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中國死亡率下降的探索:1950-80 年省級分析

1950 年至 1980 年間,中國預期壽命的增長速度是全球有記錄以來最快的持續增長之一。然而,據我們所知,沒有一項研究對這種增長的各種解釋的相對重要性進行定量評估。我們使用來自中國公共衛生檔案、官方省級年鑒和 1988 年全國生育和避孕調查中包含的嬰兒和兒童死亡率記錄的曆史信息,創建並分析了一個新的 1950-80 年省級麵板數據集。盡管是探索性的,但我們的結果顯示,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公共衛生運動共同解釋了我們研究期間嬰兒和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大幅下降的 50-70%。這些結果與非醫學決定因素對人口健康改善的重要性相一致——在某些情況下,普通教育如何增強公共衛生幹預的有效性。

關鍵詞:死亡率、中國、健康改善、欠發達國家、人口健康、教育

1. 簡介

中國出生時的預期壽命從 1949 年的 35-40 歲增長到 1980 年的 65.5 歲,是全球有記錄以來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這些生存率的提高似乎在 20 世紀 50 年代達到最大,在 1959-61 年大躍進饑荒期間出現急劇逆轉,隨後在 20 世紀 60 年代初再次取得實質性進展(見圖 1)。在文化大革命造成大規模社會和經濟動蕩的整個 20 世紀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死亡率持續以較為溫和的速度下降()。總體而言,從 1963 年(大躍進饑荒後第一個符合趨勢的年份)到 1980 年,預期壽命年均增長近一年,從 50 歲增加到 65.5 歲()。

 
包含圖片、插圖等的外部文件。對象名稱為 nihms-640474-f0001.jpg
 
 
包含圖片、插圖等的外部文件。對象名稱為 nihms-640474-f0002.jpg

(a)1950-80年中國各省嬰兒死亡率

圖 1(b) 1950-80 年中國各省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

關於毛澤東時代中國死亡率的下降,人們提出了很多解釋。也許最突出的原因是初級衛生保健服務的擴展,包括 20 世紀 60 年代末中國著名“赤腳醫生”數量的增長()。其他常見的解釋包括廣泛的公共衛生運動(尤其是兒童免疫接種),水、衛生設施和營養狀況的改善,以及教育水平的提高()。

據我們所知,本文是第一篇使用分省數據來檢驗這些解釋的論文。中國各省死亡率下降幅度存在很大差異(圖 1) 表明這種方法很有前景。具體來說,我們分析了一個新的省級麵板數據集,該數據集橫跨 1950-80 年,我們利用中國公共衛生檔案、官方省級年鑒和中國 1988 年全國生育和避孕調查的曆史信息進行匯編。使用麵板數據技術,我們將省級嬰兒和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的變化與每個候選因素的省級指標變化聯係起來。重要的是,我們還密切關注了可能因死亡率變化發生的解釋變量的變化——或者可能針對死亡率預先存在趨勢差異的地區。

有必要說明一下數據質量(第 3 部分將更詳細地討論數據質量問題)。鑒於許多發展中國家(包括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對人口登記質量的擔憂(),我們在分析中采用了 1950-80 年間各省嬰兒和五歲以下兒童的年度死亡率,該數據是根據 1988 年全國生育和避孕調查的生育曆史構建的。這些生育曆史與著名的人口與健康調查 (DHS) 收集的數據非常相似。這項 1988 年的“千分之二”生育率調查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調查之一,包括了中國各省 459,000 名年齡在 15 至 57 歲之間的已婚女性的全國和省級代表性數據。先前的評估發現,該調查質量良好(),生育率調查與 1982 年人口普查結果具有很強的一致性()。盡管該調查的生育曆史記錄在全國範圍內並不具有代表性(),但這並不妨礙對中國嬰兒和兒童死亡率下降進行內部有效的評估。更廣泛地說,我們的探索性工作創建了一個重要的新數據集,有助於進一步研究中國人口健康史。

總體而言,我們發現,20 世紀 50 年代教育的普及和大規模公共衛生運動共同解釋了 1960 年至 1980 年間中國嬰兒和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下降的約 50-70%。這種關聯在很大程度上與教育收益的滯後終身效應有關:20 世紀 50 年代初等教育入學率的提高與 1960 年後死亡率下降具有顯著的統計學相關性。這一發現與大量文獻相一致,這些文獻表明,受教育程度較高的母親的嬰兒和兒童存活率更高,即使在控製了各種母親特征之後也是如此()。我們還發現,公共衛生幹預措施具有異質性效應,表明與普通教育的收益具有互補性。

本文的其餘部分安排如下。下一節簡要概述了毛澤東時代中國的人口健康史,並解釋了 1950-80 年間死亡率下降的原因。然後,我們在第三節中介紹了我們的新數據集,解釋了我們如何收集和編碼其變量。第四節描述了我們的統計方法,第五節報告了我們的主要結果。最後,結論部分討論了可能解釋我們主要發現的潛在行為機製。

2. 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口健康史及死亡率下降的原因

2.1 中國的曆史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最初幾十年,發生了巨大的社會和經濟變革。經過數十年的戰爭,毛澤東領導的新政府於 1949 年建立了中央計劃經濟體製。到 20 世紀 50 年代中期,農業集體化在農村地區已基本普及。20 世紀 50 年代末,大躍進運動推動了集體化和工業化的進一步發展,導致了 1959 年至 1961 年間嚴重的農業危機和災難性的饑荒()。在經過一段時間的鞏固和調整之後,毛澤東在 1966 年至 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中開始了更為激烈的階級鬥爭。 1976年毛澤東去世,幾年之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開啟了向市場經濟的轉型。

2.2 毛澤東時代死亡率下降的原因

我們研究了毛澤東時代死亡率下降的多種可能解釋(),重點關注四大類因素:公共衛生幹預、普及教育的提高、公共衛生與教育的協同作用、以及初級衛生保健的擴展。

 

公共衛生幹預

 

公共衛生技術的發展和傳播在降低整個二十世紀全球死亡率方麵發揮了核心作用()。在中國,毛澤東時期開展了大規模的公共衛生運動,並充滿了毛澤東時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激進精神。這些“愛國衛生運動”涵蓋了廣泛的公共衛生活動,並重點關注農村地區。觀察人士認為,這些運動的愛國主義色彩和廣大公民的參與是其成功的原因()。例如,,第 551 頁)認為,中國在 1953 年至 1957 年間死亡率的下降與美國在 1900 年至 1930 年間死亡率的下降類似,這“主要歸功於中國公共衛生實踐的獨特社會組織”。如果得到有效實施,其中許多運動(例如助產士培訓、營養不良運動或免疫接種推廣)都可能對嬰幼兒的生存產生直接影響。表 1使用我們新數據集(第 3 節中描述)中的信息總結這些活動的時間和省份覆蓋範圍。

表 1

開展公共衛生運動的省份數量:1950-1980 年

采取特定公共衛生幹預措施的省份數量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衛生運動 用於清潔飲用水 3 3 3 4 3 4 6 5 3 4 4 1 1 3 3 3 2 1 1 1 1 1 1 2 2 3 2 2 2 1 3
監測水質 1 0 0 0 1 3 5 1 5 2 3 1 4 4 4 7 3 2 1 3 3 6 11 11 9 5 6 7 7 9 9
監測疾病預防 7 5 5 6 3 4 5 6 6 5 4 4 4 4 4 5 3 2 2 2 2 2 2 3 3 3 3 4 7 6 6
監控食品 4 4 5 8 4 8 6 6 6 6 9 3 7 7 6 9 1 0 0 0 0 1 3 5 12 7 8 7 9 10 6
愛國衛生 4 4 12 8 8 6 8 5 11 6 5 3 4 6 8 8 2 0 0 2 4 3 4 3 5 3 5 9 14 14 14
對抗傷寒 2 2 2 1 0 1 2 2 2 1 2 1 2 0 0 0 1 0 0 0 0 0 1 0 1 1 1 4 1 1 4
治療痢疾 1 2 0 0 1 2 2 2 1 2 2 3 2 4 3 2 2 1 1 1 1 1 1 1 1 1 2 1 2 3 3
抗腹瀉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2 2 0 0 1 1
 
疫苗接種 百日咳 0 1 1 4 4 5 3 4 4 4 5 2 4 2 4 4 3 3 3 3 4 4 3 3 6 3 5 5 7 6 8
白喉 5 7 5 5 5 6 5 5 6 4 6 6 6 8 10 9 7 8 6 6 6 10 8 7 8 7 6 8 十三 14 14
天花 18 21 18 14 12 9 9 9 8 7 6 5 10 8 6 6 3 3 3 2 1 1 1 2 3 2 1 3 4 4 3
傷寒 5 4 3 2 2 3 2 2 3 2 2 2 3 4 3 2 2 2 1 1 0 0 1 1 1 1 1 2 2 2 3
腦膜炎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4 4 3 5 5 4 6 5 6 4 3 6 5 5 7
霍亂 6 4 5 4 1 2 2 1 2 2 2 5 4 6 5 7 4 2 2 2 1 1 1 2 2 3 2 3 5 4 4
麻疹 0 0 0 0 0 1 0 0 0 0 1 0 0 0 2 6 15 14 10 8 7 8 9 8 8 8 6 8 15 16 16
結核 7 7 9 6 6 8 7 8 8 7 8 9 7 4 4 3 3 1 1 1 2 1 3 2 4 4 4 4 2 5 5
 
