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 誰丟了他的兵籍牌？
62，最底層的竹
飛力普，我最近一直在思索“罪與罰”的問題。
你出生的時候，一九八九年深秋，我躺在法蘭克福的醫院裏一麵哺乳，一麵看著電視，那是不可置信的畫麵：上百萬的東德人在柏林街頭遊行，然後就衝過了恐怖的柏林圍牆，人們爬到牆頭上去歡呼，很多人相互擁抱、痛哭失聲。在那樣的情境裏，你在我懷裏睡覺，長長的睫毛、甜甜的呼吸。初生嬰兒的奶香和那歡呼與痛哭的人群，實在是奇異的經驗。
晚上靜下來時，我聽得見頭上的日光燈發出滋滋的聲音。
後來，人們就慢慢開始追究“罪與罰”的問題：人民逃亡，守圍牆的東德士兵開槍射擊，一百多人死在牆角，你說這些士兵本身有沒有罪？所有的罪，都在他們製訂決策的長官身上？還是每個個人都要為自己的個別行為負責？
東德共產黨的決策高層一直說，他們要求衛兵防止人民離境，但是從來就沒有對守城士兵發布過“逃亡者殺”的命令。於是很多法庭的判決，是判個別士兵有罪的。
你知道嗎，飛力普，一直到二零零七年，才在一個當年守城衛兵的資料袋裏找到一個軍方文件，文件寫的是：“麵對逃亡者，使用武器不需猶豫，即使是麵對婦孺，因為叛徒經常利用婦孺。”
這個文件出現的時候，我的吃奶的小寶貝都已經滿十八歲了，很多士兵早被判了刑。
昨天在電話上跟你提到柯景星這個台籍監視員。他被判刑十年，罪行是他和其它十幾個台灣兵在日本已經知道要戰敗的最後幾個月裏，屠殺了四十六個英澳俘虜。那個下指令的日本隊長，在法庭上承認是他下令，一肩挑起罪責，但是那些奉命動手的台灣人，還是被判了重刑。
日本軍方，是不是和東德共產黨一樣，也說，我們從來就不曾發布過“殺俘虜”的命令呢？
我在澳洲堪培拉戰爭紀念館的收藏裏找到了這麽一個文件，你看不懂，沒關係，我翻譯給你聽。
你知道，日本的投降，是在八月十一日就已經傳遍全世界了，這個文件是八月一日發出的，下達“非常手段”給各俘虜營的主管。翻譯出來，指令是這麽說的：在現狀之下，遇敵軍轟炸、火災等場合，若情況危急，必須立即疏散至附近的學校、倉庫等建築物時，俘虜應在現在位置進行壓縮監禁，並於最高警戒狀態下，準備進行最後處置。
處置的時機與方法如左：
時機
原則上依上級命令進行處置。然若有左列場合，得依個人判斷進行處置：
甲、群體暴動，且必須使用兵器才能鎮壓時。
乙、自所內逃脫成為敵方戰力時。
方法
甲、無論采各個擊破或集團處置的方式，皆依當時狀況判斷後，使用火藥兵器爆破、毒氣、毒物、溺殺、斬首等方法進行處置。
乙、無論在何種情形下，都要以不讓任何士兵脫逃、徹底殲滅，並不留下任何痕跡為原則。
這個文件真是讀來心驚肉跳。“非常手段”、“最後處置”、“徹底殲滅”，不就是殺人滅跡嗎？柯景星所接受到的命令，不就是這個嗎？直接下令的杉田鶴雄自殺，奉命動手的柯景星判刑十年，但是決策者的罪責要怎麽依比例原則來算呢？
我老想到那個喊救命反而被台灣兵用刺刀戳死的英國男孩——他會不會也跟比爾一樣，謊報十八歲，其實隻有十五歲？
或者，和我的飛力普一樣，十九歲？
殺害他的責任，應該算在誰的頭上？
我跟你說過我找到了澳洲的比爾嗎？一九四五年從俘虜營回到家鄉以後，他變成一個專業木匠，幫人家設計家具，做門窗。他在俘虜營裏零零星星所做的素描，後來重新畫過。我說我想在書裏放幾張他的俘虜營素描，他開心得很。
我問他，“在山打根俘虜營裏飽受虐待的時候，你知不知道穿著日軍製服的監視員其實大多是日本殖民地的台灣兵？”
他說，“知道的，因為他們常被日本長官揍，刮耳光。老實說，日本人對待這些福爾摩沙監視員的態度跟監視員對待我們這些俘虜的態度，其實一樣地狠。”
“那麽，”我再追問，“如果我說，這些福爾摩沙監視員在某個意義上，也是一種‘被害者’——被殖民製度和價值所操弄，因而扭曲變形，你會反對嗎？”
他馬上回了電郵：“教授，我當然不反對。他們同樣身不由己啊。”
我問他，對那些福爾摩沙監視員最深刻的印象是什麽。
他說，“有一次我跟兩個英國人從俘虜營逃跑被搜捕回來，我們都以為這回死定了，因為我們都看過俘虜被活活打死。而且，如果當場沒打死，傷口發炎，不給藥，潰爛沒幾天也一定死。可是奉命管教我們的是幾個福爾摩沙兵，他們年紀很輕，而且個子都比較小，抓那個很粗的藤條抓不太牢，所以打得比較輕。我們運氣還不錯。”
“有沒有可能，”我說，“是這幾個福爾摩沙監視員故意放你們一馬呢？”
“很難說，”他這麽回答：“操弄，就是把一根樹枝綁到一個特定的方向和位置，扭成某個形狀，但是我相信人性像你們東方的竹子，是有韌性的，你一鬆綁，它就會彈回來。但是呢，如果你剛好被壓在最底層的話，那可是怎麽掙紮都出不來的。”
63，那不知下落的卓領事
在山打根值勤的監視員柯景星和蔡新宗在事隔六十年之後，都還記得一個特別的俘虜，一個中國人。他們不知道他的來龍去脈，隻知道他是“卓領事”，被日軍關進俘虜營，和英國軍官一起做奴工。他的年輕的妻子帶著一個四歲的女兒和一個四個月大還在吃奶的男嬰，分開來關。九十歲的柯景星對往事的記憶已經大半模糊，但是年輕的領事夫人的影像很清晰地在他心中。
“俘虜營裏有個女生——領事太太，有一天說，我的孩子養不大怎麽辦？後來我去買煙，再把買來的煙拿去隔壁的商店換了三、四十個雞蛋，我就把雞蛋拿給那個女生，那個女生就馬上跪下，我說如果你跪下我就不給你。他的小孩很可愛，嬰兒，這麽大。我說我還沒結婚，你孩子都這麽大了，你如果跟我跪下的話，我就不給你了。”
蔡新宗記得的，則是卓領事的堅定以及日本人在背後議論時對他的敬意。這個監視員眼中不知來曆的“卓領事”，隻要答應轉態為汪精衛政府效力，他馬上就可以回到南京做官，他的妻子可以免於折磨，他年幼的兒女不需要冒營養不良致死的危險，他自己也不會被殺。然而，台灣的監視員親眼看見這個領事在日軍的恐嚇和利誘之下完全不為所動。
這究竟是哪裏的領事？他後來的命運又如何？
對自己的命運都毫無掌握的監視員柯景星和蔡新宗，搖搖頭說，不，他們一無所知。
他們不知道，卓領事名叫還來，燕京大學的畢業生，後來到歐洲留學，取得巴黎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抗戰爆發，他和許多留學生一樣熱血澎湃地回到中國，投入國家的命運洪流。太平洋戰爭爆發時，他是中華民國外交部駐英屬婆羅洲山打根的總領事。日軍在一九四二年二月登陸婆羅洲，卓還來還在領事館裏指揮著同仁緊急地銷毀文件，以免機密落進敵人手中。炮火轟隆聲中，不及撤退，一家人在刺刀的包圍下被送進俘虜營。
當他的妻子為了嬰兒的奶粉和雞蛋在對台籍監視員求情、感恩下跪的時候，卓還來本人在做苦力。山打根當地的華僑晚上偷偷給他送食物，白天往往從遠處望見僑社所尊敬的領事在監視員的驅使下做工。
卓領事和七、八位白人，從一哩半的工程局，每人推滾一桶四十四加侖的汽油桶，推到碼頭的油輪上，以做裝油之用。我看見卓領事身穿短衣、短褲，推得滿身大汗，而且汗流浹背。這是日軍進行羞辱性的勞動。
在三年半的集中營內，卓還來大概每天入睡前都在等候那個時刻；那個時刻終於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的淩晨三時到來。不管在哪個國家，這種事總是發生在黑夜中，走進人犯寢室裏的軍靴腳步聲總是颯颯作響，彷佛隔音室裏擴大了的活人心髒跳動。卓還來和其它四個英美官員被守衛叫起，一聲不響，被押進叢林隱密處。
一年以後日本投降，俘虜營解放，人們在清查名單時，才發現卓還來失蹤，開始在叢林裏尋找隆起的黃土丘。兩個月後，果然在靜謐無聲的密林深處找到五個蟲蟻如麻的荒塚。荒塚中的骸骨，都沒有頭顱。那麽如何辨認卓還來？
一片還沒腐爛的布塊，是當地僑胞偷偷送給他的衣服，證明了這一堆是卓還來：幹發一束、門牙三枚、膝蓋骨、指骨、肋骨各一。白骨淩亂，顯然林中野狗曾經扒食。
柯景星和蔡新宗到今天都不知道，那個因為堅定的政治信念而令俘虜營中的日本軍人肅然起敬的“卓領事”，早已被害。也不知道，在戰後的一九四七年七月七日，他的骸骨被國民政府專機迎回，隆重地葬於南京菊花台“九烈士墓”。
當“卓領事”的骸骨被迎回南京、白幡飄飄一片榮耀悲戚的時候，柯景星和蔡新宗已經淪為戰犯，監禁在新幾內亞的拉包爾俘虜營裏。柯景星和蔡新宗也不知道，殺害卓還來的日軍警長阿部木內中佐和芥川光穀中尉，都上了絞架。
有些人生，像交叉線，在一個點偶然交錯，然後分散沒入渺茫大化。
64，老虎橋
到南京，上一輛出租車，說要去“菊花台九烈士墓”，司機多半茫然，有雨花台，沒聽過菊花台。
卓還來安葬之後一年半，南京的總統府大門插上了五星旗。此後，卓還來從集體的曆史記憶中，被刪除。在隨後幾十年的時光裏，他的子女不敢提及這個為中華民國犧牲了的父親，他的妻子不敢去上墳。烈士還是叛徒，榮耀還是恥辱，往往看城裏頭最高的那棟建築頂上插的是什麽旗子。
或者，人們選擇記得什麽、忘記什麽。
和卓還來同代的“八百壯士”，人們至今記得那些壯士們是如何地臨危授命卻又視死如歸，一個一個都是英氣逼人的青年男子。蔣介石為了即將舉行的九國公約會議，讓國際看見中國抗戰的堅持，決定在大撤軍的同時，在蘇州河北岸仍舊“派留一團死守”。這個團，其實就是一個自殺的隊伍。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八十八師第五二四團團副謝晉元奉命留守閘北四行倉庫，孤軍悲壯抗敵的傳奇，就此開始。
人們記得，四行倉庫樓頂的那麵在晨風中微微飄動的國旗，人們也記得，蘇州河對岸的鄉親父老們，發現了那麵國旗時熱烈盈眶的激動。中華民國駐南非大使陸以正，那時是個十三歲的初中生；二零零九年我們坐在台北一家精致的意大利餐館裏，眼看著物換星移，浪淘沙盡，他卻仍然記得四行倉庫的悲壯在他稚幼的心靈烙下如刀刻般的印記。
到今天，也還有人依稀記得那首歌：
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
你看那民族英雄謝團長，
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
你看那八百壯士孤軍奮守……
一九七六年台灣拍的“八百壯士”電影，結束的畫麵是這些壯士們在天崩地裂的戰火中英勇撤出了三百五十八人，歌聲雄壯、國旗飄舞，然後國軍壯士們踩著整齊的步伐，帶著無比堅毅的眼神，往前方踏步而去。劇終。
前方一片模糊——他們無比堅毅地踏步到哪個“前方”去啊？
