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庭堅的《新喻道中寄元明用觴字韻》的文本分析與英文翻譯
作者兼譯者：沅湘
翻譯部分
中年畏病不舉酒，孤負東來數百觴；
喚客煎茶山店遠，看人獲稻午風涼；
但知家裏俱無恙，不用書來細作行；
一百八盤攜手上，至今猶夢繞羊腸。
To Yuanming on the Way to Xinyu Using Shang as the Rhyming Word.
By Huang Tingjian (1045—1105)
Translated by Yuanxiang
Abstained at middle age in fear of illness from drinking,
I’ve let down hundreds of cups of woe going eastbound
As people called me to baked tea on hillside taverns
Or were watched in cool wind at noon for rice fanning;
And there's no need to inform me with lines of writing
As long as none in the family has become ill
After scaling hand in hand one zero eight turns
With sheep-like zigzagging still in dreams lingering.
文本研究部分
有學者指出：黃庭堅的這首詩讀起來清空如話，但是根據任淵的注釋，裏麵蘊藏著豐富的內容。本文試圖用文本分析的方法解讀這首詩裏麵究竟蘊藏些什麽豐富的內涵和複雜關係使它們成為一個生動的藝術整體。這將涉及以下幾個意義層麵：
一：語義成分和非語義成分的互動
根據繆鉞先生，此詩寫於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年）。黃庭堅於1094年被貶四川，其兄元明曾送他溯江而上到黔州（今四川涪陵）。到1101年底時，黃庭堅在幾次遷職後在湖北被召為吏部員外郎，在荊南（如今的湖南之北湖北之南）待命。但是第二年他沒去上任，而是請假從湖北經湖南到江西探親。先到萍鄉探望其兄元明（當時的萍鄉縣令），然後東行去江州（今九江地區）與家人相會。如果純粹寫兄弟之間久別重逢後的親情，那麽這首詩應該有歡快的語調。然而這首詩的語調卻是沉重的。沉重的語氣可以通過揣摩此詩的外在形式和內在的矛盾結構體會出來。
例如， 開篇句中的“畏病不舉酒”五個字都是仄聲。這顯然是個拗句。從修辭策略上看，故意出律就是暗示格律上的病是與“畏病不舉酒”中的病相互關聯，互相配合。再考慮任淵注《山穀詩集》雲：“《晉書《顧榮傳》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因此，互文現象和格律上的拗句巧妙的告訴讀者 “畏病”中的病是有微妙涵義的病。
另外，據說黃庭堅作詩態度非常嚴謹，也有自己的創作理論，如堅持“無一字無來曆，”主張化用前人成言做到點鐵成金，等等。還考慮到此詩的標題指明了是用觴字韻。因此，我們可以假定首聯中的“病”和“觴”是指明整篇詩歌的立意方向的兩個重要符號。
從內容上看，這首詩歌是篇回憶，即說話人回憶自己從萍鄉往東到新餘去的路上遇到的情形和想法。 文本中沒有任何證據說“數百觴”是指元明送的酒。與頷聯聯係起來考慮，這“數百觴”應該是泛指當地人民在敘述人的旅途中請他喝酒的次數與數量之多。但是他因為“畏病”都沒吃這些酒。別人沒病他有病，別人請他喝酒他不能喝，讓鄉親們白白忙碌。因此說話人感到傷心，覺得對不起一路上當地人民的淳樸和殷勤好客。這應該是數百觴（傷）的第一層意思。
