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龍應台
他們曾經意氣風發、年華正茂；
有的人被國家感動、被理想激勵，
有的人被貧窮所迫、被境遇所壓，
他們被帶往戰場，凍餒於荒野，曝屍於溝壑。
時代的鐵輪，輾過他們的身軀。
那烽火幸存的，一生動蕩，萬裏飄零。
也正因為，他們那一代承受了，
戰爭的重壓，忍下了離亂的內傷；
正因為，他們在跌倒流血的地方，
重新低頭播種，
我們這一代，得以在和平中，
天真而開闊地長大。
如果，有人說，他們是戰爭的“失敗者”，
那麽，所有被時代踐踏、汙辱、傷害的人都是。
正是他們，以“失敗”教導了我們，
什麽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價值。
請凝視我的眼睛，誠實地告訴我：
戰爭，有“勝利者”嗎？
我，以身為“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
所有的顛沛流離，最後都由大江走向大海……
找到我
我開始思索：曆史走到了二零零九年，
對一個出生在一九八九年的人，
一個生命經驗才剛剛要開始，
那麽青春那麽無邪的人，
我要怎麽對他敘述一個時代呢？
行道樹不會把一生的灰塵回倒在你身上，
但是他們會以石頭般的沉默和冷淡的失憶來對付你。
行道樹
我真的沒有想到，飛力普，你是認真的。
你把錄音機架好，小心地把迷你麥克風夾在我白色的衣領上，“這樣，收音效果最好。”你說，然後把筆記本攤開，等著我開講。
我注意到，你還記下了錄音機上顯示的秒數，方便回頭做索引。
這都是曆史課教的嗎？
我實在受寵若驚。這世界上怎麽會有十九歲的人對自己的父母感興趣呢？
我自己十九歲的時候，父母之於我，大概就像城市裏的行道樹一樣吧？這些樹，種在道路兩旁，疾駛過去的車輪濺出的髒水噴在樹幹上，天空漂浮著的蒙蒙細灰，靜悄悄地下來，蒙住每一片向上張開的葉。
行道樹用腳，往下守著道路，卻用臉，朝上接住整個城市的落塵。
如果這些樹還長果子，他們的果子要不就被風刮落、在馬路上被車輪輾過，要不就在掃街人的咒罵聲中被撥進垃圾桶。誰，會停下腳步來問他們是什麽樹？
等到我驚醒過來，想去追問我的父母究竟是什麽來曆的時候，對不起，父親，已經走了；母親，眼睛看著你，似曾相識的眼神彷佛還帶著你熟悉的溫情，但是，你錯了，她的記憶，像失事飛機的黑盒子沉入深海一樣，縱入茫然——她連最親愛的你，都不認得了。
行道樹不會把一生的灰塵回倒在你身上，但是他們會以石頭般的沉默和冷淡的失憶來對付你。
你沒把我當行道樹；你想知道我的來曆。這是多麽令人驚異的事啊！
休息的時候，你靠到窗邊去了，坐在地板上，舒展長長瘦瘦穿著牛仔褲的腿，然後把耳機塞進耳朵，閉起了眼睛，我看見陽光照亮了你濃密的頭發。
因為你認真，所以我打算以認真回報你。
我開始思索：曆史走到了二零零九年，對一個出生在一九八九年的人，一個雖然和我關係密切，但是對於我的身世非常陌生，對於我身世後麵那個愈來愈朦朧不清的記憶隧道幾乎一無所知的人，一個生命經驗才剛剛要開始、那麽青春那麽無邪的人，我要怎麽對他敘述一個時代呢？那個記憶裏，有那麽多的痛苦、那麽多的悖論，痛苦和痛苦糾纏，悖論和悖論抵觸，我又如何找到一條前後連貫的線索，我該從哪裏開始？
更讓我為難的是，當我思索如何跟你“講故事”的時候，我發現，我自己，以及我的同代人，對那個“曆史網絡”其實知道得那麽支離破碎，而當我想回身對親身走過那個時代的人去叩門發問的時候，門，已經無聲無息永遠地關上了。
所以說，我其實是沒有能力去對你敘述的，隻是既然承擔了對你敘述的、我稱之為“愛的責任”，我就邊做功課邊交“報告”。夜裏獨對史料時，山風徐徐穿過長廊，吹進室內，我感覺一種莫名的湧動；千軍萬馬繼續奔騰、受傷的魂魄殷殷期盼，所有溫柔無助的心靈仍舊懸空在尋尋覓覓……
我能夠敘說的，是多麽的微小啊，再怎麽努力也隻能給你半截山水，不是全幅寫真。但是從濃墨淡染和放手淩空之間，聰慧如你，或許能夠感覺到一點點那個時代的蒙住的心跳？
行道樹不會把一生的灰塵回倒在你身上，但是他們會以石頭般的沉默和冷淡的失憶來對付你。
第一部 在這裏，我鬆開了你的手
1，美君離家
美君是在一九四九年一月離開淳安古城的，大概就在“太平輪”沉沒之後沒有多久。
她才二十四歲，燙著短短的、時髦俏皮的鬈發，穿著好走路的平底鞋，一個肉肉的嬰兒抱在臂彎裏，兩個傳令兵要護送母子到江蘇常州去，美君的丈夫是駐常州的憲兵隊長。
已經是兵荒馬亂的時候，美君倉促上路，臨別前對母親也就是平常地說一句：“很快回來啦。”跨出家門，頭都不曾回過一次，雖然知道那瘦弱的母親，裹著小腳，就站在那老屋門邊看著她走。
美君也沒有對淳安城多看兩眼。
庭院深深的老宅，馬蹄達達的石街，還有老宅後邊那一彎清淨見底的新安江水，對美君而言，都和月亮星星一樣是永恒不變、理所當然的東西，時代再亂，你也沒必要和月亮星星作別吧？人會死，家會散，朝代會覆滅，但是一個城，總不會消失吧？更何況這淳安城，已經有一千五百年的曆史。美君向來不是個多愁善感的人，她聰明、果決、堅強。城裏的人都知道，應家這個女兒厲害，十七歲就會獨自押著一條船的貨，從淳安沿水路送到杭州城裏去做買賣。
有一回，買賣做完，回程上，一個家族長輩裝了滿船的鹽，從杭城運回淳安；半路上突然出現緝私隊的士兵，攔下船準備檢查。船上的人緊張得就想跳水，長輩臉色發青，美君才知道，這一船的鹽，大部分是私鹽。
她看長輩完全亂了方寸，揣度了一下形勢，便作主指揮，說，“速度放慢。”
她要工人立即把兩袋合法的官鹽拖到船板的最前端，然後要工人那年輕豐滿的媳婦，坐到存放私鹽的船艙入口的門坎上，脫掉外衣，隻留身上的小胸兜。美君像導演一樣告訴她坐在哪裏，怎麽坐，然後盯著她看看，又說，“把簪子拿掉，頭發放下來。”
船緩緩停下，緝私船靠近來，抱著槍的士兵一躍而上。美君先請他們檢查船板上的兩袋官鹽。士兵打開袋子，檢查標簽，抓一把鹽在手心裏聞聞看看，然後轉身要進艙房，可是一轉身，就看見那年輕的江南女子坐在船艙入口，好像正要穿衣服，她大半個牛奶色、光滑的背，是裸的，士兵登時嚇了一跳，美君就說，“對不起對不起，嫂子剛剛在給孩子喂奶 ……”
緝私隊長忙不迭地說，“那就不要打擾了。你們快開船吧。”
淳安的長輩們在對我敘述這故事時，美君就坐在旁邊咯咯地笑。
最後一次離開淳安時，後來美君跟我說，她確實回頭看了一眼那城門兩邊的石獅子，一邊一隻，已經在那裏好多、好多朝代。她走的那一天，石獅子就蹲在那裏，不讓你有任何的懷疑或動搖，他們會在那裏天長地久。
淳安，是三國時吳國的大將賀齊所開墾設置，當時的淳安人被稱為“山越”，在土地上刀耕火種，逐漸發展成吳國的文明小城，明朝著名的清官海瑞，在這裏做縣令，淳安人為他建了個“海公祠”，是美君小時候每天經過的地方。
美君會描述她家裏的家具：柏樹做的八仙桌，有一種撲鼻的清香味；母親的床，木頭上全是雕花；天井裏頭的黑陶大水缸，一大缸一大缸養著高高挺挺的粉紅色風荷。家的大堂正中掛著三代的祖宗畫像，誰是誰她不知道，但是她很驕傲地說，“最下麵那一排穿著清朝的官服，是高祖，他是同治年間鄉試的武舉，後來還是衢州府的留守呢，官很大的。”
我問她，“‘留守’是什麽官？”她歪著頭想想，說，“不知道，大概是……嗯，警察局長吧？”
2，躲躲雨
離離開淳安之後就是一路的狼狽遷徙，從火車站到火車站，過江過河過大山。一年半以後，自己都弄不清是怎麽回事，美君發現自己已經站在海南島一個混亂騷動的碼頭上，洶湧的人潮拚命地要擠上大船，丈夫在另一個港口，失去了聯係。
海南島的正式大撤退，是一九五零年的五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在半年前成立，但是在沿海、在西南，還有戰事。很多的國軍部隊，是在解放軍的炮火一路追擊下被逼到了碼頭邊。奉命負責掩護撤退的部隊，邊打邊退，好不容易最後到達了碼頭，卻隻能在岸上看著軍艦迅速起錨逃離。炮火直接射到了船舷，船上的人，不得不淚眼汪汪看著掩護自己上船的袍澤被拋棄。碼頭上的傷兵絕望地倒在地上放聲痛哭，沒負傷的兵，像是到了地球的邊緣，後麵是家鄉阻隔在萬裏烽火之外，前麵是完全背棄了你的汪洋大海。
上了船的國軍部隊，這時也傻了。徐蚌會戰中犧牲慘重的六十四軍，三月間在海南島緊急上了船，七千官兵中還有一千多個是一路“抓”來的青壯少年。
急難中，船要開往台灣了，可是，台灣在哪裏？開軍艦的人都不知道。
在炮火射程外的安全海麵上，海軍拿出地圖來找台灣的位置。
士兵問長官，“什麽時候才到那個地方啊？”
軍官說，“我也不清楚，反正到時候你就知道了，到的那個地方叫‘台灣’，我沒去過，你也沒去過，聽說那地方不錯。”
六十四軍的軍官簡步城安慰惶惑的士兵，但是心裏慌得厲害。他自己都不知道台灣是在東西南北哪個方位。從冰天雪地如蘇武牧羊的絕境中一路打到海南島，心力和體力的透支，已經到了人的極限。安慰了士兵，他再來安慰自己：人生的路，太累了，反正去那個叫“台灣”的地方，隻是暫時“躲躲雨”吧，也好。
他作夢都沒想到的是，這一場“雨”啊，一下就是六十年。
臉色蒼白的美君在碼頭上，才從產房出來沒幾天，懷裏抱著熟睡的嬰兒，但是，別搞錯，從淳安抱出來的那個孩子，已經帶到湖南的老家，讓奶奶保護，此刻在懷裏安然閉著眼睛的，是在海南島出生的應達。
叫他“應達”，是想，隻有在這樣的亂世裏，方才明白，要“到達”自己想去的地方，是件多麽不容易的事；就讓這嬰兒帶來“到達”的希望吧。
大船無法靠岸，無數的接駁小船擠在港內碰來撞去，亂哄哄地來回把碼頭上的部隊和眷屬接到大船邊，然後人們攀著船舷邊的繩梯大網像蜘蛛一樣拚命往上爬。很多人爬不動，抓不住，直直掉下海，“慘叫啊，一個一個噗通噗通像下餃子一樣”，美君說。
炮聲聽起來就在咫尺之處，人潮狂亂推擠，接駁小船有的翻覆了，有的，快到大船邊了，卻眼睜睜看著大船開動，趕不上了。港內的海麵，到處是掙紮著喊救命但是沒人理會的人頭，碼頭上一片驚惶，哭聲震天。
如果你站在碼頭上望向海麵，用想象力變魔術“咻”地一聲倒退一百米，彷佛電影默片，你看見那水麵上，全是掙紮的人頭，忽沈忽浮，浮起時你看見每一雙眼睛都充滿驚怖，每一張嘴都張得很大，但是你聽不見那發自肺腑的、垂死的呼喊。曆史往往沒有聲音。
皮箱，無數的皮箱，在滿布油漬的黑色海麵上沉浮。
3，碼頭上
高雄，一個從前沒聽說過的都市，那兒的人皮膚曬得比較黑，說一種像外國話的方言。丈夫在動亂中失去聯係，卻有兩個兵跟著她，臂彎裏是吃了就睡，醒了就吃的應達。
美君打量一下周遭：滿街擠著麵孔淒惶、不知何去何從的難民。五月天，這裏熱得出奇，但是很多難民身上還穿著破爛的棉衣，脫下來，裏麵是光光的身體，不好看；留在身上，又濕熱難熬。一場急雨打下來，碼頭上的人群一陣狼狽亂竄，其實沒有一片屋簷可以逗留，於是幹脆就坐在地上，大雨傾盆。
部隊散了，丈夫走失，美君不再有“軍眷”的身分，一下碼頭就沒有人管她了；兩個傳令兵，也是家鄉的莊稼子弟，沒有兵籍。美君，其實不明白什麽叫曆史的大變局，但是她很快地察覺到事態的嚴重，此時此刻，除了自己，別無依靠了。
美君掏出身上藏著的五兩黃金，找到一個叫苓雅市場的地方，頂下一個八台尺見方——也就是二米四乘二米四——的菜攤子，開始獨立生存。晚上，兩個莊稼少年睡在地上，她就摟著嬰兒躺在攤子上，共蓋一條薄被。
早上天還沒亮就起來，她指揮著兩個少年去買了幾個大西瓜回來，切成薄片，放在一片木板上，要少年到碼頭上去叫賣。碼頭上，撤退的部隊和難民像潰堤的大水般從一艘一艘的大船流向碼頭；她計算的是，在碼頭上熱天賣西瓜，一方麵可以掙錢，一方麵可以尋人——丈夫如果還活著，大概遲早會在碼頭上出現。
美君的小攤擴張得很快。這個淳安綢緞莊的女兒冷眼旁觀，很快就發現，難民在建築自己的克難之家。他們需要竹片、釘子、鐵錘、繩子等等“建材”，於是她的攤子就多了五金。她也發現，山東人特別多，於是她的攤子上馬上有一袋一袋的麵粉。南腔北調的難民進到市場，知道來美君這個攤子不但什麽都可能找到，而且這個攤子的女主人能說國語，活潑大方，能言善道。
美君脫下了細腰身的旗袍，開始穿寬鬆的連衣裙，給孩子喂奶，也做肩挑手提的粗活。
但是能言善道的美君也有沉默的時候。她常一個人騎著那輛送貨的男用腳踏車，來到碼頭。把車停在一個巨大的倉庫大門前，她就倚著腳踏車望向碼頭和海港。軍艦緩緩進港，軍艦緩緩出港；人潮匯入碼頭，人潮一會兒散盡。汽笛聲回旋在海港上頭，繚繞不去。
一九五三年，攤子已成小店，美君抱著一歲的女兒，女兒叫“應台”。
穿著製服的港警，巡邏時經過倉庫大門，看到這個體型纖弱的年輕外省女人，不免多看一眼。
4，美君回家
美君從此不能見河，一見河，她就要說：“這哪裏能和我們老家的河比……”我從小就聽她說：“新安江的水啊，”她總是絮絮叨叨地說，“是透明的！”第一層是細細的白沙，第二層是鵝卵石，然後是碧綠碧綠的水。抓魚的時候，長褲脫下來，站進水裏，把兩個褲腳紮緊，這麽往水裏一撈，褲腿裏滿滿是魚 ……美君說完，總還要往我看看，確定我是不是還聽著，然後無可奈何地歎一聲氣：“唉！對遊彈琴啦，講給你聽，你也不會相信，你根本就沒見過那麽清的水嘛！”
牛，她總說“遊”，所以“牛奶”，就是“遊來”。
她沉默一會兒，又說：“有一天，有一天要帶你回去看看，你就知道了。”聲音很小，好像在說給她自己聽。
我這個高雄出生的女兒，對長江、黃河都無從想象，但是自小就知道有那麽一條新安江——江在哪裏其實也毫無概念，連浙江在江蘇的上麵還是下麵，左邊還是右邊都不十分清楚——但我知道，新安江水是世界上最幹凈的水。
這個女兒長大以後，帶著美君去看阿爾卑斯山裏的冰湖，去看萊茵河的源頭，去看多瑙河的藍色風光，美君很滿意地發出讚美：“歐洲實在太漂亮了！”然而還沒走出幾步，她就要輕輕歎一口氣。我故意不回頭，等著，果然，她說：“可是這水啊，跟我們新安江不能比……”
美君在台灣一住就是六十年，學會了當地的語言，也愛上了亞熱帶的生活，異鄉已經變成了故鄉。那新安江畔的故鄉嘛，一九五九年建水壩，整個古城沉入千島湖底。她這才相信，原來朝代可以起滅、家國可以興亡，連城，都可以從地球上抹掉，不留一點痕跡。
一九八七年，台灣政府終於允許人們回鄉探看以後，鄉親們紛紛結伴還鄉；也許人事全非，但故鄉，總歸是故鄉吧，可是淳安來的美君卻冷冷地說：“回去？回去看什麽呢？”
“看不到城，”美君的女兒，我，說，“看人總可以吧？”
距離美君離開淳安半個世紀之後，一九九五年九月，七十歲的美君，第一次回到了淳安，不，現在叫千島湖鎮了，而且是個新興的小鎮，“樹小、牆新、畫不古”的新興的小鎮，在一個小島上。
“島？千島？”美君不悅地糾正我，“以前都是山，千山啦，什麽千島。”
當然，水淹上來，老城沉進水底，山頂突出成島，千島湖曾是千山鄉，美君確實沒想到五十年的“滄海桑田”竟是如此具體！
“這次回來，我一定要找到我父親的墳，”美君說，“做了水壩，墳遷走了，遷去了哪裏？好幾年，我都夢見他，他從墳裏出來，臉是綠的，水草的顏色，他說，女兒啊，我冷啊，你一定要想辦法把我遷走……”
一圈圍坐著的親戚突然安靜下來，我從一張臉望向另一張臉：這真是極複雜的安靜；美君的話，在他們耳中簡直“迷信”得駭人，卻又不好傷老人家的感情。
“湖很大，一千多個島，”他們猶豫地說，“我們隻記得一個大概的範圍，墳怕不好找……”
“可以試試看。”美君說。
一個親戚說，“我們這兒是可以遙祭的，就是對著那個方向祭拜，大姊你遙祭也可以吧？”
我看看美君，她也正瞧著我。啊，我知道這個彪悍的女生要發作了。
“我在台灣遙祭了五十年，”美君頓了一下，臉色很不好看，然後一口氣說出來：“我遙祭了五十年，你們覺得，我今天人千裏迢迢到了淳安，是來這裏遙祭的嗎？”
又是一陣安靜。
“……火燒船事件以後，”親戚麵有難色，“租船管製很嚴……”
“我是淳安的女兒，”美君還是寒著臉孔，說，“找父親的墳是天經地義的。”
第二天，終於找來了一艘汽艇，還雇來了一位熟識水路的船夫，船夫帶著老城的記憶，彷佛心中有一個隱藏的導航係統，看穿湖水，將每一座島回複成山，認出哪座山在哪座山的什麽方位。
汽艇在六百平方公裏的水麵上穿梭，掠過一個又一個大大小小的島，煙波浩渺，千島湖看起來素樸純凈，原始自然，但是我們的眼睛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無數個聳立水麵的荒島，其實既非島，也不荒，那曾是山，母親年幼時攀爬過、野餐過的地方。水麵下，曾經是一片又一片的果園，母親曾經讓大人牽著手去收租的地方。這一片荒野素樸，曾經是沃土富饒，水麵上看起來洪荒初始，水麵下曾有綿延千年的人文繁華。
我們看起來像遊客，我們不是遊客。
水花噴濺，滴在手上覺得潤涼。猴島，很多猴子，想上去看看嗎？不想。
蛇島，很多蛇，想看看嗎？不想。
我們隻想看一個島，尋找一個島，在這一千個島中。
船噗突噗突慢下來，船夫認為應該在附近了，親戚們三三兩兩站在船頭眺望水麵，前麵有一個不起眼的小島；美君的表妹皺著眉注視，猶疑了一會兒，然後說，“這裏，”她指著那個島，“就是這裏。”
她指的這個小島還沒一個房頂大，雜草叢生，近水處是一片禿禿的黃土。我們跳上泥濘的灘。參與了當年遷墳的表妹邊回憶邊說，“那個時候，是小表哥挑上來埋在這裏的，原來以為已經遷得夠高了，沒想到……”
沒想到水漫淹到山的頂尖，現在美君看見的是兩塊破磚頭泡在水裏，就在水麵接觸黃土的那條波在線。風很大，吹得人睜不開眼，美君的白發淩空飛揚，我緊緊扶著美君，滿耳呼呼的風聲，還有美君模糊的、破碎的語音，“……爸爸——我來了，我就知道，你明明跟我說你很冷……”
湖浪挾著些許水草，打著若隱若現的磚塊。那磚浸泡已久，土紅的表麵已有綠苔。一炷香燒了起來，青色的煙像柔弱無骨、有所祈求的手臂，隨風沒入天水無色之中。
離開淳安，我們經由山路往建德，這是那年緝私船檢查私鹽的地方。小汽車在石子路上顛簸，爬上一個陡坡，又急急盤旋而下，車後一團灰塵，路邊的樹木也蒙著一層灰白，但千島湖的水光不斷地透過樹影閃爍。或許累了，美君一路上不太說話，我推推她：“喂，你看，這也是新安江水啊，水多清啊！”
她望向車窗外，疲倦地把頭靠在玻璃上，輕輕地說，“是嗎？”
我伸出手去環著她瘦弱的肩膀。
5，上直街九十六號
這幾年，美君不認得我了。
我陪她散步，她很禮貌地說，“謝謝你。有空再來玩。”
每隔幾分鍾，跟她說一遍我是誰，她看看我，閃過一絲困惑，然後做出很有教養的樣子，矜持地說，“你好。”
奇怪的是，連自己的獨生女兒都不記得了，她卻沒忘記淳安。
開車帶她到屏東的山裏去，她一路無言，看著窗外的山景，突然說，“這條路一直下去就會到海公祠，轉一個彎，往江邊去，會經過我家。”
從後視鏡裏看她，她的麵容，即使八十四歲了，還是秀麗姣好的。
我問她，“你是應美君嗎？”
她高興地答，“是啊。”
“你是淳安人嗎？”
她一臉驚喜，說，“對啊，淳安人。你怎麽知道？”
天黑了，帶她上床，幫她蓋好被子，她怯怯地問，“我爸爸在哪裏？我媽媽呢？”
我決定去一趟淳安，找餘年春。
美君此生看不見的故鄉，我去幫她看一眼。
餘年春，是美君的同村同齡人。幾年前三峽建水壩，中國政府為百萬人的遷移大費周章，建新村、發償金，還有老居民死守鄉土不退。餘年春看得熱淚盈眶，看不下去了。
他回想起一九五八、五九年，淳安人是在什麽情況之下被迫離開祖輩已經生活了一千多年的故鄉的。
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提出“趕英超美”的口號，在共產黨八大預備會議中，他熱切地說，共產黨要“完全改變過去一百多年落後的、被人家看不起的、倒黴的那種情況，而且會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這是一種責任。否則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
在這種思維的推動下，開發新安江成了急切的重大項目。三十萬淳安人，為了“國家”整體的進步，必須遷走。一個個村子化整為零，一個個大家族被拆開，從薪傳千年的家鄉土壤發配到百裏千裏以外分散各省的窮鄉僻壤。
結果就是，到了任何一個陌生的村子，淳安人在當地人眼中，都是一群語言不通、形容憔悴、貧無立錐之地的“難民”了。家裏沒有一張八仙桌可以帶得出來，也無法跟當地冷眼瞧著你的人解釋：“嘿，我家喂狗的碗，都是宋朝的瓷器！”一向以“詩書傳家”為榮的淳安人，如今一身孑然，滿腹辛酸，淪為困頓襤褸的新移民，又從刀耕火種開始。
如果美君在一九四九年沒離開淳安，她就會和她今天仍舊思念的爸爸媽媽，還有她自己的孩子，經曆被迫遷徙的這一幕：
諫村是淳安遠近聞名的大村，全村二一四戶，八八三人，也是一個非常富裕的地方，村莊臨溪而築，依山而建，黛青瓦，雕梁畫棟。一九五九年三月，通知我們移民，一隻雕花大衣櫃收購隻給一元二角八分錢。一張柏樹古式八仙桌隻賣六角四分……到了四月三日，搬遷的那天，拆房隊已進了村，邵百年的母親坐在椅子上呼天嚎地哭叫著不肯走，拆房隊繩子捆上他家房子的棟梁，幾位拆房隊的人把這位老人連人帶椅子一起抬出門外，房子也就頃刻倒下了。
帶著一點不甘心和不服氣，八十幾歲的餘年春費了五年的時間，把千島湖水底的淳安城一筆一筆畫出來。故鄉的每一個祠堂、寺廟、學校、政府建築，每一塊空地、每一條溝渠、每一條街和巷弄，以及街上的每一戶人家和店鋪——哪一家比鄰哪一家，哪一家的主人姓誰名誰、店鋪什麽名號，巨細靡遺，一點不漏。餘年春找出零落四方的鄉親老人，一個一個詢問，一件一件比對，然後用工筆，像市政府工務部門的官方街道圖一樣，細細地還原了被奪走的故鄉風貌。
打開在我眼前的，是一幅滾動條，淳安古城的“清明上河圖”，我第一次，看見屬於美君的新安江畫像。
麵對著這張不可思議的圖，我問，“您知道美君的家在哪裏嗎？”
“知道，”餘年春說，“上直街九十六號。”
他彎腰，把上直街九十六號指給我看；真的，如美君所說，就在新安江畔。
“不會錯吧？”我問。
“絕不會錯，”老人十分篤定地說，“你看，美君的父親叫‘應芳苟’，這圖上寫著嘍。”
彎下腰細看，上直街九十六號的那一格，果真寫著“應芳苟”三個字。
“那麽，”我沉思著，“美君在一九四九年離開的城門，有兩個石獅子守著的那座城門，走向杭州，然後從此回不了頭的，會是哪一個城門呢？”
“在這裏。”老人用手指在畫上標出城門的位置。
三米長的滾動條，張開在一張狹窄的木床上，窗外的光，因為窗子老舊，也隻能透進來一點點。在這局促而簡陋的房間裏，連一張書桌都沒有，他顯然得跪在地上作畫。餘年春一筆、一筆，畫出了全世界沒有人在乎，隻有他和美君這一代人魂縈夢係的水底故鄉。
回到千島湖畔的飯店，我開始看那水底淳安的錄像帶。
當地政府為了觀光的需要，派了攝影隊潛入幾十公尺深的湖底，在古城沉沒四十年之後，去看看水草中閉著曆史的眼、沉睡的淳安。
湖底深處，一片地心的漆黑；攝影隊的燈，在無邊無際的幽暗中，像一隻太小的手電筒，隻能照亮小小一圈。鬱鬱的水藻微顫，一座老屋的一角隱約浮現，精琢的雕花，厚重的實木——這，會是美君當年天涯漂泊、如今至死不渝的雕梁畫棟嗎？
緩慢的光，沒照到城門口那對石頭獅子，但是我總算知道了：他們仍在原來的位置，美君一九四九年冬天回頭一瞥的地方。
6，追火車的女人
美君緊緊抱著嬰兒離開淳安，在杭州上車時，火車站已經人山人海；車頂上綁著人、車門邊懸著人、車窗裏塞著人、座位底下趴著人、走道上貼著人。火車往廣州走，但是在中途哪一個荒涼的小鎮，煤燒光了，火車不動了。於是有軍官出來當場跟乘客募款，搜集買煤的錢。
火車又動了，然後沒多久又會停，因為前麵的一截鐵軌被撬起來了，要等。等的時候，美君說，旁邊有個媽媽跟一路抱在懷裏的四、五歲大的孩子說，“寶寶，你等一下哦，不要動。”
女人爬過眾人的身體，下了車，就在離鐵軌幾步之遙的灌木後頭蹲下來小解，起身要走回來時，車子突然開了。
“我們就眼睜睜看著那個女人在追火車，一路追一路喊一路哭一路跌倒，她的孩子在車廂裏頭也大哭，找媽媽，但是誰都沒辦法讓火車停下……”
“你記得她的臉嗎？”我問。
“我記得她追火車的時候披頭散發的樣子……”
美君半……不說話，然後說，“我常在想：那孩子後來怎麽了？”
火車到了湖南衡山站，美君跟兩個傳令兵抱著孩子擠下了車。
想到那個追火車的女人，她決定把懷裏的嬰兒交給衡山鄉下的奶奶。這樣的兵荒馬亂，孩子恐怕擠也會被擠死，更別說在密不通風的車廂裏得傳染病而暴斃。一路上，死了好幾個孩子和老人。
應揚，讓奶奶抱著，在衡山火車站，看著美君的火車開走。他太小，連揮手都還不會。
美君繼續南下，到了廣州。丈夫，帶著憲兵隊，駐守著廣州天河機場。
7，不能不遇見你
我到了廣州。
問廣州人，“聽過天河機場嗎？”
搖頭。沒有人知道。
問到最後，有個人說，“沒聽過天河機場，但是有個天河體育中心。”
到了天河體育中心。龐大的體育館，四邊的道路車水馬龍，哪裏還有一點點軍用機場的影子？可是一轉身，大馬路對麵有一片孤伶伶的老牆，旁邊是個空曠的巴士轉運站，而這堵老牆上寫的字，讓我吃了一驚。“空軍後勤廣州辦事處”，好端端寫在那裏，竟然是一九四九年之後不再使用的正體字。
好了，那真的是這裏了。
美君的丈夫龍槐生，帶著他的憲兵隊嚴密防守天河機場。不多久，他認為是自己一生最光榮的任務來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先總統搭中美一號蒞天河機場，時有副總統李宗仁、行政院長閻錫山等高級首長在機場相迎，在此期間夜以繼日督促所屬提高警覺，以防不測。”