生殖健康 避孕 0 0 0 1 1 4 11 6 7 5 3 3 10 10 10 8 4 3 2 5 5 6 6 8 6 7 5 8 10 10 9
助產 23 二十五 二十六 23 23 19 20 17 19 15 8 6 10 十三 11 10 1 1 1 1 1 1 1 5 8 11 16 18 22 21 17
 
蚊媒控製 瘧疾預防 5 5 9 8 5 6 12 11 十三 10 7 6 6 8 9 10 4 1 0 0 3 4 5 8 9 11 11 9 8 7 9
登革熱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防治瘧疾運動 1 0 0 1 0 0 1 1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其他傳染病控製 百日咳 0 0 0 1 2 2 1 1 1 0 1 0 0 1 0 0 0 0 0 0 0 1 0 1 1 0 1 0 1 0 1
斑疹傷寒 1 2 2 1 1 2 2 1 2 4 3 2 3 1 2 2 1 1 1 1 1 1 1 1 1 1 2 1 1 1 1
流感 0 0 0 1 0 1 1 2 2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2 3 2 0 1 1 1 1 1 0
腦膜炎 2 1 1 1 1 3 2 3 1 1 2 1 1 2 3 2 6 5 2 5 4 4 3 4 5 3 4 5 6 4 7
脊髓灰質炎 7 5 8 11 7 5 10 7 10 11 9 7 6 7 8 6 3 3 1 3 2 5 5 6 6 5 6 7 9 14 7
結核 0 0 0 0 0 4 2 3 1 1 6 4 6 8 6 5 4 3 3 3 3 3 4 2 6 3 4 4 2 5 3
 
抗擊營養不良運動 0 1 0 0 0 1 1 1 1 0 2 0 2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4 3

第一次“愛國衛生運動”發起於 20 世紀 50 年代初,重點關注環境衛生、垃圾清理、廁所建設、將人類排泄物(“夜土”)堆肥後用作肥料以降低腸道寄生蟲濃度,以及防治“四害”(老鼠、蒼蠅、蚊子和臭蟲 [溫帶臭蟲])()。毛澤東積極推動農村地區的健康狀況改善,建立了第一個“多部門”衛生舉措——由九人組成的血吸蟲病小組委員會,該小組自 20 世紀 50 年代中期以來一直領導中國的寄生蟲病控製工作。其他針對特定疾病的運動並不隻是針對傳播媒介。抗擊結核病運動始於大城市廣泛開展的卡介苗接種,隨後擴展到農村地區,並納入藥物治療方案和病例管理()。中國的抗瘧疾運動結合了強化環境管理(室內殘留殺蟲劑噴灑和幼蟲繁殖地控製)、大規模化學預防和個體治療()。係統地為民眾接種脊髓灰質炎、麻疹、白喉、百日咳、猩紅熱和霍亂疫苗的努力進展迅速,據稱取得了成功(中國僅用三年時間就幾乎消滅了天花(),最後一批有記錄的病例發生在 1960 年的西藏和雲南())。最後,20 世紀 50 年代開展的“現代助產”運動,即對助產士進行短期、強化培訓,強調衛生分娩,對中國大多數助產士進行了再培訓()。

 

教育收益

 

大量文獻表明,通識教育是健康的重要促進因素()。在當代中國,教育與健康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係()。

將普通教育與健康聯係起來的潛在行為機製尚不明確。教育可以提高父母和其他看護者吸收和運用對嬰幼兒健康十分重要的新健康信息的能力()。教育入學率的提高可能也是毛澤東時代結婚年齡上升的原因之一(從 1950-54 年初婚者的 17.5 歲上升到 1980 年初婚者的 22.3 歲;,第 303 頁),學者們也表明母親的結婚年齡對中國嬰幼兒健康很重要()。

教育還可能通過各種機製對健康產生更直接的同時效應。學齡兒童入學率的提高可能通過向家庭傳遞新信息而使弟弟妹妹的健康受益,而兒童的讀寫和算術能力可能幫助了那些本身缺乏正規學校教育的父母。教育入學率的提高也可能提高預期未來收入和生活質量,增強個人投資於自己和子女健康的動力()。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在基礎教育和中學教育方麵取得了巨大進步。1949年,中國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小學和中學的入學率極低,分別為20%和6%()。20世紀50年代,對中小學基礎設施的資本投資增加了10倍,入學率隨之大幅上升。小學入學率在1958年上升到80%,1975年上升到97%,中學入學率在1977年上升到46%()。盡管文化大革命期間(1966-76年)學校大規模關閉,但人力資本存量在毛澤東領導下還是大幅上升。根據中國 1982 年及以後的人口普查數據()得出的教育程度估計結果,在毛澤東時代,中國 25 歲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了 4 倍,從 1950 年的 0.7 年增加到 1980 年的 3.7 年。在 25 至 29 歲的青年人中,平均受教育年限從 1950 年的 1.6 年增加到 1980 年的 5.7 年。在毛澤東時代,年輕女性的教育程度增幅尤其大:從 1950 年不到半年的受教育年限增加到 1980 年的五年多一點,增加了 10 倍()。

 

教育與公共衛生的協同作用

 

從概念上講,有理由預測公共衛生幹預措施會因教育程度不同而產生不同的效果。在傳統的健康生產理論模型中,教育和包括公共衛生幹預在內的衛生技術是相輔相成的()。部分原因是許多公共衛生幹預措施的全部效果依賴於個人和家庭的行為反應——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可能更有可能采納或應用這些幹預措施。例如,由於許多活動提供了健康信息,受教育程度較高的父母(尤其是母親)將能夠更好地吸收和采取行動()。或者,如果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最初的健康狀況較差,他們可能從全民公共衛生幹預中受益更多。

 

基本醫療保健

 

大量研究認為,基本醫療保健(包括醫生和基本藥物的供應)與嬰兒和兒童生存率的提高呈正相關()。在毛澤東時代,由於多種因素(包括政府財政的增加、城鎮公務員社會保險的引入以及 1950 年代中期中國農村合作醫療製度的推出),醫生和醫院的供應量急劇增長。作為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農村合作醫療製度在 1960 年代後期得到大力推行並廣泛普及。CMS 作為一種融資機製,支持了大部分農村衛生係統,包括中國著名的“赤腳醫生”。中國的赤腳醫生都是中學畢業生,隻接受過三至六個月的醫學培訓,他們的技能水平參差不齊,既有缺乏培訓的衛生工作者,也有技術嫻熟、盡職盡責的臨床醫生()。作為對CMS支持的回報,他們提供了基本免費的基本初級和緊急醫療服務,並幫助推動了中國的“愛國衛生運動”。

3. 建立1950-1980年省際人口健康數據庫

我們項目的一個重要貢獻是構建了一個新的省份年度數據集,涵蓋 1950-80 年。由於中國政府收集了大量統計信息來運營其中央計劃經濟,檔案數據來源對於研究毛澤東時代人口健康狀況改善的決定因素具有相當大的潛力。

我們結合了三個主要來源的信息來構建我們的新數據集。(1)第一個是各省的公共衛生檔案。20 世紀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省級官方委員會利用來自流行病學監測站、省級衛生部門檔案、地方政府登記冊和其他行政來源的數據收集了這些信息。從這些衛生檔案,我們提取並數字化了毛澤東時代各省公共衛生運動的完整信息。(2)第二個數據來源是 1988 年全國生育和避孕調查,我們以此為基礎構建了各省每年的嬰兒和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指標(使用隊列生命表)。 (3)第三個數據來源是中國官方的省級年鑒(由密歇根大學中國數據中心提供的《中國統計數據匯編,1949-2003》補充)。這些年鑒利用中國國家統計局收集的數據,提供了各種人口、經濟和社會指標的詳細信息。

表 2提供我們分析中包含的所有變量的匯總統計數據,包括整個 1950-80 年代的研究期和按十年劃分的數據。附錄表 1描述了每個變量可用的年份。本節的其餘部分描述了我們分析中使用的每種類型的變量(有關詳細信息,請參閱數據附錄)。

表 2

描述性統計:整個研究期和按十年劃分

  完整樣本 按十年劃分的子樣本
  (樣本量=390) 1950-1959 年(90 人) 1960-1969 年 (N=106) 1970-1980 年(樣本量 194)
嬰兒死亡率 74.43(42.74) 128.06(38.17) 79.14(30.48) 46.97(19.80)
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 104.65(68.98) 193.64(69.92) 107.33(43.13) 61.90(28.10)
粗死亡率 9.52(4.08) 13.08(2.67) 11.29(5.21) 6.92(1.07)

教育        
    小學入學率(6-11歲兒童的百分比) 0.81(0.16) 0.68(0.13) 0.73(0.15) 0.91(0.10)
    中學和高等教育入學率(12-18 歲和 18-21 歲兒童的百分比) 0.15(0.11) 0.05(0.03) 0.08(0.03) 0.24(0.09)

健康        
    每 10,000 人的病床數量 15.88(8.45) 8.88(8.20) 14.63(6.81) 19.81(6.96)
    每 10,000 人醫生數量 11.58(5.91) 8.26(4.76) 12.44(5.90) 12.65(5.85)
    采取公共衛生幹預措施的省份百分比(%)        
        衛生運動 72% (0) 80% (0) 64% (0) 73% (0)
        疫苗接種 70% (0) 63% (0) 70% (0) 74% (0)
        生殖健康 62% (0) 82% (0) 42% (0) 63% (0)
        蚊媒控製 28% (0) 37% (0) 19% (0) 29% (0)
        其他傳染病控製 45% (0) 44% (0) 44% (0) 46% (0)
    開展抗擊營養不良運動的省份年百分比(%) 3%(0.17) 4%(0.21) 3%(0.17) 2%(0.14)

