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西醫在中國
何小蓮
晚清官員請傳教醫師看病，在當時是公開的秘密。林則徐就曾請西醫治療過疝氣。清人筆記記載，林則徐臨終大呼“星鬥南”三字而卒。今人考證，“星鬥南”正是閩語“新豆欄”，傳教士在廣州的醫局所在地。西醫的震撼力，由此可見一斑。
一段重要的曆史細節
1842年簽訂的《南京條約》，對傳教事宜隻字未提。1844年7月3日簽訂的《中美望廈條約》，寫進了與傳教有關的內容。其中寫道：“合眾國民人在五港口貿易，或久居，或暫住，均準其租賃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樓，並設立醫館、禮拜堂及殯葬之處”。“禮拜堂”三字，意味著美國傳教士獲得了在通商口岸進行宗教活動的自由。這是近代不平等條約中第一次出現的與傳教有關的條款。對於這一內容的加入，參加條約談判的美國傳教士伯駕，事後在耶魯大學神學院的一次講演中，透露了其中的細節。伯駕說，中美代表在望廈村談判時，討論到條約第17款，涉及在通商口岸的商務和住宅、墓地及醫院的租地問題，參加談判的中方隨員潘仕成建議加進“禮拜堂”這一補充性條款。這是在伯駕看來最為重要的條款。
潘仕成為什麽要提議加進這一條款呢？潘仕成原本為十三行商人，因其“與米利堅商人頗多熟悉，亦素為該國夷人所敬重”，因而被耆英調至衙署專理夷務。潘仕成父母曾是伯駕的病人，對伯駕有感激之情。潘仕成對西方人的風俗人情有較多的了解，認為中國人不可能以自己的禮俗習慣來改變西方人的傳統，他因此提議加進這一內容。
潘仕成是小小的隨員，他的提議固然有影響，但關鍵性人物是兩廣總督耆英，他為什麽會接受這一條款呢？原來，耆英也是伯駕的病人。據記載，耆英因患皮膚病，曾通過馬儒翰請伯駕幫助醫療，後又派隨從向伯駕講述病情。伯駕精心為他配好藥方，使他病情明顯好轉。耆英多次在公眾場合讚美醫藥傳教，並手書條幅“妙手回春，壽世濟人”。贈給伯駕。
看來，有關內容的加入，與參加談判的中方代表對西醫的情感有關。
其實，請伯駕看病的不隻耆英，兩廣總督、廣東巡撫衙門的大小官員，直接請伯駕治病的人為數不少，清政府官員請傳教醫師看病在當時不過是一個公開的秘密。此前，欽差大臣林則徐就曾請伯駕看病。當時，林則徐托人與伯駕聯係兩件事，一是討教西國有無戒鴉片的特效藥，二是問伯駕如何治療疝氣病。前者為公，後者為私。伯駕回答，治鴉片癮無特效藥，治疝氣病有辦法，但要病人親自來。林沒有去，但他派了個替身，取回了幾隻疝氣袋，用了以後，病情明顯好轉。於是，林則徐成了伯駕醫務檔案中的第6565號病人。林則徐的病曆是這樣寫的：“從醫學上說，我們對此病沒有什麽興趣，事實上也未見其人。但這樣一位著名人物，他的所作所為是導致中英兩大國間破裂的原因。”事後，林派人給伯駕送去水果以示謝意。1850年，林則徐再度受命為欽差大臣，馳赴廣西督理軍務，鎮壓“拜上帝會”，但在途中病死，清人筆記稱其死前大呼“星鬥南”三字而卒。朱維錚先生認為，“星鬥南”三字正是閩語“新豆欄”，是伯駕在廣州的醫局所在地。由此可見，西醫的震撼，已經留在林則徐的思想深處。(朱維錚主編：《基督教與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杜)
一所特別的學校
