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時新冠病毒剛出現和尚未有明確命名的時候，我就提出應該將這種病毒命名為武漢病毒。我們當時在華大討論時就是直接稱這個病毒為武漢病毒，我幾乎告訴任何人自己就是來自武漢，父母和家人都在武漢被隔離, 我沒有感受到任何地被歧視。
我的理由完全出於醫學上的命名傳統，在病毒學史上，以地名命名的例子非常普遍，例如聖路易斯腦炎病毒（St. Louis encephalitis virus)、馬堡病毒（Marburg virus）、Zika virus, 中東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MERS-CoV）等。比較準確的學名應該叫武漢冠狀病毒（Wuhan Coronavirus), 簡稱武漢病毒。許多疾病的命名方式，都是根據首次暴發或被發現的地區來確定的。
我當時幾乎沒有考慮政治因素，而是基於醫學命名的原則。事實上，如果中國政府或者石正麗團隊在最初發表論文時就采用“武漢冠狀病毒”這一命名，那麽事情可能會簡單得多。
短期內這種命名可能會引起一定的反彈，在人身安全上會對中國人或海外華裔造成一些不適或傷害，但是這種影響終究是短暫的。五年後的今天，如果當初病毒就被命名為武漢病毒，那麽武漢這個名字反而會成為人類抗擊災難和麵對疫情的曆史象征。
從曆史的長遠視野來看，武漢應該被永久性的記住。記住它在災難麵前的抗爭與犧牲，也記住它在新冠疫情史上的重要地位。那將使武漢這個城市及其文化符號，像黃鶴樓、東湖或長江，與人類公共衛生史緊密相連，為世人所銘記。這其實是一種曆史的榮譽，而非恥辱，當然武漢也將會是為世界提供經驗與教訓的地方。
遺憾的是無論是中國政府還是石正麗團隊，當時都缺乏這種曆史眼光與命名的勇氣。他們太擔心政治後果了，錯過了讓“武漢”在全球公共衛生史上留下正麵印跡的機會。所謂汙名化隻是暫時的，曆史價值則是無限的，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證明我當時判斷的前瞻性。
我們可以反向看這個問題，世界衛生組織（WHO）為了避免“汙名化”，采用了極為拗口的官方命名：疾病稱為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病毒稱為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這兩個名字既不直觀，又彼此不對應，連醫學院的學生都不容易記住。隻有病毒學家記得住，免疫學家都經常弄錯，苦了那些考Board的醫學生。
這種政治正確的命名反而帶來了曆史敘事的空白，人們隻記得“新冠疫情”，卻忘了它的起點在哪裏。美國和世界都因此失去了一個原本可以讓武漢成為全球記憶象征的機會，這正是一次因為缺乏膽識與遠見而留下的巨大遺憾。
《命名“武漢冠狀病毒”是文化自信》
今晨讀了方方在疫情前寫武漢的散文，題目是《把全世界的城市都放在我的麵前，我卻隻熟悉它-武漢》。這是我讀到的寫武漢最美的文字，方方不愧為老武漢。我寫過武漢人，看方方這文字才知自己原來是個鄉裏人，寫不出這樣的武漢隨筆。
曆史上，武漢一直沒有漢口、武昌甚至漢陽有名，因為命名的時間不長。武漢這次災難深重，天災人禍並存，真是應該以比較正式的方式給武漢一些尊重。我在第一時間就仿SARS的命名將武漢冠狀病毒所造成的綜合症稱為WARS。這W就是Wuhan, 其他與SARS相同，屬於急性呼吸綜合症。當時這樣寫出來，也是為了給在英語說得最不好的西方大國法國留過學的石正麗參考，但是她根本沒有聽我的。
我們應該直接稱“武漢病毒”，我在博文中永遠稱為“武漢冠狀病毒”，地名加上病毒的分類，正好符合慣例。我是實在弄不明白，武漢人自己遭遇的病毒，不能稱為武漢病毒。讀石正麗和喬治高呼籲按以前錯的框架以英文組合重新命名新病毒，我覺得他們是傻得不能再傻了，你們不是一天到晚在爭什麽話語權嗎？擺在麵前的機會都不知道珍惜。
武漢冠狀病毒代表著這段厚重的曆史，武漢的痛苦會隨時間抹去，商貿也會恢複。正規命名中擁有Wuhan對武漢是個莫大的宣傳效應，也讓我們永遠記住武漢人民所付出的沉重代價。在科學上也值得肯定，病毒源於武漢，武漢的科學家發現了它，武漢人民最終戰勝了它。中國人名和城市鮮少在人類醫學史上有地位，這次是有目共睹地對人類抗戰病魔的貢獻，如今全世界都在研究這個動物源性的病毒。
不命名為“武漢冠狀病毒”是因為中國人的內心不夠強大，像中國人或華裔不願意把房子買在墓地附近那樣。洋人才無所謂呢，最為安靜和安全的墓地裏都是去世的人，他們喪失了在深夜三點拿槍入侵你家的能力。朋友的這句：“老大不是說了嗎，要文化自信的”，才提醒我更改了本文的題目。這在我看來就是一種文化自信的表現，從而與全球接軌。
以地名命名病毒太常見了，病死率更高的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 那Ebola來自Ebony。Ebony是美國黑人喜歡用作雜誌或組織名稱的英文字，為烏黑的意思。Ebola正是非洲剛果的一條河，而同屬冠狀病毒的MERS更是中東呼吸病毒。中國人家醜不可外揚的文化，真應該改一改了。況且在人類醫學的職業道德準則裏，病人不需因自己的疾病而自悲，醫學界也不允許道德綁架病人患了什麽疾病。
疾病的產生與發展是個自然的過程，一種客觀地存在，讓人們通過時間和地點記住這段曆史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不能因為冠狀病毒讓有些當權者覺得不光彩，或暫時影響些經濟收益，而拒絕承認“武漢病毒”的存在。醫學上有St. Louis Encephalitis (聖路易斯腦炎），我們聖路易斯人樂觀其成。我們也知道那位命名Alzheimer’s 病的德國精神與病理學家一點都不癡呆。
這是我寫給我們係的著名病毒學家的郵件，希望能幫助到他的新課題：
I heard that your lab got the new Coronavirus which caused the pandemic in Wuhan, China as you knew it is sort of my hometown where I spent high school and medical school.