控製變量:各省其他社會經濟特征        
    總人口(萬人) 2998.0(1803.9) 2457.1(1501.2) 2602.7(1565.0) 3465.0(1935.4)
    出生率 27.59(8.88) 32.7(4.80) 31.7(9.30) 22.82(7.48)
    60 歲以上人口百分比 6.8%(0.01) 7.1%(0.01) 6.4%(0.01) 6.8%(0.01)
    五歲以下人口百分比 13.4%(0.03) 14.5%(0.02) 14.4%(0.02) 12.5%(0.03)
    男性人口百分比 51.6%(0.01) 51.9%(0.02) 51.8%(0.01) 51.4%(0.01)
    農村人口(農業居民)百分比 78.4%(0.20) 77.7%(0.23) 76.7%(0.21) 79.7%(0.18)
    人均農業產量(萬噸) 1.24(1.15) 0.28(0.32) 0.82(0.50) 1.91(1.22)
    人均糧食產量(萬噸) 0.295(0.06) 0.287(0.06) 0.259(0.06) 0.318(0.05)
    人均水果產量(萬噸) 0.007(0.01) 0.007(0.01) 0.007(0.01) 0.007(0.01)
    GDP(現價億元人民幣) 72.83(60.13) 34.88(20.14) 46.10(26.25) 105.05(67.96)
    人均固定資產投資(現價) 0.004(0.00) 0.003(0.00) 0.003(0.00) 0.006(0.00)
    人均地方財政收入(現價) 0.005(0.00) 0.003(0.00) 0.004(0.00) 0.006(0.00)
    全國商品零售價格指數(上年=100) 103.12(45.83) 100.78(2.01) 100.52(7.50) 105.62(64.72)

括號中為標準差

N=省份年份數

3.1 主要公共衛生幹預數據

學者們早就注意到需要匯總中國公共衛生運動的分類數據()。我們通過曆史匯編(衛生誌)獲取了所有省份(西藏和貴州除外)1950 年至 1980 年間年度省級公共衛生記錄,並對其進行了編碼和數字化,涵蓋了毛澤東時代中國約 95% 的人口。為了涵蓋密切相關的病媒和疾病運動,我們使用主成分分析為每一主要公共衛生幹預類別創建指數。由此產生的指數衡量了衛生運動(水、環境衛生和個人衛生;食品質量;以及防治傷寒、痢疾和腹瀉的運動);早期疫苗接種運動(防治百日咳、白喉、天花、傷寒、腦膜炎、霍亂、麻疹和結核病);生殖健康計劃(助產士培訓和計劃生育);控製蚊媒疾病(瘧疾和登革熱)的努力;以及針對其他傳染病(百日咳、斑疹傷寒、流感、腦膜炎、脊髓灰質炎和肺結核)的運動。我們使用一個二分變量測量了大規模營養計劃。

表 1顯示了 1950 年至 1980 年間每年開展各類重大公共衛生運動的省份數量。(表中的“0”表示表 1表示該省年度的公共衛生檔案中沒有明確提到該運動。我們將其解釋為暗示該省年度沒有運動,但我們不能排除低強度活動。)運動總數每年都有相當大的變化,大躍進饑荒(1961 年)和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71 年)的運動次數最少。

3.2 嬰兒和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數據

我們的主要因變量是各省年度嬰兒死亡率和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計算方法是使用每個出生隊列的年齡別死亡率(即從我們建立的隊列生命表中獲得的)。這些變量是根據 1988 年 6 月中國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進行的全國生育與避孕調查的母親生育史構建的。這項“千分之二”的生育調查包括 1988 年全國代表性樣本中 45 萬多名年齡在 15 至 57 歲之間的已婚婦女報告的每一次懷孕和生育的數據。這項調查力求在省級和全國範圍內具有代表性,從每 1,000 個基層單位中係統地抽取 2 個(城市地區居委會下屬的“居住小組”和農村地區行政村下的“村小組”;)。

使用這些數據進行人口統計學分析的學者認為這些數據質量很好()。使用 1988 年全國生育和避孕調查數據而非其他死亡率數據來源的一個重要優點是,它們通常不受眾所周知的人口登記數據的限製(無論是在發展中國家還是在中國 - 參見)。

然而,盡管有這些優勢,使用調查數據也有局限性。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由於樣本僅包括 1988 年還活著的婦女,這些婦女子女的經曆不能代表 1950 年至 1980 年之間還活著的所有子女()。不過,這些數據仍然允許對與毛澤東時代死亡率下降的主要因素相關的嬰兒和兒童生存率的差異變化進行內部有效的分析。另一個限製是對母親遷移曆史的記錄不完整,盡管現有數據表明,在我們樣本中 98% 的分娩中,母親仍然生活在分娩所在的省份(隻有 11% 的母親報告曾經遷移過,而且幾乎都是在結婚前遷移)。自 20 世紀 50 年代初實施以來,戶籍製度嚴格限製了國內人口遷移,毛澤東時代成長起來的幾代人除了國家強製遷移外(如 20 世紀 60 年代和 70 年代被迫從城市地區移居農村的“知青”),基本不流動。根據 2011-2012 年具有全國代表性的中國健康與養老縱向研究基線調查,90% 的 45 歲及以上中國人仍生活在他們出生的縣(事實上,58% 的農村成年人生活在他們出生的村莊);隻有 6% 的人生活在與出生地不同的省份()。

3.3 教育數據

為了研究教育進步與死亡率下降之間的關係,我們理想情況下希望獲得各省和各年份(或各群體)的教育水平數據;然而,唯一可用的數據是小學、中學和高等教育的入學率。由於這一時期高等教育入學率非常低,我們將中學和高等教育類別合並在一起;下文中的“中學”指這一合並類別。為了計算入學率,我們利用 1953 年、1964 年和 1982 年人口普查的年齡組人口計數,通過插值法估算了兩次普查之間的學齡(6-11 歲和 12-18 歲)人口分母。由於年齡組人口計數隻能以五年為間隔(5 至 9 歲人口、10-14 歲人口等),我們假設人口在五年年齡段內均勻分布。由此得出的入學率與中國數據在線提供的非常有限的學校入學率數據高度相關。表 2數據顯示,毛澤東時代,中小學入學率大幅提高。

3.4 基本醫療數據

我們以每萬人口醫生數和病床數作為衡量指標,研究了中國基層醫療保健和醫院醫療保健的擴張情況。表 2圖 2 顯示了毛澤東時代兩項數據的大幅增長——20 世紀 50 年代初至 1970 年間,人均醫生數量幾乎增加了一倍,人均醫院床位數量增加了近 250%。

3.5 其他社會經濟和人口特征數據

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曆了巨大的社會經濟變革,因此,在分析中盡可能多地考慮這些變化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因此,我們在數據集中納入了中國官方省級年鑒中各省年度的各種社會經濟和人口變量。具體變量包括人均 GDP、省級政府收入、水果和糧食產量、總人口、按性別和城鄉劃分的人口構成、零售價格指數和出生率(關於中國生育率下降和人口控製政策,請參閱中的討論)。

4.實證策略

4.1 1950-80年代嬰兒和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下降的同期決定因素

我們利用麵板數據方法分析了嬰兒和兒童死亡率與第 3 節中描述的關鍵解釋變量之間的同期關係,這些變量考慮了生活水平和糧食供應量提高等其他變化。對於每個省p和年份y,我們首先估算了以下一般形式的普通最小二乘 (OLS) 回歸:

ln (死亡率)  α +  Σ h β幹預措施Σ γ c控製措施y + δ δ y + ε p y ??????????????????
(1)

其中,死亡率是各省年度的嬰兒死亡率或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幹預措施代表上述關鍵解釋因素(入學率、基本醫療基礎設施和公共衛生幹預措施)的向量;控製措施是各省年度控製變量的向量(如圖所示)。表 2並在第 3.5 節中描述);δ pδ y代表省份和年份固定效應(解釋各省之間死亡率的水平差異以及中國的共同死亡率時間路徑)。我們允許死亡率和主要解釋因素之間的關係在不同的曆史時期有所不同。為此,我們將入學率和選定的健康幹預變量與總體死亡率趨勢截然不同的時期的指標進行了交互。具體來說,我們納入了 1960-65 年期間(大躍進恢複期)和 1966-80 年期間的指標(這意味著每個解釋變量的主效應與我們樣本年份的其餘部分有關,即 1950 年代)。

我們計算了省級聚類的 Huber-White 標準誤差,以解決異方差和自相關性問題(放寬了各省內擾動項隨時間獨立同分布的假設)()。由於聚類數量有限(28),我們探索了其他假設檢驗方法,包括成對聚類、聚類殘差和野生 t 引導法(參見);結果見附錄表 2

最後,我們利用多種替代方法探索了結果的穩健性,包括使用替代死亡率估計、個人出生水平數據和使用較粗略的學齡人口估計值進行規範。我們的主要結果對這些方法的敏感性不高(盡管精度各不相同),每種方法的結果可在附錄表 3-5中找到。

4.2 20 世紀 50 年代教育水平提高以及 1960-80 年間嬰兒和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下降

