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的關係

共產國際與瞿秋白的“左”傾錯誤

※※第一節 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政策的轉變和中國共產黨的八七會議

@@@一、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政策的轉變和羅明那茲來華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前夕，共產國際為了幫助中國革命，依據當時急劇變化的形勢，指示中共中央改組，成立由張國燾、周恩來、李立三、李維漢、張太雷組成的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停止了陳獨秀的領導職務，並開始實現政策上的轉變。於1927年7月14日，發布了《關於中國革命當前形勢的決定》，對中國共產黨當前的政策和策略做了六條規定。這些規定，對當時所采取的政策、策略是正確的，特別是對中國要開展土地革命，要武裝工農，要健全黨的領導機關，這些對指導中國革命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決定指出：“革命遭受了局部失敗，而推移到新的更高階段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有成長為社會主義革命之趨勢”。這就給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左”的錯誤埋下了伏線。

羅明那茲來華。羅易、鮑羅廷回國後，共產國際隨即派羅明那茲接替羅易、鮑羅廷的工作。

羅明那茲參加了南昌起義的醞釀，黨中央向羅明那茲報去了南昌起義的計劃，他表示：一方麵按計劃積極準備起義，另一方麵電告共產國際，等指示後再作最後決定。很快，羅明那茲收到了共產國際的回電。7月26日，中央召開會議討論南昌暴動問題，參加會議的有張國燾、瞿秋白、李維漢、張太雷以及羅明那茲和軍事顧問加倫等。會議經過討論，決定舉行起義。

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從此開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武裝鬥爭的新時期。周恩來在評價南昌起義時說：“南昌起義本身是正確的，但在領導思想上有錯誤，單純軍事行動，中心是城市觀點，沒有跟當地農民結合起來建立根據地的思想”。

@@@二、中國共產黨的八七會議

為了貫徹共產國際7月14日決定精神，在羅明那茲的指導下，8月7日，黨中央在漢口召開了緊急會議，羅明那茲和諾伊曼（即紐曼，德國人，協助羅明那茲工作）出席了會議。會議的第一項議程由羅明那茲作關於黨的過去錯誤及新的路線的報告。然後，對他起草的《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做了解釋說明，主要內容是：

(1）分析了中國各階級的狀況及其關係，指出：“中國工人階級則因客觀狀況的關係，是力爭中國民族解放最堅決、最徹底、最不妥協的階級，此種情形，使中國無產階級應得民族解放運動中之領導權。”

(2）指出中國要開展土地革命：“土地革命，其中包含沒收土地及土地國有—這是中國革命新階段的主要的社會經濟之內容。”農民隻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才能求得解放。如果過去黨對農民有正確的領導，不阻止農民運動，不對國民黨讓步，保持黨的獨立性，革命就不會失敗。

(3）指出聯合戰線中要保持獨立性，“共產黨在任何環境中，不能與其他任何政治組織相混合，它應有獨立的力量；它是一國之內的特別階級，即無產階級最徹底、最革命的階級組織。因此，共產黨對於宣傳自己的觀點，在自己旗幟下動員群眾工作，決不能自己束縛起來，它不應當放棄批評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之民權派的動搖不定的權利，隻有這樣批評，才能推動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家左傾，並鞏固工人階級在革命鬥爭中之領導權”。

(4）中國共產黨的錯誤共產國際應不應該負責任的問題。他說：責任應由中共中央來負。

會上，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了關於黨的任務的報告，會議通過了《告全黨黨員書》、《最近農民鬥爭議決案》、《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等文件。

會議主要解決了兩方麵的問題：一是結束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成立了新的黨中央領導機構，8月9日，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選舉瞿秋白、蘇兆征、李維漢三人為常委，二是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黨反動派的總方針。

會議批判了右傾機會主義在武裝問題上的錯誤，毛澤東同誌在會上發言指出：“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以後要非常注重軍事，須知政權是槍杆子取得的”。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革命認識的一個重大進步。

八七會議偉大的曆史功績在於它反對了政治上的右傾機會主義，使黨大進了一步。從此，中國革命進入了以土地革命為中心內容的工農武裝革命的新階段。

八七會議的缺點，在於它錯誤地把反帝反封建同反對資產階級並列，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

八七會議的成績和缺點與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羅明那茲是分不開的。

※※第二節 斯大林的“三階段論”和羅明那茲的不斷革命論

@@@一、斯大林的中國革命“三階段論”

大革命失敗後，斯大林《時事問題簡評》等文章中係統地提出關於中國革命的“三階段論”。他認為，廣州時期為第一階段，是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四個階級聯合的全民族的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階段；武漢時期為第二階段，是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三個階級聯合的“土地革命階段”；汪精衛叛變後為第三階段，是無產階級和農民聯合的“蘇維埃革命階段”。

