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選院士段振豪的確切罪狀究竟是什麽？
【Blog主人按1：下麵轉載的文章說到——直接針對段振豪的指控有兩項，一是2002年至2011年7月間，使用虛假票據報銷差旅費（假火車票、飛機票、汽車票？？？）、複印裝訂費（複印社給開假發票？？？），騙取科研經費共計人民幣124萬餘元。另一項是段振豪在2011年3月間，與他人簽訂的網站開發合同，使用虛假票據報銷網站開發費，騙取科研經費人民幣5.85萬元。】
以下為轉載文章：
2月13日上午，段振豪貪汙科研經費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開審。檢方指控，段振豪涉嫌使用虛假的票據報銷差旅費，複印裝訂費，勞務費，租車費以及網站開發費等，騙取科研經費100餘萬元。
段振豪的案發同樣頗具戲劇情節：2011年7月， 段振豪的發妻曹女士在網上實名舉報，段振豪不僅包養多名情婦，還涉嫌貪汙國家科研經費。此案很快進入檢方視野，其背後的科研經費監管黑洞也開始浮出水麵。
現年53歲的段振豪，原本有著令人仰視的資曆和事業前景，他是國際地球化學最高獎(哥德斯密特獎)評委，中國科學院地球科學學位委員會副主席，首批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2005年入選中科院“優秀百人計劃”。2011年，他甚至名列中科院院士增選有效候選人名單之中。
然而，一則至今點擊量已高達百萬次的網帖卻將他的風流事曝光於大庭廣眾之下，他的生活也因此急轉而下。
網帖是段振豪發妻曹女士在2011年7月9日發表在國內一知名論壇上的，曹女士在文章中曆數了丈夫與幾個女人之間的糾葛，控訴其道德淪陷，時間從1987年兩人結婚到2011年被發現，其間更不乏有段振豪利用科研經費為情婦報銷差旅的細節。
曹女士曾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段振豪看起來文氣儒雅，卻風流成性，曾多次被發現出軌。“他包養情婦，並育有私生女，被我發現後還謊稱是捐精。”曹女士說，
“捐精”一說迅速成為網絡熱詞，《中國新聞周刊》在2011年7月北京一個餐廳采訪時，一位服務員甚至一邊擦桌子一邊笑嘻嘻談論此事。
7月21日，中科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發布聲明，段振豪虛報冒領差旅費，涉嫌貪汙，經中科院監察審計部門核實後已將其移送司法機關。
2011年8月17日，中科院院士增選初步候選人名單公布，在原增選314名有效候選人中145人進入初選名單，段振豪被淘汰出局。
曆經9個月的偵查、取證，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以貪汙罪對段振豪提起公訴，指控其夥同中科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計算機地球化學學科組秘書車春蘭，一共貪汙科研經費等公款146萬元。
其中，直接針對段振豪的指控有兩項，一是段振豪與車春蘭於2002年至2011年7月間，以報銷科研項目經費為由，使用虛假票據報銷差旅費、複印裝訂費，騙取科研經費共計人民幣124萬餘元，段振豪非法占有上述款項後給車春蘭少量好處費。另一項是段振豪在2011年3月間，與他人簽訂的網站開發合同，使用虛假票據報銷網站開發費，騙取科研經費人民幣5.85萬元。而作為段振豪同事的車春蘭則被指控為在2003年至2011年間，以報銷科研經費為由，用虛假票據報銷租車費、勞務費、差旅費共計人民幣17.85萬元。
段振豪的代理人、律師趙福偉說，開庭當天，段振豪頭發稍微有些淩亂，圓臉上架一副黑框眼鏡，仍舊表現得文氣十足。“兩名被告都表示認罪，但對具體涉案金額持有異議。”
段振豪在庭審中自述：“以為都是結餘款，這才出現了今天這個結果，我認罪，但希望法庭能夠扣減掉沒歸我個人的部分，出來後還想報效國家。”