天津醫學堂是晚清第一所官辦西醫學堂。此校的創立，與李鴻章對西醫的服膺有直接關係。還在1880年，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的妻子生病，請中醫久治無效，不得已請當時在天津的英國倫敦會傳教醫師馬根濟(Maekenzie，John Kenneth，?—1888)治療，很快痊愈。李鴻章大為感激，資助馬根濟在天津開了一所小型醫院，英文名字叫總督醫院(Viceroy’s Hospital)。一年以後，馬根濟提出利用從美國撤回來的留學生，辦一所醫校，培養醫生，以供清朝海陸軍使用。李鴻章徇其請。1881年12月15日，這所英文名稱為“總督醫院附屬醫學校”的醫學堂正式開學。學校的教習由馬根濟和北洋海軍中的外科醫生擔任，臨床教學就在醫院進行。學校經費由李鴻章從海防軍費中開支。這所學校，就是天津醫學堂的前身。這家醫院和附屬學校總共花去清政府多少經費，我們現在缺少資料可查。但是，1890年李提摩太在上海傳教士大會上發表題為“基督教差會與中國政府的關係”的演講時曾指出，在天津，李鴻章每月撥出數百兩白銀支持傳教士的醫療診所，可見是個不小的數目。總督醫院、總督醫院附屬醫學校，這些特別的名稱，表示出李鴻章與他們的特別關係。行事謹慎的李鴻章，如果對西醫沒有特別的認可，是不會有此特別之舉的。
西醫的震撼，使得李鴻章成為晚清發展軍隊西醫的倡導人。他在奏請創辦天津醫學堂時說：
西洋各國行軍以醫官為最要，而救治傷科直起沈痼，西醫尤獨擅專長，其學以考求經絡辨別藥性為始基，以察髒腑之運行。練臨症之理法為進步，其究以洞內科之精微，平諸家之同異為極功，非專門名家曆經考試，該國家未能給憑診治。(《李文忠公全書》，奏稿七十八，第31—32頁)
對西醫特點概括之允當，評價之崇高，晚清高官中無出其右。
一座奇特的墓碑
1896年，漢口外人墳場裏，一個叫馬尚德的外國傳教醫師墓前，立著一塊奇特的石碑，上麵寫著：
馬先生為愛中國百姓朝夜奔馳，可惜善士早亡。上帝之旨也。馬先生為我治病，不惜勞苦，因此痛之。主碑人譚撫台之側室魏寶珍。
譚撫台即湖北巡撫譚繼洵，譚嗣同的父親。魏寶珍是譚繼洵四位側室中最年輕的一位，立碑時35歲。馬尚德為魏寶珍治的是什麽病，於史無征，不得而知。但是，在那個既嚴男女之別、更嚴夷夏之辨的時代，讓一位撫台大人年輕側室為一名男性外國傳教醫生立碑，如果不是救命之恩、動感五內，是很難想象的。
馬尚德曾分別為譚繼洵一名李姓近親的妻子、譚繼洵的孫媳龍氏做過乳房切除手術，向潭繼洵的孫子譚傳讚提供過戒除鴉片的方子。1895年，譚繼洵與馬尚德見麵，以後，譚家有人生病就把馬請來，馬因此被稱為譚家“家庭醫生”。
這位馬尚德，自1891年來華以後，一直在華中地區行醫，曾經為張之洞的洋務得力助手蔡錫勇的妻子看病，並經蔡引薦為張之洞看病。張之洞問了他不少有關醫藥病理的難題，服了他提供的西藥，病情有所好轉。馬尚德也經常為張之洞主持的湖北織布局中外員工看病。1894年1月，張之洞賞給馬尚德七百元錢作為酬勞。不幸的是，這位令人尊敬的馬醫生，1896年在武昌救治霍亂病人時，染疾病逝，年僅31歲。(鄺兆江：《馬尚德——譚嗣同熟識的英國傳教醫師》，載《曆史研究》，1992．2)
晚清來華傳教醫生中，馬尚德是個寂寂無聞的小人物，但他的手術刀，切除了夷夏之辨的屏障，劃開了男女之別的帷幕，震撼了上自達宮貴人、下至平民百姓的心靈。
晚清士紳中，對西醫始而疑、繼而試、終而服的大有人在。1877年，那位日後參與鎮壓戊戌變法、權傾一時的榮祿腰部生瘤，先後請了數十名中醫診冶，未見好轉，反而日見沉重，患處腐潰方圓七八寸，洞出三十餘孔，痛苦不堪。萬般無奈，他找了時在北京的傳教醫師德貞。德貞為他做了兩次外科麻醉割除手術，患處日見起色，兩個月便平複痊愈。榮祿大為歎服，稱讚德貞醫術“精妙絕倫”，並為德貞編的醫書《全體通考》作序。
