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1年加入WTO以來，中國一直以“發展中國家”身份參與多邊貿易體係。這個身份帶來的“特殊待遇”，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1. 履約義務寬鬆： 發展中國家成員在執行關稅削減、服務貿易開放等承諾時，可以享受更長的過渡期。例如，發達國家可能需要立即降低關稅，而發展中國家可以分階段逐步降低。
2. 市場準入要求較低：發展中國家在談判中通常不被要求完全對等開放市場。比如在農業補貼、知識產權保護、金融服務等領域，中國能夠保留更多的政策空間。
3. 爭端解決機製下的照顧：WTO規則允許對發展中國家在爭端處理上給予一定靈活性，包括執行裁決的期限更長，談判過程中更多的技術援助。
4. 援助與能力建設：發展中國家還能從WTO與相關機構獲得資金、技術培訓等支持，以增強其在全球貿易體係中的競爭力。
可以說，這些“特殊待遇”在中國加入世貿初期具有巨大意義。彼時中國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市場經濟體製剛剛起步，大規模開放意味著產業競爭壓力巨大。如果沒有過渡期和優惠安排，中國製造業和農業可能無法承受衝擊。然而，20多年過去，中國經濟總量躍升至全球第二，外貿額連續多年居世界第一。再繼續要求“照顧”，在國際輿論場上就顯得越來越難以服眾。
官方表述是“主動擔當”，但背後原因遠不止於“道義感”。WTO近年來陷入嚴重功能危機，尤其在爭端解決機製和談判進程方麵停滯不前。美國及一些發達國家，一直強烈批評中國“利用發展中國家身份獲取不對稱利益”，並要求對中國施加更多義務。在這種背景下，中國預先宣布“不再謀求新的特殊待遇”，其實是“先發製人”。與其等到被動地在WTO改革中被貼上“拒絕承擔責任”的標簽，不如主動聲明，至少可以掌握輿論上的主動權。
近年來，中美貿易摩擦不斷，美國屢次點名批評中國“濫用發展中國家待遇”。歐盟則在綠色貿易、數字貿易等議題上要求中國承擔更大責任。中國此舉，在某種程度上是向美歐釋放善意：我並非拒絕承擔責任，而是願意在規則製定中展現靈活性。這有助於緩和中西方在貿易談判中的對立。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官方宣傳中，反複強調“不等於放棄發展中國家身份”，同時高調渲染“大國擔當”的形象。這一話術既可以安撫國內輿論——“我們還是發展中國家，還能享受一些政策空間”；又能製造一種“我們主動站出來引領全球秩序”的民族自豪感。在經濟增速放緩、內外挑戰疊加的當下，這種形象塑造對於國內政治穩定也有現實意義。
《金融時報》評論稱，中國此舉更多是戰術性的，而非真正的身份轉變。因為中國沒有放棄“發展中國家”地位，隻是說在未來談判中不主動要求新的特權。這意味著在已有的利益上，中國依然會堅守。
《紐約時報》則指出，中國的表態看似大方，但實際上模糊性很強。中國保留了“根據行業情況爭取合理權益”的餘地，這為未來留下了很大的回旋空間。換句話說，中國可以在某些領域，繼續要求差別化待遇，隻是換了一個說辭。
BBC評論稱，這更像是一種“公關策略”，既回應了西方批評，又避免了徹底撕掉“發展中國家”標簽的政治風險。它既不意味著中國完全承擔起發達國家義務，也不代表發展中國家群體會對中國失望。
中國外交話術中常見的一個特點，就是巧妙維持“雙重身份”。時而自稱中國是“發展中國家”，還有很大貧困人口、東西部差距明顯、需要時間追趕；時而又宣稱中國是“全球大國”，肩負責任、願意引領世界，還要“為宇宙指明方向”。這種兩麵性，讓中國能夠在不同場合靈活切換角色，既獲取利益，又保持政治資本。此次“不尋求新特權”的表態，正是這種外交邏輯的體現。
這是否意味著中國真的失去了“特殊待遇”？答案並不簡單。首先，中國強調“隻涉及談判層麵，不涉及身份問題”。這意味著在現有的WTO框架下，中國依然是發展中國家，仍然可以在爭端解決、技術援助等方麵獲得一些好處。
其次，所謂“不再謀求新的特殊待遇”，其實留有很大空間。比如在數字經濟、綠色貿易、人工智能等新興議題的談判中，中國仍可能根據自身國情提出“靈活性訴求”，隻是不會明目張膽地打“發展中國家牌”。最後，即便在沒有特殊待遇的情況下，中國依然可以通過雙邊或區域貿易協定（如RCEP、一帶一路合作）獲得話語權。換句話說，WTO隻是舞台之一，中國還有其他渠道。
表麵上看，中國是在放棄“發展中國家”的特權；實際上，中國隻是放棄了“進一步索要新特權”的姿態。它保留了發展中國家的身份，保留了在既得利益上的堅守，也保留了未來靈活調整的空間。因此，與其說這是一次“身份轉型”，不如說是一場高明的平衡術：既回應了外部的批評壓力，又維持了內部的政治敘事；既展示了“大國擔當”的姿態，又沒有真正犧牲太多的利益。從這個角度看，這既是一種外交妥協，也是一種戰略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