被集體記憶刪除了的是，這三百五十八個人，步伐整齊，走進了英租界，馬上被英軍繳械，關進了收容營，從此失去自由，成為孤軍；仍在中國的土地上，但是被英軍監禁，被日軍包圍。孤軍想在收容所中升旗，都會引來衛兵的侮辱和毆打。監禁四年之後，珍珠港被炸，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日軍入侵租界，孤軍立刻成為戰俘，分送各地集中營，為日本的侵略戰爭做苦勞後勤。
“八百壯士”中的一百多人，被押到南京，進了老虎橋集中營。
老虎橋集中營在哪裏？
我到了南京，找到了老虎橋監獄的舊址，但是，什麽都看不見了。四邊是熱鬧的酒店商廈，中間圍著一個軍營，有衛兵站崗。
剛拿出相機，衛兵直衝過來，大聲吼著，“拍什麽拍什麽？這是軍事重地你拍什麽拍！”
我拍什麽？就是跟你說你也聽不懂！懶得理你。
我走到對街去，一回身對著他“喀嚓”一聲，幹脆把他也拍進去。
日軍在老虎橋監獄關了近千名國軍戰俘，每一百多人擠在一個大獄房裏，睡在稻草鋪的地上。每天戰俘由監視員帶到工地做苦役——建機場、挖防空洞、築防禦碉堡，是的，和婆羅洲或者拉包爾的英澳戰俘，做的是一樣的事。
老虎橋的很多監視員，是的，也來自福爾摩沙。
糧食不足，醫藥全無，大獄房裏的國軍戰俘不是死於饑餓就是死於疾病，每天早上都有很多具屍體要抬出去。有人深夜逃亡被捕，獄卒把逃亡國軍吊在木柱上施以酷刑，令人心驚肉跳的哀嚎呻吟之聲，傳遍集中營。
隸屬美國十四航空隊的飛行員陳炳靖在轟炸越南海防時被擊落遭捕，輾轉送進了南京集中營，他目睹國軍戰俘的狀態：
有一次，我親眼看到一批四十餘人的國軍入獄，他們棉服胸前兩側均有刺刀穿孔，且帶有血跡，經打聽之後，我才知道此批國軍戰俘在戰場上有數百人，日軍要他們全都趴在地上，開始用刺刀往上身刺，每人被猛刺兩刀，此批人是沒有當場被刺死的，才押送來此。
南京戰俘營的“獄卒”中，有十五位台籍日本兵。陳炳靖提到其中有兩個人對國軍戰俘特別殘暴。他聽說，在戰後，這兩個福爾摩沙兵在台灣南部被殺——當年的受害國軍踏破鐵鞋，找到了他們。
而陳炳靖自己，這麽多年來，也一直在找一個台籍日兵，為的卻是一個不同的理由。一九四四年，陳炳靖終日發高燒躺在床上，他萬念俱灰。每日的淩虐已經不堪負荷，俘虜生病，沒有醫藥，隻能自生自滅，他一心想死。
在悲涼無助的深夜裏，一個黑影子悄悄出現在他床頭，是國軍俘虜中擔任護理的人，手裏拿著針筒，準備給他注射。陳炳靖全身火燙、神智幾乎不清，卻還覺得不可置信，問說，哪裏來的藥劑？
黑影子說，十五個台籍監視員之一，是學醫藥出身的。知道了陳炳靖的病情，從日軍那裏把藥偷了出來，交給他，要他來救陳炳靖，同時吩咐，絕不可外泄，否則身為監視員的台灣兵會被日軍槍斃。
終其一生，陳炳靖都在尋找這個台灣人。
關進南京老虎橋集中營的一百多個“八百壯士”，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集中營的大門被打開的時候，隻剩下了三十幾個。
65，拉包爾之歌
小時候看過二戰的電影吧？桂河大橋啊、六壯士啊什麽的，都是美國片，所以英雄都是美國人。如果是演歐洲戰場的，那麽德國兵都像一敲就倒地的白癡；如果是演太平洋戰場的，日本兵每個都長得很醜很殘暴。
一九四二年六月激烈的中途島戰役之後，盟軍拚命轟炸，軍國日本的戰備工程突然加速轉動，吸進大量的苦力和兵力。太平洋戰場的新幾內亞，是一個漩渦的中心：台灣和朝鮮殖民地的軍夫軍屬、以武力擄來的各路國軍戰俘，以及從中國大陸、香港、印度尼西亞等地征來騙來的民夫，一船一船送到了新幾內亞的拉包爾碼頭。
幾路人馬幾乎同時上了船，駛往赤道以南。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底，南京老虎橋集中營的國軍俘虜，在刺刀包圍下，被運到上海碼頭，上了船。
這些統稱“國軍”俘虜，其實成分很雜。有在不同戰役中被日軍俘虜的正規國軍部隊，包括衢州會戰中大量被俘的八十六軍，有敵後抗日的各種勢力，包括共產黨的新四軍和不同路數的挺進隊，包括國民黨戴笠創建的遊擊隊，譬如忠義救國軍和地方的各形各色保安團及縱隊，也包括地下抗日誌士，其中也有老師、學生、記者。
五十七位“八百壯士”，也被塞進了船艙，和其它一千五百多名國軍俘虜一並被日軍編成了“中國軍人勤勞團”，開往拉包爾。
這時候，蔡新宗和柯景星剛到婆羅洲才幾個月，還正在好奇地熟悉環境。在南投，住得離蔡新宗家很近的辜文品，被選進了第三回“特設勤勞團”，和南投埔裏其它三十九個年輕人，正在做離鄉的準備。二十歲不到的男孩，在鄉間成長，對這個世界的理解還沒開始，隻是在母親憂鬱的突然安靜裏覺得稍微有點不安。他們特別結伴去神社拜拜，然後接受了沿街群眾的致敬；群眾揮舞著日本國旗，人群裏頭也默默站立著自己的父親母親，或者，那心中思慕卻還來不及表白的人。埔裏鄉親就這麽送走一批又一批自己的子弟，很多不舍的熱淚，也有悲壯的注視和堅毅的眼神。
高雄港的船艦很多，他們這一艘運輸艦，目的地是拉包爾。
辜文品後來也老了。六十年以後，他在埔裏回想起自己在拉包爾的年少歲月，挖洞、埋屍、種菜、搶築碉堡，什麽都做了，難以忘懷的，還是那成千成千的屍體
——炸死的、病死的、餓死的屍體，等著他去火化。因為太有經驗了，他成為專家，單憑“氣味”，年紀輕輕的他就能辨別燒到了人體的哪個部位。心髒，他說，最難燒，往往還要澆上汽油，才燒得幹淨。
66，魂牽
我在看日本戰敗後，拉包爾戰俘營國軍的幸存者名單，一個名字一個名字看下來。
一千五百多人從中國被送到這個島，關進集中營，開始做奴工。一九四五年這個俘虜營被登陸的澳軍解放的時候，活著的國軍隻剩下七百多個。從南京老虎橋送來的一千人中，活到一九四五年的，隻有四百個。
這些幸存者，欣喜若狂在碼頭每天注視著海港，等祖國派船來接他們回家。他們不知道的是，在遙遠的祖國，內戰，已經處處烽火。一個千瘡百孔、焦頭爛額的政府，你要他這時從幾千公裏外的叢林島嶼接回自己的子弟，那絕不是第一優先，而且，也很困難——哪裏來的船呢？
他們就繼續在營區裏等待。戰後第一個國慶節到了，他們在俘虜營區四周插滿國旗，貼上標語，照樣升旗，唱國歌，對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慶祝中華民國國慶。
這一等，就是兩年。
看著一九四五年九月的幸存者名單，一個名字一個名字地看，這時，台北《聯合報》刊出了最新發現：在拉包爾幾乎整個被火山覆蓋的叢林裏，找到三座國軍的墳。
龍應台致國防部長陳肇敏信件的一頁。
不隻三座啊，我想，厚厚的火山灰燼下麵應該有八百個國軍的骸骨。拉包爾啊，隨便哪裏一鍬挖下去，都是人的白骨。
在我心中揮之不去的思緒是，一九四三年從南京老虎橋集中營被運到這個有鱷魚的叢林島的那一千多名國軍，可都是像林精武、張拓蕪、柯景星、蔡新宗這個年齡的人啊。死在異鄉，即使是沒名沒姓的集體掩埋於亂葬崗，即使亂葬崗已經被爆發的火山熔岩深深埋滅，這些失鄉的亡魂——可都是有父有母的。如果說，當年，是國家讓他們過江過海來到這蠻荒的叢林，讓他們受盡傷害之後無助地倒下，然後任火山覆蓋他們的臉，那麽六十年以後，國家，也可以過江過海牽引他們回到故鄉吧？
我開始尋找幸存者。
67，尋找利瓦伊恂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台灣岡山空軍官校大榕樹下
利瓦伊恂，八十九歲
五十七個“八百壯士”，死了二十一個，剩下三十六個。八十六軍的、新四軍的、地下遊擊隊的，一個一個名字曆曆在目。我心想：這些幸存者，終於在一九四八年回到了祖國，祖國卻在熾熱的內戰中，哀鴻遍野，然後是大分裂、大流離；他們之中，一定也有人輾轉到了台灣，而且，也可能還有人在世，隻是，人海茫茫，我要怎麽找到這個人呢？
發出上天下海的“尋人令”之後兩天，接到電話，“利瓦伊恂先生找到了，真的在台灣。”
在港大的寫作室裏，我忍不住大叫。
什麽樣的時空啊，我在二零零九年的香港，越過山越過海，穿過雲穿過路，真的找到了一九四二年冬天從南京老虎橋集中營被日軍送到拉包爾戰俘營去做奴工的遊擊隊長。
“他意識清晰嗎？語言能表達嗎？”我急急地問。
“很清楚，而且，”台北那一頭的聲音清脆地說，“我跟他一解釋是您在找他，李先生就說了一句話。”
“他怎麽說？”
“他說，我知道為什麽我的戰友都死在拉包爾，但我利瓦伊恂獨獨苟活到今天。我在等今天這個電話。”
“喔……。”
地獄船
龍：怎麽被送到拉包爾俘虜營去的？
李：一九三七年淞滬戰事爆發時，我十七歲，學校也停課了，我就加入了戴笠創建的忠義救國軍。那時候，國共兩黨在江南地區搶知識青年。
龍：您被編入混成隊，接受了什麽樣的訓練？
李：爆破、情報、縱火、暗殺。
龍：一九四二年，民國三十一年四月二十號，您在上海對日軍爆破而被捕？
李：我們沒有長槍，隻有短槍，不能做長距離攻擊，隻能夠去丟手榴彈，大概破壞了四、五個大的物料庫。我們第二天早上就被攻擊了。後來我潛入上海，當天晚上，日本憲兵就來了。
龍：談談在南京集中營的情形。
李：南京集中營就在老虎橋，第一監獄，就是汪精衛的夫人陳璧君、周佛海在戰後被關的地方。老虎橋第一監獄大概經常維持有一千五到二千人，日軍把俘虜每天派送到三個地方去做苦役，挖煤礦、建機場等等，非常苦的。集中營裏是俘虜自治的，我去的時候是“八百壯士”的上官誌標當總隊長。
龍：上官誌標來台灣以後在台南當兵役課長；後來呢？
李：跟我同日進去差不多有四百多人，當時我就編了個十六隊的隊長。基本上，我們就是南京集中營的苦力，像畜生一樣，兩百個苦力，等於兩百頭馬，兩百隻牛。
龍：怎麽去到拉包爾的？
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發，來年一月二十四日到。上船的時候根本不知道去哪裏——人家把你當牲畜看，不會告訴牲畜要被送到哪裏。
出了集中營，我們就上了沒有窗的悶罐車，全部人都進去了，從外頭上鎖。第二天早上到了吳淞口，下車，這樣子就上船了。上船前幾個禮拜，還好。在那底層船艙裏，你想象，我們這些人已經被關了好幾個月，有的關了一年兩年的，多想念煙啊，餅幹、糖果都渴望。日本人那時候是最豐富、最高傲的時候，日本兵吃不完的糖果和煙，就往我們船底下丟，下麵一擁而上搶奪的情形你可以想象。
龍：一千多個人都在船底？
李：沒有，一百多個人，因為他分很多條船。
