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魔鬼山上
民福電船運送麵包過來，汽笛一響，調景嶺赤腳的孩子們就飛奔到碼頭上，興奮地喊著“麵包船來了！麵包船來了！”
香港人不太談自己的來曆。如果台灣人在一個晚餐桌上，閑聊時還可能偶爾提及“我爸是民國三十八年從青島過來”這樣的話題，因而透露了自己的出處，香港人很可能彼此在一個辦公室同事三十年，不知道彼此都是寧波人，會說上海話，而且都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前後抱在媽媽懷裏過了羅湖口岸的。
他們工作的壓力太大，工作的時間太長，現實的滾動速度太快，每個人，都在當下的軌道上專心一意地拚搏向前。經濟的成就、專業的高標準、現代化的領先，是靠一種力爭上遊的拚搏意誌得到的。
粵文化生命力強韌，像海洋裏的漩渦一樣有巨大的吸力和同化力，一九四九年流過來的百萬人潮，一過口岸，就進入這個文化和語言的大吸器、大熔爐裏。無法融入的，或者設法離開，或者就被淘汰。融入的，六十年後，你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九四九的遷徙者。
於是，從外麵看起來，七百萬香港人，就是一個整體，都是說廣州話的香港人。
你要跟他們坐下來，一個一個幾近不禮貌地打破沙鍋問到底，才赫然發現，原來每一個香港人都深藏著一個身世的故事；很多、很多的故事，都來自江海動蕩的一九四九。
戰火像一團一團燃燒彈一樣在中國大陸的土地上炸開，從東北、山東到河南，一片焦土，幾千萬的難民流離於途中，香港，自然成為一個生命閥。北方每爆發一波戰爭，香港就湧進一波難民，一波一波進來。一九四九年的上環，西營盤一帶，九龍的鑽石山一帶，滿街都是露宿的難民。
一九四五年日本人撤走時，香港剩下六十萬人，一百萬人避難離去；一九五一年，島上已經有了兩百零七萬。那突然冒出來的，一部分固然是逃避日本人的如今回籠，一部分，卻是國共內戰的新難民，有上海紗廠的大老板，把整個工廠的工人都帶了來；有國民政府中曾經身任要職的高官、國軍中曾經是抗日英雄的將領和軍官，有地方政府的縣長、局長和大學的校長，有不願意繼續跟蔣介石去台灣的立法委員、國大代表，有媒體主筆、學界泰鬥、作家和藝術家，有知識界的清流，有高僧大儒，有神父和修女。然而更多的，當然是無家可歸、流離失所的普通人，攜兒帶女，還有成千上萬的傷兵，在某一次戰役中變成殘廢。
那是一個多麽熟悉的情景：斷了腿的傷兵，腋下拄著拐杖，衣服肮髒，獨自站立在陌生的街頭，不知往哪裏去；很多，還是少年。
救急救難的東華醫院出麵收容難民，消息一傳開來，闖過了羅湖的人，潮水一般湧到東華。一九四九年冬天，也就是黃傑的殘部和豫衡聯中的孩子們被逼進十萬大山和越南邊境的時候，東華醫院開始照顧難民。半年之內，收容了八千兩百多人，其中殘廢的人占極高的比例，將近兩千。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六日，剛好是韓戰爆發後的一天，七千個難民被送到吊頸嶺。極有效率的港府，一天之內全部運送完畢。
吊頸嶺在九龍半島的東端“魔鬼山”的一片荒涼山坡上。這個無人的荒地，有一個廢棄的麵粉廠；一九零五年，加拿大籍的香港公務員倫尼，買下了這片荒地，建了一個麵粉廠，沒想到三年之後破產，倫尼就用繩子吊著自己的脖子，綁上巨石，然後還跳海。工廠所有的機器被債權人搬走，原來運貨的小碼頭荒廢，山坡上的廠房逐漸變成猙獰的廢墟，從此以後，魔鬼山本來叫“倫尼麵粉廠”的這片山坡，就被稱為“吊頸嶺”。
港府聰明的公務員，將“吊頸嶺”正式改名為“調景嶺”。
七千個人隻是登記領飯票的，其實還有沒登記的五、六千人，最高峰時，近兩萬人住在調景嶺營區內，包括八百個孩子。國軍和眷屬大概占一半以上，湖南和廣東籍的最多，但是也有來自青海、西康、甘肅和熱河省的，東北的傷兵和難民也不少。
這是一個沒水沒電沒路的荒山，一切從頭開始。港府已經在山坡上築構了上千個字形油紙棚，一個棚住四個人；三十個大葵棚，分婦女組、醫務組、平劇社、自治糾察隊等等單位進駐，一個大葵棚容納七十個人。社會局供給難民的配額是每天每人白米十八盎司、肉和魚二盎司、青菜八盎司、腐乳或鹹魚二盎司。每隔一天，民福電船運送麵包過來，汽笛一響，赤腳的孩子們就飛奔到碼頭上，興奮地喊著“麵包船來了！麵包船來了！”
大人則十人一組，每天兩次，排隊去領飯。飯領回來，坐下來同吃的卻有十四、五個人，那沒有飯票的，也是同鄉同學同是天涯淪落，難民互相扶持。
和一般難民營不一樣，調景嶺難民裏頭，真正的臥虎藏龍。隨便看過去，在山路上扛著一袋麵粉正迎麵走下來的，可能就是個“營長”。譬如一九二零年出生在廣東增城的陳寶善。
寶善十八歲讀高中時，日本人已經快要打到廣州了，不顧父親的反對，毅然決然去報考中央陸軍官校，考取了，跟其它幾個同學從廣州沿著溪穀，翻山越嶺，一路徒步，足足走了兩個多月，走到貴州獨山。到了獨山之後，這滿腔報國熱情的青年人才發現，報國的開始就是在荒山裏建營房。上山伐木，從山上把巨大的木頭扛下來，蓋教室、宿舍。沒有米，他們就走三十公裏的山路，去扛米，如同勞役營一樣的艱苦。一九四二年，堅持下來的寶善成為正式的軍校十七期畢業生。蔣委員長發給每一個畢業生一把劍，上麵寫著“成功成仁”四個字。
陳寶善開始和日軍作戰，在槍林彈雨中實踐他的愛國抱負。抗日戰爭之後，國共內戰爆發，他從山東的戰場打到徐蚌會戰。碾莊被包圍時，天寒地凍，傷兵遍野，他自己也受傷了。
這就是五十五萬國軍被“殲滅”的戰役。陳寶善帶著傷，輾轉到南京，然後是廣州，最後是香港。在調景嶺，那麽多年之後，他還會跟你說：
這幾十年來，我一幕幕回想，真是作夢也沒想到，我們會落敗到這種程度！我們在徐蚌會戰以前一直都沒打敗仗的……他們的訓練不如我們，補給也不好。我輕視他們，我會以一個營打他們的一個兵團二萬多人……我們仗打得很好，為什麽會跑到香港來呢？我能說出的原因是，軍心變了。不然怎會垮得這麽厲害呢？
一九四九，在華東醫院和調景嶺，每天上午和下午分兩次，難民排隊領飯，你可能看見陳寶善在行列裏，他二十九歲，眉宇間有股掩藏不住的英氣，但是神情抑鬱；如果你不細心，你就不會想到，他曾經懷抱著多麽大的熱情，把自己奉獻給他的信念：國家。
23，山岩岩，海深深
調景嶺外頭，香港的街上，每年湧進來二十萬人。難民潮裏，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和少年。
蒙古族的席慕蓉在灣仔上小學，多年以後，像古時候的詞，有水井的地方就有人唱，她的詩，在華文世界裏到處被人傳誦。人們問她，你的古典詩的基礎在哪裏形成？她不直接答複你，隻是淡淡地說，她在香港讀小學的時候，老師就教會了她背誦整首白居易的“琵琶行”。她不會講廣東話，但是六十年以後，她還可以用漂亮的廣東話把“琵琶行”一字不漏地背出來。
白崇禧兵退海南島之前，十二歲的白先勇已經被送到九龍避難，文靜早熟的白先勇上喇沙書院。原本沉浸在中國古典戲曲及文學的白先勇在香港第一次接觸英文世界，也開啟了他對現代文學的興趣。一九三七年出生的中國孩子，幼年和少年都是流離。他看過湘桂大撤退的火海，看過南京首都的上層生活，看過上海的繁華與崩潰，如今看見一九四九的香港，看見戰爭的荒涼：“家裏住著很多人，都是需要照顧的親戚和從前的部屬。大樓外麵騎樓裏、走廊下，全睡著人，街上也到處是難民。”
一九五二年才到台灣，白先勇成為台灣現代文學的先驅作家。
同一個時間裏，半歲的林百裏被帶到香港。他在解放軍攻進上海前一個月出生，營養極度不良。被母親抱在懷裏逃到新界，一家人租了大埔“將軍府”宅院裏頭的傭人間，後麵的弟弟妹妹陸續出生在這狹窄的石頭房裏。石頭房太熱了，父親就在屋角裏種爬藤，藤的青葉蓋滿了屋頂。
“將軍府是誰的？”我問。
“翁照桓。”
我睜大了眼睛，“百裏，你在大埔家的房東是翁照桓，一九三二年淞滬血戰中發出第一槍的國軍旅長翁照桓？”
是的，林百裏說，他還清晰記得小時候，翁將軍把他叫到麵前，給他糖果，摸摸他頭，要他努力讀書，將來好好報效國家。
林百裏在一九四九年後難民充塞街頭的香港長大。父親和一百萬其它難民一樣，艱難地維生，在中環的香港俱樂部做會計。俱樂部大廳掛著水晶吊燈、鋪著華麗的地毯，白人紳士淑女從大門瀟灑地進出用餐，華人用旁邊的小門。父親告誡他，“你不可以到前廳去，那個門，是白人走的。”
父親就在側門後麵那個隻能放下三張小桌的房間裏工作。為了兒子的前途，父親讓長子百裏跟在身邊。白天，百裏去上學——搭天星小輪過海到尖沙咀，然後改搭巴士到德明中學。大半的時候，為了節省那兩角錢的巴士車資，十三歲的林百裏寧可走路四十分鍾到學校。
晚上，父親看著百裏做功課；夜靜了，就從辦公桌底下拉出兩張折迭行軍床，在三張寫字桌之間勉強撐開，父子兩人就睡在那無法轉身的小房間裏。燈一滅，香港俱樂部大廳水晶燈那華麗的光，就從門縫裏瀉進來一條細細的線。
這個一九四九年戰火中出生、流離中長大的孩子，六十年後，開創了全世界最大的筆記計算機製造公司。
父子兩人就睡在那無法轉身的小房間裏。燈一滅，香港俱樂部大廳水晶燈那華麗的光，就從門縫裏瀉進來一條線。（林百裏和父親）
我問他，“十一、二歲的時候，住在香港俱樂部的‘後門’裏，不準進入前廳，一出門又總看見中環光豔奪目的精品櫥窗，你有‘難民小孩’的屈辱或不平感嗎？”
“有屈辱感，尤其是看到白人和華人之間地位的差別，所以我的民族情懷是很深的，但是看到美麗的櫥窗，我沒有不平感，”林百裏笑笑地說，“我隻有想：有一天，我要買得起它——如果我要的話。”
秦厚修是從澳門上岸的，海上很黑，大船在海上劇烈地搖晃，等小船過來接駁；從大船踏上搖晃得更厲害的小船時，踩空了，差點摔進海裏。秦厚修帶著一個還沒上小學的女兒，肚子裏還懷著一個，踏上澳門，馬上轉香港。丈夫馬鶴淩在碼頭上焦急等候。
秦厚修得馬上找工作。她和親友合夥在青山道附近頂下了一爿洗衣店。然後又在一九四九年新開張的大型遊樂園——荔園，找到一份工作：收門票。荔園開張，是一九四九的香港大事，付港幣五角，可以入場，摩天輪、碰碰車、哈哈鏡、遙遙船、過山車，還有一個香港唯一的真雪溜冰場。
“可是，應台你要知道，那時沒有票的，你丟錢進去，有一個閘門，我就坐在閘門旁邊用腳踩一個控製，一踩，繳了錢的人就可以進來，每天就做這個。一個月薪水三百塊錢，要養好多人。”秦厚修說。
荔園月薪三百塊？我想到，同一個時間點，錢穆創了新亞書院，自己的月薪是兩百塊——現在我知道那是多麽微薄了。
“滿辛苦的，”我說，“馬媽媽，可是那時你肚子裏的孩子已經出生了，你出來工作，誰管那吃奶的嬰兒呢？那時你先生也在找工作吧？”我問。
“家裏還有一個奶奶幫忙，還有姑爹，而且，逃出來的親戚那麽多，每天都有人來借錢，他們也幫忙。”
厚修的孩子在東華三院之一的廣華醫院出生了，馬家唯一的男孩。
父親久久思索，在這樣的離亂不安中，對孩子如何期待？
他為孩子取名“英九”。
這孩子長大以後，成了中華民國總統。介紹自己的時候，他會笑說，我是“大陸醞釀、台灣製造、香港交貨”。
厚修的孩子在廣華醫院出生了，馬家唯一的男孩。父親久久思索，在這樣的離亂不安中，對孩子如何期待？（一歲的馬英九）
“我也記得，”秦厚修說，“有一天馬爸爸說要去調景嶺，聽說救災總會的人到那裏發救濟物資，結果回來了，也不過發了幾塊肥皂吧？那時候，也有‘第三勢力’來找他，但是他沒去。”
“第三勢力”這個詞這麽順溜地從馬媽媽嘴裏冒出來，讓我吃了一驚。很少人知道這是什麽了，向來對政治沒興趣的她竟然記得。
一九四九年落腳在自由的香港，有很多關心國是的知識分子，他們既無法接受共產黨的意識型態，也不欣賞蔣介石的領導，這時美國
已經開始在亞洲做大規模的反共布局，提供資源，於是一個名為“自由中國運動”的“第三勢力”，就開始醞釀了。中情局結合流亡人士，有計劃地訓練獨立於台灣之外的反共遊擊隊。
調景嶺有很多年輕的國軍官兵，也有很多失學失業的青年，不管是為了生活的基本維持，還是因為胸中懷抱著經國濟世的熱情，當他們聽說有個學校招生培訓，為了建立一個美好的“自由中國”，很多人去了。
學校設在塞班島；“塞班”，是殘酷血戰的代名詞，在關島附近，麵積比香港島略小，戰前是日本領土。一九四四年美軍強攻塞班，日軍戰死三萬多人，守將南雲忠一自殺。三萬居民中，兩萬多人死於戰火，另外四千多個老弱婦孺跳懸崖自殺。
受訓的年輕人學習爆破橋梁、搶灘登陸、打陣地戰等，還有跳傘。在塞班幹校訓練一年零兩個月以後，學員就被送回日本基地，最後的主要任務是：空投大陸。四人一個空投小組，選擇的空投點通常是遊擊隊員的家鄉。山東流亡出來的，空投山東；湖南出來的，空投湖南，因為你必須對那個點的周遭環境，了如指掌。
在港大的教授餐廳裏與蔣震閑聊一九四九——對於像他這樣從一九四九年的艱辛中白手起家的人，我有一種特別的尊敬。不知聊到了哪裏，我隨意說，“我發現關於香港的‘第三勢力’的資料特別少，問了很多香港人，也問不出個所以然來，好像誰都不知道似的。”然後我給自己加點咖啡。
蔣震接過去說，“是啊，自由中國運動。”
我嚇了一跳，咖啡壺在我手上懸在半空——會把“自由中國運動”這幾個字這麽不經思索說出來的，曆史學者除外，我還是第一次碰到。
蔣先生知道內情？
他看著我吃驚的神情，笑了，說，“我就去了塞班島！”
蔣震是香港極受尊敬的實業家。一九二四年出生在山東河南交界的荷澤，一個極為貧困的家庭。和千萬個與他同時代的愛國青年一樣，他也當了兵，從山東一路打到廣州，部隊潰散，他就隨難民潮來到了香港。
所有的苦工，他都做過，在碼頭上扛重物、在紗廠裏打雜、在礦場裏挖地。一九五八年，三十五歲的蔣震拿出僅有的兩百港幣，和朋友創設機器廠，發明了全世界第一部十盎司螺絲直射注塑機，奠定了他的實業王國。為了回饋鄉土，他又成立基金會，專門扶植中國大陸的工業人才培訓。
蔣震說，要從調景嶺說起，因為他也進了調景嶺難民營。
“啊……”我看著他，“沒想到。那——您原來屬什麽部隊？打過什麽戰役？”
一說“整編十一師”，一說“南麻戰役”，我就知道他真正經曆過了什麽。（年輕的蔣震）
“整編十一師。打過很多仗，譬如南麻戰役。”
我看著這位極度樸實的靄靄長者，簡直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
一說“整編十一師”，一說“南麻戰役”，我就知道他真正經曆過了什麽。我一時無法把“香港實業家蔣震”與胡璉將軍的彪悍十一師和可怕的南麻血戰做連接。
一九四七年七月，整編十一師在山東南麻就地防守，廣設防禦工事，周圍建築了上千座大大小小的子母地堡，縱橫交錯。解放軍的名將陳毅和粟裕以五倍於國軍的兵力主攻。激烈的炮火交織七天七夜，戰役結束之後，解放軍損失慘重，宣稱一萬四千人陣亡，國軍方麵則公布“殲滅”兩萬人，“生俘”三千人，自己犧牲了九千人。這是粟裕少有的挫敗，從此役開始，解放軍嚴肅地檢討應付國軍子母地堡的作戰策略。
南麻七天戰役結束，荒野中留下了三萬個青年人的屍體。
實業家蔣震是從這裏走出來的。
塞班島的結業學員在空投任務前，每人發配的裝備是：手槍、衝鋒槍、彈藥、發報電台、足夠一月吃的幹糧、人民幣，然後就被飛機秘密地送到某一個省的山區，跳下去。
有的人，降落傘沒打開，當場摔死。大部分的人，一落地就被當地的居民給綁起來，送去槍斃。
我看看蔣震——他如果被空投到山東，怎會今天坐在我麵前，後麵是一片美麗的維多利亞海景？
蔣震笑了，他看出我眼睛裏有一百個疑問。
“我一直以為‘自由中國運動’是個愛國的運動，也不知道後麵有美國中情局，”他笑著說，“輪到我要被空投的時候，韓戰打完了，這個空投計劃，也叫停了。我差一點點就上了飛機。”
啊……原來韓戰還決定了蔣震的一生。
有一種人，愈是在風雨如晦的時候，心靈愈是寧靜。他能穿透所有的混亂和顛倒，找到最核心的價值，然後就篤定地堅持。在大動蕩、大離亂中，錢穆流浪到香港，站在一九四九年的街頭，看見滿街都是露宿的、不知何去何從的少年。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辦學，開創了新亞書院。
每晚從外麵回到九龍深水……的新亞書院克難破樓前，錢穆很難上樓，因為騎樓下、樓階上，全是蜷著睡覺的人。新亞的青年學生，也蒙頭睡在走廊上。在睡著的人與人之間，錢穆小心翼翼地尋找可以踩腳的空隙。
學生交不起學費，老師買不起食物，學生和老師就拚命寫稿掙錢。當時的學生中，有一個特別聰穎沉著的，叫餘英時。二零零六年得到美國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終身成就獎時，餘英時追憶一九四九年的新亞書院，特別記得，為了生活，他自己十幾歲就開始寫稿，創辦新亞書院的恩師錢穆，也拚命寫稿，“龔定庵所謂‘著書都為稻粱謀’。”餘英時笑說。
四九年的香港，你可能在街頭遇見踽踽獨行的錢穆，你也可能在海邊，碰見四歲的徐立之和爸爸在海灘上玩沙。
每一個香港人都有一個故事。那輾轉流離的一代，自己曆盡艱辛，但總是想方設法在動蕩中找到一個給孩子避風遮雨的地方。
於是你就有像梁安妮這樣的發現。安妮是香港公關界的“大姊大”，我問她的“來曆”；她能說的，不多，但是，慢點，父親好像有一個日記本，我回去找找。
她找到了，手寫的，從出生到一九四九來港，是一個完整的回顧和紀錄。安妮一夜讀完，無比地震動；父親過世二十五年之後，她才知道父親的一生，他如何親身經曆抗戰中的桂林大轟炸，他如何飛越喜馬拉雅山參與了中國遠征軍的對日戰爭。
在香港，程介明這樣的孩子長大，成為有名的教育理論專家，但是他清楚地記得“流離”的感覺。即使年紀很小，他看得出父親在為養家掙紮，他記得，父親終於找到工作，第一天工資是七分錢。房子每搬一次，他和弟弟就要換一個學校。而房子，總是愈搬愈小，愈住愈遠，上學的路，愈走愈長。
我和程爸爸說話，談他的一九四九。老人家講到當年的艱辛，稍稍頓了一下，說，“介明這孩子很小就懂事，很體貼。”
小孩子懂事、體貼，其實就是苦難讓人早熟的意思吧。程爸爸語氣中充滿心疼。
上海出生的徐立之，記得一個小閣樓，在一個狹窄的“士多”（store）小店鋪上麵，全家人就擠在這樣一個無法動彈的閣樓裏。後來生活實在太困難了，母親隻好帶著小妹重新回到當初離開的大陸老家，因為那裏生活開支比較小；相依為命的一家人，活生生被現實拆散。
立之的父親，在“保險公司上班”，其實就是“失業”的意思。
“那，父親本來做什麽呢？”我問立之。
他猶疑了一下，說，“原來家境極好，父親的毛筆小楷在浙江杭州很有名，所以蔣介石一九四八年修的家譜是他親手抄寫的。”
我飛去加州，到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像小學生一樣坐在一群皓首窮經的曆史學家後麵，看剛剛開放的蔣介石一九四九年前後的日記。極端重視家譜的蔣介石，在東北和徐蚌會戰最慘烈、國事蜩螗的時候，仍舊在日記中不斷追蹤家譜修譜進度；徐立之父親的名字，真的在日記裏出現。
所以在四九年後的香港，你可能在九龍街頭遇見踽踽獨行的錢穆，你也可能在淺水灣的海邊，碰見四歲的徐立之和爸爸在海灘上玩沙。再怎麽窮，水和沙是上帝送的。這個“士多”小閣樓上長大的孩子，也上了錢穆創辦的新亞書院，後來成為世界著名的分子遺傳學家，回到香港來，做了香港大學校長。
二零零九年了，上環老區還是有些小閣樓，就在狹窄的“士多”上；每次經過，我還忍不住多看兩眼，想起錢穆在一九四九年為新亞書院所寫的校歌：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
人之尊，心之靈，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
……
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
亂離中，流浪裏，餓我體膚勞我精。
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
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
第三部 在一張地圖上，和你一起長大
24，我的名字叫台生
我的名字裏有個“台”字，你知道，“台灣”的“台”。
我們華人凡是名字帶著地名的，它像個胎記一樣烙在你身上，泄漏你的底細。當初給你命名的父母，隻是單純地想以你的名字來紀念他們落腳，一不小心生了你的地方，但是你長大以後，人們低頭一看你的名片，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因為本地人，在這裏生生世世過日子，一切理所當然、不言而喻，沒理由在這地方特別留個記號說，“來此一遊”。紀念你的出生地，就代表它是一件超出原來軌道、不同尋常的事情。
在我的同輩人裏，你會碰到不少女孩叫“麗台”或“台麗”，不少男孩叫“利台”或“台利”，更多的，就直接叫“台生”。這“台”字一亮出來，你就猜出了他一半的身世：他的父母，多半是一九四九年中國內戰中，陸陸續續流浪到這個島上的外地人。嬰兒的哭聲，聽起來像雨後水溝裏牛蛙的鳴聲。那做父親的，把“台”字整整齊齊用黑墨寫在紅紙上，你可以想象那命名和寫字的手，在一個勉強遮雨的陋屋裏，門外兵荒馬亂，一片倉皇，寫下“台”字，既透露了一路顛沛流離的困頓，也表達了對暫時安定的渴求。
如果你在台北搭出租車，一定要留意一下司機的名字。有一回，碰見一個“趙港生”。哎呀，“港生”，你怎麽會跑到台灣來開車呢？
隻要你開口問，他就給你一個流離圖。港生的父母在一九四九的大動亂中，從滇緬叢林裏走了一個禮拜不見天日的山路，流亡到香港，被香港政府送到調景嶺難民營去，他就出生在荒山上那字形蓋著油布的破棚裏，因此叫“港生”，兩年以後來到台灣，弟弟出生了，就叫“台生”。
你知道香港影星成龍的本名是什麽嗎？如果我告訴你，他叫“陳港生”，你可以猜到他身世的最初嗎？稍微打聽一下，你就會知道，他的父親房道龍，在戰亂的一九四七年隻身離開了安徽和縣沈巷鎮的老家，留下了妻子兒女，輾轉流離到香港，改名換姓之外，另外成立家庭，生下的男嬰取名“港生”。
和他安徽妻兒的那一邊，這是一個生離死別的悲劇，和成龍這一邊，這是個患難興邦的傳奇。
今天我從台北的青島東路到太原路，碰到的司機，名牌上寫的是“問中原”。
“問中原”？
飛力普，中原，是一個地區，指的是中國的核心腹地；它更是一個概念，指的是中國的文化和統治政權。姓“問”名“中原”，激發的想象就是一個氣勢萬千、躍馬中原的光複圖騰。他的父母是江蘇高郵人，在洪水般的人潮亂流中擠上了船，渡海來到高雄，孩子在港口就落地了。取名“中原”，父母把重新收複故土的悲壯期待，織進了小小孩兒的名字裏。
在台北街頭，你隻要有一點好奇和放肆，開口敢問，一問就是一個波瀾湧動的時代傳記。戰後這一代“台生”，你幾乎可以說，整個人就是一枚會走路的私章，是一本半打開的曆史地理課本。
我這“台妹”所居住的這個城市，叫做“台北”，更絕了，它是一張大大攤開的中國曆史地圖。地圖有多大？橫走十六公裏，直走十七公裏，就是一張兩百七十二平方公裏大的地圖。
為什麽稱它“曆史地圖”？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歐洲全圖，就是一張“曆史地圖”，它裏頭的“奧匈帝國”，現在沒有了。台北城這張街道大地圖上的中華民國，是一個時鍾停擺在一九四九年的曆史地圖。
你把街道圖打開，靠過來，跟我一起看：
以南北向的中山路、東西向的忠孝路畫出一個大的十字坐標，分出上下左右四大塊，那麽左上那一區的街道，都以中國地理上的西北城市為名，左下一塊，就是中國的西南；右上那一區，是東北，右下，是東南。所以如果你熟悉中國地理，找“成都路”、“貴陽路”、“柳州街”嗎？往西南去吧。找“吉林路”、“遼寧路”、“長春路”嗎？一定在東北角。要去寧波街、紹興路嗎？你絕對不會往“西藏路”那頭去看。“涼州街”、“哈密街”、“蘭州路”、“迪化街”，嘿，猜猜看他們在哪裏？
對國民黨的統治有反感的人，說，你看，打仗打敗了，逃到這個島上，便掏空了本地人的記憶，把中國地名強加在台北城上，滿足自己“光複大陸”的虛幻想象，既可笑又可惡。
我一直也以為統治者把台北變成一個中國地圖，是一九四九年的一個傷心烙印。失去了實體的萬裏江山，就把這海角一隅畫出個夢裏江山吧，每天在這地圖上走來走去，相濡以沫，彼此取暖，也用來臥薪嚐膽，自勉自勵。
做了一點探索之後，我大吃一驚，哎呀，不是這樣的。你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竟然會錯。
原來國民政府在日本戰敗以後，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就頒布了“台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要求各個地方政府在兩個月內把紀念日本人物、宣揚日本國威的街道名改正。學者還會提醒你，其實用“改名”來稱，是錯的，因為日本人的都市規劃不用街名，隻有街廓名，所以一九四五年光複以後，台北的街名不是被“改名”，而是被“命名”。
新的命名的最高原則，就是要“發揚中華民族精神”。
一九四七年，是一個上海來的建築師，叫鄭定邦，奉命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他拿出一張中國地圖來，浮貼在台北街道圖上，然後趴在上麵把中國地圖上的地名依照東西南北的方位一條一條畫在台北街道上。
鄭定邦又是哪兒來的靈感呢？
不奇怪，因為上海的街道，就是用中國省分和都市來命名的；南北縱向用省分，東西橫向用城市。河南路、江西路、浙江路、山東路會是直的，成都路、福州路、北京路、延安路會是橫的。當然，也有一些例外。
把整個中國地圖套在上海街道上的這個“靈感”，又是哪裏來的呢？
那更好玩了。一八六二年，英美租界合並成公共租界，各區的街道要改名，英美法幾路人馬各說各話，都要堅持保留自己的街名。英國領事麥華陀於是訂了“上海馬路命名備忘錄”，幹脆用中國地名來命名，以免白人內訌。上海街道，從此就是一張攤開的中國地圖。
讓我意外的是，甚至連“建國路”、“複興路”這種充滿政治含義的命名，都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之後國民政府給上海街道的名稱，而不是為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台北所量身訂做的。所以台北城變成一張中國大地圖的時候，國民政府根本還不知道自己會失去中華民國的江山。
地圖大大地張開著，而一切竟然是曆史的意外布局：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權崩潰而撤退到這個島，以這個島作為反攻大陸的基地，把“光複河山”變成此後最崇高的信條，而台北的街道剛好以完整的“河山圖”攤開，承受了這個新的曆史命運到來。
我，和我的同代朋友們，就在這樣一個不由自主的曆史命運裏，在這樣一張浮貼掃瞄的曆史地圖上，長大。
25，走一趟吉林路
跟朋友的約會，我常約在亞都飯店一樓的巴賽麗廳。一個人的時候，喜歡坐在遠離熱鬧的靠窗那個高腳凳。透過小格木框看出去，微雨，車燈由遠而近，雨絲在光圈裏晶瑩滾動像動畫；車慢慢停下來，在吉林路的路口等紅綠燈。走路的人進入飯店的騎樓，暫時收起手裏的傘，放慢了腳步，經過窗邊不經意地和你視線相接，又淡淡地走過。
他若是一路沿著吉林路走，我知道他已經走過了德惠街，如果繼續往南，那麽他接下來會碰到的幾條橫街將是錦州街、長春路、四平街；和他的吉林路平行但稍微偏東的，是鬆江路和龍江路，旁邊還藏著小小一條遼寧街。
我們曾經玩過“大富翁”的遊戲，記得吧？在一張圖上一步一步往前走，有得有失、有贏有輸。這個城市裏的人，每天都走在一張曆史兵圖上。
德惠街？德惠，在長春以北不到一百公裏之處，是哈爾濱、長春、吉林之間的重要鐵路城市。一九四七年二月——你看，對日戰爭才結束一年半，國共內戰已經烽火連天。國軍新一軍五十師的兩個團守德惠城，林彪的東北野戰軍用四個師圍攻。兩軍隻相隔一條馬路，炮火交織，激烈戰鬥了一個禮拜，共軍退敗而走。
滿麵塵土的國軍士兵從地堡中鑽出來，冰凍的荒原上還冒著一縷一縷的黑煙。抬走自己弟兄的屍體之後，算算敵人的屍體有幾百具。新一軍的將領孫立人、陳明仁巡視戰地，看著敵人的屍體也不禁流下眼淚。英勇退敵的五十師師長潘裕昆走在屍陣裏，默默不作聲，隻沙啞地說了一句話：“一將功成萬骨枯”，眼睛就紅了。
