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生掙紮，最終倒在這座安寧的城市

沿著鐵軌，遇見歐洲 （13）

終生掙紮，最終倒在這座安寧的城市

《遇見歐洲 （12）-日內瓦（上）17個美好的目標，一個都沒實現》

下午沿著日內瓦湖畔緩步而行，湖光山色映在波光粼粼的水麵上。



路過一塊低調的紀念銅牌，這是奧匈帝國皇後伊麗莎白（即茜茜公主）的遇刺之地，遠處還有茜茜公主的銅像和她曾經下榻的美岸酒店（Hotel Beau Rivage Geneva），裏麵保留著茜茜公主住過的套房和一些私人遺物，這次來不及去參觀了，借個網圖。



在茜茜公主傳奇的一生中，有幾個地方與她緊密相連：奧地利、匈牙利，以及她生命終結的瑞士日內瓦。1898年，茜茜公主在日內瓦被一名無政府主義者刺傷，因低估自己的受傷程度，沒有及時就醫，終因流血過多而不幸身亡。她一生都在宮廷束縛與個人自由之間掙紮，最終在這個象征中立與安寧的城市倒下，令人唏噓。

奧地利演員羅密·施奈德（Romy Schneider）飾演的經典電影《茜茜公主》曾讓無數觀眾沉浸在公主與王子一見鍾情的浪漫愛情故事中，但真正的曆史並沒有電影演繹的那般輕鬆溫馨。最近在Netflix上看了新拍的電視劇《茜茜皇後》（The Empress），目前隻播出了兩季。劇中扮演茜茜公主的是德國演員德雯·琳瑙（Devrim Lingnau），她沒有羅密·施奈德的扮相那般甜美純真，倒是反映出了茜茜公主的另一麵：叛逆任性、追求自由的不羈性格。

與電影最為不同的是電視劇第一季幾乎是一部宮鬥劇，圍繞年輕皇帝弗朗茨·約瑟夫的繼位、皇太後索菲對宮廷的掌控，以及弟弟馬克西米利安的野心展開，陰謀詭計、權力鬥爭不斷。第二季聚焦於茜茜成為皇後的後續命運。一方麵她要承受來自皇太後的巨大壓力；另一方麵，她也不得不在嚴密的宮廷體製與風雨飄搖的帝國危局中尋找自己的立足之地，在夾縫中掙紮、成長。讓人不禁感歎：皇室的浪漫與幸福，終究隻是童話中的美麗幻想。個人感覺電影和電視劇仿佛呈現了茜茜公主一生的兩個極端，前者著眼於輕鬆和美好，後者著眼於權力和代價。



（網圖，左為電影劇照，中為曆史上的茜茜公主，右為電視劇劇照）

除茜茜公主之外，還有眾多曆史名人在日內瓦留下過足跡，伏爾泰、巴爾紮克、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喬治• 桑、司湯達、大仲馬、拜倫、雪萊、李斯特等等。

寫洛桑的時候談到盧梭，而日內瓦正是盧梭的出生地，他自稱“自由的日內瓦公民”。盧梭青年時期因生活窘迫離開家鄉，輾轉於法國各地。成名後一度返回日內瓦定居，但在晚年因為《愛彌兒》、《社會契約論》等著作被日內瓦政府認為思想過於激進，被剝奪了“日內瓦公民權”，被迫再次流亡，最終客死他鄉。所以盧梭一直被歸入法國啟蒙思想家的行列。

日內瓦終究接受了盧梭，並以盧梭為驕傲。如今日內瓦有兩處與盧梭密切相關的紀念地。一處是位於日內瓦老城區的Grand Rue 40號盧梭故居（Maison de Rousseau et de la Littérature）。牆上有銘牌：“讓-雅克·盧梭。1712年6月28日出生在這所房子。”這所故居現已成為盧梭博物館，裏麵不大，帶上耳機，用25分鍾時間可以快速了解到這位影響深遠的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和自然主義者的人生軌跡與思想建樹。



另一處是盧梭島（Île Rousseau），位於日內瓦湖中心，始建於16世紀。島上綠樹成蔭，中央坐落著盧梭雕像：大作家赤足而坐，若有所思，右手執羽毛筆，左手按在翻開的書頁上，腳邊堆滿了象征思想成果的書籍。雕像底座刻有《社會契約論》名句："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雕像由同出生在日內瓦的法國雕塑家詹姆斯·普拉迪爾（James Pradier）創作，1835年建於島上，“盧梭島”因此而得名。島的左右有貝爾古橋和勃朗峰橋與陸地相連，可以順橋走過來。



盧梭一生倡導自然和平等，但現實中的他常常與人疏離，晚年孤獨。如今這座小島仿佛是他思想的縮影 -- 與城市保持微妙的距離，卻又不可分離。

盧梭島對岸，是日內瓦著名的大噴泉（Jet d’Eau），噴射高度可達140米，據說比自由女神像還要高近50米，可惜冬季的大噴泉4點半就關閉了，我們去晚了，看了個寂寞。



網上借張圖，看看大噴泉。



好在沒錯過湖邊的另一日內瓦地標 -大花鍾（L'Horloge Fleurie）。這個巨大的時鍾直徑達5米，由約6500株不同種類的鮮花和植物組成。鍾麵上阿拉伯數字用12株小柏樹點綴，秒針長2.5米。每年四季，園藝師們會根據季節更換植物造型。瑞士製表工業發端於日內瓦，而這座別具匠心的花鍾，把鍾表之美與花卉之美絕妙地結合在一起，成為“鍾表王國”的象征。