反正我那個艙底一百多個人。一下去，就發生搶煙搶糖的情況，難堪啊。我搞不清哪個是班長排長，可是我火大了，我說“不許搶！”那個時候的民族思想真的是非常濃厚的，一罵，都不搶了，我說收起來，班長來分。然後我就上去找日本人，語言不通，就拿筆談。我的意思是，你給糖果、給香煙是好意，我們很感謝，但你這樣丟是汙辱的。我們可以上來，你們好好地給我們。那個日本人懂了，他說好好好，就停止這個動作了。
龍：那條船一路就到了拉包爾嗎？
李：有一本書叫《地獄船》，你看過嗎？我不敢看。
我們這一百多人，到了拉包爾前一站，最後一個禮拜，換船了。進入一個底艙，裏頭已經有三百多人。你想想，一個隻能容一百人的船底，現在塞進了四百多人是什麽狀況？
龍：空氣不夠？
李：不通風的底艙，很熱。空氣不夠。悶到最後，我隻能告訴你，四百個人，沒有一個人穿衣服的，內褲都沒有，頭上身上爬滿了虱子。
龍：大小便怎麽辦？
李：你到哪裏上廁所啊？艙底兩側有各有一個樓梯往上，但是在每一個樓梯口守著四把刺刀，他說，一次可以有五個人上去，那五個人下來之後，才能再放另外五個人上去。
於是在樓梯底，就站滿了人。“先生啊！我要大便啊！”“先生啊！我要小便啊！”他們不理你，逼急了小便就流出來了，貼身擠在你身旁還有橫倒在你下麵的人就罵。再逼急，大便就出來了。
龍：譬如大便，你自己怎麽處理？
李：我就撕被單。
龍：有東西吃嗎？
李：有東西吃，沒有水喝，不給水喝。有的人喝自己的尿，可是，因為缺水，所以連尿也沒有。那時時候想自殺都很難，因為刺刀在那裏，你連樓梯都上不去。這樣子有一個禮拜。
你想象一下：四百多個國軍，全身一絲不掛，大便小便流在身上，頭上滿是虱子。那真的是一艘地獄船啊。
龍：你們到了拉包爾上岸的時候，很多人是抬著下來的囉？
李：誰抬誰啊，都走下來的。
龍：其它的船，說是那身體太弱的，一上碼頭就被日本兵槍殺了，您知不知道？
李：這個我倒沒聽說過，至少我們這船沒有。
沒有紅藥水
龍：這樣的地獄航程，沒人死？
李：體力統統搞光，人卻沒死，真的沒人死。死是什麽時候開始死？我告訴你，上了岸，十天以後開工，死，才真正開始。
龍：怎麽說？
李：我們被編成幾個大隊，就叫“支那特別勞務隊”，分頭出去做工。有一個五百多人的大隊最後死了三分之二，隻剩下一百多人。他們的工作比我們苦。美軍來轟炸的時候，他們沒日沒夜地搶修機場，白天炸壞了，晚上就要去修，等到飛機撤了，沒事了，他們就要去開公路，有時候進入叢林，三天都見不到太陽。我這一隊，做的是碼頭裝卸。
龍：那麽整個在拉包爾的過程裏頭，有沒有見過台籍日本兵？
李：有，就是台灣軍夫，有幾個還談得來。
龍：你們這些中國俘虜，對於這些台灣兵的監視，感覺是什麽？你們之間的關係是什麽？
李：你說我們能講什麽，我們能去鼓勵他要有民族思想嗎？不能，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吧。
我們第一天上工，晚上就有一個弟兄回來跟我說，大隊長，今天碰到好多台灣來的年輕人啊，也在做苦工。很快，我們就發現，拉包爾有好幾千個台灣來的年輕人在做工，還有一千多個廣東、香港來的壯丁。
龍：當時中華民國駐澳使館給外交部的文件說是有六千九百多個“台灣壯丁”在拉包爾，需要被遣返台灣。再包括一些老弱婦孺的話，總共可能有八千多個。
李：我跟你講，我們大使館是很差勁的，戰後台灣人並沒有經過大使館回來。是盟軍的船艦，把他們當日本兵一樣遣送回鄉的。
龍：李伯伯，你們在拉包爾集中營，受到日本兵的虐待嚴重嗎？您剛剛說，到了拉包爾之後，死才真正開始？
李：這要說給你聽才懂。上岸十天後就出工，那個時候大家有氣無力，彼此也不太認識，沒有合作過。譬如抬一個箱子，一個人沒力氣扛起來，需要兩個人抬；兩個人抬起來沒事，放下去的時候，如果不同時放下，可能你的腳被碰破了，或手被劃到了，或者被釘子勾到了。你今天下午做工，隻要見血，五天保證你死掉。
龍：是因為沒有醫療品？
李：他有醫療品，我們營隔壁就是衛生材料部，裏麵什麽都有，就是不給。
龍：連紅藥水都不給？所以你們一個小傷口就會致命？
李：連紅藥水都不給。非常恐怖，今天你下午刮到了，小小一點傷口，沒有什麽，第二天早上這個地方就已經硬了。當然大家還是出去做一天工啊，第二天還可以做工；第三天早上起來，這個地方就潰爛了。第四天就生蛆了。
龍：生蛆了也沒有人來管？
李：有，日本人在。他在營區最上麵設了一個“醫病連”。病人就被拖到那裏去躺著，等於是個“病牢房”。日本兵前一天帶著我們到外麵挖了個大坑。第二天下午，他就到“病牢房”裏去看，第一次挑出二十九個他認為活不了的，抬出去，往坑裏一推，再補幾槍，土一蓋。
龍：那——不是活埋嗎？
李：等於活埋。第一次就這樣活埋了二十九個。
龍：這距離你上岸多少天以後？
李：大概十五天。接下來大概過了五天，又活埋了二十個，第三次大概有十幾個，總共我知道的大概有六十多個是這樣被殺害的……
那個時候想，我隻能活八十天了。因為，我帶領四百個人，每一天這樣子死好幾個，就算一天死五個人，八十天也輪到我啦。
龍：日軍還拿澳洲的士兵做人體實驗，這樣的情況在中國的俘虜營沒有發生？
李：我看到隻有這一種：他在我們裏麵挑了二十個體力最好的，挑出去了，實驗什麽呢？就是讓你每天隻吃一斤蔬菜、兩斤地瓜啊什麽的，看可以把你餓到什麽程度你還能活。
我記得有一個“八百壯士”叫徐有貴的，就是被抓去做實驗的。他有一天餓得受不了逃回來了，逃回來以後跟夥夫討飯吃。
68，一個叫田村的年輕人
墨爾本的康諾爸爸在公元兩千年過世了。年輕的康諾在整理爸爸遺物的時候，發現了一個紙已發黃的筆記本，裏頭是鋼筆手寫的日文，大概有一百六十多頁，顯然是個日記本子，因為有日期，從一九四三年四月到十二月。
康諾大概猜得到這本日記怎麽來的。康諾爸爸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那一年從軍的，一九四一年，他才十九歲。
一九四三的冬天，康諾爸爸在新幾內亞澳軍的情報站工作，專門搜索日軍的情報動向。這本日記，顯然來自新幾內亞戰場。康諾複印了筆記本中的幾頁，交給了澳洲的戰爭紀念館，請他們鑒定內容。紀念館很快就確認，這是當時一位日本士兵的叢林日記。
日記的主人，高一米五八，重五十七公斤，胸圍八十四厘米。他的生日是四月二十七日，可能是二十三歲。他的家鄉，應該是東京北邊的宇都宮市，因為日記中有他寫給家人的、尚未發出的信。他的名字，由於是縮寫，無法百分之百確定，但可能是田村吉勝。
田村的部隊是日軍派駐新幾內亞的四十一軍二三九師。四十一軍的兩萬人，搭乘幾十艘軍艦，從日本駛出，在青島停留了幾天之後，就撲向太平洋的驚險黑浪，直奔赤道以南的新幾內亞。田村的船艦，很可能和利瓦伊恂的戰俘運輸艦，在帛琉的海麵上曾經比肩並進。二十二歲的田村、二十三歲的南京戰俘利瓦伊恂，和南投埔裏那四十個年輕人，是在同一個時候，一九四三年的早春，到達新幾內亞的。
田村日記的首頁，大概寫在一九四三年的三月：
這裏的天堂鳥藏身在椰子樹林中。他們的鳴聲，使我憶起日本的杜鵑鳥。我不知他們在說什麽，聲音聽起來像“咕鼓——咕鼓——咕鼓”。
……一月末的日本報紙提到新幾內亞前線——誰會知道我竟然就在前線呢？
氣候像日本的八月。但是這裏有那麽多可怕的蟲螫。蚊子尤其凶悍。我們很多人都病倒了，戰鬥士氣很低落。
四月，叢林的雨季到了。士兵們不能出去，就坐在潮濕的帳棚裏，一整天、一整夜，傾盆大雨，打在帳棚上。
離開故鄉已經數月，寄出的信也許並未寄達，故鄉的音訊全無。雖然不敢奢望能夠活著回去，但寂寞之情，深深充斥著我身為士兵的內心。空的汽油桶，暫代澡盆，水滿了出來；一如往常低垂著的，是南國的夕日。身邊的戰友接連逝去，能否再讀到來自故鄉的信呢？（田村日記）
每天晚上都下雨，不停歇地下，像女人的哭泣。帳棚頂離地麵隻有一米半高，濕氣逼人，即使生了火，還是難受。
當中國的“八百壯士”俘虜們像羅馬帝國的奴工一樣在拉包爾搶築機場的時候，田村的兩萬弟兄們在做一樣的事情。四十一軍在趕建的威瓦克機場在新幾內亞的本島上，距離拉包爾機場就隔著一個窄窄的俾斯麥海峽。田村有很濃的文藝氣質，晚上筋疲力盡倒在營帳裏時，他用詩來記錄自己的日子：
烈日曝曬，兵建機場，
大汗淋漓，無語。
工事日日進行，
長官天天巡察。
暫休海灘旁，汗水滿頭臉，
遠望海茫茫，隻盼家書到……
秋蟬聲唱起，枯葉蕭蕭落……
機場以敢死隊的氣魄和速度鋪好，日本第六航空隊所擁有的三百二十四架戰鬥機和轟炸機，馬上降落在機坪上蓄勢待發。十萬重兵，百架戰機，新幾內亞的土著每天在轟轟震耳的戰爭聲音中掘土種菜，赤腳的孩子們像猴子一樣爬上椰子樹頂，遠遠地瞭望那巨大的機器，心中被一種模糊而神秘的力量所震撼。
沒有幾天，盟軍情報發現了這個飛機基地，地毯式的大轟炸開始。來不及逃走的飛機，大概有一百多架，被炸得粉碎，機體爆裂，千百片碎鋼片殘骸四射，火光熊熊夾雜著不斷的爆炸，從拉包爾都看得見，濃煙怒卷衝天，使整個天空變黑。
二三九師的一個戰友，在海灘上被飛機碎片擊中，當場死亡。田村拿起筆來抒發心裏的痛苦：
朋友在海邊被敵機炸死，
但是海水翻白浪，一樣寧靜。
武器殘骸隨波漂蕩，
岬上草木青翠依舊，
小船泊港一如舊時。
我心何其悲傷。
但是轟炸時，不能出工，反而是田村可以休息的時候。他坐在低矮的帳棚裏，靠著一根柱子，曲起腿，在微弱的光裏，給一個女孩子寫信：
誰會知道，在這南海邊疆，我會這樣地思慕著你呢？一年不見了。
你其實隻是一個好友的小妹，我不懂為何竟忘不了你。
從不曾給你寫過信，也不敢對你有所表露。
孤獨時，我心傷痛，想家。
我不敢妄想得到你的心，但我情不自禁。
說不定你已結婚；那麽我嫉妒你的丈夫。
蒼天又何從知道我如何地盼你幸福。
日記的最後一則，寫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八日，字跡模糊，無法辨認。十二月八日以後，一片空白。他給思慕的女孩的信，沒有發出。
二三九師從當年十月開始，就在新幾內亞東海岸做極盡艱難的運輸和防禦。糧食殆盡，叢林所有的熱病開始迅速擴散。走在荊棘密布的叢林裏，士兵一個一個倒下，倒下時，旁邊的弟兄沒有力氣扶他一把。田村倒下的地方，可能是新幾內亞東岸叫“馬當”的縣份。
沒有發出的信，連同他的叢林日記，在六十年後，澳洲戰爭紀念館親手放在他日本家人的手掌心裏。
69，誰丟了他的兵籍牌？
進入了一九四四年，太平洋海麵完全籠罩在盟軍的轟炸範圍之內，新幾內亞外援補給徹底斷絕。兩年多前登陸新幾內亞總共有二十萬日軍，到一九四五年戰敗時，隻剩下一萬個活著回家的人。