（我聽說你的實驗室最近得到了新冠狀病毒，它在中國武漢造成了大流行。你已經知道武漢也算是我的故鄉，我的高中和醫學院是在那裏度過的）
If you are interested, we would like to supply you with those complement knockouts for supporting your analysis of the pathogenesis of the infections. I now have strains of the KOs for C3, C4, FB, FD, Properdin, and Cr2 which I can transfer them to you periodically.
（如果你感興趣，我們會樂意提供給你那些補體蛋白的基因踢除老鼠，以支持你分析該病毒感染的致病機製。我現在擁有C3, C4, FB, FD, Properdin和Cr2的缺失老鼠，可以分批轉送給你）
I talked with John briefly this afternoon and we all believed this will be an interesting project to do because innate immunity should be important for the defense of the virus early on.
（我今天下午與約翰有過簡短的交談，我們都認為這是一個很有興趣和值得探討的課題，因為固有免疫係統對早期病毒的感染非常重要）
我在這裏暫時稱他為麥可教授，這位美國屈指可數的新生代病毒免疫學家迅速回我郵件：“Possible but not sure…Supposedly SARS-CoV-2 (Wuhan virus) requires a human ACE2 receptor” （可能但是也不確定。。。我們猜測SARS-CoV-2（武漢病毒）需要利用人的ACE2受體）。看見他使用的“武漢病毒”了吧？多麽簡單明了。Wuhan是所有人都能發音的拚音，不像Xi’an或Chongqing等難發音的中國重要城市。
麥克教授的實驗室基本上沒有停頓的時候，三十人左右的實驗室日夜都有人在工作，可能深夜會有幾小時沒人幹活的時間。這幾天就看見他們有人拿到感染老鼠的黃袋子在電梯裏出現，應該是已經開始做冠狀病毒的實驗了。
麥可教授的經曆也很特別，本科在哥大讀的政治科學，然後哈佛醫學和科學雙博士，在粘附分子的世界巨星Tim Springer實驗室（那裏故事特多，在此省略)做的論文, 麥可教授的住院醫和博後是在西海岸的UCSF和伯克利做的。他在二十多年前入華大時，我們就預測他將會做得很好，他是屬於既聰明又勤奮的人。果然幾年前成為美國醫學院院士，現在他們做的熱門課題，Cell會找上門來向他們約稿，而不是他們的投稿。
我們有好多機會談論科學，但是讓麥可教授談自己的人生選擇，則是在Santa Fe的會議期間實現的。當時在一個小的會議室裏，組委員安排了受邀嘉賓與聽眾見麵的絕好機會, 這樣我可以頻繁提問，當時麵對的是大量的歐洲學生與博後。開始談到，華大在幾年前允許他完全不上臨床，全心在實驗室裏。麥可教授說，從大學本科的政治科學轉向醫學和生物學研究並不難，因為醫預科就那麽幾門課，這與前華大教授Andrey Shaw的說法是一樣的，Andrey讀醫學院前的本科在哥大好像是學的音樂。美國教育的特點就是相當地靈活，這在某種程度上促使美國的英才輩出。
從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海歸的同濟醫院朱瑉教授，戰鬥在同濟醫院中法院區的一線。朱教授告訴我們：“已經有一位教授犧牲了 還有一位危在旦夕[流淚] ”，“武漢全是一代 二代感染者 ，毒力強，重症多。我們醫院是重中之重，ICU死亡率極高。”。他是胸外科教授，這是對前線最真實的描述，他做研究的華大胸外科以參與開創人類肺移植而享譽世界學術界。寫於2020年02月22日。
武漢醫療係統在新冠疫情中的表現確實令人失望，武漢的醫療資源其實是相當豐富的。武漢擁有兩所知名的醫學院，同濟醫學院和武漢大學醫學院，同濟醫院和武漢協和醫院是全國一流和中南地區最好的兩所醫院。同濟群裏校友告訴過我，協和醫院的宿舍區隻離華南海鮮市場步行距離，可能隻有百米或幾百米遠。然而在新冠疫情防控的實踐中，它們的貢獻都顯得蒼白。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同濟還擁有全國排名第一的公共衛生學院，理應在公共衛生應對上經驗豐富，但他們的表現也不突出。
