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和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

※※第一節 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反右的方針

@@@一、共產國際六大關於中國革命的指導方針

1928年7月17日至9月1日,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出席大會的中國共產黨代表有瞿秋白、王若飛、周恩來、張國燾、蘇兆征、鄧中夏等31名代表。大會對於中國革命的意義、經驗教訓、當前鬥爭性質、任務以及鬥爭策略等問題進行了全麵討論。大會的主要報告、決議和發言都涉及到中國革命的問題。大會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和策略,直接影響著中國革命的方針政策。這次大會是共產國際急劇向左轉的一次會議。大會提出了第三時期理論。反右不反“左”。以蘇聯為中心等問題,對於中國革命的理論、策略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共產國際“六大”主要研究了中國革命的下列問題:

第一,充分肯定了中國革命及其意義。“我們把中國革命稱作偉大的革命—領導這場革命的是一個還很年輕的共產黨。—中國革命的經驗不僅僅對殖民地國家,而且對各國共產黨都可引為借鑒。”“中國革命具有頭等重要的國際意義。”

第二,總結了中國革命的經驗。“我們從中國革命中取得的一般教訓,其中最主要的,特別是關於共產黨獨立政策的必要性。”

第三,規定了中國共產黨當前的基本任務。“總之,由於中國幅員廣大,各個地區的發展是不平衡的,所以,目前時期應為積蓄群眾力量,準備迎接革命新高潮的階段。”“目前,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黨的主要任務是爭取群眾。”

第四,製定了中國革命的戰略和策略,“在中國……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即為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準備前提的階段……”

總之,共產國際這樣全麵地討論中國革命的問題是前所未有的。大會對中國革命的意義、形勢、性質等問題的分析基本上是對的,但大會仍然把資產階級籠統地列為革命對象。大會對中國革命發生的右和“左”的錯誤進行了批評,但把責任完全推到中國黨身上,自己不做一點自我批評的做法是不對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大會提出了“第三時期”的理論,這個理論是布哈林在大會上提出的,但其精神是斯大林的。因為,在1928年間,蘇聯國內形勢是斯大林和托、季聯盟的尖銳衝突還沒有結束,聯共(布)黨內反右傾又開始了。這個鬥爭開始集結在對待富農問題上,布哈林、季可夫被斥責為右派分子。盡管如此,布哈林還是代表聯共(布)一致的意見向大會宣稱:世界革命已進入第三時期(即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認為這個時期,資本主義各國矛盾加深,階級鬥爭愈來愈激烈,各國共產黨在第三時期的新形勢麵前,主要是反右傾,這樣共產國際就開始了左轉,這對李立三“左”傾錯誤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共產國際執委第十次全會。

1929年7月3日至7月19日,共產國際執委會召開了第十次全會。會議通過了《關於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的任務》的報告,要求各國共產黨反對右派和反對對右派的調和派,強調“進攻”的路線。以“下層統一戰線”和“階級反對階級”的口號,代替統一戰線的策略。“第三時期”理論對形勢的估計更誇大,認為第三時期:將要達到帝國主義新的戰爭,將要達到偉大的階級衝突,將要達到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新的革命浪潮之發展,將要達到殖民地反帝國主義的大革命。認為中國“革命浪潮的條件無疑正在成熟,必將導致創造蘇維埃,成為工農民主專政的機關。”認為“右傾的危險現在是共產黨內的主要危險。”這次會議標誌著共產國際“左”傾路線的形成。

1929年,共產國際陸續給中共中央四封指導信,即1929年2月8日,《關於政治形勢和目前任務的信》。1929年6月7日《關於農民問題的信》。1929年8月《關於中共在職工會裏工作問題的決議》。以及1929年10月26日《關於國民黨改組派和中央任務的信》。這四封信一封比一封“左”。對中國黨的“左”傾有直接影響。共產國際“六大”認為各國共產黨應堅決反右傾。但認為中國黨內“左”傾是主要危險,而從1929年2月來信開始,則改變了看法,認為在中國右傾也是“現時情況下特別危險的傾向”。共產國際六月來信要中國共產黨改中立富農為反對富農政策。中共中央接信後,黨的政策改為“堅決反對富農”。共產國際八月來信是要赤色工會公開,共產國際十月來信則要求對中等階級中間派實行最堅決的鬥爭。