這一萬人，是否包括了和田村在叢林裏並肩作戰的、台灣原住民所編的高砂義勇軍呢？
一九四二至四四年之間，日軍為了叢林作戰，在台灣征召了幾千名高砂義勇軍，送進菲律賓、新幾內亞、印度尼西亞等熱帶雨林，為前線的日軍做後勤運輸。死在叢林裏的文藝青年田村吉勝來不及寫出二三九師覆滅的經過，但是從幸存的高砂義勇軍口述中，田村所經曆的，曆曆在目。
為了避開美軍的轟炸，日軍夜間行軍。美澳聯軍已經登陸，遭遇時短兵相接，激烈血戰。日軍從馬當退避山區，一路上都是危險的流沙和沼澤，很多人在探路時被流沙吸入，穿過叢林時被毒蛇咬死，更多的人在涉過沼澤時被潛伏水草中的鱷魚吃掉。緊緊逼在後麵的，是美澳聯軍的機關槍和低空的密集轟炸。
島嶼被孤立，運補被切斷，本來負責馱重登山的高砂義勇軍現在也沒有物資可馱了，他們被編為“猛虎挺身隊”、“佐藤工作隊”等等，在地獄般的戰場上繼續作戰。補給斷絕最嚴重的後果，就是糧食的短缺。開始時，新幾內亞的日軍吃香蕉、采木瓜、刨地瓜，這些都吃光了，就接著吃嫩草、樹皮、樹根。台灣的原住民懂得叢林的密碼，他們自己饑餓，卻仍然盡忠職守地為日軍去設陷阱獵山豬、抓大蜥蜴、捕蟒蛇。敵機轟炸後，他們就跳進海裏抓炸死而浮上來的魚。
他們也深諳植物的秘密：缺鹽，他們尋找鹽膚木——嫩葉可以吃，果核外皮含著薄鹽，刮下來可以保命。他們也會撈“水流苔”煮湯，能識別無毒的菌類，知道什麽藤心可以抽出來吸、什麽樹是可吃的肉桂、什麽樹根包著澱粉。軍中位階最低的台灣原住民在這時變成日軍的叢林救生員。但是他們畢竟不是電影裏的“泰山”，饑餓、瘧疾、傷寒、霍亂，或是單純的傷口潰爛，都是致命的。救生員照顧別人，但是沒有人照顧救生員。
高砂義勇軍有三分之二的人死在蠻荒的戰場上。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拉包爾的中國戰俘營裏，勞力透支、營養不良的俘虜大量死亡。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台灣南投來的軍屬加速掩埋屍體。坑愈挖愈大，屍體愈來愈多，燃料不夠，隻燒剁下來的一隻手，然後是手指。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離新幾內亞很近的帝汶島上，台灣特別誌願兵陳千武發現，他所在的野戰醫院裏平均一天餓死六個人。
和田村一樣，台中一中畢業的陳千武，在滿伏殺機的漫漫黑夜裏，眼睛閃著思索的光，沉默不語，低頭寫詩：
野鹿的肩膀印有不可磨滅的小痣
和其它許多許多肩膀一樣
眼前相思樹的花蕾遍地黃黃
這已不是暫時的橫臥脆弱的野鹿抬頭仰望玉山
看看肩膀的小痣
小痣的創傷裂開一朵豔紅的牡丹了
黃黃的黃昏逐漸接近了……
血噴出來……
陳千武記得無比清楚，新兵上船前，每人“各自剪一次手腳的指甲，裝入指定的紙袋裏，寫清楚部隊號碼和兵階、姓名、交給人事官。指甲是萬一死亡無法收拾骨灰時，當作骨灰交還遺族，或送去東京九段的靖國神社奉祀用的。”
如果二三九師的田村沒死在他日記停擺的那一天，而跟著部隊進入一九四四年的秋冬交接之際，他一定會在日記裏記下這人間的地獄；盟軍各國俘虜關在集中營裏，但是日軍本身所在的每一個島，已經是一個一個天然的俘虜島。補給斷絕，利瓦伊恂生病的隊友被推進大坑活埋，“八百壯士”的國軍被逮去做人體實驗，日軍的部隊自己，已經開始人吃人。
台中一中畢業的陳千武，在滿伏殺機的漫漫黑夜裏，沉默不語，低頭寫詩。
第五回高砂義勇軍的隊員Losing這樣靜靜地說他的往事：
我的朋友，來自霞雲的泰雅族戰死了，我很傷心，我把他埋起來，埋在土裏麵。後來我出去了一天，回來之後，我的朋友被挖起來，被日本人刮掉手臂和大腿的肉。那時大家都很瘦，隻有這兩個地方有肉。那時候有命令下來說，美國人的肉可以吃，但是絕對不能吃自己日本人的肉，但都沒有效果，因為沒有東西可以吃，連自己日本人的肉都吃。
美國人的肉可以吃？
是的，一九四四年九月二日，一架美國飛機在父島被日軍擊落，機上九名飛官墜入海裏，其中八個被日軍俘虜。
俘虜中其中四個被斬首，另外四個美國飛行員，被日本軍官殺了，然後煮熟吃掉。
九人中唯一幸存的，來自麻州，剛剛滿二十歲，在海中危急漂流的時候，被美國潛艇浮上水麵搶救。
這個死裏逃生的年輕人在六十五歲那年，當選為美國第四十一任總統，他的名字叫喬治•布什。
二十四歲的史尼育唔和年輕的布什同一時間在太平洋的饑餓戰場上，命運卻那麽不同。史尼育唔是台東東河鄉長大的阿美族，一九四三年被送到印度尼西亞摩洛泰島做“高砂義勇軍”時，兒子才出生一個月。布什被救起後的第十三天，盟軍登陸摩洛泰島，和日軍短兵相接，日軍節節敗退，史尼育唔在混亂中愈走愈迷路，找不到自己的部隊，又害怕被敵軍發現，於是在叢林中愈走愈深。
一九七四年，有一天，摩洛泰島上居民向警察報案了：叢林裏有個幾乎全身赤裸的野人，嚇壞了女人和小孩。印度尼西亞警方動員了搜索隊，三十個小時後，找到了這個野人——野人正在劈柴。
史尼育唔被發現的時候，他身邊還有兩枝三八式步槍、十八發子彈、一頂鋼盔、一把軍刀、一個鋁鍋。他很驚恐地舉起幹枯黝黑的雙臂做出投降的姿勢——他以為，這回美軍終於找到他了。
史尼育唔是他阿美族的名字，但是從軍時，他是“中村輝夫”。一九七五年回到台灣家鄉以後，改叫漢名“李光輝”。到機場接他的，是他已經長大的兒子，他的妻，三十年前接到日軍通知丈夫陣亡，早已改嫁。
從叢林回到家鄉，五十六歲的李光輝，能做什麽謀生呢？人們在花蓮的阿美族“文化村”裏見到他，穿著叢林裏的騎馬布，做出“野人”的樣子，供日本觀光客拍照。
觀光客問他，是什麽支撐了他在叢林中三十一年？他詞不達意地說，“我……一定要回到故鄉。”
史尼育唔、利瓦伊恂、“八百壯士”、陳千武、柯景星、蔡新宗，喬治．布希，還有宇都宮市的田村吉勝，都是同一時代裏剛好二十歲上下的人，在同一個時間，被一種超過自己的力量，送到了同一個戰場。
二零零九年五月，台灣的影像藝術家蔡政良到了新幾內亞。他的祖父和史尼育唔是東河的同鄉，同一個隊伍梯次被送到南洋。他想走一遍祖父的足跡，拍成紀錄片。在新幾內亞，他發現，到處都是武器的殘骸碎片、生了鏽裹著泥巴的飛機螺旋，裸體的孩子們抱著未爆的炮彈，天真爛漫地讓觀光客拍照。
有人帶來一袋東西給他，打開一看，是一堆頭蓋骨。
有人帶來幾片金屬，翻開一看，是日本士兵的兵籍牌。上麵寫了部隊番號。他把這些兵籍牌拍了照，放在網上，看看是否有死者的親人，冥冥之中因魂魄的牽引而尋找過來。
不知怎麽，我倒是看到了這隻兵籍牌。
兵籍牌上，清晰地寫著：“步239”。
二三九？寫詩的田村吉勝，不就是步兵二三九師的嗎？蔡政良得到兵籍牌和頭骨的地點，不就是田村吉勝寫下最後一篇日記時的駐紮馬當縣嗎？
70，十九歲的決定
我對十九歲的你實在好奇，飛力普。
征兵令下來了，但是你不願意去服兵役，即使是隻有九個月。
“這是什麽時代了，”那天越洋的電話，有點波聲，好像海浪，但我聽得清楚，你說，“德國還有義務征兵製，好落後！”
“德國的兵製容許你拒絕服役嗎？”我問。
“當然，我把德國基本法第四條傳給你看。”
我收到了，還是第一次看德國的憲法呢。開宗明義第一章就是“基本權利”，第四條規範的是個人價值觀和信念的抉擇問題：
一、信仰與良心之自由及宗教與價值觀表達之自由不可侵犯。
二、宗教之實踐應保障其不受妨礙。
三、任何人不得被迫違背其良心，武裝從事戰爭勤務，其細則由聯邦法律定之。
我知道了，你覺得你可以援用這一條，拒服兵役。
但是，很多國家，包括德國，不是都已經把公民“拒服兵役”這種選項，納入法律規範了？不願意服兵役的年輕人，可以服“替代役”，在各種醫療或慈善機構做義務的奉獻。非常多的德國青年選擇到非洲和南亞的開發中地區去做國際誌工來取代兵役。
你說，“對啊，我寧可到柬埔寨去做誌工。”
飛力普，我們還從來不曾討論過這個題目。你堅定的態度，讓我有點訝異。請問，十九歲的你，已經是個“反戰主義者”了嗎？
“不是，我不是‘反戰主義者’。‘主義’，就是把它變為原則跟信條了，我覺得簡單的‘反戰’，也沒道理。”
“怎麽說？”
“你的國家被侵略的時候，不去打仗行嗎？”你反問我。
喔，那你這一代人，還是有“國家”這個觀念的嘍？我其實沒想清楚這問題，它太複雜、太龐大了。但是，我記得一件事。
一九九零年八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十二月，聯合國給撒達姆．胡笙發出最後通牒：一月十五日之前，必須從科威特撤軍，否則聯合國將支持武力解決。二十八國的聯合部隊，已經聚集了七十二萬五千的兵力，情勢緊繃，戰事一觸即發。
我們家，距離法蘭克福的美國空軍基地那麽近。一月十五日的最後時刻到了，我那麽清晰地記得那個夜晚，盤據在大家心頭的是：真的會有戰爭嗎？熟睡中，我是被一種從來沒聽過的聲音驚醒的——巨無霸的機器低空飛行的轟轟聲音，震撼了整座房子，屋頂和地板，彷佛地震一樣，上下跳動；床鋪和書桌，被震得咯咯作響。一大群接著一大群的轟炸機，低低飛過我們熄了燈火的村鎮和冰雪覆蓋的田野。
在黑暗中看出窗戶，外麵不太黑，雪光反射，我甚至能看見雪塊震得從鬆樹上噗噗往下墜。
後來才知道，那一晚天搖地動的聲音是怎麽回事：一個半月中，聯軍出動了十萬架次的轟炸機，在伊拉克和科威特擲下了近九萬噸的炸彈。
令我震驚的是接下來看到的畫麵：為了反對德國參戰，有些德國的職業軍人第二天走出了軍營。他們在營房大門口，把槍放在地上，摘下頭盔，放在槍上，轉身離去。軍人，把槍放下，這是一個重大的宣示。
你知道我對德國文化裏的很多東西是懷有“偏見”的，譬如我覺得他們太拘泥形式、太好為人師、對小孩太不友善等等……
但是看著這些年輕人毅然決然地走出軍營，我感受到這個文化裏強大的自省力。因為上一代曾經給這個世界帶來戰爭的災難，他們的下一代，對戰爭特別地戒慎恐懼。
我不是說，走出或不走出軍營、主戰或反戰是對的或錯的。我想說的是，如果每一個十九歲的人，自己都能獨立思考，而且，在價值混淆不清、局勢動蕩昏暗的關鍵時刻裏，還能夠看清自己的位置、分辨什麽是真正的價值，這個世界，會不會有一點不一樣呢？
隻要你想透徹了，去當兵還是去柬埔寨做誌工，親愛的，我都支持你。
每一個個人的決定，其實都會影響到他的同代人，每一代的決定，都會影響到他的下一代。愛，從來少不了責任。
62，最底層的竹
