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八一電影製片廠有一部老電影，名叫《抓壯丁》。片中的盧隊長看上了芋仔娃的婆娘，誇讚道，“我說，這個婆娘倒還有點情意”。情意的意本應讀四聲 (yì)，盧隊長酒酣耳熱，說話有點忘情，帶出了官場上的京腔，把意讀成一聲(yī)。

與他狼狽為奸的王保長沒品味出盧隊長的情意，以為他說的是戲裏的青衣，“啥子青衣？”盧隊長甚為掃興說，“青衣？還他媽花旦兒吆。我說的是情意。”王保長鬧了個沒趣兒，半自嘲半恭維道，“盧隊長，您老人家到了個成都省去受了訓回來，說起話來丁令杠榔，打京腔就象洋人打哈哈，我都聽球不懂了。”

盧隊長打京腔隻是酒後打著飽嗝剔牙時的餘興，與他相比，我可算是打了一輩子京腔。按海德格爾的說法，我打京腔具有本體論意義。盧隊長打京腔好歹還有喜劇效果，我打京腔的效果多是苦澀與尷尬。

我是在軍營裏長大的。從我記事起，每隔幾年就要換一個地方，每到一地，都是一個與當地社區相對隔離的小圏子。人們來自五湖四海，說著各種不同的方言。但是，有一個東西，在各種方言之間，為這個小社區保持著一種微妙的平衡，這個東西類似於數學分式裏的公分母，即大家必須能互相聽懂。

我很小就明白，為什麽，在軍事用語裏，一二要念幺兩，七要念拐，九十要念勾洞。如果不是這樣，由著老廣的性子，一二肯定是分不清了，由著父母的性子，七十也難分清。父母被迫把“歹飯”改成“吃飯”，把“哈水”改成“喝水”，那種別扭到如今我還記憶猶新。中國農村有“吃百家飯長大”一說，軍營裏的孩子，可以說，是說百家話長大的。

百家話便宜了大人卻沒便宜他們的孩子。這些孩子是要上學的，是要接觸當地社會的。當地人很容易聽出百家話與當地話之間的區別，於是，他們就象王保長一樣，說我們是打京腔。我們實在是冤枉，那叫什麽京腔? 如果非要說那是京腔，充其量也是地方京腔。

京城若是來人，他們篤定分不清我們與當地孩子的區別，決不會把我們當作自己人。當地群眾也分不清我們與京城來人的區別，自然也不肯輕易把我們當作自己人。京城來人是否把我們當自己人，不重要，當地群眾是否把我們當自己人，這很重要。

由於口音與當地人有明顯的區別，與當地群眾打成一片，這件事就有了一定的難度，1960年代初的饑荒讓我們雪上加霜。女孩遭人欺負，男孩與人打架，這類亊情經常發生。追根溯源，抽象的原因多半是沒有融入主流文化，具體的原因則經常追到打京腔上去。母親的教育方式是棍棒教育，隻要我在外麵打架，回到家，不由分說，先是一頓燒火棍。我如同巴甫洛夫實驗室裏一隻智商稍高的狗，莫名其妙地在燒火棍與打京腔之間建立了聯係。

進中學前，父親又換一個軍營，磨合得剛有點起色的百家話再一次成為地方京腔。進了中學，親自打架的本領跟不上形勢了，但旁觀打架的興趣依然濃厚。當地人尚武之風很盛，那時能打架的多為拜師學武之人，他們一般不在校園動手。學校附近有座小山，林蔭濃密，環境幽雅，是練武的好去處。功練黎明前，架約黃昏後，高手打架多發生在山上的林蔭深處。“不服，咱上山練練”是下戰書的標準用語，“上山”則是到外麵打架的隱語。

能打的人開打時拉的架子很特別，很象是意大利人翻臉時的手式翻轉向下。若幹年後得知，那是螳螂拳的招牌動作，當地是螳螂拳的老窩。學校裏的亞文化是，隻要一有人打架，男生都興奮得象過年，自發組織起來架場子，誰也不許勸架，誰勸架揍誰。能打的人自然地具有了明星的地位，不少人都以認識某個能打的為自豪，甚至拉他作虎皮。

我的班上有個能打的，遠近聞名，他有點象地下黨的頭頭，頗有點神秘感和吸引力。我有心向組織上靠攏，結果被告知，先學會捋直了舌頭說話。在當地的方言裏，“上山”念作“相散”，卷慣了舌頭說上山，突然被要求捋直，一時還真不容易做到。其實，那是不信任的托詞，其潛台詞是，打京腔的人既不夠狠，也不可靠。我若卷著舌頭對人說，“咱上山練練”，不但嚇不著誰，還可能把對方逗樂。他連眼皮都不必抬，就你? 先把舌頭捋直了再說。