1930年2月9日,斯大林說:“不能在‘革命高潮’和‘直接革命形勢’之間劃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線。”“前者通常是‘不知不覺地’轉為後者的。任務在於立即準備無產階級進行堅決的革命戰鬥,不要等待所謂直接革命形勢的時刻到來”。

1930年四、五月間,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在《真理報》和《布爾什維克》上發表的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文章,對李立三“左”傾錯誤的形成,更是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米夫認為中國反動派在政治上不穩定已使革命高潮一觸即發,中國的赤色工會能夠承擔在工業中心醞釀政治大罷工的任務,要求中國黨同右傾主要危險作鬥爭,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李立三“左”傾錯誤開始產生。

@@@二、中東路事件對李立三“左”傾錯誤的影響

1929年發生的“中東路事件”,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起大事件,它反映了蘇聯對中國的態度,特別是蘇聯(通過共產國際)要求我黨“保衛蘇聯”,明顯地表現出蘇聯民族利己主義的立場。這起事件發生後,共產國際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了深刻的全國危機的時期”。這就進一步促進了李立三“左”傾錯誤的產生。

中東鐵路(後改為中長鐵路)是一條自哈爾濱西至滿洲裏、東至綏芬河、南至大連總長2000多公裏的大鐵路。它橫貫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與蘇聯西伯利亞大鐵道相連,是溝通中蘇陸上交通的要道,有重要的戰略地位。這條鐵路原是沙俄政府和清政府合資花了17年的時間於1903年建成經營的。十月革命後,1924年5月31日,中國政府和蘇聯政府簽訂了《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及聲明書》其中規定由中國贖回中東路,在未贖回之前該路營業、管理事項由中俄兩國共同負責。

1929年7月10日,東北當局在蔣介石的指使下,用武力接管中東鐵路,逮捕和驅趕蘇方人員。包括事件前搜查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館,事件發生後發展為武裝衝突,舉行談判,於12月簽訂伯力協定、“恢複衝突以前之狀態”,前後曆時7月餘。這一時期所發生的事變,統稱“中東路事件”。

中東路事件發生後,共產國際連續對中國黨發出指示,要求中國共產黨“擁護蘇聯”、“武裝保衛蘇聯”、“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變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為擁護蘇聯的革命戰爭。”要求中國共產黨顯示軍事威力。

共產國際於7月21日發表《共產國際為帝國主義及國民黨進攻蘇聯宣言》指出,中東路事件是國民黨南京政府受帝國主義指使,竭力想把中國變為反蘇的前沿陣地,中東路事件的目標是要從地球上鏟除第一個無產階級共和國—蘇聯。宣言要求中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不惜作出重大犧牲,“衝上前去做反抗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擁護蘇聯”,“組織最堅固的防禦戰線反抗進攻蘇聯。”

中國共產黨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先後發表宣言和通告,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強調“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蘇聯,成為中國革命最迫切的主要任務”。號召各地黨組織,實行號召廣大群眾的直接革命行動,以破壞國民黨的統治,以減弱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力量來達到革命的勝利。並強調“假如這時候有人拘束於一國革命的形勢,而懷疑這一直接的行動,便無異於幫助帝國主義的勝利”。

宣言和通告強調宣傳下列幾方麵:

(1)中東路並非完全隸屬中國的主權。認為“按照民國13年北京及奉天蘇俄的協定之精神與文字,因中東路係俄國國家出資,在中國境內建築,所以規定為中國與蘇聯共管,並不是完全屬於中國的主權。須滿條約所訂60年期限,或未滿期依中俄雙方商定由中國贖取後,始能完全屬於中國的主權。”