加拿大華西傳道團在成都工作一年後，受到了地方官的歡迎，史蒂文森醫生(Dr．Stevenson)在1893—1894年的報告中提到，他為成都的一位官太大治好了病，結果受到那位官員的隆重宴請。盛京醫院的建立者傳教醫師司督閣，在為官員及他們的親屬治病後，受到了當時奉天顯赫人物左寶貴將軍、總督趙爾巽、徐世昌、唐紹儀及後來的軍閥張作霖的交口稱讚和有力支持。司督閣說：“我在官界擁有一個不小的圈子，這對我的工作是個非常大的幫助，確立了我們的地位，阻止了極為容易發生的騷亂和其他麻煩。”
至於平民百姓，對西醫和傳教醫師熱烈歡迎和誠摯感激的人更是不計其數。早在鴉片戰爭以前，西醫在廣州已經受到熱烈歡迎：
醫院之士民雲集擠擁，老幼男女如蟻來，莫說廣東之各府廳州縣之人，就是福建、浙江、江西、江蘇、安徽、山西各省居民求醫焉。儒農官員，各品人等，病來痊去矣。(愛漢者等編、黃時鑒整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405頁，上)
到了19世紀六七十年代，在中國通商口岸，西醫已普遍被接受。時人記載：
自中國通商以後，西醫之至中國者，各口岸皆有之，……初則貧賤患病、無力醫藥者就之，常常有效；繼則富貴患病、華醫束手者就之，往往奏功；今則無論富貴貧賤，皆有喜西藥之簡便與西藥之奇異，而就醫館醫治者，日多一日，日盛一日也。(《書上海虹口同仁醫館光緒三年清單後》，載《申報》1877年12月22日)
在清末任何一所西醫院的門口，都可見到摩肩接踵、戶限為穿的擁擠狀況：
看一看在醫院大門外，排在大街上的候診的隊伍，看一看每天清晨從四麵八方擁來的車馬轎子，看一看那些官員、侍從、馬夫、轎漢，是如何把整條街擠得水泄不通的。人們把小孩舉過頭頂，否則小孩就會窒息、擠傷。(喬那森·斯潘塞：《改變中國》，上海三聯書店，1990)
據統計，僅上海的仁濟、體仁、同仁三所教會醫院，在19世紀70年代，每年診治病人，已多至10萬人次。嘉約翰在廣州博濟醫局，一人在40多年中，施診病人達74萬人次，為近5萬人施行外科手術。
西醫的文化穿透力
自1807年馬禮遜來華以後，新一輪西學東漸拉開帷幕，數、理、化、天、地、生，政治學、心理學、法學、哲學、社會學，林林總總，源源而來。但是，沒有哪一門學科像西醫那樣，所向披靡，深入人心，從名儒顯宦，富商巨賈，到販夫走卒，始而狐疑或有，終而嚴拒者鮮現。
那麽，西醫的影響何在？
眾所周知，異質文化相接，其表層文化如生產工具、物化技術穿透力較強，易於傳播、滲透，深層文化如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心理意識穿透力較弱，難於傳播。湯因比說過類似的意見：“在商業上輸出西方的一種新技術，這是世界上最容易辦的事。但是讓一個西方的詩人和聖人在一個非西方的靈魂裏也像在自己靈魂裏那樣燃起同樣的精神上的火焰，卻不知要困難多少倍”。(湯因比；《曆史研究》，節錄本，上卷，第50頁)醫學則是這麽一門特殊的學科，它既有工具性淺層文化特點，也包含著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深層文化特點。誠如熊月之先生聽說，“西醫最得西方古典科學重具體、講實證的精神，中醫最得中國傳統文化重整體、講聯係的神韻。如果在各種學科中，舉出最能體現中西文化特征的一種，我認為醫學最為合適”。(《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西醫(尤其是外科手術)通過工具性特點，收手到病除之療效，再通過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倫理道德方麵，展示西方文化精妙之處，由治病而攻心。任何一個有思維能力的人，隻要他思之再思之，就會在一把小小的手術刀背後，看到奇妙無比的科學體係。