飛力普，我最近一直在思索“罪與罰”的問題。
你出生的時候，一九八九年深秋，我躺在法蘭克福的醫院裏一麵哺乳，一麵看著電視，那是不可置信的畫麵：上百萬的東德人在柏林街頭遊行，然後就衝過了恐怖的柏林圍牆，人們爬到牆頭上去歡呼，很多人相互擁抱、痛哭失聲。在那樣的情境裏，你在我懷裏睡覺，長長的睫毛、甜甜的呼吸。初生嬰兒的奶香和那歡呼與痛哭的人群，實在是奇異的經驗。
晚上靜下來時，我聽得見頭上的日光燈發出滋滋的聲音。
後來，人們就慢慢開始追究“罪與罰”的問題：人民逃亡，守圍牆的東德士兵開槍射擊，一百多人死在牆角，你說這些士兵本身有沒有罪？所有的罪，都在他們製訂決策的長官身上？還是每個個人都要為自己的個別行為負責？
東德共產黨的決策高層一直說，他們要求衛兵防止人民離境，但是從來就沒有對守城士兵發布過“逃亡者殺”的命令。於是很多法庭的判決，是判個別士兵有罪的。
你知道嗎，飛力普，一直到二零零七年，才在一個當年守城衛兵的資料袋裏找到一個軍方文件，文件寫的是：“麵對逃亡者，使用武器不需猶豫，即使是麵對婦孺，因為叛徒經常利用婦孺。”
這個文件出現的時候，我的吃奶的小寶貝都已經滿十八歲了，很多士兵早被判了刑。
昨天在電話上跟你提到柯景星這個台籍監視員。他被判刑十年，罪行是他和其它十幾個台灣兵在日本已經知道要戰敗的最後幾個月裏，屠殺了四十六個英澳俘虜。那個下指令的日本隊長，在法庭上承認是他下令，一肩挑起罪責，但是那些奉命動手的台灣人，還是被判了重刑。
日本軍方，是不是和東德共產黨一樣，也說，我們從來就不曾發布過“殺俘虜”的命令呢？
我在澳洲堪培拉戰爭紀念館的收藏裏找到了這麽一個文件，你看不懂，沒關係，我翻譯給你聽。
你知道，日本的投降，是在八月十一日就已經傳遍全世界了，這個文件是八月一日發出的，下達“非常手段”給各俘虜營的主管。翻譯出來，指令是這麽說的：在現狀之下，遇敵軍轟炸、火災等場合，若情況危急，必須立即疏散至附近的學校、倉庫等建築物時，俘虜應在現在位置進行壓縮監禁，並於最高警戒狀態下，準備進行最後處置。
處置的時機與方法如左：
時機
原則上依上級命令進行處置。然若有左列場合，得依個人判斷進行處置：
甲、群體暴動，且必須使用兵器才能鎮壓時。
乙、自所內逃脫成為敵方戰力時。
方法
甲、無論采各個擊破或集團處置的方式，皆依當時狀況判斷後，使用火藥兵器爆破、毒氣、毒物、溺殺、斬首等方法進行處置。
乙、無論在何種情形下，都要以不讓任何士兵脫逃、徹底殲滅，並不留下任何痕跡為原則。
這個文件真是讀來心驚肉跳。“非常手段”、“最後處置”、“徹底殲滅”，不就是殺人滅跡嗎？柯景星所接受到的命令，不就是這個嗎？直接下令的杉田鶴雄自殺，奉命動手的柯景星判刑十年，但是決策者的罪責要怎麽依比例原則來算呢？
我老想到那個喊救命反而被台灣兵用刺刀戳死的英國男孩——他會不會也跟比爾一樣，謊報十八歲，其實隻有十五歲？
或者，和我的飛力普一樣，十九歲？
殺害他的責任，應該算在誰的頭上？
我跟你說過我找到了澳洲的比爾嗎？一九四五年從俘虜營回到家鄉以後，他變成一個專業木匠，幫人家設計家具，做門窗。他在俘虜營裏零零星星所做的素描，後來重新畫過。我說我想在書裏放幾張他的俘虜營素描，他開心得很。
我問他，“在山打根俘虜營裏飽受虐待的時候，你知不知道穿著日軍製服的監視員其實大多是日本殖民地的台灣兵？”
他說，“知道的，因為他們常被日本長官揍，刮耳光。老實說，日本人對待這些福爾摩沙監視員的態度跟監視員對待我們這些俘虜的態度，其實一樣地狠。”
“那麽，”我再追問，“如果我說，這些福爾摩沙監視員在某個意義上，也是一種‘被害者’——被殖民製度和價值所操弄，因而扭曲變形，你會反對嗎？”
他馬上回了電郵：“教授，我當然不反對。他們同樣身不由己啊。”
我問他，對那些福爾摩沙監視員最深刻的印象是什麽。
他說，“有一次我跟兩個英國人從俘虜營逃跑被搜捕回來，我們都以為這回死定了，因為我們都看過俘虜被活活打死。而且，如果當場沒打死，傷口發炎，不給藥，潰爛沒幾天也一定死。可是奉命管教我們的是幾個福爾摩沙兵，他們年紀很輕，而且個子都比較小，抓那個很粗的藤條抓不太牢，所以打得比較輕。我們運氣還不錯。”
“有沒有可能，”我說，“是這幾個福爾摩沙監視員故意放你們一馬呢？”
“很難說，”他這麽回答：“操弄，就是把一根樹枝綁到一個特定的方向和位置，扭成某個形狀，但是我相信人性像你們東方的竹子，是有韌性的，你一鬆綁，它就會彈回來。但是呢，如果你剛好被壓在最底層的話，那可是怎麽掙紮都出不來的。”
63，那不知下落的卓領事
在山打根值勤的監視員柯景星和蔡新宗在事隔六十年之後，都還記得一個特別的俘虜，一個中國人。他們不知道他的來龍去脈，隻知道他是“卓領事”，被日軍關進俘虜營，和英國軍官一起做奴工。他的年輕的妻子帶著一個四歲的女兒和一個四個月大還在吃奶的男嬰，分開來關。九十歲的柯景星對往事的記憶已經大半模糊，但是年輕的領事夫人的影像很清晰地在他心中。
“俘虜營裏有個女生——領事太太，有一天說，我的孩子養不大怎麽辦？後來我去買煙，再把買來的煙拿去隔壁的商店換了三、四十個雞蛋，我就把雞蛋拿給那個女生，那個女生就馬上跪下，我說如果你跪下我就不給你。他的小孩很可愛，嬰兒，這麽大。我說我還沒結婚，你孩子都這麽大了，你如果跟我跪下的話，我就不給你了。”
蔡新宗記得的，則是卓領事的堅定以及日本人在背後議論時對他的敬意。這個監視員眼中不知來曆的“卓領事”，隻要答應轉態為汪精衛政府效力，他馬上就可以回到南京做官，他的妻子可以免於折磨，他年幼的兒女不需要冒營養不良致死的危險，他自己也不會被殺。然而，台灣的監視員親眼看見這個領事在日軍的恐嚇和利誘之下完全不為所動。
這究竟是哪裏的領事？他後來的命運又如何？
對自己的命運都毫無掌握的監視員柯景星和蔡新宗，搖搖頭說，不，他們一無所知。
他們不知道，卓領事名叫還來，燕京大學的畢業生，後來到歐洲留學，取得巴黎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抗戰爆發，他和許多留學生一樣熱血澎湃地回到中國，投入國家的命運洪流。太平洋戰爭爆發時，他是中華民國外交部駐英屬婆羅洲山打根的總領事。日軍在一九四二年二月登陸婆羅洲，卓還來還在領事館裏指揮著同仁緊急地銷毀文件，以免機密落進敵人手中。炮火轟隆聲中，不及撤退，一家人在刺刀的包圍下被送進俘虜營。
當他的妻子為了嬰兒的奶粉和雞蛋在對台籍監視員求情、感恩下跪的時候，卓還來本人在做苦力。山打根當地的華僑晚上偷偷給他送食物，白天往往從遠處望見僑社所尊敬的領事在監視員的驅使下做工。
卓領事和七、八位白人，從一哩半的工程局，每人推滾一桶四十四加侖的汽油桶，推到碼頭的油輪上，以做裝油之用。我看見卓領事身穿短衣、短褲，推得滿身大汗，而且汗流浹背。這是日軍進行羞辱性的勞動。
在三年半的集中營內，卓還來大概每天入睡前都在等候那個時刻；那個時刻終於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的淩晨三時到來。不管在哪個國家，這種事總是發生在黑夜中，走進人犯寢室裏的軍靴腳步聲總是颯颯作響，彷佛隔音室裏擴大了的活人心髒跳動。卓還來和其它四個英美官員被守衛叫起，一聲不響，被押進叢林隱密處。
一年以後日本投降，俘虜營解放，人們在清查名單時，才發現卓還來失蹤，開始在叢林裏尋找隆起的黃土丘。兩個月後，果然在靜謐無聲的密林深處找到五個蟲蟻如麻的荒塚。荒塚中的骸骨，都沒有頭顱。那麽如何辨認卓還來？
一片還沒腐爛的布塊，是當地僑胞偷偷送給他的衣服，證明了這一堆是卓還來：幹發一束、門牙三枚、膝蓋骨、指骨、肋骨各一。白骨淩亂，顯然林中野狗曾經扒食。
柯景星和蔡新宗到今天都不知道，那個因為堅定的政治信念而令俘虜營中的日本軍人肅然起敬的“卓領事”，早已被害。也不知道，在戰後的一九四七年七月七日，他的骸骨被國民政府專機迎回，隆重地葬於南京菊花台“九烈士墓”。
當“卓領事”的骸骨被迎回南京、白幡飄飄一片榮耀悲戚的時候，柯景星和蔡新宗已經淪為戰犯，監禁在新幾內亞的拉包爾俘虜營裏。柯景星和蔡新宗也不知道，殺害卓還來的日軍警長阿部木內中佐和芥川光穀中尉，都上了絞架。
有些人生，像交叉線，在一個點偶然交錯，然後分散沒入渺茫大化。
64，老虎橋
到南京，上一輛出租車，說要去“菊花台九烈士墓”，司機多半茫然，有雨花台，沒聽過菊花台。
卓還來安葬之後一年半，南京的總統府大門插上了五星旗。此後，卓還來從集體的曆史記憶中，被刪除。在隨後幾十年的時光裏，他的子女不敢提及這個為中華民國犧牲了的父親，他的妻子不敢去上墳。烈士還是叛徒，榮耀還是恥辱，往往看城裏頭最高的那棟建築頂上插的是什麽旗子。
或者，人們選擇記得什麽、忘記什麽。
和卓還來同代的“八百壯士”，人們至今記得那些壯士們是如何地臨危授命卻又視死如歸，一個一個都是英氣逼人的青年男子。蔣介石為了即將舉行的九國公約會議，讓國際看見中國抗戰的堅持，決定在大撤軍的同時，在蘇州河北岸仍舊“派留一團死守”。這個團，其實就是一個自殺的隊伍。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八十八師第五二四團團副謝晉元奉命留守閘北四行倉庫，孤軍悲壯抗敵的傳奇，就此開始。
人們記得，四行倉庫樓頂的那麵在晨風中微微飄動的國旗，人們也記得，蘇州河對岸的鄉親父老們，發現了那麵國旗時熱烈盈眶的激動。中華民國駐南非大使陸以正，那時是個十三歲的初中生；二零零九年我們坐在台北一家精致的意大利餐館裏，眼看著物換星移，浪淘沙盡，他卻仍然記得四行倉庫的悲壯在他稚幼的心靈烙下如刀刻般的印記。
到今天，也還有人依稀記得那首歌：
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
你看那民族英雄謝團長，
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
你看那八百壯士孤軍奮守……
一九七六年台灣拍的“八百壯士”電影，結束的畫麵是這些壯士們在天崩地裂的戰火中英勇撤出了三百五十八人，歌聲雄壯、國旗飄舞，然後國軍壯士們踩著整齊的步伐，帶著無比堅毅的眼神，往前方踏步而去。劇終。
前方一片模糊——他們無比堅毅地踏步到哪個“前方”去啊？
