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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細菌武器成果都去哪兒了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731細菌武器成果都去哪兒了轉載《揭秘美軍最大生化武器基地黑曆史 竟接手731部隊成果》作者:渣渣刀&鍬鐵刀時間:2020年5月21日網址:https://mil.sina.cn/gjjq/2020-05-21/detail-iircuyvi4238569.d.html5月2日,中國媒體向美國政客提出的十個問題中有這樣一個問題:“德特裏克堡生化武器基地是美軍最大的生化武器研究中心。關閉後不久便出現了一連串肺炎或類似肺炎病例。幾乎同一時間,美國H1N1流感爆發;2019年10月,美國多個機構組織了一次代號為‘Event201’的流行病演習;12月,武漢首名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出現症狀;2020年2月,疫情在全球多點爆發。這些事件是否有內在關聯?這些問題已經夠某些口無遮攔的美國政客回答一陣子,但關於德特裏克堡,他們需要解釋的可能遠不止這些。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當中國人民舉國歡慶戰爭勝利時,遠在太平洋東岸的美國卻在暗中謀劃著什麽。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同年10月偷偷派遣了一隻科研隊伍前去日本執行秘密任務,帶隊者為時任麻省理工學院校長卡爾·康普頓,而他要去見的人正是前731部隊的創始人、頭目,“惡魔醫生”石井四郎。臭名昭著的731部隊是舊日本帝國陸軍關東軍防疫給水部本部的稱號,在石井四郎的領導下在侵華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從事了包括細菌實驗、活體解剖、毒氣實驗等一係列毫無人道突破底線的人體實驗,據731部隊要員供認,至少有3000人在這裏被殘害。但一些研究者認為受害者至少達上萬名。隨著侵略戰爭的擴大,731部隊在中國浙江、湖南以及山東、廣東等地實施大規模慘絕人寰的細菌戰,造成大量平民死亡。然而就在1946年到1948年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上,包括石井四郎在內的十幾名731部隊主要成員卻無一受到起訴,這不免讓人心生疑竇。作為戰勝國的美國在二戰一結束便千裏迢迢去到日本,到底在打什麽算盤?據美國國家檔案館文獻記載,早在二戰結束前,美軍便已獲悉日軍在中國進行細菌戰的事實,並在1945年到1947年期間,前後五次派遣科研隊伍調查並嚐試用各種渠道得知相關實驗“成果”。1945年9月,美方派遣的細菌專家莫瑞·桑德斯中校審訊了“731部隊”的主要成員內藤良一、金子順一和增田知貞等人,以此完成了有關731部隊的研究報告(《桑德斯報告》)。該份報告現存於美國國家檔案館(390/18/24/02)。1945年10月3日,由杜魯門總統親自指派的卡爾·康普頓回到美國並向其匯報和提交了一份六頁的情況匯總。該份報告現存於杜魯門博物館。1946年5月31日阿爾沃·湯普森赴東京對石井四郎及25名親信進行詢問,並完成了《關於日本生物戰研究的報告》,提交了對21種細菌戰劑、4種細菌攻擊方式的研究報告以及10張細菌炸彈圖紙。該份報告現存於美國國家檔案館 (270/09/07/04)。1947年4月德特裏克堡的諾伯特·費爾博士奉命再次赴日本調查,並在6月29日發回的《日本生物武器新信息匯總》裏稱“目前在德特裏克堡研究的實驗日本人已經做過,並且還有許多新的研究,包括真菌、細菌、線蟲對滿洲以及西伯利亞地區穀物和蔬菜的影響。”