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隨筆（119）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在人教社三次親聆張誌公先生講語文教學改革
1986年9月22日到10月23日，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簡稱“人教社“）邀請我參加實驗教材《作文·漢語》（責任編輯王連雲）第一冊的修訂工作，同時還邀請了北京著名語文教師張必琨和江蘇著名特級教師朱泳燚。該社副總編劉國正先生說，這是人教社建國以來第一次請三位中學老師參加教材修訂工作。我們三人當時都住在人教社招待所。
（左起朱泳燚、張必錕、王連雲、李培永）
1986年10月8日晚上，上海《語文學習》編輯部的範守綱老師突然飛到北京人教社招待所來了。他與張必琨和朱泳燚也是老朋友，我們四個老朋友歡聚一堂。
範老師來北京的任務是采訪葉聖陶先生和張誌公先生。張誌公先生就在人教社上班，第二天，範老師帶我一起去張誌公先生辦公室時，誌公先生非常熱情，見麵握手後就拿煙，一邊點煙一邊說：“醫生、親人都勸我戒煙，還有朋友告訴我，說吃糖可以戒煙。沒有想到，煙沒有戒掉，吃糖又有癮了。這不，原來隻要煙、酒、茶，現在還要加上糖果。"語言學大師就是這樣平易近人，親切自然。
範老師真是一個采訪高手，他在與誌公先生的聊天中，不知不覺把他要問的問題都談到了。我們在聊天時，誌公先生還講了一件趣事。他說，有一年，他陪呂叔湘先生參加北京市中學語文教學研討會時，叔湘先生拿著會議議程單，指著一位發言人的名字問：“誌公啊，這位老師的名字怎麽讀呀？”誌公先生一看，忙說：“不認識。”呂叔相先生是我國語言學界的泰鬥，張誌公先生也是大語言學家，兩位大師在大庭廣眾之中，都非常坦然地說自己不認識那個字，並當場請教主持會議的老師。這種大家風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精神，感動了在場的所有老師。
1986年10月15日，是我人生永遠難忘的一天。
範老師曾多次采訪過葉老，而且常有書信往來。我曾經在範老師家，手捧葉老的墨寶，仔細閱讀，強記要點。記下了1983年1月25日葉老給範守綱的回信要點：
·作文就是說話，作文是用筆說話；
·說話的內容和要求；
·作文命題很重要；
·作文評改方法要改革；
·“講深講透”與“精批細改”一樣，學生吃虧。
葉老在信中所講的，都是當時語文教學中的一些主要問題，先生再次明確闡述他的教育理念。自從1982年，我執教人教社語文分編型實驗教材以來，《葉聖陶語文教育論集》是我每天必讀的著作。葉老的教育理念是：“教師教任何功課（不限於語文）‘講’都是為了達到用不著‘講’，換個說法，‘教’都是為了達到用不著‘教’。怎麽叫用不著‘講’用不著‘教’？學生入了門，上了路了，他們能在繁複的事物之間自己探索，獨立實踐，解決問題了，豈不是就用不著給‘講’給‘教’了？這是多麽好的境界啊！”學習葉老的教育思想，結合語文教材改革實驗，改革教學法，著力培養學生“自能讀書”“自能作文”能力。
1986年金秋十月，我與範老師的老朋友朱泳燚都在北京參加人教社初中《作文·漢語》的修訂工作，朱老師早年寫《葉聖陶的語言修改藝術》專著時，與葉老一家非常熟悉。於是，範老師約朱老師和我一起去拜見葉老。他們兩位是葉老家的常客，我是第一次走進葉老當年住的四合院。當朱老師按響門鈴後，隻見開門的是葉至善先生，他是葉聖陶老先生的兒子，那年也有七十多歲了，長相酷似葉老，滿頭白發，連眉毛都全白了。
至善先生一看範守綱和朱泳燚，就說：“很不巧，葉老住院了。”範老師連忙說：“沒事，沒事。我們就是來看望他老人家的，您去醫院時，代我們問候老人家，我們就不去醫院打擾了。”
範老師介紹我認識至善先生，先生一邊說：“年輕真好！”一邊請我們進了客廳。我從走進葉老住了一輩子的四合院，到客廳坐下，仿佛在夢中。
我們在客廳聊有關語文教學的一些事，談話非常自然。談到語文教材選文和修訂時，討論也非常熱烈。
一下午時間很快就過去了。臨別時，至善先生一定要送我們出門，走到院子中，我們四人照了一張合影才依依惜別。
(1986年10月15日，左起朱泳燚、葉至善、範守綱、李培永)