由於教育帶來的全部健康益處可能既包括同期效應,也包括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實現的效應(例如,隨著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母親生育和撫養子女),我們估計了 1950 年代教育入學率的增長與 1960 年至 1980 年間隨後的死亡率之間的關係,同時仍然考慮了同期入學的影響。對於 1960 年至 1980 年間每個省p和年份y,我們估計了以下一般形式的普通最小二乘 (OLS) 回歸:

ln (死亡率)  α + Σ µ l enrolment l y +  Σ λ (入學???????????????????????ang e ) p +  Σ h β h heal th y +  Σ phi l h (入學人數變化× he???????????????? ? ?th y +  Σ c γ c conteol δ + ε y , ?????
(2)

其中,入學率是各級學校入學率的向量;入學率變化是 1950 年至 1960 年間各級學校入學率的變化;健康是健康幹預措施的向量;控製是省份年份控製變量的向量(如圖所示)。表 2(見第 3.5 節)δ y表示年份固定效應(用於解釋中國各地常見的對嬰兒和兒童生存的隨時間變化的衝擊)。方程(2)包括入學率變化和主要公共衛生幹預措施之間相互作用的向量,但不包括省級虛擬變量(δ p),因為它們與我們測量的 1950 年代各省入學率變化的指標共線。

4.3 探索潛在的反向因果關係:目標分析

在解釋我們的主要分析結果時,必須考慮我們的關鍵解釋變量的變化是否可能是對死亡率變化的反應,或者它們是否可能針對嬰兒和兒童死亡率變化不同的地區。例如,衛生幹預“擴大”與之前的死亡率之間的任何有意義的關係都可能表明幹預措施“針對”死亡率環境更好或更差的地區。為簡便起見,我們將預先存在的死亡率和幹預措施之間的任何此類關係稱為“針對性”,即使這種關係不一定是由於故意行為而產生的。

為了進行這一目標分析,我們采用了以下程序。首先,我們定義了每個關鍵解釋變量的大幅增長。對於連續變量,這些是超過年度變化分布中 95百分位數的逐年變化;對於二分變量,這些是變量從零變為一的年份。接下來,我們為每個解釋變量創建虛擬變量,表示這些“擴大規模”之前的兩年。最後,我們重新估計方程 (2),將這些“擴大規模前”虛擬變量作為額外的獨立變量。擴大規模前指標的統計顯著估計值表明存在目標。

5.結果

5.1. 死亡率下降的同時決定因素

表 3報告了方程 (1)中兩個關鍵因變量的估計值:省嬰兒死亡率和省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由於我們使用這些死亡率的自然對數,因此點估計值可以大致解釋為與每個獨立變量的邊際變化相關的死亡率百分比變化。獨立變量組顯示在單獨的麵板中。麵板 A 和 B 報告了我們關鍵解釋變量的三個估計值——對應於基期(20 世紀 50 年代)的主效應以及 1960-65 年和 1966-80 年期間的兩個額外估計值。後兩個時期的隱含死亡率變化可以通過將基期和後續特定時期的估計值相加來計算。為簡潔起見,我們沒有報告控製變量的估計值。

表 3

嬰兒和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的同期決定因素:1950-80 年

因變量   平均內阻 lnU5MR
   
同齡人生命表
麵板 A      

小學入學率(6-11歲兒童的百分比) 根據 0.830 *** (0.290) 0.967 *** (0.227)
1960-1965 −1.193 **(0.510) −1.150 *** (0.331)
1966-1980 −0.900 ** (0.370) −1.056 ***(0.305)

中學和高等教育入學率(12-18 歲和 18-21 歲兒童的百分比) 根據 2.722(1.852) 2.606 * (1.481)
1960-1965 −1.295(1.613) −1.43(1.264)
1966-1980 −3.574 * (2.061) −3.134 * (1.745)

麵板 B      

每萬人擁有的醫院床位 根據 0(0.005) −0.004(0.004)
1960-1965 0.002(0.003) 0.004(0.003)
1966-1980 0.008(0.005) 0.010 ** (0.004)

每 10,000 人醫生數量 根據 −0.011(0.007) −0.012 * (0.006)
1960-1965 0.004(0.006) 0.014 ** (0.005)
1966-1980 0.021 ***(0.006) 0.023 ***(0.005)

麵板 C      

    衛生運動   −0.024 **(0.010) −0.020 * (0.011)
    疫苗接種   0.019 ** (0.007) 0.011 * (0.006)
    生殖健康   −0.004(0.014) −0.006(0.011)
    蚊媒控製   0.003(0.006) 0.002(0.006)
    其他傳染病防治   0.018 * (0.009) 0.008(0.011)
抗擊營養不良運動   −0.051(0.079) −0.03(0.056)

省份效果   是的 是的
年份效應   是的 是的
省份年份控製變量   是的 是的

  390 390
R 平方   0.940 0.962

分析中使用的省份包括:安徽、北京、福建、甘肅、廣東、廣西、海南、河北、黑龍江、河南、湖北、湖南、內蒙古、江蘇、江西、吉林、遼寧、寧夏、青海、陝西、山東、上海、山西、四川、天津、新疆、雲南和浙江。省級控製變量包括人口、出生率、60 歲以上人口占比、5 歲以下人口占比、男性人口占比、農業人口占比、人均農業產量、人均糧食和水果產量、國內生產總值、人均投資、人均地方收入和零售價格指數。固定效應和控製變量的估計值可根據要求提供。括號中報告了標準誤差。

* p<0.1
** p<0.05
*** p < 0.01

麵板 A 顯示,小學入學率與基期(20 世紀 50 年代)死亡率的輕微但顯著的上升相關,而隨後時期的淨關聯接近於零。盡管中學教育與 1966-80 年期間嬰兒和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的下降呈負相關,但與基期估計值相結合時,淨效應並不顯著。表 3麵板 B 顯示,醫療保健基礎設施與同期嬰兒和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的小幅上升有關,尤其是在 1960-66 年和 1966-80 年期間。但是,正如第 5.4 節所解釋的那樣,我們的目標分析表明,不應過分重視醫療保健基礎設施的估計值,因為這些指標與先前存在的死亡率趨勢相關。麵板 C 還顯示,隻有衛生運動和疫苗接種率在解釋同期死亡率下降方麵具有統計學意義。但是,這些不能被解釋為因果關係,因為這些計劃似乎針對的是高死亡率地區(第 5.4 節中討論)。

5.2 20 世紀 50 年代教育進步與 1960-80 年代嬰兒及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下降之間的關係

表4報告了通過方程(2)得出的20世紀50年代入學率變化與60年代和70年代嬰兒及兒童死亡率下降之間關係的估計值。麵板A報告了20世紀50年代教育入學率擴大與隨後死亡率下降之間的關係的估計值。小學入學率的變化與隨後的嬰兒死亡率(1.5%,p < 0.01)和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1.7%,p < 0.01)呈正相關。這一令人費解的發現或許可以解釋為,毛澤東時代初期條件最差的省份——例如經濟發展水平低、戰爭破壞嚴重、人力資本投資低——的小學入學率增幅最大(從最低基數開始),但死亡率也很高。(回想一下,由於與20世紀50年代教育增長的共線性,我們無法獨立控製省份固定效應)。 20 世紀 50 年代中學入學率的增長與隨後的嬰兒及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呈顯著的負相關(lnIMR 為 -11.9%,p<0.01;lnU5MR 為 -12.0%,p<0.01)。

表4

1960-80 年代教育和公共衛生幹預互動滯後

因變量 免疫磁共振 lnU5MR
 
同齡人生命表
麵板 A
1950-1960 年小學入學率變化 1.493 ***(0.299) 1.730 *** (0.319)
1950-1960 年中學和高等教育入學率變化 −11.723 ***(3.799) −11.897 *** (3.663)

麵板 B
小學入學率(6-11歲兒童的百分比) −1.343 ***(0.256) −1.464 ***(0.251)
中學和高等教育入學率(12-18 歲和 18-21 歲兒童的百分比) −0.008(0.754) 0.107(0.686)
每萬人擁有的醫院床位 0.031 *** (0.006) 0.027 *** (0.007)
每 10,000 人醫生數量 0.041 ***(0.012) 0.039 ***(0.013)

麵板 C
公共衛生運動(主成分指數)    
        衛生運動 −0.16(0.103) −0.174(0.108)
        疫苗接種 0.155(0.111) 0.163(0.114)
        生殖健康 0.071(0.089) 0.06(0.085)
        蚊媒控製 −0.042(0.060) −0.026(0.056)
        其他傳染病防治 −0.158 **(0.072) −0.203 ** (0.072)
    抗擊營養不良運動 −4.432 ***(1.377) −3.815 **(1.348)

20 世紀 50 年代教育入學率的提高與 1960-80 年代公共衛生運動之間的相互作用    
        基礎教育和衛生運動 0.021(0.121) 0.036(0.123)
        基礎教育和疫苗接種 −0.205(0.207) −0.278(0.194)
        初等教育和生殖健康 0.295 ** (0.134) 0.365 ** (0.142)
        基礎教育和蚊媒控製 0.286(0.225) 0.247(0.183)
        基礎教育及其他傳染病防治 0.387 *** (0.125) 0.400 *** (0.120)
        基礎教育和防治營養不良運動 −0.801(0.644) −1.087 * (0.615)

        中學教育和衛生運動 1.846(1.481) 1.938(1.542)
        中學教育和疫苗接種 −1.166(1.263) −1.045(1.302)
        中等教育和生殖健康 −2.609 * (1.390) −2.653 * (1.346)
        中學教育和蚊媒控製 −0.486(0.999) −0.37(0.994)
        中學教育及其他傳染病控製 1.627(0.989) 2.104 **(0.993)
        中等教育和防治營養不良運動 72.366 ***(23.286) 63.201 **(22.489)