上引李鴻章的話，已可說明這一問題。康有為的心路曆程，也可以視為一個例證。
康有為之所以成為學習西方的代表人物，有多種原因，其中有一條較少為人們道及，即其治病經驗。1885年春，康氏患病，頭部暴痛如裂，自雲“群醫束手無法，惟裹頭行吟於室外，數月不出”。他隻好“檢視書籍，從容待死”。一個偶然的機會，“得西醫書讀之”，買了西藥，依方試服，竟漸漸痊愈。(樓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編年譜》，中華書局，1992)康氏由試用西藥而病痊愈，促使他較早地體會到科學方法與西方近代思想間的深層聯係，並進而對中國傳統的以“仁”為中心的思維方式進行反思，希望建立以“智”為中心的思維方式，這種“智”的思維方式接近於理性思維方式。魯迅也說過，他通過翻譯的曆史書，知道 “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
西醫集技術與科學為一體，合真與善於一身。透過傳教醫師的行醫，人們能夠看到超越中醫的回春妙手，想象出高超技藝背後的玄思邃理，感受到濟世救人的慈悲心懷。雖然，來華傳教士當中，逞凶作惡者有之，為虎作倀者有之，但傳教醫師普遍受到人們的好評。這就是合治病與攻心為一體的結果，也是西醫的威力和魅力所在。
(資料來源：《南方周末》2004年3月18日)
何小蓮
晚清官員請傳教醫師看病，在當時是公開的秘密。林則徐就曾請西醫治療過疝氣。清人筆記記載，林則徐臨終大呼“星鬥南”三字而卒。今人考證，“星鬥南”正是閩語“新豆欄”，傳教士在廣州的醫局所在地。西醫的震撼力，由此可見一斑。
一段重要的曆史細節
1842年簽訂的《南京條約》，對傳教事宜隻字未提。1844年7月3日簽訂的《中美望廈條約》，寫進了與傳教有關的內容。其中寫道：“合眾國民人在五港口貿易，或久居，或暫住，均準其租賃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樓，並設立醫館、禮拜堂及殯葬之處”。“禮拜堂”三字，意味著美國傳教士獲得了在通商口岸進行宗教活動的自由。這是近代不平等條約中第一次出現的與傳教有關的條款。對於這一內容的加入，參加條約談判的美國傳教士伯駕，事後在耶魯大學神學院的一次講演中，透露了其中的細節。伯駕說，中美代表在望廈村談判時，討論到條約第17款，涉及在通商口岸的商務和住宅、墓地及醫院的租地問題，參加談判的中方隨員潘仕成建議加進“禮拜堂”這一補充性條款。這是在伯駕看來最為重要的條款。
潘仕成為什麽要提議加進這一條款呢？潘仕成原本為十三行商人，因其“與米利堅商人頗多熟悉，亦素為該國夷人所敬重”，因而被耆英調至衙署專理夷務。潘仕成父母曾是伯駕的病人，對伯駕有感激之情。潘仕成對西方人的風俗人情有較多的了解，認為中國人不可能以自己的禮俗習慣來改變西方人的傳統，他因此提議加進這一內容。
潘仕成是小小的隨員，他的提議固然有影響，但關鍵性人物是兩廣總督耆英，他為什麽會接受這一條款呢？原來，耆英也是伯駕的病人。據記載，耆英因患皮膚病，曾通過馬儒翰請伯駕幫助醫療，後又派隨從向伯駕講述病情。伯駕精心為他配好藥方，使他病情明顯好轉。耆英多次在公眾場合讚美醫藥傳教，並手書條幅“妙手回春，壽世濟人”。贈給伯駕。