從主觀上講，斯大林是力求正確地說明中國階級關係及其變動，但事實卻與他的願望相反，他對這個問題的分析並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公式化、定型化的錯誤，因而不能準確的認識中國革命發展過程中錯綜複雜的階級關係及其變化。

“三階段論”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把民族資產階級甚至小資產階級排斥於革命聯合陣營之外，對民主革命的長期性、曲折性、複雜性認識不足，這就給以後的“左”傾錯誤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

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後，中國革命轉入低潮。本應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積蓄力量，堅持反帝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可是，斯大林卻錯誤地把蔣介石和汪精衛的叛變，作為中國革命由一個階段向另一個階段發展的標誌，甚至認為在半年或一年內會出現新的革命高潮，實現蘇維埃，這就導致了瞿秋白“左”傾錯誤的發生。

@@@二、羅明那茲的“不斷革命論”

羅明那茲的“不斷革命論”，是以斯大林的“三階段論”為基本理論依據的。他在中國的活動則是對共產國際“左”傾思想的具體貫徹和發展。

首先，羅明那茲發展了斯大林的“三階段論”，提出“不斷革命論”。羅明那茲認為“中國是不斷革命”，說中國是民主革命，但一直發展下去就是社會主義革命。他說：“廣州時期是四個階級聯合，武漢時期是三個階級聯合，南昌起義時隻有工農，是兩個階級，中間不經任何停留，不經任何階段，一直發展下去，就是社會主義革命。”“不斷革命論”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羅明那茲認為大革命失敗後，“民族資產階級離開國民革命的戰線而走入反革命營壘”。顯然他對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缺乏具體分析，實際上民族資產階級早已形成左右兩翼。蔣介石、汪精衛叛變並不等於整個資產階級的叛變。因此，對民族資產階級仍應采取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而不是反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羅明那茲提出的無產階級必須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時開展反對中國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就為瞿秋白的“左”傾錯誤提供了依據。

其次，在批判陳獨秀右傾錯誤的同時，沒有注意防止“左”的傾向。對大革命後期工農運動出現的過火行動，沒有及時糾正。

最後，犯了懲辦主義的錯誤。八七會議在黨內鬥爭上造成了不良影響，沒有讓陳獨秀參加會議，而把反對機會主義看成是對機會主義錯誤的負責者的人身攻擊。所以發展到後來，各地反對機會主義都找一兩個負責者當做機會主義，鬥爭一番，工作撤換一下，就認為機會主義沒有了，萬事大吉了，犯了懲辦主義的錯誤。這和羅明那茲的直接指導有關。他片麵強調陳獨秀不執行國際指示，而忽視了共產國際代表和共產國際的錯誤。最後，使矛盾激化，將他開除出黨。以後，羅明那茲又提出“政治紀律”問題，處分了南昌暴動、秋收起義的一批領導同誌，這些過火的做法，就開創了懲辦主義的先例。

※※第三節 瞿秋白的“左”傾盲動錯誤

@@@一、瞿秋白的“左”傾盲動錯誤

周恩來同誌在談到斯大林和羅明那茲“三階段論”、“不斷革命論”時指出：“1927年11月中央擴大會議接受了這種觀點，認為當時雖不是社會主義革命，但一直發展下去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羅明那茲的意見，在我們黨員中是有影響的。”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黨中央在上海召開了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國際代表羅明那茲參加了會議，並作了政治報告。

在瞿秋白的主持下，會議通過了《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最近組織問題的重要任務議決案》、《關於第六次全黨代表大會之決議》、《關於土地問題黨綱草案的決議》、《職工運動決議案》等。會議強調批評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和黨內的悲觀情緒，重申了黨中央9月份提出的關於放棄使用國民黨的旗幟，打出蘇維埃旗幟的決定。“要領導民眾起來推翻國民黨”，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從根本上取消地主製，發動農民，組織工農革命軍，開展遊擊戰爭，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等，這些意見和主張都是正確的。但是，這次會議卻發展了八七會議以來黨內的“左”傾情緒。會上提出的許多理論觀點和策略思想都是錯誤的，這些錯誤形成了“左”傾盲動錯誤，並在黨中央領導機關占了統治地位。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1.在革命性質和階級關係問題上

在革命性質問題上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雖然承認中國革命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但又強調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所謂“無間斷性質”。認為“這一革命必須是急轉直下從解決民權革命統治地位於社會主義的革命”。

在階級關係上，把民族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等同起來，斷言“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完全投降了外國資本”、“實際上替帝國主義當走狗”、“當工具”。說中國資產階級已經成了絕對的反革命勢力，甚至認為小資產階級“在現實亦已不是革命的力量，而是革命的障礙。”