省份效果
年份效應 是的 是的
省份年份控製變量 是的 是的

255 255
R 平方 0.835 0.870

分析中使用的省份包括:安徽、福建、甘肅、廣西、河北、黑龍江、河南、湖南、內蒙古、江蘇、江西、吉林、遼寧、寧夏、陝西、山東、山西、新疆、雲南和浙江。省級控製指標包括人口、出生率、60 歲以上人口占比、5 歲以下人口占比、男性人口占比、農業人口占比、人均農業產量、人均糧食和水果產量、國內生產總值、人均投資、人均地方收入和零售價格指數。固定效應和控製變量的估計值可根據要求提供。括號中報告了標準誤差。

* p<0.1
** p<0.05
*** p < 0.01

圖 B 顯示,鑒於 20 世紀 50 年代教育入學率的提高,小學入學率與同期嬰兒死亡率(1.4%,p<0.01)和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1.5%,p<0.01)具有顯著相關性,而同期中學入學率則不具有顯著相關性。我們還發現醫療保健基礎設施與死亡率之間存在正相關性;因為我們的目標分析(如下所述)表明死亡率的下降先於醫療保健供應的變化,因此將這種關係解釋為因果關係是不合理的。

幾項公共衛生運動也具有統計學意義,與嬰兒和兒童死亡率呈負相關(圖 C),包括衛生運動、傳染病控製和營養不良運動(lnIMR 為 -0.2% - 14.4%,p<0.01;lnU5MR 為 -0.2% - -3.8%,p<0.01)。然而,我們的目標分析表明,衛生運動可能會捕捉到死亡率的既有趨勢,應謹慎解讀。

入學率滯後與公共衛生幹預之間的相互作用表4為教育與兒童生存之間的複雜關係提供了更細致入微的見解。我們發現,在教育水平有差異的省份中,公共衛生幹預措施與嬰兒和兒童死亡率之間存在異質性關係。例如,中學教育水平的提高與隨後的生殖健康運動之間的相互作用(-2.6%,lnIMR 和 lnU5MR 的 p<0.1)為負,這與教育放大此類運動的好處相一致(也許是通過讓母親了解並根據有關生殖健康、避孕和在衛生環境中分娩的好處的信息采取行動)。另一方麵,20 世紀 50 年代營養不良運動與中學教育水平提高之間的相互作用估計值為正(72%,lnIMR 的 p<0.05;63%,lnU5MR 的 p<0.05),這與受教育程度較高的患者在沒有這些運動的情況下擁有更多關於嬰兒和兒童營養的信息相一致。最終,我們隻能推測這種異質性的來源。

5.3 20 世紀 50 年代教育水平提高對嬰兒和 5 歲以下兒童生存效益的圖形分析

為了更清楚地說明教育在中國毛澤東時代死亡率下降中的作用,圖 2顯示了觀察到的嬰兒和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隨時間的變化,以及使用方程(2)預測的兩種反事實情景下的死亡率。麵板 A 繪製了三個嬰兒死亡率序列:(1)原始觀測到的死亡率,(2)通過方程(2)預測的嬰兒死亡率,假設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入學人數沒有增加(即將 1950-1960 年教育入學變量的變化設為零,並相應下調後續死亡率),以及(3)通過將學校入學率保持為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平均水平(假設在整個研究期間入學人數沒有增加,將 1950-1960 年教育入學變量的變化設為零,並將後續教育保持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觀察到的平均值)來預測的嬰兒死亡率。麵板 B 顯示了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的等效圖。

 
包含圖片、插圖等的外部文件。對象名稱為 nihms-640474-f0003.jpg
 
 
包含圖片、插圖等的外部文件。對象名稱為 nihms-640474-f0004.jpg

(a)20 世紀 50 年代入學率提高對嬰兒死亡率的影響:中國,1960-80 年

反事實死亡率是通過估計方程 (2)並利用得到的參數估計值與一段時間內觀察到的獨立變量值(入學率除外,入學率會進行調整以抹去 1950 年代取得的增長或固定在其最早的值)相結合來預測死亡率。

圖 2(b)20 世紀 50 年代入學率提高對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的影響:中國,1960-80 年

反事實死亡率是通過估計方程 (2)並利用得到的參數估計值與一段時間內觀察到的獨立變量值(入學率除外,入學率會進行調整以抹去 1950 年代取得的增長或固定在其最早的值)相結合來預測死亡率。

一般來說,圖 2結果表明,20 世紀 50 年代入學率提高所帶來的預期生存效益在 20 世紀 60 年代中後期達到峰值(大概是受影響人群開始生育的時候),然後在 20 世紀 70 年代逐漸下降(因為生育率下降)。20 世紀 60 年代末,20 世紀 50 年代的教育進步解釋了嬰兒死亡率下降的約 80%,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下降的約 75%。20 世紀 50 年代入學率提高還解釋了 1960 年至 1980 年間嬰兒死亡率下降的約 70%,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下降的約 55%。因為我們包括了生活水平和營養狀況指標,所以入學率不太可能僅僅代表這些因素。

5.4 定位結果

表 5報告了我們針對性分析的結果。為了考慮當時政策製定者可能獲得的數據,我們使用了省級人口登記處的死亡率數據以及 1988 年全國生育和避孕調查中的嬰兒和兒童生存數據。總體而言,幾乎沒有針對性的證據:我們的關鍵解釋變量的快速擴大通常不會先於嬰兒或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的差異變化。例外是醫療保健供應(每 10,000 人口的醫生數量,並使用人口登記數據,醫院床位)和改善衛生條件和疫苗接種的公共衛生運動。粗死亡率和醫院床位的負估計表明,醫院基礎設施的快速擴張發生在死亡率已經出現差異下降的省份。或者,醫生的正估計意味著醫生覆蓋範圍的大幅擴大可能是為了應對死亡率的差異增加。 (有趣的是,這些醫療供給結果與毛澤東的指控相一致,即衛生部在醫院基礎設施方麵偏向優勢地區,也與毛澤東隨後強調擴大赤腳醫生的供應以糾正這種不平衡相一致;參見。)因此,我們不太重視醫院床位、醫生以及衛生和疫苗接種運動的估計值表 3?和44

表 5

目標分析

因變量:各省每年嬰兒死亡率或五歲以下兒童粗死亡率的自然對數 連接碼恢複 平均內阻 lnU5MR
   
同齡人生命表
小學入學率擴大前兩年(6-11歲兒童的百分比) 0.029(0.05) 0.018(0.05) −0.051(0.05)
中學和高等教育入學率擴大前兩年(12-18 歲和 18-21 歲兒童的百分比) −0.044(0.04) 0.011(0.05) 0.008(0.05)

每萬人醫院床位規模擴大前兩年 −0.072 * (0.04) −0.056(0.04) −0.034(0.04)

每萬人醫生數量增加前兩年 0.050 ** (0.03) 0.048 * (0.03) 0.045(0.03)

公共衛生運動前兩年(主成分指數)      
    衛生運動 0.028(0.03) −0.053 * (0.03) −0.076 ** (0.03)
    疫苗接種 −0.014(0.03) −0.068 ** (0.03) −0.029(0.03)
    生殖健康 −0.032(0.02) −0.002(0.03) −0.018(0.03)
    蚊媒控製 −0.018(0.03) −0.024(0.03) 0.028(0.03)
    其他傳染病防治 0.031(0.03) 0.016(0.03) 0.025(0.03)
抗擊營養不良運動 −0.06(0.06) −0.056(0.07) −0.016(0.06)

省份效果 是的 是的 是的
年份效應 是的 是的 是的
省份年份控製變量 是的 是的 是的

358 390 390
R 平方 0.88 0.934 0.964

分析中使用的省份包括:安徽、北京、福建、甘肅、廣東、廣西、海南、河北、黑龍江、河南、湖北、湖南、內蒙古、江蘇、江西、吉林、遼寧、寧夏、青海、陝西、山東、上海、山西、四川、天津、新疆、雲南和浙江。省級控製變量包括人口、出生率、60 歲以上人口占比、5 歲以下人口占比、男性人口占比、農業人口占比、人均農業產量、人均糧食和水果產量、國內生產總值、人均投資、人均地方收入和零售價格指數。固定效應和控製變量的估計值可根據要求提供。括號中報告了標準誤差。

* p<0.1
** p<0.05

*** p < 0.01

6. 結論

本文介紹了毛澤東時代中國死亡率及其決定因素的新省級數據庫的構建過程,並利用該數據庫研究了 1950 年至 1980 年間中國前所未有的死亡率下降。我們發現,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教育水平與主要公共衛生幹預措施之間的相互作用,但程度較小)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毛澤東時代嬰兒和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的顯著下降。特別是,我們發現了教育水平提高的終生效益滯後的證據。綜合起來,20 世紀 50 年代的教育水平提高及其與公共衛生幹預措施之間的相互作用似乎解釋了 20 世紀 60 年代嬰兒死亡率下降的 80% 和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下降的 75%,以及整個 1960-80 年代死亡率下降的 55-70%。

由於我們發現醫療服務供給的變化(以人均病床和醫生數量衡量)似乎針對的是死亡率變化趨勢不同的地區,因此我們最終無法直接評估其重要性。然而,我們的結果仍然表明,死亡率下降的很大一部分似乎與非醫療因素有關(我們還注意到,中國對赤腳醫生的重視始於 20 世紀 60 年代末,即死亡率下降幅度最大的幾年之後)。