看來，有關內容的加入，與參加談判的中方代表對西醫的情感有關。
其實，請伯駕看病的不隻耆英，兩廣總督、廣東巡撫衙門的大小官員，直接請伯駕治病的人為數不少，清政府官員請傳教醫師看病在當時不過是一個公開的秘密。此前，欽差大臣林則徐就曾請伯駕看病。當時，林則徐托人與伯駕聯係兩件事，一是討教西國有無戒鴉片的特效藥，二是問伯駕如何治療疝氣病。前者為公，後者為私。伯駕回答，治鴉片癮無特效藥，治疝氣病有辦法，但要病人親自來。林沒有去，但他派了個替身，取回了幾隻疝氣袋，用了以後，病情明顯好轉。於是，林則徐成了伯駕醫務檔案中的第6565號病人。林則徐的病曆是這樣寫的：“從醫學上說，我們對此病沒有什麽興趣，事實上也未見其人。但這樣一位著名人物，他的所作所為是導致中英兩大國間破裂的原因。”事後，林派人給伯駕送去水果以示謝意。1850年，林則徐再度受命為欽差大臣，馳赴廣西督理軍務，鎮壓“拜上帝會”，但在途中病死，清人筆記稱其死前大呼“星鬥南”三字而卒。朱維錚先生認為，“星鬥南”三字正是閩語“新豆欄”，是伯駕在廣州的醫局所在地。由此可見，西醫的震撼，已經留在林則徐的思想深處。(朱維錚主編：《基督教與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杜)
一所特別的學校
天津醫學堂是晚清第一所官辦西醫學堂。此校的創立，與李鴻章對西醫的服膺有直接關係。還在1880年，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的妻子生病，請中醫久治無效，不得已請當時在天津的英國倫敦會傳教醫師馬根濟(Maekenzie，John Kenneth，?—1888)治療，很快痊愈。李鴻章大為感激，資助馬根濟在天津開了一所小型醫院，英文名字叫總督醫院(Viceroy’s Hospital)。一年以後，馬根濟提出利用從美國撤回來的留學生，辦一所醫校，培養醫生，以供清朝海陸軍使用。李鴻章徇其請。1881年12月15日，這所英文名稱為“總督醫院附屬醫學校”的醫學堂正式開學。學校的教習由馬根濟和北洋海軍中的外科醫生擔任，臨床教學就在醫院進行。學校經費由李鴻章從海防軍費中開支。這所學校，就是天津醫學堂的前身。這家醫院和附屬學校總共花去清政府多少經費，我們現在缺少資料可查。但是，1890年李提摩太在上海傳教士大會上發表題為“基督教差會與中國政府的關係”的演講時曾指出，在天津，李鴻章每月撥出數百兩白銀支持傳教士的醫療診所，可見是個不小的數目。總督醫院、總督醫院附屬醫學校，這些特別的名稱，表示出李鴻章與他們的特別關係。行事謹慎的李鴻章，如果對西醫沒有特別的認可，是不會有此特別之舉的。
西醫的震撼，使得李鴻章成為晚清發展軍隊西醫的倡導人。他在奏請創辦天津醫學堂時說：
西洋各國行軍以醫官為最要，而救治傷科直起沈痼，西醫尤獨擅專長，其學以考求經絡辨別藥性為始基，以察髒腑之運行。練臨症之理法為進步，其究以洞內科之精微，平諸家之同異為極功，非專門名家曆經考試，該國家未能給憑診治。(《李文忠公全書》，奏稿七十八，第31—32頁)
對西醫特點概括之允當，評價之崇高，晚清高官中無出其右。
一座奇特的墓碑
1896年，漢口外人墳場裏，一個叫馬尚德的外國傳教醫師墓前，立著一塊奇特的石碑，上麵寫著：
馬先生為愛中國百姓朝夜奔馳，可惜善士早亡。上帝之旨也。馬先生為我治病，不惜勞苦，因此痛之。主碑人譚撫台之側室魏寶珍。