被集體記憶刪除了的是，這三百五十八個人，步伐整齊，走進了英租界，馬上被英軍繳械，關進了收容營，從此失去自由，成為孤軍；仍在中國的土地上，但是被英軍監禁，被日軍包圍。孤軍想在收容所中升旗，都會引來衛兵的侮辱和毆打。監禁四年之後，珍珠港被炸，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日軍入侵租界，孤軍立刻成為戰俘，分送各地集中營，為日本的侵略戰爭做苦勞後勤。
“八百壯士”中的一百多人，被押到南京，進了老虎橋集中營。
老虎橋集中營在哪裏？
我到了南京，找到了老虎橋監獄的舊址，但是，什麽都看不見了。四邊是熱鬧的酒店商廈，中間圍著一個軍營，有衛兵站崗。
剛拿出相機，衛兵直衝過來，大聲吼著，“拍什麽拍什麽？這是軍事重地你拍什麽拍！”
我拍什麽？就是跟你說你也聽不懂！懶得理你。
我走到對街去，一回身對著他“喀嚓”一聲，幹脆把他也拍進去。
日軍在老虎橋監獄關了近千名國軍戰俘，每一百多人擠在一個大獄房裏，睡在稻草鋪的地上。每天戰俘由監視員帶到工地做苦役——建機場、挖防空洞、築防禦碉堡，是的，和婆羅洲或者拉包爾的英澳戰俘，做的是一樣的事。
老虎橋的很多監視員，是的，也來自福爾摩沙。
糧食不足，醫藥全無，大獄房裏的國軍戰俘不是死於饑餓就是死於疾病，每天早上都有很多具屍體要抬出去。有人深夜逃亡被捕，獄卒把逃亡國軍吊在木柱上施以酷刑，令人心驚肉跳的哀嚎呻吟之聲，傳遍集中營。
隸屬美國十四航空隊的飛行員陳炳靖在轟炸越南海防時被擊落遭捕，輾轉送進了南京集中營，他目睹國軍戰俘的狀態：
有一次，我親眼看到一批四十餘人的國軍入獄，他們棉服胸前兩側均有刺刀穿孔，且帶有血跡，經打聽之後，我才知道此批國軍戰俘在戰場上有數百人，日軍要他們全都趴在地上，開始用刺刀往上身刺，每人被猛刺兩刀，此批人是沒有當場被刺死的，才押送來此。
南京戰俘營的“獄卒”中，有十五位台籍日本兵。陳炳靖提到其中有兩個人對國軍戰俘特別殘暴。他聽說，在戰後，這兩個福爾摩沙兵在台灣南部被殺——當年的受害國軍踏破鐵鞋，找到了他們。
而陳炳靖自己，這麽多年來，也一直在找一個台籍日兵，為的卻是一個不同的理由。一九四四年，陳炳靖終日發高燒躺在床上，他萬念俱灰。每日的淩虐已經不堪負荷，俘虜生病，沒有醫藥，隻能自生自滅，他一心想死。
在悲涼無助的深夜裏，一個黑影子悄悄出現在他床頭，是國軍俘虜中擔任護理的人，手裏拿著針筒，準備給他注射。陳炳靖全身火燙、神智幾乎不清，卻還覺得不可置信，問說，哪裏來的藥劑？
黑影子說，十五個台籍監視員之一，是學醫藥出身的。知道了陳炳靖的病情，從日軍那裏把藥偷了出來，交給他，要他來救陳炳靖，同時吩咐，絕不可外泄，否則身為監視員的台灣兵會被日軍槍斃。
終其一生，陳炳靖都在尋找這個台灣人。
關進南京老虎橋集中營的一百多個“八百壯士”，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集中營的大門被打開的時候，隻剩下了三十幾個。
65，拉包爾之歌
小時候看過二戰的電影吧？桂河大橋啊、六壯士啊什麽的，都是美國片，所以英雄都是美國人。如果是演歐洲戰場的，那麽德國兵都像一敲就倒地的白癡；如果是演太平洋戰場的，日本兵每個都長得很醜很殘暴。
一九四二年六月激烈的中途島戰役之後，盟軍拚命轟炸，軍國日本的戰備工程突然加速轉動，吸進大量的苦力和兵力。太平洋戰場的新幾內亞，是一個漩渦的中心：台灣和朝鮮殖民地的軍夫軍屬、以武力擄來的各路國軍戰俘，以及從中國大陸、香港、印度尼西亞等地征來騙來的民夫，一船一船送到了新幾內亞的拉包爾碼頭。
幾路人馬幾乎同時上了船，駛往赤道以南。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底，南京老虎橋集中營的國軍俘虜，在刺刀包圍下，被運到上海碼頭，上了船。
這些統稱“國軍”俘虜，其實成分很雜。有在不同戰役中被日軍俘虜的正規國軍部隊，包括衢州會戰中大量被俘的八十六軍，有敵後抗日的各種勢力，包括共產黨的新四軍和不同路數的挺進隊，包括國民黨戴笠創建的遊擊隊，譬如忠義救國軍和地方的各形各色保安團及縱隊，也包括地下抗日誌士，其中也有老師、學生、記者。
五十七位“八百壯士”，也被塞進了船艙，和其它一千五百多名國軍俘虜一並被日軍編成了“中國軍人勤勞團”，開往拉包爾。
這時候，蔡新宗和柯景星剛到婆羅洲才幾個月，還正在好奇地熟悉環境。在南投，住得離蔡新宗家很近的辜文品，被選進了第三回“特設勤勞團”，和南投埔裏其它三十九個年輕人，正在做離鄉的準備。二十歲不到的男孩，在鄉間成長，對這個世界的理解還沒開始，隻是在母親憂鬱的突然安靜裏覺得稍微有點不安。他們特別結伴去神社拜拜，然後接受了沿街群眾的致敬；群眾揮舞著日本國旗，人群裏頭也默默站立著自己的父親母親，或者，那心中思慕卻還來不及表白的人。埔裏鄉親就這麽送走一批又一批自己的子弟，很多不舍的熱淚，也有悲壯的注視和堅毅的眼神。
高雄港的船艦很多，他們這一艘運輸艦，目的地是拉包爾。
辜文品後來也老了。六十年以後，他在埔裏回想起自己在拉包爾的年少歲月，挖洞、埋屍、種菜、搶築碉堡，什麽都做了，難以忘懷的，還是那成千成千的屍體
——炸死的、病死的、餓死的屍體，等著他去火化。因為太有經驗了，他成為專家，單憑“氣味”，年紀輕輕的他就能辨別燒到了人體的哪個部位。心髒，他說，最難燒，往往還要澆上汽油，才燒得幹淨。
66，魂牽
我在看日本戰敗後，拉包爾戰俘營國軍的幸存者名單，一個名字一個名字看下來。
一千五百多人從中國被送到這個島，關進集中營，開始做奴工。一九四五年這個俘虜營被登陸的澳軍解放的時候，活著的國軍隻剩下七百多個。從南京老虎橋送來的一千人中，活到一九四五年的，隻有四百個。
這些幸存者，欣喜若狂在碼頭每天注視著海港，等祖國派船來接他們回家。他們不知道的是，在遙遠的祖國，內戰，已經處處烽火。一個千瘡百孔、焦頭爛額的政府，你要他這時從幾千公裏外的叢林島嶼接回自己的子弟，那絕不是第一優先，而且，也很困難——哪裏來的船呢？
他們就繼續在營區裏等待。戰後第一個國慶節到了，他們在俘虜營區四周插滿國旗，貼上標語，照樣升旗，唱國歌，對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慶祝中華民國國慶。
這一等，就是兩年。
看著一九四五年九月的幸存者名單，一個名字一個名字地看，這時，台北《聯合報》刊出了最新發現：在拉包爾幾乎整個被火山覆蓋的叢林裏，找到三座國軍的墳。
龍應台致國防部長陳肇敏信件的一頁。
不隻三座啊，我想，厚厚的火山灰燼下麵應該有八百個國軍的骸骨。拉包爾啊，隨便哪裏一鍬挖下去，都是人的白骨。
在我心中揮之不去的思緒是，一九四三年從南京老虎橋集中營被運到這個有鱷魚的叢林島的那一千多名國軍，可都是像林精武、張拓蕪、柯景星、蔡新宗這個年齡的人啊。死在異鄉，即使是沒名沒姓的集體掩埋於亂葬崗，即使亂葬崗已經被爆發的火山熔岩深深埋滅，這些失鄉的亡魂——可都是有父有母的。如果說，當年，是國家讓他們過江過海來到這蠻荒的叢林，讓他們受盡傷害之後無助地倒下，然後任火山覆蓋他們的臉，那麽六十年以後，國家，也可以過江過海牽引他們回到故鄉吧？
我開始尋找幸存者。
67，尋找利瓦伊恂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台灣岡山空軍官校大榕樹下
利瓦伊恂，八十九歲
五十七個“八百壯士”，死了二十一個，剩下三十六個。八十六軍的、新四軍的、地下遊擊隊的，一個一個名字曆曆在目。我心想：這些幸存者，終於在一九四八年回到了祖國，祖國卻在熾熱的內戰中，哀鴻遍野，然後是大分裂、大流離；他們之中，一定也有人輾轉到了台灣，而且，也可能還有人在世，隻是，人海茫茫，我要怎麽找到這個人呢？
發出上天下海的“尋人令”之後兩天，接到電話，“利瓦伊恂先生找到了，真的在台灣。”
在港大的寫作室裏，我忍不住大叫。
什麽樣的時空啊，我在二零零九年的香港，越過山越過海，穿過雲穿過路，真的找到了一九四二年冬天從南京老虎橋集中營被日軍送到拉包爾戰俘營去做奴工的遊擊隊長。
“他意識清晰嗎？語言能表達嗎？”我急急地問。
“很清楚，而且，”台北那一頭的聲音清脆地說，“我跟他一解釋是您在找他，李先生就說了一句話。”
“他怎麽說？”
“他說，我知道為什麽我的戰友都死在拉包爾，但我利瓦伊恂獨獨苟活到今天。我在等今天這個電話。”
“喔……。”
地獄船
龍：怎麽被送到拉包爾俘虜營去的？
李：一九三七年淞滬戰事爆發時，我十七歲，學校也停課了，我就加入了戴笠創建的忠義救國軍。那時候，國共兩黨在江南地區搶知識青年。
龍：您被編入混成隊，接受了什麽樣的訓練？
李：爆破、情報、縱火、暗殺。
龍：一九四二年，民國三十一年四月二十號，您在上海對日軍爆破而被捕？
李：我們沒有長槍，隻有短槍，不能做長距離攻擊，隻能夠去丟手榴彈，大概破壞了四、五個大的物料庫。我們第二天早上就被攻擊了。後來我潛入上海，當天晚上，日本憲兵就來了。
龍：談談在南京集中營的情形。
李：南京集中營就在老虎橋，第一監獄，就是汪精衛的夫人陳璧君、周佛海在戰後被關的地方。老虎橋第一監獄大概經常維持有一千五到二千人，日軍把俘虜每天派送到三個地方去做苦役，挖煤礦、建機場等等，非常苦的。集中營裏是俘虜自治的，我去的時候是“八百壯士”的上官誌標當總隊長。
龍：上官誌標來台灣以後在台南當兵役課長；後來呢？
李：跟我同日進去差不多有四百多人，當時我就編了個十六隊的隊長。基本上，我們就是南京集中營的苦力，像畜生一樣，兩百個苦力，等於兩百頭馬，兩百隻牛。
龍：怎麽去到拉包爾的？
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發，來年一月二十四日到。上船的時候根本不知道去哪裏——人家把你當牲畜看，不會告訴牲畜要被送到哪裏。
出了集中營，我們就上了沒有窗的悶罐車，全部人都進去了，從外頭上鎖。第二天早上到了吳淞口，下車，這樣子就上船了。上船前幾個禮拜，還好。在那底層船艙裏，你想象，我們這些人已經被關了好幾個月，有的關了一年兩年的，多想念煙啊，餅幹、糖果都渴望。日本人那時候是最豐富、最高傲的時候，日本兵吃不完的糖果和煙，就往我們船底下丟，下麵一擁而上搶奪的情形你可以想象。
龍：一千多個人都在船底？
李：沒有，一百多個人，因為他分很多條船。