“報告還沒有在德特裏克堡研究,但是在初步瀏覽後可以確信裏麵包含了很多有趣且有價值的信息。”據稱此份報道長達60頁,包括對炭疽、鼠疫、傷寒、甲乙型副傷寒、痢疾、霍亂、鼻疽等的感染或致死量、感染方式、炸彈實驗、噴灑實驗、穩定性等方麵的研究成果。該份報告現存於美國國家檔案館( 290/03/19/02)。1947年10月29日起,德特裏克堡的埃德溫·希爾博士開始了對於731部隊的主要成員的麵談共76次,內容包括植物、動物、人體實驗、各類病毒以及生物武器在戰爭中的運用。在12月12日提交《埃德溫·希爾報告》並在報告中極力為石井請願免罪。麵談實錄和材料全部收藏於美國國家檔案館。而日本慶應義塾經濟學會1991年發表的論文中,也十分明確地提到了桑德斯、湯姆森、費爾以及希爾四人前往日本調研的經曆,以及他們在麵談後留下石井四郎和其他731部隊主要成員把研究成果拱手讓人,是科學家的無私還是背後另有隱情?對於科學家來說,研究成果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樣,石井四郎怎麽忍心就這麽把自己培育多年的孩子拱手送給美國?這不禁讓人聯想,莫非美國和石井及其部下做了什麽交易?這個懷疑在不少一手二手文獻中得到了驗證。美國記者約翰·鮑威爾1980年發表的《日本細菌戰:美國掩蓋戰爭罪》一文中引用了1947年5月6日被派往東京的美國生物武器專家發給華盛頓的一封電報:“石井表示如果他本人以及他的上司和手下可以不以戰爭罪被起訴,那麽他願意詳細描述實驗內容。”同年7月1日,愛德華·韋特爾博士寫給美國國務·陸軍·海軍調整委員會(SWNCC)的備忘錄中也提到 “(石井及其同事)願意提供從人體實驗和動物實驗解剖獲得的8000張玻片…任何’戰爭罪’審判都將向所有國家完全披露此些數據,因此,為了維護美國國防和國家安全,應避免(審判)發生。” 韋特爾甚至直接表明“日本生物武器數據對美國的重要性遠遠比(石井及其同事)被起訴更有價值。”最有說服力的證據莫過於日本記者青木富貴子所著的《731石井四郎及細菌戰部隊揭秘》中提到的石井與美軍司令麥克阿瑟的秘密的口頭協議。青木富貴子寫道自己在美國國立檔案館裏看到了“鐮倉協議”,其中包括 “秘密調查報告僅限於希爾博士和駐日盟軍總司令部中的美國人以及石井四郎和約20名研究人員範圍之內” 和“日本研究人員將受到絕對保護,免於追究戰爭罪責” 在內的等九條協議。然而美國不止幫石井及其同事逃脫了戰爭罪的審判,不少史學家懷疑德特裏克堡雇傭了石井為美國研究生物武器。1995年3月18日紐約時報刊登的一篇名為《731部隊的罪行》的文章中寫道 “美國希望得到日本的生物武器數據以供其用於軍事。(這些數據) 不僅讓731部隊的負責人免於戰爭罪的審判,並且給他們發起了美國的工資。”英國衛報在2005年5月10日刊登的劍橋大學講師理查德·德雷頓的《空白的道德支票》中也寫道“曾在滿洲進行人體實驗的日本石井四郎後被美國雇為生物武器顧問。”如果說這些指控僅僅是史學家的猜測,那麽1947年7月22日由時任美國情報部門負責人的威洛比將軍秘密發送到華盛頓的電報就是實錘。威洛比在電報中寫道 “我必須要指出這是明智地使用MID機密資金的途徑 (也是此資金的主要用途) …… 倘若我們不能留住這些人,丟失臉麵或是無法滿足他們的要求,將破壞迄今為止已成功發展的關係。”於是在仔細考量了731部隊的實驗成果數據對“美國國防和國家安全” 的重要性後,SWNCC的赫伯特將軍在8月27日的備忘錄裏寫道對最終立場文件的一些更改建議, 包括以下內容:“目前的數據…看來不足以構成維持針對石井和其同事的戰爭罪行指控。” 該份備忘錄現存於美國國家檔案館(250/68/05/03)。最終1946-1948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中,由於某大國的操控、掩護,在中國犯下的嚴重細菌戰罪行的石井四郎以及所有731部隊參與者因“證據不足”無一被提起訴訟。