進了大學，大環境迫使我徹底打京腔，就是打那種與中央保持一致的京腔，我稱之為，中央京腔，形勢變得更加不容樂觀。 在北美，種族歧視一直是嚴重的社會問題，經過半個多世紀艱苦卓絕的抗爭，非白人種終於從戰略相持轉入戰略反攻。如今，為了避免種族歧視的嫌疑，在同等條件下，許多雇主寧取非白人種，此即所謂逆向種族歧視。在大學裏，我經曆了前所未有的逆向語言歧視。

這次不是因為與地方不一致，而是因為與中央不一致。班裏有不少人打的是科班的京腔，相比之下，我的京腔屬於草台班子。因口音與咬字不準，我還一度成為班上女生的笑料。畢業時，一位老師表揚我，幹得不錯，該得到的你都得到了。我心中苦澀，暗暗反駁，什麽叫該得到的? 我最該得到一個女朋友，卻沒有得到，都是打京腔鬧的。

工作後，定居南方城市，身邊沒有人京腔打得比我好。沒有人笑話我了，卻經常有人欺負我。1980年代，在華中一帶，香蕉算是奢侈品，平日裏，隻有送禮或探望病人才會買，講價是免不了的。一次，買香蕉，我指出，香蕉已經有黑點了，可否再便宜點。對方從我的京腔裏判斷出，我離香蕉的老家比他還遠，於是，甩開膀子忽悠我，“我裏個鍋鍋哎，這叫芝麻蕉，是這個品種。”

太太忍無可忍，把我扒到一邊，操地道的當地話問，“麽樣? 欺負他是外地人?” “大姐，話不能拉麽唆。” 太太朝圍觀的人掃了一眼，提高嗓門，“你唆，芝麻蕉是麽亊蕉?” 對方頓成霜打的茄子，價錢很快就砍了下來，而且幅度還不小。從那以後，在農貿市場等地，我便經常被扒到一邊。一度，我曾下決心學說當地話，大舅子小姨子聽後齊皺眉頭，“你拉個楚語，......，算了。”於是，我就算了。久之，到了農貿市場等地，我幹脆裝啞巴。

小時候，在大家裏，我的工作語言是地方京腔。結婚後，在小家裏，我的工作語言是中央京腔。二者雖然名義上都是京腔，但屬於有本質區別的腔調，用錯了地方那就是政治不正確。

有道是，狗不嫌家貧，子不嫌母醜，反之亦然，母親從未嫌棄我家鄉話說得不地道。不過，我若在她麵前公然打中央京腔，她還是會問，你不會說話了?盡管我說的是正宗的國語。 又有道是，其實是我道的，貓會嫌家貧，妻會嫌夫醜。太太無法容忍我在她麵前說家鄉話，即便懂也會裝不懂，盡管她從未嫌棄我中央京腔打得不地道。

這兩個人，一個是婆，一個是媳，據說是冤家對頭，但哪一個我都得罪不起。隻要二人聚到一處， 我就免不了要在她們之間進行語言切換。體操界有個術語叫肌肉記憶，大意是，動作熟練到化為肌肉的本能反射。離家久了，有些詞匯與發音成為肌肉記憶，尤其是家鄉方言中少見的詞匯。所謂鄉音難改，其實隻是相對而言，尤其是在要求同聲傳譯的情況下。

與母親說話久了，在太太麵前常會漏出家鄉話，次數多了就會招徠白眼，你把我當成誰了? 在老母親麵前，為避打京腔的嫌疑，我不得不經常停頓以找準發音，老母親幾次關切地問，你什麽時候學結巴了? 邊緣人的感覺我幾十年前就深有體會。

後來，因生計所迫走了西口。來到口外，可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不僅要打京腔，而且還要打洋腔。在海外華人圏子裏，經常可以聽到類似於下麵一段的對話:

A: 老王，早。
W: 早。
A: 出去？
W: 去shopping(採購).
A: 哪兒shopping？
W: Downtown(城裏). Bye.
A: Bye.