與首聯的沉重語氣相反，頷聯“喚客煎茶山店遠，看人獲稻午風涼”用明快歡樂的語調描寫江南的農民生活。比如說，“煎茶”似指煎擂茶，即把茶葉、大米（最好是剛獲的新米）和香料等在大鍋裏翻炒之後放在擂缽裏搗碎，然後做成糊糊裝在大碗裏喝，佐以各種小碟子裝的幹果、魚和肉等等，有消暑解涼的效果。是湖南農家在熱天裏招待客人的隆重宴席。“獲稻”是把從水田裏收割上來的穀子平攤在禾場上曬幹，然後乘起風用掀板向上把穀子往空中拋，落在近處是飽滿的，遠處的是空殼或者癟粒。揚穀子的人一般都是種田的老把式，有時會有人看著他順風揚穀，並為他喝彩。
因此，首聯和頷聯存在著一個傷心/歡樂、個人/人民的二元結構。這兩者之間的矛盾既是推動詩意發展的動力也是愧對“三百觴（傷）”的原因。
二： 修辭與抒情/思維
這首詩的主要修辭手法是回憶，即從記憶裏用文字喚回並且組織往事。記憶既是一種特殊的藝術再現，也是修辭的內容，同時也是修辭格或者說修辭手段。當然，回憶和所有人類思維活動一樣也有深層結構。具體而言，這篇詩歌組織回憶的深層結構就是矛盾，而且是從首聯和頷聯裏建立的二元對立矛盾的擴展，成為由多組二元結構組成的具有多重交叉關係的複雜矛盾。
畏病/無恙，來書/書來
例如，“但知家裏俱無恙，不用書來細作行”這一聯本身就包含一個深刻的矛盾結構。此結構一方麵提出個假設條件說隻要家裏俱無恙，另一方麵又與前麵說話人自己的中年畏病相互呼應，從而形成強烈的對比。在自己已經畏病的情況下仍希望家裏其他人沒病。這是多麽痛斷肝腸。同樣的，一方麵是說話人吩咐對方“不用書來細作行,”另一方麵又是說話人通過寫詩明明在給對方“來書細作行。”這不是強烈又生動的矛盾又是什麽？ 然而強烈的感情是抑製在詩化了的空如白話的文字裏麵的。做到了哀而不傷。因此我們可以說這首詩抒情抒得既真摯又深沉，細思可以讓人流淚。是什麽原因造成這種抒情的效果呢？顯然不僅僅是那幾行清空如話的文字。更多的隱藏力量來源於潛伏在這些文字表象下麵眼看不到的修辭結構。其名稱就是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似是而非用白話說就是正話反著說或者反話正著說。如不想離開自己所愛的人偏說要離開。想人家來信卻又告訴人家不要來信。病中的說話人顯然仍擔心以後家裏其他人還會有病恙，仍盼望和對方有書信來往。因此，除了抒情之外，這個修辭格還讓我們看到，在說話人的行為和話語，現實和詩意，過去和未來之間顯然存在著激烈又深沉的矛盾。
現實/夢境，高潮/反高潮
必須指出，回憶是文學著作、音樂和電影等媒介經常采用的一個重要的再現生活的的修辭藝術。藝術的回憶和普通生活中的回憶不同。它不僅是有組織的修飾，而且還堅持溫習過去是為了放眼未來這一生活的真實與認知邏輯。更重要的是，回憶作為藝術修飾，其功能和所有修辭格一樣都是為了轉換思維或者經驗，即把特殊的經驗和思維轉換成為具有普遍性質的經驗或者思維，甚至是集體的或者民族的經驗和思維，從而使得某個特殊的經驗或者思維具有普遍的象征意義。就修辭的效果而言，對未來充滿希望的回憶其語氣與氣氛必定是歡樂的，如貝多芬的《光明頌》。對未來充滿疑問的回憶其氛圍必然是傷感的，如柴可夫斯基的交響曲演奏出的落葉在廣闊無邊的平原上飄落寒水的氣氛總是在聽眾的心裏纏綿悱惻。這首詩歌中的回憶與寫景為未來暗示著什麽樣的氛圍呢？