當時社會上出現不少抱怨，認為中國的專家隻會發表論文，卻對實際防疫工作幫助不大。這個觀點我並不完全讚同，因為對流行性病毒的研究應該是全方位的，基礎與應用必須並重。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對疫情資源的管控是北京方麵主導的。據武漢方麵透露出來的消息，許多事務並非他們地方所能決定，必須聽從北京的指令。北京和上海掌握了關鍵的決策權，武漢方麵主要是負責配合，將樣本送往北京和上海。
這也導致了最早的重要科研成果出現在北京和上海，例如新冠病毒的基因組測序最早是由上海複旦的公共衛生臨床中心的張永振團隊完成的。據說他們是與武漢的醫院簽訂了協議，標品送上海後張永振在幾十小時就通過高通測序確定了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他們非常大膽地將測序結果分享給了澳大利亞的病毒學家，從而使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得以在美國NIH的NCBI數據庫上公開。
這是全球防疫中的一個關鍵事件，與2003年SARS初期中國科學家誤認為病原體是支原體的混亂不同。這次中國的科學家迅速確認了病原體的基因序列，這對全球的疫苗研發和診斷試劑製備都具有裏程碑式的意義。
與此同時，喬治高團隊在北京領導的中國疾控中心開展了流行病學研究，確認病毒不僅存在於華南海鮮市場，也可在其他地區發現。若沒有武漢病毒所石正麗團隊的那篇Nature論文，武漢的科研貢獻將顯得更加有限。石正麗的研究工作紮實，涵蓋病原、測序、免疫反應等多個方麵，是當時極為重要的科學成果。
從這一係列表現也能看出，所謂海歸科學家內部也存在層次之分。以喬治高為例，他在包括英國和美國的求學以及隨後的學術人生並不順利，未能獲得Assistant Professor崗位，他是被迫回國後才成為大牌的。這樣的經曆反映出中國與國際學術體係之間的落差，也奠定了中國疾控中心在這場疫情中的部分決策失誤，他們的學術水準確實欠佳。
這一切共同造成了人們常提的那句諷刺語句：“中國官員腐敗，中國科學家沒有擔當，中國老百姓怕死”。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句話折射出文化的深層問題，也讓我們看到了中國新冠防疫最終隻能是任由某人的折騰。
《京城專家為何掌控武漢冠狀病毒的防治？》
武漢疫情緩解後，現在開始問責，矛頭直指訪漢的京城專家組，對此我一點都不反對。中疾控主任喬治高和他的幕僚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們掌控國家疾控中心，武漢幾千條生命的失去多少與他們的職業操守相關。但這是遠遠不夠的，全國甩鍋是誰也不願意承擔責任，最後隻能拿些湖北的諸侯當替罪羊。
這帖反映的事實是，湖北官員也就是中國官員的平均水準，很多人在聚光燈下都會如此：“最近很多領導及朋友問我: 印象中你們湖北人都很聰明，怎麽當地全是些傻逼官員？在此我鄭重聲明:答非所問的蔣超良書記，是湖南人，反複更正口罩產量的王曉東省長，是江西人，假話連篇的馬國強書記，是河北人，一問三不知的黃岡衛健委主任唐誌紅，是重慶人，罷免的F4沒有一個是湖北人！湖北人不背這個鍋！[Grin]”
我在武漢讀醫學院時，我們同濟是不會把北京的什麽朝陽醫院的專家當回事的，因為我們肯定比他們強很多。即使現在，我的消息源也告訴我：當武漢同濟的醫學教授與京城專家討論新冠的臨床診療時，也不覺得他們的水準更高。武漢的同濟與協和醫院是中南地區最好的三甲醫院，也是在全國擁有聲譽的臨床醫學中心。你說疾控方麵聽京城專家的統籌可以理解，具體治病也聽他們的，就讓人匪夷所思了。但是京城專家們現在為什麽擁有更大的話語權呢？因為整個社會的氛圍變了，那些大佬們給了這些專家指點江山的權力。
這應該是很清楚的事情，武漢協和醫院在2020年1月18日的正式公告中，還在說“尚無明確的人傳人證據”和“可防可控可治”。醫院的技術官僚有錯，但是他們不是最大的責任方，最大的責任方是讓武漢的醫護人員和他們的管理者不能說真話的京城人或機構，大家別撿軟柿子捏。他們的影響與條規讓武漢醫院的前線醫生必須簽保密協定，也執行訓誡八名醫生，或置天朝CDC的可能匯報於不顧。武漢協和醫院在1月11日就有醫護人員感染，他們難道不知道人傳人嗎？這是不可能的。他們不需要學醫都知道人傳人，他們心裏明白，但是院方讓他們不能說。這樣便開始了層層撒謊的程序，因為院領導要保烏紗帽，醫院領導不是為自己的職工負責，而是向他們的領導示好。