譚撫台即湖北巡撫譚繼洵，譚嗣同的父親。魏寶珍是譚繼洵四位側室中最年輕的一位，立碑時35歲。馬尚德為魏寶珍治的是什麽病，於史無征，不得而知。但是，在那個既嚴男女之別、更嚴夷夏之辨的時代，讓一位撫台大人年輕側室為一名男性外國傳教醫生立碑，如果不是救命之恩、動感五內，是很難想象的。
馬尚德曾分別為譚繼洵一名李姓近親的妻子、譚繼洵的孫媳龍氏做過乳房切除手術，向潭繼洵的孫子譚傳讚提供過戒除鴉片的方子。1895年，譚繼洵與馬尚德見麵，以後，譚家有人生病就把馬請來，馬因此被稱為譚家“家庭醫生”。
這位馬尚德，自1891年來華以後，一直在華中地區行醫，曾經為張之洞的洋務得力助手蔡錫勇的妻子看病，並經蔡引薦為張之洞看病。張之洞問了他不少有關醫藥病理的難題，服了他提供的西藥，病情有所好轉。馬尚德也經常為張之洞主持的湖北織布局中外員工看病。1894年1月，張之洞賞給馬尚德七百元錢作為酬勞。不幸的是，這位令人尊敬的馬醫生，1896年在武昌救治霍亂病人時，染疾病逝，年僅31歲。(鄺兆江：《馬尚德——譚嗣同熟識的英國傳教醫師》，載《曆史研究》，1992．2)
晚清來華傳教醫生中，馬尚德是個寂寂無聞的小人物，但他的手術刀，切除了夷夏之辨的屏障，劃開了男女之別的帷幕，震撼了上自達宮貴人、下至平民百姓的心靈。
晚清士紳中，對西醫始而疑、繼而試、終而服的大有人在。1877年，那位日後參與鎮壓戊戌變法、權傾一時的榮祿腰部生瘤，先後請了數十名中醫診冶，未見好轉，反而日見沉重，患處腐潰方圓七八寸，洞出三十餘孔，痛苦不堪。萬般無奈，他找了時在北京的傳教醫師德貞。德貞為他做了兩次外科麻醉割除手術，患處日見起色，兩個月便平複痊愈。榮祿大為歎服，稱讚德貞醫術“精妙絕倫”，並為德貞編的醫書《全體通考》作序。
加拿大華西傳道團在成都工作一年後，受到了地方官的歡迎，史蒂文森醫生(Dr．Stevenson)在1893—1894年的報告中提到，他為成都的一位官太大治好了病，結果受到那位官員的隆重宴請。盛京醫院的建立者傳教醫師司督閣，在為官員及他們的親屬治病後，受到了當時奉天顯赫人物左寶貴將軍、總督趙爾巽、徐世昌、唐紹儀及後來的軍閥張作霖的交口稱讚和有力支持。司督閣說：“我在官界擁有一個不小的圈子，這對我的工作是個非常大的幫助，確立了我們的地位，阻止了極為容易發生的騷亂和其他麻煩。”
至於平民百姓，對西醫和傳教醫師熱烈歡迎和誠摯感激的人更是不計其數。早在鴉片戰爭以前，西醫在廣州已經受到熱烈歡迎：
醫院之士民雲集擠擁，老幼男女如蟻來，莫說廣東之各府廳州縣之人，就是福建、浙江、江西、江蘇、安徽、山西各省居民求醫焉。儒農官員，各品人等，病來痊去矣。(愛漢者等編、黃時鑒整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405頁，上)
到了19世紀六七十年代，在中國通商口岸，西醫已普遍被接受。時人記載：
自中國通商以後，西醫之至中國者，各口岸皆有之，……初則貧賤患病、無力醫藥者就之，常常有效；繼則富貴患病、華醫束手者就之，往往奏功；今則無論富貴貧賤，皆有喜西藥之簡便與西藥之奇異，而就醫館醫治者，日多一日，日盛一日也。(《書上海虹口同仁醫館光緒三年清單後》，載《申報》1877年12月22日)
在清末任何一所西醫院的門口，都可見到摩肩接踵、戶限為穿的擁擠狀況：
看一看在醫院大門外，排在大街上的候診的隊伍，看一看每天清晨從四麵八方擁來的車馬轎子，看一看那些官員、侍從、馬夫、轎漢，是如何把整條街擠得水泄不通的。人們把小孩舉過頭頂，否則小孩就會窒息、擠傷。(喬那森·斯潘塞：《改變中國》，上海三聯書店，1990)
