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窘困的作家
公元兩千零一年，也就是新世紀的第一年，經過一番籌劃，我居然拿到了前往美國的通行證，去美國周遊了一遭。
我是賣文為生的人，去美國之前，我的狀況不太好，雖然有長篇小說出版，在北京這樣的大都市裏，我是個默默無聞的小人物。說實在話，在一個世紀結束的今天，“作家”不再是響亮的稱謂，賣文為生真正變成了窮酸職業。世界早已變成了Money的世界，作家算什麽呢？稱得上“大腕”的作家在全國不超過十位，而他們的收入趕不上在某個地區出名的小歌星。以我為例，我身邊不識幾個大字的小老板比我闊綽得多，即是街頭小販，日子也不比我差。再以我為例，我太太幾年前跟人跑了，如果作家仍是令人仰慕名利雙收的職業，她能跟人跑嗎？同時我處在寫不出東西的困頓期，坐在電腦前一片茫然，寫不上幾個字就到網上看新聞玩遊戲了。在毛時代，作家總是卷到政治漩渦裏，升天也好，入地也好，為世人矚目。今天有多少人關注你呢？一部長篇小說印二十萬冊，我隻收到兩封讀者來信：一封信是退休語文教師寫的，他閑來無事，列出書中的53個錯別字（書中錯別字何止530個）；另一封信是15歲小姑娘寫的，寄來一篇小說請我幫她發表。也許當今是產生大師的時代，真正的大師要的不是社會的關照，而是無盡的苦難。凡高在有生之年，沒有賣掉哪怕一張畫！但是中國的文人不行，他們沒有真本事而又患得患失，正如偉人毛澤東所說，他們是一堆不知所之的無用的毛。在封閉年代，沒有創作自由，他們無能為力；在開放年代，有了創作自由，他們仍是無所作為。
我的一個好哥們，外號叫鬼九的，中學同學，知道我要去美國，就約一幫朋友給我送行。那天鬼九來了，我正坐在電腦前寫東西鬼九說：
“龍，中國人得諾貝爾獎的書，你看了嗎？嗨，是文學獎，第一次啊！”
一個流亡海外的作家得了諾貝爾獎，這同冷戰時代的蘇俄完全一樣。那時候西方把蘇俄稱作“鐵幕”，把中國稱作“竹幕”。如今鐵幕熔化了，竹幕打開了，諾貝爾獎仍然放在政治和信仰的祭壇上，沒有文學也沒有公平，瑞典皇家學院的院士們仍在尋找中國的索爾任尼琴，如今終於找到了。
是啊，人類進入信息時代，中國也進入信息時代了。多不容易，中國總算在世紀末和人類同步了。鬼九和我出生那年是“大躍進”和“大饑荒”，上小學那年是“文化大革命”，中學畢業那年是“上山下鄉”，考大學那年是審判“四人幫”。“大饑荒”令人恐怖，“上山下鄉”叫人惡心。我們這一茬人就是這麽過來的，所以一個個營養不良彎腰佝背灰頭土臉智商低下心胸狹窄目光短淺，同齡女生就在花季雨季也沒有一個白淨淨水靈靈的。還有“文化大革命”，一段神奇的時代，一個光怪陸離的人間幻境，一群無比張揚又無比壓抑的愚人。那一年美國人阿姆斯特朗上了月球，日本鋼鐵產量超過一億噸，中國人在窩裏鬥。這情形和150年前大清的鹹豐朝很像。150年前西方進入蒸汽機時代，中國卻在鬧“長毛”。洪秀全指使韋昌輝殺楊秀清，殺進東王府殺得屍堆如山血流成河。60年代的“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劉少奇自然不得好死，陪死陪傷陪遭罪者無其數。這個千瘡百孔的土地萬劫不複的民族終於在世紀末有了改變，如今中國人趕上來，中國也到了手提電話機和因特網的時代，摩托羅拉愛立信諾基亞鬆下索尼熊貓康佳海爾每年增加數千萬台，一個新的時代，這是由跨國資本、股票指數、溫室效應、遺傳工程、卡拉ＯＫ、好萊塢大片、樓房按揭、倉儲式購物、牙醫保險、個人財物、高速公路、因特網和手機的時代，這個時代終於讓黑頭發黃皮膚的中央之國的臣民鬆了一口氣。