情況有多麽嚴重呢？鍾南山在1月20日稱可以人傳人，我的1月18日的文章傳遞了武漢感染人數可能達1723人的信息後，我那善良的母親不以為然，感歎自己養了一個不愛國的兒子。
Two points contributed to this tragedy: 1. Highly concentrated power; 2. Suppress free speech。（當時不便使用中文說出的話：“導致這場悲劇的兩個原因是：1. 權力過於集中；2. 言論自由受到壓製”）。這才是從這次疫情中需要反思的東西，現在即使不到四十歲的朋友都對我說，他們年輕時的說話環境是相當開放的。
最近有篇文章報道，武漢大學前校長劉道玉希望這次疫情能給我們帶來些文化層麵的啟蒙，我還以為劉道玉要談法國啟蒙運動那般的啟蒙，看完才知道是“共用公筷”之類的啟蒙。不是他水準比較低，而是他隻能點到為止。好在他當校長時的武大留美學子這樣告訴我：“他私下在我班的聚會時可講的不是“公筷”啟蒙這種低級的東西。前幾天“人日”向他約稿，也不知道老先生寫的東西被接受了沒有？是否改得麵目全非了”
讓我用我以前文章中的句子來結束此文：“如果這次我們能從中學到什麽，從此有所長勁，那就是需要營造讓人們不需要太多的勇氣，隻憑自己的良心說真話與實話的環境”。
武漢協和醫院發生醫護人員感染的時間是2020年1月11日。六家武漢的醫院發生醫務感染的時間比協和醫院早，武漢第一醫院更是早在2019年的12月27日。寫於2020年02月27日
這篇文章主要記錄了我與阿肯森教授關於新冠治療與處理原則的討論，重點圍繞病理機製展開。
雖然當時很多現象還不夠明朗，但我們已經推測，後來也被越來越多的事實所證實，新冠真正導致死亡的原因並不是病毒本身的直接破壞，也不是病毒像細菌那樣釋放什麽毒素，而是由於患者體內出現了過度的免疫反應，這樣導致了嚴重的組織損傷。
因此我們當時就重點討論了免疫抑製劑的使用問題，包括何時使用以及使用哪些藥物。因為在病毒感染的早期階段，免疫係統正是抵禦病毒的關鍵力量，此時不應使用免疫抑製劑。但在隨後感染持續後，通常在一個月以後，當病情由病毒繁殖轉向過度的免疫反應時，激素等免疫抑製藥物的使用就顯得相當重要了。
阿肯森教授是一位風濕病學家，對激素的使用相當熟悉，畢竟激素是最常見的免疫抑製劑，他一輩子都在使用糖皮質激素。我們圍繞激素與其他免疫抑製劑的區別、適用時機、劑量控製等方麵進行了深入討論。
阿肯森有個很值得尊敬的品質，我也從他身上學到這些：當他遇到自己不確定或懂的問題時，他總會去主動請教別人，他從來不會不懂裝懂。這些是阿肯森的口頭語：“我不懂“，“我從沒聽說過”，“我不熟這方麵”。
麵對越來越多的新型免疫抑製劑，例如細胞因子抑製劑和信號傳導阻滯劑等，他並不完全熟悉，所以請我去谘詢華大在肺移植與抗排斥治療方麵經驗豐富的專家教授。我把他們的意見整理後，也寫入到文章中。
當時的情況可以說是十萬火急，大家從不同角度提出了各類觀點，隻希望能對中國的臨床治療有所幫助。在臨床一線，同濟醫院的趙建平主任的水準很高，我與阿肯森討論時也傳達了趙主任的觀點，當時令我們都印象非常深刻。
《與美國院士討論冠狀病毒的發病機理與治療》
前言：這是我和John Atkinson討論武漢冠狀病毒防控的第二篇文章，他知道武漢是我的故鄉，家中五口正隔離在武漢家中。感謝他抽時間出來谘詢中國的醫學界，希望此文可供國內醫生同行參考，John所擁有的一絲不苟的精神永遠是我為人處事的榜樣。透露點底料，他在公司谘詢委員會的價碼是相當可觀的，感謝John的付出，雖然他不懂中文。
我今天又與阿肯森教授坐下來談了好長時間，關於武漢肺炎的機製與處理原則。他是風濕免疫領域的專家，也曾擔任過在美國長期名列前茅的華大內科學係的主任，所以用激素或NSAIDS是他的專長。但是他這次遠沒有上次關於輸血漿治療那麽肯定，因為大家都麵臨挑戰。
關於免疫抑製與潛在性病毒增殖這對矛盾體的挑戰，我首先向阿肯森介紹了武漢同濟醫院呼吸內科主任趙建平的觀點，那就是應用激素的窗口十分重要，當病毒仍然活躍時激素應該慎用，當病毒清除後應用激素抑製免疫係統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對此阿肯森持肯定的態度，但是他加了些意見，具體臨床醫生應該考慮選擇除激素之外的其他免疫抑製劑，向你們發誓我沒提會讓他暈過去的中醫。因為激素對有些炎症沒有療效，他隨口說出了好多的疾病選擇，哪些有效，哪些效果不佳，比方說激素對間質性肺炎無效，對與嗜酸性粒細胞相關的肺部炎症有效。可能是存在共同的抗原族，類風濕性關節炎病人會得間質性肺炎，這時激素治療的效果有限。他把激素在肺炎中的應用，類比於肺移植後將病人轉給呼吸內科與ICU的臨床處理，呼吸內科醫生會常規處理排斥反應與機體修複的關係，他們使用激素等免疫抑製劑時考慮保護器官修複功能的經驗可以借用。
