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2008年當選 vs 川普2016年當選

卡爾·榮格(Carl Gustav Jung)提出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理論認為，一些看似孤立、甚至毫無意義的巧合性因素，在特定時間點相互配合、共同作用，最終促成了在常規邏輯或條件下難以發生的事件。這類事件被稱為"共時性事件”。
簡單地說, "共時性事件"是指那些在通常因果邏輯下極難出現和重複的事件；而"共時性因素”則是促成這些事件發生的各種巧合性元素。值得一提的是，一個已經發生的"共時性事件"，本身也可能成為未來另一個"共時性事件"的關鍵因素。

奧巴馬2008年當選 vs 川普2016年當選
1990年至2008年間，美國及全球的政治、經濟變遷，最終引發了"美國入侵伊拉克／2008年金融危機"兩個事件。從引發兩個事件的過程看，導致它們發生的因素中具有偶然／孤立特征(附錄)，從而讓它們成為具有各自"共時性因素"的兩個"共識性事件"。
這兩場重大事件均發生在小布什總統執政的2001－2009年之間。這一時間上的重疊性，讓它們日後共同成為改變美國／世界格局的兩個關鍵"共時性因素"。
奧巴馬／川普在2008年和2016年分別當選美國總統，就是這兩個關鍵"共時性因素"所產生的標誌性"共時性事件”。

奧巴馬2008年當選
小布什任期內的伊拉克戰爭／金融危機，是奧巴馬2008年當選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的兩個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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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發生後，小布什於2003年3月發動了伊拉克戰爭，初期獲得了高達71%美國民眾的支持。盡管美軍未能在伊拉克找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一發動戰爭的核心原因，小布什仍成功於2004年連任。
然而，隨著戰爭長期僵持、財政成本飆升、戰況不利以及美軍傷亡不斷增加，公眾支持率逐漸下滑。到了2008年總統大選前，已有約55%至60%的美國民眾開始質疑這場戰爭的正當性與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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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社會對伊拉克戰爭越來越強烈的普遍厭倦，為奧巴馬的競選提供了突破口。他並不天真地認為美國已完全擺脫種族歧視問題，但他相信通過自身的競選努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種族偏見的負麵影響。他巧妙地將社會焦點從種族身份轉移到戰爭議題上，激發了公眾"隻要能結束戰爭，誰當總統都可以"的情緒。
與此同時，奧巴馬的對手約翰·麥凱恩在競選中拒絕利用奧巴馬的黑人背景進行攻擊。這種高尚的做法，加上奧巴馬本身擁有50%的白人血統，使得種族主義未能成為2008年大選的核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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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美國爆發了金融危機，嚴重的程度甚至被認為超過了1929年股市崩盤。即時呈現在電視屏幕上經濟崩潰的慘狀，震撼了全國民眾。這場突如其來的經濟災難，使得兩個月後奧巴馬的勝選幾乎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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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在2008年的勝選，確實象征著美國在種族問題上的進步，但並不意味著美國已徹底超越種族偏見。從卡爾·榮格的"共時性"理論來看，伊拉克戰爭與金融危機，以及約翰.馬凱恩的高尚競選風格, 都是促成奧巴馬獲勝的這關鍵"共時性因素"。那一特定的曆史時刻，這些因素讓美國大眾暫時克服了種族偏見，促成了"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這一具有象征意義的"共時性事件”。