據趙福偉介紹，公訴人認定的124萬元的貪汙款，主要是由虛報差旅構成的。這其中包括段振豪幾次回長沙老家探親以及虛假的大慶出差。曹女士亦直接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段振豪曾經利用科研經費多次為其情婦報銷北京至大慶往返費用，其情婦來北京會帶大量的大慶的出租車票、餐票等發票給段振豪。“曾經有一次報銷就高達6000餘元。”
潘多拉盒子
盡管近幾年，中國國務院各部委對科研經費的使用管理越來越嚴，但仍有不少漏洞。中科院理論物理研究所研究員李淼甚至調侃說，近幾年有一些部委的經費申請，使用到最後基本是要被扒一層皮。以虛假發票為手段“騙取”科研經費的現象並不罕見。
趙福偉律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接手段振豪的案子之後，他曾經接到一位自稱為中科院離休幹部的電話，此人希望趙福偉能夠為段振豪作無罪辯護，一方麵因段振豪的學術能力屬國內一流;另一方麵，在科學界類似段振豪以虛報發票的名義挪用科研經費的人大有人在。
也許這位離休幹部的話略顯誇張，但海澱區檢察院反貪局副局長羅猛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坦稱，因海澱區是科研院校集中之地，該院近年來已辦理多起涉及科研經費腐敗的案件，其中不乏科研人員因為經費腐敗而“栽跟頭”。
羅猛說：“比較常見的科研經費貪腐手段就是通過虛假發票，虛報冒領人員勞務費等。”在羅猛看來，造成這些問題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經費使用監管不力，監督流於形式。
據《中國新聞周刊》了解，各科研單位及高校對科研經費的使用都有具體規章製度。例如中科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財務內部控製製度中明確要求“嚴格經費使用的財務審核手續，審核需遵循以下規定：1.經費使用借款報銷審批手續需符合《關於經費使用的報批及管理規定》的各項要求。2.按各項專項經費預算內容審核專項經費使用，禁止赤字及超預算範圍使用專項經費。3.禁止使用無效發票報銷。4.非正常情況的經費開支，需有主管財務所長簽字。”
知情人士透露，雖然單位有種種財務規定，但監管乏力，“碩鼠們”仍然有著可利用的漏洞。
例如科研經費的發票報銷過程中，財務程序需要耗費很多時間和精力，很多課題項目負責人很少親自報銷，通常由學生代勞，而導師則主要是簽字審核。一位幫導師報銷的研究生在文章中寫道：“每次給boss報銷，我就異常躁動。國家給的科研經費全吃了玩了報銷幾次才發現報銷也是門技術活，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這樣的現象在段振豪的案中得到印證，趙福偉介紹，段振豪智商極高，但法律和財務常識絕對是弱項，“他幾乎沒有進過單位財務的門，報銷通常都是秘書代勞的”。而財務處“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使得有些賬目不清不楚。
美國密西根大學教授張有學曾作為長江學者在中國做過研究，他感覺“國內的經費管理有些亂”，他在文章中說，有一次付給秘書的勞務費，秘書用另外一個名字領走了。他發現後專門找到財務處，財務處卻說沒關係。還有一次，原本合理的科研開支卻由於種種原因沒法報，秘書就說她來幫忙找些發票來報。
除課題負責人打經費的主意之外，不少科研項目之外的人也把手伸向了科研經費這棵“搖錢樹”。據羅猛介紹，海澱區檢察院曾調查過一起部屬高校財務人員貪汙案件，北京某大學化學學院會計王琳(化名)，利用為院內教授管理科研經費的便利，偽造他人印章和簽名，利用假發票報銷，以“螞蟻搬家”的形式， 9年的時間裏騙取科研經費106筆，共計97萬元。
羅猛說，王琳的犯罪手法相當拙劣，她偽造的印章與真實印章有明顯的差異，然而在財務審核中，竟然曆時9年都不曾發現。
體製積弊待解
“如果僅僅是個案，那麽是個人的問題，但如果問題普遍那一定是製度設計出了問題。”長期研究中國科學體製的中科院院士王久(化名)用手指敲著桌麵嚴肅地說。如果製度設計合理，完全可以通過製度來壓縮腐敗滋生的空間。