德惠一戰，是國共內戰的第一次嚴重交火。死在德惠戰場的士兵，破碎焦爛、麵目全非的程度，看來令活著的士兵也覺得不忍卒睹。後來在台灣任聯合報采訪主任的於衡，記得當天氣溫是零下十七度，東北的大草原上無邊無際地一片荒涼。德惠城裏，房屋被炸成黑色的廢墟，濃煙滾滾，電線淩亂橫倒在街心，到處是玻璃碎片。
城外野地裏，堆積起來的共軍屍體像座小山，細看一下，一具一具硬得像冰凍的死魚一樣。因為是冰凍的僵屍，所以看上去沒有血跡。
男屍和女屍橫的豎的胡亂丟在一起；於衡特別注意到屍堆裏有十五、六歲的女兵，頭發上還紮著俏皮的紅絲帶。
沿著吉林路，過了德惠街再往南走，會碰到交叉的錦州街。
聽過錦州嗎？它在遼寧省，沈陽和山海關之間。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國共在錦州外圍激戰。範漢傑所統帥的國軍調動了十一個師，和林彪、羅榮桓指揮的東北野戰軍五個縱隊，相互廝殺割喉。飛機轟炸，重炮射擊，陣地一片火海。然後突然下雪了，美國的記者拍到國共兩邊的士兵在雪埋的戰壕裏蹲著，凍得嘴唇發紫、臉色發青，但眼睛裏全是瘋狂的紅血絲。
十月十五日，解放軍“全殲”國軍十萬人，進入錦州。
同時，你要想象，戰場上一片冒煙的焦土，戰火還沒燒到的地方，人們在挨餓。美聯社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發的新聞，列表告訴你，一百元法幣——別以為這是法國錢，當時的幣值就叫“法幣”，法定錢幣！一百法幣，可以買到什麽？
一九四零年一頭豬
一九四三年一隻雞
一九四五年一個蛋
一九四七年三分之一盒火柴
錦州在打仗的時候，上海的生活指數，五個月內跳到八十八倍，再下一個月跳到六百四十三倍。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已經增加到三十七萬倍。
大學教授的薪水，已經買不起米；馬路上，學生遊行抗議的狂潮，癱瘓了整個城市。
再往南，我們先跳過霓虹燈閃爍的長春路，到一條小街。
它叫四平街，在鬆江路和伊通街之間，短短幾百公尺，有一小段，滿是女人的服飾和珠寶店，周邊大樓裏上班的年輕女郎喜歡來這裏逛街。你大概不知道“四平街”這個中國城市在哪裏。我們把台北街道圖放到旁邊，來看看這張東北地圖。
四平街雖然叫街，其實卻是個城市的名字。城，在沈陽和長春的中間，一九四九年之前是遼北省的省會，三條鐵路的交叉點，既是交通樞紐，也是工業和軍事重鎮。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萬解放軍對國軍二十八萬人，足足打了一個月，解放軍潰敗逃往北邊的鬆花江。
國軍的數據說，美式的強大炮火加上空軍的地毯式轟炸，估計有四萬共軍被殺。國軍空軍低空丟擲一種殺傷力特別大的“麵包籃”，一次轟炸就造成共軍兩千人的傷亡。
什麽叫“麵包籃”？它是一種子母彈形式的燃燒彈，二戰中，蘇聯侵略芬蘭時，就用燃燒彈轟炸芬蘭的城市中心，造成大量市民的死亡。國際指責的時候，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輕佻地說，我們沒丟炸彈啊，我們丟的是“裝滿麵包的籃子”。火力強大可以化鬧市為焦土的燃燒彈因此被稱為“麵包籃”，是個恐怖的黑色幽默。
三月，東北白雪皚皚。炮火暫歇時，東北農民探出頭來看見的是，原野上仍是一片白雪，但是炮火燒過、炸過的地方，是一塊一塊的焦黑；人被炸得血肉橫飛，留下的是一灘一灘的腥紅。
焦黑和腥紅大麵積點綴著無邊無際的純潔的白雪。太陽出來時，紅和黑就無比強烈地映在刺眼的雪白上。
一年以後，一九四七年五月，像拔河一樣，解放軍重整又打了回來，現在換成國軍要做“保衛戰”。再一次的血流成河。新聞記者們被邀請去看國軍勝利的“成果”，目睹的和德惠一樣，斷垣殘壁中黑煙縷縷，因為不是冬天，屍體的臭味彌漫所有的大街小巷。
回到台北吧。四平街若是走到東邊盡頭，你會碰到遼寧街。遼寧啊？台灣的孩子搖搖頭，不知道遼寧在哪裏。中國大陸的小學生卻能朗朗上口，說，“遼瀋戰役是國共內戰中三大會戰之一；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開始，曆時五十二天。五十二天中，解放軍在遼寧西部和沈陽、長春地區大獲全勝，以傷亡六萬九千人的代價，殲滅國民黨四十七萬人。”
那是一九四九年的前夕，從九月到十一月，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國共兩邊合起來有幾十萬的士兵死在冰天雪地的荒野上，這是個什麽樣的景觀，飛力普？你說你聯想到二次大戰時德軍在蘇聯的戰場，我想大概很像，但是我卻沒來由地想到一件很小很小、不十分相幹的事：
東北還是滿州國時，很多台灣人到那裏去工作。有一個台北人，叫洪在明，一九三五年就到了長春。你知道，在一九四五年以前，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滿州國名為獨立，其實也是日本的勢力範圍，當時大概有五千多個台灣人在滿州國工作，很多是醫生和工程師。
長春的冬天，零下二十度。有一天早上洪在明出門時，看見一個乞丐彎腰在垃圾桶旁，大概在找東西吃。下午，經過同一個地點，他又看見那個乞丐，在同一個垃圾桶旁，臉上還帶著點愉快的笑容。洪在明覺得奇怪，怎麽這人一整天了還在挖那個垃圾桶；他走近一看，那原來是個凍死的人，就站在那裏，凝固在垃圾桶旁，臉上還帶著那一絲微笑。
路上的行人來來去去，從這微笑的乞丐身邊經過。
26，一把一把的巧克力
你親手帶來這些家族文件。
從法蘭克福到你大伯漢茲在瑞士邊境的家，大概是四百公裏，你是獨自開車去的嗎？我猜想，以你大伯非常“德國”的性格，他一定會把家族曆史文件分門別類，保存得很完整，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第一個文件，紙都黃了，有點脆，手寫的德文辨識困難，我們一起讀讀看：
茲證明埃德沃•柏世先生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三日從俄羅斯戰俘營遣返德國故鄉途中死亡，並於十月十五日埋葬。負責遣返之車隊隊長托本人將此訊息通知其妻瑪麗亞。車隊隊長本人是現場目擊者，所言情況應屬實。茲此證明。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阿圖•巴布爾
啊，你的德國奶奶瑪麗亞，是通過這樣的方式得知丈夫的死訊嗎？
四月，是花開的季節；所有的蘋果樹、梨樹、櫻樹，都綻出繽紛的繁花，是歐洲最明媚鮮豔的月份。
還有一張瑪麗亞的結婚照，時間是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
四月，是花開的季節；所有的蘋果樹、梨樹、櫻樹，都綻出繽紛的繁花，是歐洲最明媚鮮豔的月份。照片上兩個人十指相扣，笑容歡欣、甜蜜。
國家的命運將挾著個人的命運一起覆滅，像沉船一樣，他們不可能想到。
瑪麗亞得知丈夫死訊的時候，她已經是兩個幼兒的媽媽。三年後再嫁，才有你的父親，才有你。
我請你采訪大伯漢茲對於德國戰敗的記憶。他記得他的父親埃德沃嗎？
不記得。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國戰敗時，瑪麗亞和他隻知道爸爸在前線，完全不知道埃德沃已經關在蘇聯的戰俘營裏。終戰了，鎮上有些家庭的爸爸陸陸續續回來了，他們家還一直在等。每天晚餐，瑪麗亞在桌上多放一副盤子和刀叉，空在那裏。每天擺出來，每天收回去。
這時候，五歲的小漢茲看見了他生平第一個美國人，幾個美國大兵，坐在坦克車裏，不，幾個大兵根本就坐在坦克車的蓋子上，看起來很高大，吊兒郎當、興高采烈，嘻嘻哈哈進到小鎮。
“那你有沒有問漢茲，他那時覺得，德國是‘解放’了，還是‘淪陷’了？”
“有問啊！”你說。
漢茲說，美國的坦克車進來了，他和一堆鄰居的小孩，都是七、八歲，十歲不到吧，找了很多石頭，褲袋裏塞滿了，拳頭裏抓著幾塊，躲在巷子口，坦克車一駛過，他們就使盡全身力氣對美軍丟石頭。一麵喊“美國人滾回去”，一麵丟石頭。
“像今天迦薩走廊的孩子對以色列的坦克車一樣？”我說。
“對。”
然後，一件驚人的事發生了。
美國大兵把手伸進一個大口袋裏，抓了一把東西，對著德國孩子們用力丟過去。孩子們彎腰閃躲的時候，發現劈頭灑下來的，不是石頭或炸彈，是巧克力，一把一把的巧克力。
“那時候我們都很餓，”漢茲說，“我們一夥孩子常常跟著運煤的小火車，跟在後頭撿掉下來的煤塊煤屑，拿去賣錢。得到的錢，就去換馬鈴薯帶回家給媽媽煮。”
孩子們把褲袋裏的石頭掏出來全部丟掉，放進巧克力。
有了巧克力以後，美國兵就是孩子們歡呼的對象了。你說，這是“解放”還是“淪陷”呢？
漢茲的回憶讓我想起德國作家哈布瑞特跟我說過的故事。
一九四五年他十九歲。戰爭末期，人心潰散，他的部隊死的死、走的走，已經不成部隊。聽說村子裏還堆著一整個倉庫的馬鈴薯，餓得發昏的哈布瑞特和幾個失散士兵就尋到了倉庫。還沒來得及打開倉庫，憲兵就出現了，認為他們是逃兵，逃兵是可以就地槍決的。
他們很努力地辯解，比如說，真要逃，怎麽會還穿著軍服、披帶武器？總算說服了憲兵，哈布瑞特回到前線，和美軍繼續作戰。
一顆子彈射過來，他暈了過去。
醒來時，發現自己在白色的病床上，腿上綁著繃帶。另一個滿頭顱包紗布眼睛大大、一臉稚氣的德國傷兵，正站在窗口，往下看，見他醒了，對他招招手，說，“趕快過來。”
他一拐一拐地瘸著到了窗口，往街心望下去。
不是街心，是個小草坪。一把顏色鮮豔的、巨大的海灘傘，在豔陽下大剌剌地張開，下麵有個人，舒服地坐在一張躺椅上，翹著腿，在那裏喝罐裝的汽水。那人穿著軍服，頭盔丟在草地上，是個美國大兵。
哈布瑞特全身一鬆，說：“結束了，感謝上帝！”
六十年過去了，現在你是個十九歲的德國人，飛力普，告訴我，你知不知道，德國在俄羅斯的俘虜營裏總共有兩百三十八萬八千人，終戰的時候，其中一百萬人受虐而死？你知不知道，單單在俄羅斯的戰場上，就有五百萬個德國士兵倒下？這些人，大多數就是像埃德沃一樣的年輕人，在家鄉有妻子和幼兒每天望著門口，他們年邁的母親每天走到火車站去尋找，等候每一班轟隆進站的火車。
你幹脆地說，“不知道。”
“而且，幹嘛要知道？”你反問。
十九歲的人啊，我分明地看見你眼中閃過的挑釁。
你是這麽說的，“如果你知道德國人給全世界帶來多大的災難，你哪裏有權利去為這受虐的一百萬德國人叫不公平？蘇聯死了兩千萬人怎麽算啊？你知道兩千萬個屍體堆起來什麽樣子？”
兩千萬個屍體堆起來，我無法想象。但是我記得一個猶太朋友跟我說的故事：五歲的時候，他跟父母一起被送進了匈牙利的猶太隔離區，“你知道我是怎麽學會數一二三四的嗎，應台？”
“我不知道，我是從一鼠二牛三虎四兔學的。你怎麽學？”
他說，“我們集中住的那棟樓前麵有個很小的廣場，不知道為什麽那裏常有屍體。德國兵把兩具屍體橫排，上麵迭兩具直排，然後直的橫的一層一層迭高，像堆木柴架構營火一樣。我就那麽數，今天一、二、三、四、五、六……”
兩千萬個屍體堆起來，我無法想象。是香港人口的三倍，幾乎是台灣的總人口。
公元兩千年，聖彼得堡附近一個寂靜的小鎮倒是上了國際媒體：小鎮新建了一個紀念墓園，裏頭埋了八萬個德國士兵的骸骨。上百個德國和蘇聯老兵都來到小鎮，一起紀念他們在列寧格勒的戰友。
聖彼得堡，就是二戰時的列寧格勒，二戰中被德軍包圍了幾近九百天，餓死了五十多萬市民。現在，俄羅斯人把德國士兵分散在各個戰場和小墳場無人認領的骸骨搜集起來，重新葬到這個新辟的墓園裏去。蘇聯的土地上，有八十九個這樣的外國軍人公墓，大概有四十萬個異國的士兵躺在這片寒冷的土地裏。
我在想：瑪麗亞的丈夫，會不會也在這裏，墓碑上寫著“無名氏”呢？
僥幸活下來的士兵，也並非個個都回了家。
莫斯科說，最後一個德軍俘虜，在一九五六年就遣返了。
可是，在公元兩千年，人們卻在俄羅斯極北、極荒涼的一家精神病院裏發現了一個老兵，是二戰時跟德軍並肩作戰的匈牙利士兵，叫彼得。彼得一被俘，就被送到了這個精神病院關了起來，那是一九四七年。
彼得被蘇軍俘虜的時候，正是中國人在東北的德惠、錦州、四平、長春相互殲滅的時候。十八歲的彼得，從家鄉到異國的戰場，從戰場到不知名的精神病院，現在已經八十歲了。他不記得任何人，任何人也不記得他。
27，小城故事
瑪麗亞的丈夫，埃德沃．柏世這個德國軍官在莫斯科郊外的荒路上被草草掩埋的時候，一九四六年十月，中國北方扼守長城的軍事重地張家口，經過激烈的戰鬥，被國軍占領了。不遠處的小縣城，叫崇禮，共軍接管控製了十五個月以後，如今又被國軍攻下。
在塞外“水寒風似刀”的平野上跋涉的孤獨旅人，從很遠很遠的地方一抬頭就會吃一驚——單調的地平在線，突然出現一座城池，屋宇櫛次鱗比，綽約有致，更訝異的是，一彎清水河，河畔矗立著一座莊嚴而美麗的教堂，緊鄰著一座歐洲中古式的修道院。
崇禮和一般北方的農村很不一樣。原來叫西灣子，十八世紀就已經是天主教向蒙古傳教的基地。十九世紀，比利時的南懷仁來到這裏，精心經營，建起廣達二十四公頃的教堂建築。兩百多年下來，全鎮三千居民基本上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共產黨從日本人手裏搶先接管了這個小鎮，但是共產主義無神論的意識型態與崇禮的文化傳統格格不入，民怨很深。十五個月後，國軍進攻，崇禮人組團相助，但是當國軍退出時，崇禮人就被屠殺。
國軍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收複了崇禮之後，特別邀請了南京的記者團飛來塞外報導最新狀況。
軍方把記者團帶進一所官衙的大廳裏吃午飯，午飯後一行人走到大廳旁一個廣場，記者們看見廣場上密密麻麻什麽東西，而同時在廣場側一扇門前，站著兩、三百個麵容悲戚的村民，一片死寂。
記者團被帶到一個好的位置，終於看清了廣場上的東西。那密密麻麻的，竟是七、八百個殘破的屍首。記者還沒回過神來，本來被攔在廊下、鴉雀無聲的民眾，突然像大河潰堤一般，呼天搶地地奔向廣場。屍首被認出的，馬上有全家人跪撲在地上抱屍慟哭；還沒找到親人的，就在屍體與屍體之間惶然尋覓，找了很久仍找不到的，一麵流淚一麵尋找。每認出一具屍體，就是一陣哭聲的爆發。
中央日報記者龔選舞仔細地看冰地上的屍體：有的殘手缺腳，有的腸開腹破，有的腦袋被活生生切掉一半，七、八百具屍體，顯然經過殘酷的極刑，竟然沒有一個是四肢完整的。破爛撕裂的屍體，經過冬雪的冷凍，僵直之外還呈現一種猙獰的青紫色，看起來極其恐怖。
這是一場屠殺，其後中央日報也做了現場報導，但是中央日報不敢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麽讓這些被戕害的人曝屍那麽久？
殘破的屍體被集中丟在雪地裏長達四十天，等到記者團從南京各地都到齊、吃飽穿暖閑聊之後，再開放現場參觀。也就是說，共軍蹂躪了村民之後，國軍把屍體扣留下來，讓悲慟欲絕、苦苦等候的家屬在記者麵前以高度“現場感”演出，戲碼叫做“共軍的殘暴”。
在崇禮廣場上的殘屍堆裏，記者注意到，死者中顯然有不少軍人。怎麽看出是軍人？他們戴軍帽戴久了，頭的部位會有個黑白分線，就好像，用一個輕佻的比喻來說，穿比基尼曬太陽曬久了皮膚顏色就有分界線。日軍在南京屠殺時，也用這個方法從群眾裏獵尋中國的軍人。崇禮被屠殺的人群裏，平民之外顯然也有不少是國軍的士兵。
那些殺人的士兵，那些被殺的士兵，閉起眼睛想一想——都是些什麽人呢？
我不是說，他們個別是什麽番號的部隊，子弟又來自哪個省分。我問的是，在那樣的時代裏，什麽樣的人，會變成“兵”呢？
28，隻是一個兵
我沒辦法給你任何事情的全貌，飛力普，沒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麽大的國土、那麽複雜的曆史、那麽分化的詮釋、那麽撲朔迷離的真相和快速流失無法複原的記憶，我很懷疑什麽叫“全貌”。何況，即使知道“全貌”，語言和文字又怎麽可能表達呢？譬如說，請問，你如何準確地敘述一把刀把頭顱劈成兩半的“痛”，又如何把這種“痛”，和親人撲在屍體上的“慟”來做比較？勝方的孫立人看著被殲滅的敵軍屍體而流下眼淚，你說那也叫“痛”，還是別的什麽呢？
所以我隻能給你一個“以偏蓋全”的曆史印象。我所知道的、記得的、發現的、感受的，都隻能是非常個人的承受，也是絕對個人的傳輸。
有時候，感覺整個荒原，隻需要一株山頂上的小樹，看它孤獨的影子映在黃昏蕭瑟的天空裏。
你知道，在一九四五年國共內戰大爆發之前，中國已經打了八年的仗。
你說，對啊，你對德國的曆史老師曾經提出一個問題，他沒法回答。
西方的曆史課本裏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始於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在這一天，德國入侵波蘭。你說，為什麽不把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入侵中國東北，看做世界大戰的起始呢？即使退一步，又為什麽不把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看做開始呢？為什麽德國入侵波蘭就比日本入侵中國，要來得重要呢？難道說，亞洲的戰事，就是不如歐洲白人的戰事？
你這個學生，夠麻煩。
我想說的是，如果你認識到，中國進入戰爭的漩渦，比歐洲要早很多，那麽跟你解釋後麵的一九四九，也就比較容易了。我們要記住的是，歐洲打了六年仗之後開始休息，當美國大兵坐下來喝可口可樂，德國的戰俘一火車一火車回鄉，蘇聯人終於開始埋葬他們的親人的時候，中國人又爆發了一場更劇烈的戰爭。他們已經對入侵的日本人打了慘烈的八年，現在繼續打，隻不過，現在，槍口對內。他們的武器，來自美國、蘇聯、日本。他們的兵，來自哪裏？
你還是得從八年的抗日戰爭看起，好些鏡頭，像電影一樣流過我眼前。
譬如山東，被日軍占領之後，成千上萬的孩子就跟著學校流亡，往中國內陸走。十五歲的楊正民——後來成為生物電子工程專家，跟五千個同學一同出發，爬山走路，走到兩腳磨破流血，最後適應了變成像牛馬一樣粗厚的“蹄子”；到了陝西，一路上病的病，死的死，丟的丟，隻剩下八百個學生。少年們沿著漢江攀山越嶺，在絕望的曠野裏，突然迎麵看見國軍的隊伍，學生們心頭一振。
走得近一點了，小小的正民才看清楚這國軍的隊伍，是這樣的：十五、六個人一組，用鐵鏈和粗繩綁在一起，形成一個人串，無法自由跨步走路，所以推推擠擠、跌跌撞撞的，每個人都麵有菜色，神情淒惶。誰說“要大便”了，就解開他的鎖煉，看守的兵，一旁持槍伺候。
這是一九四三年。
抗戰已經第六年，戰爭報廢了太多年輕的生命，國民政府的征兵已經到了買兵抓兵的地步。部隊需要員額，有員額才有補給，軍官就四出抓兵，抓得人數多，自己就可以升班長排長。
抓兵，其實就是綁架，隻不過，綁架你的是國家。
那麽，八路軍那邊呢？
跟你說瞿文清的例子。這個解放軍的副軍長，當初是怎麽變成“兵”的呢？山東有個地方叫博山，如果你沒聽過博山，那我跟你說，它在臨淄旁邊，離濟南也不遠。臨淄，是的，就是那個“春秋五霸之首、戰國七雄之冠”的齊國繁華首都。春秋戰國是公元什麽時候？我想想，應該是公元前七七零年到前二二一年，與古希臘同時。
日軍占領了山東以後，父親是煤礦工人的瞿文清一家人就開始逃難，逃難的路上，父親病死了，妹妹餓死了，母親在混亂的人群中不知去向了。十五歲的文清在荒路上放聲大哭找媽媽的時候，碰上一群扛著槍的人走過來，他就跟著這群人開步走，幫他們撿柴燒水打雜，休息時就可以換得一碗粥。
過了一會兒，這群人被另一群扛槍的人不知怎麽打垮了，於是他就跟著這另一群人開步走，撿柴燒水打雜，在路旁喝粥。這群人叫做“八路”。文清不知道“八路”是什麽意思，反正有粥可吃，就跟著走。“班長給件衣服，副班長給條褲子，戰鬥小組長給雙鞋，別人再湊些毛巾、綁腿、襪子什麽的。兩天後發支老套筒。別人子彈一百發，他個小，背不動，給五十發，手榴彈也減半背兩顆。”
礦工的兒子瞿文清，就這樣成了“八路軍”。
日本投降後，中共的部隊以急行軍的風火速度趕赴東北，搶在國軍之前。
“闖關東”的部隊，一半以上是瞿文清這樣的山東少年。這些少年，好不容易盼到了日本戰敗，哪裏願意再離鄉背井，尤其是到比山東更北、更冷的關外。士兵們紛紛逃走；相對之下，十五歲就背起槍打仗的文清，已經是“老兵”，他必須防止士兵“開小差”。
日本人從前抓了很多中國人，關在集中營裏頭當開礦的苦力。為了防止逃亡，監視員除了層層上鎖之外，勞工們在就寢前會像毛豬一樣被剝個精光，連內褲都收走。現在，為了有足夠的兵員到東北打國軍，自己人也不得不使出日本人對付中國人的辦法來，睡前集體沒收內褲，你若是半夜逃亡，那就一絲不掛地逃吧！行軍時，每個負責任的都有個“鞏固對象”，被“鞏固”的對象到石頭後麵大解時，也得有人盯著。
即便如此，少年們拚命逃走。一九四五年九月七日，“東北挺進縱隊”司令員萬毅給上級發電報，說，“部隊采取逐次動員，但逃亡仍嚴重，僅昨夜即逃副排長以下八十餘。”由蘇北出發的三萬二千五百人，一路上少了四千五百人。
這，是一九四五年。那些沒逃走、到了東北的年輕人，就是和國軍打仗的人，他們打，在德惠，在錦州，在四平，在長春，在沈陽，後來在華北、在山東……
山東，是的，台北也有條濟南路，就在青島路、齊東街、臨沂街那附近，徐州路的北麵。
一九四八年東北的遼瀋戰役在九月十二日爆發，濟南之役也箭在弦上。守濟南的國軍有十一萬人，攻城的華東野戰軍用十八萬人在濟南外圍阻擋國軍的外援，用十四萬人進攻孤城，血戰六天之後濟南城破。九萬國民黨官兵“全殲”。
盧雪芳一下子眼淚湧了上來，卻聽見後麵兩個八路兵說，“這就是當國民黨的下場。”
城破之後，解放軍士兵滿街走，二十三歲的盧雪芳小心地走在街上；聽說，對於國軍的眷屬，共軍放行，她去跟他們要路條。
迎麵走來一個國民黨的傷兵。傷兵的樣子，讓盧雪芳吃一驚：這年輕人的右眼和鼻子，連上嘴唇，都被削掉了，一整張臉孔，隻剩下一隻左眼和右下邊的一點臉肉，中間是紅紅的、敞開的、模糊的肉。沒有人給他上藥，身上一套肮髒破爛的軍服，肩上披著一個破口的麻布袋，走在路上，冷得直發抖。
盧雪芳一下子眼淚湧了上來，卻聽見後麵兩個八路兵說，“這就是當國民黨的下場。”
這個年輕的女子不知哪來的青春膽子，竟然轉身就對這兩個兵大聲說：“你們怎麽可以這樣講他？他算什麽國民黨？還不是跟你們一樣隻是一個兵而已。國民黨打敗了，你們勝了，就該趕快把這些傷兵不分彼此送去就醫才對呀，怎麽還說這種話。對自己同胞還這樣，不是比日本人還不如嗎！”
盧雪芳振振有詞說這話的時候，根本還不知道一件事：共軍攻打濟南的策略是“邊打邊俘邊補”，就是說，一打下一個據點，在陣地上當場就清點俘虜，把俘虜頭上國民黨的帽子摘下來，換上共軍的帽子，有時候，甚至直接把帽徽拔下來，然後馬上把俘虜補進戰鬥序列，送到第一線回頭去打國軍。所以共軍說，濟南六天犧牲了兩千七百人，事實上，這數字還不包括那成千上萬的俘虜，一抓過來就被推轉身去抵擋炮火的俘虜。
如果你還願意聽，我就告訴你我的好朋友桑品載的故事。桑品載曾經是《中國時報》的副刊主編，出生在浙江舟山。舟山是一長條的群島，貼著浙江沿海。
啊，我已經先跳到台北南端的大安區去了。那兒有條舟山路，緊貼著台灣大學的校園，看這裏，街道圖上寫著“台灣大學路”，括號“舟山路”。
國軍從舟山的撤退，當然是個與時間賽跑的秘密行動。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午夜，解放軍在一千公裏的長江戰線上兵分三路大舉渡江，摧毀了國軍費盡苦心經營的防線。
四月二十三日，第三野戰軍進入南京，第二天清早，紅旗就插上了南京總統府的大門。
五月二十七日，上海易手，舟山群島的首府定海，成為國軍的反攻跳板了。從台灣起飛的飛機，在定海加個油，就可以飛到華東和武漢去轟炸。
可是中共在蘇聯的協助下，很快就建立起自己的空軍和海軍，準備對舟山群島登陸作戰。孤懸海天之外的舟山，距離台灣太遠了，為了保存十五萬國軍的實力，蔣介石準備舟山的秘密大撤退。
一九五零年五月十二日開始，三十六艘運輸艦、五艘登陸艦，三天三夜的緊急行動，在海空的全程護航之下，抵達台灣，一共撤離了十二萬五千個軍民，一百二十一輛各式戰車以及火炮等等重裝備。
有一次孫立人來校閱部隊，發現怎麽行列中有這麽多矮咚咚的娃娃，真不象話，怎麽操課啊？
這麽大規模的軍事行動裏，夾著一個小小的十二歲的漁村小孩。桑品載，還帶點奶氣，睜著圓圓的天真的眼睛，看到了超過他理解的事情。
舟山碼頭上一眼望過去無邊無際全是人，一片雜遝，人潮洶湧。原來是跟著大姊姊一起上船的，卻在開航時，所有非軍人眷屬的女性都被驅趕下船，以便部隊先行。品載站在甲板上，眼睜睜看著姊姊被迫下船。
國軍的武器、彈藥、錙重、糧食和鍋碗瓢盆，還有擁擠的、背貼著背、大汗淋漓、無法動彈的士兵，填滿了船上的每一個縫隙。桑品載夾在混亂的甲板上，好奇地看著。
甲板上，突然一陣騷動。一整群年輕人，原來全用繩索捆綁著，被迫蹲坐在地上，現在眼看船快要開了，幾個年輕人拚死一搏，奮力掙脫繩索，從群眾裏急急竄出，奔向船舷，往海裏跳。士兵急忙追捕，端起槍往海麵掃射。有些逃走了，有些，被子彈擊中了還用力往岸上遊，遊不動了，就慢下來，然後漸漸沒入海裏。
“部隊裏不準笑，笑要處罰的，”桑品載說，“孩子們一笑，班長就會很凶的罵說，你牙齒白啊，笑什麽笑！”
桑品載把一切看在眼裏：在大船真正開始離岸之前，這樣的騷動有好幾起，從船頭、船中到船尾，被綁著的人，都在設法跳海，然後被射殺。步槍拿了出來，衝鋒槍和機關槍都上陣了，海麵一片密密麻麻的掃射，屍體浮上水麵，像死狗死貓一樣在海浪裏上下起伏，屍體旁一片逐漸擴散開來的血水。
這十二歲的孩子馬上想起來，撤退前國軍就開始積極抓兵。舟山的五十四萬人口中，三分之一是打漁的。有人在打漁回家的途中，碰到抓兵的，就竄進稻田裏躲避，卻被亂槍打死。品載家隔壁的鄰居，正好結婚。四個年輕的好朋友幫著抬花轎，新郎高高興興走在一旁，在回家的半路上被攔了下來，士兵用槍抵著花轎，把四個“轎夫”都綁走了，當然，還有新郎。一條小路上，一頂花轎，新娘一個人坐在裏頭大哭，四麵都是稻田，遠處是看不見盡頭的大海。
被抓上船而成為“兵”的，據說有兩萬個少年青年。
那個錯愕的新郎，應該是桑品載這小孩看見的、拚命掙脫繩子設法跳海的年輕人之一吧？他遊回岸上了嗎？被打死在水裏嗎？還是，從此就到了台灣這個島，參加了八年後的八二三炮戰，麵對家鄉那邊打過來的撲天蓋地的炮彈，最後變成無家無室無親人、住進“榮民醫院”的“外省老兵”？
十二歲的桑品載，上了基隆港，人們說的一句話都聽不懂，苦兒流浪了一段日子之後，變成了一個“少年兵”。
他還不是最小的；他的部隊裏，還有一個六歲的“兵”，叫郭天善。你說，亂講，六歲怎麽會變成“兵”？
小天喜的爸爸在東北的一次戰役中犧牲了，也許在錦州，也許在四平，也許在德惠。媽媽帶著幼兒天喜就跟著部隊走了兩千公裏的路，最後到了台灣。
天喜的媽媽，在一個下雨的晚上，獨自走到嘉義火車站的鐵軌上，疲倦地、柔弱地，把身體放了下來，等火車輾過。
孤兒郭天喜，就這麽留在“幼年兵總隊”裏了。
“幼年兵總隊”又是個什麽東西？
一九五一年，有一次孫立人來校閱部隊，發現怎麽行列中有這麽多矮咚咚的娃娃，真不象話，怎麽操課啊？於是下令普查，一查嚇一跳，像天喜和品載這樣命運的娃娃竟然有一千多個！隻好成立“幼年兵總隊”，直屬陸軍總部。六歲的郭天喜和十二歲的桑品載，一樣穿軍服、拿槍、上操，一樣挨打、關禁閉。
我追問，“這郭天喜後來怎樣了？”桑品載說不知道，失去了音訊。然後他就想起另外兩個少年兵，也是沒父沒母的孩子，有一天背著通訊器材上山，被台風吹落山穀，從此就不見了。
“給我看看你和郭天喜的照片。”
他拿出來。“蹲在前排吹喇叭吹的嘴都歪了的是我，站在二排個頭最矮的，就是郭天喜。你有沒有注意到，沒有一個人在笑？”
確實如此。每個孩子都像在罰站。
“部隊裏不準笑，笑要處罰的，”桑品載說，“孩子們一笑，班長就會很凶地罵說，你牙齒白呀，笑什麽笑！”
第四部 脫下了軍衣，是一個良善的國民
29，那樣不可言喻的溫柔，列寧格勒
我簡直不敢相信。這幾張照片的背麵，埃德沃的筆跡，褪色的藍色鋼筆水，草草寫著一個城市的名字、一個日期：