反正我那個艙底一百多個人。一下去，就發生搶煙搶糖的情況，難堪啊。我搞不清哪個是班長排長，可是我火大了，我說“不許搶！”那個時候的民族思想真的是非常濃厚的，一罵，都不搶了，我說收起來，班長來分。然後我就上去找日本人，語言不通，就拿筆談。我的意思是，你給糖果、給香煙是好意，我們很感謝，但你這樣丟是汙辱的。我們可以上來，你們好好地給我們。那個日本人懂了，他說好好好，就停止這個動作了。
龍：那條船一路就到了拉包爾嗎？
李：有一本書叫《地獄船》，你看過嗎？我不敢看。
我們這一百多人，到了拉包爾前一站，最後一個禮拜，換船了。進入一個底艙，裏頭已經有三百多人。你想想，一個隻能容一百人的船底，現在塞進了四百多人是什麽狀況？
龍：空氣不夠？
李：不通風的底艙，很熱。空氣不夠。悶到最後，我隻能告訴你，四百個人，沒有一個人穿衣服的，內褲都沒有，頭上身上爬滿了虱子。
龍：大小便怎麽辦？
李：你到哪裏上廁所啊？艙底兩側有各有一個樓梯往上，但是在每一個樓梯口守著四把刺刀，他說，一次可以有五個人上去，那五個人下來之後，才能再放另外五個人上去。
於是在樓梯底，就站滿了人。“先生啊！我要大便啊！”“先生啊！我要小便啊！”他們不理你，逼急了小便就流出來了，貼身擠在你身旁還有橫倒在你下麵的人就罵。再逼急，大便就出來了。
龍：譬如大便，你自己怎麽處理？
李：我就撕被單。
龍：有東西吃嗎？
李：有東西吃，沒有水喝，不給水喝。有的人喝自己的尿，可是，因為缺水，所以連尿也沒有。那時時候想自殺都很難，因為刺刀在那裏，你連樓梯都上不去。這樣子有一個禮拜。
你想象一下：四百多個國軍，全身一絲不掛，大便小便流在身上，頭上滿是虱子。那真的是一艘地獄船啊。
龍：你們到了拉包爾上岸的時候，很多人是抬著下來的囉？
李：誰抬誰啊，都走下來的。
龍：其它的船，說是那身體太弱的，一上碼頭就被日本兵槍殺了，您知不知道？
李：這個我倒沒聽說過，至少我們這船沒有。
沒有紅藥水
龍：這樣的地獄航程，沒人死？
李：體力統統搞光，人卻沒死，真的沒人死。死是什麽時候開始死？我告訴你，上了岸，十天以後開工，死，才真正開始。
龍：怎麽說？
李：我們被編成幾個大隊，就叫“支那特別勞務隊”，分頭出去做工。有一個五百多人的大隊最後死了三分之二，隻剩下一百多人。他們的工作比我們苦。美軍來轟炸的時候，他們沒日沒夜地搶修機場，白天炸壞了，晚上就要去修，等到飛機撤了，沒事了，他們就要去開公路，有時候進入叢林，三天都見不到太陽。我這一隊，做的是碼頭裝卸。
龍：那麽整個在拉包爾的過程裏頭，有沒有見過台籍日本兵？
李：有，就是台灣軍夫，有幾個還談得來。
龍：你們這些中國俘虜，對於這些台灣兵的監視，感覺是什麽？你們之間的關係是什麽？
李：你說我們能講什麽，我們能去鼓勵他要有民族思想嗎？不能，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吧。
我們第一天上工，晚上就有一個弟兄回來跟我說，大隊長，今天碰到好多台灣來的年輕人啊，也在做苦工。很快，我們就發現，拉包爾有好幾千個台灣來的年輕人在做工，還有一千多個廣東、香港來的壯丁。
龍：當時中華民國駐澳使館給外交部的文件說是有六千九百多個“台灣壯丁”在拉包爾，需要被遣返台灣。再包括一些老弱婦孺的話，總共可能有八千多個。
李：我跟你講，我們大使館是很差勁的，戰後台灣人並沒有經過大使館回來。是盟軍的船艦，把他們當日本兵一樣遣送回鄉的。
龍：李伯伯，你們在拉包爾集中營，受到日本兵的虐待嚴重嗎？您剛剛說，到了拉包爾之後，死才真正開始？
李：這要說給你聽才懂。上岸十天後就出工，那個時候大家有氣無力，彼此也不太認識，沒有合作過。譬如抬一個箱子，一個人沒力氣扛起來，需要兩個人抬；兩個人抬起來沒事，放下去的時候，如果不同時放下，可能你的腳被碰破了，或手被劃到了，或者被釘子勾到了。你今天下午做工，隻要見血，五天保證你死掉。
龍：是因為沒有醫療品？
李：他有醫療品，我們營隔壁就是衛生材料部，裏麵什麽都有，就是不給。
龍：連紅藥水都不給？所以你們一個小傷口就會致命？
李：連紅藥水都不給。非常恐怖，今天你下午刮到了，小小一點傷口，沒有什麽，第二天早上這個地方就已經硬了。當然大家還是出去做一天工啊，第二天還可以做工；第三天早上起來，這個地方就潰爛了。第四天就生蛆了。
龍：生蛆了也沒有人來管？
李：有，日本人在。他在營區最上麵設了一個“醫病連”。病人就被拖到那裏去躺著，等於是個“病牢房”。日本兵前一天帶著我們到外麵挖了個大坑。第二天下午，他就到“病牢房”裏去看，第一次挑出二十九個他認為活不了的，抬出去，往坑裏一推，再補幾槍，土一蓋。
龍：那——不是活埋嗎？
李：等於活埋。第一次就這樣活埋了二十九個。
龍：這距離你上岸多少天以後？
李：大概十五天。接下來大概過了五天，又活埋了二十個，第三次大概有十幾個，總共我知道的大概有六十多個是這樣被殺害的……
那個時候想，我隻能活八十天了。因為，我帶領四百個人，每一天這樣子死好幾個，就算一天死五個人，八十天也輪到我啦。
龍：日軍還拿澳洲的士兵做人體實驗，這樣的情況在中國的俘虜營沒有發生？
李：我看到隻有這一種：他在我們裏麵挑了二十個體力最好的，挑出去了，實驗什麽呢？就是讓你每天隻吃一斤蔬菜、兩斤地瓜啊什麽的，看可以把你餓到什麽程度你還能活。
我記得有一個“八百壯士”叫徐有貴的，就是被抓去做實驗的。他有一天餓得受不了逃回來了，逃回來以後跟夥夫討飯吃。
68，一個叫田村的年輕人
墨爾本的康諾爸爸在公元兩千年過世了。年輕的康諾在整理爸爸遺物的時候，發現了一個紙已發黃的筆記本，裏頭是鋼筆手寫的日文，大概有一百六十多頁，顯然是個日記本子，因為有日期，從一九四三年四月到十二月。
康諾大概猜得到這本日記怎麽來的。康諾爸爸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那一年從軍的，一九四一年，他才十九歲。
一九四三的冬天，康諾爸爸在新幾內亞澳軍的情報站工作，專門搜索日軍的情報動向。這本日記，顯然來自新幾內亞戰場。康諾複印了筆記本中的幾頁，交給了澳洲的戰爭紀念館，請他們鑒定內容。紀念館很快就確認，這是當時一位日本士兵的叢林日記。
日記的主人，高一米五八，重五十七公斤，胸圍八十四厘米。他的生日是四月二十七日，可能是二十三歲。他的家鄉，應該是東京北邊的宇都宮市，因為日記中有他寫給家人的、尚未發出的信。他的名字，由於是縮寫，無法百分之百確定，但可能是田村吉勝。
田村的部隊是日軍派駐新幾內亞的四十一軍二三九師。四十一軍的兩萬人，搭乘幾十艘軍艦，從日本駛出，在青島停留了幾天之後，就撲向太平洋的驚險黑浪，直奔赤道以南的新幾內亞。田村的船艦，很可能和利瓦伊恂的戰俘運輸艦，在帛琉的海麵上曾經比肩並進。二十二歲的田村、二十三歲的南京戰俘利瓦伊恂，和南投埔裏那四十個年輕人，是在同一個時候，一九四三年的早春，到達新幾內亞的。
田村日記的首頁，大概寫在一九四三年的三月：
這裏的天堂鳥藏身在椰子樹林中。他們的鳴聲，使我憶起日本的杜鵑鳥。我不知他們在說什麽，聲音聽起來像“咕鼓——咕鼓——咕鼓”。
……一月末的日本報紙提到新幾內亞前線——誰會知道我竟然就在前線呢？
氣候像日本的八月。但是這裏有那麽多可怕的蟲螫。蚊子尤其凶悍。我們很多人都病倒了，戰鬥士氣很低落。
四月，叢林的雨季到了。士兵們不能出去，就坐在潮濕的帳棚裏，一整天、一整夜，傾盆大雨，打在帳棚上。
離開故鄉已經數月，寄出的信也許並未寄達，故鄉的音訊全無。雖然不敢奢望能夠活著回去，但寂寞之情，深深充斥著我身為士兵的內心。空的汽油桶，暫代澡盆，水滿了出來；一如往常低垂著的，是南國的夕日。身邊的戰友接連逝去，能否再讀到來自故鄉的信呢？（田村日記）
每天晚上都下雨，不停歇地下，像女人的哭泣。帳棚頂離地麵隻有一米半高，濕氣逼人，即使生了火，還是難受。
當中國的“八百壯士”俘虜們像羅馬帝國的奴工一樣在拉包爾搶築機場的時候，田村的兩萬弟兄們在做一樣的事情。四十一軍在趕建的威瓦克機場在新幾內亞的本島上，距離拉包爾機場就隔著一個窄窄的俾斯麥海峽。田村有很濃的文藝氣質，晚上筋疲力盡倒在營帳裏時，他用詩來記錄自己的日子：
烈日曝曬，兵建機場，
大汗淋漓，無語。
工事日日進行，
長官天天巡察。
暫休海灘旁，汗水滿頭臉，
遠望海茫茫，隻盼家書到……
秋蟬聲唱起，枯葉蕭蕭落……
機場以敢死隊的氣魄和速度鋪好，日本第六航空隊所擁有的三百二十四架戰鬥機和轟炸機，馬上降落在機坪上蓄勢待發。十萬重兵，百架戰機，新幾內亞的土著每天在轟轟震耳的戰爭聲音中掘土種菜，赤腳的孩子們像猴子一樣爬上椰子樹頂，遠遠地瞭望那巨大的機器，心中被一種模糊而神秘的力量所震撼。
沒有幾天，盟軍情報發現了這個飛機基地，地毯式的大轟炸開始。來不及逃走的飛機，大概有一百多架，被炸得粉碎，機體爆裂，千百片碎鋼片殘骸四射，火光熊熊夾雜著不斷的爆炸，從拉包爾都看得見，濃煙怒卷衝天，使整個天空變黑。
二三九師的一個戰友，在海灘上被飛機碎片擊中，當場死亡。田村拿起筆來抒發心裏的痛苦：
朋友在海邊被敵機炸死，
但是海水翻白浪，一樣寧靜。
武器殘骸隨波漂蕩，
岬上草木青翠依舊，
小船泊港一如舊時。
我心何其悲傷。
但是轟炸時，不能出工，反而是田村可以休息的時候。他坐在低矮的帳棚裏，靠著一根柱子，曲起腿，在微弱的光裏，給一個女孩子寫信：
誰會知道，在這南海邊疆，我會這樣地思慕著你呢？一年不見了。
你其實隻是一個好友的小妹，我不懂為何竟忘不了你。
從不曾給你寫過信，也不敢對你有所表露。
孤獨時，我心傷痛，想家。
我不敢妄想得到你的心，但我情不自禁。
說不定你已結婚；那麽我嫉妒你的丈夫。
蒼天又何從知道我如何地盼你幸福。
日記的最後一則，寫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八日，字跡模糊，無法辨認。十二月八日以後，一片空白。他給思慕的女孩的信，沒有發出。
二三九師從當年十月開始，就在新幾內亞東海岸做極盡艱難的運輸和防禦。糧食殆盡，叢林所有的熱病開始迅速擴散。走在荊棘密布的叢林裏，士兵一個一個倒下，倒下時，旁邊的弟兄沒有力氣扶他一把。田村倒下的地方，可能是新幾內亞東岸叫“馬當”的縣份。
沒有發出的信，連同他的叢林日記，在六十年後，澳洲戰爭紀念館親手放在他日本家人的手掌心裏。
69，誰丟了他的兵籍牌？
進入了一九四四年，太平洋海麵完全籠罩在盟軍的轟炸範圍之內，新幾內亞外援補給徹底斷絕。兩年多前登陸新幾內亞總共有二十萬日軍，到一九四五年戰敗時，隻剩下一萬個活著回家的人。
這一萬人，是否包括了和田村在叢林裏並肩作戰的、台灣原住民所編的高砂義勇軍呢？