晚上，我們一行三人再去拜訪張誌公先生，誌公先生侃侃而談兩個多小時，集中圍繞當時《語文學習》讀者的三個“興奮點”，縱橫捭闔，闡述他的語文教育思想：
語文教育的封閉性問題；
語文教育的辯證思維；
語文教師要學一點專業理論。
回到人教社的招待所，我們三人感觸頗深，都覺得今天收獲太大了，但又覺得誌公先生意猶未盡。範老師說：“不要緊，我出門時，已經跟誌公先生說好了，明天早上去先生的辦公室，請先生繼續講，我帶錄音機去錄下來。”
第二天早上七點半，我們準時到了誌公先生的辦公室。先生又足足講了兩個半小時。一起去聆聽先生講話的，還有人教社中語室主任張厚感編審、特約編審顧振彪、《作文·漢語》責任編輯王連雲等。
【附錄】張誌公先生講話的錄音（錄音未經張誌公先生審閱）：
語文教學改革需要著重探討的幾個問題：
最近，黨中央國務院連續公布了幾項重大決定，《教育體製改革的決定》、《九年義務教育法》、成立教材審定委員會等等。“七五“計劃要完成的任務已經非常明確了，我們教育的目標就是要培養跨世紀的人才。
香港今年中考出了一道作文題：《龜兔第二次賽跑》。時間就是金錢沒有什麽稀奇，效率就是生命的現代化氣息更濃厚一些！我們得加快速度，美國兔子、日本兔子、小小香港的兔子都不睡覺，我們得有緊迫感，但是又不能性急。在研究一些具體問題時，在一定的時候要研究一些帶根本性的問題。這些根本性的問題怎麽解決？恐怕要進行一些探討，我們的改革才有科學性、理論性、迫切性。
有些同誌說，我教了三十多年書了，左也不行，右也不行。意見很多，但開藥方的不多。我覺得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也是一個必要的過程。從興辦科舉以來，都是從西方引進的，從學製到教材，大部分是引進的，引進太晚了。如果在彼得大帝和明治皇室那個年代引進，我們現在的情況可能會好一些。人類從原始社會至今，既互相競爭，又互相學習，才推進了人類的發展。引進不錯，很重要，引進太晚了。可是有幾項不能引進，頭一門是語文，隻有靠我們自己。可是引進西學到現在，時間不過七八十年，時間還很短，長期以來沒有給必須的條件和研究問題的時間。現在有條件了，我以為有三個根本問題要進行研究。
- 用什麽樣的思想方法指導我們進行探討
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有幾條：一個是存在決定意識；再一條就是事物都是對立統一的，矛盾是永恒的，統一是相對的；還有一條，事物是發展變化的，不要用靜止的眼光看問題；最後一條就是具體矛盾具體分析、具體研究、具體處理、具體解決。
我們是不是按辯證唯物主義辦事呢?常常是對立而不統一，這個磨轉轉回回推了好多年，是不是現在很有一點忽視理論指導了？有一點像胡適的“少談點主義，多談點問題”。我們的主義聽夠了，如果算賬的話，主義算在“四人幫”頭上。現在我們最需要的是強有力的武器，這就是辯證唯物主義。現在按這個來觀察、分析、解決問題的不多。
我們的古人很有點辯證法。孔老夫子就說過“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辭達而已”、“言而無文，行而不遠”、“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以後又變為“文以載道”、“文以明道”，文是為道服務的。
先生與學生之間，孔夫子並不提倡“我怎麽說，你怎麽聽”。有一次他與子貢談詩，“稚也，子可與吾言詩也”，他喜歡這樣的學生。他又說，“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不如今也”。我到新疆講學時，寫了“後生可愛，來者必勝於今”。“師不必賢於弟子”，老師樣樣比學生強，那可不見得，無非是先學後學罷了。韓愈、朱熹都有這樣的思想。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老北大用這十個字作校訓。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文天祥）
再往外說，早期的資產階級，盧梭“自由、平等、博愛”（涉及宗教政策的，不一定要用！）