我遵照阿肯森的建議去找華大呼吸內科專攻肺移植的專家談，他們麵臨的挑戰是T細胞介導的排斥反應，該主治醫生隨手寫出他們的三聯用藥：激素Prednisone、Calcineurin抑製劑Cyclosporine or Tacrolimus 和抗細胞增殖的藥物Mycophenolate。他始終不明白阿肯森所說的修複（repair) 在移植中指的什麽，後來我們才明白是指排斥反應得到控製後器官功能的恢複。這位肺科主治醫師也強調在移植病人合並淋巴瘤或感染的情況下，他們會慎用免疫抑製劑，這或許是為什麽急性感染是肺移植的絕對禁忌症的原因。我們知道武漢冠狀病毒感染患者麵對CD4+淋巴細胞很低的挑戰，有項療效指標就是淋巴細胞的回升。冠狀病毒攻擊T細胞的程度幾乎讓人想到了艾滋病毒，如果在這種情況下再使用免疫抑製劑會使病人麵對繼發感染時雪上加霜。這正是我在國內擔任感染科主任的同班同學的擔憂，可惜我認識的華大傑出感染病學家已經好多年不做臨床了，不然可以谘詢他。
談及同濟法醫教授劉良團隊在屍檢中發現的大量粘液，阿肯森教授和我都知道炎性細胞因子能促進粘液的產生，具體與粘液形成相關的重要細胞因子是IL-13。其實粘液是具有免疫功能的, 機械性阻止病原的擴散是可以想象的，它們應該能促進巨噬細胞的吞噬功能，就像補體裂解產物吸附在病菌後能通過opsonization (中文翻譯為調理功能), 以加強巨噬細胞的吞噬功能一樣。適當粘液產生能加強免疫，太多則堵氣道，嚴重影響肺泡末端的血氧交換，這裏同濟劉良教授擔心給氧氣可能推粘液到肺泡末端的觀點是可以理解的。
關於肺裏粘液的形成，可看我朋友（Yong Zhang and DailingMao)的Journal of Immunology 文章的一張圖，那紅的染色就是病毒感染後肺裏產生粘液的Goblet cell metaplasia（杯狀細胞化生），標誌物為粘液蛋白Muc5ac。在重要免疫信號傳導分子缺陷（Stat1-/-)的晚期病毒哮喘模型中，Muc5ac特異性染色的杯狀細胞大量增加，成排地代替了正常肺的上皮細胞！
與做肺免疫學的教授討論時，令我印象最深的結論是他說的這句話：沒有粘液，病毒感染更瘋狂，這是粘液的保護作用，但是粘液多了則會堵氣道。這個結論是可以指導現在冠狀病毒的治療的，對這個度的掌握具有哲學意義，也說明臨床治療在某種程度上是藝術超過科學。杯狀細胞是從哪裏分化來的，現在還不清楚，隻知道它們可能來自肺上皮層底部的具有多向分化潛能的基底細胞（Basal cells)。估計是肺源性的，雖然腸道裏也有，是否有幹細胞參與也不清楚。什麽環境使杯狀細胞化生而填充在上皮層，這些都不明了，因為正常情況Muc5ac陽性的杯狀細胞很少。劉良團隊的人告訴我，他們在屍檢中沒有發現杯狀細胞化生，這個結果令我們驚奇，因為杯狀細胞似乎是粘液的主要來源，雖然也有腺體也能分泌。
當然動物的疾病模型與病人是不同的，我們對冠狀病毒患者肺中大量粘液的來源和實質現在不清楚，需要進行生化研究去檢測粘液的成分，包括到底是粘液還是其他的細胞滲出物，粘液也可在肺實質的腔中檢測到，短時間內找到融化粘液的途經恐怕比較難。
另外我和阿肯森教授討論了病毒誘發持續免疫攻擊的可能機製。在病毒入侵後，免疫係統是全力以赴的，十分有效，免疫細胞特別是中性、巨噬和淋巴細胞直接參與，補體會在瞬間活化，幾分鍾內百萬的補體拷貝會沉澱在感染病毒的細胞膜上。在病毒與免疫係統的互戰中，會有對正常組織的誤傷。病毒的直接攻擊和病毒本身在繁殖過程中都會損傷正常組織，這時候就會使大量的組織結構曝露給免疫係統。免疫係統以前對這些抗原是耐受而無反應的，這樣就使免疫係統將自身機體作為異物而打擊，雖是誤傷，但是也致命。當免疫係統自身的刹車係統對強烈的免疫反應已經懷水車薪的時候，就需要醫生實施各類的免疫抑製治療。
