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時代都有受迫害的。—波普爾
剛看了張譯主演的的電影《無價之寶》。張譯的表演很給力，把一個嘴硬心軟的東北漢子演活了。其他配角的表演也無可挑剔，非常的生活化。劇本寫的也好，粗糲艱辛的現實與溫暖柔軟的內心相映對照，讓觀眾在殘酷的生活中感受到善良人心帶來的美好和溫暖，也讓整部劇充滿張力。
這些年，國產影視劇的水平越來越高了，而且講東北故事的影視劇也越來越多了。改開之後，工農兵逐漸退出文藝舞台，取而代之的則是文革中各類被迫害者。九十年代之後，媒體熱捧的主角逐漸換上了各類的成功人士。就像當年美化工農兵一樣，改開後的媒體和文藝界對大款大腕和暴發戶這些新時代的成功人士也是極盡美化之能事，個個都被包裝成完人。而很長一段時間，毛時代的領導階級，國家的主人翁卻被媒體和文藝界刻意遺忘了。這倒是與現實社會中作為改革代價的工人階級的整體淪落境況相吻合。
印象中第一部以下崗工人為主題的電影是王千源和秦海璐兩個東北演員演的電影《鋼的琴》。然而這部電影隻描寫了下崗工人的慘狀，卻沒有涉及國企改製時內部人瓜分國有資產，毫不顧忌工人利益的腐敗內幕。前幾年熱播的電視劇《人世間》稍微觸及了國企改革的殘酷過程以及工人階級的淪落。比如修腳工春燕，改開前是勞模，並因為工作好而被提拔為小領導。改開後，她就像很多勞模幹部一樣，被發配回去，重新當起了修腳工。可在改開時代，春燕不僅沒有了工人階級的榮譽感和自感豪，而且還成了被侮辱被迫害的人。這與現實也是十分吻合的，現實中很多下崗工人比春燕慘多了。沈陽一個著名生產拖拉機的國企在改開後因為包產到戶，拖拉機銷量大減，國家又沒有轉產資金，企業從行業中的佼佼者一下子淪為了虧損企業。該廠的老工人，別說看不起病，死了後連骨灰盒都買不起，這是該廠的工會主席親口告訴我的。而那些靠國企改製發財的內部人，搖身一變都成了企業家和先富者。
在周梅森的《人民的名義》劇中，涉及了國企改製的黑暗，但那些被拋棄的工人在周的筆下也變成了無理性，無大義的群氓，其中一個還被冠以文革之名。這就是作家眼中的工人形象。這和我插隊之前在工廠勞動時遇到的工人完全不同。那時的工人大都自信樂觀，熱情厚道。我至今難忘在沈陽電機二廠勞動時的車工班班長黑師傅，一個年青的勞模。小夥子長得高大帥氣，一臉陽光，不僅自己工作認真負責，還經常幫助其他工友完成任務。
前幾年王千源主演了一部小製作電影《小人物》。王千源飾演綽號叫大聖的警察，故事很簡單，講的是大聖與涉黑地產商鬥智鬥勇，最後將其繩之以法的故事。電影有點搞笑，誇張，屬於打鬥喜劇片，但故事卻很接地氣，真實地反映了改開後地產商黑社會的曆史。有意思的是，編劇給警察一個綽號大聖，似乎是受了毛澤東那句詩詞的啟發：今日歡呼孫大聖，隻緣妖霧又重來。
最近熱播的電視劇《漫長的季節》和《黑土無言》都是以東北國企改製，工人下崗為曆史背景的懸疑偵探劇。雖然是偵探劇，但並不回避或者是故意帶出國企改製的真相，既內部人瓜分國企的腐敗內幕。那個時期，真是群魔亂舞，可惜那時沒有孫大聖，所以下崗工人就淪為了改革的代價。在這些電視劇裏，那時的東北是陰鬱的、悲傷的，無助的，黑社會橫行，腐敗分子得道，人民淪為草芥。這讓我想起六十年代一部電影《特快列車》，這也是一部根據真實故事改編的電影。那時東北人民的精神麵貌和國企改製後真是天差地別。人人有愛，相互關心，一人有難，全體支援，那時的東北確實如歌裏唱的那樣誇張，個個都是活雷鋒。
哪個時代都有被迫害的人。所以有人恨共產黨，罵毛澤東，有人愛共產黨，懷念毛澤東我覺得都很正常，因為老百姓不懂得什麽曆史宏大敘事，他們對政治的評價都是基於自身的利益得失。就像當年貧苦農民支持共產黨是因為打土豪分田地，而地主仇恨共產黨是因為幾輩人盤下的地被剝奪瓜分了。西藏農奴感謝毛主席共產黨，熱愛新中國是因為翻身得解放了，達賴那些農奴主們仇恨新中國則是因為被推翻了。
我說過，凡是非帕雷托最優的改革都是有代價的，隻是代價的主體不同而已。農村經濟體製改革之所以詬病不多，是因為農村經濟體製改革基本符合帕累托最優，絕大多數農民都從改革中受益。而城市經濟體製改革卻不是帕累托最優的改革，改革的受益者是內部人，而下崗工人淪為了代價。
當然，改革的代價不僅僅是幾千萬下崗工人，更大的代價是整個社會的道德淪喪，幾乎無官不貪的官場，以及各行各業的深度腐敗。當初改革四君子討論城市經濟體製改革時就預料到改革會帶來腐敗，但當時他們的判斷是，改革的收益會大於腐敗的損失。如果僅從經濟上講，這個判斷也許是對的。因為四十年的時間，中國GDP從排在荷蘭後麵，一躍成為世界老二，而按購買力平價測算的GDP早已世界第一。可這期間，腐敗也如影隨形，同步爆炸似蔓延。當初的改革四君子之一王岐山，在習任上成為反腐的領軍人物。麵對中國大麵積的深度腐敗，不知道王岐山作何感想，是否還認為當年自己的判斷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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