德特裏克堡生物實驗室的官方名稱是美國陸軍傳染病研究所(United States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在傳染病的研究和防治領域有著極大的影響。然而近些年來,德特裏克堡卻因其他原因頻頻登上頭條。根據1989年美國雷斯頓埃博拉事件紀實作品《血疫》的描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德特裏克堡的存在。而這本書在2019年被美國國家地理頻道改編成為了影視作品。2001年的炭疽熱襲擊,德特裏克微生物學家布魯斯·埃文斯(Bruce E。 Ivins)取出炭疽孢子並用信寄出,導致5人死亡17人感染。而就在2008年,當聯邦調查局發現他的可疑之處並將逮捕埃文斯時,這位“備受尊敬”的科學家卻選擇自殺。2011年到2016年,周邊的居民請願關閉德特裏克堡,請願人寫道“德特裏克堡的武器滲入地下,嚴重影響了我們的生活。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影響了成千上萬人,讓我的家人,朋友和鄰居得了罕見的癌症。它已奪走了2500多個生命。”研究人員在德特裏克堡附近發現的泄漏的橙劑、炭疽、武器化肉毒杆菌中毒和放射性碳十四。有趣的是,上述這些大多數都曾在石井及其同事的731部隊研究過。上文提到的美國記者約翰·鮑威爾的《日本細菌戰:美國掩蓋戰爭罪》一文中對此也有詳細敘述:“顯然,在德特裏克堡的研究者從日本同行那裏學到了很多東西…… 有研究者稱 (得到的報告) 是’無價之寶’。美國後來研發的生物武器與日本已開發的武器極為相似,例如用羽毛感染孢子病毒就是石井的想法之一,後來,羽毛炸彈成為美國生物武器庫中的基本配置。”而在越南戰爭中投入實戰的橙劑,根據曾幫助美國農業部整理橙劑相關文獻的學者阿爾文·楊(Alvin L。 Young)所著的《橙劑的曆史、用途、特性及環境歸宿》一書記載,研發、測試所謂“戰術除草劑”(包括橙劑在內)的牽頭機構即德特裏克堡的化學武器研究實驗室。而這本書當中,也留下了很多關於德特裏克堡在“戰術除草劑”研究中的圖片和文獻資料。的確,從美國國家檔案館數據庫的記錄中可以看到,在1946年到1949年期間,近60份731部隊相關采訪和研究都是在德特裏克堡進行的。這些美國從“惡魔醫生”石井手裏獲取的研究成果,輾轉來到德特裏克堡並再次“大放異彩”。2019年7月到8月,德特裏克堡內部報告了兩次泄漏,在美國疾病控製與預防中心(CDC)在現場檢查和評估之後,停止了該實驗室的研究項目。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美國少數政客不斷地指控這個來源還沒有調查清楚的病毒是中國的實驗室中製造出來的。盡管他們言之鑿鑿、信誓旦旦,甚至指控的表述前後不一。但證據就像他們口中的象牙一樣虛無縹緲。相反,德特裏克堡給了我們太多未知和不確定。更令人擔憂的是,這個坐落於“空氣香甜”馬裏蘭州的基地,接手了對中國人民有著最大傷害的731部隊的“研究成果”,用來做什麽,我們不得而知。而其病毒曾經泄漏的“實戰經驗”,更讓人不寒而栗。因為這裏保存了比新冠病毒更讓人擔憂的,危險性更強的其他病毒。寫在最後:美國掩蓋石井等人的戰爭罪,德特裏克堡接手731部隊,在這個國家重要政客都可以毫無根據的隨意造謠的時代,即使真相為真又有多少人看得到呢?也許就如英國病毒學家阿拉斯泰爾·海博士在2004年《自然》雜誌裏寫道的一樣:“遺憾的是,很少有在這一領域研究的中國學者有權限瀏覽相關的檔案。”
yongbing1993 發表評論於
鄧力群談胡耀邦搞亂西藏新疆的
【胡耀邦是怎樣搞亂西藏新疆的?- 鄧力群 】
作者:鄧力群
胡耀邦闖了一個亂子!