我們樣本中教育與生存之間的關係是穩健的,與其他表明因果關係的實證研究結果基本一致()。印度尼西亞、台灣、巴西和中國的實證研究()發現父母教育在改善嬰幼兒健康方麵發揮著重要作用。一些高收入國家的研究報告了教育與成人健康之間關係的混合結果(),但我們對嬰幼兒健康的關注意味著不同的途徑。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研究也對母親教育對兒童健康的作用表示懷疑(),但這些研究通常關注的是經曆了流行病學轉變的環境(有關毛澤東時代後中國高中畢業率的證據,見)。盡管如此,鑒於本文所討論的局限性,我們強調應謹慎解讀我們的研究結果。我們希望本文中提出的分析和我們收集的附帶數據集將為進一步研究中國人口健康改善提供基礎。

了解通識教育改善健康的行為機製是未來研究的重要領域。鑒於我們在分析中納入了廣泛的社會經濟控製因素,我們不考慮關於物質福利改善的簡單解釋。一大類解釋與認知能力有關:受過良好教育的人處理信息的效率更高,因此他們從健康知識的傳播中受益更多。另一個原因是教育可以提高永久收入,而同年的省份經濟控製因素無法很好地反映這一點()。除了物質資源本身之外,更高的永久收入可以增強人們在自身健康方麵投入更多時間和精力的動力——這是長壽經濟學研究所強調的重要機製()。

總體而言,我們的研究結果為非醫療決定因素對改善人口健康的重要性提供了實證支持,在某些情況下,教育可以提高重要公共衛生幹預措施的有效性。鑒於中國人口迅速老齡化,我們推測慢性病自我管理中的教育梯度可能也會在其人口未來中發揮核心作用。

補充材料

附表

點擊此處查看。(33K,xlsx)

在線補充

單擊此處查看。(36K,docx)

致謝

我們感謝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國家老齡化研究所)撥款編號 AG017253(由斯坦福大學人口統計學和健康與老齡化經濟學中心頒發)的資金支持。Grant Miller 還感謝美國國家兒童健康和人類發展研究所 (K01-HD053504) 的資金支持,Karen Eggleston 還感謝斯坦福大學肖倫斯坦亞太研究中心的資金支持。我們感謝 Shige Song 和 Paul Ma 慷慨地為本研究提供出生曆史數據,感謝密歇根大學中國數據中心的 Shuming Bao 允許我們通過新數據集公開選定的省份年份變量。我們感謝 Jing Li、Rong Li、Nicole Smith、Xiaoqiu Xu、Fei Yan、Crystal Zheng 和 Siling Zhou 提供的出色研究協助,感謝 Judith Banister、Eran Bendavid、Jay Bhattacharya 和眾多研討會參與者提供的有益評論和建議。所有錯誤均由作者獨自承擔責任。該項目所有數字化的檔案統計數據均可根據要求提供,並將在出版時在線發布。

腳注

 

貢獻者

GM 和 KE 參與了研究構思、數據分析和論文撰寫。KB 和 QZ 參與了數據分析和論文撰寫。所有作者均已閱讀並認可最終版本。

 

 

利益衝突

我們聲明我們沒有利益競爭。

 

 

倫理委員會批準

此項研究已獲得斯坦福大學機構審查委員會的批準。

 