像阿肯森這樣在臨床和基礎都做到傑出程度的醫生科學家，在美國也隻有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MGH、Hopkins、UCSF或杜克等醫學中心才會有，我們希望中國在未來能出現如此優秀的臨床科學家。以阿肯森的例子，近20年的HHMI研究員，幾十年前就是美國院士，他在基礎免疫領域做出根本性發現的同時每年進入美國最佳醫生的榜單。阿肯森擁有一本類似紅寶書的磚厚的複印材料，天天放在他那表麵已經很舊的皮夾子裏，那就是他的幾十頁的履曆表。實質上就是他發表的五百篇左右的原始論文、評論與書的章節和會議摘要。他在談話時不時引經據點，少不了去找那些文章裏記錄的自己曾經做過的實驗，那裏不乏Nature、Cell、PNAS和JCI。很久以前，當我們討論文章投稿雜誌的選擇時，談到由紐約Old-boys控製的JEM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他隨口說出“我在那裏發表了十幾篇文章”，當時確實把我嚇了一跳。我經常說他是可以玩蛋白質結構域的傑出醫生，他的關於CR1結構的文章確實發表在Cell上。
我得知的武漢冠狀病毒的屍檢結果，武漢肺炎病人的晚期，侵入炎症細胞不是以淋巴細胞為主體的，也不是中性顆，具體是什麽你們猜吧，我不能透露。我做過仙台病毒誘導的肺炎症，在補體缺陷老鼠中，存在大量這種以B淋巴細胞為主體的淋巴濾泡。有位臨床Fellow應用各種標誌抗體幫我做過係列染色，結果他去密蘇裏鄉下做專科醫生賺大錢去了，留下這些讓我頭疼的Data。我們沒有發表，我隻是在會上做過口頭報告，因為意義不明，也找不出解釋的原因。但是華大的另外一組，在TB感染模型也發現了類似的現象，大量類似生發中心的濾泡結構形成。這些在學術上稱為TLF (Tertiary lymphoid follicles）中的淋巴細胞去那裏幹什麽的？分泌抗體的能力有多強？對這些問題我們都沒有答案。
這是我回答資深校友要求評價這則新聞的文字，具體告示可見此段落之後。補體C3a和C5a的結構同源，功能也類似。為酶從補體C3和C5分子上切割下來的小多肽，隻有10-15 kDa。C5a是比C3a更強的趨化因子，也就是吸引免疫細胞到炎症部位參加戰鬥的功能。C5被酶切割成C5a和C5b, C5b沉澱在細胞膜上形成補體攻膜單位，可將細胞迅速裂解，而C5a則擁有生物活性，size doesn’t matter here[呲牙]。C5a和C3a還是重要的過敏毒素，anaphylatoxin, 會使血管通透性增加, 導致類似休克的症狀。因為它的屬於GCPR的C5a受體分布非常廣泛，它與其受體結合後的生物效應也廣譜，總體功能是加強不需要抗原誘導的innate immunity反應。C5a抑製劑適用於病毒清除後的中晚期，需要免疫係統抗病毒時千萬不要用。
我對國內抗體製備工藝一直存疑，這麽快就上臨床尤其值得我擔心，除非他們的這抗體是從外麵“弄”來的。果然國內朋友告訴我：“剛好了解一點，這個C5a是引進一家納斯達克上市的德國公司的技術，國外在2b臨床過程中，為其他適應症做的。此國內公司擁有德國公司在中國的全部代理權”。我猜得蠻準的。寫於2020年02月29 日。
這兩篇文章寫的是我在同濟的同班同學和室友江學慶主任去世的消息。因為內容相關，所以我將它們放在一起介紹。
江學慶是疫情期間我們所認識的或者與我們有親戚關係的人中，第一個因感染新冠而去世的。當時是2020年2月中旬，消息傳來令人震驚。如今五年已經過去，我們衷心希望江學慶的家人都平安。
關於江學慶的感染與去世，我寫過不止這兩篇文章，還有一篇後來被迫下架。因為當時迫於國內的壓力，現在也有好多背景故事不便多說。
當時在同學群裏流傳著一段記錄他感染狀況的CT動態視頻，我沒有轉發。可以這樣說，即使沒有學過醫學的人都能看出病情的嚴重性，他的雙側肺都被滲出物覆蓋，甚至連心髒的輪廓都幾乎看不清楚了。那就是所謂的“白肺”，意味著極為嚴重的炎症反應和廣泛的組織浸潤。
因為他是國家勞動模範，國家對他的病情非常重視，當時的輿論壓力也大。他住院治療了一個多月，所有治療手段都用上了，醫生們一直希望看到肺部炎症能夠吸收，但是最終未能如願。
我們也給阿肯森和華大感染科的醫生朋友看過那段CT影像，他們的反應都非常直接。有人說：“He has inhaled a heck of virus.”（他吸入了大量病毒），接著他們說的第二或第三句話幾乎一致：“He cannot survive.” 或 “He will die.” ，當時我們就感到江學慶是凶多吉少。
可以這樣說，江學慶是中國在封鎖疫情信息過程中最具悲劇性的代表人物之一。隻是江學慶沒有李文亮那樣被訓戒而帶有英雄色彩，他的感染發生在鍾南山在央視節目上承認“新冠病毒可以人傳人”之前。
江學慶曾經在美國休斯頓的貝勒醫學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進修三年。我們班當時有一位同學在貝勒擔任Assistant Professor，通過導師的經費支持，江學慶擁有機會來美國進修。江學慶也曾與我電話討論過是否留在美國的問題, 作為臨床醫生, 他覺得在美國的發展空間有限，最終還是選擇回國行醫。那時誰也沒有預見到未來的災難，如果當時我能勸他留在美國，肯定能保住一條命，女兒也能在美國平安成長。
