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選擇
北京的局勢一日緊似一日，學生風潮此起彼伏，緊接著發生了“三·一八”慘案。繼而魯迅南下遠走廈門，不久，轉至廣州，最終定居上海，開始了最後十年的生命曆程。
上海時期的魯迅徹底從文學創作轉向了社會批判。在那裏，他的雜文創作達到了高潮。也正是這些雜文，讓後世的人將其塑造成為一個鬥士，一個引導社會輿論的文學旗手。
人文學者、《黃河文學》副主編謝泳則不同意這種長期以來對魯迅的認識。“嚴格說，魯迅對中國左翼思想是有影響的，但作為一般的社會影響，在知識界，他沒法和胡適相比。”謝泳說。那時候，魯迅是寄寓在上海租界當中的自由職業者，而胡適則是頻頻出入學界、政界的大學校長。
無論怎樣，在上海時期的魯迅是發出了大量聲音的。這些聲音的主旨是對社會、對黑暗麵的批判，以及與形形色色的人之間的論戰。“很多年輕人說魯迅罵人很苛刻，但是魯迅罵過的人都是一些社會賢達、雅士、士大夫，是那些悠然自得、自我感覺特別良好的文人。他保護的、他喜歡的都是那些被流放或者是被打壓、很窮困的人。”孫鬱說。
憑借自己的正義感，魯迅始終是願意站在弱者一邊的。但他沒有也無心為大眾去指出一條光明之途，“他甚至對任何選擇都存懷疑，認為人一旦選擇，就成為選擇的奴隸。他真正堅持的就是對個體的尊重和個性的張揚。”孫鬱說。
對於這一點，魯迅自己是深知的，麵對前來請教人生方向的青年，魯迅親切待之，卻又怕他們向自己學習，“假使我真有指導青年的本領——無論指導得錯不錯——我決不藏匿起來，但可惜我連自己也沒有指南針，到現在還是亂闖。倘若闖入深淵，自己有自己負責，領著別人又怎麽好呢？我之怕上講台講空話者就為此。”魯迅曾在信中寫道。
相比於魯迅與權勢的互不相容，胡適的所作所為則要入世得多。從提出“好人政府”，到主張“憲政國家”，無論是對北洋政府還是國民黨政府，胡適似乎都沒有放棄過改造的努力，盡管在現實當中，胡適的種種努力被左翼人士認為是與虎謀皮，甚至是在為虎作倀。
1929年，胡適在《新月》雜誌發表《人權與約法》《我們什麽時候才可以有憲法》。1932年又創辦《獨立評論》。胡適在這些雜誌中大聲呼籲保障人權，言論自由，並主張憲政民主，反對一黨獨裁。
回頭看來，胡適有些文章對國民黨的批判，其激烈程度絲毫不亞於魯迅，今人讀之尤為其擔心。針對國民黨不循法製，任意壓製人權，胡適寫道，“無論什麽人，隻須貼上‘反動文人’‘土豪劣紳’‘共黨嫌疑’等等招牌，便都沒有人權的保障……無論什麽書報，隻須貼上‘反動刊物’的字樣，都在禁止之列，都不算分割自由了。”
針對國民黨推行的“文化運動”，胡適評論說，“根本上，國民黨的運動是一種極端的民族主義運動，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質……這種理論便是後來黨國時種種反動行為和反動思想的根據了。”在這樣猛烈的抨擊下，國民黨查封了登載胡適文章的《新月》雜誌，並迫使胡適辭去了中國公學校長之職。盡管如此，胡適始終堅持，自己的批評沒有惡意，隻是為了國民黨自身的改善。
“胡適和魯迅都是對當時的體製不滿的知識分子，但兩人所走的路徑不一樣，魯迅帶有左翼傾向，並帶有烏托邦色彩。而胡適遵循的是自由主義，比較重視經驗和事情的操作性。但兩人卻有共同的底線，那就是要求社會更公平，更有正義。”謝泳評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