列寧格勒，一九四二
他參加了列寧格勒的戰役？那個世紀大圍城發生時，他在曆史現場，是圍城的德軍之一？照片上兩個帶著鋼盔的德國士兵——我相信他們剛剛把墓碑上的花圈擺好……
這又是什麽呢？一包信？埃德沃從列寧格勒戰場寫給瑪麗亞的信？是從閣樓裏拿下來的嗎？
我曾經上去過那個閣樓，木梯收起來時，就是天花板的一塊，一拉，放下來就是樓梯，梯子很陡，幾乎垂直。爬上去之後踩上地板——其實就是天花板，地板隨著你小心的腳步咿咿作響。光線黯淡的閣樓裏有好幾隻厚重的木頭箱子，有的還上了銅鎖，布滿灰塵，不知在那兒放了幾代人。
他參加了列寧格勒戰役！他在曆史現場？
有一隻木箱，漆成海盜藍，我打開過，裏麵全是你爸爸和漢茲兒時的玩具、小衣服。當然，都是瑪麗亞打包的。我當時還楞楞地在想，這日耳曼民族和美國人真不一樣，倒挺像中國人的“老靈魂”，講究薪火傳承。
但是，怎麽我從沒聽任何人提起過埃德沃有這麽多戰場家書？
列寧格勒圍城。
德軍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就已經大軍兵臨城下，九月八日徹底切斷了列寧格勒的對外交通，城內的各種糧食隻夠維持一到兩個月。誰都沒想到，圍城竟然持續了幾乎三年，九百天。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德軍撤退，原來兩百六十萬居民的繁華大城隻剩下一百五十萬人。三年裏消失掉了的人口，有些是逃離了，但是在德軍的炮火封鎖下活活餓死的，最保守的估計，有六十四萬人。
列寧格勒，現在的聖彼得堡，位置是北緯59°93’，冬天的氣溫可以降到零下三十五度。圍城不僅隻切斷了麵包和牛奶，也斷絕了燃料和原料。僅有的食物和燃料，要優先供給部隊和工廠。平民，在不能點燈、沒有暖氣的暗夜裏，很難熬過俄羅斯的冬天。九月八日圍城開始，最先被人拿去宰殺的是城裏的貓和狗，然後是老鼠。開始有人餓死、凍死了，用馬拖著平板車送到郊外去埋葬。逐漸地，馬，也被殺來吃了。死人的屍體，有時候被家人藏在地窖裏，因為隻要不讓人知道他死了，分配的口糧就可以照領。被送到郊外的屍體，往往半夜裏被人挖出來吃。
列寧格勒城破以後，人們發現了坦妮雅的日記。坦妮雅是一個十一歲的小女孩，看著家人一個一個死去，她無比誠實地寫著自己如何瞪著還沒死的媽媽，心中想的是：多麽希望媽媽快點死掉，她就可以吃他們的配糧。從媽媽沉默地看著她的眼中，她心裏知道——媽媽完全明白女兒在渴望什麽。
坦妮雅的親人一個一個死了。每一人死，她就在日記上寫下名字、倒下的日期和時辰。最後一張，寫著，“隻剩下坦妮雅”。
但是坦妮雅自己也沒活多久，留下的日記，在後來的紐倫堡大審中被拿出來，當作圍城的德軍“反人類罪”的證據。
希特勒以為占領列寧格勒是探囊取物，連慶功宴的請帖都準備好了，沒想到俄羅斯人可以那樣地強悍堅毅，硬是挺著，一個冬天又一個冬天。城內屍橫遍野不說，德軍自己的士兵，也躲不過同樣的零下三十五度，在城外冰雪覆蓋的壕溝裏，病的病，死的死。十二萬五千德軍士兵喪生。
埃德沃的家書，是在列寧格勒城外的壕溝裏寫的嗎？
1942-2-10
親愛的瑪麗亞，今天特別晴朗，黑色的鬆樹在白雪的映照下顯得如此豐美。我們距離列寧格勒大概不到一百公裏了。炮車的輪子在雪地裏輾出一條花紋的印子。經過一片開闊的原野時，我還很擔心部隊的位置太暴露，但是我同時看見無邊無際的白色平原，遠程濃密的鬆樹像白色桌巾的繡花滾邊一樣，令我想到：這美麗的土地啊，什麽時候才會有和平和幸福？
弟兄們都背著沉重的武器裝備，在雪地裏艱難地行走。行軍中有人越過我，又回頭對我說，“你是三師的嗎？有沒有看見剛剛的夕陽？”
我知道他在說什麽。今天的夕陽是一輪火球，把黃金帶藍紫的光，照在黑鬆尖頂，簡直像教堂的屋頂一樣聖潔。
我不可遏止地懷念你和孩子。
1942-04-02
親愛的瑪麗亞，今天，我們和約翰道別了。他是前天被蘇軍的手榴彈擊中的，當場倒下。載著火藥的戰車就成為他臨時的“靈車”，上麵放了弟兄們用鬆枝為他編織的“花圈”。“靈車”緩緩駛向墳穴，大家向約翰立正、致敬。
去年約翰曾經和我在一次炮火射擊中同一個戰壕。他很年輕，才十九歲，不太會分辨機關槍和炮彈的聲音，嚇得臉色發白，手抖得厲害。現在，他可以把重擔放下，永遠地休息了。
1942-08-11
親愛的瑪麗亞，八月的暖天，你們應該在忙著收割麥子吧？我倒是情不自禁地想起夏日的麥田歌。歌，總是使我強烈地想家。昨天又看到夕陽從山頭下去，那樣不可言喻的溫柔，總算使我在這可悲可怕的地方得到一點點心靈深處的安慰。
這一把信，紙的顏色那樣蒼老，可是用一條玫瑰色的絲巾層層包著。看起來很熟悉；瑪麗亞，常常係著一條玫瑰色的絲巾，在她八十多歲滿臉都是皺紋的時候，仍舊係著。
30，人民大街
決定去一趟長春，因為長春藏著一個我不太明白的秘密。
從南京飛長春，飛行航程是一千五百公裏，兩個半小時。如果是從法蘭克福起飛的話，同樣的時間，北邊就到了丹麥，往南就會到馬德裏，往東已經到了匈牙利。在中國，你卻隻是到了另一個省分的城市。
最晚的班機，到達長春已經是五月十三日淩晨一時。即使是深夜，即使昏暗的街燈照在空曠無人的廣場上，看起來有點遼闊、冷落，你還是看得出長春與眾不同。寬闊的大道從市中心四麵八方輻射出去，廣場特別多，公園特別大；如果你曾經走過莫斯科，走過柏林，走過布達佩斯，長春給你的第一印象就會是，嗯，這個城市有首都的架勢、京城的氣派。
長春曾經是東北的政經中心，一九三一年被滿州國定為首都“新京”之後，更成為日本人費心經營的花園城市。都市規劃以歐洲的大都會為範本，六線大道條條筆直，寬大的公園處處蔥綠。火車站前的中央道路寬六十米，以花崗岩鑲嵌，兩旁的百貨公司都是鋼筋水泥的大樓，美麗的馬車踩街發出達達的聲音。長春很早就有抽水馬桶，很早就全麵鋪設煤氣管道，很早就規劃了環城地鐵、有軌電車和高速公路，很早就把主幹電線埋入了地下。
長春的五月，風還帶著點涼意，抱著孩子的母親，把圍巾繞在孩子脖子上，孩子迎風露出來的小臉，像北方的蘋果。我站在人民廣場的邊邊，仰頭看著廣場中心那個高聳的碑。
二十七米半高的花崗岩石碑伸向天空，頂端，是一架戰鬥機，俯視著整個城市。碑的底部中俄文並列，中文寫的是“蘇軍烈士永垂不朽”，落款是“長春市各界人士”。俄文刻著二十三個名字，是蘇軍在進攻東北的行動中犧牲的飛行員。蘇聯紅軍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進軍東北，占領城市之後最早動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哈爾濱、長春、沈陽等等城市的要衝，興建“蘇聯紅軍烈士紀念碑”。
矗立在現代城市的交通心髒、讓萬眾仰視的，是一架戰鬥機，真的有點奇怪。蘇聯人同時興建在沈陽市中心的紀念碑，頂端放的是個十三公噸重的銅製坦克車。因為建地鐵，“坦克碑”幾年前才被遷走。
人民廣場在人民大街上，人民大街寬闊大氣，車水馬龍，兩旁還有很多有如上海外灘一樣的宏偉歐式古典建築。走在樹影搖曳的人行道上，你不得不想到，這條大街的名字換過多少次，每一次換名，都發生了些什麽事？為什麽那些事，很少人知道，或者，會不會是，很多人知道，隻是不去提它？
日本人在一九零五年的日俄戰爭中打贏了俄國，取得南滿鐵路的經營權，就在這裏興建火車站、築路，叫它“長春大街”。
真正開始經營長春之後，日本人把這條大街命名為“中央通”——這種街名，台北人很熟悉的。
溥儀的滿州國成立了，長春變成“新京”，這條街就以滿州國的國號命名，叫“大同大街”。
日本戰敗，蘇聯紅軍進城了，就在大同廣場中心建個紅軍紀念碑。
緊接著國軍接收了長春，於是“大同大街”北段改叫“中山大街”，南段名之為“中正大街”，大同廣場嘛，就叫“中正廣場”。這個，台灣人也很熟悉。
三年以後，國軍又潰敗而走，解放軍進城，北京和莫斯科老大哥密切合作，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山大街”又有了新的名字：“斯大林大街”。
長春人就在這“斯大林大街”上行走了將近半個世紀。
一九九六年，“斯大林大街”才改稱“人民大街”。
我現在就走在這條人民大街上，一路往南，正要去見熟悉長春史的於祺元老先生，想從他口裏聽一聽，一九四八年，長春的“人民”究竟發生了什麽事。
但是穿過人民廣場，剛好踩過紅軍紀念碑在地麵上的投影時，我心裏想到的是，長春人，或說，東北人，記憶裏藏著多少沒真正打開過的抽屜啊？
譬如說，一九四五年八月，在接受日本人統治十四年之後，當蘇聯紅軍以“解放者”的姿態進城，並且在長春和沈陽中心建起那些高大的戰機、坦克紀念碑時，長春和沈陽的人是帶著什麽樣的心情在那紀念碑上落款，說“長春各界人士”共同紀念？事實上，在紀念碑落成、“長春各界人士”在向紅軍致敬的同時，紅軍正在城裏頭燒殺擄掠。
那一年冬天，二十一歲的台北人許長卿到沈陽火車站送別朋友，一轉身就看到了這一幕：
沈陽車站前一個很大的廣場，和我們現在的（台北）總統府前麵的廣場差不多。我要回去時，看見廣場上有一個婦女，手牽兩個孩子，背上再背一個，還有一個比較大的，拿一件草席，共五個人。有七、八個蘇聯兵把他們圍起來，不顧眾目睽睽之下，先將母親強暴，然後再對小孩施暴。那婦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來，正在嚎啕大哭。蘇聯兵把他們欺負完後，叫他們躺整列，用機關槍掃射打死他們。
許長卿所碰見的，很可能是當時在東北的日本婦孺的遭遇，但是中國人自己，同樣生活在恐懼中。一九四五年的冬天，於衡也在長春，他看見的是，“凡是蘇軍所到之處，婦女被強奸，東西被搬走，房屋被放火燒毀”，不論是中國還是日本的婦女，都把頭發剪掉，身穿男裝，否則不敢上街。所謂“解放者”，其實是一群恐怖的烏合之眾，但是，人民不敢說，人民還要到廣場上他的紀念碑前，排隊、脫帽，致敬。
你聽說過索忍尼辛這個人嗎？
沒聽過？沒關係，他是一九七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透過他，這個世界比較清楚地了解了蘇聯勞改營的內幕。可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歲的索忍尼辛是蘇聯紅軍一個炮兵連上尉，跟著部隊進軍攻打德軍控製的東普魯士。紅軍一路對德國平民的暴行，他寫在一首一千四百行的“普魯士之夜”裏：
小小女孩兒躺在床上，
多少人上過她
——一個排？一個連？
小小女孩突然變成女人，
然後女人變成屍體……
這首詩其實寫得滿爛的，但是，它的價值在於，索忍尼辛是個現場目擊者。可是你說，你從來就沒聽說過蘇聯紅軍對戰敗德國的“暴行”；學校裏不教，媒體上不談。
你做出很“老江湖”的樣子，說，還是要回到德國人的“集體贖罪心理學”來理解啊，因為施暴者自認沒權利談自己的被施暴。
我到長春，其實是想搞懂一件事。
31，兵不血刃
我在想，瑪麗亞的丈夫——他的家書透露出他是那麽一個感情纖細的人，當他在包圍列寧格勒的時候，他知不知道被圍的城裏頭的人，發生什麽事？
我聯想到另一個小規模的圍城。河北有個地方叫永年，就在古城邯鄲上去一點點。這個小城，從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七年十月，被共軍足足圍困了兩年。
三萬個居民的小城，“解放”後剩下三千人。解放軍進城時，看見還活著的居民一個個顯得“胖乎乎的”，尤其是臉和腿，覺得特別驚奇：樹皮都被剝光了、能下咽的草也拔光了，門板窗框都被拆下來當燃料燒光了，怎麽人還“胖乎乎的”？那個時候，距離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引起的大饑荒還有十年的光陰，圍城的共軍本身都還不清楚嚴重的“饑餓”長什麽樣子。
持久的營養不良症狀是這樣的：你會變得很瘦，但是也可能“胖乎乎”全身浮腫。你的皮膚逐漸出現屍體般的蒼白色，感覺皮質變厚，膚麵很幹燥，輕輕碰到什麽就會烏青一塊。浮腫了以後，皮膚像濕的麵團一樣，若是用一個指頭按下去，就出現一個凹洞，半天彈不回來，凹洞就一直留在那個地方。
你的頭發，變得很細，還稍微有點卷，輕輕一扯，頭發就會整片地連根脫落。你的每個手腳關節都痛，不痛的時候，很酸。
你的牙齦，開始流血。如果你有一麵鏡子，對著鏡子伸出你的舌頭，你會看見自己的舌頭可能已經腫起來，或者，也可能收縮了，而且幹燥到裂開。你的嘴唇開始皸裂，像粉一樣地脫皮。
夜盲，開始了；黃昏一到，你就像瞎子一樣，摸著牆壁走路，什麽都看不見了；白天，對光異樣地敏感，一點點光都讓你的眼睛覺得刺痛，受不了。
你會貧血，站立著就頭暈，蹲下就站不起來。你會瀉肚子，瀉到虛脫暈眩。
你脖子上的甲狀腺開始腫大，你的肌肉不可控製地抽搐，你的四肢開始失去整合能力，無法平衡，你的意識開始混亂不清、目光混濁、渙散……
長春圍城，應該從一九四八年四平街被解放軍攻下因而切斷了長春外援的三月十五日算起。到五月二十三日，連小飛機都無法在長春降落，一直被封鎖到十月十九日。這個半年中，長春餓死了多少人？
圍城開始時，長春市的市民人口說是有五十萬，但是城裏頭有無數外地湧進來的難民鄉親，總人數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萬。圍城結束時，共軍的統計說，剩下十七萬人。
你說那麽多“蒸發”的人，怎麽了？
餓死的人數，從十萬到六十五萬，取其中，就是三十萬人，剛好是南京大屠殺被引用的數字。
親愛的，我百思不解的是，這麽大規模的戰爭暴力，為什麽長春圍城不像南京大屠殺一樣有無數發表的學術報告、廣為流傳的口述曆史、一年一度的媒體報導、大大小小紀念碑的豎立、龐大宏偉的紀念館的落成，以及各方政治領袖的不斷獻花、小學生列隊的敬禮、鎂光燈下的市民默哀或紀念鍾聲的年年敲響？
為什麽長春這個城市不像列寧格勒一樣，成為國際知名的曆史城市，不斷地被寫成小說、不斷地被改編為劇本、被好萊塢拍成電影、被獨立導演拍成紀錄片，在各國的公共頻道上播映，以至於紐約、莫斯科、墨爾本的小學生都知道長春的地名和曆史？三十萬人以戰爭之名被活活餓死，為什麽長春在外，不像列寧格勒那麽有名，在內，不像南京一樣受到重視？
於是我開始做身邊的“民意調查”，發現，這個活活餓死了三十萬到六十萬人的長春圍城史，我的台灣朋友們多半沒聽說過，我的大陸朋友們搖搖頭，說不太清楚。然後，我以為，外人不知道，長春人總知道吧；或者，在長春，不管多麽不顯眼，總有個紀念碑吧？
可是到了長春，隻看到“解放”的紀念碑，隻看到蘇聯紅軍的飛機、坦克車紀念碑。
我這才知道，喔，長春人自己都不知道這段曆史了。
這，又是為了什麽？
幫我開車的司機小王，一個三十多歲的長春人，像聽天方夜譚似地鼓起眼睛聽我說起圍城，禮貌而謹慎地問：“真有這回事嗎？”然後掩不住地驚訝，“我在這兒生、這兒長，怎麽從來就沒聽說過？”
但是他突然想起來，“我有個大伯，以前是解放軍，好像聽他說過當年在東北打國民黨。不過他談往事的時候，我們小孩子都馬上跑開了，沒人要聽。說不定他知道一點？”
“那你馬上跟大伯通電話吧，”我說，“當年包圍長春的東北解放軍，很多人其實就是東北的子弟，問問你大伯他有沒有參與包圍長春？”
在晚餐桌上，小王果真撥了電話，而且一撥就通了。
電話筒裏大伯聲音很大，大到我坐在一旁也能聽得清楚。他果真是東北聯軍的一名士兵，他果真參與了圍城。
“你問他守在哪個卡子上？”
小王問，“大伯你守在哪個卡子上？”
年輕的於祺元，在長春。
“洪熙街，”大伯用東北口音說，“就是現在的紅旗街，那兒人死得最多。”
大伯顯然沒想到突然有人對他的過去有了興趣，興奮起來，在電話裏滔滔不絕，一講就是四十分鍾，司機小王一手挾菜，一手把聽筒貼在耳朵上。
一百多公裏的封鎖線，每五十米就有一個衛士拿槍守著，不讓難民出關卡。被國軍放出城的大批難民啊，卡在國軍守城線和解放軍的圍城線之間的腰帶地段上，進退不得。屍體橫七豎八地倒在野地裏，一望過去好幾千具。
骨瘦如柴、氣若遊絲的難民，有的抱著嬰兒，爬到衛士麵前跪下，哀求放行。“看那樣子我也哭了，”電話裏頭的大伯說，“可是我不能抗命放他們走。有一天我奉命到二道河去找些木板，看到一個空房子，從窗子往裏頭探探，一看不得了，一家老小大概有十個人，全死了，躺在床上的、趴在地上的、坐在牆跟的，軟綿綿撲在門坎上的，老老小小，一家人全餓死在那裏。看得我眼淚直流。”
林彪在五月中旬就成立了圍城指揮所，五月三十日，決定了封鎖長春的部署：
（一）堵塞一切大小通道，主陣地上構築工事，主力部隊切實控製城外機場。
（二）以遠射程火力，控製城內自由馬路及新皇宮機場。
（三）嚴禁糧食、燃料進敵區。
（四）嚴禁城內百姓出城。
（五）控製適當預備隊，溝通各站聯絡網，以便及時擊退和消滅出擊我分散圍困部隊之敵……
（七）……要使長春成為死城。
解放軍激勵士氣的口號是：“不給敵人一粒糧食一根草，把長春蔣匪軍困死在城裏。”十萬個解放軍圍於城外，十萬個國軍守於城內，近百萬的長春市民困在家中。不願意坐以待斃的人，就往外走，可是外麵的封鎖在線，除了炮火器械和密集的兵力之外，是深挖的壕溝、綿密的鐵絲網、危險的高壓電網。
伊通河貫穿長春市區，草木蔥蘢，遊魚如梭，是一代又一代長春人心目中最溫柔的母親河，現在每座橋上守著國民黨的兵，可出不可入。下了橋，在兩軍對峙的中間，形成一條三、四公裏寬的中空地帶，中空地帶上屍體一望無際。
到了炎熱的七月，城內街上已經有棄屍。眼睛發出血紅的凶光、瘦骨嶙峋的成群野狗圍過來撕爛了屍體，然後這些野狗再被饑餓的人吃掉。
於祺元是《長春地方誌》的編撰委員，圍城的時候隻有十六歲，每天走路穿過地質宮的一片野地到學校去。野地上長了很高的雜草。夏天了，他開始聞到氣味。忍不住跟著氣味走進草堆裏，撥開一看，很多屍體，正在腐爛中。有一天，也是在這片市中心的野地裏，遠遠看見有什麽東西在地上動。走近了，他所看見的，令他此生難忘。
那是被丟棄的赤裸裸的嬰兒，因為饑餓，嬰兒的直腸從肛門拖拉在體外，一大塊；還沒死，嬰兒像蟲一樣在地上微弱地蠕動，已經不會哭了。
“什麽母愛呀，”他說，“人到了極限的時候，是沒這種東西的。眼淚都沒有了。”
國軍先是空運糧食，共軍打下了機場之後，飛機不能降落，於是開始空投，用降落傘綁著成袋的大米，可是降落傘給風一吹，就吹到共軍那邊去了。
“後來，國軍就開始不用傘了，因為解放軍用高射炮射他們，飛機就從很高的地方，直接把東西丟下來，還丟過一整條殺好的豬！可是丟下來的東西，砸爛房子，也砸死人。”
“你也撿過東西嗎？”我問他。
“有啊，撿過一大袋豆子。趕快拖回家，”他說，“那時，守長春的國軍部隊與部隊之間，都會為了搶空投下來的糧食真槍真火對拚起來呢。後來規定說，空投物資要先上繳，然後分配，於是就有部隊，知道要空投了，先把柴都燒好了、大鍋水都煮開了，空投一下來，立即下鍋煮飯。等到人家來檢查了，他兩手一攤，說，看吧，米都成飯了，要怎樣啊？”
於祺元出生那年，滿州國建國，父親做了溥儀的大臣，少年時期過著不知愁苦的生活，圍城的悲慘，在他記憶中因而特別難以磨滅。
“圍城開始時，大家都還有些存糧，但是誰也沒想到要存那麽久啊，沒想到要半年，所以原來的存糧很快就吃光了。城裏的人，殺了貓狗老鼠之後，殺馬來吃。馬吃光了，把柏油路的瀝青給刨掉，設法種地，八月種下去，也來不及等收成啊。吃樹皮、吃草，我是吃過酒……的，造酒用的……，一塊一塊就像磚似的。酒……也沒了，就吃酒糟，幹醬似的，紅紅的。”
“酒糟怎麽吃？”
“你把酒糟拿來，用水反複衝洗，把黏乎乎那些東西都衝洗掉，就剩一點幹物質，到太陽底曬，曬幹了以後，就像蕎麥皮似的，然後把它磨碎了，加點水，就這麽吃。”
有一片黃昏的陽光照射進來，使房間突然籠罩在一種暖色裏，於老先生不管說什麽，都有一個平靜的語調，好像，這世界，真的看得多了。
我問他，“那麽——人，吃人嗎？”
他說，那還用說嗎？
他記得，一個房子裏，人都死光了，最後一個上吊自盡。當時也聽見過人說，老婆婆，把死了的丈夫的腿割下一塊來煮。
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林彪等人給毛澤東發了一個長春的現場報告：
……饑餓情況愈來愈嚴重，饑民便乘夜或與（於）白晝大批蜂擁而出，經我趕回後，群集於敵我警戒線之中間地帶，由此餓斃者甚多，僅城東八裏堡一帶，死亡即約兩千……
……不讓饑民出城，已經出來者要堵回去，這對饑民對部隊戰士，都是很費解的。饑民們對我會表不滿，怨言特多說，“八路見死不救。”他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麵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了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
十月十七日，長春城內守軍六十軍的兩萬六千人繳械。
十月十九日，在抗戰中贏得“天下第一軍”美名的新三十八師、新七軍及其它部隊，總共三萬九千名國軍官兵，成為俘虜；所有的美式裝備和美援物資，全部轉給解放軍。
守城的國軍，是滇軍六十軍，曾經在台兒莊浴血抗日、奮不顧身；是第七軍，曾經在印緬的槍林彈雨中與英美盟軍並肩作戰蜚聲國際，全都在長春圍城中覆滅。
東北戰役的五十二天之中，四十七萬國軍在東北“全殲”。
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發出對共軍前線官兵的賀電：
……熱烈慶祝你們解放沈陽，全殲守敵……在三年的奮戰中殲滅敵人一百餘萬，終於解放了東北九省的全部地區……希望你們繼續努力，與關內人民和各地人民解放軍親密合作，並肩前進，為完全打倒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驅逐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解放全中國而戰！
在這場戰役“偉大勝利”的敘述中，長春圍城的慘烈死難，完全不被提及。“勝利”走進新中國的曆史教科書，代代傳授，被稱為“兵不血刃”的光榮解放。
32，死也甘心情願地等你
十月十九日城破以後，解放軍在淩亂中找到一袋又一袋國軍官兵在圍城期間寫好了、貼了郵票，但是沒法寄出的信。裏頭有很多很多訣別書，很多很多做最後紀念的照片。
林彪圍城指揮部決定了“使長春成為死城”的所有部署規劃，是在五月三十日，我讀到的這封信，寫在兩天後。“耕”，寫給在家鄉等候他的深情女子：
芳：
……生活是這樣地壓迫著人們，窮人將樹葉吃光了，街頭上的乞丐日益增多……我因為國難時艱，人的生死是不能預算的，但在我個人是抱著必死的信念，所以環境驅使著我，我不得不將我剩下的幾張照片寄給你，給你做為一個永遠的紀念……我很感謝你對我用心的真誠，你說死也甘心情願地等著我，這話將我的平日不靈的心竟感動了，我太慚愧，甚至感動得為你而流淚……我不敢隨便的將你拋棄，我的心永遠的印上了你對我的赤誠的烙印痕，至死也不會忘記你……
我已感到的是我還能夠為社會國家服務，一直讓我咽下最後一口氣方罷。這是我最後的希望……我的人生觀裏絕對沒有苛刻的要求，是淡泊的，是平靜而正直的。脫下了軍衣，是一個良善的國民，盡我做國民的義務。
耕手啟
六月一日九時第五十二號
這應該是“耕”在戰場上寫的第五十二封信了。端莊的文體，使我猜想，“耕”會不會是一九四四年底毅然放下了學業、加入“十萬青年十萬軍”去抗日的年輕人之一呢？
那個“芳”，終其一生都沒有收到這封信。
離開於老先生的家，我又回到人民廣場；那頂著蘇聯戰機的紀念塔，在中午的時分顯得特別高大，因為陽光直射，使你抬頭也看不見塔的頂尖。我手上抓著幾份舊報紙，報導的都是同一件新聞。二零零六年六月四日的報導——圍城五十多年之後的事了：
新文化報（本報訊）
“每一鍬下去，都會挖出泛黃的屍骨。挖了四天，怎麽也有幾千具！”二日清晨，很多市民圍在長春市綠園區青龍路附近一處正在挖掘下水管道工地，親眼目睹大量屍骨被挖出……
成百成千的白骨，在長春熱鬧的馬路和新建的高樓下麵。人們圍起來觀看，老人跟老人竊竊私語，說，是的是的，一九四八年圍城的時候……
那個年輕的“耕”——他的屍骨，是否也埋在這滿城新樓的下水道下麵呢？
解放軍在十一月一日下午攻入沈陽。“大批大批徒手的國軍，像一群綿羊似的，被趕入車站前剿匪總部軍法處大廈內集中”。馬路上到處是斷了手腳、頭上纏著肮髒滲血的繃帶、皮肉綻開的傷口灌膿生蛆的國軍傷兵。
二十八歲的少校政治教官郭衣洞，後來的柏楊，也在沈陽，正準備開辦《大東日報》。他看著大批的解放軍興高采烈地進城，穿著灰色棉軍服，有的還是很年輕的女性，擠在卡車裏，打開胸前的鈕扣給懷裏的嬰兒喂奶。
頭幾天，解放軍對“蔣匪”采寬大政策，準許國軍士兵“還鄉生產”。於是柏楊穿上國軍的軍服，逃出沈陽。在山海關附近，看見一個國軍，清澈的眼睛大大的，是新六軍的少尉軍官，斷了一條腿，鮮血不斷地往下流，雙肩架在拐杖上，走一步，跌一步，跌了再掙紮撐起來走。是一個湖南人，對年輕的柏楊說，“我爬也要爬回家，家裏還有我媽媽和妻子”。
他，會不會是“耕”呢？
33，賣給八路軍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解放軍的士兵踩著大步進入沈陽。三年前蘇軍當眾奸殺婦人的沈陽火車站前，幾乎是同一個地點，現在地上有一個草席蓋著的屍體，屍體旁地麵上草草寫著一片白色粉筆字：
我是軍校十七期畢業生，祖籍湖南，姓王，這次戰役，我沒有看見一個高級將領殉職，我相信杜聿明一直在東北，局麵不會搞得如此糟。陳誠在沈陽，也不會棄城逃走。所以現在我要自殺，給沈陽市民看，給共產黨看，國軍中仍有忠烈之士。
國軍中，當然有“忠烈之士”。譬如說，抗日戰爭中幾乎沒有一場重大戰役沒有打過的“王牌將軍”張靈甫，一九四七年被圍困在山東臨沂的孟良崮——是的，台北有臨沂街，它跟濟南路交叉。整編七十四師深陷於荒涼的石頭山洞中，糧食斷絕，滴水不存。美式的火炮鋼管發燙，需水冷卻，才能發射，士兵試圖以自己的尿水來澆，但是嚴重脫水，人已經無尿。傷亡殆盡，在最後的時刻裏，張靈甫給妻子寫下訣別書，然後舉槍自盡。
十餘萬之匪向我猛撲，今日戰況更趨惡化，彈盡援絕，水糧俱無。我與仁傑決戰至最後，以一彈飲訣成仁，上報國家與領袖，下答人民與部屬。老父來京未見，痛極！望善待之。幼子望養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訣矣！
三天三夜，國軍三萬兩千人被殲滅，勝利的解放軍也犧牲了一萬兩千人。炸爛的屍體殘塊黏乎乎散落在岩石上，土狼在山溝裏等候。山東臨沂孟良崮，又是一個屍橫遍野、血流滿穀的中國地名。
最高統帥蔣介石是從戰場上出身的，不是不知道士兵的艱苦。一九四八年一月他在日記中寫著：
入冬以來，每思念窮民之凍餓與前方官兵在冰天雪地中之苦鬥惡戰、耐凍忍痛、流血犧牲之慘狀，殊為之寢食不安。若不努力精進，為期雪恥圖強以報答受苦受難、為國為我之軍民，其情何以慰先烈在天之靈而無忝此生耶。
然後他習慣性地對自己鞭策：
注意一，如何防止將士被俘而使之決心戰死以為榮歸也；二，匪之攻略中小城市、圍困大都市，以達到其各個殲滅之要求的妄想，如何將之粉碎……
我仍然坐在加州胡佛研究院的檔案室裏，看蔣介石日記。看著看著就忍不住歎息：何其矛盾的邏輯啊。為了“慰烈士在天之靈”的實踐方式，竟然是要將士立誌“戰死”，爭作“烈士”。這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相較之下，影響歐洲人的是羅馬傳下來的概念：戰爭，是為了製敵，當情勢懸殊、敵不可製時，保全性命和實力，不是羞恥的事。太平洋戰爭在一九四一年爆發時，有多少盟軍是整批投降的？新加坡隻抵抗了一個禮拜，英澳聯軍司令官就帶領著近十萬官兵向日軍繳械了。
在沈陽火車站前自殺的軍官，如此悲憤，難道不是因為，他看見得愈多，對自己的處境愈覺得無望？戰場上的勝負，向來都僅隻是戰爭勝敗的一小部分而已，戰場的背後，是整個國家和政府的結構：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法治的、教育的……這個絕望自殺的軍官，一定也見到一九四八年的國軍是卡在怎樣的一個動彈不了、無可奈何的大結構裏吧？