2.在革命形勢和鬥爭策略問題上

在革命形勢上，否認大革命失敗後革命形勢處於低潮，錯誤地認為當時的革命形勢“是在高漲”。

在鬥爭策略上：不去組織革命力量實行有序的退卻，而是一味主張實行盲目的進攻，並把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卻一概視為“機會主義”。他們製定了一條組織全國武裝暴動的盲目主義“總策略”。

3.在組織問題上

片麵強調領導幹部工農化，提出要對全黨進行“改造”，要“將工農分子的新幹部替換非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全部”“使黨的核心建築在工農的身上”。

在組織上，他們采取過分追究個人責任的打擊政策，濫用組織手段，強製推行盲動錯誤。

在上述“左”傾盲動錯誤指導下，黨中央的主要工作都是為了實現全國總暴動這個“總政策”來進行的。由於暴動缺乏廣泛的群眾基礎，特別是由於敵我力量過分懸殊，都先後失敗了。黨的組織和革命力量遭到嚴重的破壞。

@@@二、廣州起義，紐曼“進攻”策略的錯誤

“十一月中央會議決定組織廣州暴動”。1927年12月11日，趁粵桂軍閥混戰之機，由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和葉挺、揮代英、楊殷、周文雍、聶榮臻等，領導了國民革命軍教導團和廣州工人參加的起義，被稱為暴動專家的紐曼參加了廣州起義的現場指揮。

在廣州起義中，紐曼表現出“左”傾盲動錯誤。當起義軍從攻勢轉入守勢時，他強調暴動原則是“進攻、進攻、再進攻！”指責葉挺主張向海陸豐撤退的正確意見為政治動搖。英勇的廣州起義由於敵我階級力量對比懸殊而遭到失敗。

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在廣州起義前就表現了“左”傾情緒。1927年9月蘇聯《真理報》宣傳，在中國“蘇維埃”已經從一個宣傳口號變為一個行動口號了。斯大林通過廣州起義的勝利來說明中國革命不僅沒有失敗，而且“必將在新的基礎上重新高漲起來”，這和他的“三階段論”的思想是相吻合的。

※※第四節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九次擴大會議

在1927年12月2日—19日召開的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開始了一場對中國革命問題的爭論。羅明那茲從中國趕回莫斯科出席大會並就中國問題作了發言，他認為資產階級已不再是一支統一的政治力量，國民黨已不再作為一個政黨而存在。而中國革命應該是以工農為主力的反帝反封建反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仍主張中國革命性質是“不斷革命”，布哈林和米夫對羅明那茲的發言提出不同意見。

直到共產國際執委第九次全會時，以羅明那茲為一方，以米夫為一方對中國革命性質問題的爭論還在繼續，羅明那茲進一步發揮“不斷革命”論，認為中國蘇維埃政權從一開始就不僅要沒收外國資本，而且還要沒收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全部財產。因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已經過去，中國革命現階段的特點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直接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就革命的形勢、內容和動力而言，中國革命已具備新的社會主義的意義。米夫則認為中國革命現階段的基礎內容和主要口號是消滅帝國主義的奴役，沒收土地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現階段的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具有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趨勢。但米夫這時對中國革命形勢的看法也有過“左”的因素。聯共《布爾什維克》1928年第3—第4期（1928年2月29日）刊登了雙方的文章，並在《編者的話》中明確表態支持米夫的觀點。

共產國際執委第九次全會關於中國問題決議。1928年2月9日至2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九次擴大會議在莫斯科召開。全會通過了由聯共代表團斯大林、布哈林和中國代表向忠發、李振贏聯合起草的《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決議案的基本觀點反映了斯大林等同誌對前一段關於中國革命性質問題爭論的結論性意見。決議指出現階段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批評了羅明那茲的“不斷革命論”，指出革命形勢還沒有全國範圍的革命高潮，但正在走向高潮，批評了“不斷高潮論”；指出：目前黨的主要政策是爭取千百萬工農群眾，準備暴動，反對“左”傾盲動，反對無組織無準備的城鄉暴動。

192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共產國際決議案的通知》，表示接受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九次全會決議方案的方針。號召全黨糾正盲動錯誤。由於共產國際的製止，以及從事實際工作的同誌的抵製，瞿秋白“左”傾盲動錯誤在實際工作中得到糾正。

※※第五節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一、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