1980年12月,胡耀邦、萬裏到西藏,闖了一個亂子。
當時他們了解到中央補貼給西藏的錢每年5、6億元,80%用於在西藏的漢族幹部,包括在西藏進行工業交通等各種事業建設的漢族職工。
這本來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廠、修路隻能用這個錢啊,從事工廠生產和修路建設的漢族工人工資也隻能用這個錢啊,但胡卻錯誤地作出結論:中央一年給的5、6億元錢,80%用在西藏的漢族幹部。
為了使中央的補助真正用於藏族人,要把80%的漢人從西藏撤出來。
另外,本來陰法唐(時任西藏第一書記)在那裏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許會有點"左"的東西。胡就抓住這點進行批判,同時,陰法唐在搞土改時從農奴中培養起來、提拔起來的藏族積極分子和幹部也一起挨批,使得這些積極分子抬不起頭來。
後來趙紫陽派伍精華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趙的影響,去了西藏後,專走上層路線,和廣大的藏族幹部都不沾邊,影響很不好。直至胡錦濤去了之後,原藏族積極分子受壓的狀況才得到糾正。
"紀要”與"電報” 當時在全國影響最大的是80%的漢族幹部要從西藏撤出。這個消息一傳到新疆、內蒙......跟著就發生了類似問題。特別是新疆,那時的書記是汪鋒。1980年時,搞防蘇備戰,汪對戰爭形勢估計得很嚴重,驚慌失措。在伊犁邊界,要很多漢族幹部往東撤,縣級以上幹部都要回內地。有些漢族幹部樂得回去,而少數民族幹部中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則乘機鼓噪要擠走漢族幹部,成為一種風潮,而江鋒同誌又隻是依靠少數幾個人,既得罪了漢族幹部,又得罪了少數民族幹部,在新疆鬧得不可開交。
到了1980年,新疆的區黨委擴大會議都開不下去了。 沒辦法了,胡耀邦就把他們找到北京開會,搞了個紀要。其傾向是壓漢族幹部、抬民族幹部。
這個紀要一傳達,雙方的矛盾更加激化,會也開不下去了,他們來電報向中央請示怎麽辦。不知趙和胡是否商量過,趙找到我說:新疆問題,搞得這麽僵,他們來了個報告,要中央給他們回電。於是,趙叫我起草了一個複電。
這裏比較公道地講了一下漢族幹部、解放軍所起的作用,還講到新疆黨組織成立以後漢族幹部所起的作用,強調民族幹部和漢族幹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團結。這個電報到了那裏,反應各異,民族幹部比較冷淡。這樣就形成所謂民族幹部要“紀要”,漢族幹部要“電報”。
問題解決不了,後來要我負責起草一個新疆問題的決定。當時用了比較多的時間來搞這個東西,但後來因文件太長,實際上沒用上。 到了這個時候,胡耀邦感覺到在民族問題上出了毛病,要收拾這個局麵,於是提出“兩個離不開”。
在醞釀過程中,我聽說(沒看到文字),原來的紀要上他講過在新疆問題上,黨中央隻要三個權:國防權、外交權、內政否決權。即除了國防、外交歸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區範圍裏的內政都由你們決定。決定了以後,中央隻有這一點權,即看到有哪些不妥當,可行使否決權,其他事情都由你們決定。
我就問胡,在民族地區怎麽能夠做出這樣的決定呢?除了三個權,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區自己管,這怎麽行呢?他和我說,這不是他說的,這話是萬裏說的。 這件事情後遺症太大了,很長時間都沒有安定。後來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們要提鐵木耳,新疆要提司馬義;中央采取了一個措施,即把司馬義調到民委當主任,當時烏魯木齊有一、兩千人(民族人員)上街擁護司馬義。
在這種情況下,王震出了個主意:汪鋒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調出,把王恩茂調回去,又調穀景生去當區黨委第二書記。從此之後,新疆的局勢才逐步穩定下來。