看見蘇聯紅軍暴行的台灣人許長卿，從沈陽到天津去賣茶，有個姓孫的同學認為他有錢，就來跟他商量做一筆生意：許長卿出錢，孫同學靠關係去跟國防部申請成立一個三萬人的兵團。拿國防部三萬人的糧餉，事實上隻要湊足一萬人就可以，其它兩萬人的空額，國防部來檢查時，到街上、火車站去招人頭充當臨時“兵”點點名就可以。這筆生意，可以淨賺兩萬人的糧餉和軍火。至於軍火，可以拿去賣。
“軍火賣給誰？”許長卿問。
孫同學想都不用想，就說，“賣給八路軍。”
34，盛豬肉的碗
十一月，在東北，在華北，都是下雪的天氣了。徐州城外一片白氣茫茫，城與城之間鋪過的路麵，被坦克輜重壓得爆裂，凹凸不平；炮彈落下之處就是一個大坑洞，一輛吉普車可以整個沒入。鄉與鄉之間的土路，千百萬輛馬車、牛車、獨輪車軋過，路麵被木輪犁出一道又一道的深溝；突起的泥塊，迅速結凍以後變成尖峭的剃刀片，行軍的人，穿著的鞋子被割破，腳肉被切開。
沈陽被攻下之後四天，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徐蚌會戰，解放軍稱為“淮海戰役”，全麵爆發。八十萬國軍，六十萬解放軍，在祖國的土地上，以炮火相轟，以刺刀肉搏。
“徐州戰場，”我問林精武，“你最記得什麽？”
林精武住在台北市的溫州街，那一帶，全是浙江的地名：永康街、麗水街、龍泉街、瑞安街、青田街。八十三歲的林精武有時候會走到巷口攤子去買水果，即使隻是出去買個水果，他也會穿得整整齊齊，走路時，腰杆挺得很直。
溫州街的巷子小小的，有些大樹，給巷子添上一種綠蔭家園的感覺，林精武走在小巷裏，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老人家，從他身邊走過的人，不會特別看他。
除非你知道他走過什麽樣的歲月。
林精武，是一個大時代的典型。十八歲，就自作主張離開了福建惠安的家，從軍抗日去了，沒想到日本人半年後就宣布戰敗，此後就是來自大江南北各省分的中國人自己的廝殺。講到那塵封已久的過去，林精武有點激動，然後你看著他一點、一點地調整自己的情緒。
印象最深？他說，哪個印象不深？說是援軍馬上要到，要你堅守，然後你戰到全連死光，援軍還是沒來，印象深不深？明知往東走是個口袋，全軍會被圍、被殲，結果最高指令下來，就是要你往東去，印象深不深？糧食斷絕，彈藥盡空，補給不來，連馬的骨頭都吃光了，然後空軍來空投，稻草包著子彈，一包一千發，直接投下，每天砸死十幾個自己的官兵，你說印象深不深？傷兵成千上萬的倒在雪地裏，沒有任何掩護體，然後機關槍像突發暴雨一樣叭咑叭咑射過來，血漿噴得滿頭滿臉，糊住了你的眼睛，印象深不深？
如果說哪個事情像惡夢一樣在往後的六十年裏常常午夜浮現，也許就是那晚沒吃的豬肉吧，林精武說。在幾天幾夜、不眠不休的戰鬥之後，嘴裏都是泥土、眼球漲得通紅，跟弟兄們坐下來在雪地上開飯——好不容易炊事班煮了一
鍋豬肉。正要開動，一顆炮彈打下來，在鍋上炸開，耳朵頓時失聰。再回過神來，睜開眼，同伴的頭、腿、手和腳，被炸成碎塊，模糊的血肉，就掉進盛豬肉的碗裏。
另一個難以放下的，是黃石的死。一起出生入死的戰友，一槍斃命倒在路旁。林精武背著全身裝備就跪在屍體邊大哭，卻沒有時間埋葬他。和很多當年從軍的愛國青年一樣，黃石報名時也改了名，隻知他是廣東大埔人，卻無法通知他的家人；滿地士兵的屍體，部隊破碎，林精武知道，也沒有什麽係統會來登記他的陣亡、通知他的家屬、撫恤他的孤兒。黃石已戰死，但是“黃石”究竟是何姓、何名、誰家的孩子？沒有人知道。
為什麽，林精武過了六十年後還覺得傷心，他說，日本人會盡竟其所能把他每一個犧牲戰士的指甲骨灰送到他家人的手上，美國人會在戰場上設法收回每一個陣亡者的兵籍名牌，為什麽我的戰友，卻必須死於路旁像一條野狗？
離開林精武的家，帶著一串他一定要我帶著吃的紫色葡萄。晚上，整條街都靜下來了，我說的是我夜間寫作的金華街——金華也是個城市的名字，在浙江。寫作室裏，桌上沙發上地上堆滿了數據，但是我找到了此刻想看的東西：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解放軍對被包圍的國軍發布的“勸降書”：
杜聿明將軍、邱清泉將軍、李彌將軍師長團長們：
你們現在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四麵八方都是解放軍，怎麽突得出去？……你們的飛機坦克也沒有用，我們的飛機坦克比你們多，這就是大炮和炸藥，人們做這些土飛機、土坦克，難道不是比你們的洋飛機、洋坦克要厲害十倍嗎？……十幾天來，在我們的層層包圍和重重打擊之下……你們隻有那麽一點地方，橫直不過十幾華裏，這樣多人擠在一起，我們一顆炮彈，就能打死你們一堆人……
立即下令全軍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軍可以保證你們高級將領和全體官兵的生命安全。隻有這樣，才是你們的唯一生路，你們想一想吧，如果你們覺得這樣好，就這樣辦。如果你們還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總歸你們是要被解決的。
中原人民解放軍司令部
華東人民解放軍司令部
這語言，像不像兩個村子的少年拿竹竿、球棒打群架叫陣的口氣？兩軍對峙，隻隔幾碼之遙。安靜時，聽得到對方的咳嗽聲。林精武有個小勤務兵，饑餓難忍，摸黑到共軍的陣地裏和解放軍一起吃了頓飽飯，還裝了一包麵條摸回國軍陣營；他個子矮小，又沒帶槍，黑夜籠罩的雪地裏，共軍以為他是自己弟兄。
像少年騎馬打仗玩遊戲，不可思議的是，這裏叫的“陣”、打的“仗”，是血流成河的。
35，一萬多斤高粱
一整排的兵用力扔手榴彈的時候，彷佛漫天灑下大批糖果，然後戰壕裏的林精武看見對麵“整片凹地像油鍋一樣的爆炸”，可是海浪般一波又一波的人，一直湧上來，正對著發燙的炮口。
前麵的幾波人，其實都是“民工”，國軍用機關槍掃射，射到手發軟；明知是老百姓，心中實在不忍，有時候就幹脆閉起眼睛來硬打，不能不打，因為“你不殺他，他就要殺你”。機關槍暫停時，探頭一看，一條壕溝裏就橫著好幾百具屍體。他們開始清理戰場，搬開機槍射口的屍體，用濕布冷卻槍管。
林精武所“不忍”開槍的“民工”就是解放軍口中的“支前”英雄。十大元帥之一的陳毅說，“淮海戰役是用獨輪車推出來的”，怎麽聽起來那麽令人覺得心酸。淮海戰役——徐蚌會戰——打了兩個月，征用了五百四十三萬民工。民工基本上就是人形的騾馬，把糧食彈藥背在身上，把傷兵放在擔架上，在槍林彈雨中搶設電線，跟著部隊行軍千裏，還要上第一線衝鋒。解放軍士兵至今記得，攻打碾莊國軍的支前民工一看就知道全是山東人，除了他們獨特的口音之外，這些民工為解放軍所準備的糧食是饅頭切成的片，不是大米。
抗日名將黃百韜的國軍部隊在十米寬的河邊構築了強大的防禦工事，每一個碉堡都布滿了機關槍眼，對著河；民工就一波一波地衝向槍口，達達聲中屍體逐漸填滿了河，後麵的解放軍就踩著屍體過河。
僅隻是淮海戰役裏，單單是山東解放區就有十六萬八千名農民青年被征進了解放軍，其中八萬人直接被送上前線。大多數的農民則變成了天羅地網的綿密“聯勤”係統，做解放軍的後勤補給。國軍完全依賴鐵路和公路來運輸物資，解放軍就讓民工把公路挖斷，把鐵軌撬起，國軍的彈藥和糧食就斷了線。解放軍依靠百萬民工，用肩膀挑，用手臂推，物資往前線運，傷兵往後方送，民工就在前後之間像螞蟻雄兵一樣地穿梭。徐蚌會戰中，解放軍的兵力與“支前民工”的比例是一比九，每一個士兵後麵有九個人民在幫他張羅糧食、輸送彈藥、架設電線、清理戰場、包紮傷口。
國軍經過的村落，多半是空城，人民全部“快閃”，糧食也都被藏了起來。十八軍軍長楊柏濤被俘虜後，在被押往後方的路上，看見一個不可思議的景象。同樣的路，他曾經帶領大軍經過，那時家家戶戶門窗緊閉，路上空無一人，荒涼而肅殺。這時卻見炊煙處處、人聲鼎沸，大卡車呼嘯而過，滿載宰好的豬，顯然是去慰勞前線共軍的。他很震撼：
通過村莊看見共軍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樣親切，有的在一堆聊天說笑，有的圍著一個鍋台燒飯，有的同槽喂牲口，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和軍服不同外，簡直分不出軍與民的界線。我們這些國民黨將領，隻有當了俘虜，才有機會看到這樣的場麵。
連長林精武在負傷逃亡的路上，看見幾百輛獨輪車，民工推著走，碰到河溝或結冰的路麵、深陷的泥潭，二話不說就把推車扛在肩膀上，繼續往前走，走到前線去給共軍補給。老老少少成群的婦女碾麵、紡紗、織布，蹲下來就為解放軍的傷兵上藥、包紮。窮人要翻身，解放軍勝利了就可以分到田。很多農民帶著對土地的渴望，加入戰爭。
被俘的軍長和逃亡的連長，一路上看在眼裏的是國軍弟兄無人慰藉、無人收拾的屍體。兩人心中有一樣的絞心的疑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前線士兵再怎麽英勇，仗，是不是都白打了？
那戰敗的一方，從此埋藏記憶，沉默不語；那戰勝的一方，在以後的歲月裏就建起很多紀念館和紀念碑來榮耀他的死者、彰顯自己的成就。紀念館的解說員對觀光客津津樂道這一類的數字：
郯城是魯南地區一個普通縣城，人口四十萬，縣府存糧隻有一百萬斤，但上級下達的繳糧任務是四百萬斤，郯城最終繳糧五百萬斤。幾乎是勒緊了腰帶去支前……在為淮海前線籌糧碾米活動中，豫西地區有兩百多萬婦女參加了碾米、磨麵和做軍鞋等活動。
可是，怎麽這種敘述看起來如此熟悉？讓我想想……
我知道了。
你看看這個文件：
……理由：查西黑石關洛河橋被水衝毀，現架橋部隊已到，急於征工修複。現本鄉每日征用苦力木工三百餘名，一次派擔小麥五千公斤，維持費四萬元，木材兩萬公斤，麥草兩萬斤，大麥兩千公斤。孝義皇軍每日征用木泥匠工苦力五百名。
這裏說的可不是解放軍。這是一個一九四四年的會議記錄，顯示日軍在戰爭中，對杜甫的故鄉，小小的河南鞏縣，如何要求農民傾巢而出，全力支持前線軍隊。
被國家或軍隊的大機器洗腦、利誘或裹脅，出錢、出力、出糧、出丁，全部喂給戰爭這個無底的怪獸，農民的處境和任務內容是一模一樣的，但是對日軍的這種作為，中國人敘述的語言充滿激憤：
日軍征用苦力及一切物資數量巨大，可見日軍對中國人的壓榨是多麽的殘酷和無情。更讓人不可理解的是，在成立偽政府組織的“維持會”中，當地的漢奸為偽政府組織服務，幫助日軍對廣大老百姓進行欺壓，漢奸的奴才嘴臉在提案中看得清清楚楚。
報導的標題是，“洛陽發現大批日軍侵華罪證，記載了日軍罪行”。那麽你又用什麽語言來描述被解放軍征用去攻打國軍的農民呢？
莒南縣擔架隊有兩千七百九十七名成員，一千兩百人沒有棉褲，一千三百九十人沒有鞋子，但是卻在寒冬臘月中奔走在前線。
其中，特等支前功臣朱正章腿生凍瘡，腫脹難忍，仍拄著拐杖堅持送傷員，連續八趟，往返三百餘公裏，他甚至用自己吃飯喝水的碗給傷員接大小便。
“人民的母親”日照縣範大娘，將三個兒子送去參加解放軍，先後犧牲。她聽到噩耗後，仍一如既往地納底子趕製軍鞋。
我怎會不知道，曆史本來就要看是勝方還是敗方在寫，可是同樣一件事情兩個截然相反的解釋方法，你不得不去思索這其中的含義。
在國軍的曆史文獻裏，共軍把農民推上火線的“人海戰術”常常被提到，同一時間，解放區藉“土改”殺人的風氣也已經盛行了。一九四八年的調查顯示，單是山西興縣一個縣，被鬥死的就有兩千零二十四人，其中還有老人和二十五個小孩。康生親自指導的晉綏首府臨縣，從一九四七到四八年的春天，因鬥爭而死的將近八百人，多半被活埋或剖腹。後來成為共青團書記的馮文彬，四八年初時前往共產黨的根據地山西一帶，走在村落與村落之間，黃土地綿延不絕，沿路上都是吊在樹上的屍體，怵目驚心。
可是，對於“敵人”，國軍“仁慈”嗎？
一九四七年七月，國軍整編六十四師在山東沂蒙地區與陳毅的華東野戰軍激烈爭奪領土的時候，曾經接到“上峰”的電令：“以東裏店為中心，將縱橫二十五公裏內，造成‘絕地’，限五日完成任務，飭將該地區內所有農作物與建築物，一律焚毀，所有居民，無論男女老幼，一律格殺。”
前線的軍官看到最高統帥的命令，“麵麵相覷不知所從”。即使是共產黨的根據地，要屠殺百姓還是下不了手。黃百韜以拖延了事。
激戰兩個月，徐蚌會戰結束。抗日名將黃百韜、邱清泉飲彈自盡，杜聿明、黃維被俘，胡璉、李彌僅以身免，三十二萬國軍被俘虜，六萬多人“投誠”。十七萬人在戰場上倒下。五十五萬國軍灰飛煙滅。
解放軍也死傷慘重。華東野戰軍的第四縱隊原來有一萬八千人，開戰四十天已經戰死了一半。
林精武腿部中了槍，在混亂中從路邊屍體上撕下一隻棉衣袖子，胡亂纏在腿上，開始一個人用單腳跳著走，從徐州的戰場輾轉跳到幾百公裏外的南京，最後跳到了浦口長江畔的傷兵醫院。傷兵醫院其實就是泥地上一片破爛的帳蓬群，四邊全是雜草。醫官剪開他黏著血肉的棉衣袖，林精武低頭，這才看見，腳上的傷口已經腐爛，紅糊糊的肉上有蛆在蠕動。
黑煙還在雪地裏冒著，屍體在平原上壘壘迭迭、密密麻麻，看過去一望無際。地方政府開始征集老百姓清理屍體，需要掙糧食嗎？埋一具人屍發五斤高粱，埋一具馬屍發二十四斤高粱。僅僅在張圍子一帶，就發了一萬多斤高粱。
36，大出走
秦皇島撤退，黃紹容攝於一九四八年。
所有的事情是同時發生、並行存在的。
十二月的大雪紛紛，靜靜覆蓋在蘇北荒原遍地的屍體上，像一塊天衣無縫的殯儀館白布。上海那燈火繁華的城市，在另一種動蕩中。十二月二十四日是一個星期五，《上海申報》刊出一則消息：“擠兌黃金如中瘋狂，踐踏死七人傷五十”。心急如焚的五萬市民湧進外灘一個角落申請存兌金銀，推擠洶湧中，體力弱的，被踩在腳下。人潮散了以後，空蕩蕩的街上留下了破碎的眼鏡、折斷的雨傘、淩亂的衣服，還有孩子的孤伶伶的鞋。
南京和上海的碼頭上，最卑微和最偉大的、最俗豔和最蒼涼的曆史，一幕一幕開展。
上海碼頭。黃金裝在木條箱裏，總共三百七十五萬兩，在憲兵的武裝戒備下，由挑夫一箱一箱送上軍艦；挑夫，有人說，其實是海軍假扮的。
南京碼頭。故宮的陶瓷字畫、中央博物院的古物、中央圖書館的書籍、中央研究院曆史研究所的檔案和搜藏，五千五百二十二個大箱，上船。
故宮的文物，一萬多箱，運到台灣的，不到三分之一。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開始，這一萬多個油布包著的木箱鐵箱就開始打包密封，已經在戰火中逃亡了十幾年。
柏楊
負責押送古物的那誌良年年跟著古物箱子大江南北地跑，這一晚，躺在船上；工人回家了，碼頭靜下來了，待發的船，機器發出嗡嗡聲，很遠的地方，不知哪個軍營悠悠吹響了號聲。長江的水，一波一波有韻律地刷洗著船舷，他看著南京的夜空，悲傷地想到：人的一生，能有多少歲月呢？
一月二十一日，北平的市民，包括柏楊、聶華苓、劉紹唐，守在收音機旁，聽見播音員的宣布：“請聽眾十分鍾後，聽重要廣播。”五分鍾後，說，“請聽眾五分鍾後，聽重要廣播。”第三次，“請聽眾一分鍾後，聽重要廣播。”
傅作義守衛北平的國軍，放下了武器。
十天後，解放軍浩浩蕩蕩進城。街上滿滿的群眾，夾道兩旁。這群眾，大多數是梁實秋筆下的“北平人”，也有很多潰散了的國軍官兵。柏楊、聶華苓這樣的人，冷冷地看著曆史的舞台，心中充滿不安。年輕的大學生卻以“壺漿簞食，以迎王師”的青春喜悅歡迎解放，乘著還沒來得及塗掉國徽的國軍十輪大卡車，在解放軍車隊裏放開喉嚨唱歌。
突然有個國軍少校軍官衝出群眾的行列，攔下卡車，一把抓住駕駛座上的兩個大學生，邊罵邊淚流滿麵：“你們這些喪盡天良的大學生，政府對你們有什麽不好？當我們在戰地吃雜糧的時候，你們吃什麽？雪白的大米、雪白的麵粉、肥肉。可是，你們整天遊行，反饑餓，反暴政。你們饑餓嗎？八路軍進城那一天起，你們立刻改吃陳年小米，連一塊肉都沒有，你們卻不反饑餓，今天還這個樣子忘恩負義，上天會報應的，不要認為會放過你們。”
後來在台灣參與了雷震的《自由中國》創刊的聶華玲，剛剛結婚，她竄改了路條上的地名，和新婚丈夫打扮成小生意人夫妻，把大學畢業文憑藏在鏡子背麵，跟著逃亡的人流，徒步離開了北平。
劉紹唐
後來獨創了《傳記文學》以一人之力保存一國之史的劉紹唐，剛好在北京大學修課，被迫參軍，看了改朝換代之後第一場晚會戲劇。美貌的女主角是一個努力設法改造自己的女兵，穿著一身列寧裝。一個詩人愛上了她，她也回報以無法克製的熱吻，但是當詩人用最深情纏綿的語言向她求婚時，她突然倒退兩步，毅然決然拔出槍來，打死了這個詩人，劇終。這是她為了思想的純正而拔槍打死的第四十一個求愛者。劇本是個俄文改編劇，劇名叫做“第四十一”。
已經成了正式“解放軍”、穿著軍裝的劉紹唐，一年以後，製作了假護照，不斷換車、換裝，像間諜片的情節般，一路驚險逃亡到香港。
這時候，後來成為《中國時報》駐華盛頓特派員的傅建中，是個上海的初中生。北平“解放”以後四個月，在上海的街頭看著解放軍進城。各種節日的慶典，學生被動員上街遊行、唱歌、呼口號，他睜著懵懵懂懂的大眼睛，覺得很興奮，搖著旗子走在行列裏。
七歲的董陽孜——沒人猜到她將來會變成個大書法家，也在上海讀小學，開始和其它小朋友一起學著扭秧歌，“嗦啦嗦啦多啦多”，六十年後她還會唱。比她稍大幾歲的姊姊，很快就在脖子係上了紅領巾，放學回到家中，開始熱切而認真地對七歲的陽孜講解共產主義新中國。有一天，姊姊把她拉到一邊嚴肅地告誡：“如果有一天媽媽要帶你走，你一定不要走；你要留下來為新中國奮鬥。”
董陽孜
國民黨的飛機來轟炸上海的工廠和軍事設施的時候，陽孜的媽媽被低空飛機打下來的機關槍射中，必須截肢，成了一個斷了腿的女人。即便如此，兩年後，這行動艱難的年輕母親，還是帶著陽孜和小弟，逃離了上海。
在上海火車站，係著紅領巾的姊姊，追到月台上，氣衝衝地瞪著火車裏的媽媽和弟妹。
“我到今天都還記得姊姊在月台上那個表情，”陽孜說，“對我們的‘背叛’，她非常生氣。”
張愛玲，用她黑狐狸綠眼睛的洞察力，看了上海兩年，把土改、三反、五反全看在心裏，就在陽孜被媽媽帶上火車的同一個時候，也悄悄出走，進入香港。
那都是後來了。當林精武逃出徐蚌會戰的地獄，在雪地裏拖著他被子彈射穿而流血的腳，一步一跳五百公裏的時候，上海的碼頭，人山人海。很多人露宿，等船。船來了，很多人上不了船，很多人在擁擠中掉進海裏。
有些上了去的，卻到不了彼岸。
悲慘的一九四八年整個過去了。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除夕的前一夜，冷得刺骨，天剛黑，太平輪駛出了黃浦港。淞滬警備司令部已經宣布海上戒嚴，禁止船隻夜間行駛，太平輪於是熄燈夜行，避開檢查。十一點四十五分，太平輪和滿載煤與木材的建元輪在舟山群島附近相撞，十五分鍾後沉沒。隨船沒入海底的，有中央銀行的文件一千三百一十七箱、華南紗廠的機器、勝豐內衣廠的設備、東南日報的全套印刷器材、白報紙和數據一百多噸。當然，還有九百三十二個人。
傅建中
少數的幸存者閉起眼睛回想時，還記得，在惡浪濤天的某一個驚恐的剎那，瞥見包在手帕裏的黃金從傾斜的甲板滑落。一個母親用雙手緊緊環住她幼小的四個孩子。
一九四九年，像一隻突然出現在窗口的黑貓，帶著深不可測又無所謂的眼神，淡淡地望著你，就在那沒有花盆的、暗暗的窗台上，軟綿無聲地坐了下來，輪廓溶入黑夜，看不清楚後麵是什麽。
後麵，其實早有埋得極深的因。
第五部 我磨破了的草鞋
37，上海的早晨
其實不是八月十五日，是八月十一日。
這一天清早，二十七歲的堀田善衛照常走出家門，卻看見一件怪事：上海的街頭，竟然出現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這裏一幅、那裏一幅，從層層迭迭高高矮矮的樓頂上冒出來，旗布在風裏虎虎飛舞。
“今天什麽日子？”他對自己說，腦子裏卻是一片空白；自從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日本全麵占領了這個城市以來，這樣的旗子是早就消失了。而且，這旗子還沒有汪精衛南京政府旗子上必有的那四個字：“反共建國”。它是正統的青天白日滿地紅。
“這是怎麽回事？”
才從日本來上海半年，堀田對政治還不十分敏感。在日本統治的上海街頭出現那麽多青天白日的旗子代表什麽意思，也沒太多想，隻是看到旗子時，“重慶”兩個字在他腦海裏模糊地溜轉了一下，馬上被其它念頭所覆蓋。但是，拐個彎走出小巷走進了大馬路，他呆住了。
大街兩旁的建築，即使一排排梧桐樹的闊葉在八月還一片濃密，他仍然清清楚楚地看見一片密密麻麻的標語，大剌剌地貼在參差斑駁的牆麵上和柱子上。字，有的粗獷，有的笨拙，可是每一張標語都顯得那麽斬釘截鐵，完全像揭竿而起的宣戰和起義，怎麽看，怎麽顯眼：
八年埋頭苦幹，一朝揚眉吐氣！
慶祝抗戰勝利，擁護最高領袖！
還我河山！河山重光！
實現全國統一，完成建國大業！
一切奸逆分子，撲殺之！歡迎我軍收複上海！
國父含笑，見眾於九泉實施憲政，提高工人的地位！
先烈精神不死，造成一等強國！
自立更生，慶祝勝利！
提高民眾意識，安定勞工生活！
堀田善衛停止了腳步，鼻尖聞到上海弄堂特有的帶著隔宿的黏膩又有點人的體溫的生活氣味。他看見一條舊舊的大紅花棉被晾在兩株梧桐樹之間，一隻黃色的小貓正弓著身體從垂著的棉被下悄悄走過——就那麽一瞬之間像觸電一樣，忽然明白了。
堀田善衛日後寫了《上海日記》，回憶這安安靜靜卻石破天驚的一個上海的早晨：“八月十日夜半，同盟通訊社的海外廣播播放了日本承諾接受波茨坦公告，監聽到這一廣播的莫斯科廣播電台，則動員了其在海外廣播的全部電波，播送了這條消息。而收聽到這條消息的上海地下抗日組織便立即采取行動，將這些標語張貼了出來。”
在無數亢奮高昂的標語中，他突然瞥見這麽一條，粉色的底，黛色的墨，貼在一戶普通石庫門的大門上：
茫然慨既往，默坐慎將來。
灰色的兩扇門是緊閉的，對聯的字，看起來墨色新潤，好像一盞熱茶，人才剛走。
堀田心中深深震動：“我對這個國家和這個城市的底蘊之深不可測，感覺到了恐懼。而且這些標語是早已印刷完畢了的，我對地下組織的這種準備之周到，深感愕然不已。”
在山城重慶，蔣介石在前一天晚上，已經知道了這山河為之搖動的消息。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的日記，筆跡沈靜，墨跡均勻，完全沒有激動的痕跡：
【雪恥】……正八時許，忽聞永精中學美軍總部一陣歡呼聲，繼之以爆竹聲。餘聞甚震，“如此嘈雜實何事？”彼答曰：“聽說什麽敵人投降了。”餘命再探，則正式報告，各方消息不斷報來，乃知日本政府除其天皇尊嚴保持以外，其皆照中美蘇柏林公報條件投降以（矣）。
這個人，一生寫了五十七年的日記，沒有一天放下；即使在殺戮場上衝鋒陷陣、聲嘶力竭，一從前線下陣，侍衛就看見他在夜燈下拾起毛筆，低頭寫日記。寫日記，是他煉獄中的獨自修行，是他密室中的自我療傷。十年如一日，二十年如一日，三十年如一日，四十年如一日，五十年如一日。
但是，白水黑山備盡艱辛之後，苦苦等候的時刻真的到來，卻竟也隻是一張薄薄紙上四行淡墨而已。
38，甲板上晴空萬裏
九月二日是九月第一個星期天。全世界的眼光投射在東京灣。
五萬七千五百噸的密蘇裏艦，參與過硫磺島和衝繩島的浴血戰役，這一天卻是和平的舞台。舞台上固定的“道具”，是艦上閃亮懾人的十六管魚叉飛彈，還有突然間呼嘯升空、威風凜凜的戰鬥機群。
美國電視播報員用高亢激越的聲調報導這偉大的、曆史的一刻，配上“澎巴澎巴”銅管齊發的愛國軍樂，令人情緒澎湃。
麥克阿瑟高大的身形顯得瀟灑自在，盟軍各國將領站立在他身後，一字排開，不說話也顯得氣勢逼人。麵對麵的日本代表團隻有十一人，人少，彷佛縮聚在甲板上，無比孤寒。首席代表外交部長重光葵穿著黑色的長燕尾禮服，戴著高聳的禮帽和雪白的長手套，持著紳士拐杖。拐杖是他歐式禮服的必要配件，卻也是他傷殘肉體的支柱所需。十三年前的四月二十九日，重光葵在上海虹口被抗日誌士炸斷了一條腿，此後一生以義肢行走。
戰敗國的代表，瘸著一隻腿，在眾目睽睽下一拐一拐走向投降簽署桌，他一言不發，簽了字，就往回走。
站在重光葵身邊那個一身軍裝的人，來得不甘不願。他是主張戰到最後一兵一卒的人：陸軍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以威逼之勢強逼何應欽簽下“梅何協定”控製華北的是他；發動“三光”作戰——對中國的村落殺光、燒光、搶光的，是他；核準創建“七三一”部隊製造細菌武器的，是他。被任命為關東軍司令時，梅津曾經莊嚴地發誓：“今後將愈加粉骨碎身以報皇恩於萬一。”
此刻天上晴空萬裏，艦上的氣氛卻十分緊繃。站著坐著圍觀的人很多，但是每個人都神情嚴整；血流得太多的曆史，記憶太新，有一種內在的肅殺的重量，壓得你屏息靜氣，不敢作聲。站在甲板上麵對麵的雙方，勝利的一邊，隻做了三分鍾相當克製的講話，輸掉的一邊，徹底沉默，一言不發。在那甲板上，兩邊的人，眼光避免交視，心裏其實都明白一件事：很快，簽署桌這一邊的人將成為對麵那堆人的審判者。
國際軍事法庭所有的籌備已經就位，在歐洲，審判納粹的紐倫堡大審即將開庭。梅津所預期的“粉骨碎身”，很快要在東京應驗，以一種極其屈辱的方式。三年以後，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國際法庭以甲級戰犯之罪判處他無期徒刑。
39，突然亮起來
上海沉浸在欣喜的歡騰之中。堀田善衛以為那些勝利標語都是“地下組織”所準備的，其實不盡然。滬上有個無人不知的老字號“恒源祥”，老板叫沈萊舟。他在閣樓裏一直藏著一個無線收音機，當晚貼耳聽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就悄悄出門買了粉紅、淡黃、湖綠色的紙，回家裏磨了墨，親筆寫了好幾張標語，看看四周無人，快手快腳貼在店門外的石柱上。
上海最高的大樓是國際飯店。很多人在幾十年後還會告訴你：那樓真高啊，站在樓對麵的街上，想看那樓有多高，一仰頭，帽子就從腦後掉了下去。十一日那個大清早，國際飯店樓頂高處豎起了一麵中國國旗，過路的人看見了都嚇了一跳，停下腳來，假裝不經意地看。旗，是哪個大膽的家夥掛的，沒人知道。
主持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出門時剛好走過十字路口的西班牙夜總會。已經好幾年沒聲音、灰撲撲的西班牙夜總會，不知怎麽竟然從裏頭傳出久違了的西洋音樂。這七十八歲的光緒進士心裏知道時間到了，趕忙折回家，把他編選的禁書取出了二十本，在扉頁簽下歡欣鼓舞的句子，放進一個包裏，背到商務印書館門市部，放在櫃台上最顯眼的地方。
那本書的書名，叫做《中華民族的人格》。
上海人的商業細胞一夜之間全醒過來。八月十五日以後，“特快餐”改稱“勝利快餐”。賣平湖西瓜的小販，改口叫賣“和平西瓜”。帕克鋼筆的廣告出現在頭版“中央日報”四個大字下麵：
慰勞抗戰將士紀念品
“筆”“必”同音，以鋼筆贈人或自備，可互勉建國“必”成的信心。
人潮擁擠處開始出現剪紙藝術家，當場快刀剪紙，嚓嚓幾下，就剪出史達林、杜魯門的大鼻子人頭側影。
八月十五日這一天，家家取下了蓋窗遮光的防空燈罩，走在街上的人們突然感覺到臉上有光，很驚訝，彼此對看，脫口而出：啊，都已經忘了，上海城原來那麽亮！
滿城的興高采烈。很久沒有的輕鬆感使人潮重新湧上街頭巷尾和廣場，成群的孩子們在弄堂裏追逐嬉鬧，江畔和公園裏，牽手依偎的戀人露出旁若無人的微笑。
一個《字林西報》的英國記者，卻也在這樣歡騰的空氣裏，走進了另一條街，撞見了同時存在的另一個現實。
兩個日本人，雙手反剪，在一輛軍用卡車裏，兩眼發直地瞪著他們曾經主宰過的街道。現在兩邊都站著全副武裝的警察，前後卡車上滿滿是荷槍實彈的士兵。兩個死刑犯就這樣遊街好幾個小時，最後才到了刑場。刑場上，成千上萬的男女老幼堵在那裏，眼裏充滿恨。
兩個人還真勇敢，臉上不露任何情緒，不管四周的男人怎麽詛咒、女人怎麽叫罵，都不動聲色。顯然他們是軍人，軍人死也要死得堅毅。
我明知道他們一定死有餘辜，但還是覺得他們可憐。
兩人被喝令跪下。兩個警察，毛瑟槍上了膛，緊貼著站在他們後麵。一聲令下，槍口對著死囚的後頸發射，死囚人往前撲倒，頭顱登時被轟掉了一半。
一剎那，群眾忽然一擁而上，突破了軍警的封鎖線，奔向屍體。有個女人拿著一條手帕去沾血，然後歇斯底裏地對著那殘破的屍體大罵，其它的人就擠上前去用腳踢屍體。一個年輕的姑娘指了指其中一個屍體暴露出來的生殖器，其它幾個女人就衝上前去把那生殖器用手當場撕個稀爛。
英國記者忍不住把臉別過去時，聽見遠處傳來鑼鼓的聲音。