一九四二至四四年之間，日軍為了叢林作戰，在台灣征召了幾千名高砂義勇軍，送進菲律賓、新幾內亞、印度尼西亞等熱帶雨林，為前線的日軍做後勤運輸。死在叢林裏的文藝青年田村吉勝來不及寫出二三九師覆滅的經過，但是從幸存的高砂義勇軍口述中，田村所經曆的，曆曆在目。
為了避開美軍的轟炸，日軍夜間行軍。美澳聯軍已經登陸，遭遇時短兵相接，激烈血戰。日軍從馬當退避山區，一路上都是危險的流沙和沼澤，很多人在探路時被流沙吸入，穿過叢林時被毒蛇咬死，更多的人在涉過沼澤時被潛伏水草中的鱷魚吃掉。緊緊逼在後麵的，是美澳聯軍的機關槍和低空的密集轟炸。
島嶼被孤立，運補被切斷，本來負責馱重登山的高砂義勇軍現在也沒有物資可馱了，他們被編為“猛虎挺身隊”、“佐藤工作隊”等等，在地獄般的戰場上繼續作戰。補給斷絕最嚴重的後果，就是糧食的短缺。開始時，新幾內亞的日軍吃香蕉、采木瓜、刨地瓜，這些都吃光了，就接著吃嫩草、樹皮、樹根。台灣的原住民懂得叢林的密碼，他們自己饑餓，卻仍然盡忠職守地為日軍去設陷阱獵山豬、抓大蜥蜴、捕蟒蛇。敵機轟炸後，他們就跳進海裏抓炸死而浮上來的魚。
他們也深諳植物的秘密：缺鹽，他們尋找鹽膚木——嫩葉可以吃，果核外皮含著薄鹽，刮下來可以保命。他們也會撈“水流苔”煮湯，能識別無毒的菌類，知道什麽藤心可以抽出來吸、什麽樹是可吃的肉桂、什麽樹根包著澱粉。軍中位階最低的台灣原住民在這時變成日軍的叢林救生員。但是他們畢竟不是電影裏的“泰山”，饑餓、瘧疾、傷寒、霍亂，或是單純的傷口潰爛，都是致命的。救生員照顧別人，但是沒有人照顧救生員。
高砂義勇軍有三分之二的人死在蠻荒的戰場上。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拉包爾的中國戰俘營裏，勞力透支、營養不良的俘虜大量死亡。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台灣南投來的軍屬加速掩埋屍體。坑愈挖愈大，屍體愈來愈多，燃料不夠，隻燒剁下來的一隻手，然後是手指。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離新幾內亞很近的帝汶島上，台灣特別誌願兵陳千武發現，他所在的野戰醫院裏平均一天餓死六個人。
和田村一樣，台中一中畢業的陳千武，在滿伏殺機的漫漫黑夜裏，眼睛閃著思索的光，沉默不語，低頭寫詩：
野鹿的肩膀印有不可磨滅的小痣
和其它許多許多肩膀一樣
眼前相思樹的花蕾遍地黃黃
這已不是暫時的橫臥脆弱的野鹿抬頭仰望玉山
看看肩膀的小痣
小痣的創傷裂開一朵豔紅的牡丹了
黃黃的黃昏逐漸接近了……
血噴出來……
陳千武記得無比清楚，新兵上船前，每人“各自剪一次手腳的指甲，裝入指定的紙袋裏，寫清楚部隊號碼和兵階、姓名、交給人事官。指甲是萬一死亡無法收拾骨灰時，當作骨灰交還遺族，或送去東京九段的靖國神社奉祀用的。”
如果二三九師的田村沒死在他日記停擺的那一天，而跟著部隊進入一九四四年的秋冬交接之際，他一定會在日記裏記下這人間的地獄；盟軍各國俘虜關在集中營裏，但是日軍本身所在的每一個島，已經是一個一個天然的俘虜島。補給斷絕，利瓦伊恂生病的隊友被推進大坑活埋，“八百壯士”的國軍被逮去做人體實驗，日軍的部隊自己，已經開始人吃人。
台中一中畢業的陳千武，在滿伏殺機的漫漫黑夜裏，沉默不語，低頭寫詩。
第五回高砂義勇軍的隊員Losing這樣靜靜地說他的往事：
我的朋友，來自霞雲的泰雅族戰死了，我很傷心，我把他埋起來，埋在土裏麵。後來我出去了一天，回來之後，我的朋友被挖起來，被日本人刮掉手臂和大腿的肉。那時大家都很瘦，隻有這兩個地方有肉。那時候有命令下來說，美國人的肉可以吃，但是絕對不能吃自己日本人的肉，但都沒有效果，因為沒有東西可以吃，連自己日本人的肉都吃。
美國人的肉可以吃？
是的，一九四四年九月二日，一架美國飛機在父島被日軍擊落，機上九名飛官墜入海裏，其中八個被日軍俘虜。
俘虜中其中四個被斬首，另外四個美國飛行員，被日本軍官殺了，然後煮熟吃掉。
九人中唯一幸存的，來自麻州，剛剛滿二十歲，在海中危急漂流的時候，被美國潛艇浮上水麵搶救。
這個死裏逃生的年輕人在六十五歲那年，當選為美國第四十一任總統，他的名字叫喬治•布什。
二十四歲的史尼育唔和年輕的布什同一時間在太平洋的饑餓戰場上，命運卻那麽不同。史尼育唔是台東東河鄉長大的阿美族，一九四三年被送到印度尼西亞摩洛泰島做“高砂義勇軍”時，兒子才出生一個月。布什被救起後的第十三天，盟軍登陸摩洛泰島，和日軍短兵相接，日軍節節敗退，史尼育唔在混亂中愈走愈迷路，找不到自己的部隊，又害怕被敵軍發現，於是在叢林中愈走愈深。
一九七四年，有一天，摩洛泰島上居民向警察報案了：叢林裏有個幾乎全身赤裸的野人，嚇壞了女人和小孩。印度尼西亞警方動員了搜索隊，三十個小時後，找到了這個野人——野人正在劈柴。
史尼育唔被發現的時候，他身邊還有兩枝三八式步槍、十八發子彈、一頂鋼盔、一把軍刀、一個鋁鍋。他很驚恐地舉起幹枯黝黑的雙臂做出投降的姿勢——他以為，這回美軍終於找到他了。
史尼育唔是他阿美族的名字，但是從軍時，他是“中村輝夫”。一九七五年回到台灣家鄉以後，改叫漢名“李光輝”。到機場接他的，是他已經長大的兒子，他的妻，三十年前接到日軍通知丈夫陣亡，早已改嫁。
從叢林回到家鄉，五十六歲的李光輝，能做什麽謀生呢？人們在花蓮的阿美族“文化村”裏見到他，穿著叢林裏的騎馬布，做出“野人”的樣子，供日本觀光客拍照。
觀光客問他，是什麽支撐了他在叢林中三十一年？他詞不達意地說，“我……一定要回到故鄉。”
史尼育唔、利瓦伊恂、“八百壯士”、陳千武、柯景星、蔡新宗，喬治．布希，還有宇都宮市的田村吉勝，都是同一時代裏剛好二十歲上下的人，在同一個時間，被一種超過自己的力量，送到了同一個戰場。
二零零九年五月，台灣的影像藝術家蔡政良到了新幾內亞。他的祖父和史尼育唔是東河的同鄉，同一個隊伍梯次被送到南洋。他想走一遍祖父的足跡，拍成紀錄片。在新幾內亞，他發現，到處都是武器的殘骸碎片、生了鏽裹著泥巴的飛機螺旋，裸體的孩子們抱著未爆的炮彈，天真爛漫地讓觀光客拍照。
有人帶來一袋東西給他，打開一看，是一堆頭蓋骨。
有人帶來幾片金屬，翻開一看，是日本士兵的兵籍牌。上麵寫了部隊番號。他把這些兵籍牌拍了照，放在網上，看看是否有死者的親人，冥冥之中因魂魄的牽引而尋找過來。
不知怎麽，我倒是看到了這隻兵籍牌。
兵籍牌上，清晰地寫著：“步239”。
二三九？寫詩的田村吉勝，不就是步兵二三九師的嗎？蔡政良得到兵籍牌和頭骨的地點，不就是田村吉勝寫下最後一篇日記時的駐紮馬當縣嗎？
70，十九歲的決定
我對十九歲的你實在好奇，飛力普。
征兵令下來了，但是你不願意去服兵役，即使是隻有九個月。
“這是什麽時代了，”那天越洋的電話，有點波聲，好像海浪，但我聽得清楚，你說，“德國還有義務征兵製，好落後！”
“德國的兵製容許你拒絕服役嗎？”我問。
“當然，我把德國基本法第四條傳給你看。”
我收到了，還是第一次看德國的憲法呢。開宗明義第一章就是“基本權利”，第四條規範的是個人價值觀和信念的抉擇問題：
一、信仰與良心之自由及宗教與價值觀表達之自由不可侵犯。
二、宗教之實踐應保障其不受妨礙。
三、任何人不得被迫違背其良心，武裝從事戰爭勤務，其細則由聯邦法律定之。
我知道了，你覺得你可以援用這一條，拒服兵役。
但是，很多國家，包括德國，不是都已經把公民“拒服兵役”這種選項，納入法律規範了？不願意服兵役的年輕人，可以服“替代役”，在各種醫療或慈善機構做義務的奉獻。非常多的德國青年選擇到非洲和南亞的開發中地區去做國際誌工來取代兵役。
你說，“對啊，我寧可到柬埔寨去做誌工。”
飛力普，我們還從來不曾討論過這個題目。你堅定的態度，讓我有點訝異。請問，十九歲的你，已經是個“反戰主義者”了嗎？
“不是，我不是‘反戰主義者’。‘主義’，就是把它變為原則跟信條了，我覺得簡單的‘反戰’，也沒道理。”
“怎麽說？”
“你的國家被侵略的時候，不去打仗行嗎？”你反問我。
喔，那你這一代人，還是有“國家”這個觀念的嘍？我其實沒想清楚這問題，它太複雜、太龐大了。但是，我記得一件事。
一九九零年八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十二月，聯合國給撒達姆．胡笙發出最後通牒：一月十五日之前，必須從科威特撤軍，否則聯合國將支持武力解決。二十八國的聯合部隊，已經聚集了七十二萬五千的兵力，情勢緊繃，戰事一觸即發。
我們家，距離法蘭克福的美國空軍基地那麽近。一月十五日的最後時刻到了，我那麽清晰地記得那個夜晚，盤據在大家心頭的是：真的會有戰爭嗎？熟睡中，我是被一種從來沒聽過的聲音驚醒的——巨無霸的機器低空飛行的轟轟聲音，震撼了整座房子，屋頂和地板，彷佛地震一樣，上下跳動；床鋪和書桌，被震得咯咯作響。一大群接著一大群的轟炸機，低低飛過我們熄了燈火的村鎮和冰雪覆蓋的田野。
在黑暗中看出窗戶，外麵不太黑，雪光反射，我甚至能看見雪塊震得從鬆樹上噗噗往下墜。
後來才知道，那一晚天搖地動的聲音是怎麽回事：一個半月中，聯軍出動了十萬架次的轟炸機，在伊拉克和科威特擲下了近九萬噸的炸彈。
令我震驚的是接下來看到的畫麵：為了反對德國參戰，有些德國的職業軍人第二天走出了軍營。他們在營房大門口，把槍放在地上，摘下頭盔，放在槍上，轉身離去。軍人，把槍放下，這是一個重大的宣示。
你知道我對德國文化裏的很多東西是懷有“偏見”的，譬如我覺得他們太拘泥形式、太好為人師、對小孩太不友善等等……
但是看著這些年輕人毅然決然地走出軍營，我感受到這個文化裏強大的自省力。因為上一代曾經給這個世界帶來戰爭的災難，他們的下一代，對戰爭特別地戒慎恐懼。
我不是說，走出或不走出軍營、主戰或反戰是對的或錯的。我想說的是，如果每一個十九歲的人，自己都能獨立思考，而且，在價值混淆不清、局勢動蕩昏暗的關鍵時刻裏，還能夠看清自己的位置、分辨什麽是真正的價值，這個世界，會不會有一點不一樣呢？
隻要你想透徹了，去當兵還是去柬埔寨做誌工，親愛的，我都支持你。
每一個個人的決定，其實都會影響到他的同代人，每一代的決定，都會影響到他的下一代。愛，從來少不了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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