王久稱，中國一直在提科技體製改革，從1978 年至今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1978年國家科技戰略會議啟動，首次將公共研究機構剝離出研究實體並實現企業化，同時利用改革的寬鬆環境在研究部門與產業間搭建橋梁;第二階段是隨著經濟改革自農村進入城市，1985年中國政府減少了對公共機構應用研究的製度資助，增加了公共研發基金中的競爭因素和市場機製，廣受稱讚的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即在1986年成立。
第三階段是1995年，中國政府推出“科教興國戰略”。希望強化企業創新能力及公共研究成果的商業轉化，“構建以企業為中心的科技創新體係”。中國一方麵實施國家研發資助計劃，一方麵加強公共科研機構的改革力度，包括中國科學院知識創新工程。
2003年以後，中國政府出台了《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提出“高科技人才是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的關鍵所在”，要“加快培養一批具有世界前沿水平的高級專家”。
與此同時，中國一直在持續大幅度提高科研投入。科技部部長萬鋼在2010年中國科協年會特邀報告會上披露，中國科技經費節節攀升，中央財政科技投入保持年均20%以上的增長，“中國科技基本走出了經費短缺的時代”。
但在王久看來，雖然國家提出“重視人才”的規劃綱要，但科學體製改革的核心——科研經費的分配製度仍然沒變。“科研經費越來越多，但還是原先的體係在分配， 1990 年代，一年十幾萬元的經費就很多了，現在某些人手上動輒幾千萬甚至上億的科研經費，分配管理與監督不變，經費增加反而給部分人員的腐敗創造了優渥的條件。”
王久所指的科研經費分配分為宏觀和微觀兩方麵，在微觀分配中即指科研經費中人員勞務費。目前，中國科研經費的申請預算通常包括：國際合作費、專家谘詢費、勞務費、材料費、化驗加工費、會議費、設備費等方麵。然而根據有關規定，項目的勞務費隻能支付給課題成員中沒有工資性收入的相關人員(如在校研究生)和臨時聘用人員，而作為學校教師或者課題負責人，無權從科研經費中領取勞務費。其中勞務費被嚴格規定在10%~15%之間。即便是國家最高科技獎的500萬獎金中，也隻有10%屬個人所有，其餘的450萬元要定向用於科研經費。
美國大學的科研經費分配則與中國恰恰相反。
美國密西根大學教授張有學曾撰文介紹美國教授申請科研經費的情況，在美國，一名教授申請到的科研經費中通常有50%作為人員勞務費，開會、野外、分析、實驗用品等僅占科研經費的15%，另外35%的管理費則由學校和政府另行協商支付。這樣的經費分配原則，一方麵使得課題教授能夠安心的生活和科研，同時也無法對有限甚至相對緊張的實驗經費開動腦筋。
王久院士說，中國的科研經費大多數都投到“物”上麵去。近年來，中國的科研設備已大大改善，但一級教授的基本工資仍然平均隻有3000餘元人民幣。“人”“物”經費失衡，很多人就把心思用到了挪用上去。
在王久看來，出現這樣反差的關鍵一方麵是中國“重設備、輕人力”的思想，在巨額的科研經費麵前，人性貪婪的一麵自然會被激發出來。更重要的是科學體製改革缺乏上層設計和改革的決心，結果使得改革成本最小的科學領域也形成了部門利益集團越來越大的困局。
盡管科學體製的改革缺乏頂層設計，部分單位與高校仍然在不斷嚐試小範圍內調整。據《中國新聞周刊》了解，從2005年1月開始，清華大學開始試行美國大學普遍采用的“終身教授”預備製。科技部等部委也於近日也下發《關於調整國家科技計劃和公益性行業科研專項經費管理辦法若幹規定的通知》，提出了“績效支出”，指出“應當在對科研工作進行績效考核的基礎上，結合科研人員實績，由所在單位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統籌安排”。