民福電船運送麵包過來，汽笛一響，調景嶺赤腳的孩子們就飛奔到碼頭上，興奮地喊著“麵包船來了！麵包船來了！”
香港人不太談自己的來曆。如果台灣人在一個晚餐桌上，閑聊時還可能偶爾提及“我爸是民國三十八年從青島過來”這樣的話題，因而透露了自己的出處，香港人很可能彼此在一個辦公室同事三十年，不知道彼此都是寧波人，會說上海話，而且都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前後抱在媽媽懷裏過了羅湖口岸的。
他們工作的壓力太大，工作的時間太長，現實的滾動速度太快，每個人，都在當下的軌道上專心一意地拚搏向前。經濟的成就、專業的高標準、現代化的領先，是靠一種力爭上遊的拚搏意誌得到的。
粵文化生命力強韌，像海洋裏的漩渦一樣有巨大的吸力和同化力，一九四九年流過來的百萬人潮，一過口岸，就進入這個文化和語言的大吸器、大熔爐裏。無法融入的，或者設法離開，或者就被淘汰。融入的，六十年後，你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九四九的遷徙者。
於是，從外麵看起來，七百萬香港人，就是一個整體，都是說廣州話的香港人。
你要跟他們坐下來，一個一個幾近不禮貌地打破沙鍋問到底，才赫然發現，原來每一個香港人都深藏著一個身世的故事；很多、很多的故事，都來自江海動蕩的一九四九。
戰火像一團一團燃燒彈一樣在中國大陸的土地上炸開，從東北、山東到河南，一片焦土，幾千萬的難民流離於途中，香港，自然成為一個生命閥。北方每爆發一波戰爭，香港就湧進一波難民，一波一波進來。一九四九年的上環，西營盤一帶，九龍的鑽石山一帶，滿街都是露宿的難民。
一九四五年日本人撤走時，香港剩下六十萬人，一百萬人避難離去；一九五一年，島上已經有了兩百零七萬。那突然冒出來的，一部分固然是逃避日本人的如今回籠，一部分，卻是國共內戰的新難民，有上海紗廠的大老板，把整個工廠的工人都帶了來；有國民政府中曾經身任要職的高官、國軍中曾經是抗日英雄的將領和軍官，有地方政府的縣長、局長和大學的校長，有不願意繼續跟蔣介石去台灣的立法委員、國大代表，有媒體主筆、學界泰鬥、作家和藝術家，有知識界的清流，有高僧大儒，有神父和修女。然而更多的，當然是無家可歸、流離失所的普通人，攜兒帶女，還有成千上萬的傷兵，在某一次戰役中變成殘廢。
那是一個多麽熟悉的情景：斷了腿的傷兵，腋下拄著拐杖，衣服肮髒，獨自站立在陌生的街頭，不知往哪裏去；很多，還是少年。
救急救難的東華醫院出麵收容難民，消息一傳開來，闖過了羅湖的人，潮水一般湧到東華。一九四九年冬天，也就是黃傑的殘部和豫衡聯中的孩子們被逼進十萬大山和越南邊境的時候，東華醫院開始照顧難民。半年之內，收容了八千兩百多人，其中殘廢的人占極高的比例，將近兩千。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六日，剛好是韓戰爆發後的一天，七千個難民被送到吊頸嶺。極有效率的港府，一天之內全部運送完畢。
吊頸嶺在九龍半島的東端“魔鬼山”的一片荒涼山坡上。這個無人的荒地，有一個廢棄的麵粉廠；一九零五年，加拿大籍的香港公務員倫尼，買下了這片荒地，建了一個麵粉廠，沒想到三年之後破產，倫尼就用繩子吊著自己的脖子，綁上巨石，然後還跳海。工廠所有的機器被債權人搬走，原來運貨的小碼頭荒廢，山坡上的廠房逐漸變成猙獰的廢墟，從此以後，魔鬼山本來叫“倫尼麵粉廠”的這片山坡，就被稱為“吊頸嶺”。
港府聰明的公務員，將“吊頸嶺”正式改名為“調景嶺”。
七千個人隻是登記領飯票的，其實還有沒登記的五、六千人，最高峰時，近兩萬人住在調景嶺營區內，包括八百個孩子。國軍和眷屬大概占一半以上，湖南和廣東籍的最多，但是也有來自青海、西康、甘肅和熱河省的，東北的傷兵和難民也不少。
這是一個沒水沒電沒路的荒山，一切從頭開始。港府已經在山坡上築構了上千個字形油紙棚，一個棚住四個人；三十個大葵棚，分婦女組、醫務組、平劇社、自治糾察隊等等單位進駐，一個大葵棚容納七十個人。社會局供給難民的配額是每天每人白米十八盎司、肉和魚二盎司、青菜八盎司、腐乳或鹹魚二盎司。每隔一天，民福電船運送麵包過來，汽笛一響，赤腳的孩子們就飛奔到碼頭上，興奮地喊著“麵包船來了！麵包船來了！”
大人則十人一組，每天兩次，排隊去領飯。飯領回來，坐下來同吃的卻有十四、五個人，那沒有飯票的，也是同鄉同學同是天涯淪落，難民互相扶持。
和一般難民營不一樣，調景嶺難民裏頭，真正的臥虎藏龍。隨便看過去，在山路上扛著一袋麵粉正迎麵走下來的，可能就是個“營長”。譬如一九二零年出生在廣東增城的陳寶善。
寶善十八歲讀高中時，日本人已經快要打到廣州了，不顧父親的反對，毅然決然去報考中央陸軍官校，考取了，跟其它幾個同學從廣州沿著溪穀，翻山越嶺，一路徒步，足足走了兩個多月，走到貴州獨山。到了獨山之後，這滿腔報國熱情的青年人才發現，報國的開始就是在荒山裏建營房。上山伐木，從山上把巨大的木頭扛下來，蓋教室、宿舍。沒有米，他們就走三十公裏的山路，去扛米，如同勞役營一樣的艱苦。一九四二年，堅持下來的寶善成為正式的軍校十七期畢業生。蔣委員長發給每一個畢業生一把劍，上麵寫著“成功成仁”四個字。
陳寶善開始和日軍作戰，在槍林彈雨中實踐他的愛國抱負。抗日戰爭之後，國共內戰爆發，他從山東的戰場打到徐蚌會戰。碾莊被包圍時，天寒地凍，傷兵遍野，他自己也受傷了。
這就是五十五萬國軍被“殲滅”的戰役。陳寶善帶著傷，輾轉到南京，然後是廣州，最後是香港。在調景嶺，那麽多年之後，他還會跟你說：
這幾十年來，我一幕幕回想，真是作夢也沒想到，我們會落敗到這種程度！我們在徐蚌會戰以前一直都沒打敗仗的……他們的訓練不如我們，補給也不好。我輕視他們，我會以一個營打他們的一個兵團二萬多人……我們仗打得很好，為什麽會跑到香港來呢？我能說出的原因是，軍心變了。不然怎會垮得這麽厲害呢？
一九四九，在華東醫院和調景嶺，每天上午和下午分兩次，難民排隊領飯，你可能看見陳寶善在行列裏，他二十九歲，眉宇間有股掩藏不住的英氣，但是神情抑鬱；如果你不細心，你就不會想到，他曾經懷抱著多麽大的熱情，把自己奉獻給他的信念：國家。
23，山岩岩，海深深
調景嶺外頭，香港的街上，每年湧進來二十萬人。難民潮裏，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和少年。
蒙古族的席慕蓉在灣仔上小學，多年以後，像古時候的詞，有水井的地方就有人唱，她的詩，在華文世界裏到處被人傳誦。人們問她，你的古典詩的基礎在哪裏形成？她不直接答複你，隻是淡淡地說，她在香港讀小學的時候，老師就教會了她背誦整首白居易的“琵琶行”。她不會講廣東話，但是六十年以後，她還可以用漂亮的廣東話把“琵琶行”一字不漏地背出來。
白崇禧兵退海南島之前，十二歲的白先勇已經被送到九龍避難，文靜早熟的白先勇上喇沙書院。原本沉浸在中國古典戲曲及文學的白先勇在香港第一次接觸英文世界，也開啟了他對現代文學的興趣。一九三七年出生的中國孩子，幼年和少年都是流離。他看過湘桂大撤退的火海，看過南京首都的上層生活，看過上海的繁華與崩潰，如今看見一九四九的香港，看見戰爭的荒涼：“家裏住著很多人，都是需要照顧的親戚和從前的部屬。大樓外麵騎樓裏、走廊下，全睡著人，街上也到處是難民。”
一九五二年才到台灣，白先勇成為台灣現代文學的先驅作家。
同一個時間裏，半歲的林百裏被帶到香港。他在解放軍攻進上海前一個月出生，營養極度不良。被母親抱在懷裏逃到新界，一家人租了大埔“將軍府”宅院裏頭的傭人間，後麵的弟弟妹妹陸續出生在這狹窄的石頭房裏。石頭房太熱了，父親就在屋角裏種爬藤，藤的青葉蓋滿了屋頂。
“將軍府是誰的？”我問。
“翁照桓。”
我睜大了眼睛，“百裏，你在大埔家的房東是翁照桓，一九三二年淞滬血戰中發出第一槍的國軍旅長翁照桓？”
是的，林百裏說，他還清晰記得小時候，翁將軍把他叫到麵前，給他糖果，摸摸他頭，要他努力讀書，將來好好報效國家。
林百裏在一九四九年後難民充塞街頭的香港長大。父親和一百萬其它難民一樣，艱難地維生，在中環的香港俱樂部做會計。俱樂部大廳掛著水晶吊燈、鋪著華麗的地毯，白人紳士淑女從大門瀟灑地進出用餐，華人用旁邊的小門。父親告誡他，“你不可以到前廳去，那個門，是白人走的。”
父親就在側門後麵那個隻能放下三張小桌的房間裏工作。為了兒子的前途，父親讓長子百裏跟在身邊。白天，百裏去上學——搭天星小輪過海到尖沙咀，然後改搭巴士到德明中學。大半的時候，為了節省那兩角錢的巴士車資，十三歲的林百裏寧可走路四十分鍾到學校。
晚上，父親看著百裏做功課；夜靜了，就從辦公桌底下拉出兩張折迭行軍床，在三張寫字桌之間勉強撐開，父子兩人就睡在那無法轉身的小房間裏。燈一滅，香港俱樂部大廳水晶燈那華麗的光，就從門縫裏瀉進來一條細細的線。
這個一九四九年戰火中出生、流離中長大的孩子，六十年後，開創了全世界最大的筆記計算機製造公司。
父子兩人就睡在那無法轉身的小房間裏。燈一滅，香港俱樂部大廳水晶燈那華麗的光，就從門縫裏瀉進來一條線。（林百裏和父親）
我問他，“十一、二歲的時候，住在香港俱樂部的‘後門’裏，不準進入前廳，一出門又總看見中環光豔奪目的精品櫥窗，你有‘難民小孩’的屈辱或不平感嗎？”
“有屈辱感，尤其是看到白人和華人之間地位的差別，所以我的民族情懷是很深的，但是看到美麗的櫥窗，我沒有不平感，”林百裏笑笑地說，“我隻有想：有一天，我要買得起它——如果我要的話。”
秦厚修是從澳門上岸的，海上很黑，大船在海上劇烈地搖晃，等小船過來接駁；從大船踏上搖晃得更厲害的小船時，踩空了，差點摔進海裏。秦厚修帶著一個還沒上小學的女兒，肚子裏還懷著一個，踏上澳門，馬上轉香港。丈夫馬鶴淩在碼頭上焦急等候。
秦厚修得馬上找工作。她和親友合夥在青山道附近頂下了一爿洗衣店。然後又在一九四九年新開張的大型遊樂園——荔園，找到一份工作：收門票。荔園開張，是一九四九的香港大事，付港幣五角，可以入場，摩天輪、碰碰車、哈哈鏡、遙遙船、過山車，還有一個香港唯一的真雪溜冰場。
“可是，應台你要知道，那時沒有票的，你丟錢進去，有一個閘門，我就坐在閘門旁邊用腳踩一個控製，一踩，繳了錢的人就可以進來，每天就做這個。一個月薪水三百塊錢，要養好多人。”秦厚修說。
荔園月薪三百塊？我想到，同一個時間點，錢穆創了新亞書院，自己的月薪是兩百塊——現在我知道那是多麽微薄了。
“滿辛苦的，”我說，“馬媽媽，可是那時你肚子裏的孩子已經出生了，你出來工作，誰管那吃奶的嬰兒呢？那時你先生也在找工作吧？”我問。
“家裏還有一個奶奶幫忙，還有姑爹，而且，逃出來的親戚那麽多，每天都有人來借錢，他們也幫忙。”
厚修的孩子在東華三院之一的廣華醫院出生了，馬家唯一的男孩。
父親久久思索，在這樣的離亂不安中，對孩子如何期待？
他為孩子取名“英九”。
這孩子長大以後，成了中華民國總統。介紹自己的時候，他會笑說，我是“大陸醞釀、台灣製造、香港交貨”。
厚修的孩子在廣華醫院出生了，馬家唯一的男孩。父親久久思索，在這樣的離亂不安中，對孩子如何期待？（一歲的馬英九）
“我也記得，”秦厚修說，“有一天馬爸爸說要去調景嶺，聽說救災總會的人到那裏發救濟物資，結果回來了，也不過發了幾塊肥皂吧？那時候，也有‘第三勢力’來找他，但是他沒去。”
“第三勢力”這個詞這麽順溜地從馬媽媽嘴裏冒出來，讓我吃了一驚。很少人知道這是什麽了，向來對政治沒興趣的她竟然記得。
一九四九年落腳在自由的香港，有很多關心國是的知識分子，他們既無法接受共產黨的意識型態，也不欣賞蔣介石的領導，這時美國
已經開始在亞洲做大規模的反共布局，提供資源，於是一個名為“自由中國運動”的“第三勢力”，就開始醞釀了。中情局結合流亡人士，有計劃地訓練獨立於台灣之外的反共遊擊隊。
調景嶺有很多年輕的國軍官兵，也有很多失學失業的青年，不管是為了生活的基本維持，還是因為胸中懷抱著經國濟世的熱情，當他們聽說有個學校招生培訓，為了建立一個美好的“自由中國”，很多人去了。
學校設在塞班島；“塞班”，是殘酷血戰的代名詞，在關島附近，麵積比香港島略小，戰前是日本領土。一九四四年美軍強攻塞班，日軍戰死三萬多人，守將南雲忠一自殺。三萬居民中，兩萬多人死於戰火，另外四千多個老弱婦孺跳懸崖自殺。
受訓的年輕人學習爆破橋梁、搶灘登陸、打陣地戰等，還有跳傘。在塞班幹校訓練一年零兩個月以後，學員就被送回日本基地，最後的主要任務是：空投大陸。四人一個空投小組，選擇的空投點通常是遊擊隊員的家鄉。山東流亡出來的，空投山東；湖南出來的，空投湖南，因為你必須對那個點的周遭環境，了如指掌。
在港大的教授餐廳裏與蔣震閑聊一九四九——對於像他這樣從一九四九年的艱辛中白手起家的人，我有一種特別的尊敬。不知聊到了哪裏，我隨意說，“我發現關於香港的‘第三勢力’的資料特別少，問了很多香港人，也問不出個所以然來，好像誰都不知道似的。”然後我給自己加點咖啡。
蔣震接過去說，“是啊，自由中國運動。”
我嚇了一跳，咖啡壺在我手上懸在半空——會把“自由中國運動”這幾個字這麽不經思索說出來的，曆史學者除外，我還是第一次碰到。
蔣先生知道內情？
他看著我吃驚的神情，笑了，說，“我就去了塞班島！”
蔣震是香港極受尊敬的實業家。一九二四年出生在山東河南交界的荷澤，一個極為貧困的家庭。和千萬個與他同時代的愛國青年一樣，他也當了兵，從山東一路打到廣州，部隊潰散，他就隨難民潮來到了香港。
所有的苦工，他都做過，在碼頭上扛重物、在紗廠裏打雜、在礦場裏挖地。一九五八年，三十五歲的蔣震拿出僅有的兩百港幣，和朋友創設機器廠，發明了全世界第一部十盎司螺絲直射注塑機，奠定了他的實業王國。為了回饋鄉土，他又成立基金會，專門扶植中國大陸的工業人才培訓。
蔣震說，要從調景嶺說起，因為他也進了調景嶺難民營。
“啊……”我看著他，“沒想到。那——您原來屬什麽部隊？打過什麽戰役？”
一說“整編十一師”，一說“南麻戰役”，我就知道他真正經曆過了什麽。（年輕的蔣震）
“整編十一師。打過很多仗，譬如南麻戰役。”
我看著這位極度樸實的靄靄長者，簡直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
一說“整編十一師”，一說“南麻戰役”，我就知道他真正經曆過了什麽。我一時無法把“香港實業家蔣震”與胡璉將軍的彪悍十一師和可怕的南麻血戰做連接。
一九四七年七月，整編十一師在山東南麻就地防守，廣設防禦工事，周圍建築了上千座大大小小的子母地堡，縱橫交錯。解放軍的名將陳毅和粟裕以五倍於國軍的兵力主攻。激烈的炮火交織七天七夜，戰役結束之後，解放軍損失慘重，宣稱一萬四千人陣亡，國軍方麵則公布“殲滅”兩萬人，“生俘”三千人，自己犧牲了九千人。這是粟裕少有的挫敗，從此役開始，解放軍嚴肅地檢討應付國軍子母地堡的作戰策略。
南麻七天戰役結束，荒野中留下了三萬個青年人的屍體。
實業家蔣震是從這裏走出來的。
塞班島的結業學員在空投任務前，每人發配的裝備是：手槍、衝鋒槍、彈藥、發報電台、足夠一月吃的幹糧、人民幣，然後就被飛機秘密地送到某一個省的山區，跳下去。
有的人，降落傘沒打開，當場摔死。大部分的人，一落地就被當地的居民給綁起來，送去槍斃。
我看看蔣震——他如果被空投到山東，怎會今天坐在我麵前，後麵是一片美麗的維多利亞海景？
蔣震笑了，他看出我眼睛裏有一百個疑問。
“我一直以為‘自由中國運動’是個愛國的運動，也不知道後麵有美國中情局，”他笑著說，“輪到我要被空投的時候，韓戰打完了，這個空投計劃，也叫停了。我差一點點就上了飛機。”
啊……原來韓戰還決定了蔣震的一生。
有一種人，愈是在風雨如晦的時候，心靈愈是寧靜。他能穿透所有的混亂和顛倒，找到最核心的價值，然後就篤定地堅持。在大動蕩、大離亂中，錢穆流浪到香港，站在一九四九年的街頭，看見滿街都是露宿的、不知何去何從的少年。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辦學，開創了新亞書院。
每晚從外麵回到九龍深水……的新亞書院克難破樓前，錢穆很難上樓，因為騎樓下、樓階上，全是蜷著睡覺的人。新亞的青年學生，也蒙頭睡在走廊上。在睡著的人與人之間，錢穆小心翼翼地尋找可以踩腳的空隙。
學生交不起學費，老師買不起食物，學生和老師就拚命寫稿掙錢。當時的學生中，有一個特別聰穎沉著的，叫餘英時。二零零六年得到美國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終身成就獎時，餘英時追憶一九四九年的新亞書院，特別記得，為了生活，他自己十幾歲就開始寫稿，創辦新亞書院的恩師錢穆，也拚命寫稿，“龔定庵所謂‘著書都為稻粱謀’。”餘英時笑說。
四九年的香港，你可能在街頭遇見踽踽獨行的錢穆，你也可能在海邊，碰見四歲的徐立之和爸爸在海灘上玩沙。
每一個香港人都有一個故事。那輾轉流離的一代，自己曆盡艱辛，但總是想方設法在動蕩中找到一個給孩子避風遮雨的地方。
於是你就有像梁安妮這樣的發現。安妮是香港公關界的“大姊大”，我問她的“來曆”；她能說的，不多，但是，慢點，父親好像有一個日記本，我回去找找。
她找到了，手寫的，從出生到一九四九來港，是一個完整的回顧和紀錄。安妮一夜讀完，無比地震動；父親過世二十五年之後，她才知道父親的一生，他如何親身經曆抗戰中的桂林大轟炸，他如何飛越喜馬拉雅山參與了中國遠征軍的對日戰爭。
在香港，程介明這樣的孩子長大，成為有名的教育理論專家，但是他清楚地記得“流離”的感覺。即使年紀很小，他看得出父親在為養家掙紮，他記得，父親終於找到工作，第一天工資是七分錢。房子每搬一次，他和弟弟就要換一個學校。而房子，總是愈搬愈小，愈住愈遠，上學的路，愈走愈長。
我和程爸爸說話，談他的一九四九。老人家講到當年的艱辛，稍稍頓了一下，說，“介明這孩子很小就懂事，很體貼。”
小孩子懂事、體貼，其實就是苦難讓人早熟的意思吧。程爸爸語氣中充滿心疼。
上海出生的徐立之，記得一個小閣樓，在一個狹窄的“士多”（store）小店鋪上麵，全家人就擠在這樣一個無法動彈的閣樓裏。後來生活實在太困難了，母親隻好帶著小妹重新回到當初離開的大陸老家，因為那裏生活開支比較小；相依為命的一家人，活生生被現實拆散。
立之的父親，在“保險公司上班”，其實就是“失業”的意思。
“那，父親本來做什麽呢？”我問立之。
他猶疑了一下，說，“原來家境極好，父親的毛筆小楷在浙江杭州很有名，所以蔣介石一九四八年修的家譜是他親手抄寫的。”
我飛去加州，到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像小學生一樣坐在一群皓首窮經的曆史學家後麵，看剛剛開放的蔣介石一九四九年前後的日記。極端重視家譜的蔣介石，在東北和徐蚌會戰最慘烈、國事蜩螗的時候，仍舊在日記中不斷追蹤家譜修譜進度；徐立之父親的名字，真的在日記裏出現。
所以在四九年後的香港，你可能在九龍街頭遇見踽踽獨行的錢穆，你也可能在淺水灣的海邊，碰見四歲的徐立之和爸爸在海灘上玩沙。再怎麽窮，水和沙是上帝送的。這個“士多”小閣樓上長大的孩子，也上了錢穆創辦的新亞書院，後來成為世界著名的分子遺傳學家，回到香港來，做了香港大學校長。
二零零九年了，上環老區還是有些小閣樓，就在狹窄的“士多”上；每次經過，我還忍不住多看兩眼，想起錢穆在一九四九年為新亞書院所寫的校歌：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
人之尊，心之靈，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
……
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
亂離中，流浪裏，餓我體膚勞我精。
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
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
第三部 在一張地圖上，和你一起長大
24，我的名字叫台生
我的名字裏有個“台”字，你知道，“台灣”的“台”。
我們華人凡是名字帶著地名的，它像個胎記一樣烙在你身上，泄漏你的底細。當初給你命名的父母，隻是單純地想以你的名字來紀念他們落腳，一不小心生了你的地方，但是你長大以後，人們低頭一看你的名片，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因為本地人，在這裏生生世世過日子，一切理所當然、不言而喻，沒理由在這地方特別留個記號說，“來此一遊”。紀念你的出生地，就代表它是一件超出原來軌道、不同尋常的事情。
在我的同輩人裏，你會碰到不少女孩叫“麗台”或“台麗”，不少男孩叫“利台”或“台利”，更多的，就直接叫“台生”。這“台”字一亮出來，你就猜出了他一半的身世：他的父母，多半是一九四九年中國內戰中，陸陸續續流浪到這個島上的外地人。嬰兒的哭聲，聽起來像雨後水溝裏牛蛙的鳴聲。那做父親的，把“台”字整整齊齊用黑墨寫在紅紙上，你可以想象那命名和寫字的手，在一個勉強遮雨的陋屋裏，門外兵荒馬亂，一片倉皇，寫下“台”字，既透露了一路顛沛流離的困頓，也表達了對暫時安定的渴求。
如果你在台北搭出租車，一定要留意一下司機的名字。有一回，碰見一個“趙港生”。哎呀，“港生”，你怎麽會跑到台灣來開車呢？
隻要你開口問，他就給你一個流離圖。港生的父母在一九四九的大動亂中，從滇緬叢林裏走了一個禮拜不見天日的山路，流亡到香港，被香港政府送到調景嶺難民營去，他就出生在荒山上那字形蓋著油布的破棚裏，因此叫“港生”，兩年以後來到台灣，弟弟出生了，就叫“台生”。
你知道香港影星成龍的本名是什麽嗎？如果我告訴你，他叫“陳港生”，你可以猜到他身世的最初嗎？稍微打聽一下，你就會知道，他的父親房道龍，在戰亂的一九四七年隻身離開了安徽和縣沈巷鎮的老家，留下了妻子兒女，輾轉流離到香港，改名換姓之外，另外成立家庭，生下的男嬰取名“港生”。
和他安徽妻兒的那一邊，這是一個生離死別的悲劇，和成龍這一邊，這是個患難興邦的傳奇。
今天我從台北的青島東路到太原路，碰到的司機，名牌上寫的是“問中原”。
“問中原”？
飛力普，中原，是一個地區，指的是中國的核心腹地；它更是一個概念，指的是中國的文化和統治政權。姓“問”名“中原”，激發的想象就是一個氣勢萬千、躍馬中原的光複圖騰。他的父母是江蘇高郵人，在洪水般的人潮亂流中擠上了船，渡海來到高雄，孩子在港口就落地了。取名“中原”，父母把重新收複故土的悲壯期待，織進了小小孩兒的名字裏。
在台北街頭，你隻要有一點好奇和放肆，開口敢問，一問就是一個波瀾湧動的時代傳記。戰後這一代“台生”，你幾乎可以說，整個人就是一枚會走路的私章，是一本半打開的曆史地理課本。
我這“台妹”所居住的這個城市，叫做“台北”，更絕了，它是一張大大攤開的中國曆史地圖。地圖有多大？橫走十六公裏，直走十七公裏，就是一張兩百七十二平方公裏大的地圖。
為什麽稱它“曆史地圖”？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歐洲全圖，就是一張“曆史地圖”，它裏頭的“奧匈帝國”，現在沒有了。台北城這張街道大地圖上的中華民國，是一個時鍾停擺在一九四九年的曆史地圖。
你把街道圖打開，靠過來，跟我一起看：
以南北向的中山路、東西向的忠孝路畫出一個大的十字坐標，分出上下左右四大塊，那麽左上那一區的街道，都以中國地理上的西北城市為名，左下一塊，就是中國的西南；右上那一區，是東北，右下，是東南。所以如果你熟悉中國地理，找“成都路”、“貴陽路”、“柳州街”嗎？往西南去吧。找“吉林路”、“遼寧路”、“長春路”嗎？一定在東北角。要去寧波街、紹興路嗎？你絕對不會往“西藏路”那頭去看。“涼州街”、“哈密街”、“蘭州路”、“迪化街”，嘿，猜猜看他們在哪裏？
對國民黨的統治有反感的人，說，你看，打仗打敗了，逃到這個島上，便掏空了本地人的記憶，把中國地名強加在台北城上，滿足自己“光複大陸”的虛幻想象，既可笑又可惡。
我一直也以為統治者把台北變成一個中國地圖，是一九四九年的一個傷心烙印。失去了實體的萬裏江山，就把這海角一隅畫出個夢裏江山吧，每天在這地圖上走來走去，相濡以沫，彼此取暖，也用來臥薪嚐膽，自勉自勵。
做了一點探索之後，我大吃一驚，哎呀，不是這樣的。你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竟然會錯。
原來國民政府在日本戰敗以後，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就頒布了“台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要求各個地方政府在兩個月內把紀念日本人物、宣揚日本國威的街道名改正。學者還會提醒你，其實用“改名”來稱，是錯的，因為日本人的都市規劃不用街名，隻有街廓名，所以一九四五年光複以後，台北的街名不是被“改名”，而是被“命名”。
新的命名的最高原則，就是要“發揚中華民族精神”。
一九四七年，是一個上海來的建築師，叫鄭定邦，奉命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他拿出一張中國地圖來，浮貼在台北街道圖上，然後趴在上麵把中國地圖上的地名依照東西南北的方位一條一條畫在台北街道上。
鄭定邦又是哪兒來的靈感呢？
不奇怪，因為上海的街道，就是用中國省分和都市來命名的；南北縱向用省分，東西橫向用城市。河南路、江西路、浙江路、山東路會是直的，成都路、福州路、北京路、延安路會是橫的。當然，也有一些例外。
把整個中國地圖套在上海街道上的這個“靈感”，又是哪裏來的呢？
那更好玩了。一八六二年，英美租界合並成公共租界，各區的街道要改名，英美法幾路人馬各說各話，都要堅持保留自己的街名。英國領事麥華陀於是訂了“上海馬路命名備忘錄”，幹脆用中國地名來命名，以免白人內訌。上海街道，從此就是一張攤開的中國地圖。
讓我意外的是，甚至連“建國路”、“複興路”這種充滿政治含義的命名，都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之後國民政府給上海街道的名稱，而不是為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台北所量身訂做的。所以台北城變成一張中國大地圖的時候，國民政府根本還不知道自己會失去中華民國的江山。
地圖大大地張開著，而一切竟然是曆史的意外布局：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權崩潰而撤退到這個島，以這個島作為反攻大陸的基地，把“光複河山”變成此後最崇高的信條，而台北的街道剛好以完整的“河山圖”攤開，承受了這個新的曆史命運到來。
我，和我的同代朋友們，就在這樣一個不由自主的曆史命運裏，在這樣一張浮貼掃瞄的曆史地圖上，長大。
25，走一趟吉林路
跟朋友的約會，我常約在亞都飯店一樓的巴賽麗廳。一個人的時候，喜歡坐在遠離熱鬧的靠窗那個高腳凳。透過小格木框看出去，微雨，車燈由遠而近，雨絲在光圈裏晶瑩滾動像動畫；車慢慢停下來，在吉林路的路口等紅綠燈。走路的人進入飯店的騎樓，暫時收起手裏的傘，放慢了腳步，經過窗邊不經意地和你視線相接，又淡淡地走過。
他若是一路沿著吉林路走，我知道他已經走過了德惠街，如果繼續往南，那麽他接下來會碰到的幾條橫街將是錦州街、長春路、四平街；和他的吉林路平行但稍微偏東的，是鬆江路和龍江路，旁邊還藏著小小一條遼寧街。
我們曾經玩過“大富翁”的遊戲，記得吧？在一張圖上一步一步往前走，有得有失、有贏有輸。這個城市裏的人，每天都走在一張曆史兵圖上。
德惠街？德惠，在長春以北不到一百公裏之處，是哈爾濱、長春、吉林之間的重要鐵路城市。一九四七年二月——你看，對日戰爭才結束一年半，國共內戰已經烽火連天。國軍新一軍五十師的兩個團守德惠城，林彪的東北野戰軍用四個師圍攻。兩軍隻相隔一條馬路，炮火交織，激烈戰鬥了一個禮拜，共軍退敗而走。
滿麵塵土的國軍士兵從地堡中鑽出來，冰凍的荒原上還冒著一縷一縷的黑煙。抬走自己弟兄的屍體之後，算算敵人的屍體有幾百具。新一軍的將領孫立人、陳明仁巡視戰地，看著敵人的屍體也不禁流下眼淚。英勇退敵的五十師師長潘裕昆走在屍陣裏，默默不作聲，隻沙啞地說了一句話：“一將功成萬骨枯”，眼睛就紅了。
