育的組織。”向“我的朋友列寧以及所有為了人類自由事業而有許多成就的朋友們致敬。”

12月10日馬林在張太雷陪同下離開了上海前往廣西訪問孫中山,於23日抵達桂林,停留九天與孫中山晤談多次。馬林敘述了十月革命的情況,提出了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兩項建議:組織一個能夠聯合各階層,尤其是工農群眾的政黨;建立革命的武裝核心,應先創辦軍官學校以培養革命骨幹。孫中山十分讚賞馬林的建議。1922年1月初,馬林等到達廣州,還同那裏的國民黨高級軍政人員進行了廣泛接觸。南方之行結束後不久,馬林便向共產國際提出了在中國實行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以推動中國革命的發展。

12月初尼柯爾斯基回國。

12月中旬蘇俄政府派出裴克斯使團抵達北京,著重從事聯絡孫中山的工作。

1922年

1月21日至2月2日為對抗“華盛頓會議”,推動東方革命運動開展,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後在彼得格勒)召開遠東各國共產黨和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出席會議的中國代表有張國燾、瞿秋白、柯慶施、鄧恩銘、王燼美、張秋白、鄧培等多人。會議明確指出:中國民主革命的任務是反對英、美、日、法等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軍閥製度和封建的土地製度。會議期間,列寧接見了中國代表,詢問國共合作的可能性,中國代表向列寧作了肯定的回答。

2月共產國際決定撤銷遠東書記處,東方革命由執委會直接領導。

3月少年共產國際代表達林到達上海。隨後被召到北京,接受裴克斯使團的任務。

4月23日馬林回共產國際匯報關於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的方針問題。7月上旬,馬林抵達莫斯科,他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提交了關於中國情況和政策性建議的報告,共產國際執委會決定在中國實行馬林關於國共合作及把中央委員會地址遷往廣州的意見。

4月26日達林到廣州,正式代表蘇俄政府與孫中山建立聯係。

5月—6月直奉戰爭中直係獲勝後,蘇聯方麵同直係軍閥聯係得到一定恢複。李大釗介紹霍德羅夫去保定會見白堅武,後又親赴洛陽與吳佩孚會談。

7月16日—23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宣言、決議和黨的第一個章程,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徹底地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案》聲明:中國共產黨“正式加入第三國際,充分承認第三國際所決議的加入條件二十一條,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

8月孫中山因廣東軍閥陳炯明叛亂,離開廣州,到達上海。

8月12日蘇俄特使越飛來華到達北京,其任務是同吳佩孚談判同時尋求與孫中山的聯合。馬林隨同第二次使華,帶來《給共產國際駐中國特派代表的指示》,貫徹共產國際執委關於國共合作的方針。

8月越飛派代表在洛陽同吳佩孚談判,其後吳發出“四大主張”的通電。

達林結束第一次使華,返回莫斯科。

8月17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舉行特別會議。馬林傳達了共產國際要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以進一步建立民主聯合戰線的提議。會議通過了相應的決議,但大多數人隻讚成同國民黨建立民主革命的聯合戰線,對於加入國民黨的組織十分懷疑。陳獨秀對此持反對態度,4月間就曾兩次寫信給維經斯基表明立場。

8月下旬馬林、陳獨秀、李大釗分別會見孫中山,孫中山決定了聯俄政策,同意國共合作及共產黨人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9月初,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太雷等第一批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

8月越飛派代表去上海與孫中山會晤,就遠東局勢和中國革命等問題進行了為期六天的商討。

11月5日至12月5日共產國際舉行第四次代表大會。大會中心議題是統一戰線策略問題,會議通過了《東方問題提綱》,會議十分重視中國革命問題。出席會議的中國共產黨代表是陳獨秀、劉仁靜和王均。劉仁靜就國共合作等問題作了發言,陳獨秀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

11月15日遠東共和國並入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

12月30日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成立。

1923年

1月馬林在長春會見張作霖商討中東路問題,然後返蘇向共產國際匯報國共合作問題。2月初,馬林第三次來華。

1月1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了《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問題》決議。這是共產國際給中國共產黨下達的第一個關於國共合作的正式文件。決議指出:“中國唯一的重要革命組織就是國民黨。”“中國獨立的工人運動還很軟弱”,“中國共產黨黨員留在國民黨內乃是有利的”,“黨必須保持自己的獨立組織”。陳獨秀帶回這個決議,並作為黨的“三大”的指導性文件。

1月26日《孫文越飛宣言》發表。宣言寫道:“孫逸仙博士認為共產組織,特別是蘇維埃製度不合中國的國情,因為中國沒有使共產主義或蘇維埃製度成功的那些條件。越飛完全同意這個見解。”顯露出過分遷就國民黨及其主張的不良傾向。之後,孫中山又指派廖仲愷與越飛去日本詳細會談。

2月7日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遭到直係軍閥吳佩孚的血腥屠殺。吳佩孚同蘇聯關係惡化,馬林、陳獨秀被通緝。這促使共產國際和蘇聯轉而全力聯絡、支持孫中山及國民黨,促成國共合作。

2月—3月陳炯明被滇係、桂係軍閥逐出廣州後,孫中山由上海回到廣州,組成稱為大元帥府的政府。

4月25日陳獨秀發表《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一文,錯誤地認為資產階級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社會基礎,“中國國民黨目前的使命及進行的正軌應該是:統帥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