【Blog主人按1：下麵轉載的文章說到——直接針對段振豪的指控有兩項，一是2002年至2011年7月間，使用虛假票據報銷差旅費（假火車票、飛機票、汽車票？？？）、複印裝訂費（複印社給開假發票？？？），騙取科研經費共計人民幣124萬餘元。另一項是段振豪在2011年3月間，與他人簽訂的網站開發合同，使用虛假票據報銷網站開發費，騙取科研經費人民幣5.85萬元。】
以下為轉載文章：
2月13日上午，段振豪貪汙科研經費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開審。檢方指控，段振豪涉嫌使用虛假的票據報銷差旅費，複印裝訂費，勞務費，租車費以及網站開發費等，騙取科研經費100餘萬元。
段振豪的案發同樣頗具戲劇情節：2011年7月， 段振豪的發妻曹女士在網上實名舉報，段振豪不僅包養多名情婦，還涉嫌貪汙國家科研經費。此案很快進入檢方視野，其背後的科研經費監管黑洞也開始浮出水麵。
現年53歲的段振豪，原本有著令人仰視的資曆和事業前景，他是國際地球化學最高獎(哥德斯密特獎)評委，中國科學院地球科學學位委員會副主席，首批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2005年入選中科院“優秀百人計劃”。2011年，他甚至名列中科院院士增選有效候選人名單之中。
然而，一則至今點擊量已高達百萬次的網帖卻將他的風流事曝光於大庭廣眾之下，他的生活也因此急轉而下。
網帖是段振豪發妻曹女士在2011年7月9日發表在國內一知名論壇上的，曹女士在文章中曆數了丈夫與幾個女人之間的糾葛，控訴其道德淪陷，時間從1987年兩人結婚到2011年被發現，其間更不乏有段振豪利用科研經費為情婦報銷差旅的細節。
曹女士曾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段振豪看起來文氣儒雅，卻風流成性，曾多次被發現出軌。“他包養情婦，並育有私生女，被我發現後還謊稱是捐精。”曹女士說，
“捐精”一說迅速成為網絡熱詞，《中國新聞周刊》在2011年7月北京一個餐廳采訪時，一位服務員甚至一邊擦桌子一邊笑嘻嘻談論此事。
7月21日，中科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發布聲明，段振豪虛報冒領差旅費，涉嫌貪汙，經中科院監察審計部門核實後已將其移送司法機關。
2011年8月17日，中科院院士增選初步候選人名單公布，在原增選314名有效候選人中145人進入初選名單，段振豪被淘汰出局。
曆經9個月的偵查、取證，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以貪汙罪對段振豪提起公訴，指控其夥同中科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計算機地球化學學科組秘書車春蘭，一共貪汙科研經費等公款146萬元。
其中，直接針對段振豪的指控有兩項，一是段振豪與車春蘭於2002年至2011年7月間，以報銷科研項目經費為由，使用虛假票據報銷差旅費、複印裝訂費，騙取科研經費共計人民幣124萬餘元，段振豪非法占有上述款項後給車春蘭少量好處費。另一項是段振豪在2011年3月間，與他人簽訂的網站開發合同，使用虛假票據報銷網站開發費，騙取科研經費人民幣5.85萬元。而作為段振豪同事的車春蘭則被指控為在2003年至2011年間，以報銷科研經費為由，用虛假票據報銷租車費、勞務費、差旅費共計人民幣17.85萬元。
段振豪的代理人、律師趙福偉說，開庭當天，段振豪頭發稍微有些淩亂，圓臉上架一副黑框眼鏡，仍舊表現得文氣十足。“兩名被告都表示認罪，但對具體涉案金額持有異議。”
段振豪在庭審中自述：“以為都是結餘款，這才出現了今天這個結果，我認罪，但希望法庭能夠扣減掉沒歸我個人的部分，出來後還想報效國家。”
據趙福偉介紹，公訴人認定的124萬元的貪汙款，主要是由虛報差旅構成的。這其中包括段振豪幾次回長沙老家探親以及虛假的大慶出差。曹女士亦直接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段振豪曾經利用科研經費多次為其情婦報銷北京至大慶往返費用，其情婦來北京會帶大量的大慶的出租車票、餐票等發票給段振豪。“曾經有一次報銷就高達6000餘元。”