(2)中東路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根據地。中共中央在1929年7月12日宣言中說:“蘇聯在中國的權利,僅隻是在中東路沒有完全放棄,唯一的原因是因為中東路是進攻蘇聯之一個有力的根據地”。“若現將中東路交給‘中國’政府,事實上是等於交給日本帝國主義。蘇聯為保衛本國的無產階級的政權,為要保衛世界革命的大本營,不能將進攻自己之一個武裝工具交給敵人。”

(3)中東路事件會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帝國主義軍閥們在報紙上造的謠言是欺騙不了我們的。哈爾濱、中東路事件,對於我們不僅沒有一絲半毫的好處,而且國際帝國主義正想利用這個機會,進攻世界革命的大本營—蘇聯,消滅中國革命。開始第二次世界大戰,把我們逐到第19層地獄下去”。基於上述認識,黨中央提出了具體要求,即用遊行、罷工、罷課和舉行武裝暴動,“來消滅帝國主義國民黨強盜進攻蘇聯的戰爭!”

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上述脫離群眾的方針,引起了陳獨秀的不滿。1929年7月28日,陳獨秀致函中央。批評共產國際和黨中央在中東路問題上的策略,對“擁護蘇聯”和“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提出了異議。認為黨的宣傳策略太說教式,太抽象了。“即是說單是從世界革命的大道理,不能夠解答群眾心中所需要解答的實際問題。……隻有最覺悟的無產階級分子能夠接受,而不能夠動員廣大的群眾,反而使群眾誤會我們隻是盧布作用,而不顧及民族利益;並且使國民黨很便當地簡單明了地把‘擁護中國’的口號和‘擁護蘇俄’的口號對立起來,叫群眾自己選擇一個”。另外,他認為片麵強調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將促使中國國內革命高潮的到來的提法,易為群眾所誤會。說:“中央通告說:‘帝國主義對蘇聯戰爭開始的時候,毫無疑問的要引起本國工人階級的革命,造成世界革命的高潮,這樣便是中國革命更有利的條件,而更可促成全國革命高潮更快的到來’。……使同誌們會很自然的做出奇怪的結論:‘原來帝國主義進攻蘇聯還有這些好處,我們讓它趕快向蘇聯進攻吧!’”他認為應該直接抨擊國民黨那種與中國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馳的政策,他主張“提出反對國民黨政府對於中東路的賣國政策或‘誤國政策’”的口號來代替“擁護蘇聯”、“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他認為這樣更能使群眾親切了解,更能得到群眾的同情和支持。

黨中央發表了答陳獨秀的公開信,對陳獨秀的批評進行反批評。信中說:陳獨秀與中央的分歧,“不隻是部分的策略問題討論,而且包括了很嚴重的原則問題”,陳獨秀提出的“反對國民黨政府對於中東路的誤國政策”的口號,是資產階級左派的口號。“因為他走上了資產階級的觀點,忘記了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自然要反對‘擁護蘇聯’的口號;因為他被資產階級宣傳所謂民族利益所威脅,忘記了民族革命的利益,自然要反對擁護蘇聯的口號。所以這絕不是什麽宣傳策略上的討論,而是他根本離開了無產階級的觀點”。月11日,陳獨秀又寫信給中央,批評中央的複信。

11月15日,中共中央通過開除陳獨秀等人黨籍的決議。決議宣示:“這次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聯合進攻蘇聯,中央在此緊迫時期依據國際與中共黨的六次大會決議,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蘇聯’與‘擁護蘇聯’的口號。動員全黨同誌,號召全國無產階級、農民與廣大勞苦群眾一致起來,反抗帝國主義與國民黨軍閥。陳獨秀等不但不在中央的決定之下一致工作,而且離開中央路線,提議以‘反對國民黨誤國政策’的口號來代替‘擁護蘇聯’的口號,……這完全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精神,與無產階級的民族革命的觀點和階級觀點絕對不相容的,必然要在群眾中間散布起小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的幻想,必然要落入資產階級左派的泥坑”。

