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作者一直認為毛澤東時代是個理想時代；而後期的共產黨顯然是令人失望的。現在我已經不如此認為了。當年因為相信理想社會，對馬列主義進行過徹底的研究。在生活非常困難的時候，我將所有拿得出的錢都買了馬列著作；並投身於奉獻。說實話，習大大能讀過我的三分之一就謝天謝地了。現在我認為：正是毛澤東時代造就了現在的時代。而現在這個時代的不可持續性恰恰反映了毛澤東時代的不可持續。而哲學表明，不可持續意味著不合理。以下幾點來說明為什麽不合理；但根本是唯意識形態的專製；造成一元思維的極端。
1. 政治理論上的荒誕。
馬列主義的政治理論是荒誕的，並且是自相矛盾。馬克思是個學者，但不是哲學家。他唯一的哲學語言是：“哲學家們隻關注解釋世界，卻沒有關注改造世界”。這顯然是哲學外行話，因為改造世界屬於政治範疇。馬克思借用了費而芭哈的唯物主義與黑格爾的辯證法來作為自己政治理論的支撐，卻沒有意識到他的政治理論與唯物辯證法完全矛盾。讓我們來看看兩個哲學悖論。
悖論1. 按照唯物主義，共產主義不可能有接班人。
唯物主義的原則是：存在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馬克思由此引生出，【隻有無產階級最具有革命性，隻有無產階級才能實現共產主義；其他的階級都不可能】的結論。那麽，以此推論，當無產階級奪權後成為有產階級後，必然喪失革命性。那又如何實現共產主義呢？中國建黨百年大會結束，國際歌唱 –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時，作者感到非常諷刺。因為在場的都是既得利益者，沒有無產階級。
悖論2. 按照辯證法，共產主義不可能實現。
辯證法原則在政治上可以通俗地認為：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而共產主義的原則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但是，外加了一個必要條件，即所有人的覺悟都大大提高。這明顯與辯證法原則相悖。有什麽哲學倫理可以來證明，人的覺悟能夠如此。人連自身的倫理來源都不清楚，又怎麽去斷定群體覺悟能如此？這明顯脫離理性。
既然自身理論上都無法自圓其說，那麽將這些觀念硬說成【放置四海而界準的真理】；不是很可笑嗎？請注意，這【放置四海而界準的真理】的說法，產生於毛澤東時代，當然包括了毛澤東思想。當體製用權力來迫使民眾接受某種偏執理論為絕對真理時，社會理性已經不存在了。
實事求是的說，馬克思是個認真的學者，他的局限隻是將線性邏輯的結論，用於非線性的社會生活中。我們沒必要過多批評他。但是後輩對理論的絕對化，往往是帶著功利。
2. 與文明潮流相背
現在讓我們看看，馬列主義理論如何與人類文明相背。列寧有句名言【革命成功後，我們將在紅場，用黃金建一個廁所】，以此來讓那些資產階級去哭泣吧。語言生動，是個好演說家。但道理隻有一半。因為後麵應當再加一句。即，【將權力關在裏麵】。
人類走向文明的關鍵是：擺脫【講勢不講理】的叢林法則。講理就是政治的展開。那麽，在進入政治前，人們會從哲學上考慮，什麽樣的勢力需要被限製？曆史回答非常明顯；即， 權力與金錢。列寧的觀點隻強調資本勢力，而忽略了更重要的權力勢力。任何理的偏執，就是走向極端的根源。蘇聯官僚製度的腐朽顯然馬列理論有關；也與文明潮流相背。當時的世界潮流是自由主義；也就是強調個體價值在社會活動中的重要性。自由，民主，人權等等政治理念的興起，其根本目的是將權力勢力進行解構，與將資本勢力進行限製，以防止壟斷。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是與這潮流不相符合。從本質上講，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隻是自由主義潮流中的一個不可持續的支流，它的不可持續性是：用集中的權力來強迫個體追隨一個虛幻的理想；它走到限製權力的反麵。49年後，中國經濟恢複很快，直到57年的社會主義改造（國有化）運動後；才產生了58年浮誇的大躍進；對生產力有很大的傷害。中國精英在那時發聲，結果產生殘酷的反右運動。權力作為保證一元意識形態，發揮到極致使得社會走向沉默。大躍進的傷害使得三年自然災害如此沉重，並波及每個家庭。甚至老毛也不吃紅燒肉。這造成黨內爭論嚴重；本來這種爭論是健康的象征。但是權力造成自我意誌的對決。於是，道理的爭論變成個人的站隊。老毛以反對他的名義，將彭德懷拿下。那麽黨內的右派產生了；黨的民主集中製遭到破壞。黨內走向沉默。後來的運動不斷，隻是為了黨內更加統一；例如四清四不清等等；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這就是權力控製人的思想，造成無法說理的環境。【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口號至今還響徹在作者的耳邊；一個瘋狂的年代。文革的最慘痛的教訓就是權力的無限集中；從而造成意識形態的僵化。而這個時代文明主流恰恰是對權力的解構。多麽諷刺的背道而馳。毛澤東在此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3. 虛幻的覺悟