說是要去美國，可是我一點兒不高興。這兩年倒楣事不斷。第一是小說的出版發行。我在寫《信息時代》之前從未寫過長篇小說，書稿送到華光出版社，我心裏沒底。責任編輯是個叫鄔娜的女孩兒——我認識她的時候，她剛從北大畢業，這會兒也過了30歲——她對我的東西總是很欣賞，可是她說話不算數，說了算的是喬老爺，一臉胡茬兒的總編輯（鄔娜的說法，一隻“沒褪淨毛的豬蹄子”）。喬老爺對我說，現在小說市場不景氣，這部書隻能試著來，第一次印五千冊。印五千冊出版社不賺錢還要賠錢，所以沒有稿費。他把沒褪淨毛的下巴扭向我說，出版社賺了錢，還能虧待作家麽？說著拿出一個合同，第一版不付稿費，第二版付稿費每千字50元。我猶豫再三簽了字。我對小說的發行沒什麽把握，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有三家出版社退稿，J．K．羅琳寫“哈利·波特”，絕不會想到這部書發行一億五千萬冊。當時北京好幾家出版社開始實行版稅，我不是名家不能簽版稅合同，要不是鄔娜，這份不平等合同我也得不到。小說第一版印一萬冊（超過約定），沒想到兩周內售罄。於是再印兩萬，又售馨。再印三萬，再印五萬……兩個月印到22萬冊！這時候出版社停機了，因為好幾種盜版出現在書攤上，正版書當然賣不過盜版書。鄔娜說她早知道我的小說會暢銷，第一有現代意識，第二書中的女人性格鮮明，個個寫得棒。意想不到的成功令我心花怒放，可是我還沒得到一分錢，高興得想不起稿費這一回事！我透支換了電腦買了一套“紅領”西服。那天我想到還要穿衣吃飯還要還債，就走進王八蛋總編輯老喬（我隻能這樣罵他）的辦公室要稿費。滿以為出版社賺了錢，稿費可以加一點，老喬拿出合同說，第一版不給稿費！第一次第二次第五次第六次印刷都是第一版，你明白嗎？我差點把桌上的茶杯砸到他臉上。那天晚上鄔娜拉我去寬街的一家上海菜館。戴眼鏡梳著齊肩發嬌小玲瓏的鄔娜喜怒不形於色，她給我倒滿一杯酒，然後斯斯文文慢慢吞吞地說：
“我有黑道哥們兒，叫他打斷老喬的腿！”
後來鄔娜認真地打來電話，這個北大女生，也不知從哪兒來的“黑道哥們兒”，竟然問我到底要不要實施這個恐怖計劃。我倒不驚異鄔娜的狠勁兒，我驚異的是她對我的這份情意。我於是給市委宣傳部寫了一封信，說明我同華光出版社的稿費糾紛，請上級主管部門幹預。過了一個月我領到稿費，隻有兩萬多元，而出版社用這本書賺了一百萬！
老喬退休以後，新來的總編輯很給我麵子，他叫我對小說稍加修改，增加幾萬字，真正出個第二版，並以每千字100元的價錢重新付我稿費，算是給我的補償。
第二是拍電視劇。我的書不經意間成了暢銷書，於是便有電視台及獨立製片人上門求購電視劇拍攝權。一家沿海大省電視台不知幾流的導演帶了一個跟班一個小秘來找我，請我到亮馬河的“京城第一刀”吃魚翅，然後到“滾石”酒吧玩瀟灑。“第一刀”總是被官員和大款們擠得滿滿的，而“滾石”是京城裏最前衛的音樂酒吧，掛著麥克爾·傑克遜的Ｔ恤和麥當娜的三角褲，震耳欲聾的打擊樂，撕肝裂膽的歌喉。那天我叫上鄔娜，她喜歡這一套。正是夏天，她穿一件打著聖·洛朗商標的天藍色連衣裙，是我見到她最漂亮的一回。蓄山羊胡穿棉被心叼雪茄煙的導演拿出一份協議書，赫然寫著20萬元買拍攝權。雖然鄔娜在我大腿上捏了一把，我還是簽了字。山羊胡說，他一個星期後回北京，簽正式合同，稿費一次付清。出來後鄔娜說，你該向他們要定金呀！先拿一筆錢再說，也好上九寨溝玩一回。