參考

  • Almond Douglas、Edlund Lena、李宏斌、張俊森。早期發展對長期的影響:1959-1961 年中國饑荒的證據。收錄於:Ito T、Rose A 編輯。《東亞人口變化的經濟後果》。第 19 卷。NBER-EASE;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10 年。]
  • Ashton Basil、Hill Kenneth、Piazza Alan 和 Zeitz Robin。《1958-61 年的中國饑荒》。《人口與發展評論》。1984年;10 (4):613–45。 ]
  • Banister Judith、Preston Samuel H. 中國的死亡率。《人口與發展評論》。1981 年;7 (1):98–110。 ]
  • 班尼斯特·朱迪思。斯坦福大學出版社;斯坦福,加州:1987 年。《中國人口變化》。]
  • Banister Judith, Hill Kenneth。1964-2000 年中國死亡率。人口研究。200458 (1):55–75。 [  ]  ]
  • Judith Banister、張曉波。中國、經濟發展與死亡率下降。世界發展。200533(1):21-41。 ]
  • Barrera Albino。母親教育及其與公共衛生計劃在兒童健康生產中的作用。發展經濟學雜誌。1990年;32:69-91。 ]
  • Barro Robert, Lee Jong-Wha。1950-2010年世界教育水平新數據集。2010NBER 工作論文 No. 15902。]
  • Bertrand Marianne、Duflo Esther、Mullanaithan Sendhil。我們應該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差異估計?《季刊經濟學》。2004年;114 (1):249–75。 ]
  • Breierova Lucia、Duflo Ester。教育對生育率和兒童死亡率的影響:父親真的比母親更重要嗎? 2004 年 2004 年 5 月;美國國家經濟局工作報告第 10513 號。]
  • Caldwell JC。教育是死亡率下降的一個因素:對尼日利亞數據的考察。人口研究。1979年;33:395-413。 ]
  • Cameron Colin、Gelbach Jonah、Miller Douglas。基於 Bootstrap 的改進,用於具有聚類錯誤的推理。《經濟學和統計學評論》。2008年;90:414-427。 ]
  • 坎貝爾·卡梅倫。1644-1990 年北京的死亡率變化和流行病學轉型。收錄於:劉翠榮等主編。《亞洲人口史》。牛津大學出版社;牛津:2001 年。第 221-47 頁。]
  • 坎貝爾·卡梅倫。1949 年前中國的公共衛生工作及其對死亡率的影響:以北京為例。社會科學史。1997年;21 (2):179–218。 ]
  • Case Anne、Fertig Angela、Paxson Christina。兒童健康和環境的持久影響。《健康經濟學雜誌》。2005年;24 (2):365–89。 [  ]  ]
  • 陳秋林,Eggleston Karen。中國的健康教育梯度。斯坦福亞洲衛生政策項目工作論文。2013 2013 年 11 月; ]
  • 陳宇宇,周立安。1959-61 年饑荒對中國健康和經濟的長期影響。衛生經濟學雜誌。2007年;26 (4):659–681。 [  ] ]
  • 陳玉玉, 李洪斌. 母親教育與兒童健康:有養育效應嗎?衛生經濟學雜誌. 2009; 28 (2):413–26. [  ]  ]
  • 周信義, 劉錦潭, Grossman Michael, Joyce Theodore J. 父母教育與兒童健康:來自台灣自然實驗的證據。美國經濟學期刊:應用經濟學。2010 ; 2 (1):33–61。 PMC 免費文章] [  ] ]
  • Clark Damon、Royer Heather。教育對成人健康和死亡率的影響:來自英國的證據。美國經濟評論。2013103 (6):2087–2120。 [  ]  ]
  • Coale Ansley J.中國人口快速變化,1952-82 年。美國國家科學院;華盛頓:1984 年。]
  • Coale Ansley J.、Banister Judith。中國五十年失蹤女性。人口統計學。1994年;31 (3):459–479。 [  ]  ]
  • Currie Janet、Moretti Enrico。母親的教育與人力資本的代際傳遞:來自大學入學率的證據。《季刊經濟學》。2003 年;118 (4):1495–1532。 ]
  • Cutler David M, Miller Grant。公共衛生改善在健康進步中的作用:20 世紀的美國。人口統計學。200542 (1):1–22。 [  ]  ]
  • Cutler David M.、Deaton Angus S.、Lleras-Muney Adriana。死亡率的決定因素。《經濟展望雜誌》。2006年;20 (3):97–120。 ]
  • Cutler David M.、Lleras-Muney Adriana。教育與健康:評估理論和證據。收錄於:Schoeni Robert F. 等編輯。讓美國人更健康:社會和經濟政策作為健康政策。羅素·塞奇基金會;紐約:2008 年。第 29-60 頁。]
  • Cutler David M.、Lange Fabian、Meara Ellen、Richards Seth、Ruhm Christopher J.解釋死亡率中教育梯度上升的原因。2010 2010 年 1 月;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工作論文 15678。]
  • Desai Sonalde, alva Soumya。母親教育與兒童健康:是否存在強烈的因果關係?人口統計學。199835 (1):71–81。 [  ]  ]
  • 董哲,菲利普斯·邁克爾·R。中國醫療保健係統的演變。柳葉刀。2008;372:1715-16。 [  ]  ]
  • Elo Irma T.,Preston Samuel H. 死亡率的教育差異:美國,1979-1985 年。社會科學與醫學。1996年;42:47-57。 [  ] ]
  • Feng Xing Lin, Theodoratou Evropi, Liu Li, Yee Chan Kit, Hipgrave David, Scherpbier Robert, Brixi Hana, Guo Sufang, Chunmei Wen, Chopra Mickey, Black Robert E., Campbell Harry, Rudan2 Igor, Guo Yan。1990 年至 2006 年間中國兒童死亡率下降的社會、經濟、政治和衛生係統及項目決定因素:係統分析。全球衛生雜誌。2012; 2 (1):1–11。 PMC 免費文章] [  ] ]
  • 弗裏德曼·米爾頓 A. 《消費函數理論》。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新澤西州普林斯頓:1957 年。]
  • Gakidou Emmanuela, King Gary。死亡調查:根據兄弟姐妹存活數據估計無選擇偏差的成年人死亡率。人口統計學。200643 (3):569–585。 [  ]  ]
  • Glewwe Paul。發展中國家的學校和技能:教育政策和社會經濟成果。《經濟文獻雜誌》。2002年;40:436-482。 ]
  • 蘇珊·格林哈爾格,埃德溫·A·溫克勒。《中國人口治理:從列寧主義到新自由主義生命政治》。斯坦福大學出版社;斯坦福,加州:2005 年。]
  • 邁克爾·格羅斯曼。關於健康資本的概念和健康需求。《政治經濟學雜誌》。1972 年 3 月至 4 月;80 (2):223–255。 ]
  • 邁克爾·格羅斯曼。教育和非市場成果。《教育經濟學手冊》。2006 年;1:577-633。 ]
  • Hall Robert E. 生命周期-永久收入假說的隨機影響:理論與證據。政治經濟學雜誌。1978;b8(6):971。 ]
  • Hannum Emily。1949-1990 年中國政治變革與基礎教育的城鄉差距。比較教育評論。1999年;43 (2):193–211。 ]
  • Heckman James J.、Eric Humphries John、Veramendi Gregory、Urzua Sergio。教育、健康和工資。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馬薩諸塞州劍橋:2014 年。NBER 工作論文 No.19971。]
  • Hipgrave David。中國傳染病控製:從毛澤東時代至今。《全球健康雜誌》。2011;1 (2):224–238。 PMC 免費文章] [  ] ]
  • Hurt Lisa S.、Ronsmans C、Saha S。教育和其他社會經濟因素對孟加拉國農村中年死亡率的影響。流行病學和社區健康雜誌。200458:315-20。 PMC 免費文章] [  ] ]
  • Jamison Dean T.中國:衛生部門。世界銀行;1984 年。[  ]  ]
  • Jayachandran Seema、Lleras-Muney Adriana、Smith Kimberly。現代醫學與 20 世紀死亡率下降:磺胺類藥物影響的證據。美國經濟學雜誌:應用經濟學。2010年;2 (2):118–146。 ]
  • Johansson Sten、Nygren Ola。《中國失蹤女孩:新的人口統計解釋》。《人口與發展評論》。1991年;17 (1):35–51。 ]
  • Khang Young-Ho, Lynch John W., Kaplan George A. 韓國的健康不平等:十大死亡原因中年齡和性別的教育差異。國際流行病學雜誌。200433 (2):299–308。 [  ] ]
  • Lampton David M. 大躍進時期的衛生政策。《中國季刊》。1974 年;60 (1974):558–698。 ]
  • Lavely William。農村集體化下的婚姻與流動。收錄於:Watson RS、Ebrey PB 編輯。《中國社會的婚姻與不平等》。加州大學出版社;伯克利:1991 年。]
  • 李偉,陶陽。《大躍進:中央計劃災難的剖析》。《政治經濟學雜誌》。2005 年;113(4):840–877。 ]
  • Liang Jersey、McCarthy John F.、Jain Arvind、Krause Neal、Bennett Joan M.、顧勝祖。中國武漢老年人死亡率的社會經濟梯度。老年學雜誌 B 係列:心理科學和社會科學。200055 (4):222。 [  ] ]
  • Liang Zai, White Michael J. 中國內部遷移,1950-1988 年。人口統計學。199633 (3):375-384。 [  ] ]
  • 林毅夫。中國農業改革中的家庭承包責任製:理論與實證研究。經濟發展與文化變遷。199836(3):S199–S224。 ]
  • Lindeboom Maarten、Llena-Nozal Ana、van der Klaauw Bas。父母教育與兒童健康:來自學校改革的證據。《健康經濟學雜誌》。2009;28 (1):109–31。 [  ]  ]
  • Lleras-Muney Adriana。美國教育與成年人死亡率之間的關係。《經濟研究評論》。2005 年;72 (1):189–221。 ]
  • Lochner Lance。《教育經濟學手冊》。第 4 卷。愛思唯爾;阿姆斯特丹:2011 年。教育的非生產效益:犯罪、健康和良好公民意識。第 183-282 頁。]
  • McCrary Justin、Royer Heather。女性教育對生育率和嬰兒健康的影響:使用準確出生日期的入學政策證據。美國經濟評論。2011年;101 (1):158-95。 PMC 免費文章] [  ] ]
  • Marmot Michael, Stansfeld S, Patel C, North F, Head J, White I, Brunner E, Feeney A, Marmot MG, Davey Smith G. 英國公務員的健康不平等:Whitehall II 研究。柳葉刀。1991337 (8754):1387–93。 [  ] ]
  • Marmot Michael、Friel Sharon、Bell Ruth、Houweling Tanji AJ、Taylor Sebastian。在一代人中縮小差距:通過采取行動解決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實現健康公平。柳葉刀。2008;372 (9650):1661-9。 [  ]  ]
  • Mason William M.、Lavely William、Ono Hiromi、Chan Angelique。《中國嬰兒死亡率的下降:四川,1949-1988 年》。收錄於:Baron JN 等人編輯。《社會分化與社會不平等:紀念 John Pock 的論文集》。Westview Press;科羅拉多州博爾德:1996 年。第 153-207 頁。]
  • Mathers CD, Ma Fat D, Inoue M, Rao C, Lopez AD。統計死亡人數及其死因:全球死因數據狀況評估。世界衛生組織簡報。200583 (3):171–177c。 PMC 免費文章] [  ] ]
  • Meng Xin, Qian Nancy。兒童營養不良的長期影響:中國大饑荒的證據。布朗大學工作論文;2006 年 11 月。2006 年。]
  • Miller Grant。美國曆史上的婦女選舉權、政治響應和兒童生存。《季刊經濟學》。2008年;123 (3):1287–1327。 PMC 免費文章] [  ] ]
  • Murphy Kevin M.、Topel Robert H. 健康和長壽的價值。《政治經濟學雜誌》。2006 年;114 (5):871–904。 ]
  • Narayan Paresh K.、Smyth Russell。中國的高等教育、實際收入和實際投資:來自 Granger 因果關係檢驗的證據。教育經濟學。200614 (1):107–125。 ]
  • Naughton Barry。《中國經濟:轉型與增長》。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麻省理工學院:2007 年。]
  • Oreopoulos Philip、Salvanes Kjell G.教育回報有多大?提示:金錢不是萬能的。2009年 9 月;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工作論文。]
  • Preston Samuel H. 死亡率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變化關係。人口研究。1975 年;29:231-248。 [  ] ]
  • Preston Samuel H. 20 世紀欠發達國家死亡率下降的原因和後果。收錄於:Easterlin Richard A. 編輯。《發展中國家的人口與經濟變化》。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倫敦:1980 年。第 289-360 頁。]
  • Ravallion Martin。饑荒與經濟。《經濟文獻雜誌》。1997 年;35 (3):1205–42。 ]
  • Rosen George。《公共衛生史》。MD 出版物;1958 年。1994 年 Reed Business Information, Inc。]
  • Salaff Janet W. 中國和美國的死亡率下降。人口研究。1973年;27 (3):551–576。 [  ]  ]
  • Sidel Victor W.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赤腳醫生。《新英格蘭醫學雜誌》。1972;286 (24):1292–300。 [  ]  ]
  • Smith James P., Tian Meng, Zhao Yaohui. 社區對老年人健康的影響:來自 CHARLS 全國基線的證據。老齡經濟學雜誌 1-2。2013 :50–59。http: PMC 免費文章] [  ]
  • 宋詩歌,莎拉·伯加德。不平等的動態:1970-2001 年中國母親的教育和嬰兒死亡率。健康與社會行為雜誌。201152 (3):349–364。 [  ] ]
  • Strauss John, Thomas Duncan。人力資源:家庭和家庭決策的實證建模。發展經濟學手冊。1995年;3 (1):1883-2023 年。 ]
  • Stringhini Silvia、Sabia Séverine、Shipley Martin、Brunner Eric、Nabi Hermann、Kivimaki Mika、Singh-Manoux A Archana。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行為和死亡率的關係。美國醫學會雜誌。2010303 (12):1159–66。 PMC 免費文章] [  ] ]
  • Thomas Duncan、Strauss John、Henriques Maria-Helena。母親的教育如何影響孩子的身高。《人力資源雜誌》。1991年;26 (2):183–211。 ]
  • Tomes Nancy。《細菌福音:美國生活中的男人、女人和微生物》。哈佛大學出版社;劍橋:1998 年。[  ]  ]
  • 王峰,楊全和。結婚年齡與首次生育間隔:中國年輕夫婦性行為的新變化。人口與發展評論。199622(2):299-320。 ]
  • 世界銀行 [2009 年 12 月 6 日];世界發展指標。2009 
  • 吳敬璉。理解和解讀中國經濟改革。湯姆森/西南出版社;梅森,俄亥俄州:2005 年。]
  • 張大慶,Unschuld Paul U. 中國的赤腳醫生:過去、現在和未來。柳葉刀。2008372:1865-67。 [  ]  ]
  • Zhang G, Zhao Z. 重新審視中國的生育難題:過去二十年的數據收集和質量。人口與發展評論。200632(2):293–321。 ]
  • 張爽。母親教育與嬰兒健康:中國高中關閉的證據。康奈爾大學工作論文。2012 2011 年 10 月; ]
  • 趙忠偉, Kinfu Yohannes. 東亞死亡率轉變.亞洲人口研究. 2005; 1 (1):3–30. ]
  • 周濟。采訪中華人民共和國部長:教育部部長周濟談建國六十年教育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部部長訪談錄:教育部周濟談新中國60年教育》)。[2009 年 12 月 6 日];人民日報。2009年 8 月 27 日; 