我翻著槐生手寫的自傳，心想，爸爸，一九四九年五月，蔣介石已經下野，不是總統了，而且，五月的時間你也記錯了吧？那時首都南京已經易幟，上海即將失守，蔣介石搭著太康艦和靜江輪來回於浙江沿海和台灣各島之間，到處考察形勢，思索將來反攻的據點要如何布置，五月他沒去廣州啊。你看，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蔣的日記寫的是他對澎湖的考察：
昨晡在賓館附近沿海濱遊覽，瞭望對岸之漁翁島，麵積雖大但其標高不過五十公尺，亦一沙灘樹木極少，植物難產。聞動物除印牛種較壯大外，餘亦不易飼畜，以其地鹹質甚大，無論動植皆不易生長，而且台風甚多。惟其地位重要，實為台灣、福州、廈門、汕頭之中心點，不惟台灣之屏障而已。初到忽熱甚悶，入浴晚課，聽取夏功權廈門情形報告，後十時就寢。
三十歲的憲兵連長龍槐生在認真駐守天河機場的時候，自然不會知道，那巨大的曆史棋盤，已經定局，他也是一個過了河的卒子。但是他看到人潮，逃難的人潮，流過天河機場前麵的大馬路，往黃埔碼頭湧過去。他並不知道，在他眼前湧過去的人潮裏，有來自山東的五千個中學生，流亡了幾千裏，他們的校長們正在和國軍的將領協商，孩子們要怎樣才能搭上前往台灣的船。那個“其地鹹質甚大，無論動植皆不易生長，而且台風甚多”的澎湖島，正張口等著他們到來。
這年，物理學家朱經武才七歲，喜歡玩泥巴、抓泥鰍、把破銅爛鐵亂湊在一起發熱發電。
這年，香港科技大學的校長、創下高溫超導世界新紀錄而著名的物理學家朱經武，才七歲，喜歡玩泥巴、抓泥鰍、把破銅爛鐵亂湊在一起發熱發電。他跟著父母兄弟姊妹一家八口，加上一個老祖母，從武漢坐船搭車，一路南下，臨出門前還把一隻小黃狗抱在身上，帶著走天涯。沒想到狗一上火車，從窗口一躍而出，不見蹤影，小小經武差點哭了出來。
朱爸爸是美國華僑，上波特蘭的航空學校，學習飛機駕駛。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二十六歲意氣風發的朱甘亭熱血奔騰、日夜難安，於是決定人生大急轉：他把自己心愛的哈雷重型機車送給一個好友——好友被他的“壯士斷腕”嚇了一跳；朱甘亭轉身就離開了舊金山，飛到南京，報名加入了中國空軍。
一九四九年五月的這個時候，朱家到了廣州；朱甘亭上尉讓家人先到黃埔碼頭，直接在船上等候，因為他負責剩餘物資的處理，必須押一箱空軍後勤的黃金上船。他說，我隨後就趕到，船上相會。
“可是，”經武說，“我們在船上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半夜，爸爸一直不來。碼頭上滿滿是上不了船、露宿的難民，而船馬上要開了，爸爸還不見。我媽又急又怕，祖母也滿臉憂愁。到最後，清晨兩點，爸爸終於出現了，氣急敗壞的，趕得滿頭大汗。原來，爸爸的吉普車，經過天河機場時，不知怎麽裝黃金的箱子掉了下來，散了一地，被駐守天河機場的憲兵隊給攔住，不管怎樣就是不讓他帶走，他交涉到半夜，還是不放行，最後隻好空手趕了過來。”
“什麽？”我問，“你是說，天河機場的憲兵隊？”
“對啊，”經武答說，“那一箱黃金就被憲兵隊拿走了。他自己也差點脫不了身。他如果沒趕上船，我們大概從此就拆散了，一家人以後的命運——包括我自己，很可能就兩樣。”
“慢點慢點朱經武，”我說，“你是在講，我爸爸搶了你爸爸一箱黃金？”
他笑了，有點得意，“可以這麽說。”
“不要笑，我記得龍爸爸的自傳好像有提到黃金。你等等。”
在港大柏立基學院的寫作室裏，我從書架上把父親的自傳重新拿下來，找到了天河機場那一頁：
一九四九年五月，在廣州停留待命，負責天河機場警戒。並在機場到香港的沿路加派雙哨，以確保機場安全。時有一走私集團劉姓首腦，拿出黃金五百兩私下賄賂，要我放行二十輛卡車私貨，我雖未負緝私任務，但立即嚴詞拒絕，並報請上級處理。
我指著這一段，一字一句念給朱經武聽，然後反問他，“怎樣？朱爸爸那時不姓劉吧？”
8，追火車的小孩
在夜車裏，從廣州東站駛往衡陽站。晚上十一點發車，清晨五點鍾可到。
總路程五百二十一公裏。這個裏程數，我開過。一九八七年，第一次去柏林，就是開車去的，從法蘭克福開到仍在圍牆中的柏林，是五百六十公裏。
一進入東德區，所謂公路其實就是一條被鐵絲網、探照燈和監視塔所圍起來的一條出不去的隧道。接近關卡檢查哨時，看到穿著製服的邊境守衛，有一種恐怖的感覺。
都是回鄉的人吧？廣州東站的候車室裏，起碼有上千的人，聚在一個大堂裏，聽見的全是熟悉的湖南話。很多民工，帶著鼓鼓的麻袋——都是那種紅藍白三色條子的大口麻袋，大包小包的，全身披掛。出來打工的人，這很可能是兩三年才一次的回鄉。家裏的孩子，可能都認不得自己了。
人們安靜地上車，一入廂房，放好行李，爬上自己的鋪位，就把燈滅了。燈滅掉的那一刻，整個世界就沒入鐵輪轟轟隆隆的節奏裏。行駛中的夜行火車永遠是浪漫的，車廂像個秘密的、無人打擾的搖籃，晃著你疲倦的身體；韻律勻勻的機械聲，像一頂溫柔的蚊帳，把你密密實實地罩在搖籃裏。
美君從廣州站上車，李佛生，那兩位淳安一同出來的莊稼少年之一，陪著她走。廣州半年，美君看見了更多的生死離散；她決心回到衡山，無論如何把孩子帶出來，係在身邊。可是，她還沒想到，分隔半年，孩子也不認得她了。
我在二零零九年走的這五百二十一公裏鐵路，就是一九四九年九月美君走過的鐵路。
美君的火車在清晨到了衡陽，不走了。前麵到衡山的鐵軌被爆破，斷了。火車裏的人，心急如焚，麵臨抉擇：是坐在車裏等，還是下車走路？
那個時代，每一個小小的、看起來毫不重要的片刻的決定，都可能是一輩子命運的轉折點。
清晨五點，我跨出衡陽火車站，冰涼的空氣襲來，像猛烈的薄荷，一下子激醒了我。大霧鎖城，一片白茫茫。天色猶暗，車站前廣場上已經站了很多人，這時紛紛湊上前來，口裏低低呼著地名：
攸縣！攸縣！
祁陽！祁陽！
長寧！長寧！
永州！永州！
每次火車從衡山站裏開出來，我老遠就從屋子裏衝出去，拚命往鐵軌那邊跑，往火車跑過去，我去追火車，一路追一路喊媽媽媽媽……
永州？我趕快看那個呼喊“永州”的人，迷霧裏站著一個駝著背的老先生。
怔怔地站在那裏，我看著他：如果現在跟著他走，沒多久我就會到了永州，那是柳宗元寫“永州八記”、“捕蛇者說”的地方啊。為了柳宗元，我特別跟著這老先生走了一小段路，在廣場邊那個寫著“永州”的牌子前，深深看一眼。
應揚來接我。車子駛出了有路燈的衡陽市區，進入鄉間公路，車燈照出去，像在濕漉漉的雲裏遊泳一樣，上下前後遠近，隻有茫茫霧氣，路都看不見。如果突然有個大坑，車子會直衝進去。
美君很快地做了決斷：下車走路。
她帶著佛生，下了火車，開始沿著鐵軌往北走。從衡陽到衡山，沿著鐵軌走，大約是四十公裏。美君和佛生一直走、一直走，在路上看見，鐵軌斷成一截一截的，枕木燒得焦黑。美君走得腳起泡，佛生就把臂膀伸出來，讓她扶著走。走到第二天，遠遠看見了衡山車站，她心裏一鬆懈，腿就軟了下來，摔在鐵軌上。
我沒有想到，二零零九年的衡山火車站，和美君所描述的一九四九年的衡山火車站，幾乎一樣。木頭窗子一格一格的，玻璃上一層多年累積陳舊的灰，從外麵望進去，朦朧朦朧的，有一個老人拿著掃把畚箕專心地掃地。冬日淡淡的陽光，從窗格子裏射入，把那人的影子拉得好長好長，一直長到剪票口。剪票口，也不過是兩條木頭扶手。
這時南下北上都沒車。候車室裏一個人也沒有，靜悄悄的，牆上一個大壁鍾，我想，我幾乎可以聽見那分針繞圈遊走的聲音，也看得見那陽光在地麵上移動的速度。
我穿過空空的剪票口，像旅客一樣，走到月台上，立在鐵軌邊，看那鐵軌往前伸展，伸展到轉彎的地方。這就是美君和應揚分手的月台。
我有一種衝動。
我想跳下月台，站到那鐵軌上，趴下來，耳朵貼著鐵軌，聽六十年前那列火車從時光隧道裏漸漸行駛過來、愈來愈近的聲音。
然後它愈走愈遠。
美君和佛生離開了鐵軌，沿著泥土小路到了山凹裏的龍家院。那兒滿山遍野是油桐樹，開滿了花苞，還沒有綻放。水田現在已幹，稻子半高，但是荒蕪的不少。走在田埂上，迎麵而來幾個鄉親，美君不認得他們，他們卻認得這是槐生的杭州媳婦，咧開嘴來笑著和她打招呼。一個肩上用一根扁擔扛著兩隻水桶的族兄，還把水桶擱下來，就在那狹小的田埂上，問槐生族弟是否平安，也問她戰爭打到了哪裏。
我站在龍家院的田埂上，應揚跟挑水過來的大嬸介紹：“這是我妹妹。”
他說“妹妹”的時候，第二個“妹”字也用四聲，說的很重，聽起來就是“這是我妹魅”。不一會兒，就圍了一圈龍家院的族人，都姓龍。應揚一個一個介紹給我：
這一位，是你的哥哥。
這一位，你應該叫表姊。
這一位，是你的叔叔……
圍了一圈人，各種親屬的稱謂，全用上了。
“我記得你媽媽，杭州小姐，燙了頭發的。”一個老婆婆說。
“對，我也記得，她還從城裏帶了一個收音機來。”一個叔叔說。
“她很好，穿旗袍，來這裏住破房子，一點也不嫌。”
我站在那棟門窗都空了的紅磚房子前麵，看了很久，已經沒有人住，茂盛的野草長在屋頂上，也長在屋前和屋後的野地裏。就是這一棟頹敗的紅磚房，美君來接她的孩子龍應揚。
可是孩子躲在奶奶的後麵，死命抓住奶奶的手，滿麵驚恐地瞪著眼前這個要帶他走的女人。他又哭又鬧，又踢又打，怎麽也不肯接近她。
第二天，又回到衡山火車站。鐵軌延伸到轉彎的地方，剪票口這邊南下的月台上，火車已經進站了，又是人山人海，弧形的車頂皮上，爬滿了人。在門邊，有人用一隻手緊緊抓著門上的鐵杆，身體吊在車外。每一個車窗，都被人體堵塞。
美君心亂如麻，伸手要接過孩子，孩子就像觸電一樣大哭。奶奶本來就舍不得，眼看著火車要開了，老人家趁機說，“那……那孩子還是留下來比較好吧？”
向來果敢的美君，看看孩子哭得發漲的紅臉，看看火車裏大難臨頭的擁擠，這時猶疑了。她把手伸出去，又縮了回來，縮了回來，又伸出去。
哨聲響起，火車要動了，千鈞之重，都在一瞬間。
美君鬆開了手。
她對佛生說，“那，我們上車吧。”
然後轉身拉起奶奶的手，說，“我們——很快就回來。”
佛生把她，像貨物一樣，從車窗塞進去。
龍家院的族人一會兒重新挑起扁擔幹活去了，我和應揚走在田埂上，邊吃橘子邊談天，我問應揚，“後來，你對媽媽有任何記憶嗎？”
應揚一下子就紅了眼眶，六十歲的人了，一說到衡山火車站，還要哽咽。
“隻有一個印象留下來，就是——媽媽在火車裏，頭發卷卷的。後來，長大一點，看到別人都有媽媽，隻有我沒有，很難過。開始的時候，奶奶還騙我說，我就是你的媽媽，後來當然騙不住了。”
應揚的眼睛深凹，特別明亮。一九八五年第一次找到他的時候，我從美國特地飛到廣州去“認”這個失落的哥哥。在滿滿的人群中，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是他，這就是他。”應揚皮膚黝黑，穿著農民的粗布，帶著底層人民的謙抑神情，過了一輩子挑扁擔、耕土地的生活，但是他臉上有美君的一雙深凹、明亮的眼睛，在洪水般湧動的人潮中，我一眼就認得。
應揚抑製著情緒，停了一下，然後繼續說，“小時候，每次在外麵受了委屈，譬如講，老師跟同學指著你的鼻子說，‘你爸是國民黨！’那就像拿刀砍你一樣，我總是想，如果媽媽在，多好，隨時可以回家對媽媽痛哭一場，可是一想到這裏，就更難過。每次火車從衡山站裏開出來，經過龍家院速度都還很慢，我老遠就從屋子裏衝出去，拚命往鐵軌那邊跑，往火車跑過去，我去追火車，一路追一路喊媽媽媽媽媽媽……我看到任何一個短頭發燙得卷卷的女人，都以為那是我媽——可是我媽永遠在一輛開動的火車裏，我永遠追不上……”
9，最普通的一年
和應揚走在田埂上，幾株桃樹，枯枝椏上冒出了一粒粒嫩色的苞，襯著後麵灰色的天空和黛色的山巒起伏，像一個超大的美麗畫布，前景還有一隻水牛坐在空地裏，悠悠晃著尾巴趕果蠅，一派恬靜悠閑的農村風光。槐生，一個中國農村的孩子，非常具體的，就在現在我踩著田埂的龍家院的土地上長大。
一個出生在一九一九年的湖南小孩，他的這片土地，是怎樣的一片土地呢？
我翻開《衡山縣誌》。
槐生出生的前一年，民國七年，等著他到來的世界是這樣的：“四月，北洋軍閥吳佩孚部隊與南軍在湘江、水沿岸混戰，奸淫擄掠。青壯男女進山躲兵，成片稻田荒蕪。七月，苦雨、兵災、水災交加，農民苦不堪言，拖兒帶女，外出逃難”。
槐生兩歲那一年，衡山“五十多天不雨，田土俱涸”，“饑民成群外出乞食，或以野草充饑”。
五歲那年，大水滾滾從天上來，“湘江、洣河沿岸民房未倒塌者寥寥無幾，災民露宿兩三個月之久”。
十二歲那年，“大雨兼旬，山洪驟發”。
十五歲那年，“久晴不雨，大旱成災……饑民采野草、剝樹皮、挖觀音土充饑。秋，旱災慘重，近百所小學停辦”。
十七歲那年，山洪爆發，“農民外出成群乞討”。
十八歲那年，絲蟲病流行，湘江、洣水暴漲，衡山重災。
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那一年，大旱，加上兵燹，大部分田土失收。秋天，瘧疾流行，衡山死亡兩千多人。國共戰爭全麵爆發、烽火焦土的一九四六年，縣誌是這麽寫的：
衡東境內發生嚴重饑荒……饑民覓食草根、樹皮、觀音土，霞流鄉餓死一百八十九人，沿粵漢鐵路一線有數以萬計的人外出逃荒。
六月，天花、霍亂流行。秋，患病率達百分之二十四，死亡率逾百分之五，邊遠、偏僻山區缺醫少藥，情況更為嚴重。莫井鄉八三五五人，患瘧疾的達四二一一人。
唉，我再往前翻翻，看看比槐生早生十幾年的湖南孩子怎麽長大，縣誌說的簡直就一模一樣：
民國三年，軍閥作戰，衡山境內初等小學由一百六十所減至十八所。
宣統元年（一九零九），水旱蟲災交加，農民靠樹皮、野草充饑，成群結隊出外乞討，賣兒鬻女，死於溝壑者比比皆是。
光緒三十二年（一九零六），連降暴雨，湘江、洣水橫流，發生“光緒丙五”大水災。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大旱災。災情慘重。
沈從文這個湖南孩子就比槐生大十七歲，一九零二年出生在湘西鳳凰鎮。
九歲那一年，也就是一九一一辛亥革命的時候，野孩子沈從文看見的家鄉是“一大堆肮髒血汙的人頭，還有衙門口鹿角上，轅門上，也無處不是人頭”。
革命失敗了，官府到處殺造反的人。刑場就挑在沈從文常逃學玩水的河灘上。每天殺一百個人左右，看熱鬧的大概有三十個。抓來殺頭的，基本上都是無辜農民，後來殺的實在太多了，就把犯人趕到天王廟大殿前，擲筊。順筊開釋，陰筊殺頭。該死的農民，自動走向左邊去排隊，該活的，走向右邊。沒有人抱怨。
調皮的孩子每天到河灘上去看砍頭，一二三四屈指數屍體，要不然就興高采烈地跟著犯人到廟前看擲筊。人頭砍下之後，地上一灘血，那看熱鬧的大人們，欣賞殺頭之後，品頭論足一番，還要前去用腳踢踢那屍體，踹踹他肚子，最後覺得玩夠了，無聊了，便散開去。
一九一八年，十六歲的沈從文已經從軍，跟著地方部隊去“清鄉”。“清鄉”就是去鄉下搜索所謂的各路“土匪”。一到，成群的農民就被繩子捆了來，先打一頓皮開肉綻的板子，再加一頓呻吟慘叫的夾棍；酷刑之下，超過半數的人畫了供，第二天利落地推出去砍頭。
沈從文在一年多一點的時間裏，看了七百個人頭噴血落地。前兩年，地方道尹已經殺了兩千多人，一九一七年的黔軍司令，又殺了三千人。現在輪到沈從文的衛隊，“前後不過殺一千人罷了”！
水災、旱災、大饑荒，加上連年的兵災，人民成群外出逃難。中國廣闊的大地上，路在山與山間回轉，路上，全是移動的難民，倒在路旁的屍體，綿延數裏。
這回來衡山之前，我以為，一九四九年是如何慘烈、如何特殊的年代，翻開縣誌，燈下夜讀，每一個字都在呼喊，我才知道，啊，一九四九年，多麽普通的一年啊！
我和應揚坐在湘江的一葉小船上，老船夫把篙放下來，讓船在湘江的水上自由漫蕩。
10，扛著鋤頭聽演講
來到湘江畔一個寂寥的渡口。
剛好是黃昏，江麵上開始起霧，薄薄的陽光融進霧氣，一種朦朧的溫柔色調使對岸的民居映在水色天色裏，一片空靈。
一千年前，大學者朱熹和張栻就是在這條大江的一個渡口上岸，“朱張會講”的消息轟動士林，使得湘江畔“一時輿馬之眾，飲池水立涸”。
也是在這條大江的一個渡口，二十三歲的長沙師範學生毛澤東，在一九一六年的夏天，和好友蕭瑜用一把雨傘挑著一個小包袱，故意不帶錢，用“叫化子”的方式步行千裏去認識自己的土地，去鍛煉自己。想想，這不就是民國初年版的“嘻皮”（hitchhiking）走天下嗎？兩人又哄騙又耍賴地讓船夫渡他們過江。
徒步到了益陽，家鄉的農民情狀，蕭瑜記錄下來：
毛澤東和我上了船，但覺河水暴漲高與天齊。整個景色全然改觀，無數房屋、樹木給淹沒了，在洶湧的洪水中僅能見到樹梢和屋頂。船上擠滿了人，哭聲震天，母親呼叫兒女，兒女哭叫父母。
毛澤東對農民的苦難，是不陌生的。
步行千裏之後，兩人的衣服和草鞋都破爛不堪了，分手時，毛澤東急著回家，因為父母“給我做了兩雙鞋子，他們一定在等著我哩。”
三十二歲那一年，一九二五年，毛澤東對著湘江的煙波浩渺，一揮而寫“沁園春•長沙”：
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一九二六年二月，國民黨領袖汪精衛支持毛澤東出任新成立的國民黨農民運動委員會的委員，還兼任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所長；在毛的主導下，講習所開始到各個鄉村去鼓動農民，成立“農民協會”，教導窮人起來鬥爭地主和富人，隨著國民黨的北伐軍占領湖南，湖南的農民運動如野火騰空，一下燃燒開來。
長沙的孩子在巷子裏玩的時候，稚嫩的童音唱的歌是“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這首歌，六十年後的孩子也會哼，隻是歌詞不同，他們唱的是“兩隻老虎，兩隻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我和應揚坐在湘江的一葉小船上，老船夫把篙放下來，讓船在湘江的水上自由漫蕩。
“爸爸的自傳說，”我問應揚，“他七、八歲的時候，常常跟著他媽到處跑，去聽演講、參加群眾聚會什麽的，還說，他媽到過上海紗廠做工。”
脫下鞋襪，把腳伸進湘江水中，涼涼的，我想跟應揚求證的事很多。“祖母那麽一個湖南的農村婦女，又不識字，怎麽會去聽演講？怎麽有能力在一九二七年從衡山這種鄉下跑到上海紗廠去做工呢？”
應揚回說，“因為奶奶參加了農民協會，她是共產黨員啊。”
我嚇一跳，“奶奶在二零年代就加入了共產黨？”
“對，”應揚很稀鬆平常的樣子，“她跟我說過，她去聽毛澤東演講，還帶著七、八歲的爸爸。”
“啊？”我聽呆了。
“毛澤東到衡山來對農民演講，鼓動革命。祖母扛著鋤頭去聽演講，而且加入農民協會，跟群眾闖進地主家裏，打地主，她都做了。後來鬧得太凶了，人家地主回頭要來抓這些農民，黨才協助祖母這些貧農逃亡到上海。”
我明白了。
一九二七年初，毛澤東到衡山一帶實地考察了三十二天，結束以後提出了經典之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對湖南農民的打砸殺燒所作所為，是這麽描述的：
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把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土豪劣紳的家裏，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穀。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遊鄉……
然後毛澤東斬釘截鐵地說，這些農民做的，“好得很”，因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絕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
扛著鋤頭的農村婦女，帶著身邊六、七歲的孩子，到廣場上聽毛澤東演講。槐生，原來你也在那裏。
但是沒多久，七歲的槐生，開始上學了。他沒鞋子穿，打著赤腳走山路，隻有在下雪的時候，媽媽給他納好的粗布鞋，穿在腳上保暖。他每天要走好幾個小時的山路，到湘江支流河畔的城南小學去上學。
槐生開始識字，沒多久就和一班極度貧窮但是天真爛漫的孩子們，一同讀《古文觀止》，清朗的幼童讀書聲，款款的湘楚之音，當農民荷鋤走過河畔時，遠遠都能聽見。
11，百葉小學
家裏常常沒飯吃，正在發育的槐生，有時餓得暈眩，但是他不敢說——他知道在家裏等著他的母親，比他還餓。貧窮的孩子，太早學會體恤。
後來，他常跟我們說，有一次，他放學回家，下大雪，冷得手發紫、腳抽筋，餓得發昏，跑了幾裏的結冰的山路回到家，一踏進門——我們，槐生在海島長大的兒女們，就用混聲合唱，充滿嘲諷，回說——“你媽就拿出一碗熱騰騰的白米飯……”
我們的意思是，天哪，這故事你已經講一萬遍了，跟你求饒吧！
但是槐生渾然不覺兒女的嘲諷，繼續說，而且還站起來，用身體和動作來具體化當天的情景：
“我進門，媽媽站在那裏，高興地看著我，手裏拿著那碗白飯，我心裏想，平常連稀飯都不見得吃得到，今天怎麽竟然有白米幹飯。我就伸手去接，可是，因為眼睛被白雪刺花了，才接過來要放桌上就掉在地上了，嘩一聲打碎在地上……”
我們像希臘悲劇合唱團一樣插入旁白，“然後你媽就哭啦——”
槐生沉浸在他緊密的記憶隧道裏，接著說，“對啊，她誤會我了，以為我生氣，因為隻有白飯沒有菜，而且她自己一天都沒吃，就為我省這一碗飯……”
我們還要繼續混聲合唱，槐生已經淚流滿麵。他從西裝褲袋裏拿出他那一輩人會用的手帕——迭成四方塊，印著格子的棉手帕。
見父親泣不成聲，我們才住手，不吭聲。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看他哭。
他每次從抽屜裏拿出那雙布鞋底來的時候，也哭。
在客廳裏，爸爸把我們叫到他跟前，手裏拿著那雙布鞋底，走過大江大海大離亂，布的顏色，已經是一種蒼涼的黃色。
槐生這個獨子，十五歲離家。那是一九三四年，正是《衡山縣誌》上說“饑民采野草、剝樹皮、挖觀音土充饑。秋，旱災慘重，近百所小學停辦”的那一年。一根扁擔挑著兩個竹簍到市場去買菜，槐生看到火車站前麵憲兵在招“學生隊”，這半大不小、發育不良的十五歲的少年，不知道心裏怎麽想的，把扁擔和菜簍交給龍家院同來的少年叫“冬秀”的，就兩手空空地跟著憲兵走了。冬秀回來說，槐生冒充十八歲。
六十年後，當我讀到前輩作家王鼎鈞的自傳《關山奪路》時，我才能想象，喔，那一天，在衡山火車站，槐生大概看見了聽見了什麽。
一九四五年，那時槐生已經是憲兵排長了，十九歲的中學生王鼎鈞也聆聽了一個憲兵連長的“招生”演講。連長說，“憲兵是‘法治之兵種’，地位崇高，見官大一級。憲兵服役三年以後，由司令部保送去讀大學。（連長）很懂群眾心裏和演講技巧，引得我們一次又一次熱烈鼓掌。”
入伍之後，才知道，完全不是這麽回事。王鼎鈞說，這是“以國家之名行騙”；以後的幾十年中，他都無法原諒這場龐大“騙局”的製造者——國家。
槐生脫離了民不聊生的家鄉，沒想到，在憲兵隊裏卻同樣吃不飽。每天餓著肚子上課、出操、打野外，地位“崇高”的國家“法治之兵種”滿地找花生地瓜、偷野菜來充饑。有一次打野外回來，一半的人口吐白沫，暈倒在地上。
槐生最後一次看見自己的母親，就是一九四九年，乘著一輛火車，路過衡山，匆匆要母親來車站一會。十五歲離家的兒子，這時已經是憲兵連長，帶著整個憲兵隊，經過衡山但無法下車回家。
槐生的農民母親從山溝裏的龍家院走到衡山火車站，一看滿車官兵，蓄勢待發，慌忙中，她從懷裏掏出個東西來，是一雙白色的布鞋底。槐生要路過的消息來得太晚，她來不及做好整隻鞋，隻好把鞋底帶來。一針一線縫出來的，粗粗的線，紮得非常密實。
在客廳裏，爸爸把我們叫到他跟前，手裏拿著那雙布鞋底，走過大江大海大離亂，布的顏色，已經是一種蒼涼的黃色。槐生說，我要你們記住，這雙鞋底，是你們的奶奶親手縫給我的……
我們無所謂地站著，哎，這是哪裏啊？這是一九六四年的台灣苗栗縣苑裏鎮耶，誰見過布鞋，誰管它是誰做的、誰給誰的什麽啊？
槐生從褲袋裏掏出那方格子手帕，開始擦眼淚。
等兄弟們都被允許“解散”了，我這唯一的女生又單獨被留下來。
槐生坐進他那張矮矮滴破藤椅，雖然有個破電扇開著，他還是搧著一把扇子，說，“來，陳情表。”
十二歲的龍應台，站在她父親麵前，兩手抄在背後，開始背那篇一千七百年前的文章第一段：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誌。祖母劉，湣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
城南小學早已拆了，聽說，就遷到了龍家院的山坡上，現在叫做“百葉小學”。我說，應揚，那陪我去看看。
百葉小學，一班四十個孩子，坐在牆壁斑駁的教室裏，清清朗朗地念出“陳情表”。
到了山坡上的百葉小學，老師聽說我是為了十五歲就離家的槐生而來的，年輕的老師把“陳情表”第一段工整地用粉筆抄在黑板上，一班四十個孩子，坐在牆壁斑駁的教室裏，清清朗朗地念出來：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
這是第一次，我聽見“陳情表”用湘楚之音朗誦；童聲的混合音，從校門口田埂走過的農民也聽見了。那陰陽頓挫之處，跟槐生當年念給我聽的，竟是一模一樣。
12，潮打空城
槐生真正滿十八歲的時候，是一九三七年，中國決定全麵抗戰的那一年。
十八歲的槐生，長得特別英挺帥氣，碰上的，正好是整個中日戰爭中最可怕、最激烈、規模最大的戰爭：淞滬會戰和南京保衛戰。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爆發的淞滬戰役，日本動員二十五萬人，中國動員七十五萬人，日夜不停的綿密戰火，打了三個月以後，中國軍隊死傷幾近二十萬人，是日軍傷亡的四倍半。前敵總指揮陳誠給蔣介石的報告中說，國軍三十六團第二連，守衛火藥庫，“死守不退，致全部轟埋土中。”