※※第二節 共產國際“第三時期”理論和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

@@@一、從共產國際的“第三時期”理論到李立三中央的戰略方針

共產國際“第三時期”理論和“城市中心論”對李立三錯誤的出現,有著直接的關係。“第三時期”理論是布哈林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首先提出來的,他在《論國際形勢與共產國際的任務》中,作了係統的論述。他認為“第一時期,即資本主義體係發生最尖銳的危機和無產階級進行直接革命發展的時期,在1921年達到了發展的頂峰,其結果一方麵是蘇聯戰勝了武裝幹涉和國內反革命勢力,鞏固了無產階級專政,成立了共產國際;另一方麵是西歐無產階級遭到了一係列嚴重失敗,資產階級開始了全麵進攻,這個時期最終一環是德國無產階級在1923年的失敗。”“第二時期是資本主義體係逐漸形成局部穩定的時期,是資本主義經濟恢複過程的時期,是資本主義的進攻變本加厲和無產階級大軍由於遭到嚴重失敗而繼續進行防禦戰的時期。另一方麵,這個時期是蘇聯迅速恢複並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取得重大成就的時期,也是各國共產黨在無產階級廣大群眾中的政治影響擴大的時期。”第三時期基本上是資本主義經濟超過戰前水平,而蘇聯經濟也幾乎同時超過戰前水平的時期。……對於資本主義世界來說,……這個第三時期既然特別加劇了生產力發展和市場縮小之間的矛盾,就必然會引起新的衝突的時期,即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帝國主義戰爭,它們反對蘇聯的戰爭,反對民族解放戰爭,帝國主義者武裝進一步幹涉的時期,也就是大規模階級搏鬥的時期。這個時候加劇了各種國際矛盾(各資本主義國家同蘇聯的矛盾、作為瓜分中國的先是武力占領華北、帝國主義者之間的鬥爭等等),加劇了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矛盾……促進了殖民地運動(中國、印度、埃及、敘利亞),從而必然會通過資本主義穩定本身的矛盾更加發展而使得資本主義穩定進一步瓦解,使得資本主義總危機急劇尖銳化。

這個理論提示了資本主義發展的總趨勢,對於動員人民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對資本主義的本質、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沒有作出深入的科學的分析,沒有對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複雜情況作出全麵考察。因此,誇大了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以及帝國主義和蘇聯之間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嚴重性,認為“第三時期”就是“無產階級直接革命”的時期,要求資本主義各國的共產黨準備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從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社會主義”。認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都處於“戰爭和革命的時代”,要求各國共產黨在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中,建立蘇維埃政權,這就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誇大了革命戰爭運動的發展。

這個時期,中共“六大”以後的中央政治局委員瞿秋白、張國燾、蔡和森在莫斯科,周恩來也於1930年去蘇聯,項英負責職工運動和長江局工作,向忠發是總書記,但中央日常工作,主要由常委兼宣傳部長和秘書長的李立三負責。他在刊物上發表文章,反複地宣傳“第三時期”理論,……1930年8月6日,李立三又在中央行動委員會的報告中,進一步說明“第三時期”理論對於中國革命的影響。說什麽在這種“全世界普遍的逼近於直接的革命的形勢”之下,……這就決定了中國革命的大爆發。還說什麽“中國革命對帝國主義空前猛發的鬥爭,必然要掀起世界革命的高潮。”由於對形勢的分析過於樂觀,便產生了城市武裝暴動的冒險計劃,開始調動紅軍攻打大城市,以便建立蘇維埃政權。

@@@二、共產國際的“城市中心論”和李立三的城市武裝暴動

共產國際把十月革命的經驗絕對化,一再指示中國共產黨要以城市為中心組織武裝暴動。在這種“城市中心論”思想的影響下,李立三把組織工人武裝暴動和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等同起來。

