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時候生活在一個國營廠環境裏。國營廠的生活中心，是廠俱樂部。
這個俱樂部，和我人生的兩次迷路有關。
第一次迷路，發生在兩、三歲的樣子，冬天。我奶奶和一幫老太太打牌的時候，我穿著開襠褲和拖鞋，自己偷偷溜出門去，想去看電影。我一直走到了俱樂部的對麵，過街就是了。這段路，大人快走也得五分鍾，天知道我的小短腿是怎麽走到的。這時候，正是午飯時間。回家吃飯的職工們看到凍得一臉通紅的小孩子，覺得不對勁，就一層一層用身體和自行車把我給圍了起來，不讓我走。我則一個勁地推著裏三層、外三層的大腿，拚命想突圍。人們問我“小孩兒你姓什麽？要找誰？“。我回答：”姓老貓，找老耗（老鼠）“。老太太們打牌到晌午，才發現我沒有了，急忙分頭去找。最後，是隔壁的胡大娘在這裏看到我，把我撿了回去。這次迷路，不過是幾小時的事。
另一次迷路，則是半生之久。
俱樂部一進門，不消說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像和畫。右手邊，則是魯迅的像：短頭發，小胡子，拿著筆，端坐著，目視右前方。自打第一次進俱樂部，我就知道了，這是個大人物。
從初中以後，魯迅更是語文課本的主角，他的思想也影響了我半生，包括他對中醫的蔑視，和彌散在文章裏“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的刻薄。
於是，這些認識和思想伴隨了我半生。
不過人終究是要長大的，抑或是變老，我們不再是我們。
而魯迅，也不再是魯迅。
先說輕鬆一點的。魯迅遲到被老師給批評，自己在課桌上刻下了一個“早“字以明誌。念書時，我覺得魯迅上學不遲到這事，一定很難。到了我長出了魯迅式的小胡子的時候，有了GPS。有好事者用GPS算了一下，原來魯迅家距離三味書屋的距離僅是190米-300米之間（鏈接）。這讓魯迅在我眼裏不是那麽高大了，至少我當年遲到的理由比他充分：我要走20分鍾，再坐20分鍾汽車，有時還擠不上去。
當然，這個是個輕鬆的發現。發現魯迅對中醫認識的偏頗，其實是略帶沉重的。
假如魯迅的父親確實遇到了一位庸醫乃至騙子，隻能說他遇人不淑，和中醫無關。這個道理不難懂，正像“莆田係”黑遍了中國，而沒有人說西醫如何如何。
而這個轉變的實現，是以閱曆為基礎的，就是，你通過某種方式，認識到中醫的科學性。本壇的杜編，是西醫專業人士，可是他見多識廣：自己的外公當年因為肝膽病，已被西醫下了病危通知，由孔伯華一劑治愈。這樣的閱曆，讓他在即使並不理解中醫的時候，對中醫也會持開放的態度。
某些喜歡天天大喊“眼力、智商、知識麵”的人，恰恰是缺少這種閱曆的井底之蛙。
我同情少年魯迅所經曆的的人生變故。“幼年喪父“也確是人生不可承受之重，這也許是他一生為憤怒所支配的原因。不過，童年的不幸，不應當成為成年後繼續憤怒的借口，盡管弗洛依德老爺子覺得這個很自然。憤怒的人，不會成為人生的贏家，因為你的理性不再。兵家雲：”怒不可以興兵“，人生亦如此。
人生需要升華，我們都有自我救贖的義務，為我們，也為這世界。經曆過的不幸，應當讓你更加有愛；經曆過的惡毒，應當使你更加善良。正如泰戈爾詩中所言：“世界以痛吻我，要我回報以歌”。
時光荏苒，鬥轉星移。我們不再是我們，魯迅也不再是魯迅。可憐之人未必有可恨之處，可恨之人卻必定可憐。
米蘭之夜，於己亥年五月廿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