潘多拉盒子
盡管近幾年，中國國務院各部委對科研經費的使用管理越來越嚴，但仍有不少漏洞。中科院理論物理研究所研究員李淼甚至調侃說，近幾年有一些部委的經費申請，使用到最後基本是要被扒一層皮。以虛假發票為手段“騙取”科研經費的現象並不罕見。
趙福偉律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接手段振豪的案子之後，他曾經接到一位自稱為中科院離休幹部的電話，此人希望趙福偉能夠為段振豪作無罪辯護，一方麵因段振豪的學術能力屬國內一流;另一方麵，在科學界類似段振豪以虛報發票的名義挪用科研經費的人大有人在。
也許這位離休幹部的話略顯誇張，但海澱區檢察院反貪局副局長羅猛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坦稱，因海澱區是科研院校集中之地，該院近年來已辦理多起涉及科研經費腐敗的案件，其中不乏科研人員因為經費腐敗而“栽跟頭”。
羅猛說：“比較常見的科研經費貪腐手段就是通過虛假發票，虛報冒領人員勞務費等。”在羅猛看來，造成這些問題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經費使用監管不力，監督流於形式。
據《中國新聞周刊》了解，各科研單位及高校對科研經費的使用都有具體規章製度。例如中科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財務內部控製製度中明確要求“嚴格經費使用的財務審核手續，審核需遵循以下規定：1.經費使用借款報銷審批手續需符合《關於經費使用的報批及管理規定》的各項要求。2.按各項專項經費預算內容審核專項經費使用，禁止赤字及超預算範圍使用專項經費。3.禁止使用無效發票報銷。4.非正常情況的經費開支，需有主管財務所長簽字。”
知情人士透露，雖然單位有種種財務規定，但監管乏力，“碩鼠們”仍然有著可利用的漏洞。
例如科研經費的發票報銷過程中，財務程序需要耗費很多時間和精力，很多課題項目負責人很少親自報銷，通常由學生代勞，而導師則主要是簽字審核。一位幫導師報銷的研究生在文章中寫道：“每次給boss報銷，我就異常躁動。國家給的科研經費全吃了玩了報銷幾次才發現報銷也是門技術活，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這樣的現象在段振豪的案中得到印證，趙福偉介紹，段振豪智商極高，但法律和財務常識絕對是弱項，“他幾乎沒有進過單位財務的門，報銷通常都是秘書代勞的”。而財務處“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使得有些賬目不清不楚。
美國密西根大學教授張有學曾作為長江學者在中國做過研究，他感覺“國內的經費管理有些亂”，他在文章中說，有一次付給秘書的勞務費，秘書用另外一個名字領走了。他發現後專門找到財務處，財務處卻說沒關係。還有一次，原本合理的科研開支卻由於種種原因沒法報，秘書就說她來幫忙找些發票來報。
除課題負責人打經費的主意之外，不少科研項目之外的人也把手伸向了科研經費這棵“搖錢樹”。據羅猛介紹，海澱區檢察院曾調查過一起部屬高校財務人員貪汙案件，北京某大學化學學院會計王琳(化名)，利用為院內教授管理科研經費的便利，偽造他人印章和簽名，利用假發票報銷，以“螞蟻搬家”的形式， 9年的時間裏騙取科研經費106筆，共計97萬元。
羅猛說，王琳的犯罪手法相當拙劣，她偽造的印章與真實印章有明顯的差異，然而在財務審核中，竟然曆時9年都不曾發現。
體製積弊待解
“如果僅僅是個案，那麽是個人的問題，但如果問題普遍那一定是製度設計出了問題。”長期研究中國科學體製的中科院院士王久(化名)用手指敲著桌麵嚴肅地說。如果製度設計合理，完全可以通過製度來壓縮腐敗滋生的空間。