當日軍繼續從淞滬戰場往南京挺進的時候，槐生已經是駐守第一線雨花台的憲兵團的一員。
我們固守南京雨花台一線，殺敵無數，無奈守將唐生智無能，使保衛首都數十萬大軍，在撤退時互相踐踏，加上日人海空掃射，真是屍橫遍野，血流成河。
自傳的這一段，也是槐生說過的“橋段”之一。我們稍大一點了，高高矮矮穿著初中高中的卡其布製服，這時會略帶輕蔑地反駁他說，“爸爸，憲兵不是隻會到電影院門口檢查軍人看戲買不買票的嗎？你們憲兵哪裏會上戰場打仗？”
他就好脾氣地看著我們，本來要說下去的下一個“橋段”，被我們冷水一潑，也就不往下說了。
他本來要繼續說的是，“退到一江門，城門竟然是關的，宋希濂的部隊在城牆上架起機關槍，不讓我們出城，因為混亂到一個地步，守城門的部隊竟然沒得到通知說要撤退！我拚死爬過一江門，逃到長江邊，沒有船可以乘，日軍的炮聲已經很近，結果幾萬人堵在河灘上。在幾乎要絕望的時候，我突生一計，就和幾個離散的士兵扛起兩根大木頭，放在水裏，然後用手做槳，慢慢、慢慢往對岸浦口劃過去。”
講到這裏，他往往會再追加一句，“想知道我們劃了多久才劃過長江嗎？”
我們四個不大不小的子女，做功課的做功課，看漫畫的看漫畫，通常沒人答腔；我也許會裝出一點興趣，用鼻音回複，“嗯？”
“我們劃了整整一天半，才到浦口，”他自說自話地，“死的人，好多啊。”
沉靜了好一會兒，看看實在沒人理他，他大概也覺得無趣，就拿起警帽，幹脆去辦公室了。
我聽見他出去後，紗門自動彈回來輕輕“砰”一聲關上。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二日，我來到南京，想走一趟父親走過的路。
站在一江門的城門前，仰頭一看，看到三個大字，才知道，啊，這叫“挹江門”。
城門高大雄偉，正中央掛著橫幅，寫著巨大的字，紀念的，倒是另一件事：一九四九年解放軍渡江後直擊南京，是從挹江門打進來的！“挹江門”，代表勝利。
在城門前美麗的法國梧桐樹下，我展開手上關於憲兵參與南京保衛戰的折頁：
……憲兵部隊到江邊時，已過午夜時分……我軍尚有萬餘人壅塞江邊，這時日軍已追蹤而來，成半圓形包抄開火。我軍在潰退中大部分已手無寸鐵，槍炮聲中紛紛倒下……憲兵部隊就地抵抗……曆五個小時激戰，憲兵部隊已傷亡殆盡……憲兵副司令蕭山令不願被俘受辱，射出最後幾顆子彈後，舉槍自盡，殺身殉國，年僅四十六歲。
在退到江邊之前，英勇作戰到最後一刻的蕭山令憲兵副司令，守的就是槐生說的雨花台。翻開另一份史料：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九日，日軍進逼南京，我憲兵動員官兵六千四百五十二人捍衛南京，由副司令蕭山令中將指揮所屬部隊，與日軍血戰四晝夜，最後因彈盡援絕，壯烈殉國者一千兩百一十人，受傷五十六人，生死不明兩千五百八十四人。
史料看多了，現在我已經明白，“受傷”的兵通常不治，“生死不明”通常是“死”，因此六千多憲兵在南京的保衛戰中，其實犧牲了五分之三。從挹江門到長江畔的下關碼頭，隻有兩公裏路，當年萬人雜遝的逃命路線，現在是鬱鬱蒼蒼的梧桐樹林蔭大道。
史料拿在手上，梧桐樹從車窗外映入，在我的史料紙張上忽明忽暗，我有點不能自已——在父親過世了五年之後，我才知道，他真的是從那血肉橫飛的槍林彈雨中九死一生走出來的，他才十八歲；滿臉驚惶、一身血汙逃到長江邊時，後麵城裏頭，緊接著就發生了“南京大屠殺”。
我想起來，初中時，槐生喜歡跟我念詩，他常吟的兩句，是劉禹錫寫南京的“石頭城”：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如今站在下關長江邊上，長江逝水滾滾，我更明白了一件事：我們有緣跟這衡山龍家院的少年成為父子父女，那麽多年的歲月裏，他多少次啊，試著告訴我們他有一個看不見但是隱隱作痛的傷口，但是我們一次機會都沒有給過他，徹底地，一次都沒有給過。
13，四郎
台北的劇院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別帶了槐生去聽——那時，他已經八十歲。
不是因為我懂這出戲，而是，這一輩子我隻聽槐生唱過一首曲子。在留聲機和黑膠唱片旋轉的時代裏，美君聽周璿的“月圓花好”、“夜上海”，槐生隻聽“四郎探母”。在破舊的警官宿舍裏，他坐在脫了線的藤椅中，天氣悶熱，蚊蟲四處飛舞，但是那絲竹之聲一起，他就開唱了：
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我好比虎離山，受了孤單；我好比淺水龍，困在了沙灘……
他根本五音不全，而且滿口湖南腔，跟京劇的發音實在相去太遠，但是他嘴裏認真唱著，手認真地打著拍子，連過門的鑼鼓聲，他都可以“空鏘空鏘”跟著哼。
遙遠的十世紀，宋朝漢人和遼國胡人在荒涼的戰場上連年交戰。楊四郎家人一個一個陣亡，自己也在戰役中被敵人俘虜，後來卻在異域娶了敵人的公主，苟活十五年。鐵鏡公主聰慧而善良，兒女在異鄉成長，異鄉其實是第二代的故鄉，但四郎對母親的思念無法遏止。有一天，四郎深夜潛回宋營探望十五年不見的母親。
卡在“漢賊不兩立”的政治鬥爭之間，在愛情和親情無法兩全之間，在個人處境和國家利益嚴重衝突之間，已是中年的四郎乍然看見母親，跪倒在地，崩潰失聲，脫口而出的第一句話就是，
千拜萬拜，贖不過兒的罪來……
我突然覺得身邊的槐生有點異樣，側頭看他，發現他已老淚縱橫，哽咽出聲。
是想起十五歲那年，一根扁擔兩個竹簍不告而別的那一刻嗎？是想起大雪紛飛，打碎了一碗飯的那一天嗎？是想起那雙顏色愈來愈模糊的手納的布鞋底嗎？是想到，槐生自己，和一千年前的四郎一樣，在戰爭的炮火聲中輾轉流離，在敵我的對峙中倉皇度日，七十年歲月如江水漂月，一生再也見不到那來不及道別的母親？
一整出戲，他的眼淚一直流，一直流。我也隻能緊握著他的手，不斷地遞過紙巾。
然後我意識到，流淚的不隻他。斜出去前一兩排一位理著平頭、須發皆白的老人也在拭淚，他身旁的中年兒子遞過手帕後，用一隻手從後麵輕拍他的肩膀。
謝幕的掌聲中，人們紛紛從座位上站起來，我才發現，啊，四周多得是中年兒女陪伴而來的老人，有的拄著拐杖，有的坐著輪椅，有的被人攙扶。他們不說話，因為眼裏還噙著淚。
中年的兒女們彼此不識，但在眼光接觸的時候，沉默中彷佛交換了一組密碼。散場的時候，人們往出口走去，但是走得特別慢，特別慢。
第二部 江流有聲，斷岸千尺
14，夏天等我回來
那天，在香港機場送你回歐洲，飛力普，你說，嘿，你知不知道，香港機場是全世界最大的什麽？
最大的什麽？機場麵積？載客運量？每分鍾起降頻率？香港機場是我最喜歡的機場，但是，它是最大的什麽？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張屋頂。”你說。
真的喔？沒這樣想過。於是我馬上停下腳來，仰臉往天花板看，還真想幹脆在那幹淨明亮的地板上躺下來看，就像晚上躺在籃球場的平地上看星星一樣。
我的兒時記憶中，也有一個大屋頂。那是一個直通通的大倉庫，在我七歲小女孩的眼光裏，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屋頂了。
裏麵住著數不清的人家，每一家用薄薄的木板分隔，有的，甚至隻是一條肮髒的白被單掛在一條繩子上，就是隔間。兩排房間，中間是長長的通道，男人穿著磨得快要破的汗衫，手裏抱著一個印著大朵紅花的搪瓷臉盆，趿著木屐，叭搭叭搭走向倉庫後麵空地上的公用水龍頭。女人在你一低頭就看得見的床鋪上奶孩子，床鋪下麵塞滿了亂七八糟的東西。大一點的孩子一旁打架、互相扭成一團，小一點的在地上爬。
下雨的時候，整個倉庫噪聲大作，雨水打在一定是全世界最大張的鐵皮上，如千軍萬馬狂殺過來；屋子裏頭，到處是碗、盆、鍋、桶、甕，接著從屋頂各處滴下來的水，於是上麵雨聲奔騰，下麵漏水叮咚，嬰兒的哭聲、女人的罵聲、老人的咳嗽聲，還有南腔北調的地方戲曲，嗯嗯唉唉婉約而纏綿，像夏夜的蚊子一樣，繚繞在鐵皮頂和隔間裏的蚊帳之間。
一個頭發全白、黑衫黑褲的老婆婆，坐在小隔間門口一張矮凳子上，一動也不動。經過她前麵，才發現她眼睛看著很遙遠的一個點，不知在看哪裏，你感覺她整個人，不在那兒。
那是高雄碼頭，一九五九年。
我知道他們是“外省人”，和我家一樣，但是，我都已經上一年級了，我們已經住在一個房子裏了，雖然隻是個破舊的公家宿舍，而且動不動就得搬走，但總是個房子，四周還有竹籬笆圍出一個院子來，院子裏還有一株童話書裏頭才會有的圓圓滿滿大榕樹。
這些用臉盆到處接漏雨的人，他們是哪裏來的呢？為什麽這麽多人、這麽多家，會擠到一個碼頭上、一下雨就到處漏水的大屋頂下麵？他們原來一定有家——原來的家，怎麽了？
然後我們又搬家了，從高雄的三號碼頭搬到一個海邊的偏僻漁村。我們住在村子的中心，但是村子邊緣有個“新村”，一片低矮的水泥房子，裏頭的人，更“怪”了。他們說的話，沒人聽得懂；他們穿的衣服，和當地人不一樣；他們吃的東西，看起來很奇怪；他們好像初來乍到，馬上要走，但是他們一年一年住了下來，就在那最荒涼、最偏遠的海灘邊。他們叫做“大陳義胞”。
到了德國之後，你知道嗎，我有個發現。常常在我問一個德國人他來自哪裏時，他就說出一個波蘭、捷克、蘇聯的地名。問他來到德國的時間，他們說的，多半在一九四五到五零年之間，喔，我想，原來德國有這麽多從遠方遷徙過來的人，而且，他們大移動的時間，不正是中國人大流離、大遷徙的同時嗎？
你對這問題，並不那麽陌生。記得我的好朋友英格麗特嗎？
就像華人會分散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美國或拉丁美洲一樣，德人幾世紀來也分散在蘇聯、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一九四五年一個冰冷的冬天，十歲的英格麗特，看著爸媽把珠寶縫進腰袋內側、把地契藏在小提琴肚子裏，用棉衣裹著幾個祖傳的瓷器，一個大銅鍋用棉被包著，裝滿了一輛馬車，一家七口上路，離開了世代居住的波蘭。沿著一條泥土路，車隊和扶老攜幼徒步的人流，遠看像一列蜿蜒的蟻群。
快出村子時，看到熟悉的老教堂了，英格麗特說，包著黑色頭巾的祖母無論如何要下車，而且固執得不得了，不準人陪。祖母很胖，全家人看著她下車，蹣跚推開教堂花園的籬笆門，走進旁邊的墓園，艱難地在爺爺的墳前跪了下來。
祖母怎麽就知道，出了村子就是永別呢？英格麗特說，我們都以為，暫時離開一陣子，很快就回來——那塊土地和森林，我們住了三百年啊。就在我爸催促著大家出門的時候，我找到了一張卡片，寫了幾個字，然後從後門死命地跑到米夏的家——到他家要穿過一片布滿沼澤和小溪的草原，把卡片塞進他家門縫裏，再衝回來，跑得我上氣不接下氣，我爸看到我直罵。
我給米夏寫的就幾個字，說，“夏天等我回來”。
事後回想，好像隻有祖母一個人知道：這世界上所有的暫別，如果碰到亂世，就是永別。
戰勝者懲罰戰敗的德國，方式之一就是驅逐德人。一九四五年，總共有兩千萬德人在政治局勢的逼迫下收拾了家當，抱起了孩子、哄著死也不肯走的老人，關了家門，永遠地離開了他們一輩子以為是“故鄉”和“祖國”的地方，很多人死在跋涉的半路上。
一九四六年十月，終戰後短短一年半裏，九百五十萬個難民湧進了德國，到了一九四九年，已經有一千兩百萬，難民幾乎占了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也就是說，街上走過來的每第五個人，就是一個“外省人”。
英格麗特跟我談童年回憶時，我總有點時光錯亂的驚異：帶著“奇怪”德語口音的“外省人”從東歐流亡到西德，怎麽住進大雜院、怎麽被在地的同學們取笑、怎麽老是從一個閣樓換到另一個閣樓、從一個學校換到另一個學校、父母總是跟一撮波蘭來的潦倒同鄉們在便宜的酒館飲酒、用家鄉話整晚整晚扯過去的事，說來說去都是“老家如何如何”……
英格麗特的祖母，到了西德的第二個冬天就死了。英格麗特自己，一生沒和波蘭的米夏重逢過。
15，端午節這一天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解放軍已經包圍青島，國軍撤離行動開始。十萬大軍，銜枚噤聲疾走，方向：碼頭。幾十艘運輸艦，候在青島外海。風在吹，雲在走，海水在湧動。
英國駐青島總領事習慣寫日記。他記載這一天，不帶情感，像一個隱藏在碼頭上空的錄像機：
劉將軍大約在九點四十五分啟航，留下了兩千人的部隊在碼頭上，無法上船。爆發大規模騷動。
10:30 共產黨進入四方區。
12:00 共產黨抵達碼頭，占領海關，騷動立即終止。
13:30 更多共產黨穿過高爾夫球場……
14:00 得報告，兩千被遺棄之國軍強迫一挪威籍運煤船載送國軍離港，本領事館居中協調，與該國軍指揮官談判，拖延談判時間，以便共產黨有足夠時間進城，問題自然解決。
16:00 共產黨占領中國銀行與中央銀行。
16:30 共產黨從四麵八方湧入青島。
18:15 共產黨占領政府大樓，但尚未將國旗降下……顯然他們沒想到占領青島如此迅速，他們人還不是太多。
這是不可思議的安靜、和平的占領。
在劉安琪將軍的指揮下，青島撤出了十萬國軍和眷屬。六十年後，到高雄小港機場搭飛機的人，如果有時間在附近走一走，他會發現，機場附近有青島裏、山東裏、濟南裏……
國軍第二被服廠從青島撤到高雄，馬上在高雄小港重新設廠。山東逃難來的婦女，不識字的母親們和還裹著小腳的奶奶們，隻要你背得動一包十件軍服的重量，就可以去領上一包，在工廠邊上席地而坐，然後在一件一件軍服上，用手工釘上一顆又一顆的鈕扣。天真爛漫的孩子在母親和奶奶們腳邊戲耍，也在他們一針一線的穿梭中，不知憂愁地隨著歲月長大。這樣的巷子裏，從巷頭走到巷尾，聽見的都是山東的鄉音。今天你在那附近走一趟，還會看見很多老婆婆的手指關節都是粗腫彎曲的，你知道她們走過的路。
以“莧橋英烈傳”和“路客與刀客”兩部影片得過金馬獎、拍過兩百多部紀錄片的導演張曾澤，這年才十七歲，剛剛加入了青年軍陸軍獨立步兵第六團，就上了青島前線。跟部隊行軍到青島郊外，發現青島郊外四周密密麻麻全是防禦工事，鐵絲麻袋遮蓋著大大小小的軍事掩體，墳，都被挖空，變成偽裝的洞穴和壕溝。
槍聲從四方傳來，像冬夜的鞭炮。他知道，部隊要“轉進”了。
少年曾澤匆匆趕回青島市中心的家，去拜別父母。一路上街道空蕩蕩的，像個鬼城廢墟，不見行人，所有的建築門窗緊閉。到了自家門口，父母親從樓上下來為他開門，就這樣站在門口，生離死別，反而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他後來拍片的故事裏，常有無言的鏡頭。
我看看父親，他一向是個很嚴肅的人，他，站在那裏看著我一直沒說話，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麽才好。我隻注意到，父親的嘴唇都起泡了。站在父親後麵的母親頻頻拭淚，站在母親身旁的弟弟則楞楞地看著我。就這樣，我與家人沒說一句話就分手了——這一離開就是四十年，這也是我見到父親的最後一麵。
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穿著一身戎裝的國軍張曾澤，匆匆辭別父母，然後全速奔向碼頭，跟他的部隊搭上“台北輪”。張曾澤清清楚楚記得，上船那天，正是一九四九年的端午節。
那也是詩人管管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日子，一九四九年的端午節。十九歲，他在青島。管管有首詩，很多台灣的中學生都會背：
荷
那裏曾經一湖一湖的泥土
你是指這一地一地的荷花
現在又是一間一間的沼澤了
你是指這一池一池的樓房
是一池一池的樓房嗎
非也，卻是一屋一屋的荷花了
很多高中教師，試圖解析這詩，總是說，這詩啊，寫的是“滄海變桑田”的感慨。
那當然是的，但是，如果你知道什麽叫做一九四九，如果你知道，一九四九端午節那天發生了什麽事情，你讀這首詩的時候，大概會猜到，管管這個用心寫詩、用身體演戲、用手畫畫的現代文人，在“荷”裏頭，藏著很深、很痛的東西。
那一天，十九歲的、鄉下種田的管管，發生了什麽事？
我約了管管，說，“來，來跟我說那一天的事。”
我們在台北貴陽街的軍史館見了麵。他還是那個樣子：八十歲的高大男子，長發紮著馬尾，背著一個學生的書包，講話聲音宏亮，手勢和臉上表情的真切、用語遣字的生動，不管他在說什麽，都會使你聚精會神地盯著他看，認真地聽，就怕錯過了一個字。
我們坐在軍史館裏八二三炮戰的一個交互式的模擬戰場上，他靠在一管模擬山炮旁，我盤腿坐在一堆防禦沙包上，我們麵對麵。他說得激動時，身體就動，一動，那管山炮就“碰”的一聲，開炮了，把我們都嚇一跳。他就把身體稍稍挪開，繼續說，但是過一會兒，又“碰”的一聲炮響——他又激動了。
我們的談話，就在那“炮聲”中進行。
16，管管你不要哭
龍：管管你山東青島的家裏本來是做什麽的？
管：父親是賣饅頭的，對，賣饅頭……那時豆腐已經不賣了。
龍：說說被抓兵的經過。
管：我們那個村落叫田家村，在青島的東邊，現在已經變成青島市的一部分了。有一天，突然有人叫“抓兵來了！”
我媽叫我快跑。她給我做好了一個餅子，就貼到那個大鐵鍋的那個餅子，就是豌豆麵、玉米麵等等和起來，加上一點弄黏稠的餅，還是熱的咧。我包在一個洗臉的毛巾裏麵，束在腰裏，就跑了。
那天跑出去二十多個人。村的東北角就是山，我經常出去砍柴最常去那個山。
我這一生十九歲離開家，替我父親母親效勞報恩哪，最後兩年就是去砍柴。
龍：家裏很窮？
管：窮得沒糧食吃。逃到山上去以後，年輕的我就把那個餅給吃了，突然“砰”一槍打過來，大家都四竄而逃。這一跑我們就四個人躲在一塊麥地了，也不敢起來。
我肚子餓了不敢進村去啊，所以我們就從中午躲在麥地裏邊一直躲到晚上。為了決定在哪個麥地裏麵睡，我們還發生爭執。我說不能在很深的麥地裏麵睡，因為晚上他們要搜，一定會搜深的麥地。我們就睡到小路邊隙。鄉間小路下過雨都是窄窄的不是平坦的，推車兩邊踩著這樣走動啊。
後來肚子餓，就去找什麽豌豆蒂，吃不過兩三口吧，山上“砰”又一槍，這一槍打的話我們又跑，這次我們跑到很深很深的一個麥地裏去。並排地躺下來，一、二、三、四，並排躺，距離有個三四步吧。我就在搓麥子吃，不知道吃了幾口吧，我就看到一個大腳丫，來了。
我想，“完了。”我記得這個人，一口大白牙，是個遊擊隊出身。
我們四個人都抓到了。然後就被帶到一個村莊叫蛤蟆市。住在一個農家的天井裏邊，我就對他們說，你們把我們抓來讓我們給你們挑東西——其實我心裏知道，被抓來做挑夫是不可能再把我們放出去了，但我說，可不可以派個人回家給我爸爸媽媽講。
不準，就是不準。
到下午四點多鍾了，突然看隔壁有個小女孩，我說，“哎呀，她老娘不是我田家村的嗎？”他們一看說是，我說那我們寫個條子叫她去送，去跟我們爸爸媽媽通知一下。結果通知了四家，統統都通知到了。
龍：你媽來了？
管：四家來了兩個媽媽。這兩個媽媽統統眼睛不好，幾乎瞎掉，而且都是纏足的。
大概是在四點多鍾太陽還沒下來，這時就看著有兩個老太太——因為我們住的那個村莊對麵是有梯田的，幹的梯田——我看這兩個老太太不能走路了，從梯田那邊用屁股往下滑，碰在那個塹子，碰了以後往下滑。我一看就知道是我母親，我就大喊說，“我娘來了，我要去。”
那個門口站衛兵的馬上用槍一擋，我說那個是我母親，我說我得跑過去接她。他說不成。我說，那是我母親，她不能走路，她眼睛看不見啊……
龍：管管——你不要哭……
管：……我母親就一路跌、一路爬、一路哭到了眼前。我對母親說，我跟他們講好了，就是給他們挑東西、挑行李，挑完行李就回家，你放心好了。我很快就回家。
我就拚命騙我母親。
我母親就給我一個小手帕，我一抓那個小手帕，就知道裏麵包了一個大頭，就一塊大頭。這一塊大頭對我們家來講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我父親那時候窮得隻有兩塊大頭。那一塊大頭給了我以後，家裏就隻剩一塊大頭。
我就把這個手帕推給我母親，說，“你拿去，不成，這個不成。”她當然是哭哭啼啼，一直要我拿錢，說，“你拿錢可以買。”我心裏清清楚楚，這一路都是阿兵哥，阿兵哥會把你的錢拿走，而且你不可能回家了嘛，對不對。但是你給這個老太太這樣講，她根本不聽。她還是把手帕——
龍：管管，你不要哭……
管：我一直在騙我媽，說我給他們挑了東西就回家——
龍：管管你不要哭……
管：……馬上就要出發了，我想我完蛋了。
龍：有多少人跟你一起被抓？
管：應該有一個排，二十多、三十個左右，統統都是被抓來的。兩三點鍾吧，就說叫我們起來刷牙走了。我心裏怕死了，可能要去打仗了。我被抓的單位是八二炮連，每一人挑四發炮彈。
龍：一個炮彈有多重？
管：一個炮彈，我算算有七斤十二兩。行軍的時候，他們是兩個阿兵哥中間夾著一個被抓來的挑夫，他們講“你跑我就開槍”，其實後來我們知道，他們根本不會開槍，因為撤退是悄悄地撤退，不準許出聲的。我們完全可以逃走，可是那時候誰也不敢冒險哪。
龍：管管那時你是一個人肩挑兩邊炮彈呢，還是前後兩個人挑中間的炮彈？
管：不是，我一個人挑四發，一邊各綁兩發。
龍：然後呢？
管：然後就走，天亮的時候，從郊區走到了青島。我當時穿雙鞋，是回力鞋，跟我現在這球鞋差不多。要過一條橋的時候，挑著炮彈，突然滑倒了。
龍：慢點啊，管管，你家裏怎麽買得起回力鞋給你？
管：我打工，譬如美軍第六艦隊在青島的時候，我就到軍營附近賣花生，還賣一些假骨董，譬如說女生那個三寸金蓮的鞋啊，還有賣日本旗，到總部裏麵去找日本旗來賣。
龍：挑著四發炮？
管：我挑了四發炮彈，然後就在海泊橋過橋時“砰”摔了一跤。我那時候以為炮彈會爆炸啊，嚇死我了。這時長官過來，啪啪給我兩個耳光。後來我才知道這炮彈不會爆炸，但我嚇死了，你看壓力有多大。就這樣到了青島碼頭。就這樣……到了台灣。
17，棲風渡一別
粵漢鐵路是條有曆史的老鐵路了，一八九八年動工，一九三六年才全線完成，也就是說，在戊戌政變的時候開工，到抗戰快要爆發的時候完工，花了三十八年，總長一零九六公裏。
從武昌南下廣州，在湖南接近廣東交界的地方，粵漢鐵路上有個很小的車站，叫棲風渡。中央研究院院士、曆史學家張玉法，記得這個小站。
十四歲的張玉法和八千多個中學生，全部來自山東各個中學，組成聯合中學，跟著校長和老師們，離開山東的家鄉，已經走了一千多公裏的路。搭火車時，車廂裏塞滿了人，車頂上趴滿了人，孩子們用繩子把自己的身體想方設法固定在車頂上，還是不免在車的震動中被摔下來。火車每經過山洞，大家都緊張地趴下，出了山洞，就少了幾個人。慌亂的時候，從車頂掉下來摔死的人，屍體夾在車門口，爭相上車的人，就會把屍體當作踏板上下。
八千多個青少年，背著行囊。所謂行囊，就是一隻小板凳，上麵迭條薄被、一兩件衣服，整個用繩子綁起來，夾兩支筷子。到了沒有戰爭的地方，停下來，放下板凳，就上課。通常在寺廟或是祠堂裏駐點，夜裏睡在寺廟的地上，鋪點稻草；白天，每個人帶著一個方塊土板，坐在廟埕的空地或土牆上，把老師圍在中心，就開始聽講。用石灰，或甚至石塊，都可以在土板上寫字。
我聽著聽著不免發呆：這是什麽樣的文明啊，會使你在如此極度的艱難困頓中卻弦歌不輟？
餓了，有時候到田裏挖芋頭吃，帶著土都吃；沒得吃的時候，三三兩兩就組成一個小隊伍，給彼此壯膽，到村子裏的人家去討食。有點害羞，但是村人開門看到是逃難來的少年，即使是家徒四壁的老爺爺，也會拿出一碗粥來，用憐惜的眼光看著饑餓的孩子們。
湖南人對外省人最好，張玉法說，因為湖南人幾乎家家都有自己的兒子在外麵當兵——可能是國軍，也可能是解放軍，所以他們常常一邊給飯，一邊自言自語說，唉，希望我的兒子在外麵，也有人會給他飯吃。
一九四九年端午節，大軍海上撤退，管管在青島被抓夫的當天，八千多個山東少年到了棲風渡。長沙也快要開戰了，他們隻好繼續往南，計劃到廣州。到了廣州然後呢？沒有人知道。
棲風渡是個很小的站，看起來還有點荒涼，可是南來北往的火車，在這裏交錯。少年們坐在地上等車，一等就是大半天，小小年紀，就要決定人生的未來。搭南下的車，離家鄉的父母就更遙不可及了，而且廣州隻是一個空洞的概念，一個舉目無親的地方。搭北上的車，馬上就回到父母身旁，但是一路上都是炮火燃燒的戰場，一定會被抓去當兵，直接送到前線，不管是國軍還是解放軍。戰死或被俘，總歸到不了父母的麵前。
很多少年少女，就在那荒涼的車站裏，蹲下來痛哭失聲。
玉法的二哥，十七歲，把弟弟拉到一旁，說，我們兩個不要都南下，同一命運，萬一兩個人都完了的話，父母親就“沒指望了”，所以把命運分兩邊投注；我北上，你南下。
二哥決定北上到長沙報考，到處都是孫立人招考青年軍的布告。
北上的火車先到，緩緩駛進了棲風渡；張玉法看著親愛的哥哥上車，凝視著他的背影，心裏感覺到前所未有的孤獨。
五十年以後，自己的頭發都白了，玉法才知道，二哥這一夥學生，沒抵達長沙；他們才到衡陽，就被國軍李彌的第八軍抓走了。跟著第八軍到了雲南，跟龍雲的部隊打仗，二哥被龍雲俘虜，變成龍雲的兵，跟解放軍打仗，又變成解放軍的俘虜，最後加入了解放軍。但是解放軍很快地調查發現他是地主的兒子，馬上遣送回家，從此當了一輩子農民。
在棲風渡南下北上交錯的鐵軌旁，深思熟慮的二哥刻意地把兄弟兩人的命運錯開，十四歲的小弟張玉法，確實因此有了截然不同的命運，但是，那純是偶然。