回國後，江學慶在我們曾經實習過的武漢市中心醫院工作，起初是從事的普通外科，後來轉入甲狀腺與乳腺外科並且擔任主任。在我們讀醫學院的裘法祖外科體係中，甲乳外科屬於普外範疇，江學慶擁有紮實的基礎，因此工作出色。他很快在武漢聲名漸起，病人眾多。
根據隨後的媒體報道，就是在漢口地區病毒廣泛傳播之時，中心醫院的領導仍然規定醫生不能戴口罩。江學慶的門診常常人滿為患，他又喜歡與病人交流，不知不覺中吸入了大量病毒。
江學慶感染的是毒性最強的野生型毒株，病死率高達18%。從CT影像上可以看出，他是一個極其頑強的人，免疫反應非常強烈。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正因為他的免疫係統太強，反而加劇了自身的炎症損傷。如果他有某種輕微免疫缺陷，或許還有一線的生機。
江學慶作為全國勞動模範，在國內很有知名度。我的文章發表後，我們宿舍的合影照片也隨之流傳。一些國內記者希望轉載那張照片或采訪我，但是我都一概婉拒，沒有授權任何媒體使用那張合影。
《我的同濟室友江學慶主任因冠狀病毒殉職》
我的同班同學，武漢市中心醫院甲狀腺和乳腺外科主任江學慶因冠狀病毒感染剛剛去世。他十分頑強地與病毒搏鬥，專家全力以赴搶救了超過40天，仍然回天無力，R. I. P. [流淚]。
他在工作崗位上感染的武漢冠狀病毒，病情的初始階段就發展迅猛，幾天就是俗稱的“白肺”，他是於1月17日住院治療的。經各方專家的搶救，該使用的手段都用上了，ECMO使用了超過30天，仍然未見肺部炎症吸收，美國普林斯頓畢業生發明的ECMO也救不回我的老同學。昨天江學慶的血壓突然下降，可能係繼發感染難以控製，血液在機器和管道中太久了，造成敗血症休克，也可能DIC，雖然試過不少抗生素。大家知道新冠感染呈現嚴重的免疫缺陷狀態，尤其是CD4+淋巴細胞奇低，其分子機理不明，這樣使我同學很難抵抗各類機會性感染。
在最後的日子裏經其他老同學建議，我們邀請江學慶的女兒入我們的大班群，讓各位同學專家們討論她父親的病情，所以我們知道病情發展，也有思想準備。我在一個月前在第一時間得知他感染冠狀病毒的震驚消息後，曾經寫過文章。江學慶的女兒這樣通知我們噩耗：“謝謝大家這麽長時間給予我爸爸和我這麽多的關心和幫助，我爸爸剛剛還是沒能挺過來，感染太嚴重，每十分鍾一隻腎上腺素才勉強維持血壓，他走了也是解脫，再次謝謝大家”
江學慶是美國海歸，在著名的貝勒醫學院進修後，返武漢行醫的。他在休斯頓時我們還通過電話，他喜歡做手術，我則對臨床行醫敬而遠之。我們不僅是室友，在二醫院實習也在一起。他曾經因精湛的醫術而贏得過國家級別的嘉獎，他是病人心中的“暖男醫生”。願老同學一路走好，八位當年的同濟室友中少了一位，他離開的太早，以足球運動員之體魄[流淚][流淚][流淚]。
因為他長期脫不了ECMO機器，前段時間甚至還傳他可能成為植物人的悲觀預測。現在願他在天堂安息，天堂沒有病毒、沒有感染、更沒有謊言。這是我寫給江學慶女兒的留言：“剛睡覺醒，痛失室友[流淚][流淚][流淚][流淚]。音容笑貌，還有那紅鋼城普通話，再也回不來了[流淚][流淚][流淚]。你和媽媽盡了力，節哀和保重”
同班同學寫的江學慶簡介：“江學慶校友，祖籍湖北洪湖，在武漢市一冶長大，家住紅鋼城八大家，81級同濟2大班，畢業後進入武漢市二醫院外科，2005-2008在貝勒醫學院博後。身前擔任甲乳外科主任，大概1月17號出現症狀當天住院。”
江學慶主任於2018年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受中國好醫生的獎勵。
當年是情同手足的室友合影。江學慶前排左一，老許是後排右一，我是後排右二。[流淚][流淚][流淚]。2020年02月29日
《解讀方方關於江學慶殉職冠狀病毒的悲哀故事》
幾位讀了我的題為《我的同濟室友江學慶主任因冠狀病毒殉職》新博文的讀者，都有關於江學慶是怎麽感染冠狀病毒的疑問，他隻是個甲乳外科主任，應該不怎麽接觸病毒。讀者還摘錄了附在後麵的作家方方的難言文字，似乎裏麵有很多故事，讀者請求我回答。我雖人在美國，但是密切關注此疫情之發展，寫出了超過20篇的文章報道武漢疫情，也請美國院士為國內獻策。沒有什麽大道理講，隻希望家裏人能夠盡早出門享受陽光。我現給出些對方方所言悲哀故事的分析，讓大家自己去得結論。