德惠一戰，是國共內戰的第一次嚴重交火。死在德惠戰場的士兵，破碎焦爛、麵目全非的程度，看來令活著的士兵也覺得不忍卒睹。後來在台灣任聯合報采訪主任的於衡，記得當天氣溫是零下十七度，東北的大草原上無邊無際地一片荒涼。德惠城裏，房屋被炸成黑色的廢墟，濃煙滾滾，電線淩亂橫倒在街心，到處是玻璃碎片。
城外野地裏，堆積起來的共軍屍體像座小山，細看一下，一具一具硬得像冰凍的死魚一樣。因為是冰凍的僵屍，所以看上去沒有血跡。
男屍和女屍橫的豎的胡亂丟在一起；於衡特別注意到屍堆裏有十五、六歲的女兵，頭發上還紮著俏皮的紅絲帶。
沿著吉林路，過了德惠街再往南走，會碰到交叉的錦州街。
聽過錦州嗎？它在遼寧省，沈陽和山海關之間。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國共在錦州外圍激戰。範漢傑所統帥的國軍調動了十一個師，和林彪、羅榮桓指揮的東北野戰軍五個縱隊，相互廝殺割喉。飛機轟炸，重炮射擊，陣地一片火海。然後突然下雪了，美國的記者拍到國共兩邊的士兵在雪埋的戰壕裏蹲著，凍得嘴唇發紫、臉色發青，但眼睛裏全是瘋狂的紅血絲。
十月十五日，解放軍“全殲”國軍十萬人，進入錦州。
同時，你要想象，戰場上一片冒煙的焦土，戰火還沒燒到的地方，人們在挨餓。美聯社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發的新聞，列表告訴你，一百元法幣——別以為這是法國錢，當時的幣值就叫“法幣”，法定錢幣！一百法幣，可以買到什麽？
一九四零年一頭豬
一九四三年一隻雞
一九四五年一個蛋
一九四七年三分之一盒火柴
錦州在打仗的時候，上海的生活指數，五個月內跳到八十八倍，再下一個月跳到六百四十三倍。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已經增加到三十七萬倍。
大學教授的薪水，已經買不起米；馬路上，學生遊行抗議的狂潮，癱瘓了整個城市。
再往南，我們先跳過霓虹燈閃爍的長春路，到一條小街。
它叫四平街，在鬆江路和伊通街之間，短短幾百公尺，有一小段，滿是女人的服飾和珠寶店，周邊大樓裏上班的年輕女郎喜歡來這裏逛街。你大概不知道“四平街”這個中國城市在哪裏。我們把台北街道圖放到旁邊，來看看這張東北地圖。
四平街雖然叫街，其實卻是個城市的名字。城，在沈陽和長春的中間，一九四九年之前是遼北省的省會，三條鐵路的交叉點，既是交通樞紐，也是工業和軍事重鎮。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萬解放軍對國軍二十八萬人，足足打了一個月，解放軍潰敗逃往北邊的鬆花江。
國軍的數據說，美式的強大炮火加上空軍的地毯式轟炸，估計有四萬共軍被殺。國軍空軍低空丟擲一種殺傷力特別大的“麵包籃”，一次轟炸就造成共軍兩千人的傷亡。
什麽叫“麵包籃”？它是一種子母彈形式的燃燒彈，二戰中，蘇聯侵略芬蘭時，就用燃燒彈轟炸芬蘭的城市中心，造成大量市民的死亡。國際指責的時候，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輕佻地說，我們沒丟炸彈啊，我們丟的是“裝滿麵包的籃子”。火力強大可以化鬧市為焦土的燃燒彈因此被稱為“麵包籃”，是個恐怖的黑色幽默。
三月，東北白雪皚皚。炮火暫歇時，東北農民探出頭來看見的是，原野上仍是一片白雪，但是炮火燒過、炸過的地方，是一塊一塊的焦黑；人被炸得血肉橫飛，留下的是一灘一灘的腥紅。
焦黑和腥紅大麵積點綴著無邊無際的純潔的白雪。太陽出來時，紅和黑就無比強烈地映在刺眼的雪白上。
一年以後，一九四七年五月，像拔河一樣，解放軍重整又打了回來，現在換成國軍要做“保衛戰”。再一次的血流成河。新聞記者們被邀請去看國軍勝利的“成果”，目睹的和德惠一樣，斷垣殘壁中黑煙縷縷，因為不是冬天，屍體的臭味彌漫所有的大街小巷。
回到台北吧。四平街若是走到東邊盡頭，你會碰到遼寧街。遼寧啊？台灣的孩子搖搖頭，不知道遼寧在哪裏。中國大陸的小學生卻能朗朗上口，說，“遼瀋戰役是國共內戰中三大會戰之一；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開始，曆時五十二天。五十二天中，解放軍在遼寧西部和沈陽、長春地區大獲全勝，以傷亡六萬九千人的代價，殲滅國民黨四十七萬人。”
那是一九四九年的前夕，從九月到十一月，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國共兩邊合起來有幾十萬的士兵死在冰天雪地的荒野上，這是個什麽樣的景觀，飛力普？你說你聯想到二次大戰時德軍在蘇聯的戰場，我想大概很像，但是我卻沒來由地想到一件很小很小、不十分相幹的事：
東北還是滿州國時，很多台灣人到那裏去工作。有一個台北人，叫洪在明，一九三五年就到了長春。你知道，在一九四五年以前，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滿州國名為獨立，其實也是日本的勢力範圍，當時大概有五千多個台灣人在滿州國工作，很多是醫生和工程師。
長春的冬天，零下二十度。有一天早上洪在明出門時，看見一個乞丐彎腰在垃圾桶旁，大概在找東西吃。下午，經過同一個地點，他又看見那個乞丐，在同一個垃圾桶旁，臉上還帶著點愉快的笑容。洪在明覺得奇怪，怎麽這人一整天了還在挖那個垃圾桶；他走近一看，那原來是個凍死的人，就站在那裏，凝固在垃圾桶旁，臉上還帶著那一絲微笑。
路上的行人來來去去，從這微笑的乞丐身邊經過。
26，一把一把的巧克力
你親手帶來這些家族文件。
從法蘭克福到你大伯漢茲在瑞士邊境的家，大概是四百公裏，你是獨自開車去的嗎？我猜想，以你大伯非常“德國”的性格，他一定會把家族曆史文件分門別類，保存得很完整，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第一個文件，紙都黃了，有點脆，手寫的德文辨識困難，我們一起讀讀看：
茲證明埃德沃•柏世先生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三日從俄羅斯戰俘營遣返德國故鄉途中死亡，並於十月十五日埋葬。負責遣返之車隊隊長托本人將此訊息通知其妻瑪麗亞。車隊隊長本人是現場目擊者，所言情況應屬實。茲此證明。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阿圖•巴布爾
啊，你的德國奶奶瑪麗亞，是通過這樣的方式得知丈夫的死訊嗎？
四月，是花開的季節；所有的蘋果樹、梨樹、櫻樹，都綻出繽紛的繁花，是歐洲最明媚鮮豔的月份。
還有一張瑪麗亞的結婚照，時間是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
四月，是花開的季節；所有的蘋果樹、梨樹、櫻樹，都綻出繽紛的繁花，是歐洲最明媚鮮豔的月份。照片上兩個人十指相扣，笑容歡欣、甜蜜。
國家的命運將挾著個人的命運一起覆滅，像沉船一樣，他們不可能想到。
瑪麗亞得知丈夫死訊的時候，她已經是兩個幼兒的媽媽。三年後再嫁，才有你的父親，才有你。
我請你采訪大伯漢茲對於德國戰敗的記憶。他記得他的父親埃德沃嗎？
不記得。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國戰敗時，瑪麗亞和他隻知道爸爸在前線，完全不知道埃德沃已經關在蘇聯的戰俘營裏。終戰了，鎮上有些家庭的爸爸陸陸續續回來了，他們家還一直在等。每天晚餐，瑪麗亞在桌上多放一副盤子和刀叉，空在那裏。每天擺出來，每天收回去。
這時候，五歲的小漢茲看見了他生平第一個美國人，幾個美國大兵，坐在坦克車裏，不，幾個大兵根本就坐在坦克車的蓋子上，看起來很高大，吊兒郎當、興高采烈，嘻嘻哈哈進到小鎮。
“那你有沒有問漢茲，他那時覺得，德國是‘解放’了，還是‘淪陷’了？”
“有問啊！”你說。
漢茲說，美國的坦克車進來了，他和一堆鄰居的小孩，都是七、八歲，十歲不到吧，找了很多石頭，褲袋裏塞滿了，拳頭裏抓著幾塊，躲在巷子口，坦克車一駛過，他們就使盡全身力氣對美軍丟石頭。一麵喊“美國人滾回去”，一麵丟石頭。
“像今天迦薩走廊的孩子對以色列的坦克車一樣？”我說。
“對。”
然後，一件驚人的事發生了。
美國大兵把手伸進一個大口袋裏，抓了一把東西，對著德國孩子們用力丟過去。孩子們彎腰閃躲的時候，發現劈頭灑下來的，不是石頭或炸彈，是巧克力，一把一把的巧克力。
“那時候我們都很餓，”漢茲說，“我們一夥孩子常常跟著運煤的小火車，跟在後頭撿掉下來的煤塊煤屑，拿去賣錢。得到的錢，就去換馬鈴薯帶回家給媽媽煮。”
孩子們把褲袋裏的石頭掏出來全部丟掉，放進巧克力。
有了巧克力以後，美國兵就是孩子們歡呼的對象了。你說，這是“解放”還是“淪陷”呢？
漢茲的回憶讓我想起德國作家哈布瑞特跟我說過的故事。
一九四五年他十九歲。戰爭末期，人心潰散，他的部隊死的死、走的走，已經不成部隊。聽說村子裏還堆著一整個倉庫的馬鈴薯，餓得發昏的哈布瑞特和幾個失散士兵就尋到了倉庫。還沒來得及打開倉庫，憲兵就出現了，認為他們是逃兵，逃兵是可以就地槍決的。
他們很努力地辯解，比如說，真要逃，怎麽會還穿著軍服、披帶武器？總算說服了憲兵，哈布瑞特回到前線，和美軍繼續作戰。
一顆子彈射過來，他暈了過去。
醒來時，發現自己在白色的病床上，腿上綁著繃帶。另一個滿頭顱包紗布眼睛大大、一臉稚氣的德國傷兵，正站在窗口，往下看，見他醒了，對他招招手，說，“趕快過來。”
他一拐一拐地瘸著到了窗口，往街心望下去。
不是街心，是個小草坪。一把顏色鮮豔的、巨大的海灘傘，在豔陽下大剌剌地張開，下麵有個人，舒服地坐在一張躺椅上，翹著腿，在那裏喝罐裝的汽水。那人穿著軍服，頭盔丟在草地上，是個美國大兵。
哈布瑞特全身一鬆，說：“結束了，感謝上帝！”
六十年過去了，現在你是個十九歲的德國人，飛力普，告訴我，你知不知道，德國在俄羅斯的俘虜營裏總共有兩百三十八萬八千人，終戰的時候，其中一百萬人受虐而死？你知不知道，單單在俄羅斯的戰場上，就有五百萬個德國士兵倒下？這些人，大多數就是像埃德沃一樣的年輕人，在家鄉有妻子和幼兒每天望著門口，他們年邁的母親每天走到火車站去尋找，等候每一班轟隆進站的火車。
你幹脆地說，“不知道。”
“而且，幹嘛要知道？”你反問。
十九歲的人啊，我分明地看見你眼中閃過的挑釁。
你是這麽說的，“如果你知道德國人給全世界帶來多大的災難，你哪裏有權利去為這受虐的一百萬德國人叫不公平？蘇聯死了兩千萬人怎麽算啊？你知道兩千萬個屍體堆起來什麽樣子？”
兩千萬個屍體堆起來，我無法想象。但是我記得一個猶太朋友跟我說的故事：五歲的時候，他跟父母一起被送進了匈牙利的猶太隔離區，“你知道我是怎麽學會數一二三四的嗎，應台？”
“我不知道，我是從一鼠二牛三虎四兔學的。你怎麽學？”
他說，“我們集中住的那棟樓前麵有個很小的廣場，不知道為什麽那裏常有屍體。德國兵把兩具屍體橫排，上麵迭兩具直排，然後直的橫的一層一層迭高，像堆木柴架構營火一樣。我就那麽數，今天一、二、三、四、五、六……”
兩千萬個屍體堆起來，我無法想象。是香港人口的三倍，幾乎是台灣的總人口。
公元兩千年，聖彼得堡附近一個寂靜的小鎮倒是上了國際媒體：小鎮新建了一個紀念墓園，裏頭埋了八萬個德國士兵的骸骨。上百個德國和蘇聯老兵都來到小鎮，一起紀念他們在列寧格勒的戰友。
聖彼得堡，就是二戰時的列寧格勒，二戰中被德軍包圍了幾近九百天，餓死了五十多萬市民。現在，俄羅斯人把德國士兵分散在各個戰場和小墳場無人認領的骸骨搜集起來，重新葬到這個新辟的墓園裏去。蘇聯的土地上，有八十九個這樣的外國軍人公墓，大概有四十萬個異國的士兵躺在這片寒冷的土地裏。
我在想：瑪麗亞的丈夫，會不會也在這裏，墓碑上寫著“無名氏”呢？
僥幸活下來的士兵，也並非個個都回了家。
莫斯科說，最後一個德軍俘虜，在一九五六年就遣返了。
可是，在公元兩千年，人們卻在俄羅斯極北、極荒涼的一家精神病院裏發現了一個老兵，是二戰時跟德軍並肩作戰的匈牙利士兵，叫彼得。彼得一被俘，就被送到了這個精神病院關了起來，那是一九四七年。
彼得被蘇軍俘虜的時候，正是中國人在東北的德惠、錦州、四平、長春相互殲滅的時候。十八歲的彼得，從家鄉到異國的戰場，從戰場到不知名的精神病院，現在已經八十歲了。他不記得任何人，任何人也不記得他。
27，小城故事
瑪麗亞的丈夫，埃德沃．柏世這個德國軍官在莫斯科郊外的荒路上被草草掩埋的時候，一九四六年十月，中國北方扼守長城的軍事重地張家口，經過激烈的戰鬥，被國軍占領了。不遠處的小縣城，叫崇禮，共軍接管控製了十五個月以後，如今又被國軍攻下。
在塞外“水寒風似刀”的平野上跋涉的孤獨旅人，從很遠很遠的地方一抬頭就會吃一驚——單調的地平在線，突然出現一座城池，屋宇櫛次鱗比，綽約有致，更訝異的是，一彎清水河，河畔矗立著一座莊嚴而美麗的教堂，緊鄰著一座歐洲中古式的修道院。
崇禮和一般北方的農村很不一樣。原來叫西灣子，十八世紀就已經是天主教向蒙古傳教的基地。十九世紀，比利時的南懷仁來到這裏，精心經營，建起廣達二十四公頃的教堂建築。兩百多年下來，全鎮三千居民基本上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共產黨從日本人手裏搶先接管了這個小鎮，但是共產主義無神論的意識型態與崇禮的文化傳統格格不入，民怨很深。十五個月後，國軍進攻，崇禮人組團相助，但是當國軍退出時，崇禮人就被屠殺。
國軍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收複了崇禮之後，特別邀請了南京的記者團飛來塞外報導最新狀況。
軍方把記者團帶進一所官衙的大廳裏吃午飯，午飯後一行人走到大廳旁一個廣場，記者們看見廣場上密密麻麻什麽東西，而同時在廣場側一扇門前，站著兩、三百個麵容悲戚的村民，一片死寂。
記者團被帶到一個好的位置，終於看清了廣場上的東西。那密密麻麻的，竟是七、八百個殘破的屍首。記者還沒回過神來，本來被攔在廊下、鴉雀無聲的民眾，突然像大河潰堤一般，呼天搶地地奔向廣場。屍首被認出的，馬上有全家人跪撲在地上抱屍慟哭；還沒找到親人的，就在屍體與屍體之間惶然尋覓，找了很久仍找不到的，一麵流淚一麵尋找。每認出一具屍體，就是一陣哭聲的爆發。
中央日報記者龔選舞仔細地看冰地上的屍體：有的殘手缺腳，有的腸開腹破，有的腦袋被活生生切掉一半，七、八百具屍體，顯然經過殘酷的極刑，竟然沒有一個是四肢完整的。破爛撕裂的屍體，經過冬雪的冷凍，僵直之外還呈現一種猙獰的青紫色，看起來極其恐怖。
這是一場屠殺，其後中央日報也做了現場報導，但是中央日報不敢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麽讓這些被戕害的人曝屍那麽久？
殘破的屍體被集中丟在雪地裏長達四十天，等到記者團從南京各地都到齊、吃飽穿暖閑聊之後，再開放現場參觀。也就是說，共軍蹂躪了村民之後，國軍把屍體扣留下來，讓悲慟欲絕、苦苦等候的家屬在記者麵前以高度“現場感”演出，戲碼叫做“共軍的殘暴”。
在崇禮廣場上的殘屍堆裏，記者注意到，死者中顯然有不少軍人。怎麽看出是軍人？他們戴軍帽戴久了，頭的部位會有個黑白分線，就好像，用一個輕佻的比喻來說，穿比基尼曬太陽曬久了皮膚顏色就有分界線。日軍在南京屠殺時，也用這個方法從群眾裏獵尋中國的軍人。崇禮被屠殺的人群裏，平民之外顯然也有不少是國軍的士兵。
那些殺人的士兵，那些被殺的士兵，閉起眼睛想一想——都是些什麽人呢？
我不是說，他們個別是什麽番號的部隊，子弟又來自哪個省分。我問的是，在那樣的時代裏，什麽樣的人，會變成“兵”呢？
28，隻是一個兵
我沒辦法給你任何事情的全貌，飛力普，沒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麽大的國土、那麽複雜的曆史、那麽分化的詮釋、那麽撲朔迷離的真相和快速流失無法複原的記憶，我很懷疑什麽叫“全貌”。何況，即使知道“全貌”，語言和文字又怎麽可能表達呢？譬如說，請問，你如何準確地敘述一把刀把頭顱劈成兩半的“痛”，又如何把這種“痛”，和親人撲在屍體上的“慟”來做比較？勝方的孫立人看著被殲滅的敵軍屍體而流下眼淚，你說那也叫“痛”，還是別的什麽呢？
所以我隻能給你一個“以偏蓋全”的曆史印象。我所知道的、記得的、發現的、感受的，都隻能是非常個人的承受，也是絕對個人的傳輸。
有時候，感覺整個荒原，隻需要一株山頂上的小樹，看它孤獨的影子映在黃昏蕭瑟的天空裏。
你知道，在一九四五年國共內戰大爆發之前，中國已經打了八年的仗。
你說，對啊，你對德國的曆史老師曾經提出一個問題，他沒法回答。
西方的曆史課本裏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始於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在這一天，德國入侵波蘭。你說，為什麽不把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入侵中國東北，看做世界大戰的起始呢？即使退一步，又為什麽不把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看做開始呢？為什麽德國入侵波蘭就比日本入侵中國，要來得重要呢？難道說，亞洲的戰事，就是不如歐洲白人的戰事？
你這個學生，夠麻煩。
我想說的是，如果你認識到，中國進入戰爭的漩渦，比歐洲要早很多，那麽跟你解釋後麵的一九四九，也就比較容易了。我們要記住的是，歐洲打了六年仗之後開始休息，當美國大兵坐下來喝可口可樂，德國的戰俘一火車一火車回鄉，蘇聯人終於開始埋葬他們的親人的時候，中國人又爆發了一場更劇烈的戰爭。他們已經對入侵的日本人打了慘烈的八年，現在繼續打，隻不過，現在，槍口對內。他們的武器，來自美國、蘇聯、日本。他們的兵，來自哪裏？
你還是得從八年的抗日戰爭看起，好些鏡頭，像電影一樣流過我眼前。
譬如山東，被日軍占領之後，成千上萬的孩子就跟著學校流亡，往中國內陸走。十五歲的楊正民——後來成為生物電子工程專家，跟五千個同學一同出發，爬山走路，走到兩腳磨破流血，最後適應了變成像牛馬一樣粗厚的“蹄子”；到了陝西，一路上病的病，死的死，丟的丟，隻剩下八百個學生。少年們沿著漢江攀山越嶺，在絕望的曠野裏，突然迎麵看見國軍的隊伍，學生們心頭一振。
走得近一點了，小小的正民才看清楚這國軍的隊伍，是這樣的：十五、六個人一組，用鐵鏈和粗繩綁在一起，形成一個人串，無法自由跨步走路，所以推推擠擠、跌跌撞撞的，每個人都麵有菜色，神情淒惶。誰說“要大便”了，就解開他的鎖煉，看守的兵，一旁持槍伺候。
這是一九四三年。
抗戰已經第六年，戰爭報廢了太多年輕的生命，國民政府的征兵已經到了買兵抓兵的地步。部隊需要員額，有員額才有補給，軍官就四出抓兵，抓得人數多，自己就可以升班長排長。
抓兵，其實就是綁架，隻不過，綁架你的是國家。
那麽，八路軍那邊呢？
跟你說瞿文清的例子。這個解放軍的副軍長，當初是怎麽變成“兵”的呢？山東有個地方叫博山，如果你沒聽過博山，那我跟你說，它在臨淄旁邊，離濟南也不遠。臨淄，是的，就是那個“春秋五霸之首、戰國七雄之冠”的齊國繁華首都。春秋戰國是公元什麽時候？我想想，應該是公元前七七零年到前二二一年，與古希臘同時。
日軍占領了山東以後，父親是煤礦工人的瞿文清一家人就開始逃難，逃難的路上，父親病死了，妹妹餓死了，母親在混亂的人群中不知去向了。十五歲的文清在荒路上放聲大哭找媽媽的時候，碰上一群扛著槍的人走過來，他就跟著這群人開步走，幫他們撿柴燒水打雜，休息時就可以換得一碗粥。
過了一會兒，這群人被另一群扛槍的人不知怎麽打垮了，於是他就跟著這另一群人開步走，撿柴燒水打雜，在路旁喝粥。這群人叫做“八路”。文清不知道“八路”是什麽意思，反正有粥可吃，就跟著走。“班長給件衣服，副班長給條褲子，戰鬥小組長給雙鞋，別人再湊些毛巾、綁腿、襪子什麽的。兩天後發支老套筒。別人子彈一百發，他個小，背不動，給五十發，手榴彈也減半背兩顆。”
礦工的兒子瞿文清，就這樣成了“八路軍”。
日本投降後，中共的部隊以急行軍的風火速度趕赴東北，搶在國軍之前。
“闖關東”的部隊，一半以上是瞿文清這樣的山東少年。這些少年，好不容易盼到了日本戰敗，哪裏願意再離鄉背井，尤其是到比山東更北、更冷的關外。士兵們紛紛逃走；相對之下，十五歲就背起槍打仗的文清，已經是“老兵”，他必須防止士兵“開小差”。
日本人從前抓了很多中國人，關在集中營裏頭當開礦的苦力。為了防止逃亡，監視員除了層層上鎖之外，勞工們在就寢前會像毛豬一樣被剝個精光，連內褲都收走。現在，為了有足夠的兵員到東北打國軍，自己人也不得不使出日本人對付中國人的辦法來，睡前集體沒收內褲，你若是半夜逃亡，那就一絲不掛地逃吧！行軍時，每個負責任的都有個“鞏固對象”，被“鞏固”的對象到石頭後麵大解時，也得有人盯著。
即便如此，少年們拚命逃走。一九四五年九月七日，“東北挺進縱隊”司令員萬毅給上級發電報，說，“部隊采取逐次動員，但逃亡仍嚴重，僅昨夜即逃副排長以下八十餘。”由蘇北出發的三萬二千五百人，一路上少了四千五百人。
這，是一九四五年。那些沒逃走、到了東北的年輕人，就是和國軍打仗的人，他們打，在德惠，在錦州，在四平，在長春，在沈陽，後來在華北、在山東……
山東，是的，台北也有條濟南路，就在青島路、齊東街、臨沂街那附近，徐州路的北麵。
一九四八年東北的遼瀋戰役在九月十二日爆發，濟南之役也箭在弦上。守濟南的國軍有十一萬人，攻城的華東野戰軍用十八萬人在濟南外圍阻擋國軍的外援，用十四萬人進攻孤城，血戰六天之後濟南城破。九萬國民黨官兵“全殲”。
盧雪芳一下子眼淚湧了上來，卻聽見後麵兩個八路兵說，“這就是當國民黨的下場。”
城破之後，解放軍士兵滿街走，二十三歲的盧雪芳小心地走在街上；聽說，對於國軍的眷屬，共軍放行，她去跟他們要路條。
迎麵走來一個國民黨的傷兵。傷兵的樣子，讓盧雪芳吃一驚：這年輕人的右眼和鼻子，連上嘴唇，都被削掉了，一整張臉孔，隻剩下一隻左眼和右下邊的一點臉肉，中間是紅紅的、敞開的、模糊的肉。沒有人給他上藥，身上一套肮髒破爛的軍服，肩上披著一個破口的麻布袋，走在路上，冷得直發抖。
盧雪芳一下子眼淚湧了上來，卻聽見後麵兩個八路兵說，“這就是當國民黨的下場。”
這個年輕的女子不知哪來的青春膽子，竟然轉身就對這兩個兵大聲說：“你們怎麽可以這樣講他？他算什麽國民黨？還不是跟你們一樣隻是一個兵而已。國民黨打敗了，你們勝了，就該趕快把這些傷兵不分彼此送去就醫才對呀，怎麽還說這種話。對自己同胞還這樣，不是比日本人還不如嗎！”
盧雪芳振振有詞說這話的時候，根本還不知道一件事：共軍攻打濟南的策略是“邊打邊俘邊補”，就是說，一打下一個據點，在陣地上當場就清點俘虜，把俘虜頭上國民黨的帽子摘下來，換上共軍的帽子，有時候，甚至直接把帽徽拔下來，然後馬上把俘虜補進戰鬥序列，送到第一線回頭去打國軍。所以共軍說，濟南六天犧牲了兩千七百人，事實上，這數字還不包括那成千上萬的俘虜，一抓過來就被推轉身去抵擋炮火的俘虜。
如果你還願意聽，我就告訴你我的好朋友桑品載的故事。桑品載曾經是《中國時報》的副刊主編，出生在浙江舟山。舟山是一長條的群島，貼著浙江沿海。
啊，我已經先跳到台北南端的大安區去了。那兒有條舟山路，緊貼著台灣大學的校園，看這裏，街道圖上寫著“台灣大學路”，括號“舟山路”。
國軍從舟山的撤退，當然是個與時間賽跑的秘密行動。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午夜，解放軍在一千公裏的長江戰線上兵分三路大舉渡江，摧毀了國軍費盡苦心經營的防線。
四月二十三日，第三野戰軍進入南京，第二天清早，紅旗就插上了南京總統府的大門。
五月二十七日，上海易手，舟山群島的首府定海，成為國軍的反攻跳板了。從台灣起飛的飛機，在定海加個油，就可以飛到華東和武漢去轟炸。
可是中共在蘇聯的協助下，很快就建立起自己的空軍和海軍，準備對舟山群島登陸作戰。孤懸海天之外的舟山，距離台灣太遠了，為了保存十五萬國軍的實力，蔣介石準備舟山的秘密大撤退。
一九五零年五月十二日開始，三十六艘運輸艦、五艘登陸艦，三天三夜的緊急行動，在海空的全程護航之下，抵達台灣，一共撤離了十二萬五千個軍民，一百二十一輛各式戰車以及火炮等等重裝備。
有一次孫立人來校閱部隊，發現怎麽行列中有這麽多矮咚咚的娃娃，真不象話，怎麽操課啊？
這麽大規模的軍事行動裏，夾著一個小小的十二歲的漁村小孩。桑品載，還帶點奶氣，睜著圓圓的天真的眼睛，看到了超過他理解的事情。
舟山碼頭上一眼望過去無邊無際全是人，一片雜遝，人潮洶湧。原來是跟著大姊姊一起上船的，卻在開航時，所有非軍人眷屬的女性都被驅趕下船，以便部隊先行。品載站在甲板上，眼睜睜看著姊姊被迫下船。
國軍的武器、彈藥、錙重、糧食和鍋碗瓢盆，還有擁擠的、背貼著背、大汗淋漓、無法動彈的士兵，填滿了船上的每一個縫隙。桑品載夾在混亂的甲板上，好奇地看著。
甲板上，突然一陣騷動。一整群年輕人，原來全用繩索捆綁著，被迫蹲坐在地上，現在眼看船快要開了，幾個年輕人拚死一搏，奮力掙脫繩索，從群眾裏急急竄出，奔向船舷，往海裏跳。士兵急忙追捕，端起槍往海麵掃射。有些逃走了，有些，被子彈擊中了還用力往岸上遊，遊不動了，就慢下來，然後漸漸沒入海裏。
“部隊裏不準笑，笑要處罰的，”桑品載說，“孩子們一笑，班長就會很凶的罵說，你牙齒白啊，笑什麽笑！”
桑品載把一切看在眼裏：在大船真正開始離岸之前，這樣的騷動有好幾起，從船頭、船中到船尾，被綁著的人，都在設法跳海，然後被射殺。步槍拿了出來，衝鋒槍和機關槍都上陣了，海麵一片密密麻麻的掃射，屍體浮上水麵，像死狗死貓一樣在海浪裏上下起伏，屍體旁一片逐漸擴散開來的血水。
這十二歲的孩子馬上想起來，撤退前國軍就開始積極抓兵。舟山的五十四萬人口中，三分之一是打漁的。有人在打漁回家的途中，碰到抓兵的，就竄進稻田裏躲避，卻被亂槍打死。品載家隔壁的鄰居，正好結婚。四個年輕的好朋友幫著抬花轎，新郎高高興興走在一旁，在回家的半路上被攔了下來，士兵用槍抵著花轎，把四個“轎夫”都綁走了，當然，還有新郎。一條小路上，一頂花轎，新娘一個人坐在裏頭大哭，四麵都是稻田，遠處是看不見盡頭的大海。
被抓上船而成為“兵”的，據說有兩萬個少年青年。
那個錯愕的新郎，應該是桑品載這小孩看見的、拚命掙脫繩子設法跳海的年輕人之一吧？他遊回岸上了嗎？被打死在水裏嗎？還是，從此就到了台灣這個島，參加了八年後的八二三炮戰，麵對家鄉那邊打過來的撲天蓋地的炮彈，最後變成無家無室無親人、住進“榮民醫院”的“外省老兵”？
十二歲的桑品載，上了基隆港，人們說的一句話都聽不懂，苦兒流浪了一段日子之後，變成了一個“少年兵”。
他還不是最小的；他的部隊裏，還有一個六歲的“兵”，叫郭天善。你說，亂講，六歲怎麽會變成“兵”？
小天喜的爸爸在東北的一次戰役中犧牲了，也許在錦州，也許在四平，也許在德惠。媽媽帶著幼兒天喜就跟著部隊走了兩千公裏的路，最後到了台灣。
天喜的媽媽，在一個下雨的晚上，獨自走到嘉義火車站的鐵軌上，疲倦地、柔弱地，把身體放了下來，等火車輾過。
孤兒郭天喜，就這麽留在“幼年兵總隊”裏了。
“幼年兵總隊”又是個什麽東西？
一九五一年，有一次孫立人來校閱部隊，發現怎麽行列中有這麽多矮咚咚的娃娃，真不象話，怎麽操課啊？於是下令普查，一查嚇一跳，像天喜和品載這樣命運的娃娃竟然有一千多個！隻好成立“幼年兵總隊”，直屬陸軍總部。六歲的郭天喜和十二歲的桑品載，一樣穿軍服、拿槍、上操，一樣挨打、關禁閉。
我追問，“這郭天喜後來怎樣了？”桑品載說不知道，失去了音訊。然後他就想起另外兩個少年兵，也是沒父沒母的孩子，有一天背著通訊器材上山，被台風吹落山穀，從此就不見了。
“給我看看你和郭天喜的照片。”
他拿出來。“蹲在前排吹喇叭吹的嘴都歪了的是我，站在二排個頭最矮的，就是郭天喜。你有沒有注意到，沒有一個人在笑？”
確實如此。每個孩子都像在罰站。
“部隊裏不準笑，笑要處罰的，”桑品載說，“孩子們一笑，班長就會很凶地罵說，你牙齒白呀，笑什麽笑！”
第四部 脫下了軍衣，是一個良善的國民
29，那樣不可言喻的溫柔，列寧格勒
我簡直不敢相信。這幾張照片的背麵，埃德沃的筆跡，褪色的藍色鋼筆水，草草寫著一個城市的名字、一個日期：
列寧格勒，一九四二
他參加了列寧格勒的戰役？那個世紀大圍城發生時，他在曆史現場，是圍城的德軍之一？照片上兩個帶著鋼盔的德國士兵——我相信他們剛剛把墓碑上的花圈擺好……