八所山東中學的八千個學生，從一九四八年濟南戰役、徐蚌會戰時就開始翻山越嶺、風雨苦行，一九四九年到達廣州時，大概隻剩下五千多人。廣州，也已經風聲鶴唳，有錢也買不到一張船票了。為了讓五千個學生能夠離開廣州到安全的台灣，校長們和軍方達成協議：學生準予上船，送到澎湖，但是十七歲以上的學生，必須接受“軍訓”。
七月四日，幾千個學生聚集在廣州碼頭上，再度有一批少年，上了船又走下來，走了下來又回頭上船；於是危難中命運再度分開“投注”：如果姊姊上了船，那麽妹妹就留在碼頭上。
巨艦緩緩轉身時，那倚在甲板上的和那立在碼頭上的，兩邊隔空對望，心如刀割。軍艦駛向茫茫大海，碼頭上的人轉身，卻不知要走向哪裏。
上了船的少年，不過一個禮拜之後，就麵臨了人生第一次慘烈的撞擊。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三日，澎湖。
年齡稍長但也不滿二十歲的學生，以耳語通知所有的同學，“他們”要強迫我們當兵，我們今天要“走出司令部”。同學們很有默契地開始收拾行囊，背著背包走出來，卻發現，四麵都是機關槍，對準了他們。
所有的男生，不管你幾歲，都在機關槍的包圍下集中到操場中心。司令官李振清站在司令台上，全體鴉雀無聲，孩子們沒見過這種陣仗。張玉法說，這時，有一個勇敢的同學，在隊伍中大聲說，“報告司令官我們有話說！”然後就往司令台走去，李振清對一旁的衛兵使了個眼色，衛兵一步上前，舉起刺刀對著這個學生刺下，學生的血噴出來，當場倒在地上。
張玉法個子矮，站在前排，看得清清楚楚刺刀如何刺進同學的身體。看見流血，中學生嚇得哭出了聲。
不管你滿不滿十七歲，隻要夠一個高度，全部當兵去。士兵拿著一根竹竿，站到學生隊伍裏，手一伸，竹竿放下，就是高矮分界線。張玉法才十四歲，也不懂得躲，還是一個堂哥在那關鍵時刻，用力把他推到後麵去，這懵懵懂懂的張玉法才沒變成少年兵。
個子實在太小、不能當兵的少年和女生，在一九五三年春天被送到台灣南部的員林，組成了“員林實驗中學”。喜歡讀書深思的張玉法，後來成為民國史的專家，一九九二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為這五千個孩子到處奔波、抗議、陳情的，是一路苦難相攜的山東師長們。他們極力地申辯，當初這五千個孩子的父母把孩子托付給他們，他們所承諾的是給孩子們教育的機會，不是送孩子們去當兵。作為教育者，他們不能對不起家鄉的父老。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台灣，《新生報》。
七月十三日操場上的血，滴進了黃沙。五個月以後，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一，上班上課的日子，所有的人一打開報紙，就看見醒目的大標題：
台灣豈容奸黨潛匿，七匪諜昨伏法！
你們逃不掉的，昨續槍決匪諜七名。
以煙台中學校長張敏之為頭，為山東流亡少年們奔走疾呼的七位師長，全部被當作匪諜槍決。
去年此時，徐州的戰場上，五十五萬國軍在“錯誤”的指揮下被包圍、被殲滅、被犧牲。所謂“錯誤”的指揮，後來才知道，關鍵的原因之一就是，共產黨的間諜係統深深滲透國軍最高、最機密的作戰決策，蔣介石痛定思痛之後，決定最後一個堡壘台灣的治理，防諜是第一優先。
很多殘酷，來自不安。
為了能夠平平順順長大、安安靜靜讀書而萬裏輾轉的五千個師生，哪裏知道，他們闖進了一個如何不安、如何殘酷的曆史鐵閘門裏呢？
18，永州之野產異蛇
一九四八年五月，河南也是一片煙硝。中原野戰軍劉鄧兵團在五月二十日發動宛東戰役，國軍空軍出動戰鬥機，在南陽城外從空中俯衝掃射，滾滾黑煙遮住了天空。
第二天，南陽的中學生們回到學校時，發現學校已經變成一片地獄景象：從校門到走廊、教室、禮堂，擠滿了“頭破血流的傷員，腦漿外露、斷腿缺胳臂、肚破腸流、顏麵殘缺、遍體鱗傷、無不哀嚎痛哭”。南陽城外，國共雙方傷亡一萬多人，曝屍田野之上。五月天熱，屍體很快腐爛，爛在田裏，夏季的麥子無法收割。
這時詩人瘂弦才十七歲，是南陽的中學生。
十一月，南陽的十六所中學五千多個師生，整裝待發，他們將步行千裏，撤到還沒有開戰的湖南。
開拔的那一天，十一月四日，場麵壯觀：五千個青少年，像大規模的遠足一樣，每人背著一個小包，準備出發。成千的父母兄弟，從各個角落趕過來找自己的孩子，想在最後一刻，見上一麵。還有很多人，明明早就把銀元縫進了孩子的褲腰，明明已經在三天內和姑姑嫂嫂合力趕工，用針線納好了一雙布鞋塞進孩子的行囊裏，這時仍舊趕過來，為的是再塞給他兩個滾熱的燒餅。
一九四八年冬天的中國，灌木叢的小枝細葉，已經被白霜裹肥，很多池塘沼澤開始結冰，冷一點的地方，大雪覆蓋了整個平原和森林。可是霜地、冰川、雪原上，風卷雲滾的大江大海上，是人類的大移動：
葫蘆島的碼頭，停泊著四十四艘運輸艦，十四萬國軍官兵正在登艦，撤出東北。
八千多個山東的中學生，正在不同的火車站裏等車、上車，在奔馳的火車裏趕向南方，在很多大大小小的碼頭上焦急地等船。
當南陽這五千多個中學的孩子在雪地裏跋涉、涉冰水過河的時候，徐州戰場上，幾十萬國軍在雪地裏被包圍，彈盡援絕，連戰馬的骨頭都重新挖出來吃。
一九四八年冬天，進攻的部隊在急行軍、在追趕、在抄包、在衝鋒；撤退的部隊在急行軍、在繞路、在對抗、在奔跑。大戰場上，幾十萬人對幾十萬人；小戰場上，幾萬人對幾萬人。戰場的外圍，城市到城市之間的路上，擁擠的車隊和洶湧的難民，壅塞於道。
河南這五千多個學生，每走到一個有車站的點，就會失去一部分學生。
南下北上。一上車就是一輩子。
一個叫馬淑玲的女生，穿過了整個湖北省，到了湖南的津市，卻下定決心不走了，她要回家。脫離大隊時，留下一直帶在身上的《古文觀止》，給趙連發做紀念。
跋涉到了衡陽，十六所中學聯合起來，和衡陽的學校合並成立“豫衡聯中”，繼續讀書繼續走。
一九四九年三月八日，終於在湖南西南的零陵安頓下來。零陵，就是古時的永州。
柳宗元被流放永州是公元八零五年秋天；一九四九年秋天，自河南曆盡艱辛流亡到這裏的四、五千個孩子，一部分，就被安頓在柳子廟裏頭。柳子廟是北宋仁宗在一零五六年，為了紀念柳宗元而建的。
和山東的孩子們一樣，背包一放下，學生就開始升旗、唱國歌、讀書、聽課。馬淑玲留下的《古文觀止》，變成顛沛流離中的珍貴教材。卷九“唐宋文”第一位作者，就是柳宗元。學生在有風吹來的長廊下朗讀柳司馬的“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皆死。
然後老師一句一句解釋：永州鄉間以捕捉毒蛇為生的人，寧可死於毒蛇而不願死於國家的錯誤政策，柳宗元用寓言來演繹孔子的“苛政猛於虎”。
十七歲的瘂弦也坐在廊下跟著老師念書，柳宗元告訴他，公元八百年時，人民過的日子就是顛沛流離、十室九空的：
……號呼而轉徙，餓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
六十年之後，當瘂弦跟我細說這段蒼茫少年事的時候，他的眼淚簌簌流個不停。
永州，也是個命運轉彎的車站。瘂弦在這裏，脫隊了，走上另一條軌道。
19，向前三步走
我們就在城裏麵像喪家之犬在城邊上逛，忽然看到城牆上貼了一個招帖上寫“有誌氣、有血性的青年到台灣去！”
龍：流亡學生究竟是怎麽回事？
瘂：其實流亡學生的設計遠在抗戰的時候就有了，當時教育部有一個計劃，幾個中學編在一起就叫聯中，大學就叫聯大，所以聯大不隻一個西南聯大，隻是西南聯大最有名。在抗戰的時候，聯大、聯中是很成功的，很有韌性的，它讓自己的民族在戰爭中教育不終止照常運作，相當成功。很多聯合高中非常優秀，孩子們一邊流亡一邊念書，培養了很多人。
龍：內戰就不同了吧？誰願意自己的孩子離鄉背井啊？
瘂：對，內戰以後，政府還想用抗戰這個辦法讓學生離開，但響應的就不多，因為那時候大家認為貪汙腐敗的中央政府快完了，新興的政治勢力開始了，小孩子不懂事，你們跑到南方去幹什麽，太可笑了。所以隻有河南豫衡聯中跟山東的一個聯中出來；我們到湖南的時候，湖南人也說，你們瞎跑什麽，往哪裏跑？
龍：河南人願意離開，是因為那時已經知道共產黨的土改厲害？
瘂：我們河南人，特別是豫西這一帶的人對共產黨沒什麽好印象。那時候已經開始清算鬥爭，把富人抓了以後放在火上烤，冬天的時候放在池塘裏冰。
龍：那時大部分的知識分子是左傾的，因為國民黨腐敗，為什麽南陽中學的老師們不呢？
瘂：豫衡中學很多老師比較老派，北大清華出身的，思想比較成熟，不跟新潮流起舞的那種。共產黨在那時代是很時髦的、很新穎的、很有魅力的，但是在南陽教育界有些老先生不相信這個事情。
龍：五千個學生跟著校長老師亡命千裏。現在說起來不可思議。到陽明山遠足都得要家長簽書麵同意呢，還要做意外保險。學生跟老師關係特別緊密是嗎？
瘂：對。老師帶著學生母雞帶小雞一路跑，都沒有跑散，因為師生之間的感情非常深厚。跟著老師走，家長很放心。孩子很多本來就是住校，老師晚上拿著燈籠去查鋪，一個一個小娃都睡在那裏，老師才去睡覺，那真的是像父兄一樣。
龍：說說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那一天。我猜，你沒有悲傷，覺得要去遠足了還挺高興的，對嗎？
一九五四年的瘂弦。
瘂：那一天，我永遠不會忘記。孩子什麽都不懂，就覺得好玩、高興，覺得不用做功課了。出南陽城時，我媽媽烙了一些油餅，跟著我們到城牆邊上，我們馬上就要開拔了嘛，鄉下的孩子最不好意思的就是爸爸媽媽讓同學看到。覺得爸爸媽媽好土，同學看到不好意思。
龍：現在也一樣啊，我兒子都不願意我被看到，他覺得丟臉。
瘂：我母親拿個油餅塞我背包上，背包裏主要是個棉被，棉被卷啊卷，然後背包的下麵放一雙鞋子，鞋子挨底，背包也不會太濕掉或是太髒。我媽媽就把油餅放在我的背包上麵，然後我們就開拔了。
龍：沒有回頭看她？
瘂：……就走了，沒有回頭。
龍：你媽到街頭找你，街上五千個孩子，還有撤退的部隊、傷兵，一團亂，你媽竟然找到你……
瘂：對啊，找到了，還拿著油餅。
龍：那時還沒學“訣別”二字吧？
瘂：我不知道離別的意義是什麽，不知道訣別的意義是什麽，不回頭、搖搖晃晃一個小蹦豆就跟學校的隊伍出城走了，我爹也在，我也沒跟他打招呼。
龍：你是獨生子？
瘂：對。後來走到了襄樊，爸爸還托人來送了一雙襪子給我。你知道那時候北方鄉下都不穿線襪的，線襪我們叫洋襪子，都是布縫的襪子。以後我沒有再接到他們任何消息，我再回去已經是四十二年以後了。
龍：爸媽什麽時候過世？
瘂：音訊全無啊。我上月就是到青海去找我父親的墓，沒有找到，他死在青海勞改營。我媽媽是死在家鄉，我媽媽在兒子生死不明、丈夫生死不明的情況下熬了好幾年，連病帶餓死在我家鄉。
龍：一直都沒通過信？
瘂：沒有通過信，因為那個時候大家都說，如果你寫一封信會為家人帶來大禍害。當時我也沒有香港關係，就是小兵嘛，軍中也不希望你通信，保防人員會以為你是匪諜。
龍：父親為什麽去了青海？你什麽時候知道他的下落？
瘂：我是前兩個月才知道真相的。父親做過副鄉長，所以就被弄到青海勞改營，算反革命，他們告訴我，當時有三十萬人被運去青海。沒有食物、沒有衣服和醫藥，很慘。
龍：那媽媽的處境呢？
瘂：我媽媽就在村子裏，好像也有個臂章，就是有罪的那種。我媽媽死前告訴她一起做針線活的四娘說，“我是想我兒子想死的，我兒子回來你告訴他，我是想他想死的！”
龍：……別難過，弦，我們回到逃難圖吧。你們從河南走到了湖南，冬天，起碼一千公裏。
瘂：你看過電影“齊瓦哥醫生”沒有？大雪原上人群一直走到天邊就是那種感覺。
龍：有沒有孩子在半途受不了死掉的？
瘂：有，有死在路上的，有的是走失了沒有跟上大隊就沒再看到他了。有人也許是老師把他帶回去了，不知道。但是到了零陵的時候，我們還有好幾千人。然後老師就開始上課了，門廊下風很大，真的是“風簷展書讀”。
龍：你怎麽會離開呢？
瘂：我們一起玩的這群同學中，有一個人說他看過一篇文章講台灣的，說台灣是東方瑞士，說那邊的甘蔗就像碗口那麽粗，他說台灣的漁民不用結網，也不需釣具，隻要把船開到海上去，在船上放盞燈，魚就自己蹦到船上，漁民就在旁邊喝酒拉胡琴，等到船上蹦得差不多了，載滿船魚回去。
有一次我們已經半饑餓狀態很久了，根本沒有吃飽過，然後學校風雨飄搖還說要到廣西去。還沒有開拔之前，我們就在城裏麵像喪家之犬在城邊上逛，忽然看到城牆上貼了一個招帖上寫“有誌氣、有血性的青年到台灣去”，孫立人搞的，下麵還接三個驚歎號。說是什麽軍官班要招生，訓練三個月少尉任用，其實我們也走投無路了，我們就去了。
報名的時候出來一個說河南話的老鄉，我們鄉下孩子聽到他說河南話，心想這個人一定不是壞人。那個人說，“吃飯了吃飯了”，煮了一大鍋豬肉給我們吃。我們總有大半年沒有吃過肉了。吃完肉後大家我看你、你看我，就說那就報名吧！一個禮拜就走了。
龍：你瘂弦就為了一鍋肉去當了兵，不是為了愛國啊？報了名，有沒有跟老師商量？
瘂：老師說的不聽了。我還想著吃肉的時候，他們說台灣有多好。說台灣那個地方四季如春，臘月天還可以吃到西瓜，每個人到那兒以後發一床美國軍毯，美國的喔，到了假日的時候可以把美國軍毯鋪在草地上野餐，他說還發一件軟玻璃的雨衣，穿上以後裏邊的衣服還看得見，天晴了還可以折好放在背包了。想到這些，去台灣的心就更堅決了。
一個星期後我們就已經到了廣州。那是一九四九年八月。
龍：八月，那幾千個河南出來的同學，馬上就要走上另一條路，你卻半途“下車”了。好，到了廣州。
瘂：在廣州第一次看電影，片子叫“中國之抗戰”，覺得很不習慣，怎麽一個人頭一下子很大，一下子很小。
龍：也在廣州黃埔碼頭上的船？
瘂：對。船上沒床鋪，所有的兵都坐在艙麵上，太陽就那麽一直曬著，我們喝水就在船機旁邊用茶缸接機器漏下來的滴水喝。坐著坐著，就暈睡過去了，忽然聽到有人大喊“台灣到了”，一陣騷動，遠遠看到高雄的山，還有燈，愈來愈清晰。
下了地，看到有很多賣香蕉的小販，有同學有錢要買，人家給他黃的他不要，他說綠色的比較新鮮。然後就看到有些人在吃一種很燙的東西，放在嘴巴裏又拿出來，冒煙，叫做棒冰，冒著煙，覺得很奇怪，怎麽回事，這麽大熱天吃這麽燙的東西。
龍：北方土包子。這時還沒自覺已經當“兵”了？
瘂：接下來，帶我們的那些人，態度就不太對了，“站好站好！”“排隊排隊！”已經到台灣了，那種笑麵的就不太對勁兒了，到了鳳山五塊厝以後，有一個通信連的連長，也說河南話，說“你們如果認為自己說話還清楚，打電話人家聽得懂的人，請向前三步走”，他要為通信連選兵，通信連的兵講電話要說得清楚。而實際上他是想找一批河南青年，因為他是河南人，要找同鄉到他連上去，他又不能講“河南人向前三步走”嘛。
龍：那你有沒有“向前三步走”呢？
瘂：我和幾位河南同學一起向前三步走，於是我們就被帶開，換了軍裝，每人發一支沒子彈的步槍，從這天起，我就成了通信連的“上等兵”了。
龍：那“軟玻璃”雨衣究竟發了沒？
瘂：發了，但是我們很快就發現，那魚市場裏殺魚的也都穿著啊，就塑料雨衣嘛。
20，十萬大山
長沙的國軍將領程潛和陳明仁決定不再和解放軍繼續戰鬥的時候，黃傑接下第一兵團的指揮權，是臨危授命。接到命令時，湧上心頭的是少年時讀諸葛亮“出師表”的兩句話：“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為難之間”。那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初，林彪所轄的兩個軍，已經打到衡陽附近，到八月下旬，整個華中戰場，解放軍集結了十九個軍，五十五萬人，分三路向西南進攻。
西南，就是永州所在。在那裏，風簷下讀書的孩子們也愈來愈不安。
黃傑的國軍以寡敵眾，一路慘烈應戰，一路潰敗後撤，犧牲慘重；十月十一日，黃傑得到白崇禧的電令，多個據點被解放軍占領，國軍兵力需重新部署，同一天，豫衡中學則接到教育部的急電，立即遷校。
永州滂沱大雨，滿地泥濘，又是寒冬，孩子們拎起了背包，和去年離開南陽城的情景一樣，隻是這回，既沒有哽咽不舍的父母，也不再有遠足的天真。
學生分兩批，冒著風雨步行到湖南和廣西的交界，第一批通過了黃沙河，第二批要通過時，黃沙河已經被解放軍占領。
五千多個孩子，到達廣西的，剩下一半。這一半，坐火車、爬車頂、過山洞，又失去一些人；到一個城鎮，碰到土共燒殺，四處奔逃，再少掉幾百；重新整隊出發時，又失散幾個學校；驚恐不已到達一個叫金城江的小車站，五千多人的聯中已經像一串摔斷在地上的珠煉，珠子滾落不見。槍聲中還手牽手在一起的孩子與老師，夾雜在逃難的人潮、無人照顧的傷兵群、拋錨的卡車戰車、沿路丟棄的軍用物資行列中，不知道何去何從。
這時，在金城江這個地圖上都找不到的小車站，學生的命運就和國軍士兵的命運匯合成一股了。九十七軍二四六團剛好路過，願意護著學生往前走。
士兵和學生，還有成千上萬的難民，到了遷江，後麵追兵炮聲隆隆，前麵急湍江水滾滾。工兵搶建浮橋——用空的汽油桶綁在一起，上麵放木板。先讓軍隊的騾馬輜重過河，再讓軍隊和學生過橋。橋的兩端，滿坑滿穀的人。
等候過江的軍用汽車，排起來十公裏長，分批渡河，一小時隻能通過四輛，而追兵已至。於是黃傑下令，除了器械及醫療藥品的車過江，所有軍用物資一律放火燒毀，避免為敵所用。
豫衡中學的孩子們在遷江岸上看見的，是烈火灼日、惡煙滾滾，爆炸聲驚天動地。這種鏡頭，在逃難中，不斷發生。雲南的二十六軍殘部撤到紅河岸要過河時，浮橋被槍炮擊斷，幾萬個士兵，身上還背著器械，淹死在怒濤洶湧的紅河水裏。
亂葬崗，營養不良，疾病流傳，一病就死，每天抬出去十幾個屍體。
在潰退中，學生跟著黃傑的部隊被炮火逼進了中越邊境的“十萬大山”。
“十萬大山”有數十萬大大小小的山，如雄獅擋關，一字排開，形成難以跨越的天然國界。原始叢林，瘴癘蔓延，濃密處，陽光射不進來。混亂中大家開始攀爬主峰姑姆山，翻過山嶺，就是越南。黃傑的兵團在前麵砍荊棘開路，二四六團的士兵在後麵掩護，中間夾著孩子們，疾疾行走。槍聲突然大作，追兵的炮火射來，天崩地裂，戰馬驚起，衝入山穀，被火炸裂的斷腳斷手像曬衣服一樣掛在雜亂的樹枝上。炮火交織、血噴得滿麵，孩子在破碎的屍體中亂竄，這是十萬大山藏著毒蛇猛獸的原始叢林。追兵逼近來滿山搜索時，難民躲在山凹中，學生看見，有母親摀住幼兒的嘴，怕他出聲。再站起來的時候，孩子已窒息而死。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三日，黃傑帶領著三萬多國軍士兵，從叢林中走到了中越邊境的隘店關卡，跟越南的法國將領取得“假道入越，轉回台灣”的協議：
同意分為五百人一組，在指定地點將武器交付封存，由法方護送至碼頭。關於所經路線，由法軍負責一切安全，我方保證軍紀嚴明，並由我方軍官帶隊。
協議達成以後，黃傑率著國軍官兵走在隘店的街上，一步步往國境關卡走去，他一再地回頭遠望隘店這邊的山——十萬大山，多少官兵死在山溝裏，殘破的屍體還掛在猙獰的樹杈上，指揮官的心情，揉雜著慚愧、不舍，更有孤軍深不見底的悲憤。
出了關卡，部隊五百人一組，進入越南國境。這些士兵已經經曆過的，很難跟別人說明白。連續五個月的肉搏前線，一路上的生死交關，搶灘過江、越嶺翻山，在身邊犧牲的弟兄沒法埋葬，在遠方思念的家人無能慰藉。斷了補給，他們滿麵風霜、一身煙塵。他們已經極度疲憊，但是為了國家體麵，還是努力挺胸，維持行列的整齊。
三萬個部隊後頭，還有很長一列斷了手、截了腿、削了臉、滿頭包著白紗布的傷兵、抱著嬰兒無奶可喂的年輕眷屬、步履不穩的難民。當然，還有驚嚇不已的中學孩子們。
從南陽出發的五千個孩子，一年後抵達越南邊境的，剩下不到三百人。
沒有想到的是，交出武器之後，這三萬多人被法國人直接送進了鐵絲網圍著的集中營，一關，就是三年半。
集中營在越北蒙陽一個大煤礦區的空地上，沒有一個遮雨的草棚。三、四萬人，包括老人和小孩，被丟棄在那裏，從盤古開天開始，上山砍柴、鑽木取火。蒙陽對麵的山坡，不到半年時間，已經出現大片亂葬崗，營養不良、疾病流傳，一病就死，每天抬出去十幾個屍體，天氣很快就開始熱起來，屍體的臭味一陣一陣傳來，令人暈眩。
21，江流有聲，斷岸千尺
我一驚：這位上將，是越南富國島鐵絲網裏頭出生的小孩？（左下角的孩子，是陸軍司令楊天嘯）
有時候，在最悲壯的事情發生時，你六十年後最記得的，反而是——聽起來如芝麻蒜皮的小事。
退休以前在榮民工程處負責數據的陳麾東，跟著部隊進入越南時，才十一歲。這十一歲的小男孩，注意到，法國人沿著中越邊境滿插法國國旗來標示國界。三萬國軍過關卡時，法國軍官指揮著國軍，身上的武器全部卸下，步槍一堆，輕機關槍一堆，手榴彈另外一堆。
在這個時候，突然輪到一整個軍樂隊要過卡了；他們身上背的、抱的、拿的，是大鼓小鼓、大小喇叭、大號小號……這軍樂隊也在戰場上跑了一千公裏，翻過十萬大山。
一個樂手正要卸下他巨大的法國號，隻是不知他的法國號應該屬於步槍、機關槍，還是手榴彈的那一堆，正在猶豫，那個一直在旁監督繳械的法國軍官一步踏上前來，指著樂器，說，“這不是武器，可以帶走。”
一個完整的軍樂隊，帶著他們所有的鼓、號、喇叭，就穿過了關卡，進了越南。此後的三年半裏，集中營內國歌照唱、進行曲照奏、激勵士氣的歌聲不斷，這個軍樂隊在亂世中維持禮樂。
小小的陳麾東後來雖然受苦受難，但是他不怨恨法國人。禮讓軍樂隊進入越南的那個片刻的決定和動作，在他心中留下了無法忘懷的一種價值意識：那是文明，那是教養。從戰爭的地獄中走出來，一個法國號，像是天使手中最溫柔的武器。
以後在鐵絲網圈裏生活的三年半，國軍胼手胝足建起了房舍，技術一成熟，就用木頭和茅草在金蘭灣營區建築了一個“宏偉”的“中山堂”，各種戲曲的表演，在裏頭“盛大公演”。
你絕對不會想到，在每天靠配糧、四麵站衛兵的收容營裏，還有人會認認真真地成立劇團。河南出來的豫劇演員跟著國軍流離到越南，在富國島暫時安頓下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創設“中洲豫劇團”，用最克難的方法，表演給患難同胞看。一九五三年三萬國軍被送回台灣，中洲豫劇團繼續發展，培養了王海玲這樣一代又一代的藝人，就是今天台灣豫劇團的薪火傳遞者。
還記得那本《古文觀止》嗎？十七歲的馬淑玲在湖南津市留給趙連發同學的書，被趙連發一路帶到永州柳子廟，一路帶進十萬大山，一路帶進越南集中營。三百個師生和從前五千個師生一樣，坐下來就讀書。在沒水沒電的越南煤礦區空地上開學，這本從河南南陽帶出來的《古文觀止》，成為唯一的教材。校長張子靜要全校學生分頁相互抄寫，人手一份，然後嚴格要求：每個人背下三十篇。
有一次，夜裏營房失火，一團驚慌中，學生們看見校長從草屋裏急急奔出來，懷裏隻抱著一個東西，就是那個海外孤本《古文觀止》——他還穿著睡衣，赤著腳。
這些河南的孩子們，在永州柳子廟時，讀的是書裏柳宗元文章，現在在異國異鄉的寂寞蠻荒裏，雖然晚上睡覺的稻草墊一翻開就有潮濕的蛆在蠕動，白天，他們卻坐在地上跟著老師朗誦：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複識矣！
從烏坵采訪反共救國軍飛回台北的航程上，和陸軍司令楊天嘯比鄰而坐。
我已經習慣要問人祖宗三代的出處了，於是探詢他的出生地，他謙抑微笑答道：“越南，富國島。”
我吃了一驚：這位上將，是富國島鐵絲網裏頭出生的小孩？
我很快找到楊上將的父親，追問細節。
楊景龍，是當年九十七軍的一位營長；九十七軍的二四六團，就是在金城江車站慨然允諾帶著豫衡聯中的孩子們繼續南逃的部隊。從長沙出發時，九十七軍有完整的六萬人，邊戰邊走到了中越邊境時，楊營長身邊隻剩下一百多人。妻子懷著身孕，還帶著兩個孩子，已經失散。一家人的偶然團聚，是在越南的集中營裏。
鐵絲網裏頭的孤軍，三年半的屈辱和艱苦，在這樣風雨動蕩中出生的一個嬰兒，六十年後，變成中華民國國軍的陸軍最高統帥——這個民族和個人的劇本，究竟怎麽寫的啊？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日，中、法、美的國際交涉終於有了結果，因內戰而孤懸海外三年半的國軍、難民、學生，在海防港搭上了軍艦，八天以後，在高雄港上了岸。
兩百零八個豫衡聯中的學生，其中還包括後來寫了《野鴿子的黃昏》的王尚義，在高雄港落地，然後被送到員林實驗中學入學。
在台灣員林，河南南陽的孩子們，和山東各地的孩子們，跨過大江大海驚濤駭浪，終於走到一起來了。陸陸續續地，更多的少年們來到這裏：香港的、澳門的、緬甸的、舟山群島的、大陳島的……內戰中被機器“絞”出來的多股殘軍、孤軍和整批撤出或零散逃出的難民，以及他們的孩子們，如涓涓細流，慢慢都匯入了員林實驗中學。
我偶然看見新聞，國防部長陳肇敏去了豫衡中學六十周年的同學會，心想，慢點，陳肇敏不是個地道的南台灣孩子嗎？怎麽會是那個學校的學生？從香港打電話問他，他笑說，是的，因為家住得近，他就去上了那個學校，所以是在那樣一個多難興邦、帶點“孤臣孽子”的濃厚曆史情感中長大的沒錯。“否則，”他說，“我一個草地小孩怎會去投考空軍官校呢？”
有些軌跡，不知怎麽最後會自己“圓”起來。三十年後，從火災中抱著《古文觀止》赤腳往外跑的張子靜校長，在台灣將書親手奉還當年的少年學生趙連發，說，“將來兩岸開放後，你回老家時，把書帶回去給馬淑玲，告訴她，校長代表全校師生向她表示謝意。”校長流下了眼淚。
六十年後，趙連發真的回到了河南，找到了馬淑玲，一本《古文觀止》，雙手奉還。
完整的一本書，沒少一頁，隻是那書紙，都黃了。
六十年後，《古文觀止》雙手奉還。
龍應台
他們曾經意氣風發、年華正茂；