返回日內瓦火車站時途徑老城區。老城位於一片二十餘米高的坡地上，麵積不到一平方公裏，這裏盡管是彈丸之地，但曆史卻極為厚重。中世紀時，這裏曾是獨立的“日內瓦共和國”的核心區域；1536年，新教宗教改革家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在此宣講，使得日內瓦逐漸確立了其宗教改革中心的地位，也由此成為“新教的羅馬”；1815年，日內瓦正式加入瑞士聯邦，並在此後發展成為重要的國際城市。

老城保存完好，狹窄曲折的鵝卵石街巷、斑駁沉默的昔日城牆、莊嚴古樸的貴族宅邸與散落其間的寧靜廣場，共同還原了中世紀城市的風貌。



建於十二世紀的日內瓦聖皮埃爾大教堂（Cathédrale Saint-Pierre de Genève）坐落在老城區的高處，教堂正麵為簡樸的羅馬式柱廊，內部則是哥特風格。因新教領袖加爾文在此布道，教堂成為宗教改革的象征。與天主教堂的金碧輝煌不同，這裏裝飾簡潔，但依舊保留了彩繪玻璃和管風琴的傳統。



教堂後方，緊鄰古城牆遺址的，是矗立於日內瓦大學文學院的宗教改革牆（Mur des Réformateurs）。 這麵高7米、長逾100米的巨型花崗岩紀念牆落成於1909年，為紀念加爾文誕辰400周年而修建，其恢宏的氣勢隱喻著宗教改革對歐洲文明的震撼性影響。

在紀念牆的正中，刻著四位新教改革領袖的浮雕，加爾文和其他三位宗教改革的重要人物並肩而立，從左至右依次為威廉·法瑞爾（William Farel，1489-1565，將宗教改革思想引入日內瓦的先鋒），約翰·加爾文（Jean Calvin，1509-1564，日內瓦神權共和國的締造者），泰奧多爾·貝紮（Théodore de Bèze，1519-1605，加爾文主義的係統化闡釋者），以及約翰·諾克斯（John Knox，1514-1572，蘇格蘭宗教改革領袖）。



兩側另有六尊稍小一點的人物雕像，都是十六世紀在歐洲各地積極致力於宗教改革的著名人物。碑的上方，鐫刻著一行醒目的拉丁文大字："POST TENEBRAS LUX"（黑暗過去即是光明）。

起源於中世紀晚期的文藝複興運動，強調人的理性與個體價值，逐步削弱了教會對知識與精神世界的壟斷，也為宗教改革提供了思想土壤。毋庸置疑，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是宗教改革運動的開端人物，但加爾文被視為這場運動中最具深遠影響的人物，他的代表作《基督教要義》（Institutio Christianae Religionis）不僅是新教神學的奠基之作，也被列入改變世界的經典著作之一，對基督徒的信仰實踐和教會組織製度產生了持續影響，同時滲透至歐洲政治、教育、經濟等更廣泛的社會領域。

加爾文認為社會秩序應受神聖律法規範，因而在日內瓦建立了一種兼具宗教與公民自治的治理模式。這種模式後來被新教徒帶入歐洲其他各地乃至北美殖民地，對民主製度、契約政治和自由精神的興起產生深刻影響，為現代西方文明奠定了基石。

曾任荷蘭首相的政治家亞伯拉罕·凱波爾（ Abraham Kuyper） 在《加爾文主義講座》中寫道：“加爾文主義解放了瑞士、荷蘭、英國，也為清教徒先父們開發和繁榮美國提供了動力。” 美國曆史學家喬治·班克羅夫特（George Bancroft）更直言："不提及加爾文，就無法真實書寫美國曆史。" 所以有不少人認為：“加爾文才是真正的美國之父。”或者說：“若沒有加爾文，也許就沒有今天的美國。”

補充一句，日內瓦大學是加爾文於1559年創立的，當初是一所神學院，現在在瑞士高校中的規模僅次於蘇黎世大學。

日內瓦不大，也不熱鬧。它沒有魅力紐約摩天樓宇的淩厲鋒芒，沒有繁華羅馬昔日歲月的永恒榮光，沒有浪漫巴黎與生俱來的優雅風華，也沒有衛城雅典沉澱千年的厚重滄桑，但它在世界格局中卻舉足輕重。從宗教改革的疾風雷霆，到啟蒙運動的微光星火；從紅十字的人道初心，到聯合國的和平理想，日內瓦始終以它特有的從容與堅韌，在紛亂喧騰的世界中，以溫潤的節奏默默推動人類向著更高的願景前行。

在廣場邊的舊書攤前，龍兒走不動道了，翻翻看看，用10瑞士法郎帶走了兩本法語小說：薩特的《禁閉》和加繆的《鼠疫》，心滿意足地踏上歸程。



（相關資料來自網絡，謝謝閱讀）

《遇見歐洲 （10）- 洛桑 （上）關鍵時刻，好心的女士拯救了我們》

《遇見歐洲 （11）- 洛桑 （下）物是人非，美好的世界漸行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