買賣已經做成，再有電視台製片人上門，我一概回絕。過了半個月山羊胡沒露麵，他隻是不停地打電話，叫我放心。一個月後他終於來了，沒帶跟班和小秘，吃飯從“第一刀”降到東來順。我也沒叫鄔娜，她從來不吃羊肉。飯桌上山羊胡不停地向我解釋，繞了一圈又一圈，最後我才明白，原來弄到省長大人那裏。小說裏寫到一位省長，篇幅雖不多，卻有譏諷之意。這位遠在一千公裏之外的真省長（報紙上有他的尊容，類似演員王剛在電視連續劇中的造型）和我小說裏的假省長對上號，氣得直拍桌子。省長下令在省報上組織批判。但是這道命令行不通，省報和宣傳部沒有執行省長的命令——這年頭哪有在黨報上搞大批判的呀？再說作者也沒有“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呀。聽完山羊胡的話我說，既然如此就算了！山羊胡說，啊，不行不行！難得的好小說，我頭拱地也要拍成電視劇，啊！啊！不破樓蘭誓不還！他真是下了功夫，拿著小說找到省委書記。省委書記居然把小說翻了一回，說，創作自由嘛，不要過多幹預嘛！書記和省長頂上牛，當然是借題發揮而不是為了一本小說。山羊胡叫我放心（第20次叫我放心），這是我的事，也是他的事，他一定要辦成。他把原來那份協議書拿去了，說是過一個星期再回來。
又是一個多月，山羊胡終於在電話裏通知我，電視劇拍不成了。他努力三個月，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終歸失敗。宣傳部不執行省長的命令，也不會不顧省長的怒氣。竹籃打水一場空，這會兒再沒有電視台和製片人來找我，而那張20萬元的協議書也被山羊胡收回了！鄔娜幫我找一家地方小電視台，賣了八萬元。後來，那部戲拍得一塌糊塗，根本沒人看。
第三是老婆離婚。我太太其實是不錯的太太，畢業於中央音樂學院，在廣播樂團拉大提琴。女人在樂團裏最適合大提琴、豎琴、長笛，其它都不適合。陳逸飛的油畫也是這樣畫的，畫上的外國女子是提琴、豎琴、長笛，中國女子是竹笛、琵琶、洞簫。現在樂團裏女人什麽都做，從樂隊指揮到定音鼓，恣意妄為，豪情萬丈，違背了音樂的本旨。你看女人指揮樂團舒服嗎？拉小提琴也不對頭，小提琴是很男性化的，剛毅揮灑，激情澎湃。女人在音樂中的表現應是小河淌水寧靜柔媚。我看上她是在展覽館的圓型劇場，她拉裏姆斯基·科薩闊夫的《天方夜譚》，有一段“公主旋律”是小提琴大提琴對位，那天她和首席小提琴兩個人表演，一下子把我迷住了。我當即認定她是個好太太。結婚後過了幾年好日子，生了個不漂亮的女兒，相安無事。後來出了一件事，就是樂團裏有個黃毛的瑞典人，對我太太著了魔，鬧得不亦樂乎。黃毛兒在我太太生日那天把和平門花店的紅玫瑰包了，叫花店的人送到我家，插滿二十個大花瓶,正好九百九十九朵。為此我把太太狠揍了一頓。我心裏明白她沒有多大錯，而且我自己在女人麵前並不檢點。後來我又犯了一個大錯，徹底傷了太太的心，這就是我初戀的女友祖慧。我太太沒見過祖慧，聽過祖慧越洋電話的聲音。祖慧遠在美國，她卻感到祖慧的可畏。祖慧出國的那一年，我太太剛生下女兒。我到機場送祖慧回來，太太抱著女兒給我開門，站在門口說，你跟她一起去吧！幾年後祖慧回國，我撒了個謊，和祖慧去昆明、桂林、海南轉了十幾天，回到北京，我太太早帶女兒走了，再不回來了。