王久稱，中國一直在提科技體製改革，從1978 年至今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1978年國家科技戰略會議啟動，首次將公共研究機構剝離出研究實體並實現企業化，同時利用改革的寬鬆環境在研究部門與產業間搭建橋梁;第二階段是隨著經濟改革自農村進入城市，1985年中國政府減少了對公共機構應用研究的製度資助，增加了公共研發基金中的競爭因素和市場機製，廣受稱讚的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即在1986年成立。
第三階段是1995年，中國政府推出“科教興國戰略”。希望強化企業創新能力及公共研究成果的商業轉化，“構建以企業為中心的科技創新體係”。中國一方麵實施國家研發資助計劃，一方麵加強公共科研機構的改革力度，包括中國科學院知識創新工程。
2003年以後，中國政府出台了《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提出“高科技人才是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的關鍵所在”，要“加快培養一批具有世界前沿水平的高級專家”。
與此同時，中國一直在持續大幅度提高科研投入。科技部部長萬鋼在2010年中國科協年會特邀報告會上披露，中國科技經費節節攀升，中央財政科技投入保持年均20%以上的增長，“中國科技基本走出了經費短缺的時代”。
但在王久看來，雖然國家提出“重視人才”的規劃綱要，但科學體製改革的核心——科研經費的分配製度仍然沒變。“科研經費越來越多，但還是原先的體係在分配， 1990 年代，一年十幾萬元的經費就很多了，現在某些人手上動輒幾千萬甚至上億的科研經費，分配管理與監督不變，經費增加反而給部分人員的腐敗創造了優渥的條件。”
王久所指的科研經費分配分為宏觀和微觀兩方麵，在微觀分配中即指科研經費中人員勞務費。目前，中國科研經費的申請預算通常包括：國際合作費、專家谘詢費、勞務費、材料費、化驗加工費、會議費、設備費等方麵。然而根據有關規定，項目的勞務費隻能支付給課題成員中沒有工資性收入的相關人員(如在校研究生)和臨時聘用人員，而作為學校教師或者課題負責人，無權從科研經費中領取勞務費。其中勞務費被嚴格規定在10%~15%之間。即便是國家最高科技獎的500萬獎金中，也隻有10%屬個人所有，其餘的450萬元要定向用於科研經費。
美國大學的科研經費分配則與中國恰恰相反。
美國密西根大學教授張有學曾撰文介紹美國教授申請科研經費的情況，在美國，一名教授申請到的科研經費中通常有50%作為人員勞務費，開會、野外、分析、實驗用品等僅占科研經費的15%，另外35%的管理費則由學校和政府另行協商支付。這樣的經費分配原則，一方麵使得課題教授能夠安心的生活和科研，同時也無法對有限甚至相對緊張的實驗經費開動腦筋。
王久院士說，中國的科研經費大多數都投到“物”上麵去。近年來，中國的科研設備已大大改善，但一級教授的基本工資仍然平均隻有3000餘元人民幣。“人”“物”經費失衡，很多人就把心思用到了挪用上去。
在王久看來，出現這樣反差的關鍵一方麵是中國“重設備、輕人力”的思想，在巨額的科研經費麵前，人性貪婪的一麵自然會被激發出來。更重要的是科學體製改革缺乏上層設計和改革的決心，結果使得改革成本最小的科學領域也形成了部門利益集團越來越大的困局。
盡管科學體製的改革缺乏頂層設計，部分單位與高校仍然在不斷嚐試小範圍內調整。據《中國新聞周刊》了解，從2005年1月開始，清華大學開始試行美國大學普遍采用的“終身教授”預備製。科技部等部委也於近日也下發《關於調整國家科技計劃和公益性行業科研專項經費管理辦法若幹規定的通知》，提出了“績效支出”，指出“應當在對科研工作進行績效考核的基礎上，結合科研人員實績，由所在單位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統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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