胡耀邦的兩個問題 在處理民族問題上,我看胡耀邦有兩個問題,一是對帝國主義要分裂中國這樣的大問題,他沒有警惕:對百多年的曆史,即英國、印度總是想把西藏搞過去,英國、美國、過去的沙俄及蘇聯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沒有這方麵的曆史知識,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並不重視,或者說完全忽視這種大問題。
在民族地區,反對民族分裂是頭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內政都與此有關。你對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卻天天在打我們的主意,多危險啊!另一個問題是,對民族地區的民族分裂主義危險沒有認識。
胡耀邦反對安全生產,80年代初提出所謂大礦大開,小礦小開,有水快流。在這種政策的影響下,本來屬於國家所有的礦山資源,成為各種社會勢力爭搶的對象,被少數人霸為己有,不顧後果的胡挖亂采。為了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礦主們挑肥棄瘦,大量本來可以采掘的珍貴資源被拋棄,原本可以開采數十年的資源,在群挖群采的無序狀態下,礦山壽命大大縮短,早早就夭折了。
而且在“有水快流”政策指引下,取消了地質條件摸底和安全措施投資,導致最近20多年來,中國每開采百萬噸煤的生命代價急遽上升五倍多。當胡耀邦提出有水快流政策時,原煤炭部部長韓英(曾任團中央第一書記?)曾經堅決反對這一決定,並找胡當麵提過意見,但一切都沒用。
1979年3月,胡耀邦允許西藏流亡政府方麵派出的代表團前往西藏。
1980年3月,胡耀邦召開“西藏自治區黨委擴大會議”,發表“六件大事”:
西藏要有自主權,西藏幹部要敢於保護自己民族的利益。
對西藏農牧民實行免稅、免征購。
變意識形態化的經濟政策為實用主義的經濟政策。
大幅度增加北京給西藏的財政撥款。
加強藏文化的地位。
漢人要把西藏的權力讓給藏人。
他的報告作為中央文件下發,遭到黨內左派的強烈批評,認為是民族工作的錯誤傾向。鄧小平決定收回胡耀邦的報告。當時西藏第一批漢族幹部撤離已經完成,第二批撤離停止,一切恢複原樣。胡耀邦繼續堅持民族問題要批左,1980年、1984年他主持兩次“西藏工作座談會”,都是批左。
1980年4月,胡耀邦在西藏進行實地調查,震驚於西藏的貧困,並承認之前的極左路線給藏民帶來了許多苦難,這些舉動令西藏人民對胡耀邦深切懷念。在1981年7月接見了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62],期間提出了“關於達賴喇嘛回國的五條方針”。
1980年5月29日胡耀邦和萬裏在西藏考察時,在西藏自治區幹部大會上提出了著名的“西藏六條”,其中一條是要讓藏族幹部自己管理西藏,藏族幹部占到西藏地區幹部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漢族幹部離開西藏是光榮的。並建議把80%的漢族幹部從西藏撤離。
這些建議引起新疆和內蒙古自治區的共鳴。同年7月10日至1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談會,胡耀邦提出了新疆六條,提出從新疆調回漢族幹部的決定。但最後由於新疆民族主義高漲以及王震的反對,決議沒有通過。
1981年,在胡耀邦的民族政策指示下,中國確定了蒙古語標準音,圖蘭語標準音和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拉丁圖蘭文及蒙古語音標。中央1984年5號文件關於對少數民族中的犯罪分子要堅持“少捕少殺”(即“兩少一寬”)。
198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通過,正式確立了以少數民族利益為中心的民族區域自治製度。此外,胡耀邦在任期間,還出台了《一九八〇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規定》、《關於對民族貿易和民族用品生產企業給予低息貸款的通知》,每年遞增10%民族自治區定額補助的《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幹”財政管理體製的暫行規定》等對少數民族有利的政策文件。在他的民族政策指導下,全國新增了很多自治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