川普2016年當選美國總統
與奧巴馬在2008年當選為美國首位非裔總統一樣，毫無從政經驗、個人品行飽受爭議的川普在2016年當選總統，也是一個"共時性事件", 其背後的"共時性因素"也主要包括伊拉克戰爭與2008年金融危機給美國社會帶來的創傷和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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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年共和黨初選中，川普是唯一一位公開否定伊拉克戰爭並批評小布什總統／甚至布什家族的共和黨候選人。
美國實行誌願兵役製度，軍隊中大量士兵來自偏遠農村和小鎮，他們因阿富汗／特別是伊拉克戰爭而身心俱憊。川普對伊拉克戰爭的否定，在這些退伍軍人中形成情感共鳴，為他們的創傷提供了某種心理慰藉；對布什戰爭決策的批評，則隱含著為退伍軍人的犧牲討回公道之意。
地緣政治學者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Kaplan)曾作為隨軍觀察員參與了伊拉克戰爭。他在2025年的一次演講中指出，伊拉克戰爭的經曆，讓許多來自所謂的"飛越地帶"(fly-over places，美國東西海岸之間偏遠地區／州的特指) 的士兵，更可能成為川普的堅定支持者。
或許正是這些選票，幫助川普在密歇根等關鍵搖擺州小勝希拉裏，意外贏得2016年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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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經濟衰退，是自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奧巴馬上任後迅速推出一係列救市措施，聯邦政府出資挽救汽車製造業和金融機構，尤其是華爾街投行和大型銀行。然而，這些舉措未能阻止大量工人失業或收入銳減，反而使危機始作俑者獲利豐厚。這一"救富不救貧"的社會效果，引發了大批民眾的強烈不滿。
2011年，"占領華爾街"運動在紐約爆發，並迅速蔓延至全國, 參與者多為金融危機的直接受害者。幾年後，這些憤怒的民眾在2016年大選中成為川普的支持者。盡管他們對川普的能力和品行存有質疑，但憤怒驅使他們投下了改變政治格局的一票。
而"占領華爾街"運動，日後被視為改變美國政壇格局的"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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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兩黨在公開場合普遍摒棄種族歧視立場，白人至上主義等極端組織在政治生態中被邊緣化，如2008年大選期間，共和黨候選人約翰·麥凱恩拒絕將奧巴馬的族裔背景作為競選話題。然而，美國政壇上的公開立場，並無法徹底解決美國社會中依然隱性地存在的種族歧視／種族偏見，而約翰.麥凱恩高尚的競選策略，甚至可能導致他在大選中失去了部分選票。
奧巴馬的勝選雖象征種族平等的進步，卻也為某些別有用心者提供了激發邊緣群體種族主義情緒的機會。奧巴馬上任不久，川普開始炒作奧巴馬"出生證明"問題。他的炒作迅速獲得大量民眾的熱烈回響，反映出美國社會中依然存在廣泛的種族偏見。而川普當時的言論／行動，則仿佛向這些群體發出了某種"心照不宣"的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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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2008年當選，的確帶有時代變遷的躍進感覺，但更像是一個超越時代的"共時性事件"，並甚至可能成為川普2016年當選的一個"共時性因素"。於是，來自偏遠地區的退伍軍人群體/"占領華爾街"運動憤怒的參與者／被重新激活的種族主義情緒，這些"共時性因素"的匯合，促成了川普2016年大選意外獲勝這一"共時性事件"。

奧巴馬2008年當選 vs 川普2016年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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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戰爭和金融危機這兩個"共時性因素”，使得奧巴馬和川普都能違背當時的政治常規，在2008年和2016年分別當選總統，構成了兩個典型的"共時性事件”。然而，共同的"共時性因素"所引發的兩個"共時性事件"的方式卻截然不同。
2008年奧巴馬的勝選，發生在金融危機爆發的當年，時間上的緊湊性使這一事件更具有"即時性"與"偶然性"；而川普2016年的勝選，則是在這兩個因素經過8年逐漸深入美國社會之後才發生，因而更顯出"可持續性"與"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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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打破傳統邏輯之外, "共時性事件"往往具有孤立性與不可重複性。從這個角度來看，奧巴馬2008年的當選更帶有"共時性事件"特征的孤立性，而川普2016年的當選，則更帶有偏離"共時性事件"特征的普遍性和可重複性。
2024年川普再次當選，似乎印證了這一點。

額外的話
當下美國媒體熱議的一個話題是，美國的憲政民主體製是否在走向衰亡。如果這個擔心成真，那麽，在"美國憲政民主體製衰亡"是否是一個"共時性事件"上的糾纏，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附錄
共時性因素與事件鏈條
1. 蘇聯解體 → 美國1991年經濟衰退 → 老布什連任失敗 → 克林頓當選 → 2000年小布什與戈爾的選舉爭議
這一連串事件不僅標誌著冷戰後全球格局的重塑，也為美國政壇日益加劇的黨派對立埋下伏筆。
2.1990年薩達姆入侵科威特 → 美國出兵解放 → 戰後駐軍 → 本·拉登的激進化 → 911事件 → 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
從地區衝突到全球反恐，這一係列事件不僅改變了美國的外交戰略，也深刻影響了國內安全與政治氛圍。
3. 1995年互聯網民用化 → 經濟繁榮 → 格林斯潘神化 → 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裂 → 零利率政策 → 房地產與金融衍生品膨脹 → 華爾街股市飆升
技術革命與金融政策交織，催生了新一輪經濟泡沫，也為後來的金融危機埋下隱患。
4. 2006年伯南克接任美聯儲主席 → 加息 → 金融衍生品與房地產市場崩盤 → 2008年華爾街危機 → 美國"大衰退" → 銀行與企業倒閉 → 數百萬家庭流離失所
這一經濟震蕩不僅重塑了美國社會結構，也成為政治極化與民粹主義崛起的重要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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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布什總統是2003入侵伊拉克戰爭的發動者，格林斯潘則是美國2008年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