有的人被國家感動、被理想激勵，
有的人被貧窮所迫、被境遇所壓，
他們被帶往戰場，凍餒於荒野，曝屍於溝壑。
時代的鐵輪，輾過他們的身軀。
那烽火幸存的，一生動蕩，萬裏飄零。
也正因為，他們那一代承受了，
戰爭的重壓，忍下了離亂的內傷；
正因為，他們在跌倒流血的地方，
重新低頭播種，
我們這一代，得以在和平中，
天真而開闊地長大。
如果，有人說，他們是戰爭的“失敗者”，
那麽，所有被時代踐踏、汙辱、傷害的人都是。
正是他們，以“失敗”教導了我們，
什麽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價值。
請凝視我的眼睛，誠實地告訴我：
戰爭，有“勝利者”嗎？
我，以身為“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
所有的顛沛流離，最後都由大江走向大海……
找到我
我開始思索：曆史走到了二零零九年，
對一個出生在一九八九年的人，
一個生命經驗才剛剛要開始，
那麽青春那麽無邪的人，
我要怎麽對他敘述一個時代呢？
行道樹不會把一生的灰塵回倒在你身上，
但是他們會以石頭般的沉默和冷淡的失憶來對付你。
行道樹
我真的沒有想到，飛力普，你是認真的。
你把錄音機架好，小心地把迷你麥克風夾在我白色的衣領上，“這樣，收音效果最好。”你說，然後把筆記本攤開，等著我開講。
我注意到，你還記下了錄音機上顯示的秒數，方便回頭做索引。
這都是曆史課教的嗎？
我實在受寵若驚。這世界上怎麽會有十九歲的人對自己的父母感興趣呢？
我自己十九歲的時候，父母之於我，大概就像城市裏的行道樹一樣吧？這些樹，種在道路兩旁，疾駛過去的車輪濺出的髒水噴在樹幹上，天空漂浮著的蒙蒙細灰，靜悄悄地下來，蒙住每一片向上張開的葉。
行道樹用腳，往下守著道路，卻用臉，朝上接住整個城市的落塵。
如果這些樹還長果子，他們的果子要不就被風刮落、在馬路上被車輪輾過，要不就在掃街人的咒罵聲中被撥進垃圾桶。誰，會停下腳步來問他們是什麽樹？
等到我驚醒過來，想去追問我的父母究竟是什麽來曆的時候，對不起，父親，已經走了；母親，眼睛看著你，似曾相識的眼神彷佛還帶著你熟悉的溫情，但是，你錯了，她的記憶，像失事飛機的黑盒子沉入深海一樣，縱入茫然——她連最親愛的你，都不認得了。
行道樹不會把一生的灰塵回倒在你身上，但是他們會以石頭般的沉默和冷淡的失憶來對付你。
你沒把我當行道樹；你想知道我的來曆。這是多麽令人驚異的事啊！
休息的時候，你靠到窗邊去了，坐在地板上，舒展長長瘦瘦穿著牛仔褲的腿，然後把耳機塞進耳朵，閉起了眼睛，我看見陽光照亮了你濃密的頭發。
因為你認真，所以我打算以認真回報你。
我開始思索：曆史走到了二零零九年，對一個出生在一九八九年的人，一個雖然和我關係密切，但是對於我的身世非常陌生，對於我身世後麵那個愈來愈朦朧不清的記憶隧道幾乎一無所知的人，一個生命經驗才剛剛要開始、那麽青春那麽無邪的人，我要怎麽對他敘述一個時代呢？那個記憶裏，有那麽多的痛苦、那麽多的悖論，痛苦和痛苦糾纏，悖論和悖論抵觸，我又如何找到一條前後連貫的線索，我該從哪裏開始？
更讓我為難的是，當我思索如何跟你“講故事”的時候，我發現，我自己，以及我的同代人，對那個“曆史網絡”其實知道得那麽支離破碎，而當我想回身對親身走過那個時代的人去叩門發問的時候，門，已經無聲無息永遠地關上了。
所以說，我其實是沒有能力去對你敘述的，隻是既然承擔了對你敘述的、我稱之為“愛的責任”，我就邊做功課邊交“報告”。夜裏獨對史料時，山風徐徐穿過長廊，吹進室內，我感覺一種莫名的湧動；千軍萬馬繼續奔騰、受傷的魂魄殷殷期盼，所有溫柔無助的心靈仍舊懸空在尋尋覓覓……
我能夠敘說的，是多麽的微小啊，再怎麽努力也隻能給你半截山水，不是全幅寫真。但是從濃墨淡染和放手淩空之間，聰慧如你，或許能夠感覺到一點點那個時代的蒙住的心跳？
行道樹不會把一生的灰塵回倒在你身上，但是他們會以石頭般的沉默和冷淡的失憶來對付你。
第一部 在這裏，我鬆開了你的手
1，美君離家
美君是在一九四九年一月離開淳安古城的，大概就在“太平輪”沉沒之後沒有多久。
她才二十四歲，燙著短短的、時髦俏皮的鬈發，穿著好走路的平底鞋，一個肉肉的嬰兒抱在臂彎裏，兩個傳令兵要護送母子到江蘇常州去，美君的丈夫是駐常州的憲兵隊長。
已經是兵荒馬亂的時候，美君倉促上路，臨別前對母親也就是平常地說一句：“很快回來啦。”跨出家門，頭都不曾回過一次，雖然知道那瘦弱的母親，裹著小腳，就站在那老屋門邊看著她走。
美君也沒有對淳安城多看兩眼。
庭院深深的老宅，馬蹄達達的石街，還有老宅後邊那一彎清淨見底的新安江水，對美君而言，都和月亮星星一樣是永恒不變、理所當然的東西，時代再亂，你也沒必要和月亮星星作別吧？人會死，家會散，朝代會覆滅，但是一個城，總不會消失吧？更何況這淳安城，已經有一千五百年的曆史。美君向來不是個多愁善感的人，她聰明、果決、堅強。城裏的人都知道，應家這個女兒厲害，十七歲就會獨自押著一條船的貨，從淳安沿水路送到杭州城裏去做買賣。
有一回，買賣做完，回程上，一個家族長輩裝了滿船的鹽，從杭城運回淳安；半路上突然出現緝私隊的士兵，攔下船準備檢查。船上的人緊張得就想跳水，長輩臉色發青，美君才知道，這一船的鹽，大部分是私鹽。
她看長輩完全亂了方寸，揣度了一下形勢，便作主指揮，說，“速度放慢。”
她要工人立即把兩袋合法的官鹽拖到船板的最前端，然後要工人那年輕豐滿的媳婦，坐到存放私鹽的船艙入口的門坎上，脫掉外衣，隻留身上的小胸兜。美君像導演一樣告訴她坐在哪裏，怎麽坐，然後盯著她看看，又說，“把簪子拿掉，頭發放下來。”
船緩緩停下，緝私船靠近來，抱著槍的士兵一躍而上。美君先請他們檢查船板上的兩袋官鹽。士兵打開袋子，檢查標簽，抓一把鹽在手心裏聞聞看看，然後轉身要進艙房，可是一轉身，就看見那年輕的江南女子坐在船艙入口，好像正要穿衣服，她大半個牛奶色、光滑的背，是裸的，士兵登時嚇了一跳，美君就說，“對不起對不起，嫂子剛剛在給孩子喂奶 ……”
緝私隊長忙不迭地說，“那就不要打擾了。你們快開船吧。”
淳安的長輩們在對我敘述這故事時，美君就坐在旁邊咯咯地笑。
最後一次離開淳安時，後來美君跟我說，她確實回頭看了一眼那城門兩邊的石獅子，一邊一隻，已經在那裏好多、好多朝代。她走的那一天，石獅子就蹲在那裏，不讓你有任何的懷疑或動搖，他們會在那裏天長地久。
淳安，是三國時吳國的大將賀齊所開墾設置，當時的淳安人被稱為“山越”，在土地上刀耕火種，逐漸發展成吳國的文明小城，明朝著名的清官海瑞，在這裏做縣令，淳安人為他建了個“海公祠”，是美君小時候每天經過的地方。
美君會描述她家裏的家具：柏樹做的八仙桌，有一種撲鼻的清香味；母親的床，木頭上全是雕花；天井裏頭的黑陶大水缸，一大缸一大缸養著高高挺挺的粉紅色風荷。家的大堂正中掛著三代的祖宗畫像，誰是誰她不知道，但是她很驕傲地說，“最下麵那一排穿著清朝的官服，是高祖，他是同治年間鄉試的武舉，後來還是衢州府的留守呢，官很大的。”
我問她，“‘留守’是什麽官？”她歪著頭想想，說，“不知道，大概是……嗯，警察局長吧？”
2，躲躲雨
離離開淳安之後就是一路的狼狽遷徙，從火車站到火車站，過江過河過大山。一年半以後，自己都弄不清是怎麽回事，美君發現自己已經站在海南島一個混亂騷動的碼頭上，洶湧的人潮拚命地要擠上大船，丈夫在另一個港口，失去了聯係。
海南島的正式大撤退，是一九五零年的五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在半年前成立，但是在沿海、在西南，還有戰事。很多的國軍部隊，是在解放軍的炮火一路追擊下被逼到了碼頭邊。奉命負責掩護撤退的部隊，邊打邊退，好不容易最後到達了碼頭，卻隻能在岸上看著軍艦迅速起錨逃離。炮火直接射到了船舷，船上的人，不得不淚眼汪汪看著掩護自己上船的袍澤被拋棄。碼頭上的傷兵絕望地倒在地上放聲痛哭，沒負傷的兵，像是到了地球的邊緣，後麵是家鄉阻隔在萬裏烽火之外，前麵是完全背棄了你的汪洋大海。
上了船的國軍部隊，這時也傻了。徐蚌會戰中犧牲慘重的六十四軍，三月間在海南島緊急上了船，七千官兵中還有一千多個是一路“抓”來的青壯少年。
急難中，船要開往台灣了，可是，台灣在哪裏？開軍艦的人都不知道。
在炮火射程外的安全海麵上，海軍拿出地圖來找台灣的位置。
士兵問長官，“什麽時候才到那個地方啊？”
軍官說，“我也不清楚，反正到時候你就知道了，到的那個地方叫‘台灣’，我沒去過，你也沒去過，聽說那地方不錯。”
六十四軍的軍官簡步城安慰惶惑的士兵，但是心裏慌得厲害。他自己都不知道台灣是在東西南北哪個方位。從冰天雪地如蘇武牧羊的絕境中一路打到海南島，心力和體力的透支，已經到了人的極限。安慰了士兵，他再來安慰自己：人生的路，太累了，反正去那個叫“台灣”的地方，隻是暫時“躲躲雨”吧，也好。
他作夢都沒想到的是，這一場“雨”啊，一下就是六十年。
臉色蒼白的美君在碼頭上，才從產房出來沒幾天，懷裏抱著熟睡的嬰兒，但是，別搞錯，從淳安抱出來的那個孩子，已經帶到湖南的老家，讓奶奶保護，此刻在懷裏安然閉著眼睛的，是在海南島出生的應達。
叫他“應達”，是想，隻有在這樣的亂世裏，方才明白，要“到達”自己想去的地方，是件多麽不容易的事；就讓這嬰兒帶來“到達”的希望吧。
大船無法靠岸，無數的接駁小船擠在港內碰來撞去，亂哄哄地來回把碼頭上的部隊和眷屬接到大船邊，然後人們攀著船舷邊的繩梯大網像蜘蛛一樣拚命往上爬。很多人爬不動，抓不住，直直掉下海，“慘叫啊，一個一個噗通噗通像下餃子一樣”，美君說。
炮聲聽起來就在咫尺之處，人潮狂亂推擠，接駁小船有的翻覆了，有的，快到大船邊了，卻眼睜睜看著大船開動，趕不上了。港內的海麵，到處是掙紮著喊救命但是沒人理會的人頭，碼頭上一片驚惶，哭聲震天。
如果你站在碼頭上望向海麵，用想象力變魔術“咻”地一聲倒退一百米，彷佛電影默片，你看見那水麵上，全是掙紮的人頭，忽沈忽浮，浮起時你看見每一雙眼睛都充滿驚怖，每一張嘴都張得很大，但是你聽不見那發自肺腑的、垂死的呼喊。曆史往往沒有聲音。
皮箱，無數的皮箱，在滿布油漬的黑色海麵上沉浮。
3，碼頭上
高雄，一個從前沒聽說過的都市，那兒的人皮膚曬得比較黑，說一種像外國話的方言。丈夫在動亂中失去聯係，卻有兩個兵跟著她，臂彎裏是吃了就睡，醒了就吃的應達。
美君打量一下周遭：滿街擠著麵孔淒惶、不知何去何從的難民。五月天，這裏熱得出奇，但是很多難民身上還穿著破爛的棉衣，脫下來，裏麵是光光的身體，不好看；留在身上，又濕熱難熬。一場急雨打下來，碼頭上的人群一陣狼狽亂竄，其實沒有一片屋簷可以逗留，於是幹脆就坐在地上，大雨傾盆。
部隊散了，丈夫走失，美君不再有“軍眷”的身分，一下碼頭就沒有人管她了；兩個傳令兵，也是家鄉的莊稼子弟，沒有兵籍。美君，其實不明白什麽叫曆史的大變局，但是她很快地察覺到事態的嚴重，此時此刻，除了自己，別無依靠了。
美君掏出身上藏著的五兩黃金，找到一個叫苓雅市場的地方，頂下一個八台尺見方——也就是二米四乘二米四——的菜攤子，開始獨立生存。晚上，兩個莊稼少年睡在地上，她就摟著嬰兒躺在攤子上，共蓋一條薄被。
早上天還沒亮就起來，她指揮著兩個少年去買了幾個大西瓜回來，切成薄片，放在一片木板上，要少年到碼頭上去叫賣。碼頭上，撤退的部隊和難民像潰堤的大水般從一艘一艘的大船流向碼頭；她計算的是，在碼頭上熱天賣西瓜，一方麵可以掙錢，一方麵可以尋人——丈夫如果還活著，大概遲早會在碼頭上出現。
美君的小攤擴張得很快。這個淳安綢緞莊的女兒冷眼旁觀，很快就發現，難民在建築自己的克難之家。他們需要竹片、釘子、鐵錘、繩子等等“建材”，於是她的攤子就多了五金。她也發現，山東人特別多，於是她的攤子上馬上有一袋一袋的麵粉。南腔北調的難民進到市場，知道來美君這個攤子不但什麽都可能找到，而且這個攤子的女主人能說國語，活潑大方，能言善道。
美君脫下了細腰身的旗袍，開始穿寬鬆的連衣裙，給孩子喂奶，也做肩挑手提的粗活。
但是能言善道的美君也有沉默的時候。她常一個人騎著那輛送貨的男用腳踏車，來到碼頭。把車停在一個巨大的倉庫大門前，她就倚著腳踏車望向碼頭和海港。軍艦緩緩進港，軍艦緩緩出港；人潮匯入碼頭，人潮一會兒散盡。汽笛聲回旋在海港上頭，繚繞不去。
一九五三年，攤子已成小店，美君抱著一歲的女兒，女兒叫“應台”。
穿著製服的港警，巡邏時經過倉庫大門，看到這個體型纖弱的年輕外省女人，不免多看一眼。
4，美君回家
美君從此不能見河，一見河，她就要說：“這哪裏能和我們老家的河比……”我從小就聽她說：“新安江的水啊，”她總是絮絮叨叨地說，“是透明的！”第一層是細細的白沙，第二層是鵝卵石，然後是碧綠碧綠的水。抓魚的時候，長褲脫下來，站進水裏，把兩個褲腳紮緊，這麽往水裏一撈，褲腿裏滿滿是魚 ……美君說完，總還要往我看看，確定我是不是還聽著，然後無可奈何地歎一聲氣：“唉！對遊彈琴啦，講給你聽，你也不會相信，你根本就沒見過那麽清的水嘛！”
牛，她總說“遊”，所以“牛奶”，就是“遊來”。
她沉默一會兒，又說：“有一天，有一天要帶你回去看看，你就知道了。”聲音很小，好像在說給她自己聽。
我這個高雄出生的女兒，對長江、黃河都無從想象，但是自小就知道有那麽一條新安江——江在哪裏其實也毫無概念，連浙江在江蘇的上麵還是下麵，左邊還是右邊都不十分清楚——但我知道，新安江水是世界上最幹凈的水。
這個女兒長大以後，帶著美君去看阿爾卑斯山裏的冰湖，去看萊茵河的源頭，去看多瑙河的藍色風光，美君很滿意地發出讚美：“歐洲實在太漂亮了！”然而還沒走出幾步，她就要輕輕歎一口氣。我故意不回頭，等著，果然，她說：“可是這水啊，跟我們新安江不能比……”
美君在台灣一住就是六十年，學會了當地的語言，也愛上了亞熱帶的生活，異鄉已經變成了故鄉。那新安江畔的故鄉嘛，一九五九年建水壩，整個古城沉入千島湖底。她這才相信，原來朝代可以起滅、家國可以興亡，連城，都可以從地球上抹掉，不留一點痕跡。
一九八七年，台灣政府終於允許人們回鄉探看以後，鄉親們紛紛結伴還鄉；也許人事全非，但故鄉，總歸是故鄉吧，可是淳安來的美君卻冷冷地說：“回去？回去看什麽呢？”
“看不到城，”美君的女兒，我，說，“看人總可以吧？”
距離美君離開淳安半個世紀之後，一九九五年九月，七十歲的美君，第一次回到了淳安，不，現在叫千島湖鎮了，而且是個新興的小鎮，“樹小、牆新、畫不古”的新興的小鎮，在一個小島上。
“島？千島？”美君不悅地糾正我，“以前都是山，千山啦，什麽千島。”
當然，水淹上來，老城沉進水底，山頂突出成島，千島湖曾是千山鄉，美君確實沒想到五十年的“滄海桑田”竟是如此具體！
“這次回來，我一定要找到我父親的墳，”美君說，“做了水壩，墳遷走了，遷去了哪裏？好幾年，我都夢見他，他從墳裏出來，臉是綠的，水草的顏色，他說，女兒啊，我冷啊，你一定要想辦法把我遷走……”
一圈圍坐著的親戚突然安靜下來，我從一張臉望向另一張臉：這真是極複雜的安靜；美君的話，在他們耳中簡直“迷信”得駭人，卻又不好傷老人家的感情。
“湖很大，一千多個島，”他們猶豫地說，“我們隻記得一個大概的範圍，墳怕不好找……”
“可以試試看。”美君說。
一個親戚說，“我們這兒是可以遙祭的，就是對著那個方向祭拜，大姊你遙祭也可以吧？”
我看看美君，她也正瞧著我。啊，我知道這個彪悍的女生要發作了。
“我在台灣遙祭了五十年，”美君頓了一下，臉色很不好看，然後一口氣說出來：“我遙祭了五十年，你們覺得，我今天人千裏迢迢到了淳安，是來這裏遙祭的嗎？”
又是一陣安靜。
“……火燒船事件以後，”親戚麵有難色，“租船管製很嚴……”
“我是淳安的女兒，”美君還是寒著臉孔，說，“找父親的墳是天經地義的。”
第二天，終於找來了一艘汽艇，還雇來了一位熟識水路的船夫，船夫帶著老城的記憶，彷佛心中有一個隱藏的導航係統，看穿湖水，將每一座島回複成山，認出哪座山在哪座山的什麽方位。
汽艇在六百平方公裏的水麵上穿梭，掠過一個又一個大大小小的島，煙波浩渺，千島湖看起來素樸純凈，原始自然，但是我們的眼睛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無數個聳立水麵的荒島，其實既非島，也不荒，那曾是山，母親年幼時攀爬過、野餐過的地方。水麵下，曾經是一片又一片的果園，母親曾經讓大人牽著手去收租的地方。這一片荒野素樸，曾經是沃土富饒，水麵上看起來洪荒初始，水麵下曾有綿延千年的人文繁華。
我們看起來像遊客，我們不是遊客。
水花噴濺，滴在手上覺得潤涼。猴島，很多猴子，想上去看看嗎？不想。
蛇島，很多蛇，想看看嗎？不想。
我們隻想看一個島，尋找一個島，在這一千個島中。
船噗突噗突慢下來，船夫認為應該在附近了，親戚們三三兩兩站在船頭眺望水麵，前麵有一個不起眼的小島；美君的表妹皺著眉注視，猶疑了一會兒，然後說，“這裏，”她指著那個島，“就是這裏。”
她指的這個小島還沒一個房頂大，雜草叢生，近水處是一片禿禿的黃土。我們跳上泥濘的灘。參與了當年遷墳的表妹邊回憶邊說，“那個時候，是小表哥挑上來埋在這裏的，原來以為已經遷得夠高了，沒想到……”
沒想到水漫淹到山的頂尖，現在美君看見的是兩塊破磚頭泡在水裏，就在水麵接觸黃土的那條波在線。風很大，吹得人睜不開眼，美君的白發淩空飛揚，我緊緊扶著美君，滿耳呼呼的風聲，還有美君模糊的、破碎的語音，“……爸爸——我來了，我就知道，你明明跟我說你很冷……”
湖浪挾著些許水草，打著若隱若現的磚塊。那磚浸泡已久，土紅的表麵已有綠苔。一炷香燒了起來，青色的煙像柔弱無骨、有所祈求的手臂，隨風沒入天水無色之中。
離開淳安，我們經由山路往建德，這是那年緝私船檢查私鹽的地方。小汽車在石子路上顛簸，爬上一個陡坡，又急急盤旋而下，車後一團灰塵，路邊的樹木也蒙著一層灰白，但千島湖的水光不斷地透過樹影閃爍。或許累了，美君一路上不太說話，我推推她：“喂，你看，這也是新安江水啊，水多清啊！”
她望向車窗外，疲倦地把頭靠在玻璃上，輕輕地說，“是嗎？”
我伸出手去環著她瘦弱的肩膀。
5，上直街九十六號
這幾年，美君不認得我了。
我陪她散步，她很禮貌地說，“謝謝你。有空再來玩。”
每隔幾分鍾，跟她說一遍我是誰，她看看我，閃過一絲困惑，然後做出很有教養的樣子，矜持地說，“你好。”
奇怪的是，連自己的獨生女兒都不記得了，她卻沒忘記淳安。
開車帶她到屏東的山裏去，她一路無言，看著窗外的山景，突然說，“這條路一直下去就會到海公祠，轉一個彎，往江邊去，會經過我家。”
從後視鏡裏看她，她的麵容，即使八十四歲了，還是秀麗姣好的。
我問她，“你是應美君嗎？”
她高興地答，“是啊。”
“你是淳安人嗎？”
她一臉驚喜，說，“對啊，淳安人。你怎麽知道？”
天黑了，帶她上床，幫她蓋好被子，她怯怯地問，“我爸爸在哪裏？我媽媽呢？”
我決定去一趟淳安，找餘年春。
美君此生看不見的故鄉，我去幫她看一眼。
餘年春，是美君的同村同齡人。幾年前三峽建水壩，中國政府為百萬人的遷移大費周章，建新村、發償金，還有老居民死守鄉土不退。餘年春看得熱淚盈眶，看不下去了。
他回想起一九五八、五九年，淳安人是在什麽情況之下被迫離開祖輩已經生活了一千多年的故鄉的。
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提出“趕英超美”的口號，在共產黨八大預備會議中，他熱切地說，共產黨要“完全改變過去一百多年落後的、被人家看不起的、倒黴的那種情況，而且會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這是一種責任。否則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
在這種思維的推動下，開發新安江成了急切的重大項目。三十萬淳安人，為了“國家”整體的進步，必須遷走。一個個村子化整為零，一個個大家族被拆開，從薪傳千年的家鄉土壤發配到百裏千裏以外分散各省的窮鄉僻壤。
結果就是，到了任何一個陌生的村子，淳安人在當地人眼中，都是一群語言不通、形容憔悴、貧無立錐之地的“難民”了。家裏沒有一張八仙桌可以帶得出來，也無法跟當地冷眼瞧著你的人解釋：“嘿，我家喂狗的碗，都是宋朝的瓷器！”一向以“詩書傳家”為榮的淳安人，如今一身孑然，滿腹辛酸，淪為困頓襤褸的新移民，又從刀耕火種開始。
如果美君在一九四九年沒離開淳安，她就會和她今天仍舊思念的爸爸媽媽，還有她自己的孩子，經曆被迫遷徙的這一幕：
諫村是淳安遠近聞名的大村，全村二一四戶，八八三人，也是一個非常富裕的地方，村莊臨溪而築，依山而建，黛青瓦，雕梁畫棟。一九五九年三月，通知我們移民，一隻雕花大衣櫃收購隻給一元二角八分錢。一張柏樹古式八仙桌隻賣六角四分……到了四月三日，搬遷的那天，拆房隊已進了村，邵百年的母親坐在椅子上呼天嚎地哭叫著不肯走，拆房隊繩子捆上他家房子的棟梁，幾位拆房隊的人把這位老人連人帶椅子一起抬出門外，房子也就頃刻倒下了。
帶著一點不甘心和不服氣，八十幾歲的餘年春費了五年的時間，把千島湖水底的淳安城一筆一筆畫出來。故鄉的每一個祠堂、寺廟、學校、政府建築，每一塊空地、每一條溝渠、每一條街和巷弄，以及街上的每一戶人家和店鋪——哪一家比鄰哪一家，哪一家的主人姓誰名誰、店鋪什麽名號，巨細靡遺，一點不漏。餘年春找出零落四方的鄉親老人，一個一個詢問，一件一件比對，然後用工筆，像市政府工務部門的官方街道圖一樣，細細地還原了被奪走的故鄉風貌。
打開在我眼前的，是一幅滾動條，淳安古城的“清明上河圖”，我第一次，看見屬於美君的新安江畫像。
麵對著這張不可思議的圖，我問，“您知道美君的家在哪裏嗎？”
“知道，”餘年春說，“上直街九十六號。”
他彎腰，把上直街九十六號指給我看；真的，如美君所說，就在新安江畔。
“不會錯吧？”我問。
“絕不會錯，”老人十分篤定地說，“你看，美君的父親叫‘應芳苟’，這圖上寫著嘍。”
彎下腰細看，上直街九十六號的那一格，果真寫著“應芳苟”三個字。
“那麽，”我沉思著，“美君在一九四九年離開的城門，有兩個石獅子守著的那座城門，走向杭州，然後從此回不了頭的，會是哪一個城門呢？”
“在這裏。”老人用手指在畫上標出城門的位置。
三米長的滾動條，張開在一張狹窄的木床上，窗外的光，因為窗子老舊，也隻能透進來一點點。在這局促而簡陋的房間裏，連一張書桌都沒有，他顯然得跪在地上作畫。餘年春一筆、一筆，畫出了全世界沒有人在乎，隻有他和美君這一代人魂縈夢係的水底故鄉。
回到千島湖畔的飯店，我開始看那水底淳安的錄像帶。
當地政府為了觀光的需要，派了攝影隊潛入幾十公尺深的湖底，在古城沉沒四十年之後，去看看水草中閉著曆史的眼、沉睡的淳安。
湖底深處，一片地心的漆黑；攝影隊的燈，在無邊無際的幽暗中，像一隻太小的手電筒，隻能照亮小小一圈。鬱鬱的水藻微顫，一座老屋的一角隱約浮現，精琢的雕花，厚重的實木——這，會是美君當年天涯漂泊、如今至死不渝的雕梁畫棟嗎？
緩慢的光，沒照到城門口那對石頭獅子，但是我總算知道了：他們仍在原來的位置，美君一九四九年冬天回頭一瞥的地方。
6，追火車的女人
美君緊緊抱著嬰兒離開淳安，在杭州上車時，火車站已經人山人海；車頂上綁著人、車門邊懸著人、車窗裏塞著人、座位底下趴著人、走道上貼著人。火車往廣州走，但是在中途哪一個荒涼的小鎮，煤燒光了，火車不動了。於是有軍官出來當場跟乘客募款，搜集買煤的錢。
火車又動了，然後沒多久又會停，因為前麵的一截鐵軌被撬起來了，要等。等的時候，美君說，旁邊有個媽媽跟一路抱在懷裏的四、五歲大的孩子說，“寶寶，你等一下哦，不要動。”
女人爬過眾人的身體，下了車，就在離鐵軌幾步之遙的灌木後頭蹲下來小解，起身要走回來時，車子突然開了。
“我們就眼睜睜看著那個女人在追火車，一路追一路喊一路哭一路跌倒，她的孩子在車廂裏頭也大哭，找媽媽，但是誰都沒辦法讓火車停下……”
“你記得她的臉嗎？”我問。
“我記得她追火車的時候披頭散發的樣子……”
美君半……不說話，然後說，“我常在想：那孩子後來怎麽了？”
火車到了湖南衡山站，美君跟兩個傳令兵抱著孩子擠下了車。
想到那個追火車的女人，她決定把懷裏的嬰兒交給衡山鄉下的奶奶。這樣的兵荒馬亂，孩子恐怕擠也會被擠死，更別說在密不通風的車廂裏得傳染病而暴斃。一路上，死了好幾個孩子和老人。
應揚，讓奶奶抱著，在衡山火車站，看著美君的火車開走。他太小，連揮手都還不會。
美君繼續南下，到了廣州。丈夫，帶著憲兵隊，駐守著廣州天河機場。
7，不能不遇見你
我到了廣州。
問廣州人，“聽過天河機場嗎？”
搖頭。沒有人知道。
問到最後，有個人說，“沒聽過天河機場，但是有個天河體育中心。”
到了天河體育中心。龐大的體育館，四邊的道路車水馬龍，哪裏還有一點點軍用機場的影子？可是一轉身，大馬路對麵有一片孤伶伶的老牆，旁邊是個空曠的巴士轉運站，而這堵老牆上寫的字，讓我吃了一驚。“空軍後勤廣州辦事處”，好端端寫在那裏，竟然是一九四九年之後不再使用的正體字。
好了，那真的是這裏了。
美君的丈夫龍槐生，帶著他的憲兵隊嚴密防守天河機場。不多久，他認為是自己一生最光榮的任務來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先總統搭中美一號蒞天河機場，時有副總統李宗仁、行政院長閻錫山等高級首長在機場相迎，在此期間夜以繼日督促所屬提高警覺，以防不測。”
我翻著槐生手寫的自傳，心想，爸爸，一九四九年五月，蔣介石已經下野，不是總統了，而且，五月的時間你也記錯了吧？那時首都南京已經易幟，上海即將失守，蔣介石搭著太康艦和靜江輪來回於浙江沿海和台灣各島之間，到處考察形勢，思索將來反攻的據點要如何布置，五月他沒去廣州啊。你看，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蔣的日記寫的是他對澎湖的考察：