這是典型的洋涇浜漢語，在國內這麽說，有打洋腔的嫌疑，在海外，肯定不是。這裏存在一個交際的效率問題。常用的洋涇浜漢語多為在兩種語言裏都是意思明確而又簡潔的詞匯組合，如，park車，pay賬單，上highway，坐bus，打U turn，等等。還有不少組合是因為漢語裏沒有對應的詞，如，逛mall，住motel，走trail，去camping，等等。二者組合，形成的新詞或短語言簡而意賅，比之用單一語言去表達效率要高。

讓我們以“park車”為例，具體分析一下高效率是如何獲得的。用純英語表達，park the car，三個單詞，而且有局限性，如果你開的是van或者truck呢? 用純漢語表達，停車，意思模糊，與stop the car劃不清界限。泊車，意思接近，可那個三點水在漢語裏分明是用於與水有關的東西，具體說來，主要是船。用於旱地上的車，聽著別扭，看上去更別扭。係車，讓人聯想起韁繩；栓車讓人聯想起大車店，甚至騾子。park車，簡潔明了，既表明是係泊動作，又涵蓋各種車輛。美中不足的是，按英語讀音規則，park與che連讀，詞尾的k失去爆破，“park車”聽上去就是“趴車”。

當然，例外總是有的。話劇《茶館》裏的沈處長好打洋腔，用小劉麻子的話來說，人家沈處長不說好(hǎo)，而是說，好(hāo)。在這一問題上，海外華人可謂不讓前賢。

英語裏每個單詞都有重音。一般說來，雙音節詞的重音多在第一個音節上，如，sUgar，mAtter，當然，也有法裔喜劇藝人故意把重音移到第二個音節上，目的是製造法語口音的笑料。三音節或以上的單詞，根據不同的具體規則，重音多在倒數第二或第三個音節上，如，fantAstic，demOcracy。當然，例外也大量存在。

漢語裏也有重音，但起的作用不同。如，一位花兒歌手報歌名時說，“我要唱的這首歌叫‘下四川’”。歌手無意中給“四”字加上重音，聽完，我的第一感覺是，下四川? 難道還有三川，五川不成?

色目國的首都名叫Ottawa，有三個音節，重音在第一個音節上。有個漢人把Ottawa的英語重音套用到漢語的渥太華上，聽上去非常有沈處長的效果。這一叫法的原創者被人摹仿過幾次後，再也不好意思說了，後來，帶重音的渥太華甚至成了他的忌諱，誰提跟誰急。

不過，這屬於邊角笑料，不代表主流。早期海外漢語的主流，或曰海外京腔，是粵語，對多數非廣東籍的新移民來說，粵語比英語還外語。近十幾年來，隨著講國語的台灣與大陸移民逐漸增多，海外京腔在逐漸傾斜。不過，二者畢竟是同一種語言，同還是大於異，有時還會讓人產生豐富的聯想。

多倫多有一個區叫Scarborough，人口六十多萬，是華人聚居的一個區，據說有二十萬之眾。早期的華人多講粵語，他們給自己的區取了一個漢語名，寫出來是，士嘉堡，聽起來，既象“希尬寶”，又象“希尬卜”，還象“希尬普”。在電視上聽過大量“搞搞搞”及“希尬X”後，我突發奇想，“堡”字的三個讀音，bǎo，bǔ ，pù 在粵語裏達到了統一。

在上古漢語裏，“堡”字極有可能就是一種三音不分的混沌狀態，這種混沌狀態被南遷的中原人帶到嶺南，留在原地的“堡”字則被南下的遊牧民族給鑿開，分化為三個不同的讀音，類似於莊子《應帝王》裏那個被倏忽二帝鑿開七竅而死的混沌帝。我姑且大膽假設，無法求證。

據說，士嘉堡區得名於英國北約克郡的Scarborough。那裏出了一首很有名的民歌叫Scarborough Fair①，歌詞有眾多版本，大意不外乎托人捎信給舊日情人，讓她做一些不可能的亊情，如縫一件無縫的衣服，在無水的井裏涮洗，等等，就連給舊日情人捎信這件事本身都是不可能的，因為她已經死了。

歌曲主旨應該是懷念逝去的舊愛或往日的紅火，日落西山的大英帝國有不少這類東西。這首英國民歌的意境接近陝北民歌裏的三十裏堡，考慮到它以S開頭，而那個Fair是聽者要去趕的大集，無關主旨，所以，不如幹脆叫它四十裏堡，這樣，從音到意就都照顧到了。開唱之前，先叫一聲五哥，就更地道了。比如，五哥，你這是去放羊? 對曰，不是。然後開唱，你是去四十裏堡趕大集?......。看誰還敢說這是洋涇浜，打洋腔，打京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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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carborough Fair 常見的四段歌詞及我的四十裏堡版翻譯。

② Parsley	③ Sage	④ Rosemary	⑤ Thyme
歐芹	洋蘇葉，洋蘇菜	迷迭，迷迭香	百裏香草，麝香草
藥用植物，在中世紀，象征去除痛苦。	藥用植物，在凱爾特傳統中，象征永恒。	藥用植物，在中世紀，象征愛情和忠誠。	藥用植物，在古希臘，象征愛情和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