人們懷念毛澤東時代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那個年代人們的覺悟相對還是不錯的。如果能保持，顯然比許多其他時候好。問題是: 那種狀態是無法持續的！作者信仰理想而投身於奉獻時，很快發現我這樣的人是極少數。大多數人是應付輿論潮流。那個時代的風氣是虛幻的，表麵的；常常是做作的，更是極其脆弱的。去年回國與朋友聊天，還開玩笑說： “當年你什麽時候都偷懶，現在怎麽這麽馬列呀”。這種虛幻的道德風氣出現於一個理想模型被民眾接受的初期。曆史上出現過無數次。例如太平天國的“普天之下介兄弟“。但是這種虛幻的道德很快會被現實世界中的利益博弈而破壞。當韋昌輝對東王開刀後，“普天之下介兄弟“的道德風氣很快就崩潰了；文化大革命也有相同的作用。這是一個無法持續的道德幻覺。而真正的道德本源在何處？西方哲學家喋喋不休也沒說出所以然。而作為修行人，作者很清楚。真正的道德來源於自身覺知深厚與圓融。中華文化中儒釋道強調的心學隻適合少數人；它不可能構成社會性。現代人不修行，意識形態理念是不可能戰勝現實世界中的利益。中國人講的德治，能涉及士大夫階層已經很不錯了。寄希望於民眾覺悟，不光不現實；而且不道德。因為任何真正的道德產生於自願的投入；不可能產生於訴求。以中華文化為根本來譴責西方文化缺乏道德；也是自大的。對社會普通民眾，隻能講利益的合理分配。訴求道德如同拉著頭發想離開地球。
4. 低效率的經濟體製
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下，實行的是生產資料公有製。社會隻允許國家擁有的企業與人民公社的土地集體化。這個模式成功的一個關鍵是：民眾覺悟相對高。前麵已經說過，這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結果就是，每個人都想從國家集體中獲得好處，並盡可能地少付出自身貢獻。人民公社的大食堂開了沒多久就不得不關閉；因為每個人在大鍋飯時，都拚了命的吃。結果連種子都難保留。國家企業中，多少人往家裏拿東西；個體能動性根本沒有。也不允許任何帶有個體性質的經濟行為。【寧可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正是因為如此，國家企業往往是虧損的。每年國家往裏麵再投入資金來維持。這樣的經濟又怎麽能夠創造足夠的就業。低效率的經濟無法持久，最終國家不得不用【上山下鄉】來轉移危機。如果經濟好，就不可能有【上山下鄉】。我們是那一代見證人，最有發言權。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計劃經濟。那時有個名言叫，【計劃趕不上變化】。它完美地為任何計劃落空做了辯護；使得人們不用反思自然法則。的確如此，市場供需調節往往快於計劃。許多發展往往在計劃官僚運作中落空。這兩種弊病加上官僚主義，使得體製沒有活力。為什麽改革開放中，國企私有化問題那麽緊迫？這是因為國家已經沒有資金來補貼與維持這些虧損的企業。所以當時才有【殺出一條血路】的提法。那麽人們要問，為什麽這個模式沒有效率！這才是評價毛澤東時代的一個重要指標。很明顯，這是一個沒有自由言論的社會；一個極端一元，抑製個體能動性的社會；一個迷信僵化意識形態的社會。改革開放給了這個社會一個軟著陸的機會。那就是走向多元與中庸；放棄那荒誕的主義；務實地學習西方優點而不全盤西化；實事求是地對待經濟與民生；真正把民眾的利益當作行為準則。
5. 淘汰精英的官本位
這是中國的老問題。中國曆史中長期存在的官本位文化是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任何大一統的理由都無法為其辯護。而【主義至上】的唯意識形態又極度的放大了它的缺點。在中國文化中，理的解釋來源變成了權力。為取得權力，人又不得不適應官場文化。而這種官場文化在封建科舉中也許能選拔出一些精英；那些精英還有修身的傳統。但是在唯意識形態的官本位中，權力的上升隻需要站隊與奉承。毛澤東時代將這弊病留下來了。它最後形成一個精英的淘汰機製。一批兩麵人，馬屁鬼走上政治舞台。這些人爬上去，心已經殘了。他們的臉相可以蒙蔽許多人，但在修行人麵前，一目了然。在當今這個年代，看到如此的結果；令人無奈而痛心。也許毛澤東時代給人唯一的正麵形象是，那一代人的臉相還能接受。
作為結論；作者認為毛澤東時代是一個理想社會的嚐試；理論與實踐都證明，那是一條錯誤的路線。沒有任何留戀的價值。正是因為沒有係統地從理論上，實踐上認真探討毛澤東時代的不可持續性，才使得當代中國政治出現了恢複毛澤東時代的迷思。作者不喜歡去責備前輩的探索。那個時代，理想吸引了多少熱血青年；為之拋頭顱灑熱血。作為後輩，以事後諸葛亮來謾罵先輩的付出，情何以堪。這也不是一個修行人應該有的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