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 詞
第一次和吳世良見麵時，我們之間連通常的客氣話都沒說上幾句。那天她奔忙於廚房和飯桌之間，我卻坐在那裏和她的丈夫英若誠全神貫注地深談。但是，當我們分手時，她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為什麽呢？
在中國，每當我接受邀請到人家做客，我總是誠懇地，熱切地，一而再，再而三地表達我唯一的願望：“千萬不要破費大擺宴席。我更愛吃醃白菜，豆腐幹，我不要大對蝦，海參席。”吳世良是唯一滿足了我這願望的中國朋友。她沒有按照傳統的方式，將賓客塞得象一隻八寶鴨，而是請我吃了一頓烹調精美的素菜—不多不少，恰到好處。
我最後一次和吳世良見麵時，她已在彌留之際。我站在她的病床旁，拉著她的手。我甚至不清楚她是否知道我在那兒。她用盡氣力發出一些聲音。我聽不清她說什麽，隻知道她說的是英語。平常我們之間是說漢語的。她為什麽這會兒要改變通常的作法呢？她是在想辦法，她唯一的辦法，要我明白她知道我在她身旁。
這兩次見麵當中我們交往了三年。這三年中我們之間的友誼發展了，升華了。這是一種獨特的友誼，壯麗的友誼。用世俗的標準無法衡量的友誼。我們之間很少談到個人的事情。我們除了為明確的目的之外很少見麵。我們很少互敘衷腸。但是我們畢竟以某種方式互相理解了，這種理解豐富了我們雙方的靈魂。
因此，我要把《春月》的中文本獻給吳世良。
在此之前已經出現了不止一種中文譯本，都是既沒有事前取得同意也沒有事後得到認可的譯本。台灣的皇冠出版社譯本甚至於竄改了，是的，竄改了我的作品。另一個譯本中，僅僅是在《開篇》第一章就出現了一百零一處明顯得不像話的誤譯。那都不是我寫的書。
我被迫無奈，隻好求助於吳世良。她在中英兩種語言上的造詣是驚人的。但是比起她駕馭文字的本領更重要的是，她是一位藝術家，——她尊重作家的勞動，她以極大的熱情追求盡善盡美。
翻譯工作進行了好幾年。這不難理解，因為要把一本用英文寫作的關於中國的書譯成中文本身就困難重重——何況我們又為這一工作製定了嚴格的程序。
我用英文寫作時，隻能是努力喚起某種中國語言的感覺——中文的形象、節奏、不同階層與地區的差異，以及從清末到今天，不論口頭上或文字上在語言中發生的巨大變化。但是一旦譯成中文，每一個稱呼，每一種禮節，每一種表達方法都必須符合當時當地人物的性格身份。這好象是我創作了一部帶有中國韻味的西方交響樂，而吳世良必須用編鍾、琵琶、琴瑟、胡琴、鑼鼓鐃鈸為它完成配器。
我們的工作程序是這樣的：首先我們詳盡地討論了全書。然後吳世良著手翻譯。隻有當她對完成的一個章節完全滿意之後，她才把它交給她的丈夫。英若誠隨即逐字逐句核對，提出一些建議。有些建議她接受了，有些她也不一定接受。說到這裏，使我不好意思的是我這本書也曾成為我這兩位親愛的朋友爭吵的理由。當然，最後他們和諧一致了。然後，他們又輪流朗讀譯稿。這又會引起新的改動。我自己也有同樣的體會，因為我在寫作原稿時也總要逐句朗讀一遍。最後，他們把譯稿都錄了音。
我先聽一遍，核對著英文原書。我再聽一遍，核對著中文譯稿。最後，我又聽第三遍，既為了過癮，也因為我實在欣賞他們生動的譯文。這之後，吳世良和我又要湊在一起，聽取我提出問題和意見。我們這些會麵往往一次就是幾個小時；不是因為有多處要改動，——實際上，每一章隻有很少幾處——而是因為每一個字微妙的含義，每一個逗點，對我們都至關重要。有一次，我引得吳世良捧腹大笑，因為我提出她原來某一句的譯法要勝過英若誠強加於她的改動。
在完成這項艱難的工作的整個過程中，我們始終興高采烈。多少次，有時在白天，有時在黑夜，我們通過電話慶祝一個個小小的勝利。她會打電話給我，祝賀我對中國人某一種心態的洞察。我也會打電話給她，祝賀她某段精彩的譯文，居然把原來無法翻譯的原文巧妙地解決了。我們兩個會象孩子似地傻笑一陣。哪怕是最有威望的文學委員會裏最大名鼎鼎的評委教授給我們最高的獎賞也不會叫我們如此興奮。普天之下我們最看重的是彼此的評價。
有一次，隻有一次，淚水湧上了我們的眼睛——我們兩個人出於本能都從來不允許自己，也不屑於眼淚汪汪。我當時在朗讀小說中的一段，其中描寫一個母親在分離五年之後第一次給自己的小兒子洗澡時的心情，忽然吳世良開口了：“你完全抓住了那種感情。我經曆過。我知道。我知道。”
這是吳世良唯一的一次透露了她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過的苦難。她從不訴苦，從不怨天尤人。她身上有一種內在的尊嚴，一種博大的曆史感，使她堅定自若，不被生活的播弄所左右，賦予她一種獨特的高尚的氣質。
就在那一刹那，我想起有一次我向她的兒子提的問題和他的回答：“當吳世良終於得到自由回家的時候，她變了個人麽？”
“沒變。”他回答，“除了在一個小的方麵。她每看到我浪費任何東西，哪怕是一滴水，都要發急。”
在本文結束時，請允許我不自量力從我自己的作品中引用一句話。我這樣做是因為我知道吳世良會讚同。因為她深知一條很多人不明白的道理——一個作家所寫的遠比他所說的更能顯露他的內心。
在我的小說裏我寫過：大幸福和大悲痛原是一體。
我巨大的悲痛是我失去了一位知音，我巨大的幸福是能看到我的作品譯成了中文。我如果有能力以中文寫作，那麽這就是我要寫的《春月》。
包柏漪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於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