凱洛夫的“量力性原則”，讚可夫的“高難度原則”。我感到又是一個對立統一原則。
這裏都有一個“度”的問題，在一定“度”的範圍內，有個對立統一問題。
多與少，有個度，太少了也有難度，千字文，少，但難!多，不見得難，也有個度，過多了，就難。都有一個度。興趣也是如此，有些東西，一違反辯證法就不行。
有些大事之所以朝令夕改，恐怕就是因為辯證法太少了一點。
改革首先要從思想方法上下大功夫，拿這個武器去解決具體問題。
- 封閉型問題
我們長期以來是自然經濟、小農經濟，政策是重農、輕工、抑商。重農不動腦子；一搞工，人就要動腦子；重商，人就要到處跑，這就不利於封建統治。我參觀博物館，有一個感受，藝術發展很明顯，而農具基本上無變化。封閉型就產生於這樣一個社會基礎。
其特點是什麽呢？姑且說一說，教育觀就是培養官僚。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這就有問題了，把學生看成毫無獨立性的笨蛋，這是錯誤的，落後的！
教學內容，讀名篇經典，目的是為聖賢立言，將來不許有別的說法。讀名著以便於模仿，以至於抄襲。
教學方法呢？一是灌注，第二就是強製與懲罰，所以“師道尊嚴”要批評。還有利誘，“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食色，性也”兩者最重要的，書中都有。總之，一灌注之，二強製懲罰之，三利誘之，鼓勵死記硬背，模仿抄襲。“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死記硬背的方法容易，獨立思考很難！
孤立，作文就是作文，與別的沒有關係，以至發展為最沒落的八股文。
同義反複，總的結果是凝固的，非發展的，不往前走了！
這個勢力大，一直影響到今天的語文教學。其反映是各種不同樣式的考試，考試以後當官，總之為謀私利的目的。內容還是古今名著，積極因素是傳道，傳沒傳還不一定。更重要的是考試的安全係數高。應付考試的需要，老師為考試而教，學生為考試而學，這倒是合作得很好的。不考的就不教，從來就不考“說”。雖然也有對策，對策仍舊是做文章，完全忽視口頭語言的學習和訓練。口頭語言要求準確、敏捷、得體。敏捷的思維能力，準確的表達能力，還有適應客觀環境得體地表達，這種語言能力不鍛煉，怎麽行？
作文訓練，最早的題目：上海的早晨，黃浦江的早晨，記一個我最敬佩的老師。作文到底怎麽辦，轉來轉去，轉不出來。總的來說，目的在於考試，不是為了應用，曆來如此，不會應用。始終沒有拿“學以致用”來作為目的。口頭要說什麽，筆下要寫什麽，目的不明確。
知識與能力的關係是怎樣的呢？我知道磷與粗糙麵摩擦就著火，但是，擦火柴的能力，與有無這個知識毫無關係。所謂安全火柴，不是指安全不起火，而是指無毒。
另一種知識可就不同了。外國白酒是說的蒸發度，中國白酒是指含酒精的度。兩者不一樣，如不具備這種知識就不行。這種知識和能力，或者在前，或者在後，也不一樣。有的知識是即可化為能力的，有的知識要多少天、多少年才能化為能力。
李政道楊振寧的宇稱不守恒定理，就不能立刻轉化為能力。
總之，知識與能力之間的關係，沒有公式可用，隻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才行。凱洛夫的“鞏固性”原則，後來發展到當堂可鞏固。有的學科、有的課堂教學內容可以做到當堂鞏固，有的上二十堂課也不能解決問題。
- 必須重視教育理論的研究
教育理論包括內容非常廣，有點還非常薄弱，甚至是空白點。比如教學論、心理學、心理發展，社會學問題，語言學，特別是到了信息社會，信息革命時代，沒有理論語言學的建立是不行的。教育心理學，心理語言學等，如果對此的多樣性，互相滲透性不了解，有的還是空白點。沒有這些東西，教育不能有突破性的改革。為此，特別是第一條，必須提倡真正的科學的科學研究。要調查客觀實際，分析、運用，研究問題，幺幺數據，單純憑經驗不行，沒有數量就沒有質量。抽樣的“樣”很重要。不作分析的抽樣沒有用。必須有數據，數據也不能忽視經驗，但片麵考經驗辦事不行，也得搞辯證法。
總之，三項工作非得下功夫不可，再與其它具體問題結合起來，那麽就可以探索一條改革的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