首先，尾聯中的第一個分句 “一百八盤攜手上”很生動的向讀者呈現了一幅莊嚴壯麗的美景。一般來說，莊嚴的壯美必須滿足以下兩個條件。客觀條件是既無退路又看不清前程的險峻高危的情形。主觀條件是處於此情形下的認知主體有百折不饒的毅力和勇於探索、寧死不屈的勇氣。自古以來中華民族是不怕困難勇於登攀的民族。漢語中有許多描寫登攀的著名詩歌。這些詩歌也許已經跨越時空成為一首與民族的登攀性格有關的交響曲。而黃庭堅的這個詩句則是這首交響曲中一個重要旋律。因為它在寫景的同時表達了麵對挫折和悲傷時，在看不清前景時仍不後退仍勇往向前的精神，以及麵對困境時互相鼓勵互相支持的百折不饒的意誌。
無論從地理形勢還是從詩意的發展看，尾聯中的這個分句使全詩的發展到達了一個高潮。下一步該如何發展？從認知過程考慮，即從感性知識到理性知識再升華為信仰的過程看，如果接下來是寫信仰或者認知上的升華或者飛躍，那麽全詩的結尾就會有個更高的高潮。莊嚴的壯美就有可能披上神聖的光彩。但是，詩人並沒有這麽寫。而是用“至今猶夢繞羊腸”這樣的現實和夢境的對比急轉而下。因此此句的修辭手法是 “反高潮”。 從形式上看，高潮/反高潮形成強烈的對比。從內容上看，經驗（一百八盤攜手上）/夢境（至今猶夢繞羊腸）也同樣有強烈的對比。夢境沒有表現出克服一百零八道曲折之後的豪邁心情，而是擔心以後還有可能出現此類情形。這種憂鬱既破壞了前麵那句所表現的勇敢所存在的心理基礎也使得莊嚴的美變質為悲涼的美。
個人/社會機製
不過，從執行人和執行機製考慮，正是尾聯中的矛盾進一步挖掘了“孤負東來數百觴”這一主題。從標題和詩句都可以看出，敘事人是一個在旅途上受人尊敬的農村生活的旁觀者，是東歸省親的官吏，即當時的國家政策和意誌的執行人。他熱愛人民，熱愛生活，對自己的曲折遭遇沒有抱怨，而是覺得愧對百姓。如果再參考任淵注《山穀詩集》中指出的此處的“孤負”和《文選?李陵書》中的“孤負陵心區區之意”呼應，就可以領會出更進一層的蘊蓄。為什麽這樣一個貼近生活，熱愛人民的執行人會把自己的旅行比作是沒有退路，且前景不清晰的高危行為呢？要麽是執行人要麽是執行機製出了問題。僅從文本關係看，執行人正是通過一係列的矛盾和修辭手法委婉的道出了執行人生活於其中的執行機製也存在著問題。這個執行機製既是和“至今夢裏繞羊腸”類似的客觀環境，也是與敘事人的主體存在著緊張關係的矛盾。這大概就是敘事人不能也不願意暢所欲言的客觀原因，因為這些原因既是生活的內容也是 生活的條件。
為什麽麵對和平安寧的農村生活有負疚感？為什麽會覺得有可能再次麵臨高度危險的的客觀環境？除了執行人和執行機製之間的問題和矛盾之外，另外一個原因可能指當時就已經是很危險的時局。“孤負東來數百觴”這個主題就有了層次更深厚的蘊蓄：說話人麵對人民的美好生活，居安思危，想到看不清前途的危局，不免覺得自己愧對國家和人民。因此那“數百觴”酒可都以看作是斟滿著國殤的情懷。這層意思大概是此詩的關鍵詞“病”和“觴”的最豐富的蘊蓄。到此我們可以看清楚此詩中蘊含的深刻意義以及產生意義的方法和過程，從而對敘事人的語言藝術和憂國憂民的博大廣闊的情懷深表欽佩。
三：主題與語法
這首詩歌還有一個特殊現象：即整篇詩歌是由一個複雜複合句一氣嗬成。 也就是說，這首詩有一個表達主題的主句---孤負東來數百觴, 而其它的句子都是圍繞這個主題句展開的、表達多重複雜關係的從句。請看下麵的分析是否有道理：
“孤負東來數百觴”---這是主句，全篇所有其它句子中的語義單位和非語義單位都是圍繞這個句子而展開意義的。從語法上看，其它句子跟它是從屬關係。
“中年畏病不舉酒”---這是主句的原因從句，表示因為“畏病不舉酒”這個原因才有辜負東來數百觴這個結果。
“喚客煎茶山店遠，看人獲稻午風涼”---由於全詩的話語行為是回憶說話人東歸的過程和內心感受，因此這聯可以看作是伴隨著主句“孤負東來數百觴”的而發生的習俗（風俗）狀語。請注意此狀語從句由兩個並列分句構成，因此從句裏麵又包涵一個並列關係。