昨晡在賓館附近沿海濱遊覽，瞭望對岸之漁翁島，麵積雖大但其標高不過五十公尺，亦一沙灘樹木極少，植物難產。聞動物除印牛種較壯大外，餘亦不易飼畜，以其地鹹質甚大，無論動植皆不易生長，而且台風甚多。惟其地位重要，實為台灣、福州、廈門、汕頭之中心點，不惟台灣之屏障而已。初到忽熱甚悶，入浴晚課，聽取夏功權廈門情形報告，後十時就寢。
三十歲的憲兵連長龍槐生在認真駐守天河機場的時候，自然不會知道，那巨大的曆史棋盤，已經定局，他也是一個過了河的卒子。但是他看到人潮，逃難的人潮，流過天河機場前麵的大馬路，往黃埔碼頭湧過去。他並不知道，在他眼前湧過去的人潮裏，有來自山東的五千個中學生，流亡了幾千裏，他們的校長們正在和國軍的將領協商，孩子們要怎樣才能搭上前往台灣的船。那個“其地鹹質甚大，無論動植皆不易生長，而且台風甚多”的澎湖島，正張口等著他們到來。
這年，物理學家朱經武才七歲，喜歡玩泥巴、抓泥鰍、把破銅爛鐵亂湊在一起發熱發電。
這年，香港科技大學的校長、創下高溫超導世界新紀錄而著名的物理學家朱經武，才七歲，喜歡玩泥巴、抓泥鰍、把破銅爛鐵亂湊在一起發熱發電。他跟著父母兄弟姊妹一家八口，加上一個老祖母，從武漢坐船搭車，一路南下，臨出門前還把一隻小黃狗抱在身上，帶著走天涯。沒想到狗一上火車，從窗口一躍而出，不見蹤影，小小經武差點哭了出來。
朱爸爸是美國華僑，上波特蘭的航空學校，學習飛機駕駛。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二十六歲意氣風發的朱甘亭熱血奔騰、日夜難安，於是決定人生大急轉：他把自己心愛的哈雷重型機車送給一個好友——好友被他的“壯士斷腕”嚇了一跳；朱甘亭轉身就離開了舊金山，飛到南京，報名加入了中國空軍。
一九四九年五月的這個時候，朱家到了廣州；朱甘亭上尉讓家人先到黃埔碼頭，直接在船上等候，因為他負責剩餘物資的處理，必須押一箱空軍後勤的黃金上船。他說，我隨後就趕到，船上相會。
“可是，”經武說，“我們在船上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半夜，爸爸一直不來。碼頭上滿滿是上不了船、露宿的難民，而船馬上要開了，爸爸還不見。我媽又急又怕，祖母也滿臉憂愁。到最後，清晨兩點，爸爸終於出現了，氣急敗壞的，趕得滿頭大汗。原來，爸爸的吉普車，經過天河機場時，不知怎麽裝黃金的箱子掉了下來，散了一地，被駐守天河機場的憲兵隊給攔住，不管怎樣就是不讓他帶走，他交涉到半夜，還是不放行，最後隻好空手趕了過來。”
“什麽？”我問，“你是說，天河機場的憲兵隊？”
“對啊，”經武答說，“那一箱黃金就被憲兵隊拿走了。他自己也差點脫不了身。他如果沒趕上船，我們大概從此就拆散了，一家人以後的命運——包括我自己，很可能就兩樣。”
“慢點慢點朱經武，”我說，“你是在講，我爸爸搶了你爸爸一箱黃金？”
他笑了，有點得意，“可以這麽說。”
“不要笑，我記得龍爸爸的自傳好像有提到黃金。你等等。”
在港大柏立基學院的寫作室裏，我從書架上把父親的自傳重新拿下來，找到了天河機場那一頁：
一九四九年五月，在廣州停留待命，負責天河機場警戒。並在機場到香港的沿路加派雙哨，以確保機場安全。時有一走私集團劉姓首腦，拿出黃金五百兩私下賄賂，要我放行二十輛卡車私貨，我雖未負緝私任務，但立即嚴詞拒絕，並報請上級處理。
我指著這一段，一字一句念給朱經武聽，然後反問他，“怎樣？朱爸爸那時不姓劉吧？”
8，追火車的小孩
在夜車裏，從廣州東站駛往衡陽站。晚上十一點發車，清晨五點鍾可到。
總路程五百二十一公裏。這個裏程數，我開過。一九八七年，第一次去柏林，就是開車去的，從法蘭克福開到仍在圍牆中的柏林，是五百六十公裏。
一進入東德區，所謂公路其實就是一條被鐵絲網、探照燈和監視塔所圍起來的一條出不去的隧道。接近關卡檢查哨時，看到穿著製服的邊境守衛，有一種恐怖的感覺。
都是回鄉的人吧？廣州東站的候車室裏，起碼有上千的人，聚在一個大堂裏，聽見的全是熟悉的湖南話。很多民工，帶著鼓鼓的麻袋——都是那種紅藍白三色條子的大口麻袋，大包小包的，全身披掛。出來打工的人，這很可能是兩三年才一次的回鄉。家裏的孩子，可能都認不得自己了。
人們安靜地上車，一入廂房，放好行李，爬上自己的鋪位，就把燈滅了。燈滅掉的那一刻，整個世界就沒入鐵輪轟轟隆隆的節奏裏。行駛中的夜行火車永遠是浪漫的，車廂像個秘密的、無人打擾的搖籃，晃著你疲倦的身體；韻律勻勻的機械聲，像一頂溫柔的蚊帳，把你密密實實地罩在搖籃裏。
美君從廣州站上車，李佛生，那兩位淳安一同出來的莊稼少年之一，陪著她走。廣州半年，美君看見了更多的生死離散；她決心回到衡山，無論如何把孩子帶出來，係在身邊。可是，她還沒想到，分隔半年，孩子也不認得她了。
我在二零零九年走的這五百二十一公裏鐵路，就是一九四九年九月美君走過的鐵路。
美君的火車在清晨到了衡陽，不走了。前麵到衡山的鐵軌被爆破，斷了。火車裏的人，心急如焚，麵臨抉擇：是坐在車裏等，還是下車走路？
那個時代，每一個小小的、看起來毫不重要的片刻的決定，都可能是一輩子命運的轉折點。
清晨五點，我跨出衡陽火車站，冰涼的空氣襲來，像猛烈的薄荷，一下子激醒了我。大霧鎖城，一片白茫茫。天色猶暗，車站前廣場上已經站了很多人，這時紛紛湊上前來，口裏低低呼著地名：
攸縣！攸縣！
祁陽！祁陽！
長寧！長寧！
永州！永州！
每次火車從衡山站裏開出來，我老遠就從屋子裏衝出去，拚命往鐵軌那邊跑，往火車跑過去，我去追火車，一路追一路喊媽媽媽媽……
永州？我趕快看那個呼喊“永州”的人，迷霧裏站著一個駝著背的老先生。
怔怔地站在那裏，我看著他：如果現在跟著他走，沒多久我就會到了永州，那是柳宗元寫“永州八記”、“捕蛇者說”的地方啊。為了柳宗元，我特別跟著這老先生走了一小段路，在廣場邊那個寫著“永州”的牌子前，深深看一眼。
應揚來接我。車子駛出了有路燈的衡陽市區，進入鄉間公路，車燈照出去，像在濕漉漉的雲裏遊泳一樣，上下前後遠近，隻有茫茫霧氣，路都看不見。如果突然有個大坑，車子會直衝進去。
美君很快地做了決斷：下車走路。
她帶著佛生，下了火車，開始沿著鐵軌往北走。從衡陽到衡山，沿著鐵軌走，大約是四十公裏。美君和佛生一直走、一直走，在路上看見，鐵軌斷成一截一截的，枕木燒得焦黑。美君走得腳起泡，佛生就把臂膀伸出來，讓她扶著走。走到第二天，遠遠看見了衡山車站，她心裏一鬆懈，腿就軟了下來，摔在鐵軌上。
我沒有想到，二零零九年的衡山火車站，和美君所描述的一九四九年的衡山火車站，幾乎一樣。木頭窗子一格一格的，玻璃上一層多年累積陳舊的灰，從外麵望進去，朦朧朦朧的，有一個老人拿著掃把畚箕專心地掃地。冬日淡淡的陽光，從窗格子裏射入，把那人的影子拉得好長好長，一直長到剪票口。剪票口，也不過是兩條木頭扶手。
這時南下北上都沒車。候車室裏一個人也沒有，靜悄悄的，牆上一個大壁鍾，我想，我幾乎可以聽見那分針繞圈遊走的聲音，也看得見那陽光在地麵上移動的速度。
我穿過空空的剪票口，像旅客一樣，走到月台上，立在鐵軌邊，看那鐵軌往前伸展，伸展到轉彎的地方。這就是美君和應揚分手的月台。
我有一種衝動。
我想跳下月台，站到那鐵軌上，趴下來，耳朵貼著鐵軌，聽六十年前那列火車從時光隧道裏漸漸行駛過來、愈來愈近的聲音。
然後它愈走愈遠。
美君和佛生離開了鐵軌，沿著泥土小路到了山凹裏的龍家院。那兒滿山遍野是油桐樹，開滿了花苞，還沒有綻放。水田現在已幹，稻子半高，但是荒蕪的不少。走在田埂上，迎麵而來幾個鄉親，美君不認得他們，他們卻認得這是槐生的杭州媳婦，咧開嘴來笑著和她打招呼。一個肩上用一根扁擔扛著兩隻水桶的族兄，還把水桶擱下來，就在那狹小的田埂上，問槐生族弟是否平安，也問她戰爭打到了哪裏。
我站在龍家院的田埂上，應揚跟挑水過來的大嬸介紹：“這是我妹妹。”
他說“妹妹”的時候，第二個“妹”字也用四聲，說的很重，聽起來就是“這是我妹魅”。不一會兒，就圍了一圈龍家院的族人，都姓龍。應揚一個一個介紹給我：
這一位，是你的哥哥。
這一位，你應該叫表姊。
這一位，是你的叔叔……
圍了一圈人，各種親屬的稱謂，全用上了。
“我記得你媽媽，杭州小姐，燙了頭發的。”一個老婆婆說。
“對，我也記得，她還從城裏帶了一個收音機來。”一個叔叔說。
“她很好，穿旗袍，來這裏住破房子，一點也不嫌。”
我站在那棟門窗都空了的紅磚房子前麵，看了很久，已經沒有人住，茂盛的野草長在屋頂上，也長在屋前和屋後的野地裏。就是這一棟頹敗的紅磚房，美君來接她的孩子龍應揚。
可是孩子躲在奶奶的後麵，死命抓住奶奶的手，滿麵驚恐地瞪著眼前這個要帶他走的女人。他又哭又鬧，又踢又打，怎麽也不肯接近她。
第二天，又回到衡山火車站。鐵軌延伸到轉彎的地方，剪票口這邊南下的月台上，火車已經進站了，又是人山人海，弧形的車頂皮上，爬滿了人。在門邊，有人用一隻手緊緊抓著門上的鐵杆，身體吊在車外。每一個車窗，都被人體堵塞。
美君心亂如麻，伸手要接過孩子，孩子就像觸電一樣大哭。奶奶本來就舍不得，眼看著火車要開了，老人家趁機說，“那……那孩子還是留下來比較好吧？”
向來果敢的美君，看看孩子哭得發漲的紅臉，看看火車裏大難臨頭的擁擠，這時猶疑了。她把手伸出去，又縮了回來，縮了回來，又伸出去。
哨聲響起，火車要動了，千鈞之重，都在一瞬間。
美君鬆開了手。
她對佛生說，“那，我們上車吧。”
然後轉身拉起奶奶的手，說，“我們——很快就回來。”
佛生把她，像貨物一樣，從車窗塞進去。
龍家院的族人一會兒重新挑起扁擔幹活去了，我和應揚走在田埂上，邊吃橘子邊談天，我問應揚，“後來，你對媽媽有任何記憶嗎？”
應揚一下子就紅了眼眶，六十歲的人了，一說到衡山火車站，還要哽咽。
“隻有一個印象留下來，就是——媽媽在火車裏，頭發卷卷的。後來，長大一點，看到別人都有媽媽，隻有我沒有，很難過。開始的時候，奶奶還騙我說，我就是你的媽媽，後來當然騙不住了。”
應揚的眼睛深凹，特別明亮。一九八五年第一次找到他的時候，我從美國特地飛到廣州去“認”這個失落的哥哥。在滿滿的人群中，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是他，這就是他。”應揚皮膚黝黑，穿著農民的粗布，帶著底層人民的謙抑神情，過了一輩子挑扁擔、耕土地的生活，但是他臉上有美君的一雙深凹、明亮的眼睛，在洪水般湧動的人潮中，我一眼就認得。
應揚抑製著情緒，停了一下，然後繼續說，“小時候，每次在外麵受了委屈，譬如講，老師跟同學指著你的鼻子說，‘你爸是國民黨！’那就像拿刀砍你一樣，我總是想，如果媽媽在，多好，隨時可以回家對媽媽痛哭一場，可是一想到這裏，就更難過。每次火車從衡山站裏開出來，經過龍家院速度都還很慢，我老遠就從屋子裏衝出去，拚命往鐵軌那邊跑，往火車跑過去，我去追火車，一路追一路喊媽媽媽媽媽媽……我看到任何一個短頭發燙得卷卷的女人，都以為那是我媽——可是我媽永遠在一輛開動的火車裏，我永遠追不上……”
9，最普通的一年
和應揚走在田埂上，幾株桃樹，枯枝椏上冒出了一粒粒嫩色的苞，襯著後麵灰色的天空和黛色的山巒起伏，像一個超大的美麗畫布，前景還有一隻水牛坐在空地裏，悠悠晃著尾巴趕果蠅，一派恬靜悠閑的農村風光。槐生，一個中國農村的孩子，非常具體的，就在現在我踩著田埂的龍家院的土地上長大。
一個出生在一九一九年的湖南小孩，他的這片土地，是怎樣的一片土地呢？
我翻開《衡山縣誌》。
槐生出生的前一年，民國七年，等著他到來的世界是這樣的：“四月，北洋軍閥吳佩孚部隊與南軍在湘江、水沿岸混戰，奸淫擄掠。青壯男女進山躲兵，成片稻田荒蕪。七月，苦雨、兵災、水災交加，農民苦不堪言，拖兒帶女，外出逃難”。
槐生兩歲那一年，衡山“五十多天不雨，田土俱涸”，“饑民成群外出乞食，或以野草充饑”。
五歲那年，大水滾滾從天上來，“湘江、洣河沿岸民房未倒塌者寥寥無幾，災民露宿兩三個月之久”。
十二歲那年，“大雨兼旬，山洪驟發”。
十五歲那年，“久晴不雨，大旱成災……饑民采野草、剝樹皮、挖觀音土充饑。秋，旱災慘重，近百所小學停辦”。
十七歲那年，山洪爆發，“農民外出成群乞討”。
十八歲那年，絲蟲病流行，湘江、洣水暴漲，衡山重災。
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那一年，大旱，加上兵燹，大部分田土失收。秋天，瘧疾流行，衡山死亡兩千多人。國共戰爭全麵爆發、烽火焦土的一九四六年，縣誌是這麽寫的：
衡東境內發生嚴重饑荒……饑民覓食草根、樹皮、觀音土，霞流鄉餓死一百八十九人，沿粵漢鐵路一線有數以萬計的人外出逃荒。
六月，天花、霍亂流行。秋，患病率達百分之二十四，死亡率逾百分之五，邊遠、偏僻山區缺醫少藥，情況更為嚴重。莫井鄉八三五五人，患瘧疾的達四二一一人。
唉，我再往前翻翻，看看比槐生早生十幾年的湖南孩子怎麽長大，縣誌說的簡直就一模一樣：
民國三年，軍閥作戰，衡山境內初等小學由一百六十所減至十八所。
宣統元年（一九零九），水旱蟲災交加，農民靠樹皮、野草充饑，成群結隊出外乞討，賣兒鬻女，死於溝壑者比比皆是。
光緒三十二年（一九零六），連降暴雨，湘江、洣水橫流，發生“光緒丙五”大水災。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大旱災。災情慘重。
沈從文這個湖南孩子就比槐生大十七歲，一九零二年出生在湘西鳳凰鎮。
九歲那一年，也就是一九一一辛亥革命的時候，野孩子沈從文看見的家鄉是“一大堆肮髒血汙的人頭，還有衙門口鹿角上，轅門上，也無處不是人頭”。
革命失敗了，官府到處殺造反的人。刑場就挑在沈從文常逃學玩水的河灘上。每天殺一百個人左右，看熱鬧的大概有三十個。抓來殺頭的，基本上都是無辜農民，後來殺的實在太多了，就把犯人趕到天王廟大殿前，擲筊。順筊開釋，陰筊殺頭。該死的農民，自動走向左邊去排隊，該活的，走向右邊。沒有人抱怨。
調皮的孩子每天到河灘上去看砍頭，一二三四屈指數屍體，要不然就興高采烈地跟著犯人到廟前看擲筊。人頭砍下之後，地上一灘血，那看熱鬧的大人們，欣賞殺頭之後，品頭論足一番，還要前去用腳踢踢那屍體，踹踹他肚子，最後覺得玩夠了，無聊了，便散開去。
一九一八年，十六歲的沈從文已經從軍，跟著地方部隊去“清鄉”。“清鄉”就是去鄉下搜索所謂的各路“土匪”。一到，成群的農民就被繩子捆了來，先打一頓皮開肉綻的板子，再加一頓呻吟慘叫的夾棍；酷刑之下，超過半數的人畫了供，第二天利落地推出去砍頭。
沈從文在一年多一點的時間裏，看了七百個人頭噴血落地。前兩年，地方道尹已經殺了兩千多人，一九一七年的黔軍司令，又殺了三千人。現在輪到沈從文的衛隊，“前後不過殺一千人罷了”！
水災、旱災、大饑荒，加上連年的兵災，人民成群外出逃難。中國廣闊的大地上，路在山與山間回轉，路上，全是移動的難民，倒在路旁的屍體，綿延數裏。
這回來衡山之前，我以為，一九四九年是如何慘烈、如何特殊的年代，翻開縣誌，燈下夜讀，每一個字都在呼喊，我才知道，啊，一九四九年，多麽普通的一年啊！
我和應揚坐在湘江的一葉小船上，老船夫把篙放下來，讓船在湘江的水上自由漫蕩。
10，扛著鋤頭聽演講
來到湘江畔一個寂寥的渡口。
剛好是黃昏，江麵上開始起霧，薄薄的陽光融進霧氣，一種朦朧的溫柔色調使對岸的民居映在水色天色裏，一片空靈。
一千年前，大學者朱熹和張栻就是在這條大江的一個渡口上岸，“朱張會講”的消息轟動士林，使得湘江畔“一時輿馬之眾，飲池水立涸”。
也是在這條大江的一個渡口，二十三歲的長沙師範學生毛澤東，在一九一六年的夏天，和好友蕭瑜用一把雨傘挑著一個小包袱，故意不帶錢，用“叫化子”的方式步行千裏去認識自己的土地，去鍛煉自己。想想，這不就是民國初年版的“嘻皮”（hitchhiking）走天下嗎？兩人又哄騙又耍賴地讓船夫渡他們過江。
徒步到了益陽，家鄉的農民情狀，蕭瑜記錄下來：
毛澤東和我上了船，但覺河水暴漲高與天齊。整個景色全然改觀，無數房屋、樹木給淹沒了，在洶湧的洪水中僅能見到樹梢和屋頂。船上擠滿了人，哭聲震天，母親呼叫兒女，兒女哭叫父母。
毛澤東對農民的苦難，是不陌生的。
步行千裏之後，兩人的衣服和草鞋都破爛不堪了，分手時，毛澤東急著回家，因為父母“給我做了兩雙鞋子，他們一定在等著我哩。”
三十二歲那一年，一九二五年，毛澤東對著湘江的煙波浩渺，一揮而寫“沁園春•長沙”：
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一九二六年二月，國民黨領袖汪精衛支持毛澤東出任新成立的國民黨農民運動委員會的委員，還兼任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所長；在毛的主導下，講習所開始到各個鄉村去鼓動農民，成立“農民協會”，教導窮人起來鬥爭地主和富人，隨著國民黨的北伐軍占領湖南，湖南的農民運動如野火騰空，一下燃燒開來。
長沙的孩子在巷子裏玩的時候，稚嫩的童音唱的歌是“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這首歌，六十年後的孩子也會哼，隻是歌詞不同，他們唱的是“兩隻老虎，兩隻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我和應揚坐在湘江的一葉小船上，老船夫把篙放下來，讓船在湘江的水上自由漫蕩。
“爸爸的自傳說，”我問應揚，“他七、八歲的時候，常常跟著他媽到處跑，去聽演講、參加群眾聚會什麽的，還說，他媽到過上海紗廠做工。”
脫下鞋襪，把腳伸進湘江水中，涼涼的，我想跟應揚求證的事很多。“祖母那麽一個湖南的農村婦女，又不識字，怎麽會去聽演講？怎麽有能力在一九二七年從衡山這種鄉下跑到上海紗廠去做工呢？”
應揚回說，“因為奶奶參加了農民協會，她是共產黨員啊。”
我嚇一跳，“奶奶在二零年代就加入了共產黨？”
“對，”應揚很稀鬆平常的樣子，“她跟我說過，她去聽毛澤東演講，還帶著七、八歲的爸爸。”
“啊？”我聽呆了。
“毛澤東到衡山來對農民演講，鼓動革命。祖母扛著鋤頭去聽演講，而且加入農民協會，跟群眾闖進地主家裏，打地主，她都做了。後來鬧得太凶了，人家地主回頭要來抓這些農民，黨才協助祖母這些貧農逃亡到上海。”
我明白了。
一九二七年初，毛澤東到衡山一帶實地考察了三十二天，結束以後提出了經典之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對湖南農民的打砸殺燒所作所為，是這麽描述的：
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把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土豪劣紳的家裏，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穀。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遊鄉……
然後毛澤東斬釘截鐵地說，這些農民做的，“好得很”，因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絕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
扛著鋤頭的農村婦女，帶著身邊六、七歲的孩子，到廣場上聽毛澤東演講。槐生，原來你也在那裏。
但是沒多久，七歲的槐生，開始上學了。他沒鞋子穿，打著赤腳走山路，隻有在下雪的時候，媽媽給他納好的粗布鞋，穿在腳上保暖。他每天要走好幾個小時的山路，到湘江支流河畔的城南小學去上學。
槐生開始識字，沒多久就和一班極度貧窮但是天真爛漫的孩子們，一同讀《古文觀止》，清朗的幼童讀書聲，款款的湘楚之音，當農民荷鋤走過河畔時，遠遠都能聽見。
11，百葉小學
家裏常常沒飯吃，正在發育的槐生，有時餓得暈眩，但是他不敢說——他知道在家裏等著他的母親，比他還餓。貧窮的孩子，太早學會體恤。
後來，他常跟我們說，有一次，他放學回家，下大雪，冷得手發紫、腳抽筋，餓得發昏，跑了幾裏的結冰的山路回到家，一踏進門——我們，槐生在海島長大的兒女們，就用混聲合唱，充滿嘲諷，回說——“你媽就拿出一碗熱騰騰的白米飯……”
我們的意思是，天哪，這故事你已經講一萬遍了，跟你求饒吧！
但是槐生渾然不覺兒女的嘲諷，繼續說，而且還站起來，用身體和動作來具體化當天的情景：
“我進門，媽媽站在那裏，高興地看著我，手裏拿著那碗白飯，我心裏想，平常連稀飯都不見得吃得到，今天怎麽竟然有白米幹飯。我就伸手去接，可是，因為眼睛被白雪刺花了，才接過來要放桌上就掉在地上了，嘩一聲打碎在地上……”
我們像希臘悲劇合唱團一樣插入旁白，“然後你媽就哭啦——”
槐生沉浸在他緊密的記憶隧道裏，接著說，“對啊，她誤會我了，以為我生氣，因為隻有白飯沒有菜，而且她自己一天都沒吃，就為我省這一碗飯……”
我們還要繼續混聲合唱，槐生已經淚流滿麵。他從西裝褲袋裏拿出他那一輩人會用的手帕——迭成四方塊，印著格子的棉手帕。
見父親泣不成聲，我們才住手，不吭聲。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看他哭。
他每次從抽屜裏拿出那雙布鞋底來的時候，也哭。
在客廳裏，爸爸把我們叫到他跟前，手裏拿著那雙布鞋底，走過大江大海大離亂，布的顏色，已經是一種蒼涼的黃色。
槐生這個獨子，十五歲離家。那是一九三四年，正是《衡山縣誌》上說“饑民采野草、剝樹皮、挖觀音土充饑。秋，旱災慘重，近百所小學停辦”的那一年。一根扁擔挑著兩個竹簍到市場去買菜，槐生看到火車站前麵憲兵在招“學生隊”，這半大不小、發育不良的十五歲的少年，不知道心裏怎麽想的，把扁擔和菜簍交給龍家院同來的少年叫“冬秀”的，就兩手空空地跟著憲兵走了。冬秀回來說，槐生冒充十八歲。
六十年後，當我讀到前輩作家王鼎鈞的自傳《關山奪路》時，我才能想象，喔，那一天，在衡山火車站，槐生大概看見了聽見了什麽。
一九四五年，那時槐生已經是憲兵排長了，十九歲的中學生王鼎鈞也聆聽了一個憲兵連長的“招生”演講。連長說，“憲兵是‘法治之兵種’，地位崇高，見官大一級。憲兵服役三年以後，由司令部保送去讀大學。（連長）很懂群眾心裏和演講技巧，引得我們一次又一次熱烈鼓掌。”
入伍之後，才知道，完全不是這麽回事。王鼎鈞說，這是“以國家之名行騙”；以後的幾十年中，他都無法原諒這場龐大“騙局”的製造者——國家。
槐生脫離了民不聊生的家鄉，沒想到，在憲兵隊裏卻同樣吃不飽。每天餓著肚子上課、出操、打野外，地位“崇高”的國家“法治之兵種”滿地找花生地瓜、偷野菜來充饑。有一次打野外回來，一半的人口吐白沫，暈倒在地上。
槐生最後一次看見自己的母親，就是一九四九年，乘著一輛火車，路過衡山，匆匆要母親來車站一會。十五歲離家的兒子，這時已經是憲兵連長，帶著整個憲兵隊，經過衡山但無法下車回家。
槐生的農民母親從山溝裏的龍家院走到衡山火車站，一看滿車官兵，蓄勢待發，慌忙中，她從懷裏掏出個東西來，是一雙白色的布鞋底。槐生要路過的消息來得太晚，她來不及做好整隻鞋，隻好把鞋底帶來。一針一線縫出來的，粗粗的線，紮得非常密實。
在客廳裏，爸爸把我們叫到他跟前，手裏拿著那雙布鞋底，走過大江大海大離亂，布的顏色，已經是一種蒼涼的黃色。槐生說，我要你們記住，這雙鞋底，是你們的奶奶親手縫給我的……
我們無所謂地站著，哎，這是哪裏啊？這是一九六四年的台灣苗栗縣苑裏鎮耶，誰見過布鞋，誰管它是誰做的、誰給誰的什麽啊？
槐生從褲袋裏掏出那方格子手帕，開始擦眼淚。
等兄弟們都被允許“解散”了，我這唯一的女生又單獨被留下來。
槐生坐進他那張矮矮滴破藤椅，雖然有個破電扇開著，他還是搧著一把扇子，說，“來，陳情表。”
十二歲的龍應台，站在她父親麵前，兩手抄在背後，開始背那篇一千七百年前的文章第一段：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誌。祖母劉，湣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
城南小學早已拆了，聽說，就遷到了龍家院的山坡上，現在叫做“百葉小學”。我說，應揚，那陪我去看看。
百葉小學，一班四十個孩子，坐在牆壁斑駁的教室裏，清清朗朗地念出“陳情表”。
到了山坡上的百葉小學，老師聽說我是為了十五歲就離家的槐生而來的，年輕的老師把“陳情表”第一段工整地用粉筆抄在黑板上，一班四十個孩子，坐在牆壁斑駁的教室裏，清清朗朗地念出來：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
這是第一次，我聽見“陳情表”用湘楚之音朗誦；童聲的混合音，從校門口田埂走過的農民也聽見了。那陰陽頓挫之處，跟槐生當年念給我聽的，竟是一模一樣。
12，潮打空城
槐生真正滿十八歲的時候，是一九三七年，中國決定全麵抗戰的那一年。
十八歲的槐生，長得特別英挺帥氣，碰上的，正好是整個中日戰爭中最可怕、最激烈、規模最大的戰爭：淞滬會戰和南京保衛戰。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爆發的淞滬戰役，日本動員二十五萬人，中國動員七十五萬人，日夜不停的綿密戰火，打了三個月以後，中國軍隊死傷幾近二十萬人，是日軍傷亡的四倍半。前敵總指揮陳誠給蔣介石的報告中說，國軍三十六團第二連，守衛火藥庫，“死守不退，致全部轟埋土中。”