這又是什麽呢？一包信？埃德沃從列寧格勒戰場寫給瑪麗亞的信？是從閣樓裏拿下來的嗎？
我曾經上去過那個閣樓，木梯收起來時，就是天花板的一塊，一拉，放下來就是樓梯，梯子很陡，幾乎垂直。爬上去之後踩上地板——其實就是天花板，地板隨著你小心的腳步咿咿作響。光線黯淡的閣樓裏有好幾隻厚重的木頭箱子，有的還上了銅鎖，布滿灰塵，不知在那兒放了幾代人。
他參加了列寧格勒戰役！他在曆史現場？
有一隻木箱，漆成海盜藍，我打開過，裏麵全是你爸爸和漢茲兒時的玩具、小衣服。當然，都是瑪麗亞打包的。我當時還楞楞地在想，這日耳曼民族和美國人真不一樣，倒挺像中國人的“老靈魂”，講究薪火傳承。
但是，怎麽我從沒聽任何人提起過埃德沃有這麽多戰場家書？
列寧格勒圍城。
德軍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就已經大軍兵臨城下，九月八日徹底切斷了列寧格勒的對外交通，城內的各種糧食隻夠維持一到兩個月。誰都沒想到，圍城竟然持續了幾乎三年，九百天。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德軍撤退，原來兩百六十萬居民的繁華大城隻剩下一百五十萬人。三年裏消失掉了的人口，有些是逃離了，但是在德軍的炮火封鎖下活活餓死的，最保守的估計，有六十四萬人。
列寧格勒，現在的聖彼得堡，位置是北緯59°93’，冬天的氣溫可以降到零下三十五度。圍城不僅隻切斷了麵包和牛奶，也斷絕了燃料和原料。僅有的食物和燃料，要優先供給部隊和工廠。平民，在不能點燈、沒有暖氣的暗夜裏，很難熬過俄羅斯的冬天。九月八日圍城開始，最先被人拿去宰殺的是城裏的貓和狗，然後是老鼠。開始有人餓死、凍死了，用馬拖著平板車送到郊外去埋葬。逐漸地，馬，也被殺來吃了。死人的屍體，有時候被家人藏在地窖裏，因為隻要不讓人知道他死了，分配的口糧就可以照領。被送到郊外的屍體，往往半夜裏被人挖出來吃。
列寧格勒城破以後，人們發現了坦妮雅的日記。坦妮雅是一個十一歲的小女孩，看著家人一個一個死去，她無比誠實地寫著自己如何瞪著還沒死的媽媽，心中想的是：多麽希望媽媽快點死掉，她就可以吃他們的配糧。從媽媽沉默地看著她的眼中，她心裏知道——媽媽完全明白女兒在渴望什麽。
坦妮雅的親人一個一個死了。每一人死，她就在日記上寫下名字、倒下的日期和時辰。最後一張，寫著，“隻剩下坦妮雅”。
但是坦妮雅自己也沒活多久，留下的日記，在後來的紐倫堡大審中被拿出來，當作圍城的德軍“反人類罪”的證據。
希特勒以為占領列寧格勒是探囊取物，連慶功宴的請帖都準備好了，沒想到俄羅斯人可以那樣地強悍堅毅，硬是挺著，一個冬天又一個冬天。城內屍橫遍野不說，德軍自己的士兵，也躲不過同樣的零下三十五度，在城外冰雪覆蓋的壕溝裏，病的病，死的死。十二萬五千德軍士兵喪生。
埃德沃的家書，是在列寧格勒城外的壕溝裏寫的嗎？
1942-2-10
親愛的瑪麗亞，今天特別晴朗，黑色的鬆樹在白雪的映照下顯得如此豐美。我們距離列寧格勒大概不到一百公裏了。炮車的輪子在雪地裏輾出一條花紋的印子。經過一片開闊的原野時，我還很擔心部隊的位置太暴露，但是我同時看見無邊無際的白色平原，遠程濃密的鬆樹像白色桌巾的繡花滾邊一樣，令我想到：這美麗的土地啊，什麽時候才會有和平和幸福？
弟兄們都背著沉重的武器裝備，在雪地裏艱難地行走。行軍中有人越過我，又回頭對我說，“你是三師的嗎？有沒有看見剛剛的夕陽？”
我知道他在說什麽。今天的夕陽是一輪火球，把黃金帶藍紫的光，照在黑鬆尖頂，簡直像教堂的屋頂一樣聖潔。
我不可遏止地懷念你和孩子。
1942-04-02
親愛的瑪麗亞，今天，我們和約翰道別了。他是前天被蘇軍的手榴彈擊中的，當場倒下。載著火藥的戰車就成為他臨時的“靈車”，上麵放了弟兄們用鬆枝為他編織的“花圈”。“靈車”緩緩駛向墳穴，大家向約翰立正、致敬。
去年約翰曾經和我在一次炮火射擊中同一個戰壕。他很年輕，才十九歲，不太會分辨機關槍和炮彈的聲音，嚇得臉色發白，手抖得厲害。現在，他可以把重擔放下，永遠地休息了。
1942-08-11
親愛的瑪麗亞，八月的暖天，你們應該在忙著收割麥子吧？我倒是情不自禁地想起夏日的麥田歌。歌，總是使我強烈地想家。昨天又看到夕陽從山頭下去，那樣不可言喻的溫柔，總算使我在這可悲可怕的地方得到一點點心靈深處的安慰。
這一把信，紙的顏色那樣蒼老，可是用一條玫瑰色的絲巾層層包著。看起來很熟悉；瑪麗亞，常常係著一條玫瑰色的絲巾，在她八十多歲滿臉都是皺紋的時候，仍舊係著。
30，人民大街
決定去一趟長春，因為長春藏著一個我不太明白的秘密。
從南京飛長春，飛行航程是一千五百公裏，兩個半小時。如果是從法蘭克福起飛的話，同樣的時間，北邊就到了丹麥，往南就會到馬德裏，往東已經到了匈牙利。在中國，你卻隻是到了另一個省分的城市。
最晚的班機，到達長春已經是五月十三日淩晨一時。即使是深夜，即使昏暗的街燈照在空曠無人的廣場上，看起來有點遼闊、冷落，你還是看得出長春與眾不同。寬闊的大道從市中心四麵八方輻射出去，廣場特別多，公園特別大；如果你曾經走過莫斯科，走過柏林，走過布達佩斯，長春給你的第一印象就會是，嗯，這個城市有首都的架勢、京城的氣派。
長春曾經是東北的政經中心，一九三一年被滿州國定為首都“新京”之後，更成為日本人費心經營的花園城市。都市規劃以歐洲的大都會為範本，六線大道條條筆直，寬大的公園處處蔥綠。火車站前的中央道路寬六十米，以花崗岩鑲嵌，兩旁的百貨公司都是鋼筋水泥的大樓，美麗的馬車踩街發出達達的聲音。長春很早就有抽水馬桶，很早就全麵鋪設煤氣管道，很早就規劃了環城地鐵、有軌電車和高速公路，很早就把主幹電線埋入了地下。
長春的五月，風還帶著點涼意，抱著孩子的母親，把圍巾繞在孩子脖子上，孩子迎風露出來的小臉，像北方的蘋果。我站在人民廣場的邊邊，仰頭看著廣場中心那個高聳的碑。
二十七米半高的花崗岩石碑伸向天空，頂端，是一架戰鬥機，俯視著整個城市。碑的底部中俄文並列，中文寫的是“蘇軍烈士永垂不朽”，落款是“長春市各界人士”。俄文刻著二十三個名字，是蘇軍在進攻東北的行動中犧牲的飛行員。蘇聯紅軍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進軍東北，占領城市之後最早動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哈爾濱、長春、沈陽等等城市的要衝，興建“蘇聯紅軍烈士紀念碑”。
矗立在現代城市的交通心髒、讓萬眾仰視的，是一架戰鬥機，真的有點奇怪。蘇聯人同時興建在沈陽市中心的紀念碑，頂端放的是個十三公噸重的銅製坦克車。因為建地鐵，“坦克碑”幾年前才被遷走。
人民廣場在人民大街上，人民大街寬闊大氣，車水馬龍，兩旁還有很多有如上海外灘一樣的宏偉歐式古典建築。走在樹影搖曳的人行道上，你不得不想到，這條大街的名字換過多少次，每一次換名，都發生了些什麽事？為什麽那些事，很少人知道，或者，會不會是，很多人知道，隻是不去提它？
日本人在一九零五年的日俄戰爭中打贏了俄國，取得南滿鐵路的經營權，就在這裏興建火車站、築路，叫它“長春大街”。
真正開始經營長春之後，日本人把這條大街命名為“中央通”——這種街名，台北人很熟悉的。
溥儀的滿州國成立了，長春變成“新京”，這條街就以滿州國的國號命名，叫“大同大街”。
日本戰敗，蘇聯紅軍進城了，就在大同廣場中心建個紅軍紀念碑。
緊接著國軍接收了長春，於是“大同大街”北段改叫“中山大街”，南段名之為“中正大街”，大同廣場嘛，就叫“中正廣場”。這個，台灣人也很熟悉。
三年以後，國軍又潰敗而走，解放軍進城，北京和莫斯科老大哥密切合作，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山大街”又有了新的名字：“斯大林大街”。
長春人就在這“斯大林大街”上行走了將近半個世紀。
一九九六年，“斯大林大街”才改稱“人民大街”。
我現在就走在這條人民大街上，一路往南，正要去見熟悉長春史的於祺元老先生，想從他口裏聽一聽，一九四八年，長春的“人民”究竟發生了什麽事。
但是穿過人民廣場，剛好踩過紅軍紀念碑在地麵上的投影時，我心裏想到的是，長春人，或說，東北人，記憶裏藏著多少沒真正打開過的抽屜啊？
譬如說，一九四五年八月，在接受日本人統治十四年之後，當蘇聯紅軍以“解放者”的姿態進城，並且在長春和沈陽中心建起那些高大的戰機、坦克紀念碑時，長春和沈陽的人是帶著什麽樣的心情在那紀念碑上落款，說“長春各界人士”共同紀念？事實上，在紀念碑落成、“長春各界人士”在向紅軍致敬的同時，紅軍正在城裏頭燒殺擄掠。
那一年冬天，二十一歲的台北人許長卿到沈陽火車站送別朋友，一轉身就看到了這一幕：
沈陽車站前一個很大的廣場，和我們現在的（台北）總統府前麵的廣場差不多。我要回去時，看見廣場上有一個婦女，手牽兩個孩子，背上再背一個，還有一個比較大的，拿一件草席，共五個人。有七、八個蘇聯兵把他們圍起來，不顧眾目睽睽之下，先將母親強暴，然後再對小孩施暴。那婦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來，正在嚎啕大哭。蘇聯兵把他們欺負完後，叫他們躺整列，用機關槍掃射打死他們。
許長卿所碰見的，很可能是當時在東北的日本婦孺的遭遇，但是中國人自己，同樣生活在恐懼中。一九四五年的冬天，於衡也在長春，他看見的是，“凡是蘇軍所到之處，婦女被強奸，東西被搬走，房屋被放火燒毀”，不論是中國還是日本的婦女，都把頭發剪掉，身穿男裝，否則不敢上街。所謂“解放者”，其實是一群恐怖的烏合之眾，但是，人民不敢說，人民還要到廣場上他的紀念碑前，排隊、脫帽，致敬。
你聽說過索忍尼辛這個人嗎？
沒聽過？沒關係，他是一九七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透過他，這個世界比較清楚地了解了蘇聯勞改營的內幕。可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歲的索忍尼辛是蘇聯紅軍一個炮兵連上尉，跟著部隊進軍攻打德軍控製的東普魯士。紅軍一路對德國平民的暴行，他寫在一首一千四百行的“普魯士之夜”裏：
小小女孩兒躺在床上，
多少人上過她
——一個排？一個連？
小小女孩突然變成女人，
然後女人變成屍體……
這首詩其實寫得滿爛的，但是，它的價值在於，索忍尼辛是個現場目擊者。可是你說，你從來就沒聽說過蘇聯紅軍對戰敗德國的“暴行”；學校裏不教，媒體上不談。
你做出很“老江湖”的樣子，說，還是要回到德國人的“集體贖罪心理學”來理解啊，因為施暴者自認沒權利談自己的被施暴。
我到長春，其實是想搞懂一件事。
31，兵不血刃
我在想，瑪麗亞的丈夫——他的家書透露出他是那麽一個感情纖細的人，當他在包圍列寧格勒的時候，他知不知道被圍的城裏頭的人，發生什麽事？
我聯想到另一個小規模的圍城。河北有個地方叫永年，就在古城邯鄲上去一點點。這個小城，從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七年十月，被共軍足足圍困了兩年。
三萬個居民的小城，“解放”後剩下三千人。解放軍進城時，看見還活著的居民一個個顯得“胖乎乎的”，尤其是臉和腿，覺得特別驚奇：樹皮都被剝光了、能下咽的草也拔光了，門板窗框都被拆下來當燃料燒光了，怎麽人還“胖乎乎的”？那個時候，距離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引起的大饑荒還有十年的光陰，圍城的共軍本身都還不清楚嚴重的“饑餓”長什麽樣子。
持久的營養不良症狀是這樣的：你會變得很瘦，但是也可能“胖乎乎”全身浮腫。你的皮膚逐漸出現屍體般的蒼白色，感覺皮質變厚，膚麵很幹燥，輕輕碰到什麽就會烏青一塊。浮腫了以後，皮膚像濕的麵團一樣，若是用一個指頭按下去，就出現一個凹洞，半天彈不回來，凹洞就一直留在那個地方。
你的頭發，變得很細，還稍微有點卷，輕輕一扯，頭發就會整片地連根脫落。你的每個手腳關節都痛，不痛的時候，很酸。
你的牙齦，開始流血。如果你有一麵鏡子，對著鏡子伸出你的舌頭，你會看見自己的舌頭可能已經腫起來，或者，也可能收縮了，而且幹燥到裂開。你的嘴唇開始皸裂，像粉一樣地脫皮。
夜盲，開始了；黃昏一到，你就像瞎子一樣，摸著牆壁走路，什麽都看不見了；白天，對光異樣地敏感，一點點光都讓你的眼睛覺得刺痛，受不了。
你會貧血，站立著就頭暈，蹲下就站不起來。你會瀉肚子，瀉到虛脫暈眩。
你脖子上的甲狀腺開始腫大，你的肌肉不可控製地抽搐，你的四肢開始失去整合能力，無法平衡，你的意識開始混亂不清、目光混濁、渙散……
長春圍城，應該從一九四八年四平街被解放軍攻下因而切斷了長春外援的三月十五日算起。到五月二十三日，連小飛機都無法在長春降落，一直被封鎖到十月十九日。這個半年中，長春餓死了多少人？
圍城開始時，長春市的市民人口說是有五十萬，但是城裏頭有無數外地湧進來的難民鄉親，總人數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萬。圍城結束時，共軍的統計說，剩下十七萬人。
你說那麽多“蒸發”的人，怎麽了？
餓死的人數，從十萬到六十五萬，取其中，就是三十萬人，剛好是南京大屠殺被引用的數字。
親愛的，我百思不解的是，這麽大規模的戰爭暴力，為什麽長春圍城不像南京大屠殺一樣有無數發表的學術報告、廣為流傳的口述曆史、一年一度的媒體報導、大大小小紀念碑的豎立、龐大宏偉的紀念館的落成，以及各方政治領袖的不斷獻花、小學生列隊的敬禮、鎂光燈下的市民默哀或紀念鍾聲的年年敲響？
為什麽長春這個城市不像列寧格勒一樣，成為國際知名的曆史城市，不斷地被寫成小說、不斷地被改編為劇本、被好萊塢拍成電影、被獨立導演拍成紀錄片，在各國的公共頻道上播映，以至於紐約、莫斯科、墨爾本的小學生都知道長春的地名和曆史？三十萬人以戰爭之名被活活餓死，為什麽長春在外，不像列寧格勒那麽有名，在內，不像南京一樣受到重視？
於是我開始做身邊的“民意調查”，發現，這個活活餓死了三十萬到六十萬人的長春圍城史，我的台灣朋友們多半沒聽說過，我的大陸朋友們搖搖頭，說不太清楚。然後，我以為，外人不知道，長春人總知道吧；或者，在長春，不管多麽不顯眼，總有個紀念碑吧？
可是到了長春，隻看到“解放”的紀念碑，隻看到蘇聯紅軍的飛機、坦克車紀念碑。
我這才知道，喔，長春人自己都不知道這段曆史了。
這，又是為了什麽？
幫我開車的司機小王，一個三十多歲的長春人，像聽天方夜譚似地鼓起眼睛聽我說起圍城，禮貌而謹慎地問：“真有這回事嗎？”然後掩不住地驚訝，“我在這兒生、這兒長，怎麽從來就沒聽說過？”
但是他突然想起來，“我有個大伯，以前是解放軍，好像聽他說過當年在東北打國民黨。不過他談往事的時候，我們小孩子都馬上跑開了，沒人要聽。說不定他知道一點？”
“那你馬上跟大伯通電話吧，”我說，“當年包圍長春的東北解放軍，很多人其實就是東北的子弟，問問你大伯他有沒有參與包圍長春？”
在晚餐桌上，小王果真撥了電話，而且一撥就通了。
電話筒裏大伯聲音很大，大到我坐在一旁也能聽得清楚。他果真是東北聯軍的一名士兵，他果真參與了圍城。
“你問他守在哪個卡子上？”
小王問，“大伯你守在哪個卡子上？”
年輕的於祺元，在長春。
“洪熙街，”大伯用東北口音說，“就是現在的紅旗街，那兒人死得最多。”
大伯顯然沒想到突然有人對他的過去有了興趣，興奮起來，在電話裏滔滔不絕，一講就是四十分鍾，司機小王一手挾菜，一手把聽筒貼在耳朵上。
一百多公裏的封鎖線，每五十米就有一個衛士拿槍守著，不讓難民出關卡。被國軍放出城的大批難民啊，卡在國軍守城線和解放軍的圍城線之間的腰帶地段上，進退不得。屍體橫七豎八地倒在野地裏，一望過去好幾千具。
骨瘦如柴、氣若遊絲的難民，有的抱著嬰兒，爬到衛士麵前跪下，哀求放行。“看那樣子我也哭了，”電話裏頭的大伯說，“可是我不能抗命放他們走。有一天我奉命到二道河去找些木板，看到一個空房子，從窗子往裏頭探探，一看不得了，一家老小大概有十個人，全死了，躺在床上的、趴在地上的、坐在牆跟的，軟綿綿撲在門坎上的，老老小小，一家人全餓死在那裏。看得我眼淚直流。”
林彪在五月中旬就成立了圍城指揮所，五月三十日，決定了封鎖長春的部署：
（一）堵塞一切大小通道，主陣地上構築工事，主力部隊切實控製城外機場。
（二）以遠射程火力，控製城內自由馬路及新皇宮機場。
（三）嚴禁糧食、燃料進敵區。
（四）嚴禁城內百姓出城。
（五）控製適當預備隊，溝通各站聯絡網，以便及時擊退和消滅出擊我分散圍困部隊之敵……
（七）……要使長春成為死城。
解放軍激勵士氣的口號是：“不給敵人一粒糧食一根草，把長春蔣匪軍困死在城裏。”十萬個解放軍圍於城外，十萬個國軍守於城內，近百萬的長春市民困在家中。不願意坐以待斃的人，就往外走，可是外麵的封鎖在線，除了炮火器械和密集的兵力之外，是深挖的壕溝、綿密的鐵絲網、危險的高壓電網。
伊通河貫穿長春市區，草木蔥蘢，遊魚如梭，是一代又一代長春人心目中最溫柔的母親河，現在每座橋上守著國民黨的兵，可出不可入。下了橋，在兩軍對峙的中間，形成一條三、四公裏寬的中空地帶，中空地帶上屍體一望無際。
到了炎熱的七月，城內街上已經有棄屍。眼睛發出血紅的凶光、瘦骨嶙峋的成群野狗圍過來撕爛了屍體，然後這些野狗再被饑餓的人吃掉。
於祺元是《長春地方誌》的編撰委員，圍城的時候隻有十六歲，每天走路穿過地質宮的一片野地到學校去。野地上長了很高的雜草。夏天了，他開始聞到氣味。忍不住跟著氣味走進草堆裏，撥開一看，很多屍體，正在腐爛中。有一天，也是在這片市中心的野地裏，遠遠看見有什麽東西在地上動。走近了，他所看見的，令他此生難忘。
那是被丟棄的赤裸裸的嬰兒，因為饑餓，嬰兒的直腸從肛門拖拉在體外，一大塊；還沒死，嬰兒像蟲一樣在地上微弱地蠕動，已經不會哭了。
“什麽母愛呀，”他說，“人到了極限的時候，是沒這種東西的。眼淚都沒有了。”
國軍先是空運糧食，共軍打下了機場之後，飛機不能降落，於是開始空投，用降落傘綁著成袋的大米，可是降落傘給風一吹，就吹到共軍那邊去了。
“後來，國軍就開始不用傘了，因為解放軍用高射炮射他們，飛機就從很高的地方，直接把東西丟下來，還丟過一整條殺好的豬！可是丟下來的東西，砸爛房子，也砸死人。”
“你也撿過東西嗎？”我問他。
“有啊，撿過一大袋豆子。趕快拖回家，”他說，“那時，守長春的國軍部隊與部隊之間，都會為了搶空投下來的糧食真槍真火對拚起來呢。後來規定說，空投物資要先上繳，然後分配，於是就有部隊，知道要空投了，先把柴都燒好了、大鍋水都煮開了，空投一下來，立即下鍋煮飯。等到人家來檢查了，他兩手一攤，說，看吧，米都成飯了，要怎樣啊？”
於祺元出生那年，滿州國建國，父親做了溥儀的大臣，少年時期過著不知愁苦的生活，圍城的悲慘，在他記憶中因而特別難以磨滅。
“圍城開始時，大家都還有些存糧，但是誰也沒想到要存那麽久啊，沒想到要半年，所以原來的存糧很快就吃光了。城裏的人，殺了貓狗老鼠之後，殺馬來吃。馬吃光了，把柏油路的瀝青給刨掉，設法種地，八月種下去，也來不及等收成啊。吃樹皮、吃草，我是吃過酒……的，造酒用的……，一塊一塊就像磚似的。酒……也沒了，就吃酒糟，幹醬似的，紅紅的。”
“酒糟怎麽吃？”
“你把酒糟拿來，用水反複衝洗，把黏乎乎那些東西都衝洗掉，就剩一點幹物質，到太陽底曬，曬幹了以後，就像蕎麥皮似的，然後把它磨碎了，加點水，就這麽吃。”
有一片黃昏的陽光照射進來，使房間突然籠罩在一種暖色裏，於老先生不管說什麽，都有一個平靜的語調，好像，這世界，真的看得多了。
我問他，“那麽——人，吃人嗎？”
他說，那還用說嗎？
他記得，一個房子裏，人都死光了，最後一個上吊自盡。當時也聽見過人說，老婆婆，把死了的丈夫的腿割下一塊來煮。
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林彪等人給毛澤東發了一個長春的現場報告：
……饑餓情況愈來愈嚴重，饑民便乘夜或與（於）白晝大批蜂擁而出，經我趕回後，群集於敵我警戒線之中間地帶，由此餓斃者甚多，僅城東八裏堡一帶，死亡即約兩千……
……不讓饑民出城，已經出來者要堵回去，這對饑民對部隊戰士，都是很費解的。饑民們對我會表不滿，怨言特多說，“八路見死不救。”他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麵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了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
十月十七日，長春城內守軍六十軍的兩萬六千人繳械。
十月十九日，在抗戰中贏得“天下第一軍”美名的新三十八師、新七軍及其它部隊，總共三萬九千名國軍官兵，成為俘虜；所有的美式裝備和美援物資，全部轉給解放軍。
守城的國軍，是滇軍六十軍，曾經在台兒莊浴血抗日、奮不顧身；是第七軍，曾經在印緬的槍林彈雨中與英美盟軍並肩作戰蜚聲國際，全都在長春圍城中覆滅。
東北戰役的五十二天之中，四十七萬國軍在東北“全殲”。
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發出對共軍前線官兵的賀電：
……熱烈慶祝你們解放沈陽，全殲守敵……在三年的奮戰中殲滅敵人一百餘萬，終於解放了東北九省的全部地區……希望你們繼續努力，與關內人民和各地人民解放軍親密合作，並肩前進，為完全打倒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驅逐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解放全中國而戰！
在這場戰役“偉大勝利”的敘述中，長春圍城的慘烈死難，完全不被提及。“勝利”走進新中國的曆史教科書，代代傳授，被稱為“兵不血刃”的光榮解放。
32，死也甘心情願地等你
十月十九日城破以後，解放軍在淩亂中找到一袋又一袋國軍官兵在圍城期間寫好了、貼了郵票，但是沒法寄出的信。裏頭有很多很多訣別書，很多很多做最後紀念的照片。
林彪圍城指揮部決定了“使長春成為死城”的所有部署規劃，是在五月三十日，我讀到的這封信，寫在兩天後。“耕”，寫給在家鄉等候他的深情女子：
芳：
……生活是這樣地壓迫著人們，窮人將樹葉吃光了，街頭上的乞丐日益增多……我因為國難時艱，人的生死是不能預算的，但在我個人是抱著必死的信念，所以環境驅使著我，我不得不將我剩下的幾張照片寄給你，給你做為一個永遠的紀念……我很感謝你對我用心的真誠，你說死也甘心情願地等著我，這話將我的平日不靈的心竟感動了，我太慚愧，甚至感動得為你而流淚……我不敢隨便的將你拋棄，我的心永遠的印上了你對我的赤誠的烙印痕，至死也不會忘記你……
我已感到的是我還能夠為社會國家服務，一直讓我咽下最後一口氣方罷。這是我最後的希望……我的人生觀裏絕對沒有苛刻的要求，是淡泊的，是平靜而正直的。脫下了軍衣，是一個良善的國民，盡我做國民的義務。
耕手啟
六月一日九時第五十二號
這應該是“耕”在戰場上寫的第五十二封信了。端莊的文體，使我猜想，“耕”會不會是一九四四年底毅然放下了學業、加入“十萬青年十萬軍”去抗日的年輕人之一呢？
那個“芳”，終其一生都沒有收到這封信。
離開於老先生的家，我又回到人民廣場；那頂著蘇聯戰機的紀念塔，在中午的時分顯得特別高大，因為陽光直射，使你抬頭也看不見塔的頂尖。我手上抓著幾份舊報紙，報導的都是同一件新聞。二零零六年六月四日的報導——圍城五十多年之後的事了：
新文化報（本報訊）
“每一鍬下去，都會挖出泛黃的屍骨。挖了四天，怎麽也有幾千具！”二日清晨，很多市民圍在長春市綠園區青龍路附近一處正在挖掘下水管道工地，親眼目睹大量屍骨被挖出……
成百成千的白骨，在長春熱鬧的馬路和新建的高樓下麵。人們圍起來觀看，老人跟老人竊竊私語，說，是的是的，一九四八年圍城的時候……
那個年輕的“耕”——他的屍骨，是否也埋在這滿城新樓的下水道下麵呢？
解放軍在十一月一日下午攻入沈陽。“大批大批徒手的國軍，像一群綿羊似的，被趕入車站前剿匪總部軍法處大廈內集中”。馬路上到處是斷了手腳、頭上纏著肮髒滲血的繃帶、皮肉綻開的傷口灌膿生蛆的國軍傷兵。
二十八歲的少校政治教官郭衣洞，後來的柏楊，也在沈陽，正準備開辦《大東日報》。他看著大批的解放軍興高采烈地進城，穿著灰色棉軍服，有的還是很年輕的女性，擠在卡車裏，打開胸前的鈕扣給懷裏的嬰兒喂奶。
頭幾天，解放軍對“蔣匪”采寬大政策，準許國軍士兵“還鄉生產”。於是柏楊穿上國軍的軍服，逃出沈陽。在山海關附近，看見一個國軍，清澈的眼睛大大的，是新六軍的少尉軍官，斷了一條腿，鮮血不斷地往下流，雙肩架在拐杖上，走一步，跌一步，跌了再掙紮撐起來走。是一個湖南人，對年輕的柏楊說，“我爬也要爬回家，家裏還有我媽媽和妻子”。
他，會不會是“耕”呢？
33，賣給八路軍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解放軍的士兵踩著大步進入沈陽。三年前蘇軍當眾奸殺婦人的沈陽火車站前，幾乎是同一個地點，現在地上有一個草席蓋著的屍體，屍體旁地麵上草草寫著一片白色粉筆字：
我是軍校十七期畢業生，祖籍湖南，姓王，這次戰役，我沒有看見一個高級將領殉職，我相信杜聿明一直在東北，局麵不會搞得如此糟。陳誠在沈陽，也不會棄城逃走。所以現在我要自殺，給沈陽市民看，給共產黨看，國軍中仍有忠烈之士。
國軍中，當然有“忠烈之士”。譬如說，抗日戰爭中幾乎沒有一場重大戰役沒有打過的“王牌將軍”張靈甫，一九四七年被圍困在山東臨沂的孟良崮——是的，台北有臨沂街，它跟濟南路交叉。整編七十四師深陷於荒涼的石頭山洞中，糧食斷絕，滴水不存。美式的火炮鋼管發燙，需水冷卻，才能發射，士兵試圖以自己的尿水來澆，但是嚴重脫水，人已經無尿。傷亡殆盡，在最後的時刻裏，張靈甫給妻子寫下訣別書，然後舉槍自盡。
十餘萬之匪向我猛撲，今日戰況更趨惡化，彈盡援絕，水糧俱無。我與仁傑決戰至最後，以一彈飲訣成仁，上報國家與領袖，下答人民與部屬。老父來京未見，痛極！望善待之。幼子望養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訣矣！
三天三夜，國軍三萬兩千人被殲滅，勝利的解放軍也犧牲了一萬兩千人。炸爛的屍體殘塊黏乎乎散落在岩石上，土狼在山溝裏等候。山東臨沂孟良崮，又是一個屍橫遍野、血流滿穀的中國地名。
最高統帥蔣介石是從戰場上出身的，不是不知道士兵的艱苦。一九四八年一月他在日記中寫著：
入冬以來，每思念窮民之凍餓與前方官兵在冰天雪地中之苦鬥惡戰、耐凍忍痛、流血犧牲之慘狀，殊為之寢食不安。若不努力精進，為期雪恥圖強以報答受苦受難、為國為我之軍民，其情何以慰先烈在天之靈而無忝此生耶。
然後他習慣性地對自己鞭策：
注意一，如何防止將士被俘而使之決心戰死以為榮歸也；二，匪之攻略中小城市、圍困大都市，以達到其各個殲滅之要求的妄想，如何將之粉碎……
我仍然坐在加州胡佛研究院的檔案室裏，看蔣介石日記。看著看著就忍不住歎息：何其矛盾的邏輯啊。為了“慰烈士在天之靈”的實踐方式，竟然是要將士立誌“戰死”，爭作“烈士”。這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相較之下，影響歐洲人的是羅馬傳下來的概念：戰爭，是為了製敵，當情勢懸殊、敵不可製時，保全性命和實力，不是羞恥的事。太平洋戰爭在一九四一年爆發時，有多少盟軍是整批投降的？新加坡隻抵抗了一個禮拜，英澳聯軍司令官就帶領著近十萬官兵向日軍繳械了。
在沈陽火車站前自殺的軍官，如此悲憤，難道不是因為，他看見得愈多，對自己的處境愈覺得無望？戰場上的勝負，向來都僅隻是戰爭勝敗的一小部分而已，戰場的背後，是整個國家和政府的結構：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法治的、教育的……這個絕望自殺的軍官，一定也見到一九四八年的國軍是卡在怎樣的一個動彈不了、無可奈何的大結構裏吧？
看見蘇聯紅軍暴行的台灣人許長卿，從沈陽到天津去賣茶，有個姓孫的同學認為他有錢，就來跟他商量做一筆生意：許長卿出錢，孫同學靠關係去跟國防部申請成立一個三萬人的兵團。拿國防部三萬人的糧餉，事實上隻要湊足一萬人就可以，其它兩萬人的空額，國防部來檢查時，到街上、火車站去招人頭充當臨時“兵”點點名就可以。這筆生意，可以淨賺兩萬人的糧餉和軍火。至於軍火，可以拿去賣。