“但知家裏俱無恙，不用書來細作行”此聯中的 “俱無恙”和主句中的“數百觴（傷）”成對比關係，因此是主句的對比從句。請注意，此對比從句裏麵又包涵一個條件狀語從句“但知。。。不用。。。”
5）“一百八盤攜手上，至今夢裏繞羊腸。”此聯是“孤負東來數百觴”這個主句的結果。也就是說辜負老百姓和感到觴/傷的心理導致了這聯的描寫。從語法上說，主句既是首句“中年畏病不舉酒”的結果，又是尾聯“至今夢裏繞羊腸”的原因。這樣從句套從句，原因套結果的複雜結構絕不是偶然的。很有可能是作者仔細揣摩前人文章與詩歌中的複雜句子點鐵成金的結果。
這個主從複合句的結構有三個不同的層次。用數字圖示如下：
（2） 中年畏病不舉酒，（原因狀語從句）
（1）孤負東來數百觴；（主句）
（2） 喚客煎茶山店遠，（習俗狀語從句或者說伴隨狀語從句）
（3）看人獲稻午風涼；（跟前麵對分句是並列關係）
（2）但知家裏俱無恙，（對比狀語從句）
（3）不用書來細作行；（跟前麵的分句是條件關係）
（2）一百八盤攜手上，（結果狀語從句）
（3）至今夢裏繞羊腸。（跟前麵的分句是因果關係）
我們通過以上圖例可以看出整首詩歌就是一個句子，一個複雜的主從複合句。此句子至少有三層主從關係。更重要的是，其組織結構是從句裏麵套從句：即（1）是主句，（2）是從句，（3）是從句裏麵的從句。
可以看出，不管黃庭堅寫這個句子時是否有這類語法概念（很可能沒有因為他沒有討論語法的著作），語法是一個巨大的藏在句子形式下麵的深層結構。它先於某個人或作者而存在於文本中。是這個結構既讓主體的情感跌宕起伏，也讓主體深入曲折的思考。
從上麵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主從複合句的強大力量還在於它可以很好地為組織和深化詩歌的主題服務。這是因為主從複合句中每個層次的主從關係都是圍繞主句展開的。因此主從複合句在律詩創作章法方麵能夠有效的做到點題、切題、和扣題。另外從思維結構上看，相對與簡單句，複合句可以更有力的表達複雜但是清晰的思路與邏輯和豐富的情感。反過來，我們也可以說如果一首詩歌的句型結構總是簡單並列，那麽與之有關的思維主體的內涵就顯得簡單、淺薄、甚至機械。
更重要的是，由於律詩中大量存在省略主語、語序顛倒、詞性多變等現象，有人甚至認為漢語詩歌沒有語法和邏輯。別人不懂其中的原因也可以理解，奇怪的是某些號稱既懂中文又懂西文的民國大師，也都認同中文的古典詩詞沒有語法、沒有邏輯這一看法。黃庭堅的這首詩完全可以推翻這一傳統看法。不是中文古典詩歌沒有語法和邏輯，而是表達的方式是隱性的，更為簡潔。其實，二十世紀的語言學和人類學的研究早已證明，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任何一種語言所表達的思想不能用另一語言（包括原始部落的語言）表達。也就是說，就普遍性而言，所有人類語言都有基本類似的語法和邏輯概念。用哲學上的術語說，語法和邏輯、數學一樣是先驗的，是先於經驗就已經存在的真實。堅持中文古典詩歌沒有語法和邏輯豈不是等於承認中文古典詩歌是人類文化的另類，連原始部落都不如？但是就特殊性而言，當代語言學和文學研究也有足夠的證據證明某種語言生產出來的“正常”或“自然”的概念而另一語言卻需要專業和專門的努力才能表達。如中文的“意境”對英文是如此，英文的文本分析對中文也是如此。
四：結論