當日軍繼續從淞滬戰場往南京挺進的時候，槐生已經是駐守第一線雨花台的憲兵團的一員。
我們固守南京雨花台一線，殺敵無數，無奈守將唐生智無能，使保衛首都數十萬大軍，在撤退時互相踐踏，加上日人海空掃射，真是屍橫遍野，血流成河。
自傳的這一段，也是槐生說過的“橋段”之一。我們稍大一點了，高高矮矮穿著初中高中的卡其布製服，這時會略帶輕蔑地反駁他說，“爸爸，憲兵不是隻會到電影院門口檢查軍人看戲買不買票的嗎？你們憲兵哪裏會上戰場打仗？”
他就好脾氣地看著我們，本來要說下去的下一個“橋段”，被我們冷水一潑，也就不往下說了。
他本來要繼續說的是，“退到一江門，城門竟然是關的，宋希濂的部隊在城牆上架起機關槍，不讓我們出城，因為混亂到一個地步，守城門的部隊竟然沒得到通知說要撤退！我拚死爬過一江門，逃到長江邊，沒有船可以乘，日軍的炮聲已經很近，結果幾萬人堵在河灘上。在幾乎要絕望的時候，我突生一計，就和幾個離散的士兵扛起兩根大木頭，放在水裏，然後用手做槳，慢慢、慢慢往對岸浦口劃過去。”
講到這裏，他往往會再追加一句，“想知道我們劃了多久才劃過長江嗎？”
我們四個不大不小的子女，做功課的做功課，看漫畫的看漫畫，通常沒人答腔；我也許會裝出一點興趣，用鼻音回複，“嗯？”
“我們劃了整整一天半，才到浦口，”他自說自話地，“死的人，好多啊。”
沉靜了好一會兒，看看實在沒人理他，他大概也覺得無趣，就拿起警帽，幹脆去辦公室了。
我聽見他出去後，紗門自動彈回來輕輕“砰”一聲關上。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二日，我來到南京，想走一趟父親走過的路。
站在一江門的城門前，仰頭一看，看到三個大字，才知道，啊，這叫“挹江門”。
城門高大雄偉，正中央掛著橫幅，寫著巨大的字，紀念的，倒是另一件事：一九四九年解放軍渡江後直擊南京，是從挹江門打進來的！“挹江門”，代表勝利。
在城門前美麗的法國梧桐樹下，我展開手上關於憲兵參與南京保衛戰的折頁：
……憲兵部隊到江邊時，已過午夜時分……我軍尚有萬餘人壅塞江邊，這時日軍已追蹤而來，成半圓形包抄開火。我軍在潰退中大部分已手無寸鐵，槍炮聲中紛紛倒下……憲兵部隊就地抵抗……曆五個小時激戰，憲兵部隊已傷亡殆盡……憲兵副司令蕭山令不願被俘受辱，射出最後幾顆子彈後，舉槍自盡，殺身殉國，年僅四十六歲。
在退到江邊之前，英勇作戰到最後一刻的蕭山令憲兵副司令，守的就是槐生說的雨花台。翻開另一份史料：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九日，日軍進逼南京，我憲兵動員官兵六千四百五十二人捍衛南京，由副司令蕭山令中將指揮所屬部隊，與日軍血戰四晝夜，最後因彈盡援絕，壯烈殉國者一千兩百一十人，受傷五十六人，生死不明兩千五百八十四人。
史料看多了，現在我已經明白，“受傷”的兵通常不治，“生死不明”通常是“死”，因此六千多憲兵在南京的保衛戰中，其實犧牲了五分之三。從挹江門到長江畔的下關碼頭，隻有兩公裏路，當年萬人雜遝的逃命路線，現在是鬱鬱蒼蒼的梧桐樹林蔭大道。
史料拿在手上，梧桐樹從車窗外映入，在我的史料紙張上忽明忽暗，我有點不能自已——在父親過世了五年之後，我才知道，他真的是從那血肉橫飛的槍林彈雨中九死一生走出來的，他才十八歲；滿臉驚惶、一身血汙逃到長江邊時，後麵城裏頭，緊接著就發生了“南京大屠殺”。
我想起來，初中時，槐生喜歡跟我念詩，他常吟的兩句，是劉禹錫寫南京的“石頭城”：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如今站在下關長江邊上，長江逝水滾滾，我更明白了一件事：我們有緣跟這衡山龍家院的少年成為父子父女，那麽多年的歲月裏，他多少次啊，試著告訴我們他有一個看不見但是隱隱作痛的傷口，但是我們一次機會都沒有給過他，徹底地，一次都沒有給過。
13，四郎
台北的劇院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別帶了槐生去聽——那時，他已經八十歲。
不是因為我懂這出戲，而是，這一輩子我隻聽槐生唱過一首曲子。在留聲機和黑膠唱片旋轉的時代裏，美君聽周璿的“月圓花好”、“夜上海”，槐生隻聽“四郎探母”。在破舊的警官宿舍裏，他坐在脫了線的藤椅中，天氣悶熱，蚊蟲四處飛舞，但是那絲竹之聲一起，他就開唱了：
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我好比虎離山，受了孤單；我好比淺水龍，困在了沙灘……
他根本五音不全，而且滿口湖南腔，跟京劇的發音實在相去太遠，但是他嘴裏認真唱著，手認真地打著拍子，連過門的鑼鼓聲，他都可以“空鏘空鏘”跟著哼。
遙遠的十世紀，宋朝漢人和遼國胡人在荒涼的戰場上連年交戰。楊四郎家人一個一個陣亡，自己也在戰役中被敵人俘虜，後來卻在異域娶了敵人的公主，苟活十五年。鐵鏡公主聰慧而善良，兒女在異鄉成長，異鄉其實是第二代的故鄉，但四郎對母親的思念無法遏止。有一天，四郎深夜潛回宋營探望十五年不見的母親。
卡在“漢賊不兩立”的政治鬥爭之間，在愛情和親情無法兩全之間，在個人處境和國家利益嚴重衝突之間，已是中年的四郎乍然看見母親，跪倒在地，崩潰失聲，脫口而出的第一句話就是，
千拜萬拜，贖不過兒的罪來……
我突然覺得身邊的槐生有點異樣，側頭看他，發現他已老淚縱橫，哽咽出聲。
是想起十五歲那年，一根扁擔兩個竹簍不告而別的那一刻嗎？是想起大雪紛飛，打碎了一碗飯的那一天嗎？是想起那雙顏色愈來愈模糊的手納的布鞋底嗎？是想到，槐生自己，和一千年前的四郎一樣，在戰爭的炮火聲中輾轉流離，在敵我的對峙中倉皇度日，七十年歲月如江水漂月，一生再也見不到那來不及道別的母親？
一整出戲，他的眼淚一直流，一直流。我也隻能緊握著他的手，不斷地遞過紙巾。
然後我意識到，流淚的不隻他。斜出去前一兩排一位理著平頭、須發皆白的老人也在拭淚，他身旁的中年兒子遞過手帕後，用一隻手從後麵輕拍他的肩膀。
謝幕的掌聲中，人們紛紛從座位上站起來，我才發現，啊，四周多得是中年兒女陪伴而來的老人，有的拄著拐杖，有的坐著輪椅，有的被人攙扶。他們不說話，因為眼裏還噙著淚。
中年的兒女們彼此不識，但在眼光接觸的時候，沉默中彷佛交換了一組密碼。散場的時候，人們往出口走去，但是走得特別慢，特別慢。
第二部 江流有聲，斷岸千尺
14，夏天等我回來
那天，在香港機場送你回歐洲，飛力普，你說，嘿，你知不知道，香港機場是全世界最大的什麽？
最大的什麽？機場麵積？載客運量？每分鍾起降頻率？香港機場是我最喜歡的機場，但是，它是最大的什麽？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張屋頂。”你說。
真的喔？沒這樣想過。於是我馬上停下腳來，仰臉往天花板看，還真想幹脆在那幹淨明亮的地板上躺下來看，就像晚上躺在籃球場的平地上看星星一樣。
我的兒時記憶中，也有一個大屋頂。那是一個直通通的大倉庫，在我七歲小女孩的眼光裏，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屋頂了。
裏麵住著數不清的人家，每一家用薄薄的木板分隔，有的，甚至隻是一條肮髒的白被單掛在一條繩子上，就是隔間。兩排房間，中間是長長的通道，男人穿著磨得快要破的汗衫，手裏抱著一個印著大朵紅花的搪瓷臉盆，趿著木屐，叭搭叭搭走向倉庫後麵空地上的公用水龍頭。女人在你一低頭就看得見的床鋪上奶孩子，床鋪下麵塞滿了亂七八糟的東西。大一點的孩子一旁打架、互相扭成一團，小一點的在地上爬。
下雨的時候，整個倉庫噪聲大作，雨水打在一定是全世界最大張的鐵皮上，如千軍萬馬狂殺過來；屋子裏頭，到處是碗、盆、鍋、桶、甕，接著從屋頂各處滴下來的水，於是上麵雨聲奔騰，下麵漏水叮咚，嬰兒的哭聲、女人的罵聲、老人的咳嗽聲，還有南腔北調的地方戲曲，嗯嗯唉唉婉約而纏綿，像夏夜的蚊子一樣，繚繞在鐵皮頂和隔間裏的蚊帳之間。
一個頭發全白、黑衫黑褲的老婆婆，坐在小隔間門口一張矮凳子上，一動也不動。經過她前麵，才發現她眼睛看著很遙遠的一個點，不知在看哪裏，你感覺她整個人，不在那兒。
那是高雄碼頭，一九五九年。
我知道他們是“外省人”，和我家一樣，但是，我都已經上一年級了，我們已經住在一個房子裏了，雖然隻是個破舊的公家宿舍，而且動不動就得搬走，但總是個房子，四周還有竹籬笆圍出一個院子來，院子裏還有一株童話書裏頭才會有的圓圓滿滿大榕樹。
這些用臉盆到處接漏雨的人，他們是哪裏來的呢？為什麽這麽多人、這麽多家，會擠到一個碼頭上、一下雨就到處漏水的大屋頂下麵？他們原來一定有家——原來的家，怎麽了？
然後我們又搬家了，從高雄的三號碼頭搬到一個海邊的偏僻漁村。我們住在村子的中心，但是村子邊緣有個“新村”，一片低矮的水泥房子，裏頭的人，更“怪”了。他們說的話，沒人聽得懂；他們穿的衣服，和當地人不一樣；他們吃的東西，看起來很奇怪；他們好像初來乍到，馬上要走，但是他們一年一年住了下來，就在那最荒涼、最偏遠的海灘邊。他們叫做“大陳義胞”。
到了德國之後，你知道嗎，我有個發現。常常在我問一個德國人他來自哪裏時，他就說出一個波蘭、捷克、蘇聯的地名。問他來到德國的時間，他們說的，多半在一九四五到五零年之間，喔，我想，原來德國有這麽多從遠方遷徙過來的人，而且，他們大移動的時間，不正是中國人大流離、大遷徙的同時嗎？
你對這問題，並不那麽陌生。記得我的好朋友英格麗特嗎？
就像華人會分散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美國或拉丁美洲一樣，德人幾世紀來也分散在蘇聯、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一九四五年一個冰冷的冬天，十歲的英格麗特，看著爸媽把珠寶縫進腰袋內側、把地契藏在小提琴肚子裏，用棉衣裹著幾個祖傳的瓷器，一個大銅鍋用棉被包著，裝滿了一輛馬車，一家七口上路，離開了世代居住的波蘭。沿著一條泥土路，車隊和扶老攜幼徒步的人流，遠看像一列蜿蜒的蟻群。
快出村子時，看到熟悉的老教堂了，英格麗特說，包著黑色頭巾的祖母無論如何要下車，而且固執得不得了，不準人陪。祖母很胖，全家人看著她下車，蹣跚推開教堂花園的籬笆門，走進旁邊的墓園，艱難地在爺爺的墳前跪了下來。
祖母怎麽就知道，出了村子就是永別呢？英格麗特說，我們都以為，暫時離開一陣子，很快就回來——那塊土地和森林，我們住了三百年啊。就在我爸催促著大家出門的時候，我找到了一張卡片，寫了幾個字，然後從後門死命地跑到米夏的家——到他家要穿過一片布滿沼澤和小溪的草原，把卡片塞進他家門縫裏，再衝回來，跑得我上氣不接下氣，我爸看到我直罵。
我給米夏寫的就幾個字，說，“夏天等我回來”。
事後回想，好像隻有祖母一個人知道：這世界上所有的暫別，如果碰到亂世，就是永別。
戰勝者懲罰戰敗的德國，方式之一就是驅逐德人。一九四五年，總共有兩千萬德人在政治局勢的逼迫下收拾了家當，抱起了孩子、哄著死也不肯走的老人，關了家門，永遠地離開了他們一輩子以為是“故鄉”和“祖國”的地方，很多人死在跋涉的半路上。
一九四六年十月，終戰後短短一年半裏，九百五十萬個難民湧進了德國，到了一九四九年，已經有一千兩百萬，難民幾乎占了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也就是說，街上走過來的每第五個人，就是一個“外省人”。
英格麗特跟我談童年回憶時，我總有點時光錯亂的驚異：帶著“奇怪”德語口音的“外省人”從東歐流亡到西德，怎麽住進大雜院、怎麽被在地的同學們取笑、怎麽老是從一個閣樓換到另一個閣樓、從一個學校換到另一個學校、父母總是跟一撮波蘭來的潦倒同鄉們在便宜的酒館飲酒、用家鄉話整晚整晚扯過去的事，說來說去都是“老家如何如何”……
英格麗特的祖母，到了西德的第二個冬天就死了。英格麗特自己，一生沒和波蘭的米夏重逢過。
15，端午節這一天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解放軍已經包圍青島，國軍撤離行動開始。十萬大軍，銜枚噤聲疾走，方向：碼頭。幾十艘運輸艦，候在青島外海。風在吹，雲在走，海水在湧動。
英國駐青島總領事習慣寫日記。他記載這一天，不帶情感，像一個隱藏在碼頭上空的錄像機：
劉將軍大約在九點四十五分啟航，留下了兩千人的部隊在碼頭上，無法上船。爆發大規模騷動。
10:30 共產黨進入四方區。
12:00 共產黨抵達碼頭，占領海關，騷動立即終止。
13:30 更多共產黨穿過高爾夫球場……
14:00 得報告，兩千被遺棄之國軍強迫一挪威籍運煤船載送國軍離港，本領事館居中協調，與該國軍指揮官談判，拖延談判時間，以便共產黨有足夠時間進城，問題自然解決。
16:00 共產黨占領中國銀行與中央銀行。
16:30 共產黨從四麵八方湧入青島。
18:15 共產黨占領政府大樓，但尚未將國旗降下……顯然他們沒想到占領青島如此迅速，他們人還不是太多。
這是不可思議的安靜、和平的占領。
在劉安琪將軍的指揮下，青島撤出了十萬國軍和眷屬。六十年後，到高雄小港機場搭飛機的人，如果有時間在附近走一走，他會發現，機場附近有青島裏、山東裏、濟南裏……
國軍第二被服廠從青島撤到高雄，馬上在高雄小港重新設廠。山東逃難來的婦女，不識字的母親們和還裹著小腳的奶奶們，隻要你背得動一包十件軍服的重量，就可以去領上一包，在工廠邊上席地而坐，然後在一件一件軍服上，用手工釘上一顆又一顆的鈕扣。天真爛漫的孩子在母親和奶奶們腳邊戲耍，也在他們一針一線的穿梭中，不知憂愁地隨著歲月長大。這樣的巷子裏，從巷頭走到巷尾，聽見的都是山東的鄉音。今天你在那附近走一趟，還會看見很多老婆婆的手指關節都是粗腫彎曲的，你知道她們走過的路。
以“莧橋英烈傳”和“路客與刀客”兩部影片得過金馬獎、拍過兩百多部紀錄片的導演張曾澤，這年才十七歲，剛剛加入了青年軍陸軍獨立步兵第六團，就上了青島前線。跟部隊行軍到青島郊外，發現青島郊外四周密密麻麻全是防禦工事，鐵絲麻袋遮蓋著大大小小的軍事掩體，墳，都被挖空，變成偽裝的洞穴和壕溝。
槍聲從四方傳來，像冬夜的鞭炮。他知道，部隊要“轉進”了。
少年曾澤匆匆趕回青島市中心的家，去拜別父母。一路上街道空蕩蕩的，像個鬼城廢墟，不見行人，所有的建築門窗緊閉。到了自家門口，父母親從樓上下來為他開門，就這樣站在門口，生離死別，反而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他後來拍片的故事裏，常有無言的鏡頭。
我看看父親，他一向是個很嚴肅的人，他，站在那裏看著我一直沒說話，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麽才好。我隻注意到，父親的嘴唇都起泡了。站在父親後麵的母親頻頻拭淚，站在母親身旁的弟弟則楞楞地看著我。就這樣，我與家人沒說一句話就分手了——這一離開就是四十年，這也是我見到父親的最後一麵。
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穿著一身戎裝的國軍張曾澤，匆匆辭別父母，然後全速奔向碼頭，跟他的部隊搭上“台北輪”。張曾澤清清楚楚記得，上船那天，正是一九四九年的端午節。
那也是詩人管管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日子，一九四九年的端午節。十九歲，他在青島。管管有首詩，很多台灣的中學生都會背：
荷
那裏曾經一湖一湖的泥土
你是指這一地一地的荷花
現在又是一間一間的沼澤了
你是指這一池一池的樓房
是一池一池的樓房嗎
非也，卻是一屋一屋的荷花了
很多高中教師，試圖解析這詩，總是說，這詩啊，寫的是“滄海變桑田”的感慨。
那當然是的，但是，如果你知道什麽叫做一九四九，如果你知道，一九四九端午節那天發生了什麽事情，你讀這首詩的時候，大概會猜到，管管這個用心寫詩、用身體演戲、用手畫畫的現代文人，在“荷”裏頭，藏著很深、很痛的東西。
那一天，十九歲的、鄉下種田的管管，發生了什麽事？
我約了管管，說，“來，來跟我說那一天的事。”
我們在台北貴陽街的軍史館見了麵。他還是那個樣子：八十歲的高大男子，長發紮著馬尾，背著一個學生的書包，講話聲音宏亮，手勢和臉上表情的真切、用語遣字的生動，不管他在說什麽，都會使你聚精會神地盯著他看，認真地聽，就怕錯過了一個字。
我們坐在軍史館裏八二三炮戰的一個交互式的模擬戰場上，他靠在一管模擬山炮旁，我盤腿坐在一堆防禦沙包上，我們麵對麵。他說得激動時，身體就動，一動，那管山炮就“碰”的一聲，開炮了，把我們都嚇一跳。他就把身體稍稍挪開，繼續說，但是過一會兒，又“碰”的一聲炮響——他又激動了。
我們的談話，就在那“炮聲”中進行。
16，管管你不要哭
龍：管管你山東青島的家裏本來是做什麽的？
管：父親是賣饅頭的，對，賣饅頭……那時豆腐已經不賣了。
龍：說說被抓兵的經過。
管：我們那個村落叫田家村，在青島的東邊，現在已經變成青島市的一部分了。有一天，突然有人叫“抓兵來了！”
我媽叫我快跑。她給我做好了一個餅子，就貼到那個大鐵鍋的那個餅子，就是豌豆麵、玉米麵等等和起來，加上一點弄黏稠的餅，還是熱的咧。我包在一個洗臉的毛巾裏麵，束在腰裏，就跑了。
那天跑出去二十多個人。村的東北角就是山，我經常出去砍柴最常去那個山。
我這一生十九歲離開家，替我父親母親效勞報恩哪，最後兩年就是去砍柴。
龍：家裏很窮？
管：窮得沒糧食吃。逃到山上去以後，年輕的我就把那個餅給吃了，突然“砰”一槍打過來，大家都四竄而逃。這一跑我們就四個人躲在一塊麥地了，也不敢起來。
我肚子餓了不敢進村去啊，所以我們就從中午躲在麥地裏邊一直躲到晚上。為了決定在哪個麥地裏麵睡，我們還發生爭執。我說不能在很深的麥地裏麵睡，因為晚上他們要搜，一定會搜深的麥地。我們就睡到小路邊隙。鄉間小路下過雨都是窄窄的不是平坦的，推車兩邊踩著這樣走動啊。
後來肚子餓，就去找什麽豌豆蒂，吃不過兩三口吧，山上“砰”又一槍，這一槍打的話我們又跑，這次我們跑到很深很深的一個麥地裏去。並排地躺下來，一、二、三、四，並排躺，距離有個三四步吧。我就在搓麥子吃，不知道吃了幾口吧，我就看到一個大腳丫，來了。
我想，“完了。”我記得這個人，一口大白牙，是個遊擊隊出身。
我們四個人都抓到了。然後就被帶到一個村莊叫蛤蟆市。住在一個農家的天井裏邊，我就對他們說，你們把我們抓來讓我們給你們挑東西——其實我心裏知道，被抓來做挑夫是不可能再把我們放出去了，但我說，可不可以派個人回家給我爸爸媽媽講。
不準，就是不準。
到下午四點多鍾了，突然看隔壁有個小女孩，我說，“哎呀，她老娘不是我田家村的嗎？”他們一看說是，我說那我們寫個條子叫她去送，去跟我們爸爸媽媽通知一下。結果通知了四家，統統都通知到了。
龍：你媽來了？
管：四家來了兩個媽媽。這兩個媽媽統統眼睛不好，幾乎瞎掉，而且都是纏足的。
大概是在四點多鍾太陽還沒下來，這時就看著有兩個老太太——因為我們住的那個村莊對麵是有梯田的，幹的梯田——我看這兩個老太太不能走路了，從梯田那邊用屁股往下滑，碰在那個塹子，碰了以後往下滑。我一看就知道是我母親，我就大喊說，“我娘來了，我要去。”
那個門口站衛兵的馬上用槍一擋，我說那個是我母親，我說我得跑過去接她。他說不成。我說，那是我母親，她不能走路，她眼睛看不見啊……
龍：管管——你不要哭……
管：……我母親就一路跌、一路爬、一路哭到了眼前。我對母親說，我跟他們講好了，就是給他們挑東西、挑行李，挑完行李就回家，你放心好了。我很快就回家。
我就拚命騙我母親。
我母親就給我一個小手帕，我一抓那個小手帕，就知道裏麵包了一個大頭，就一塊大頭。這一塊大頭對我們家來講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我父親那時候窮得隻有兩塊大頭。那一塊大頭給了我以後，家裏就隻剩一塊大頭。
我就把這個手帕推給我母親，說，“你拿去，不成，這個不成。”她當然是哭哭啼啼，一直要我拿錢，說，“你拿錢可以買。”我心裏清清楚楚，這一路都是阿兵哥，阿兵哥會把你的錢拿走，而且你不可能回家了嘛，對不對。但是你給這個老太太這樣講，她根本不聽。她還是把手帕——
龍：管管，你不要哭……
管：我一直在騙我媽，說我給他們挑了東西就回家——
龍：管管你不要哭……
管：……馬上就要出發了，我想我完蛋了。
龍：有多少人跟你一起被抓？
管：應該有一個排，二十多、三十個左右，統統都是被抓來的。兩三點鍾吧，就說叫我們起來刷牙走了。我心裏怕死了，可能要去打仗了。我被抓的單位是八二炮連，每一人挑四發炮彈。
龍：一個炮彈有多重？
管：一個炮彈，我算算有七斤十二兩。行軍的時候，他們是兩個阿兵哥中間夾著一個被抓來的挑夫，他們講“你跑我就開槍”，其實後來我們知道，他們根本不會開槍，因為撤退是悄悄地撤退，不準許出聲的。我們完全可以逃走，可是那時候誰也不敢冒險哪。
龍：管管那時你是一個人肩挑兩邊炮彈呢，還是前後兩個人挑中間的炮彈？
管：不是，我一個人挑四發，一邊各綁兩發。
龍：然後呢？
管：然後就走，天亮的時候，從郊區走到了青島。我當時穿雙鞋，是回力鞋，跟我現在這球鞋差不多。要過一條橋的時候，挑著炮彈，突然滑倒了。
龍：慢點啊，管管，你家裏怎麽買得起回力鞋給你？
管：我打工，譬如美軍第六艦隊在青島的時候，我就到軍營附近賣花生，還賣一些假骨董，譬如說女生那個三寸金蓮的鞋啊，還有賣日本旗，到總部裏麵去找日本旗來賣。
龍：挑著四發炮？
管：我挑了四發炮彈，然後就在海泊橋過橋時“砰”摔了一跤。我那時候以為炮彈會爆炸啊，嚇死我了。這時長官過來，啪啪給我兩個耳光。後來我才知道這炮彈不會爆炸，但我嚇死了，你看壓力有多大。就這樣到了青島碼頭。就這樣……到了台灣。
17，棲風渡一別
粵漢鐵路是條有曆史的老鐵路了，一八九八年動工，一九三六年才全線完成，也就是說，在戊戌政變的時候開工，到抗戰快要爆發的時候完工，花了三十八年，總長一零九六公裏。
從武昌南下廣州，在湖南接近廣東交界的地方，粵漢鐵路上有個很小的車站，叫棲風渡。中央研究院院士、曆史學家張玉法，記得這個小站。
十四歲的張玉法和八千多個中學生，全部來自山東各個中學，組成聯合中學，跟著校長和老師們，離開山東的家鄉，已經走了一千多公裏的路。搭火車時，車廂裏塞滿了人，車頂上趴滿了人，孩子們用繩子把自己的身體想方設法固定在車頂上，還是不免在車的震動中被摔下來。火車每經過山洞，大家都緊張地趴下，出了山洞，就少了幾個人。慌亂的時候，從車頂掉下來摔死的人，屍體夾在車門口，爭相上車的人，就會把屍體當作踏板上下。
八千多個青少年，背著行囊。所謂行囊，就是一隻小板凳，上麵迭條薄被、一兩件衣服，整個用繩子綁起來，夾兩支筷子。到了沒有戰爭的地方，停下來，放下板凳，就上課。通常在寺廟或是祠堂裏駐點，夜裏睡在寺廟的地上，鋪點稻草；白天，每個人帶著一個方塊土板，坐在廟埕的空地或土牆上，把老師圍在中心，就開始聽講。用石灰，或甚至石塊，都可以在土板上寫字。
我聽著聽著不免發呆：這是什麽樣的文明啊，會使你在如此極度的艱難困頓中卻弦歌不輟？
餓了，有時候到田裏挖芋頭吃，帶著土都吃；沒得吃的時候，三三兩兩就組成一個小隊伍，給彼此壯膽，到村子裏的人家去討食。有點害羞，但是村人開門看到是逃難來的少年，即使是家徒四壁的老爺爺，也會拿出一碗粥來，用憐惜的眼光看著饑餓的孩子們。
湖南人對外省人最好，張玉法說，因為湖南人幾乎家家都有自己的兒子在外麵當兵——可能是國軍，也可能是解放軍，所以他們常常一邊給飯，一邊自言自語說，唉，希望我的兒子在外麵，也有人會給他飯吃。
一九四九年端午節，大軍海上撤退，管管在青島被抓夫的當天，八千多個山東少年到了棲風渡。長沙也快要開戰了，他們隻好繼續往南，計劃到廣州。到了廣州然後呢？沒有人知道。
棲風渡是個很小的站，看起來還有點荒涼，可是南來北往的火車，在這裏交錯。少年們坐在地上等車，一等就是大半天，小小年紀，就要決定人生的未來。搭南下的車，離家鄉的父母就更遙不可及了，而且廣州隻是一個空洞的概念，一個舉目無親的地方。搭北上的車，馬上就回到父母身旁，但是一路上都是炮火燃燒的戰場，一定會被抓去當兵，直接送到前線，不管是國軍還是解放軍。戰死或被俘，總歸到不了父母的麵前。
很多少年少女，就在那荒涼的車站裏，蹲下來痛哭失聲。
玉法的二哥，十七歲，把弟弟拉到一旁，說，我們兩個不要都南下，同一命運，萬一兩個人都完了的話，父母親就“沒指望了”，所以把命運分兩邊投注；我北上，你南下。
二哥決定北上到長沙報考，到處都是孫立人招考青年軍的布告。
北上的火車先到，緩緩駛進了棲風渡；張玉法看著親愛的哥哥上車，凝視著他的背影，心裏感覺到前所未有的孤獨。
五十年以後，自己的頭發都白了，玉法才知道，二哥這一夥學生，沒抵達長沙；他們才到衡陽，就被國軍李彌的第八軍抓走了。跟著第八軍到了雲南，跟龍雲的部隊打仗，二哥被龍雲俘虜，變成龍雲的兵，跟解放軍打仗，又變成解放軍的俘虜，最後加入了解放軍。但是解放軍很快地調查發現他是地主的兒子，馬上遣送回家，從此當了一輩子農民。
在棲風渡南下北上交錯的鐵軌旁，深思熟慮的二哥刻意地把兄弟兩人的命運錯開，十四歲的小弟張玉法，確實因此有了截然不同的命運，但是，那純是偶然。
八所山東中學的八千個學生，從一九四八年濟南戰役、徐蚌會戰時就開始翻山越嶺、風雨苦行，一九四九年到達廣州時，大概隻剩下五千多人。廣州，也已經風聲鶴唳，有錢也買不到一張船票了。為了讓五千個學生能夠離開廣州到安全的台灣，校長們和軍方達成協議：學生準予上船，送到澎湖，但是十七歲以上的學生，必須接受“軍訓”。