“軍火賣給誰？”許長卿問。
孫同學想都不用想，就說，“賣給八路軍。”
34，盛豬肉的碗
十一月，在東北，在華北，都是下雪的天氣了。徐州城外一片白氣茫茫，城與城之間鋪過的路麵，被坦克輜重壓得爆裂，凹凸不平；炮彈落下之處就是一個大坑洞，一輛吉普車可以整個沒入。鄉與鄉之間的土路，千百萬輛馬車、牛車、獨輪車軋過，路麵被木輪犁出一道又一道的深溝；突起的泥塊，迅速結凍以後變成尖峭的剃刀片，行軍的人，穿著的鞋子被割破，腳肉被切開。
沈陽被攻下之後四天，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徐蚌會戰，解放軍稱為“淮海戰役”，全麵爆發。八十萬國軍，六十萬解放軍，在祖國的土地上，以炮火相轟，以刺刀肉搏。
“徐州戰場，”我問林精武，“你最記得什麽？”
林精武住在台北市的溫州街，那一帶，全是浙江的地名：永康街、麗水街、龍泉街、瑞安街、青田街。八十三歲的林精武有時候會走到巷口攤子去買水果，即使隻是出去買個水果，他也會穿得整整齊齊，走路時，腰杆挺得很直。
溫州街的巷子小小的，有些大樹，給巷子添上一種綠蔭家園的感覺，林精武走在小巷裏，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老人家，從他身邊走過的人，不會特別看他。
除非你知道他走過什麽樣的歲月。
林精武，是一個大時代的典型。十八歲，就自作主張離開了福建惠安的家，從軍抗日去了，沒想到日本人半年後就宣布戰敗，此後就是來自大江南北各省分的中國人自己的廝殺。講到那塵封已久的過去，林精武有點激動，然後你看著他一點、一點地調整自己的情緒。
印象最深？他說，哪個印象不深？說是援軍馬上要到，要你堅守，然後你戰到全連死光，援軍還是沒來，印象深不深？明知往東走是個口袋，全軍會被圍、被殲，結果最高指令下來，就是要你往東去，印象深不深？糧食斷絕，彈藥盡空，補給不來，連馬的骨頭都吃光了，然後空軍來空投，稻草包著子彈，一包一千發，直接投下，每天砸死十幾個自己的官兵，你說印象深不深？傷兵成千上萬的倒在雪地裏，沒有任何掩護體，然後機關槍像突發暴雨一樣叭咑叭咑射過來，血漿噴得滿頭滿臉，糊住了你的眼睛，印象深不深？
如果說哪個事情像惡夢一樣在往後的六十年裏常常午夜浮現，也許就是那晚沒吃的豬肉吧，林精武說。在幾天幾夜、不眠不休的戰鬥之後，嘴裏都是泥土、眼球漲得通紅，跟弟兄們坐下來在雪地上開飯——好不容易炊事班煮了一
鍋豬肉。正要開動，一顆炮彈打下來，在鍋上炸開，耳朵頓時失聰。再回過神來，睜開眼，同伴的頭、腿、手和腳，被炸成碎塊，模糊的血肉，就掉進盛豬肉的碗裏。
另一個難以放下的，是黃石的死。一起出生入死的戰友，一槍斃命倒在路旁。林精武背著全身裝備就跪在屍體邊大哭，卻沒有時間埋葬他。和很多當年從軍的愛國青年一樣，黃石報名時也改了名，隻知他是廣東大埔人，卻無法通知他的家人；滿地士兵的屍體，部隊破碎，林精武知道，也沒有什麽係統會來登記他的陣亡、通知他的家屬、撫恤他的孤兒。黃石已戰死，但是“黃石”究竟是何姓、何名、誰家的孩子？沒有人知道。
為什麽，林精武過了六十年後還覺得傷心，他說，日本人會盡竟其所能把他每一個犧牲戰士的指甲骨灰送到他家人的手上，美國人會在戰場上設法收回每一個陣亡者的兵籍名牌，為什麽我的戰友，卻必須死於路旁像一條野狗？
離開林精武的家，帶著一串他一定要我帶著吃的紫色葡萄。晚上，整條街都靜下來了，我說的是我夜間寫作的金華街——金華也是個城市的名字，在浙江。寫作室裏，桌上沙發上地上堆滿了數據，但是我找到了此刻想看的東西：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解放軍對被包圍的國軍發布的“勸降書”：
杜聿明將軍、邱清泉將軍、李彌將軍師長團長們：
你們現在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四麵八方都是解放軍，怎麽突得出去？……你們的飛機坦克也沒有用，我們的飛機坦克比你們多，這就是大炮和炸藥，人們做這些土飛機、土坦克，難道不是比你們的洋飛機、洋坦克要厲害十倍嗎？……十幾天來，在我們的層層包圍和重重打擊之下……你們隻有那麽一點地方，橫直不過十幾華裏，這樣多人擠在一起，我們一顆炮彈，就能打死你們一堆人……
立即下令全軍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軍可以保證你們高級將領和全體官兵的生命安全。隻有這樣，才是你們的唯一生路，你們想一想吧，如果你們覺得這樣好，就這樣辦。如果你們還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總歸你們是要被解決的。
中原人民解放軍司令部
華東人民解放軍司令部
這語言，像不像兩個村子的少年拿竹竿、球棒打群架叫陣的口氣？兩軍對峙，隻隔幾碼之遙。安靜時，聽得到對方的咳嗽聲。林精武有個小勤務兵，饑餓難忍，摸黑到共軍的陣地裏和解放軍一起吃了頓飽飯，還裝了一包麵條摸回國軍陣營；他個子矮小，又沒帶槍，黑夜籠罩的雪地裏，共軍以為他是自己弟兄。
像少年騎馬打仗玩遊戲，不可思議的是，這裏叫的“陣”、打的“仗”，是血流成河的。
35，一萬多斤高粱
一整排的兵用力扔手榴彈的時候，彷佛漫天灑下大批糖果，然後戰壕裏的林精武看見對麵“整片凹地像油鍋一樣的爆炸”，可是海浪般一波又一波的人，一直湧上來，正對著發燙的炮口。
前麵的幾波人，其實都是“民工”，國軍用機關槍掃射，射到手發軟；明知是老百姓，心中實在不忍，有時候就幹脆閉起眼睛來硬打，不能不打，因為“你不殺他，他就要殺你”。機關槍暫停時，探頭一看，一條壕溝裏就橫著好幾百具屍體。他們開始清理戰場，搬開機槍射口的屍體，用濕布冷卻槍管。
林精武所“不忍”開槍的“民工”就是解放軍口中的“支前”英雄。十大元帥之一的陳毅說，“淮海戰役是用獨輪車推出來的”，怎麽聽起來那麽令人覺得心酸。淮海戰役——徐蚌會戰——打了兩個月，征用了五百四十三萬民工。民工基本上就是人形的騾馬，把糧食彈藥背在身上，把傷兵放在擔架上，在槍林彈雨中搶設電線，跟著部隊行軍千裏，還要上第一線衝鋒。解放軍士兵至今記得，攻打碾莊國軍的支前民工一看就知道全是山東人，除了他們獨特的口音之外，這些民工為解放軍所準備的糧食是饅頭切成的片，不是大米。
抗日名將黃百韜的國軍部隊在十米寬的河邊構築了強大的防禦工事，每一個碉堡都布滿了機關槍眼，對著河；民工就一波一波地衝向槍口，達達聲中屍體逐漸填滿了河，後麵的解放軍就踩著屍體過河。
僅隻是淮海戰役裏，單單是山東解放區就有十六萬八千名農民青年被征進了解放軍，其中八萬人直接被送上前線。大多數的農民則變成了天羅地網的綿密“聯勤”係統，做解放軍的後勤補給。國軍完全依賴鐵路和公路來運輸物資，解放軍就讓民工把公路挖斷，把鐵軌撬起，國軍的彈藥和糧食就斷了線。解放軍依靠百萬民工，用肩膀挑，用手臂推，物資往前線運，傷兵往後方送，民工就在前後之間像螞蟻雄兵一樣地穿梭。徐蚌會戰中，解放軍的兵力與“支前民工”的比例是一比九，每一個士兵後麵有九個人民在幫他張羅糧食、輸送彈藥、架設電線、清理戰場、包紮傷口。
國軍經過的村落，多半是空城，人民全部“快閃”，糧食也都被藏了起來。十八軍軍長楊柏濤被俘虜後，在被押往後方的路上，看見一個不可思議的景象。同樣的路，他曾經帶領大軍經過，那時家家戶戶門窗緊閉，路上空無一人，荒涼而肅殺。這時卻見炊煙處處、人聲鼎沸，大卡車呼嘯而過，滿載宰好的豬，顯然是去慰勞前線共軍的。他很震撼：
通過村莊看見共軍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樣親切，有的在一堆聊天說笑，有的圍著一個鍋台燒飯，有的同槽喂牲口，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和軍服不同外，簡直分不出軍與民的界線。我們這些國民黨將領，隻有當了俘虜，才有機會看到這樣的場麵。
連長林精武在負傷逃亡的路上，看見幾百輛獨輪車，民工推著走，碰到河溝或結冰的路麵、深陷的泥潭，二話不說就把推車扛在肩膀上，繼續往前走，走到前線去給共軍補給。老老少少成群的婦女碾麵、紡紗、織布，蹲下來就為解放軍的傷兵上藥、包紮。窮人要翻身，解放軍勝利了就可以分到田。很多農民帶著對土地的渴望，加入戰爭。
被俘的軍長和逃亡的連長，一路上看在眼裏的是國軍弟兄無人慰藉、無人收拾的屍體。兩人心中有一樣的絞心的疑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前線士兵再怎麽英勇，仗，是不是都白打了？
那戰敗的一方，從此埋藏記憶，沉默不語；那戰勝的一方，在以後的歲月裏就建起很多紀念館和紀念碑來榮耀他的死者、彰顯自己的成就。紀念館的解說員對觀光客津津樂道這一類的數字：
郯城是魯南地區一個普通縣城，人口四十萬，縣府存糧隻有一百萬斤，但上級下達的繳糧任務是四百萬斤，郯城最終繳糧五百萬斤。幾乎是勒緊了腰帶去支前……在為淮海前線籌糧碾米活動中，豫西地區有兩百多萬婦女參加了碾米、磨麵和做軍鞋等活動。
可是，怎麽這種敘述看起來如此熟悉？讓我想想……
我知道了。
你看看這個文件：
……理由：查西黑石關洛河橋被水衝毀，現架橋部隊已到，急於征工修複。現本鄉每日征用苦力木工三百餘名，一次派擔小麥五千公斤，維持費四萬元，木材兩萬公斤，麥草兩萬斤，大麥兩千公斤。孝義皇軍每日征用木泥匠工苦力五百名。
這裏說的可不是解放軍。這是一個一九四四年的會議記錄，顯示日軍在戰爭中，對杜甫的故鄉，小小的河南鞏縣，如何要求農民傾巢而出，全力支持前線軍隊。
被國家或軍隊的大機器洗腦、利誘或裹脅，出錢、出力、出糧、出丁，全部喂給戰爭這個無底的怪獸，農民的處境和任務內容是一模一樣的，但是對日軍的這種作為，中國人敘述的語言充滿激憤：
日軍征用苦力及一切物資數量巨大，可見日軍對中國人的壓榨是多麽的殘酷和無情。更讓人不可理解的是，在成立偽政府組織的“維持會”中，當地的漢奸為偽政府組織服務，幫助日軍對廣大老百姓進行欺壓，漢奸的奴才嘴臉在提案中看得清清楚楚。
報導的標題是，“洛陽發現大批日軍侵華罪證，記載了日軍罪行”。那麽你又用什麽語言來描述被解放軍征用去攻打國軍的農民呢？
莒南縣擔架隊有兩千七百九十七名成員，一千兩百人沒有棉褲，一千三百九十人沒有鞋子，但是卻在寒冬臘月中奔走在前線。
其中，特等支前功臣朱正章腿生凍瘡，腫脹難忍，仍拄著拐杖堅持送傷員，連續八趟，往返三百餘公裏，他甚至用自己吃飯喝水的碗給傷員接大小便。
“人民的母親”日照縣範大娘，將三個兒子送去參加解放軍，先後犧牲。她聽到噩耗後，仍一如既往地納底子趕製軍鞋。
我怎會不知道，曆史本來就要看是勝方還是敗方在寫，可是同樣一件事情兩個截然相反的解釋方法，你不得不去思索這其中的含義。
在國軍的曆史文獻裏，共軍把農民推上火線的“人海戰術”常常被提到，同一時間，解放區藉“土改”殺人的風氣也已經盛行了。一九四八年的調查顯示，單是山西興縣一個縣，被鬥死的就有兩千零二十四人，其中還有老人和二十五個小孩。康生親自指導的晉綏首府臨縣，從一九四七到四八年的春天，因鬥爭而死的將近八百人，多半被活埋或剖腹。後來成為共青團書記的馮文彬，四八年初時前往共產黨的根據地山西一帶，走在村落與村落之間，黃土地綿延不絕，沿路上都是吊在樹上的屍體，怵目驚心。
可是，對於“敵人”，國軍“仁慈”嗎？
一九四七年七月，國軍整編六十四師在山東沂蒙地區與陳毅的華東野戰軍激烈爭奪領土的時候，曾經接到“上峰”的電令：“以東裏店為中心，將縱橫二十五公裏內，造成‘絕地’，限五日完成任務，飭將該地區內所有農作物與建築物，一律焚毀，所有居民，無論男女老幼，一律格殺。”
前線的軍官看到最高統帥的命令，“麵麵相覷不知所從”。即使是共產黨的根據地，要屠殺百姓還是下不了手。黃百韜以拖延了事。
激戰兩個月，徐蚌會戰結束。抗日名將黃百韜、邱清泉飲彈自盡，杜聿明、黃維被俘，胡璉、李彌僅以身免，三十二萬國軍被俘虜，六萬多人“投誠”。十七萬人在戰場上倒下。五十五萬國軍灰飛煙滅。
解放軍也死傷慘重。華東野戰軍的第四縱隊原來有一萬八千人，開戰四十天已經戰死了一半。
林精武腿部中了槍，在混亂中從路邊屍體上撕下一隻棉衣袖子，胡亂纏在腿上，開始一個人用單腳跳著走，從徐州的戰場輾轉跳到幾百公裏外的南京，最後跳到了浦口長江畔的傷兵醫院。傷兵醫院其實就是泥地上一片破爛的帳蓬群，四邊全是雜草。醫官剪開他黏著血肉的棉衣袖，林精武低頭，這才看見，腳上的傷口已經腐爛，紅糊糊的肉上有蛆在蠕動。
黑煙還在雪地裏冒著，屍體在平原上壘壘迭迭、密密麻麻，看過去一望無際。地方政府開始征集老百姓清理屍體，需要掙糧食嗎？埋一具人屍發五斤高粱，埋一具馬屍發二十四斤高粱。僅僅在張圍子一帶，就發了一萬多斤高粱。
36，大出走
秦皇島撤退，黃紹容攝於一九四八年。
所有的事情是同時發生、並行存在的。
十二月的大雪紛紛，靜靜覆蓋在蘇北荒原遍地的屍體上，像一塊天衣無縫的殯儀館白布。上海那燈火繁華的城市，在另一種動蕩中。十二月二十四日是一個星期五，《上海申報》刊出一則消息：“擠兌黃金如中瘋狂，踐踏死七人傷五十”。心急如焚的五萬市民湧進外灘一個角落申請存兌金銀，推擠洶湧中，體力弱的，被踩在腳下。人潮散了以後，空蕩蕩的街上留下了破碎的眼鏡、折斷的雨傘、淩亂的衣服，還有孩子的孤伶伶的鞋。
南京和上海的碼頭上，最卑微和最偉大的、最俗豔和最蒼涼的曆史，一幕一幕開展。
上海碼頭。黃金裝在木條箱裏，總共三百七十五萬兩，在憲兵的武裝戒備下，由挑夫一箱一箱送上軍艦；挑夫，有人說，其實是海軍假扮的。
南京碼頭。故宮的陶瓷字畫、中央博物院的古物、中央圖書館的書籍、中央研究院曆史研究所的檔案和搜藏，五千五百二十二個大箱，上船。
故宮的文物，一萬多箱，運到台灣的，不到三分之一。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開始，這一萬多個油布包著的木箱鐵箱就開始打包密封，已經在戰火中逃亡了十幾年。
柏楊
負責押送古物的那誌良年年跟著古物箱子大江南北地跑，這一晚，躺在船上；工人回家了，碼頭靜下來了，待發的船，機器發出嗡嗡聲，很遠的地方，不知哪個軍營悠悠吹響了號聲。長江的水，一波一波有韻律地刷洗著船舷，他看著南京的夜空，悲傷地想到：人的一生，能有多少歲月呢？
一月二十一日，北平的市民，包括柏楊、聶華苓、劉紹唐，守在收音機旁，聽見播音員的宣布：“請聽眾十分鍾後，聽重要廣播。”五分鍾後，說，“請聽眾五分鍾後，聽重要廣播。”第三次，“請聽眾一分鍾後，聽重要廣播。”
傅作義守衛北平的國軍，放下了武器。
十天後，解放軍浩浩蕩蕩進城。街上滿滿的群眾，夾道兩旁。這群眾，大多數是梁實秋筆下的“北平人”，也有很多潰散了的國軍官兵。柏楊、聶華苓這樣的人，冷冷地看著曆史的舞台，心中充滿不安。年輕的大學生卻以“壺漿簞食，以迎王師”的青春喜悅歡迎解放，乘著還沒來得及塗掉國徽的國軍十輪大卡車，在解放軍車隊裏放開喉嚨唱歌。
突然有個國軍少校軍官衝出群眾的行列，攔下卡車，一把抓住駕駛座上的兩個大學生，邊罵邊淚流滿麵：“你們這些喪盡天良的大學生，政府對你們有什麽不好？當我們在戰地吃雜糧的時候，你們吃什麽？雪白的大米、雪白的麵粉、肥肉。可是，你們整天遊行，反饑餓，反暴政。你們饑餓嗎？八路軍進城那一天起，你們立刻改吃陳年小米，連一塊肉都沒有，你們卻不反饑餓，今天還這個樣子忘恩負義，上天會報應的，不要認為會放過你們。”
後來在台灣參與了雷震的《自由中國》創刊的聶華玲，剛剛結婚，她竄改了路條上的地名，和新婚丈夫打扮成小生意人夫妻，把大學畢業文憑藏在鏡子背麵，跟著逃亡的人流，徒步離開了北平。
劉紹唐
後來獨創了《傳記文學》以一人之力保存一國之史的劉紹唐，剛好在北京大學修課，被迫參軍，看了改朝換代之後第一場晚會戲劇。美貌的女主角是一個努力設法改造自己的女兵，穿著一身列寧裝。一個詩人愛上了她，她也回報以無法克製的熱吻，但是當詩人用最深情纏綿的語言向她求婚時，她突然倒退兩步，毅然決然拔出槍來，打死了這個詩人，劇終。這是她為了思想的純正而拔槍打死的第四十一個求愛者。劇本是個俄文改編劇，劇名叫做“第四十一”。
已經成了正式“解放軍”、穿著軍裝的劉紹唐，一年以後，製作了假護照，不斷換車、換裝，像間諜片的情節般，一路驚險逃亡到香港。
這時候，後來成為《中國時報》駐華盛頓特派員的傅建中，是個上海的初中生。北平“解放”以後四個月，在上海的街頭看著解放軍進城。各種節日的慶典，學生被動員上街遊行、唱歌、呼口號，他睜著懵懵懂懂的大眼睛，覺得很興奮，搖著旗子走在行列裏。
七歲的董陽孜——沒人猜到她將來會變成個大書法家，也在上海讀小學，開始和其它小朋友一起學著扭秧歌，“嗦啦嗦啦多啦多”，六十年後她還會唱。比她稍大幾歲的姊姊，很快就在脖子係上了紅領巾，放學回到家中，開始熱切而認真地對七歲的陽孜講解共產主義新中國。有一天，姊姊把她拉到一邊嚴肅地告誡：“如果有一天媽媽要帶你走，你一定不要走；你要留下來為新中國奮鬥。”
董陽孜
國民黨的飛機來轟炸上海的工廠和軍事設施的時候，陽孜的媽媽被低空飛機打下來的機關槍射中，必須截肢，成了一個斷了腿的女人。即便如此，兩年後，這行動艱難的年輕母親，還是帶著陽孜和小弟，逃離了上海。
在上海火車站，係著紅領巾的姊姊，追到月台上，氣衝衝地瞪著火車裏的媽媽和弟妹。
“我到今天都還記得姊姊在月台上那個表情，”陽孜說，“對我們的‘背叛’，她非常生氣。”
張愛玲，用她黑狐狸綠眼睛的洞察力，看了上海兩年，把土改、三反、五反全看在心裏，就在陽孜被媽媽帶上火車的同一個時候，也悄悄出走，進入香港。
那都是後來了。當林精武逃出徐蚌會戰的地獄，在雪地裏拖著他被子彈射穿而流血的腳，一步一跳五百公裏的時候，上海的碼頭，人山人海。很多人露宿，等船。船來了，很多人上不了船，很多人在擁擠中掉進海裏。
有些上了去的，卻到不了彼岸。
悲慘的一九四八年整個過去了。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除夕的前一夜，冷得刺骨，天剛黑，太平輪駛出了黃浦港。淞滬警備司令部已經宣布海上戒嚴，禁止船隻夜間行駛，太平輪於是熄燈夜行，避開檢查。十一點四十五分，太平輪和滿載煤與木材的建元輪在舟山群島附近相撞，十五分鍾後沉沒。隨船沒入海底的，有中央銀行的文件一千三百一十七箱、華南紗廠的機器、勝豐內衣廠的設備、東南日報的全套印刷器材、白報紙和數據一百多噸。當然，還有九百三十二個人。
傅建中
少數的幸存者閉起眼睛回想時，還記得，在惡浪濤天的某一個驚恐的剎那，瞥見包在手帕裏的黃金從傾斜的甲板滑落。一個母親用雙手緊緊環住她幼小的四個孩子。
一九四九年，像一隻突然出現在窗口的黑貓，帶著深不可測又無所謂的眼神，淡淡地望著你，就在那沒有花盆的、暗暗的窗台上，軟綿無聲地坐了下來，輪廓溶入黑夜，看不清楚後麵是什麽。
後麵，其實早有埋得極深的因。
第五部 我磨破了的草鞋
37，上海的早晨
其實不是八月十五日，是八月十一日。
這一天清早，二十七歲的堀田善衛照常走出家門，卻看見一件怪事：上海的街頭，竟然出現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這裏一幅、那裏一幅，從層層迭迭高高矮矮的樓頂上冒出來，旗布在風裏虎虎飛舞。
“今天什麽日子？”他對自己說，腦子裏卻是一片空白；自從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日本全麵占領了這個城市以來，這樣的旗子是早就消失了。而且，這旗子還沒有汪精衛南京政府旗子上必有的那四個字：“反共建國”。它是正統的青天白日滿地紅。
“這是怎麽回事？”
才從日本來上海半年，堀田對政治還不十分敏感。在日本統治的上海街頭出現那麽多青天白日的旗子代表什麽意思，也沒太多想，隻是看到旗子時，“重慶”兩個字在他腦海裏模糊地溜轉了一下，馬上被其它念頭所覆蓋。但是，拐個彎走出小巷走進了大馬路，他呆住了。
大街兩旁的建築，即使一排排梧桐樹的闊葉在八月還一片濃密，他仍然清清楚楚地看見一片密密麻麻的標語，大剌剌地貼在參差斑駁的牆麵上和柱子上。字，有的粗獷，有的笨拙，可是每一張標語都顯得那麽斬釘截鐵，完全像揭竿而起的宣戰和起義，怎麽看，怎麽顯眼：
八年埋頭苦幹，一朝揚眉吐氣！
慶祝抗戰勝利，擁護最高領袖！
還我河山！河山重光！
實現全國統一，完成建國大業！
一切奸逆分子，撲殺之！歡迎我軍收複上海！
國父含笑，見眾於九泉實施憲政，提高工人的地位！
先烈精神不死，造成一等強國！
自立更生，慶祝勝利！
提高民眾意識，安定勞工生活！
堀田善衛停止了腳步，鼻尖聞到上海弄堂特有的帶著隔宿的黏膩又有點人的體溫的生活氣味。他看見一條舊舊的大紅花棉被晾在兩株梧桐樹之間，一隻黃色的小貓正弓著身體從垂著的棉被下悄悄走過——就那麽一瞬之間像觸電一樣，忽然明白了。
堀田善衛日後寫了《上海日記》，回憶這安安靜靜卻石破天驚的一個上海的早晨：“八月十日夜半，同盟通訊社的海外廣播播放了日本承諾接受波茨坦公告，監聽到這一廣播的莫斯科廣播電台，則動員了其在海外廣播的全部電波，播送了這條消息。而收聽到這條消息的上海地下抗日組織便立即采取行動，將這些標語張貼了出來。”
在無數亢奮高昂的標語中，他突然瞥見這麽一條，粉色的底，黛色的墨，貼在一戶普通石庫門的大門上：
茫然慨既往，默坐慎將來。
灰色的兩扇門是緊閉的，對聯的字，看起來墨色新潤，好像一盞熱茶，人才剛走。
堀田心中深深震動：“我對這個國家和這個城市的底蘊之深不可測，感覺到了恐懼。而且這些標語是早已印刷完畢了的，我對地下組織的這種準備之周到，深感愕然不已。”
在山城重慶，蔣介石在前一天晚上，已經知道了這山河為之搖動的消息。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的日記，筆跡沈靜，墨跡均勻，完全沒有激動的痕跡：
【雪恥】……正八時許，忽聞永精中學美軍總部一陣歡呼聲，繼之以爆竹聲。餘聞甚震，“如此嘈雜實何事？”彼答曰：“聽說什麽敵人投降了。”餘命再探，則正式報告，各方消息不斷報來，乃知日本政府除其天皇尊嚴保持以外，其皆照中美蘇柏林公報條件投降以（矣）。
這個人，一生寫了五十七年的日記，沒有一天放下；即使在殺戮場上衝鋒陷陣、聲嘶力竭，一從前線下陣，侍衛就看見他在夜燈下拾起毛筆，低頭寫日記。寫日記，是他煉獄中的獨自修行，是他密室中的自我療傷。十年如一日，二十年如一日，三十年如一日，四十年如一日，五十年如一日。
但是，白水黑山備盡艱辛之後，苦苦等候的時刻真的到來，卻竟也隻是一張薄薄紙上四行淡墨而已。
38，甲板上晴空萬裏
九月二日是九月第一個星期天。全世界的眼光投射在東京灣。
五萬七千五百噸的密蘇裏艦，參與過硫磺島和衝繩島的浴血戰役，這一天卻是和平的舞台。舞台上固定的“道具”，是艦上閃亮懾人的十六管魚叉飛彈，還有突然間呼嘯升空、威風凜凜的戰鬥機群。
美國電視播報員用高亢激越的聲調報導這偉大的、曆史的一刻，配上“澎巴澎巴”銅管齊發的愛國軍樂，令人情緒澎湃。
麥克阿瑟高大的身形顯得瀟灑自在，盟軍各國將領站立在他身後，一字排開，不說話也顯得氣勢逼人。麵對麵的日本代表團隻有十一人，人少，彷佛縮聚在甲板上，無比孤寒。首席代表外交部長重光葵穿著黑色的長燕尾禮服，戴著高聳的禮帽和雪白的長手套，持著紳士拐杖。拐杖是他歐式禮服的必要配件，卻也是他傷殘肉體的支柱所需。十三年前的四月二十九日，重光葵在上海虹口被抗日誌士炸斷了一條腿，此後一生以義肢行走。
戰敗國的代表，瘸著一隻腿，在眾目睽睽下一拐一拐走向投降簽署桌，他一言不發，簽了字，就往回走。
站在重光葵身邊那個一身軍裝的人，來得不甘不願。他是主張戰到最後一兵一卒的人：陸軍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以威逼之勢強逼何應欽簽下“梅何協定”控製華北的是他；發動“三光”作戰——對中國的村落殺光、燒光、搶光的，是他；核準創建“七三一”部隊製造細菌武器的，是他。被任命為關東軍司令時，梅津曾經莊嚴地發誓：“今後將愈加粉骨碎身以報皇恩於萬一。”
此刻天上晴空萬裏，艦上的氣氛卻十分緊繃。站著坐著圍觀的人很多，但是每個人都神情嚴整；血流得太多的曆史，記憶太新，有一種內在的肅殺的重量，壓得你屏息靜氣，不敢作聲。站在甲板上麵對麵的雙方，勝利的一邊，隻做了三分鍾相當克製的講話，輸掉的一邊，徹底沉默，一言不發。在那甲板上，兩邊的人，眼光避免交視，心裏其實都明白一件事：很快，簽署桌這一邊的人將成為對麵那堆人的審判者。
國際軍事法庭所有的籌備已經就位，在歐洲，審判納粹的紐倫堡大審即將開庭。梅津所預期的“粉骨碎身”，很快要在東京應驗，以一種極其屈辱的方式。三年以後，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國際法庭以甲級戰犯之罪判處他無期徒刑。
39，突然亮起來
上海沉浸在欣喜的歡騰之中。堀田善衛以為那些勝利標語都是“地下組織”所準備的，其實不盡然。滬上有個無人不知的老字號“恒源祥”，老板叫沈萊舟。他在閣樓裏一直藏著一個無線收音機，當晚貼耳聽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就悄悄出門買了粉紅、淡黃、湖綠色的紙，回家裏磨了墨，親筆寫了好幾張標語，看看四周無人，快手快腳貼在店門外的石柱上。
上海最高的大樓是國際飯店。很多人在幾十年後還會告訴你：那樓真高啊，站在樓對麵的街上，想看那樓有多高，一仰頭，帽子就從腦後掉了下去。十一日那個大清早，國際飯店樓頂高處豎起了一麵中國國旗，過路的人看見了都嚇了一跳，停下腳來，假裝不經意地看。旗，是哪個大膽的家夥掛的，沒人知道。
主持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出門時剛好走過十字路口的西班牙夜總會。已經好幾年沒聲音、灰撲撲的西班牙夜總會，不知怎麽竟然從裏頭傳出久違了的西洋音樂。這七十八歲的光緒進士心裏知道時間到了，趕忙折回家，把他編選的禁書取出了二十本，在扉頁簽下歡欣鼓舞的句子，放進一個包裏，背到商務印書館門市部，放在櫃台上最顯眼的地方。
那本書的書名，叫做《中華民族的人格》。
上海人的商業細胞一夜之間全醒過來。八月十五日以後，“特快餐”改稱“勝利快餐”。賣平湖西瓜的小販，改口叫賣“和平西瓜”。帕克鋼筆的廣告出現在頭版“中央日報”四個大字下麵：
慰勞抗戰將士紀念品
“筆”“必”同音，以鋼筆贈人或自備，可互勉建國“必”成的信心。
人潮擁擠處開始出現剪紙藝術家，當場快刀剪紙，嚓嚓幾下，就剪出史達林、杜魯門的大鼻子人頭側影。
八月十五日這一天，家家取下了蓋窗遮光的防空燈罩，走在街上的人們突然感覺到臉上有光，很驚訝，彼此對看，脫口而出：啊，都已經忘了，上海城原來那麽亮！
滿城的興高采烈。很久沒有的輕鬆感使人潮重新湧上街頭巷尾和廣場，成群的孩子們在弄堂裏追逐嬉鬧，江畔和公園裏，牽手依偎的戀人露出旁若無人的微笑。
一個《字林西報》的英國記者，卻也在這樣歡騰的空氣裏，走進了另一條街，撞見了同時存在的另一個現實。
兩個日本人，雙手反剪，在一輛軍用卡車裏，兩眼發直地瞪著他們曾經主宰過的街道。現在兩邊都站著全副武裝的警察，前後卡車上滿滿是荷槍實彈的士兵。兩個死刑犯就這樣遊街好幾個小時，最後才到了刑場。刑場上，成千上萬的男女老幼堵在那裏，眼裏充滿恨。
兩個人還真勇敢，臉上不露任何情緒，不管四周的男人怎麽詛咒、女人怎麽叫罵，都不動聲色。顯然他們是軍人，軍人死也要死得堅毅。
我明知道他們一定死有餘辜，但還是覺得他們可憐。
兩人被喝令跪下。兩個警察，毛瑟槍上了膛，緊貼著站在他們後麵。一聲令下，槍口對著死囚的後頸發射，死囚人往前撲倒，頭顱登時被轟掉了一半。
一剎那，群眾忽然一擁而上，突破了軍警的封鎖線，奔向屍體。有個女人拿著一條手帕去沾血，然後歇斯底裏地對著那殘破的屍體大罵，其它的人就擠上前去用腳踢屍體。一個年輕的姑娘指了指其中一個屍體暴露出來的生殖器，其它幾個女人就衝上前去把那生殖器用手當場撕個稀爛。
英國記者忍不住把臉別過去時，聽見遠處傳來鑼鼓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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