1930年2月,中共中央發出中央通告第七十號,指出當前的主要危險是右傾,黨要堅決執行進攻策略,要求各地組織工人罷工、地方暴動,集中紅軍進攻大城市。

1930年4月,蔣、閻、馮中原大戰。李立三錯誤估計形勢,於1930年6月11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決議。決議發展了共產國際“六大”和共產國際執委第十次全會“左”的因素,認為中國革命爆發後能引起全世界革命。在最後決戰中,無疑可以取得完全勝利,決議要求各地積極準備武裝暴動,紅軍起配合作用,竭力爭取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7月。李立三在政治局會議上布置南京兵暴,上海、長沙、武漢起義,力爭武漢暴動勝利。

1930年7月,共產國際執委會發出《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決議指出全中國還沒有客觀革命形勢。目前的工農運動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去襲擊帝國主義及國民黨的政治,但同時又指出黨應加緊全部力量去發動政治罷工。準備中心城市的政治總罷工。

7月28日,紅軍攻占長沙。8月1日、3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上,李立三仍決定暴動,並說共產國際不了解中國革命發展趨勢,忠於共產國際、遵守國際紀律是一回事,忠於中國革命又是一回事。占領武漢之後,再用另一種方式和共產國際說話8月6日,成立了中央行動委員會準備領導起義,黨、團、工會各級機構的日常工作一概陷於停頓。

※※第三節 共產國際對李立三“左”傾錯誤的糾正,毛澤東創立紅色政權理論,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

@@@一、共產國際對李立三“左”傾錯誤的糾正

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來源於共產國際。但根據“第三時期”理論對形勢的分析和估量,李立三又有新發展,他要求力量弱小的紅軍去攻打南昌、長沙、武漢,提出“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口號,要求外蒙古出兵參加中國的蘇維埃聯邦,要求蘇聯出兵打日本等。這些就超出了共產國際的決議。加之李立三的暴動計劃在實踐中行不通,因此,共產國際開始批判李立三的“左”傾盲動錯誤。批評了李立三對客觀形勢的錯誤分析,抹殺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輕視群眾的作用……等錯誤,遠東代表到武漢調查情況,發現敵我力量懸殊,立即向共產國際作了匯報。共產國際已派瞿秋白、周恩來回國,糾正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

1930年9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六屆三中全會,周恩來傳達共產國際七月決議,瞿秋白作了政治討論的總結,李立三承認了錯誤。全會停止了全國起義和集中紅軍攻打大城市的計劃,基本上結束了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

1930年10月,共產國際執委會發出《給中共中央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的信》,指出:李立三的錯誤是路線錯誤。12月,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討論李立三問題時,又把矛頭指向瞿秋白,指責瞿秋白在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時有小團體活動的錯誤,這次對立三路線又采取了調和主義的態度。

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的糾正,一方麵是黨內持正確意見的同誌的抵製,另一方麵也由於共產國際的製止。但共產國際在批評李立三盲動錯誤時,上綱太高,又把矛頭指向瞿秋白,是不恰當的;共產國際這時總的說執行著一條“左”的路線,在製止李立三錯誤時,仍認為中國黨內主要危險是右傾,以致後來又發生了王明“左”傾冒險錯誤。

@@@二、毛澤東創立紅色政權理論,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

大革命失敗後,中共黨內出現了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黨中央指導機關不加分析地照搬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左”的理論策略,使革命事業遭受嚴重損失。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共產國際指示采取分析態度,正確的堅決執行,不正確的堅決抵製,逐漸找到了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革命道路。

在階級關係和革命任務問題上,毛澤東對於共產國際有關指示采取了分析的態度,對則聽,不對則不聽。抵製了它的錯誤觀點和“左”的策略。毛澤東指出:“大資產階級叛變革命之後,自由資產階級仍然和買辦資產階級有區別,要求民主尤其是要求反帝國主義的階層還是很廣泛的,因此必須正確地對待和盡可能地聯合或中立各種不同的中間階級,而在鄉村中則必須正確地對待中農和富農,‘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同時堅決地團結中農,保護富裕中農,給富農以經濟的出路,也給一般地主以生活的出路”。他還說:“中國迫切需要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中國的民主革命的內容,依國際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國主義及其工具軍閥在中國的統治,完成民族革命。並實行土地革命,消滅豪紳階級對農民的封建的剝削”。所有這些都構成新民主主義的基本思想。“左”傾教條主義者是不懂得這種思想的。他們靠背誦共產國際決議的個別詞句,在規定中國革命任務時,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急於要超越民主革命,主張整個地反對資產階級以至上層小資產階級。這就注定要犯“左”的錯誤。