穀歌翻譯An exploration of China's mortality decline under Mao: A provincial analysis, 1950–80

所有跟帖: 

切,無頭告示。你自己寫的也要列出真實姓名以便別人核對原文和發表雜誌。否則裝模做樣弄了這麽多參考文獻豈不瞎折騰? -空城之主- 給 空城之主 發送悄悄話 空城之主 的博客首頁 (0 bytes) () 10/15/2024 postreply 08:55:26

下麵不是有link出處嗎, 你自己去看就是了 -英二- 給 英二 發送悄悄話 英二 的博客首頁 (0 bytes) () 10/15/2024 postreply 09:27:32

還是專業文章說得清楚! -方外居士- 給 方外居士 發送悄悄話 (0 bytes) () 10/15/2024 postreply 09:10:39

文章太冗長,沒時間沒耐心細讀。你就說結論吧。到底餓死了3000萬沒有? -郭大平- 給 郭大平 發送悄悄話 郭大平 的博客首頁 (0 bytes) () 10/15/2024 postreply 09:14:00

大平兄用你的邏輯能力推不出結論嗎? -gweipwu- 給 gweipwu 發送悄悄話 gweipwu 的博客首頁 (167 bytes) () 10/15/2024 postreply 09:26:37

具體數據不詳也有爭議,千萬量級跑不了。 -方外居士- 給 方外居士 發送悄悄話 (0 bytes) () 10/15/2024 postreply 09:33:11

這就對了。餓死千萬人,那是符合大多數人直覺的。我周圍的爸爸媽媽,哥哥姐姐,一說起大躍進,無不潸然淚下。 -郭大平- 給 郭大平 發送悄悄話 郭大平 的博客首頁 (0 bytes) () 10/15/2024 postreply 10:02:25

餓肚子是真的。大人見小孩浪費糧食時會罵:這是沒有在59年挨過餓的。 -方外居士- 給 方外居士 發送悄悄話 (0 bytes) () 10/15/2024 postreply 10:04:37

那幾年有餓死人本壇還沒有人否定,但是3千萬要是能夠邏輯成功就好了。 -gweipwu- 給 gweipwu 發送悄悄話 gweipwu 的博客首頁 (0 bytes) () 10/15/2024 postreply 10:14:46

缺乏精確登記,隻能用統計學的方法根據公開人口數據來進行統計分析。 -方外居士- 給 方外居士 發送悄悄話 (0 bytes) () 10/15/2024 postreply 10:43:09

不過本文是講毛時代預期壽命快速增長的原因,三饑荒對增長趨勢有短期影響,但長期不受影響。 -方外居士- 給 方外居士 發送悄悄話 (0 bytes) () 10/15/2024 postreply 10:02:39

如果5%的人都餓死了,對人均壽命沒有影響?沒有任何政府與聯合國組織有記載,照片錄像也沒有 -sxyz- 給 sxyz 發送悄悄話 (0 bytes) () 10/15/2024 postreply 10:17:54

當時六億人口,餓死三千萬是5%。我們自然村當時大概二百多人,應餓死十個才行。我知道有一個老人餓死的。 -方外居士- 給 方外居士 發送悄悄話 (0 bytes) () 10/15/2024 postreply 10:34:49

餓死是非均勻分布的。比如日本鬼子殺人,我們湖南農村,就沒聽說有人是被日本鬼子殺死的。 -郭大平- 給 郭大平 發送悄悄話 郭大平 的博客首頁 (0 bytes) () 10/15/2024 postreply 10:45:11

是的,有地方嚴重,有地方不那麼嚴重。若要達6%, 有的地方要遠超6%才行。比如我村0.5%, 那就有同等規模的村達12% -方外居士- 給 方外居士 發送悄悄話 (62 bytes) () 10/15/2024 postreply 10:50:28

我知道信陽有些地方達10%,但這能用來平均多少沒有這麽多的村莊呢? -方外居士- 給 方外居士 發送悄悄話 (0 bytes) () 10/15/2024 postreply 10:53:39

那就用統計學模型來說話。統計學模型,比你那個要找補平均,複雜,可信。應該也包含了你那個簡單的找補平衡法。 -郭大平- 給 郭大平 發送悄悄話 郭大平 的博客首頁 (0 bytes) () 10/15/2024 postreply 10:59:51

我隻是用簡單樸素的道理來把事情說明白。讓人知道當一個數據岀來後,他到底意味著什麽! -方外居士- 給 方外居士 發送悄悄話 (0 bytes) () 10/15/2024 postreply 11:17:24

上麵”那就有同等規模的村達12%”不夠準確,應為:那就有同等規模的村達12%或多個低於這個數的村莊來平均。 -方外居士- 給 方外居士 發送悄悄話 (0 bytes) () 10/15/2024 postreply 11:37:12

如果讓來自信陽的網友講述自家的悲慘遭遇,可信度會比較高 -caral- 給 caral 發送悄悄話 (0 bytes) () 10/15/2024 postreply 11:00:35

也不好說。帶著立場故意瞎說的人不少。-:) -有言- 給 有言 發送悄悄話 有言 的博客首頁 (0 bytes) () 10/15/2024 postreply 13:00:52

非均勻分布其實更說不通。元末和明末就是非均勻分布,一比較就知道3000萬是扯淡 -caral- 給 caral 發送悄悄話 (120 bytes) () 10/15/2024 postreply 10:55:46

沒什麽根據說是非均勻分布。我看更象一個謊言用用一千個謊言來掩蓋 -caral- 給 caral 發送悄悄話 (0 bytes) () 10/15/2024 postreply 10:50:40

老毛征糧,胡亂分配。數學不好,造成分布不均勻,這就是根據。 -郭大平- 給 郭大平 發送悄悄話 郭大平 的博客首頁 (0 bytes) () 10/15/2024 postreply 11:03:22

這是你的想象,不是根據。就象“最大輸家”一樣,是各位的願望和想象,最起碼到今天為止,不是事實 -caral- 給 caral 發送悄悄話 (83 bytes) () 10/15/2024 postreply 11:10:05

我隻是提綱挈領的說一下。當然有更多的更詳細的根據在。這裏不便一一展示。 -郭大平- 給 郭大平 發送悄悄話 郭大平 的博客首頁 (0 bytes) () 10/15/2024 postreply 11:13:02

同意:時,空分布都有不同。 -gweipwu- 給 gweipwu 發送悄悄話 gweipwu 的博客首頁 (0 bytes) () 10/15/2024 postreply 10:51:17

你在把他放火上烤 -空城之主- 給 空城之主 發送悄悄話 空城之主 的博客首頁 (0 bytes) () 10/15/2024 postreply 09:15:11

就算是你的仇敵,人家說的有道理,你也要聽一聽! -方外居士- 給 方外居士 發送悄悄話 (0 bytes) () 10/15/2024 postreply 09:40:47

聽什麽?這是唵啊吽的文章嗎?轉載自雜誌的文章需要在正文前注明作者和出處。這跟我的仇人有什麽關係? -空城之主- 給 空城之主 發送悄悄話 空城之主 的博客首頁 (0 bytes) () 10/15/2024 postreply 10:20:51

他確實應該把作者放在前麵,而不是放在最後用間接的方式讓人去猜。 -方外居士- 給 方外居士 發送悄悄話 (0 bytes) () 10/15/2024 postreply 10:46:41

Equation (1) 和Equation (2) 中的亂碼使得我的大平兄難以施展才藝,請更正。謝謝! -gweipwu- 給 gweipwu 發送悄悄話 gweipwu 的博客首頁 (0 bytes) () 10/15/2024 postreply 09:40:34

這篇比較符合俺小時候的感受:“批錯一個人,多生4個億” -caral- 給 caral 發送悄悄話 (0 bytes) () 10/15/2024 postreply 10:58:34

沒時間看全文,但是前麵一兩段已經漏洞百出。1. 毛時代的壽命增長是從49年算起的。不要臉。2. 圖1 是30條黑線疊加在 -空城之主- 給 空城之主 發送悄悄話 空城之主 的博客首頁 (1190 bytes) () 10/15/2024 postreply 11:21:24

是中國有了兩票大家有一口飯吃, 煤炭生產起來喝熱開水少了很多疾病。 -金9金- 給 金9金 發送悄悄話 (0 bytes) () 10/15/2024 postreply 11:23:00

人均壽命從60年代大幅度增長是二戰後窮國的普遍現象 -晚春就是牛- 給 晚春就是牛 發送悄悄話 (95 bytes) () 10/15/2024 postreply 11:43:01

就我家鄉身邊來說,到2000年後,我家鄉才用上自來水。 -郭大平- 給 郭大平 發送悄悄話 郭大平 的博客首頁 (0 bytes) () 10/15/2024 postreply 11:47:12

我村現在還沒有自來水,估計以後也不會有了,因為人們或進城或開始搬到交通更方便的地方蓋房子。 -方外居士- 給 方外居士 發送悄悄話 (0 bytes) () 10/15/2024 postreply 12:33:47

所以農村死亡率比城市高很多 -晚春就是牛- 給 晚春就是牛 發送悄悄話 (0 bytes) () 10/15/2024 postreply 12:41:46

請您先登陸,再發跟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