到此我們應該對文本研究有個基本概念了。所謂文本（text），不是指拿在手裏的某個具體的書本，而是指文章的質料與質地之間的關係，形象的說就是布料的經緯交織與質量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形式與內容的關係。單詞、句子、段落、空白，格律等等隻是表麵的形式，而形式下麵的各種關係組成的看不見摸不著的抽象結構才是內容。也就是說外在形式隻是冰山之角，而深層結構才是潛伏在集體的和文化的意識海洋裏麵的主要內容。一般來說，文本研究的對象主要有以下四大板塊：語義/非語義，修辭/抒情/思維，語法/主題/邏輯，認知/理論。這些板塊既是人類求知的基礎，也是培養人們正確求知的習慣和方法的專門學科。其中最難而最有指導意義的是認知/理論這個板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才可以說語言藝術是所有學科之母。
就思辨的可信度與有效性而言，文本研究的方法和其它學科的研究方法一樣，即論點、論據和求證。這個過程叫作論證。論證必須采用直接又充分的證據，根據邏輯對證據進行客觀和求真的分析，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結論。
我對這首詩和《錦瑟》的解讀就是文本分析的例子。這樣的分析證明，與再現，呈現，語法，修辭和邏輯有關的當代文本研究理論同樣也可以用來指導我們對優秀的古典中文文學作品進行有意義的研究。不過這個事實也說明，長期以來我們雖有優秀的中文古典文學作品，但是缺乏好的研究古典文學的理論指導人們以客觀標準求真。
僅舉《人間詞話》中的對有我之境的概念的論說為例：
論據：“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
結論1：有我之境也。
結論2：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
就以上一段論說而言，不說尋章摘句不是來自某個整體的直接而充分的證據，而是庸俗化的雜燴，斷章取義，其錯誤邏輯就是簡單的類比而同，某某人語錄不就是這麽編出來的？
也不說在形象思維（感性認識）和抽象思維（理性認識）之間不存在簡單的類比而同的關係，將文學作品中的片言隻語等同於作者的用心與認知不就是為考證，文字獄等旁門左道敞開大門？
隻說在思維過程中，在論據和結論之間缺少論證的過程，即對論據進行分析的過程，從而在邏輯上犯了從論據跳到結論的錯誤。此類沒有邏輯缺乏論證的論說在《人間詞話》中處處可見。
可惜的是，長期以來人們似乎都不在乎此類明顯的邏輯錯誤，反而把這些片言隻語當作真知灼見，通過不斷的注釋，賞析，講座，傳授等文化實踐，把些簡單的沒有邏輯的論說當作教義膜拜，並且形成了一個大規模的產業和意識形態。要知道這麽做的是知識分子，不是普通群眾。似乎沒人在乎，把論據當作論證不是求知的道路，而是迷信的捷徑。這麽做和盲目的個人崇拜有什麽本質區別？
於是就有個怪現象，一方麵是此類人激烈批評政治領導人的錯誤，在另一方麵又不斷生產著有利於迷信與偏激沒理性的文化土壤，成為限製束縛所有人包括領導人的認知環境和條件。這才是真正的當代意識形態中的毒瘤與封建餘孽，不把它除掉，就有希望一句（論點）頂一萬句（論證）的病毒潛伏。其實，和這個意識結構上的毒瘤相比，整個社會已在科學，教育和政治等領域取得了非常大的進步。惟獨這個認知方麵的毒瘤還生機勃勃。而且，要消除這個病毒與隱患也不容易。原因有兩個：第一，要對明顯的邏輯錯誤形成共識並且從容否定；第二，改正錯誤要花至少兩代人的時間。
不管怎麽說，在文學理論方麵，我認為古典中文文學批評理論的確是過時了，應該采取把西方的文本研究的理論和中文的文學實踐相結合的方法，走出一條以求真為目標從而可以在時空中持續發展的新路來。努力做到在真理麵前人人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