5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對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指示》規定:“中國實行的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統一戰線一定要同農民反對封建主義殘餘的土地革命相結合。”“農民問題,成了一切政策的中心。”“共產黨必須著眼於工人和農民的同盟”,“領導權必須屬於工人階級政黨”。馬林4月裏回到共產國際,不久第四次來華。

6月12日—20日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馬林出席了這次會議。大會正式決定實行國共合作,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以建立各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

夏,以巴甫洛夫為首席顧問的蘇聯軍事顧問來到中國。

8月16日蔣介石受孫中山派遣,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由上海出發赴蘇聯考察。代表團成員有張太雷等人(同年12月5日回國)。

9月2日蘇聯政府代表加拉罕抵北京,隨後發表蘇聯駐華代表加拉罕對報界的聲明(即加拉罕第三次對華宣言)。

9月馬林結束其赴華使命奉調回共產國際。蘇聯政府派鮑羅廷為常駐廣州代表。9月23日,加拉罕簽署介紹鮑羅廷晉見孫中山的文件,鮑羅廷於10月6日抵達廣州。

10月鮑羅廷同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廣州的中央執行委員開會,討論改組國民黨的方法,決定力勸孫中山召集改組會議。

10月25日孫中山召開特別會議,指派廖仲愷、譚平山(當時是共產黨員)等組成中國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並聘請鮑羅廷為顧問,辦理改組事宜。

11月維經斯基再度來華,擔任共產國際駐上海中共中央代表,並對國共合作進行考察,12月中旬回國。

同月,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上海召開全體會議,決定在全國擴大國民黨的組織:凡國民黨有組織的地方,我黨黨員、團員“一並加入”;凡國民黨無組織的地方,我黨則為之建立,在國民黨中的我黨黨員和團員應成立秘密組織,一切政治性的言論行動,須受我黨指揮,努力爭取“站在國民黨中心地位”。

11月28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會議通過《關於民族解放運動問題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作出新的解釋。

1924年

1月20日在孫中山主持下,中國國民黨在廣州舉行有共產黨人參加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內容的宣言,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從而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大會選舉了有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林伯渠、瞿秋白等十位共產黨員參加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又改組或建立了以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為骨幹的各級黨部。國民黨由資產階級性質的政黨開始轉變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共同參與的民主革命聯盟。

1月21日列寧逝世,正在舉行的國民黨一大休會三天,以示哀悼。

3月8日達林再次來華,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全會,4月初回國。

春,維經斯基作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第三次來華到達上海。於是形成北京—加拉罕,上海—維經斯基,廣州—鮑羅廷三個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指揮中心。

5月中共中央全會在上海舉行,維經斯基參加了會議,指出中國共產黨自身的發展和領導獨立工人運動是當前工作重點,共產黨人應支持國民黨“左”派,反對右派。

5月中蘇建交,加拉罕任蘇聯首任駐華大使,並負責指導北方革命鬥爭。

6月16日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幫助下,國民黨在廣州建立黃埔陸軍軍官學校,舉行開學典禮,孫中山在開學典禮上發表演說,強調接受俄國的革命經驗,學習蘇聯的榜樣,建設革命的軍隊。蘇聯政府給軍校派來軍事顧問切列潘諾夫等人,並送來武器和經費。周恩來、惲代英、蕭楚女、熊雄、聶榮臻等共產黨人先後去該校擔任政治領導工作以及其他工作。

6月17日—7月8日共產國際舉行第五次代表大會,大會製定了統一戰線的策略,批判了統一戰線工作中右的和“左”的機會主義傾向。李大釗率領由羅章龍、王荷波、劉清揚等四人組成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出席會議,並就中國民族革命問題發表了講話。會後,李大釗留下擔任中國共產黨常駐國際代表,9月24日回國。在蘇聯期間他寫了《蘇俄民眾對於中國革命的同情》等文。

9月1日孫中山為抗議英帝國主義支持廣東商團叛亂發表對外宣言。9月4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針對商團事件發表宣言,譴責英國政府對中國的幹涉。

10月在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群眾的推動下,孫中山依靠黃埔學生軍聯合工農武裝和其他軍隊鎮壓了反革命商團的叛亂。

10月末加倫將軍到達廣州,接替已犧牲的巴甫洛夫任首席軍事顧問。

11月孫中山應馮玉祥電邀北上,爭取國家的和平統一。這時,馮玉祥已在北京發動“北京政變”,推翻了直係軍閥的政府,皖係軍閥段祺瑞臨時執政。

1925年

1月11日—22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大會通過了《對於出席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代表報告之議決案》、《對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報告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狀況之議決案》等。

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共產國際於13日致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唁電,表示哀悼。

3月—4月維經斯基回國參加共產國際執委第五次擴大全會。中共代表王若飛出席了這次會議。會後維經斯基第四次來華。

4月—6月鮑羅廷與馮玉祥舉行談判。馮接納蘇聯顧問和國民黨工作人員;蘇聯向其提供軍事援助。任德江來華,擔任馮玉祥的國民軍的總顧問。

5月18日斯大林在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發表講演。

5月30日五卅運動爆發,掀起了全國大革命的風暴。五卅運動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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