據統計，僅上海的仁濟、體仁、同仁三所教會醫院，在19世紀70年代，每年診治病人，已多至10萬人次。嘉約翰在廣州博濟醫局，一人在40多年中，施診病人達74萬人次，為近5萬人施行外科手術。
西醫的文化穿透力
自1807年馬禮遜來華以後，新一輪西學東漸拉開帷幕，數、理、化、天、地、生，政治學、心理學、法學、哲學、社會學，林林總總，源源而來。但是，沒有哪一門學科像西醫那樣，所向披靡，深入人心，從名儒顯宦，富商巨賈，到販夫走卒，始而狐疑或有，終而嚴拒者鮮現。
那麽，西醫的影響何在？
眾所周知，異質文化相接，其表層文化如生產工具、物化技術穿透力較強，易於傳播、滲透，深層文化如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心理意識穿透力較弱，難於傳播。湯因比說過類似的意見：“在商業上輸出西方的一種新技術，這是世界上最容易辦的事。但是讓一個西方的詩人和聖人在一個非西方的靈魂裏也像在自己靈魂裏那樣燃起同樣的精神上的火焰，卻不知要困難多少倍”。(湯因比；《曆史研究》，節錄本，上卷，第50頁)醫學則是這麽一門特殊的學科，它既有工具性淺層文化特點，也包含著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深層文化特點。誠如熊月之先生聽說，“西醫最得西方古典科學重具體、講實證的精神，中醫最得中國傳統文化重整體、講聯係的神韻。如果在各種學科中，舉出最能體現中西文化特征的一種，我認為醫學最為合適”。(《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西醫(尤其是外科手術)通過工具性特點，收手到病除之療效，再通過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倫理道德方麵，展示西方文化精妙之處，由治病而攻心。任何一個有思維能力的人，隻要他思之再思之，就會在一把小小的手術刀背後，看到奇妙無比的科學體係。
上引李鴻章的話，已可說明這一問題。康有為的心路曆程，也可以視為一個例證。
康有為之所以成為學習西方的代表人物，有多種原因，其中有一條較少為人們道及，即其治病經驗。1885年春，康氏患病，頭部暴痛如裂，自雲“群醫束手無法，惟裹頭行吟於室外，數月不出”。他隻好“檢視書籍，從容待死”。一個偶然的機會，“得西醫書讀之”，買了西藥，依方試服，竟漸漸痊愈。(樓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編年譜》，中華書局，1992)康氏由試用西藥而病痊愈，促使他較早地體會到科學方法與西方近代思想間的深層聯係，並進而對中國傳統的以“仁”為中心的思維方式進行反思，希望建立以“智”為中心的思維方式，這種“智”的思維方式接近於理性思維方式。魯迅也說過，他通過翻譯的曆史書，知道 “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
西醫集技術與科學為一體，合真與善於一身。透過傳教醫師的行醫，人們能夠看到超越中醫的回春妙手，想象出高超技藝背後的玄思邃理，感受到濟世救人的慈悲心懷。雖然，來華傳教士當中，逞凶作惡者有之，為虎作倀者有之，但傳教醫師普遍受到人們的好評。這就是合治病與攻心為一體的結果，也是西醫的威力和魅力所在。
(資料來源：《南方周末》2004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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