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唐瑜

住在北新華街的唐瑜叔叔家，是我去過次數最多的人家。唐瑜祖籍廣東，是緬甸華僑，別稱“阿朗”，同父親認識很早，30年代，唐瑜就在上海灘的文化人圈子裏混了。

    北新華街是很短的一條街，因為直對中南海新華門而得名。唐叔叔家是一幢兩層小樓，樓前有小院，房間很大，裝飾擺設都很講究。櫥櫃上有一個德國產的陶瓷啤酒杯，上麵是18世紀跳舞的農民，拿起酒杯就會奏《友誼地久天長》——原來是個八音盒。唐叔叔戴深度眼鏡，慈眉善目，下巴有點長。他的太太李德秀是嬌小玲瓏的上海女人。唐叔叔官兒不大，他是解放軍總政文化部電影處副處長，處長是文化部副部長劉白羽兼任。但是唐瑜在緬甸做過汽車生意，比較有錢。他喜歡在家裏請客，他家有漂亮的瓷器，銀光閃閃的刀叉，李阿姨做菜也有一手。

    但是父親說：

    “阿朗請客是不會讓你吃飽的。”

    唐瑜的飯菜就是那麽一點點，他的說法是，不要吃飽，吃飽就沒有味道了。其實唐叔叔是堅持中國人節儉的傳統，不肯浪費。

    唐瑜不是小器人，應該說，他是世上少見的大方人。40年代他送給父親一塊勞力士手表，父親用了一輩子。這塊表是唐瑜托演員劉瓊從香港買的。父親和唐瑜在上海相識的時候是20歲出頭的年輕人。唐瑜在回憶錄中寫道：

    “這個胡考，一副瀟灑從容的姿態，一身白色沙士堅西裝，褲腰直達乳暈，兩邊吊帶壓住乳尖。我心中高度崇拜的畫家，竟是一個洋場少爺！”

唐瑜筆下的父親樣子怪怪的。任何時代追逐時尚的年輕人都有點怪模怪樣。

那時的唐瑜是上海聯華電影畫報的記者，他寫的《誰殺害了阮玲玉》震動一時。

    過了七八年，也就是1940年，唐瑜在仰光見到父親：

    “一個豔陽天，忽然來了三個住客——胡考、丁聰、張光宇，胡考穿一身灰色的中山裝，從上海的花花公子，變成延安大兵！我目瞪口呆大笑一陣，把他們安排住下，先請他們吃一頓印度咖哩飯。下午，一位豪客買了6輛卡車，我哥哥認為胡考等的到來是個好兆頭，他馬上叫裁縫來為胡考製一套西裝。胡考東挑西揀還是選了白色沙士堅，褲腰直達乳暈，兩邊吊帶壓住乳尖……”

    父親從上海灘出發，到南京參加抗戰漫畫宣傳隊，到武漢參加共產黨的《新華日報》，到延安魯迅藝術學院任教，父親有了一番革命經曆。

    父親是從重慶到仰光的。“皖南事變”使國共兩黨劍拔弩張，胡考到八路軍辦事處找周恩來，周恩來說，左翼人士要疏散，以防不測。周恩來交給胡考500元，“你去香港，找潘漢年。”

去香港隻能走緬甸，繞一個大圈子。在重慶的時候，父親住在唐瑜那裏，即所謂的“二流堂”。唐瑜的哥哥是緬甸的華僑資本家，唐瑜自己也開了個公司，做汽車生意，發了一筆財。他是好事之徒，在重慶弄個大房子，稱為“碧廬”，容留流亡到重慶的藝術家。唐瑜開大鍋飯，免費招待。先後到過這裏的有畫家張光宇、丁聰、張仃，劇作家宋之的、吳祖光，詩人艾青，導演史東山、陳鯉庭，演員金焰、鳳子、舒繡文、秦怡等人。有一天郭沫若來，說，這裏有這麽多“二流子”，就叫“二流堂”吧。“二流堂”是唐瑜開的，他卻不是堂主。夏衍人稱“老堂主”，吳祖光人稱“小堂主”。這裏都是一流的藝術家，沒有二流的。

唐叔叔為什麽叫“阿朗”，作為北京人的吳祖光先生晚年是這樣寫的：

“我們朋友之中一位姓唐名瑜現年八十四歲的老人卻赫然重現孟嚐君之風度於當世。我是在八年抗日戰爭的一九四二年認識他的，從認識他的那天起，就跟著大家叫他作阿朗……為什麽叫作阿朗？想來想去霍然想起，大概是由於他是潮州人，潮州話十分難懂，譬如‘潮州人’就念作‘丟鳩郞’，三個字都讀陰平聲，阿朗，就是取其最後一個‘郞’字。”

    再說緬甸時候，唐瑜聽說胡考等人要去香港，就和潘漢年取得聯係，把他們送上船。原來唐瑜開辦公司，也是在潘漢年的指使下做的，潘漢年負責淪陷區黨的地下工作和統戰工作。父親到香港，沒有找到潘漢年。夏衍說，你就找廖胖子吧。這樣，他在香港參加了黨的文化工作。他的生活來源是在邵逸夫的電影廠當美術顧問，待遇優厚。可是電影沒拍成，太平洋戰爭爆發了。經過一次大逃亡，父親輾轉來到上海，這才找到潘漢年。

    在北長街，有一天唐叔叔來了，父親不在家，母親留他吃飯，吃的是外麵買來的醬排骨。唐叔叔將骨頭上的肉啃得幹幹淨淨。母親對孩子們說：

    “以後吃東西要像唐叔叔這樣。”

再說唐叔叔家的那隻啤酒杯八音盒，後來知道，這個玩意兒是“電影皇帝”金焰送的。有一次在金焰家喝啤酒，唐叔叔被罰，把啤酒倒在八音盒裏。唐叔叔以為這隻杯子去掉下麵的八音盒，頂多裝一瓶啤酒，結果倒了三瓶，喝得酩酊大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