為了更好的總結過去革命鬥爭的經驗，係統地研究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的新形勢，確定黨在新時期的任務，統一全黨思想，發展中國革命，於1928年6月18日—7月11日，在共產國際幫助下，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中共代表到莫斯科後，立即和共產國際工作人員組成土地問題、農民問題和軍事問題等決議的起草小組。會前，斯大林向中共中央領導幹部作了重要講話。共產國際書記布哈林在大會上作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政治報告和關於政治報告的結論。瞿秋白在大會發言中承認1927年秋—1928年春，中央領導犯了“左”傾盲動錯誤。周恩來作了《組織問題報告和結論》、《軍事報告》。大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宣布中共“六大”完全接受共產國際第九次全會對中國問題的決議案，而且是本決議案的基礎。這兩個決議案同時為這一時期決定政策方針。大會正確指出中國革命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革命形勢是處在兩個高潮之間。規定武裝暴動暫時隻是宣傳口號而不是直接口號，目前任務是爭取廣大群眾。大會指出黨內主要危險傾向是“左”傾盲動。大會選出新的中央委員會，由向忠發、瞿秋白、李立三、周恩來等七人組成政治局。中共六大的方針政策基本上是正確的，對後來中國革命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缺點是對中間力量的兩麵性和反動勢力內部矛盾缺乏正確的估價和政策，對革命的長期性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性缺乏正確的認識。

@@@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

中共六大決定在共產國際設立代表團作為中共常駐機構。這是因為這以前的國際代表在中國犯了不同程度的錯誤，中共六大期間代表們對鮑羅廷、羅易、羅明那茲、諾伊曼等提出了尖銳批評。1928年6月29日，布哈林宣布共產國際不再向中國派遣代表，改為中共在國際設立常駐代表團，通過中共代表團指導中國革命。這樣，在中共六大閉幕後，中共組織了以瞿秋白為團長的代表團，鄧中夏、餘飛代表中國工會組織駐赤色國際，王若飛代表中國農民組織駐農民國際。1928年底增選陸定一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駐少共國際代表，1929年初增選蔡和森為中共駐國際代表。

中共代表團在共產國際期間做了大量工作，出席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共產國際執委第十次全會等重要會議，參與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決策，領導和審理中國留學生工作，溝通中國黨與國際之間的聯係等等。

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從它成立起，就同米夫處於尖銳對立的狀態。瞿秋白等同誌對於共產國際和聯共（布）內以老子黨自居的作風，對於米夫等人在中國黨內扶植親信，拉一派打一派，幹涉中國黨內部事務的做法極不滿意，竭力為爭取中國共產黨的自主權而鬥爭。矛盾從處理中山大學的派別鬥爭問題上集中表現出來。

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派別鬥爭是從1927年夏天開始的。中山大學由於教務處主任阿郭爾與副校長米夫的矛盾，引起學生中間以周達明、俞秀鬆、董亦湘組成的“教務派”和以王明等為代表的“支部派”的對立。米夫利用職權打擊“教務派”學生，他們捏造事實硬說董亦湘等人組織了一個“江浙同鄉會”，並羅織罪名，無限上綱，竟說“江浙同鄉會”是反黨反革命組織。這年冬天，中共中央主席向忠發來到莫斯科，他聽信王明等人的片麵之詞，不加調查，就在一次留學生大會上宣布：凡是在共產黨內組織同鄉會的都該槍斃，向忠發的講話，在留學生中引起了極大混亂。事態在發展著，米夫依仗權勢，請來了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人員（K·P·U）來校調查，認為確有其事，於1928年5月，學校決定開除12名中國學生的黨籍、團籍，並有四人被逮捕。這件事激起了中山大學學生的義憤，紛紛向中共代表團反映情況。瞿秋白親自聽取了學生的意見，並指派鄧中夏、餘飛去中山大學調查。經過調查證明所謂“江浙同鄉會”並不存在。1928年8月15日，中共代表團寫了《中共代表團致聯共中央政治局信》，表示中共代表團對蘇聯當局處理所謂“江浙同鄉會”的種種意見。

1928年底，共產國際監委、聯共（布）中央監委和中共代表團三方聯合組成的審查委員會，開會審理了所謂“江浙同鄉會”案件。瞿秋白、周恩來參加了委員會工作，經過審查委員會調查，作出結論：“江浙同鄉會”是莫須有的事，但是存在有部分同誌的感情結合，這種感情結合發展下去，對黨的團結是不利的。

照例，已經作出結論，業已否定了所謂“江浙同鄉會”的存在。但是米夫、王明仍抓住不放，肆意借故打擊瞿秋白等中共代表團同誌。1930年春，共產國際執委政治秘書處作出決議，譴責中共代表團應負派別活動的部分責任，實際上是幫助了“中大”學生中間的派別鬥爭，並要中共中央“以必要的限度刷新代表團的成分”，並與國際“商定新的成分”。在國際壓力下，中共中央決定解除瞿秋白、鄧中夏、餘飛等國際代表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