這就是我的藝術家生活。當然，我說的三件事，次序是倒過來的，先有離異，離異是四年前的事，如今女兒十歲了。離異之後寫小說，寫小說之後才有電視劇風波。
我在“不知所之”之時，祖慧忽然從紐約來電話。她的電話一年兩三次，聖誕節或是我的生日。她問我想不想去美國一遊，她可以為我辦“訪問學者”身份，半年至一年。再多呆些日子，或者願意留下也有辦法。她說的親妮。於是我發一份履曆到她的電子郵箱，然後把全部作品寄給她。去美國是好主意，換一種方式生活是好選擇，對於現在的我，斬斷愁絲，海闊天空翱翔一番正是醫治心理病症的良方。
一個月以後，我收到哥倫比亞大學寄來的邀請函。祖慧有這麽大本事？哥大是長春藤學校，紐約最著名的大學！祖慧說，人家看中的並不是我的小說，而是《鬱達夫評傳》。我研究鬱達夫的那本小書曾譯成日文出版。祖慧把《鬱達夫評傳》送給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的吳鍾山教授，吳教授研究當代中國文學，他同唐德剛、餘英時同為文史類的名教授。這位美籍華人讀了我的小冊子並有褒詞。他希望我來紐約，在紐約可以找到達夫先生的新材料，達夫的後代有好幾位在紐約。他說我的小冊子應該補充為一部像樣的書，三倍字數。祖慧在電話裏轉述吳先生的話，令我高興不置。
我的父親在北京大學曆史係教書，教的是宋史。他是鄧廣銘的學生，而鄧廣銘是羅振玉、王國維的學生。我告訴他我要去美國做訪問學者，是哥倫比亞大學。我沒有提祖慧，他很喜歡祖慧，祖慧是鄰家的孩子。我的出行引出了父親的一番比較文化的議論。他說中西文化的差異，根本的因素在於方塊字和拚音文字。漢字是非常特殊而又複雜的符號文字，漢字不可能如拚音文字那樣簡單和快捷，獲得共同意識的成本高和難度大。中國幾千年文明史，正是方塊字造就了一個特殊的讀書人階級，這些人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字和古典文學的格式上，勝於集中在思想和現實。盡管中國人勤勞智慧，中國不能在世界上成為首屈一指的強國，除了語言文字的複雜，找不到其它原因。父親自己就是擺弄中國曆史和漢字的，卻有如此的自我批判。
去領事館簽證之前我有點擔心，因為中美關係時好時壞，前時美國導彈炸了南斯拉夫的中國大使館。祖慧在電話裏叫我放心，她的朋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的所長告訴她，哥大的邀請函沒有拒簽的先例。真是酷斃了。於是我放心地前往領事館，帶上我的幾本書，以證明我的作家身份（文人的頭銜多少有點用）。果然，我在窗口用一分鍾解決了問題，簽證官拿我的小說掂了掂，看看它的份量，而坐在一邊的中國雇員朝我笑笑，表示他讀過這部小說。我的威風使周圍引頸相望的同胞一個個睜大了眼睛，羨慕得了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