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初到洛陽
三、洛陽，洛陽
我們是1968年1月中進到洛拖鍛造廠的。剛進工廠，我什麽也不懂。工種的安排是廠裏定的。我最初被定為汽車司機，但還沒等我明白是怎麽回事時，就被換成了我根本不知為何物的“鈑金工”，但對完全懵懂的我，倒也無所謂。我當時還曾因為鈑金工不是主要生產工人而遺憾，直到有人告訴我鈑金工是技術工種，而所謂的生產工人根本“沒技術”，我才覺得我真傻。
當時我們小組裏青海農機鍛造廠的學徒工共四位，一個鉚工，三個鈑金工，但我們立刻就發現我們幹得都是同樣的活。我們的主要任務是維修鍛件加熱爐和大型通風管道。榔頭和大錘是我們最常用的工具，也是我們的基本工。所以我們便吵著要改成鉚工。而我，還有一個小心思：當時鈑金工最高級別隻到六級，而鉚工則有八級。雖然長級無望，但名聲好聽。不知多久以後，當我們終於如願以償改成鉚工後，我連自己的小身板都覺得雄壯了許多。
在洛陽是開心的，真的開心：我們成了工人階級。在學校困擾我的家庭出身問題，除了一個師傅問過一次以外，沒人提起了；家裏父母有什麽煩心處境從來都不告訴我；師傅對我們很好，是出自內心地好。在他們眼裏，我們算是有文化的，而且又是一個群體，又完全與他們沒有任何潛在的利益衝突，他們本能地高看我們，他們之間有什麽矛盾還樂意讓我們調解。
當時最激烈的武鬥時期已經過去，但還是有些痕跡。我們住在洛拖一中的教室裏。那個教室樓有四層還是五層。我們住在一層。最高的一層住著一個一中的學生，好像就他一個人。不知是個什麽派的骨幹。他有槍，幾把槍不知道，但他至少有一挺機槍。他常從樓頂上，也就是在我們頭頂上，用機槍點射對麵一個廠子的鋼鐵高煙筒。他槍法不錯，每次射擊都能看到對麵煙筒上飄起一縷煙，幾乎彈無虛發。
他和我們完全沒有交集，我們也從沒到過二樓以上，直到有一天，北京學生裏突然傳出說有一個清華大學的造反派被抓到樓頂，打得半死，我們可以去看看。一時間我們紛紛往樓上跑。這時我才發現上了二樓以後，每層樓梯都用沙袋堆成約兩個人側身可以通過的通道，每個樓梯口都用粗粗的鐵條焊成鐵門固定在樓梯口上，中間有一個能容一人進出的小門可以上鎖。但那天，每個小門都是打開的，明顯地是有意放我們上去。我上去得有些晚了，當我愣愣地跑到樓頂，突然發現在樓下喧囂的北京學生們沒上來幾位，上來的也很快下去了。樓頂的地上躺著一個似乎還有些知覺的年輕人，看來打得不輕，幾乎一動不動。不遠的邊上就是那位一中學生，身體很壯，手裏玩弄著一把槍。他看到我似乎一個人圍著地上的年輕人轉了一圈，還有些好奇，但一句話也沒說。
我始終不知道那位一中的學生當時為什麽放我們上去，雖然我隻看到他一個人，但打人時肯定不是隻有他一個。是給我們下馬威？不像呀，時不時他在我們頭上打槍已經夠夠地告訴我們別去招惹他了。那就是他們把人打得快不行了，想讓我們這些同樣是北京來的學生把他弄走，等於幫他清理現場？抑或是在試探我們？我不知道，當時也完全沒想到這些。我灰溜溜地原路跑回我們作為宿舍的教室，我們那些北京學生似有默契般地全都閉口不談此事，就像完全沒有發生一樣。也許有人向我們當時的青海領隊談了，而我們領隊的態度我們本來就知道：千萬不要牽扯進洛陽的派係鬥爭裏。
我們自己的洛陽師傅們沒有一個是政治運動的積極分子。似乎他們有人也曾加入過什麽派什麽隊，但從沒見他們離開班組去參加過什麽運動；他們文化水平有限，寫大字報也跟他們無緣。我們的班組長，我的師傅，姓畢。他是一位嚴肅，但心地和善的老人，六級鈑金工，似乎不是黨員。班組的人在畢師傅的領導下，每天認認真真地作著例行的“早請示”、“晚匯報”以及布置的政治學習。因為肝不好，他輕易不參與第一線的勞作。
由於師傅們對政治運動不熱心，我們日常的生活也就波瀾不驚。除了牆上的大字報，以及不時能看到有卡車拉著五花大綁掛著牌子示眾的犯人以外，車間或分廠也時不時召開大會，但都與我們沒有直接的關係。正是我們在洛陽的時候，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開，我們和全廠工人一塊參加了慶祝遊行。當時真心實意地把它當成歡欣鼓舞的大事很是熱鬧了一番。但為什麽它是個值得慶祝的大事，為什麽在八大（1956年）隔了13年以後才開九大，還真不是我們工人階級去想的事，更不是每個人都想去想的事。我們師傅連想都想不去起來去想。