江學慶的感染發生在鍾南山在央視明確說可以人傳人之前，確切信息為江學慶是1月17日住院的，感染會更早，而鍾南山說人傳人是1月20日。這裏的悲劇是武漢的醫生早知道人傳人，但是不允許說，鍾南山訪問武漢時大家希望通過他的口說出來。他確實說了很多人都知道的大實話，本來是很普通的行為，但是這次是功德無量。這說明了二個方麵的問題，涉及上麵的規則和當地醫生的膽量。
這裏一個重要的責任方是所在地武漢的醫院領導，並不僅僅是江學慶的醫院。武漢市中心醫院是僅次於金銀潭醫院感染患者最多的醫院，但是他們可能是醫務人員感染最慘的醫院，他們的院領導在保護醫護人員時欠周到。寫到這裏想到我們以前回國，專門偷偷跑回二醫院看過，那些我們實習的樓幾乎全推倒重建了，非常壯觀。我們都知道，因為職業素養傳染科、呼吸內科和ICU的自我保護意識要強很多，這次也證實他們的感染率遠低於其他科室。其他科室醫護人員的高感染率的出現應該主要是院方的責任，你們害怕對公眾說人傳人，那是你們的辯詞，但是從12月8日至1月20日你們沒有在院內保護好自己的員工，則是十分遺憾的事情。
我們可以看出去世的江學慶和同濟器官移植教授林正斌都是外科醫生，李文亮為眼科醫生，他們都沒有保護好，因為沒有預料到會感染。我太太也說，像我這種大大咧咧不在乎的人很容易得冠狀病毒。至於是他們自己沒有保護好，還是院方希望他們不要戴口罩以免造成恐慌，這個隻有大家根據自己的判斷小心下結論了。
全國大概有3000多醫護感染，23位去世，不是簡單說說就完了的。下麵轉李文亮和江學慶所在醫院之慘烈的描述，這些文字為他們醫院的人寫的，必須聲明我沒有核實：“武漢市中心醫院已經是被感染的職工最多的醫院之一。目前超過200名職工感染，三個副院長被感染，一個護理部主任感染，多個科室主任正在用ecmo維持；多個主任醫師上呼吸機，多個一線醫護經曆了生死一線間。急診科損失慘重，腫瘤科倒下近20個醫護……不勝枚舉。一次又一次驚恐，一次又一次撕心裂肺，我們心裏清楚他們每一個中招的人可能就是下一個自己。”
資深文學城網友在我博文後的留言：“我剛剛在讀方方3月1日日記看到她在日記中提到江學慶醫生的死。方方稱江醫生是一位溫暖的醫生，是甲乳領域全國唯一的一個中國醫生獎獲得者。不過，方方記錄的一點令我感到有些蹊蹺，她說，她聽說，“江醫生的死背後有令人無法言說的故事，是悲哀的故事，不止是生命逝去的悲哀，更有不準說出來的悲哀。我也不說”。無論如何，江醫生的逝世已經進入方方日記，不會隨著歲月的逝去而消失。方方和大家都不說的悲哀的故事最後也會有人說的。”
我在昨天因為江學慶的去世而難過，深夜裏我在小區裏走遍，兩個街區走完需要半小時，鬧市中的世外桃源。我始終不明白，這家剛開放賣的古董房為什麽設計出這燈光？ GCI私人保安公司的員工，在我腳下停車詢問平安過一次，然後很善良地跟我慢慢走，這時我必須報我家的門號，不然擔心他撥槍，我也不能擁有把手放口袋等任何可能被懷疑有威脅行為的動作。這新的GCI保安不認識我，我看表才知道已經是深夜12:30 AM，應該回家了。夜色很美，冷中更適合思考，腦海裏盡是我們的同濟時光，悲催得很。
我在文學城發文時對這張照片的題錄是：“當年是情同手足的室友合影。江學慶前排左一，老許是後排右一，我是後排右二。[流淚][流淚][流淚]”。先引用我的朋友斯坦福本科和聖路易斯華大MD的老爸的留言，以免忘了對不起他：“一看就知道是八十年代的好青年。老兄當你年那一頭好頭發喲[強]”。
讓我作點小說明，國內媒體要求轉載此照片，我沒有同意，你們如果看見了，別怪我啊。我也有相當的約束力，一般情況下不接受采訪，雖然不斷有記者找上門來。我信奉的是以我的科學論文和其他文學說話，特別欣賞錢鍾書說的，你吃了雞蛋後別對下蛋的母雞感興趣。為了爭取我的同意，有位記者對我說：“我會把其他人處理處理”，沒有想到這反而使我更加反感。我們這些配角為什麽要被處理呢？美國從來沒這種說法，視頻鏡頭和照片全都是保持原樣的，況且我們其他室友也可借江學慶這時髦帥哥露點臉嘛。還是文學城網友公平，她鑒定我們都不錯：“喜歡那張青年男孩的照片，每一個都是酷酷的，每一個都充滿陽光，可愛！ ”。都說耶魯以前招生看長相，莫非同濟的高考分數也能識別顏值？
這裏講個同濟的故事，同濟在招德語班時，俊男美女的比例要高些。有人因為長相被裘法祖夫人刷了下來，現在成為發展得很好的教授，她想到當年因長相被刷，現在仍然耿耿於懷。這是真實的故事，但是大家別進一步猜測，那不是我太太，她憑容貌進德語班是綽綽有餘的。同濟的興和衰都與德國有關，風水輪流轉，現在是美國人的天下，聽說過一等美女嫁美軍嗎？[偷笑]。寫於2020年03月0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