七月四日，幾千個學生聚集在廣州碼頭上，再度有一批少年，上了船又走下來，走了下來又回頭上船；於是危難中命運再度分開“投注”：如果姊姊上了船，那麽妹妹就留在碼頭上。
巨艦緩緩轉身時，那倚在甲板上的和那立在碼頭上的，兩邊隔空對望，心如刀割。軍艦駛向茫茫大海，碼頭上的人轉身，卻不知要走向哪裏。
上了船的少年，不過一個禮拜之後，就麵臨了人生第一次慘烈的撞擊。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三日，澎湖。
年齡稍長但也不滿二十歲的學生，以耳語通知所有的同學，“他們”要強迫我們當兵，我們今天要“走出司令部”。同學們很有默契地開始收拾行囊，背著背包走出來，卻發現，四麵都是機關槍，對準了他們。
所有的男生，不管你幾歲，都在機關槍的包圍下集中到操場中心。司令官李振清站在司令台上，全體鴉雀無聲，孩子們沒見過這種陣仗。張玉法說，這時，有一個勇敢的同學，在隊伍中大聲說，“報告司令官我們有話說！”然後就往司令台走去，李振清對一旁的衛兵使了個眼色，衛兵一步上前，舉起刺刀對著這個學生刺下，學生的血噴出來，當場倒在地上。
張玉法個子矮，站在前排，看得清清楚楚刺刀如何刺進同學的身體。看見流血，中學生嚇得哭出了聲。
不管你滿不滿十七歲，隻要夠一個高度，全部當兵去。士兵拿著一根竹竿，站到學生隊伍裏，手一伸，竹竿放下，就是高矮分界線。張玉法才十四歲，也不懂得躲，還是一個堂哥在那關鍵時刻，用力把他推到後麵去，這懵懵懂懂的張玉法才沒變成少年兵。
個子實在太小、不能當兵的少年和女生，在一九五三年春天被送到台灣南部的員林，組成了“員林實驗中學”。喜歡讀書深思的張玉法，後來成為民國史的專家，一九九二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為這五千個孩子到處奔波、抗議、陳情的，是一路苦難相攜的山東師長們。他們極力地申辯，當初這五千個孩子的父母把孩子托付給他們，他們所承諾的是給孩子們教育的機會，不是送孩子們去當兵。作為教育者，他們不能對不起家鄉的父老。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台灣，《新生報》。
七月十三日操場上的血，滴進了黃沙。五個月以後，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一，上班上課的日子，所有的人一打開報紙，就看見醒目的大標題：
台灣豈容奸黨潛匿，七匪諜昨伏法！
你們逃不掉的，昨續槍決匪諜七名。
以煙台中學校長張敏之為頭，為山東流亡少年們奔走疾呼的七位師長，全部被當作匪諜槍決。
去年此時，徐州的戰場上，五十五萬國軍在“錯誤”的指揮下被包圍、被殲滅、被犧牲。所謂“錯誤”的指揮，後來才知道，關鍵的原因之一就是，共產黨的間諜係統深深滲透國軍最高、最機密的作戰決策，蔣介石痛定思痛之後，決定最後一個堡壘台灣的治理，防諜是第一優先。
很多殘酷，來自不安。
為了能夠平平順順長大、安安靜靜讀書而萬裏輾轉的五千個師生，哪裏知道，他們闖進了一個如何不安、如何殘酷的曆史鐵閘門裏呢？
18，永州之野產異蛇
一九四八年五月，河南也是一片煙硝。中原野戰軍劉鄧兵團在五月二十日發動宛東戰役，國軍空軍出動戰鬥機，在南陽城外從空中俯衝掃射，滾滾黑煙遮住了天空。
第二天，南陽的中學生們回到學校時，發現學校已經變成一片地獄景象：從校門到走廊、教室、禮堂，擠滿了“頭破血流的傷員，腦漿外露、斷腿缺胳臂、肚破腸流、顏麵殘缺、遍體鱗傷、無不哀嚎痛哭”。南陽城外，國共雙方傷亡一萬多人，曝屍田野之上。五月天熱，屍體很快腐爛，爛在田裏，夏季的麥子無法收割。
這時詩人瘂弦才十七歲，是南陽的中學生。
十一月，南陽的十六所中學五千多個師生，整裝待發，他們將步行千裏，撤到還沒有開戰的湖南。
開拔的那一天，十一月四日，場麵壯觀：五千個青少年，像大規模的遠足一樣，每人背著一個小包，準備出發。成千的父母兄弟，從各個角落趕過來找自己的孩子，想在最後一刻，見上一麵。還有很多人，明明早就把銀元縫進了孩子的褲腰，明明已經在三天內和姑姑嫂嫂合力趕工，用針線納好了一雙布鞋塞進孩子的行囊裏，這時仍舊趕過來，為的是再塞給他兩個滾熱的燒餅。
一九四八年冬天的中國，灌木叢的小枝細葉，已經被白霜裹肥，很多池塘沼澤開始結冰，冷一點的地方，大雪覆蓋了整個平原和森林。可是霜地、冰川、雪原上，風卷雲滾的大江大海上，是人類的大移動：
葫蘆島的碼頭，停泊著四十四艘運輸艦，十四萬國軍官兵正在登艦，撤出東北。
八千多個山東的中學生，正在不同的火車站裏等車、上車，在奔馳的火車裏趕向南方，在很多大大小小的碼頭上焦急地等船。
當南陽這五千多個中學的孩子在雪地裏跋涉、涉冰水過河的時候，徐州戰場上，幾十萬國軍在雪地裏被包圍，彈盡援絕，連戰馬的骨頭都重新挖出來吃。
一九四八年冬天，進攻的部隊在急行軍、在追趕、在抄包、在衝鋒；撤退的部隊在急行軍、在繞路、在對抗、在奔跑。大戰場上，幾十萬人對幾十萬人；小戰場上，幾萬人對幾萬人。戰場的外圍，城市到城市之間的路上，擁擠的車隊和洶湧的難民，壅塞於道。
河南這五千多個學生，每走到一個有車站的點，就會失去一部分學生。
南下北上。一上車就是一輩子。
一個叫馬淑玲的女生，穿過了整個湖北省，到了湖南的津市，卻下定決心不走了，她要回家。脫離大隊時，留下一直帶在身上的《古文觀止》，給趙連發做紀念。
跋涉到了衡陽，十六所中學聯合起來，和衡陽的學校合並成立“豫衡聯中”，繼續讀書繼續走。
一九四九年三月八日，終於在湖南西南的零陵安頓下來。零陵，就是古時的永州。
柳宗元被流放永州是公元八零五年秋天；一九四九年秋天，自河南曆盡艱辛流亡到這裏的四、五千個孩子，一部分，就被安頓在柳子廟裏頭。柳子廟是北宋仁宗在一零五六年，為了紀念柳宗元而建的。
和山東的孩子們一樣，背包一放下，學生就開始升旗、唱國歌、讀書、聽課。馬淑玲留下的《古文觀止》，變成顛沛流離中的珍貴教材。卷九“唐宋文”第一位作者，就是柳宗元。學生在有風吹來的長廊下朗讀柳司馬的“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皆死。
然後老師一句一句解釋：永州鄉間以捕捉毒蛇為生的人，寧可死於毒蛇而不願死於國家的錯誤政策，柳宗元用寓言來演繹孔子的“苛政猛於虎”。
十七歲的瘂弦也坐在廊下跟著老師念書，柳宗元告訴他，公元八百年時，人民過的日子就是顛沛流離、十室九空的：
……號呼而轉徙，餓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
六十年之後，當瘂弦跟我細說這段蒼茫少年事的時候，他的眼淚簌簌流個不停。
永州，也是個命運轉彎的車站。瘂弦在這裏，脫隊了，走上另一條軌道。
19，向前三步走
我們就在城裏麵像喪家之犬在城邊上逛，忽然看到城牆上貼了一個招帖上寫“有誌氣、有血性的青年到台灣去！”
龍：流亡學生究竟是怎麽回事？
瘂：其實流亡學生的設計遠在抗戰的時候就有了，當時教育部有一個計劃，幾個中學編在一起就叫聯中，大學就叫聯大，所以聯大不隻一個西南聯大，隻是西南聯大最有名。在抗戰的時候，聯大、聯中是很成功的，很有韌性的，它讓自己的民族在戰爭中教育不終止照常運作，相當成功。很多聯合高中非常優秀，孩子們一邊流亡一邊念書，培養了很多人。
龍：內戰就不同了吧？誰願意自己的孩子離鄉背井啊？
瘂：對，內戰以後，政府還想用抗戰這個辦法讓學生離開，但響應的就不多，因為那時候大家認為貪汙腐敗的中央政府快完了，新興的政治勢力開始了，小孩子不懂事，你們跑到南方去幹什麽，太可笑了。所以隻有河南豫衡聯中跟山東的一個聯中出來；我們到湖南的時候，湖南人也說，你們瞎跑什麽，往哪裏跑？
龍：河南人願意離開，是因為那時已經知道共產黨的土改厲害？
瘂：我們河南人，特別是豫西這一帶的人對共產黨沒什麽好印象。那時候已經開始清算鬥爭，把富人抓了以後放在火上烤，冬天的時候放在池塘裏冰。
龍：那時大部分的知識分子是左傾的，因為國民黨腐敗，為什麽南陽中學的老師們不呢？
瘂：豫衡中學很多老師比較老派，北大清華出身的，思想比較成熟，不跟新潮流起舞的那種。共產黨在那時代是很時髦的、很新穎的、很有魅力的，但是在南陽教育界有些老先生不相信這個事情。
龍：五千個學生跟著校長老師亡命千裏。現在說起來不可思議。到陽明山遠足都得要家長簽書麵同意呢，還要做意外保險。學生跟老師關係特別緊密是嗎？
瘂：對。老師帶著學生母雞帶小雞一路跑，都沒有跑散，因為師生之間的感情非常深厚。跟著老師走，家長很放心。孩子很多本來就是住校，老師晚上拿著燈籠去查鋪，一個一個小娃都睡在那裏，老師才去睡覺，那真的是像父兄一樣。
龍：說說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那一天。我猜，你沒有悲傷，覺得要去遠足了還挺高興的，對嗎？
一九五四年的瘂弦。
瘂：那一天，我永遠不會忘記。孩子什麽都不懂，就覺得好玩、高興，覺得不用做功課了。出南陽城時，我媽媽烙了一些油餅，跟著我們到城牆邊上，我們馬上就要開拔了嘛，鄉下的孩子最不好意思的就是爸爸媽媽讓同學看到。覺得爸爸媽媽好土，同學看到不好意思。
龍：現在也一樣啊，我兒子都不願意我被看到，他覺得丟臉。
瘂：我母親拿個油餅塞我背包上，背包裏主要是個棉被，棉被卷啊卷，然後背包的下麵放一雙鞋子，鞋子挨底，背包也不會太濕掉或是太髒。我媽媽就把油餅放在我的背包上麵，然後我們就開拔了。
龍：沒有回頭看她？
瘂：……就走了，沒有回頭。
龍：你媽到街頭找你，街上五千個孩子，還有撤退的部隊、傷兵，一團亂，你媽竟然找到你……
瘂：對啊，找到了，還拿著油餅。
龍：那時還沒學“訣別”二字吧？
瘂：我不知道離別的意義是什麽，不知道訣別的意義是什麽，不回頭、搖搖晃晃一個小蹦豆就跟學校的隊伍出城走了，我爹也在，我也沒跟他打招呼。
龍：你是獨生子？
瘂：對。後來走到了襄樊，爸爸還托人來送了一雙襪子給我。你知道那時候北方鄉下都不穿線襪的，線襪我們叫洋襪子，都是布縫的襪子。以後我沒有再接到他們任何消息，我再回去已經是四十二年以後了。
龍：爸媽什麽時候過世？
瘂：音訊全無啊。我上月就是到青海去找我父親的墓，沒有找到，他死在青海勞改營。我媽媽是死在家鄉，我媽媽在兒子生死不明、丈夫生死不明的情況下熬了好幾年，連病帶餓死在我家鄉。
龍：一直都沒通過信？
瘂：沒有通過信，因為那個時候大家都說，如果你寫一封信會為家人帶來大禍害。當時我也沒有香港關係，就是小兵嘛，軍中也不希望你通信，保防人員會以為你是匪諜。
龍：父親為什麽去了青海？你什麽時候知道他的下落？
瘂：我是前兩個月才知道真相的。父親做過副鄉長，所以就被弄到青海勞改營，算反革命，他們告訴我，當時有三十萬人被運去青海。沒有食物、沒有衣服和醫藥，很慘。
龍：那媽媽的處境呢？
瘂：我媽媽就在村子裏，好像也有個臂章，就是有罪的那種。我媽媽死前告訴她一起做針線活的四娘說，“我是想我兒子想死的，我兒子回來你告訴他，我是想他想死的！”
龍：……別難過，弦，我們回到逃難圖吧。你們從河南走到了湖南，冬天，起碼一千公裏。
瘂：你看過電影“齊瓦哥醫生”沒有？大雪原上人群一直走到天邊就是那種感覺。
龍：有沒有孩子在半途受不了死掉的？
瘂：有，有死在路上的，有的是走失了沒有跟上大隊就沒再看到他了。有人也許是老師把他帶回去了，不知道。但是到了零陵的時候，我們還有好幾千人。然後老師就開始上課了，門廊下風很大，真的是“風簷展書讀”。
龍：你怎麽會離開呢？
瘂：我們一起玩的這群同學中，有一個人說他看過一篇文章講台灣的，說台灣是東方瑞士，說那邊的甘蔗就像碗口那麽粗，他說台灣的漁民不用結網，也不需釣具，隻要把船開到海上去，在船上放盞燈，魚就自己蹦到船上，漁民就在旁邊喝酒拉胡琴，等到船上蹦得差不多了，載滿船魚回去。
有一次我們已經半饑餓狀態很久了，根本沒有吃飽過，然後學校風雨飄搖還說要到廣西去。還沒有開拔之前，我們就在城裏麵像喪家之犬在城邊上逛，忽然看到城牆上貼了一個招帖上寫“有誌氣、有血性的青年到台灣去”，孫立人搞的，下麵還接三個驚歎號。說是什麽軍官班要招生，訓練三個月少尉任用，其實我們也走投無路了，我們就去了。
報名的時候出來一個說河南話的老鄉，我們鄉下孩子聽到他說河南話，心想這個人一定不是壞人。那個人說，“吃飯了吃飯了”，煮了一大鍋豬肉給我們吃。我們總有大半年沒有吃過肉了。吃完肉後大家我看你、你看我，就說那就報名吧！一個禮拜就走了。
龍：你瘂弦就為了一鍋肉去當了兵，不是為了愛國啊？報了名，有沒有跟老師商量？
瘂：老師說的不聽了。我還想著吃肉的時候，他們說台灣有多好。說台灣那個地方四季如春，臘月天還可以吃到西瓜，每個人到那兒以後發一床美國軍毯，美國的喔，到了假日的時候可以把美國軍毯鋪在草地上野餐，他說還發一件軟玻璃的雨衣，穿上以後裏邊的衣服還看得見，天晴了還可以折好放在背包了。想到這些，去台灣的心就更堅決了。
一個星期後我們就已經到了廣州。那是一九四九年八月。
龍：八月，那幾千個河南出來的同學，馬上就要走上另一條路，你卻半途“下車”了。好，到了廣州。
瘂：在廣州第一次看電影，片子叫“中國之抗戰”，覺得很不習慣，怎麽一個人頭一下子很大，一下子很小。
龍：也在廣州黃埔碼頭上的船？
瘂：對。船上沒床鋪，所有的兵都坐在艙麵上，太陽就那麽一直曬著，我們喝水就在船機旁邊用茶缸接機器漏下來的滴水喝。坐著坐著，就暈睡過去了，忽然聽到有人大喊“台灣到了”，一陣騷動，遠遠看到高雄的山，還有燈，愈來愈清晰。
下了地，看到有很多賣香蕉的小販，有同學有錢要買，人家給他黃的他不要，他說綠色的比較新鮮。然後就看到有些人在吃一種很燙的東西，放在嘴巴裏又拿出來，冒煙，叫做棒冰，冒著煙，覺得很奇怪，怎麽回事，這麽大熱天吃這麽燙的東西。
龍：北方土包子。這時還沒自覺已經當“兵”了？
瘂：接下來，帶我們的那些人，態度就不太對了，“站好站好！”“排隊排隊！”已經到台灣了，那種笑麵的就不太對勁兒了，到了鳳山五塊厝以後，有一個通信連的連長，也說河南話，說“你們如果認為自己說話還清楚，打電話人家聽得懂的人，請向前三步走”，他要為通信連選兵，通信連的兵講電話要說得清楚。而實際上他是想找一批河南青年，因為他是河南人，要找同鄉到他連上去，他又不能講“河南人向前三步走”嘛。
龍：那你有沒有“向前三步走”呢？
瘂：我和幾位河南同學一起向前三步走，於是我們就被帶開，換了軍裝，每人發一支沒子彈的步槍，從這天起，我就成了通信連的“上等兵”了。
龍：那“軟玻璃”雨衣究竟發了沒？
瘂：發了，但是我們很快就發現，那魚市場裏殺魚的也都穿著啊，就塑料雨衣嘛。
20，十萬大山
長沙的國軍將領程潛和陳明仁決定不再和解放軍繼續戰鬥的時候，黃傑接下第一兵團的指揮權，是臨危授命。接到命令時，湧上心頭的是少年時讀諸葛亮“出師表”的兩句話：“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為難之間”。那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初，林彪所轄的兩個軍，已經打到衡陽附近，到八月下旬，整個華中戰場，解放軍集結了十九個軍，五十五萬人，分三路向西南進攻。
西南，就是永州所在。在那裏，風簷下讀書的孩子們也愈來愈不安。
黃傑的國軍以寡敵眾，一路慘烈應戰，一路潰敗後撤，犧牲慘重；十月十一日，黃傑得到白崇禧的電令，多個據點被解放軍占領，國軍兵力需重新部署，同一天，豫衡中學則接到教育部的急電，立即遷校。
永州滂沱大雨，滿地泥濘，又是寒冬，孩子們拎起了背包，和去年離開南陽城的情景一樣，隻是這回，既沒有哽咽不舍的父母，也不再有遠足的天真。
學生分兩批，冒著風雨步行到湖南和廣西的交界，第一批通過了黃沙河，第二批要通過時，黃沙河已經被解放軍占領。
五千多個孩子，到達廣西的，剩下一半。這一半，坐火車、爬車頂、過山洞，又失去一些人；到一個城鎮，碰到土共燒殺，四處奔逃，再少掉幾百；重新整隊出發時，又失散幾個學校；驚恐不已到達一個叫金城江的小車站，五千多人的聯中已經像一串摔斷在地上的珠煉，珠子滾落不見。槍聲中還手牽手在一起的孩子與老師，夾雜在逃難的人潮、無人照顧的傷兵群、拋錨的卡車戰車、沿路丟棄的軍用物資行列中，不知道何去何從。
這時，在金城江這個地圖上都找不到的小車站，學生的命運就和國軍士兵的命運匯合成一股了。九十七軍二四六團剛好路過，願意護著學生往前走。
士兵和學生，還有成千上萬的難民，到了遷江，後麵追兵炮聲隆隆，前麵急湍江水滾滾。工兵搶建浮橋——用空的汽油桶綁在一起，上麵放木板。先讓軍隊的騾馬輜重過河，再讓軍隊和學生過橋。橋的兩端，滿坑滿穀的人。
等候過江的軍用汽車，排起來十公裏長，分批渡河，一小時隻能通過四輛，而追兵已至。於是黃傑下令，除了器械及醫療藥品的車過江，所有軍用物資一律放火燒毀，避免為敵所用。
豫衡中學的孩子們在遷江岸上看見的，是烈火灼日、惡煙滾滾，爆炸聲驚天動地。這種鏡頭，在逃難中，不斷發生。雲南的二十六軍殘部撤到紅河岸要過河時，浮橋被槍炮擊斷，幾萬個士兵，身上還背著器械，淹死在怒濤洶湧的紅河水裏。
亂葬崗，營養不良，疾病流傳，一病就死，每天抬出去十幾個屍體。
在潰退中，學生跟著黃傑的部隊被炮火逼進了中越邊境的“十萬大山”。
“十萬大山”有數十萬大大小小的山，如雄獅擋關，一字排開，形成難以跨越的天然國界。原始叢林，瘴癘蔓延，濃密處，陽光射不進來。混亂中大家開始攀爬主峰姑姆山，翻過山嶺，就是越南。黃傑的兵團在前麵砍荊棘開路，二四六團的士兵在後麵掩護，中間夾著孩子們，疾疾行走。槍聲突然大作，追兵的炮火射來，天崩地裂，戰馬驚起，衝入山穀，被火炸裂的斷腳斷手像曬衣服一樣掛在雜亂的樹枝上。炮火交織、血噴得滿麵，孩子在破碎的屍體中亂竄，這是十萬大山藏著毒蛇猛獸的原始叢林。追兵逼近來滿山搜索時，難民躲在山凹中，學生看見，有母親摀住幼兒的嘴，怕他出聲。再站起來的時候，孩子已窒息而死。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三日，黃傑帶領著三萬多國軍士兵，從叢林中走到了中越邊境的隘店關卡，跟越南的法國將領取得“假道入越，轉回台灣”的協議：
同意分為五百人一組，在指定地點將武器交付封存，由法方護送至碼頭。關於所經路線，由法軍負責一切安全，我方保證軍紀嚴明，並由我方軍官帶隊。
協議達成以後，黃傑率著國軍官兵走在隘店的街上，一步步往國境關卡走去，他一再地回頭遠望隘店這邊的山——十萬大山，多少官兵死在山溝裏，殘破的屍體還掛在猙獰的樹杈上，指揮官的心情，揉雜著慚愧、不舍，更有孤軍深不見底的悲憤。
出了關卡，部隊五百人一組，進入越南國境。這些士兵已經經曆過的，很難跟別人說明白。連續五個月的肉搏前線，一路上的生死交關，搶灘過江、越嶺翻山，在身邊犧牲的弟兄沒法埋葬，在遠方思念的家人無能慰藉。斷了補給，他們滿麵風霜、一身煙塵。他們已經極度疲憊，但是為了國家體麵，還是努力挺胸，維持行列的整齊。
三萬個部隊後頭，還有很長一列斷了手、截了腿、削了臉、滿頭包著白紗布的傷兵、抱著嬰兒無奶可喂的年輕眷屬、步履不穩的難民。當然，還有驚嚇不已的中學孩子們。
從南陽出發的五千個孩子，一年後抵達越南邊境的，剩下不到三百人。
沒有想到的是，交出武器之後，這三萬多人被法國人直接送進了鐵絲網圍著的集中營，一關，就是三年半。
集中營在越北蒙陽一個大煤礦區的空地上，沒有一個遮雨的草棚。三、四萬人，包括老人和小孩，被丟棄在那裏，從盤古開天開始，上山砍柴、鑽木取火。蒙陽對麵的山坡，不到半年時間，已經出現大片亂葬崗，營養不良、疾病流傳，一病就死，每天抬出去十幾個屍體，天氣很快就開始熱起來，屍體的臭味一陣一陣傳來，令人暈眩。
21，江流有聲，斷岸千尺
我一驚：這位上將，是越南富國島鐵絲網裏頭出生的小孩？（左下角的孩子，是陸軍司令楊天嘯）
有時候，在最悲壯的事情發生時，你六十年後最記得的，反而是——聽起來如芝麻蒜皮的小事。
退休以前在榮民工程處負責數據的陳麾東，跟著部隊進入越南時，才十一歲。這十一歲的小男孩，注意到，法國人沿著中越邊境滿插法國國旗來標示國界。三萬國軍過關卡時，法國軍官指揮著國軍，身上的武器全部卸下，步槍一堆，輕機關槍一堆，手榴彈另外一堆。
在這個時候，突然輪到一整個軍樂隊要過卡了；他們身上背的、抱的、拿的，是大鼓小鼓、大小喇叭、大號小號……這軍樂隊也在戰場上跑了一千公裏，翻過十萬大山。
一個樂手正要卸下他巨大的法國號，隻是不知他的法國號應該屬於步槍、機關槍，還是手榴彈的那一堆，正在猶豫，那個一直在旁監督繳械的法國軍官一步踏上前來，指著樂器，說，“這不是武器，可以帶走。”
一個完整的軍樂隊，帶著他們所有的鼓、號、喇叭，就穿過了關卡，進了越南。此後的三年半裏，集中營內國歌照唱、進行曲照奏、激勵士氣的歌聲不斷，這個軍樂隊在亂世中維持禮樂。
小小的陳麾東後來雖然受苦受難，但是他不怨恨法國人。禮讓軍樂隊進入越南的那個片刻的決定和動作，在他心中留下了無法忘懷的一種價值意識：那是文明，那是教養。從戰爭的地獄中走出來，一個法國號，像是天使手中最溫柔的武器。
以後在鐵絲網圈裏生活的三年半，國軍胼手胝足建起了房舍，技術一成熟，就用木頭和茅草在金蘭灣營區建築了一個“宏偉”的“中山堂”，各種戲曲的表演，在裏頭“盛大公演”。
你絕對不會想到，在每天靠配糧、四麵站衛兵的收容營裏，還有人會認認真真地成立劇團。河南出來的豫劇演員跟著國軍流離到越南，在富國島暫時安頓下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創設“中洲豫劇團”，用最克難的方法，表演給患難同胞看。一九五三年三萬國軍被送回台灣，中洲豫劇團繼續發展，培養了王海玲這樣一代又一代的藝人，就是今天台灣豫劇團的薪火傳遞者。
還記得那本《古文觀止》嗎？十七歲的馬淑玲在湖南津市留給趙連發同學的書，被趙連發一路帶到永州柳子廟，一路帶進十萬大山，一路帶進越南集中營。三百個師生和從前五千個師生一樣，坐下來就讀書。在沒水沒電的越南煤礦區空地上開學，這本從河南南陽帶出來的《古文觀止》，成為唯一的教材。校長張子靜要全校學生分頁相互抄寫，人手一份，然後嚴格要求：每個人背下三十篇。
有一次，夜裏營房失火，一團驚慌中，學生們看見校長從草屋裏急急奔出來，懷裏隻抱著一個東西，就是那個海外孤本《古文觀止》——他還穿著睡衣，赤著腳。
這些河南的孩子們，在永州柳子廟時，讀的是書裏柳宗元文章，現在在異國異鄉的寂寞蠻荒裏，雖然晚上睡覺的稻草墊一翻開就有潮濕的蛆在蠕動，白天，他們卻坐在地上跟著老師朗誦：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複識矣！
從烏坵采訪反共救國軍飛回台北的航程上，和陸軍司令楊天嘯比鄰而坐。
我已經習慣要問人祖宗三代的出處了，於是探詢他的出生地，他謙抑微笑答道：“越南，富國島。”
我吃了一驚：這位上將，是富國島鐵絲網裏頭出生的小孩？
我很快找到楊上將的父親，追問細節。
楊景龍，是當年九十七軍的一位營長；九十七軍的二四六團，就是在金城江車站慨然允諾帶著豫衡聯中的孩子們繼續南逃的部隊。從長沙出發時，九十七軍有完整的六萬人，邊戰邊走到了中越邊境時，楊營長身邊隻剩下一百多人。妻子懷著身孕，還帶著兩個孩子，已經失散。一家人的偶然團聚，是在越南的集中營裏。
鐵絲網裏頭的孤軍，三年半的屈辱和艱苦，在這樣風雨動蕩中出生的一個嬰兒，六十年後，變成中華民國國軍的陸軍最高統帥——這個民族和個人的劇本，究竟怎麽寫的啊？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日，中、法、美的國際交涉終於有了結果，因內戰而孤懸海外三年半的國軍、難民、學生，在海防港搭上了軍艦，八天以後，在高雄港上了岸。
兩百零八個豫衡聯中的學生，其中還包括後來寫了《野鴿子的黃昏》的王尚義，在高雄港落地，然後被送到員林實驗中學入學。
在台灣員林，河南南陽的孩子們，和山東各地的孩子們，跨過大江大海驚濤駭浪，終於走到一起來了。陸陸續續地，更多的少年們來到這裏：香港的、澳門的、緬甸的、舟山群島的、大陳島的……內戰中被機器“絞”出來的多股殘軍、孤軍和整批撤出或零散逃出的難民，以及他們的孩子們，如涓涓細流，慢慢都匯入了員林實驗中學。
我偶然看見新聞，國防部長陳肇敏去了豫衡中學六十周年的同學會，心想，慢點，陳肇敏不是個地道的南台灣孩子嗎？怎麽會是那個學校的學生？從香港打電話問他，他笑說，是的，因為家住得近，他就去上了那個學校，所以是在那樣一個多難興邦、帶點“孤臣孽子”的濃厚曆史情感中長大的沒錯。“否則，”他說，“我一個草地小孩怎會去投考空軍官校呢？”
有些軌跡，不知怎麽最後會自己“圓”起來。三十年後，從火災中抱著《古文觀止》赤腳往外跑的張子靜校長，在台灣將書親手奉還當年的少年學生趙連發，說，“將來兩岸開放後，你回老家時，把書帶回去給馬淑玲，告訴她，校長代表全校師生向她表示謝意。”校長流下了眼淚。
六十年後，趙連發真的回到了河南，找到了馬淑玲，一本《古文觀止》，雙手奉還。
完整的一本書，沒少一頁，隻是那書紙，都黃了。
六十年後，《古文觀止》雙手奉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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