在革命道路問題上,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逐步擺脫了“城市中心論”的思想束縛,他們總結大革命以來正反兩方麵的經驗,逐漸認識到在中國要想取得革命的勝利,必須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這個結論是在異常尖銳複雜鬥爭中作了大量的調查研究之後才取得的,實踐證明,它是唯一正確的道路。

1927年9月9日毛澤東領導湘贛邊界的秋收暴動爆發了,9月20日,起義部隊決定向井岡山進軍,10月底,起義部隊在毛澤東率領下,經過艱苦轉戰,終於到達井岡山,建立起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

毛澤東開辟的井岡山根據地,1928年4月由於朱德、陳毅率部前來會師,組成當時最強大的一支工農武裝,當年12月,彭德懷、滕代遠率領紅五軍主力到達井岡山與紅四軍會合,進一步壯大了井岡山的紅軍力量。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在1928年內粉碎了湘贛兩省敵人的多次“會剿”,得到了擴大和鞏固。成立了湘贛邊界工農政府,從而點燃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之火,形勢很好。1928年11月,中共中央曾經把井岡山根據地鬥爭的情況報告共產國際,講到幾個主要地區工作時說:“惟朱、毛在湘贛邊界所影響之湘贛兩省土地革命確實深入群眾”。中央的報告並號召各根據地向井岡山根據地學習。

1929年和1930年以後,全國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得到進一步發展,逐步建立了幾支軍團以上的正規紅軍和幾塊較大的革命根據地。由於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推動了土地革命的深入。這一切已經可以看出在中國囿於城市中心論是行不通的,在農村實行“工農武裝割據”有廣闊的天地,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才是通向勝利的唯一正確的途徑。

各個革命根據地的領導幹部在自己的鬥爭實踐中,都從不同角度肯定了中國工農紅軍能夠存在,農村革命根據地能夠鞏固和發展;並且,他們各自創造了豐富的工作經驗。如方誌敏在總結贛東北工作時指出,依靠紅軍的勝利,一次一次消滅敵人,就能一層一層擴大根據地。賀龍在1928年9月給中央的報告中指出,黨的領導、群眾基礎、紅軍的存在對鞏固根據地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毛澤東於1928年10月至1930年1月,先後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爭》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總結了井岡山和各地農村革命根據地的豐富經驗,回答了農村革命根據地和紅軍能夠存在和發展的問題,從而創立了關於紅色政權的理論。
更多

編輯推薦

1中國股民、基民...
2拿起來就放不下...
3青少年不可不知...
4章澤
5周秦漢唐文明簡...
6從日記到作文
7西安古鎮
8曆史上最具影響...
9西安文物考古研...
10西安文物考古研...
看過本書的人還看過
  • 浙江抗戰損失初步研究

    作者:袁成毅  

    科普教育 【已完結】

    Preface Scholars could wish that American students and the public at large were more familiar with ...

  • 中國古代皇家禮儀

    作者:孫福喜  

    科普教育 【已完結】

    本書內容包括尊君肅臣話朝儀;演軍用兵禮儀;尊長敬老禮儀;尊崇備至的皇親國戚禮儀;任官禮儀;交聘禮儀等...

  • 中國古代喪葬習俗

    作者:周蘇平  

    科普教育 【已完結】

    該書勾勒了古代喪葬習俗的主要內容,包括繁縟的喪儀、喪服與守孝、追悼亡靈的祭祀、等級鮮明的墓葬製度、形...

  • 建國以來劉誌丹研究文集

    作者: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  

    科普教育 【已完結】

    本書收錄對劉誌丹同誌的研究文章,包括《論劉誌丹對中國革命的重大貢獻》、《劉誌丹在創建西北革命根據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