有一天我們一個師傅異常興奮，眉飛色舞地告訴大家，昨天夜裏有兩男兩女被遊街了，男的全裸，女的半裸。原因是四個人在工廠宿舍裏打牌，規定每打完一局，輸的一方要脫一件衣服。牌局正酣，衣服也脫得差不多時，工人巡邏隊突然闖了進來，伴著圍觀者給他們遊了街。這幾個人據說屬於農民合同工（當時有個專有名詞稱他們叫“亦工亦農”），我的師傅們相較於他們有著自然的優越感。這個故事連我們平時不苟言笑的畢師傅都聽得津津有味。當時還有師傅評論說，如果不是被抓，他們最後肯定就亂搞上了。我還替那幾個人報不平，說他們也不至於覺悟那麽低呀，結果班組裏的師傅們全都大笑，我還有點莫名其妙。
工廠的日子過得沒有什麽壓力。因為是維修工，不是每天每時都有活幹，有活的時候也不爭先恐後。我們幾個青海學徒從未因活沒幹好受到師傅斥責過。相反，我們時有因為“攬過屆”而被畢師傅及其他師傅鄭重地告誡了好幾次：因為我們“樂於助人”，隻要有人要求我們，而且隻要我們能幹就絕不推脫。結果師傅說，不行。這次你幹了，下次這個活就被認定是咱們組的了，就有扯不完的皮了。有時我們覺得是舉手之勞，但師傅說將來會扯皮，不能開先例。
盡管如此，我們仍是師傅眼裏的好青年。為此畢師傅還找人寫了一篇專稿誇我們像“小老虎”，而且這個稿子是在洛陽拖拉機總廠的廣播站向全廠職工廣播的。但也就是在稿子播出的那一天，我們四個學徒工幹了一件讓師傅們跌破眼鏡的事：我們跑到距離洛陽300多裏地的靈寶市玩去了。
應該是夏秋之際，我們一直想著去哪裏玩玩。一個人建議，聽說靈寶市有棗子，我們沒有猶豫就決定跑一趟靈寶。我們找了個借口向畢師傅請了假，所以這趟行程的毛病不是我們沒有請假，也不在於結果：我們沒有吃到棗子，而在於過程：我們來回都是：扒-火-車。
事先我們就聽說當時知青上火車都不買票，他們也沒錢買票，行話是“扒火車”。我們也躍躍欲試。上車容易，可以買張五分錢的站台票進站。如果連站台票都不想買，則可以從鐵路上繞進車站。上了車，會有不定時的查票。一般列車員檢票都從一個車廂的一頭查起，我們可以假裝上廁所，等列車員檢完票再回到座位上。我們照傳說的方法實踐著，而且坐的是慢車，據說快車查得嚴。
但我們畢竟是初出茅廬，很快就被列車員抓獲，倒也沒對我們怎麽樣，隻是讓我們在下一站下了車。我們沒膽再扒客車，就打起貨車的主意。我們步行走到貨車站，先找對方向，再向軌道上工作的師傅打聽哪輛停在道上的列車很快會發車以及發車的目的地和大概停靠的城市，然後就找一節空的“悶罐車”（即有頂有門）的車廂，爬上去等。沒有直達的，就換一輛車。就這樣，我們一路坐貨車到了靈寶市，又回到洛陽，還長了本事：大概能估摸出停在站道上的哪輛貨車很快會發車。
回到廠裏以後我們的師傅們先是長出了一口氣：我們都平安回來了（不記得是否回來晚了）。一個年輕師傅還興高采烈地告訴我們我們被總廠廣播站表揚了，但接著就看到畢師傅板著的臉。他說我們是“無政府主義”，讓我們在組裏檢討。以後又時時念叨這件事，甚至在我們離開洛陽的臨別贈言中還點了一下。實際上他完全沒有難為我們的意思，隻是很高興有一個活生生的例子能讓他拿當時的政治詞匯有的放矢地學以致用一下，這似乎是我們在洛陽兩年中他唯一的一次機會。
和師傅們的接觸都是細水長流，潛移默化的。我們能體會到他們對我們的好，逐漸地甚至有一種把他們當家裏人的親近感，不怕讓他們為我們操心，有時還讓他們哭笑不得。
但有一次讓我觸動的卻不是我的師傅們，而是一個在洛陽鍛造廠勞動改造的原來級別不低的走資派（被打成叛徒？）。有一次我們廠裏開廣播大會，我們坐在一起便聊了起來，他一副和藹可親的樣子。不記得什麽事了，我們辯論了幾句，他不急不緩地追問我為什麽會那麽說，我答不上來，他嗬嗬一笑，吐出幾個字：“不求甚解呀”。他當時的溫厚並沒有讓我惱羞成怒，但這幾個字卻讓我記了一輩子。
我們在洛陽呆了將近兩年，一下從北京到了這裏，開始總有對這對那頗有些看不慣，甚至看不起的地方，尤其是聽不慣豫劇（舊稱河南梆子），連帶著也不喜歡河南話。偏偏我們的師傅們都不說普通話，有些“文化人”也隻說一種鄭州官話。但當我們離開這裏時，那高亢嘹亮的豫劇旋律已能燃起我們心中親切奔放的情感。想到洛陽，就想到一片熱土，想到我那師傅們的質樸。
河南洛陽，中原厚土，承載了幾千年中華文化的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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