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應該自己去看看
8月3日，我從伊斯蘭堡登上了飛往阿富汗首都喀布爾的航班。滿座的機艙裏，大概隻有三四位女性。等行李時，我旁邊正好站著一位女生。她一直看著我，有點好奇但非常友善，於是我主動和她打了招呼，得知她來自阿富汗北部省份，在伊斯蘭堡讀醫學博士，還有三年畢業，最近學校放暑假回阿富汗探親。我問道：“聽說塔利班2021年取消了女性的醫生執業資格考試，你畢業後如何通過考試獲得正式行醫資格成為醫生呢？”她笑了，“我們無法預測未來，也許哪一天塔利班突然就改變政策。或者也許哪一天，政權突然就換掉了。誰知道呢？我現在隻能考慮如何念完大學拿到畢業證。”
聽到我來阿富汗旅行，她很驚訝，最後她給了我她的聯係方式，再三叮囑北部非常漂亮，有空的話一定要去北部看看，如果在旅行過程中有任何問題也可以隨時聯係她。
去阿富汗是我心血來潮的計劃。作為一名長期關注衝突地區性別議題的國際發展領域工作者，阿富汗一直是我職業視野裏繞不開的名字。自塔利班2021年重新掌權後的這五年，阿富汗女性幾乎被從公共生活裏一點點抹去：先是被大量排擠出政府部門，出行須由男性監護人陪同；2022年，她們先後被禁止就讀中學、被要求從頭到腳遮蓋，又被擋在公園、健身房和公共浴室門外，年底大學校門和非政府組織的就業機會也相繼關閉；2024年，一部新法律甚至連她們在公共場合被聽到說話、唱歌都不被允許，年底醫學培訓也被叫停，切斷了她們獲得正規學曆的最後一條路；就在今年，最新頒布的法令正式廢除了男女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提高了女性提出離婚的門檻，同時保留了男性單方麵離婚的權利，也移除了最低結婚年齡，為童婚開辟了空間。
一直都是令人沮喪的消息，直到今年6月初，社交媒體突然給我推送了一條視頻，點開後竟然看到了一群女生在類似大禮堂的地方上公共演講的課，台上一個女生正在用阿富汗通用語達裏語演講，她看上去那麽自信，台下的女孩們也在拚命鼓掌，每個人都在笑。
我不確定這是不是AI生成的視頻，於是點進去該賬號的主頁。置頂的第一條post寫著“我們是阿富汗的女性導遊，我們開始做這件事是因為我們相信，旅行能以頭條新聞永遠無法做到的方式，將人們聯係在一起……我們希望開辟安全的女性專屬空間，讓女性旅行者能夠彼此交流，以不同的方式體驗阿富汗。”
我不確定這些文字裏具體哪一句打動了我，又或許是這些文字配圖裏每一張圖片都傳遞出的溫暖色彩和連結感令人向往，盡管每張圖片的人臉都被遮蓋了。總之，有一個聲音在告訴我：“也許這就是你在等待的那個轉機，也許你應該自己去看看。”
接下來的一個月，我把這個賬號發布的所有內容都看了一遍，聯係上了創始人索瑪雅，問了一些問題，憑著多年獨自旅行的直覺我初步判斷這應該不是詐騙，於是訂下了一周的喀布爾-巴米揚女性社群探訪團，又辦好了簽證和“旅行通行證”。一個月後，我降落在了喀布爾。
喀布爾國際機場
喀布爾機場的出口立著一塊巨大的廣告牌“華人港灣歡迎您”，底下聯係電話是一家幫助中國企業出海的中介機構。但我仍然有點不安，下意識拉了拉頭巾，盡量讓自己融入前往出口的人群中。沒走幾步就遠遠地看到了拿著一束花等待我的導遊紮赫拉，她燦爛的笑容瞬間融解了我的緊張。坐上車進入市區後映入眼簾的是大街小巷的商販，令人驚訝的煙火氣十足，隨後在我的不懈尋找中看到了一些腳步匆忙的婦女，再次感歎於多樣化的服飾，蒙麵的布卡罩袍在這裏不算主流，更多是長袍加頭巾，顏色也不僅限於黑灰。
沒顧上和紮赫拉多聊幾句，我先去了喀布爾聯合國駐地，見以前在菲律賓的前領導。經過層層安檢後，又進入了一條被兩堵帶鐵絲的高牆圍在中間的狹長走道，天空瞬間在我的頭頂縮成一道細細的縫，一瞬間讓人感覺這條路像是通往監獄。而隨後我很快了解到聯合國在阿富汗的國際雇員的確在“高強度安保架構”下工作和生活：常駐在設防的聯合國大院或團隊駐地內，日常出行依賴裝甲車輛和安保護送，非必要不能自行外出。自2025年9月起，塔利班已禁止聯合國的本地女性員工、承包商和訪客進入聯合國的辦公室和大院。
在漫長的走道盡頭，我終於見到了已經分別五年的前同事。她熱情地擁抱了我，告訴我這裏不用戴頭巾，和她一起來的另一個同事也笑著對我說：“You are free here。”她特別好心地組了個茶話會，把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婦女署的性別官員都叫來了。聽下來開發計劃署更關注生計和社會融合，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項目設計也更有創意。而婦女署在塔利班上台後工作更多轉向了國際倡導與研究，而且阿富汗是婦女署在全球的國家辦公室中員工人數最多的。本地女性員工因為受到塔利班禁令工作被迫全部轉移到線上或場外。為了一視同仁機構也要求男性員工線上辦公。婦女署的夥伴感慨：“麵對不勝枚舉的針對女性的禁令，我更擔心的是這幾年出生的新一代女童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長大，會不會認為女性不能上學、不能工作、在社會的方方麵麵受限和隱形是普遍和正常的。”
她們正在做一些跟蹤研究，馬上會發布一個塔利班掌權五年的女性生存報告，呼籲國際社會不應對這種狀況習以為常，“過去我們還能邀請到一些阿富汗女性在國際會議上發言，現在由於考慮到她們的安全，我們隻能暫時通過這些采訪和研究成果代其發聲。”
離開戒備森嚴的大院時，腳步沒有了來時的輕快。出來後，我和在門口等我一起去吃晚飯的紮赫拉分享了我的遭遇和感受。沒想到她咯咯笑了起來，“我可能曾經也是她們報告上的一員吧。五年前，我也抑鬱了很久。現在我開始在網上自學心理健康的課程，準備拿到證書後去教其他女孩。如果你想知道我們的生活有多難，讀報告和新聞就夠了，根本用不著來一趟。但如果你感興趣的是我們真實生活是什麽樣子，阿富汗女孩們到底是怎麽麵對這些突如其來起來的變故，我相信你一定會在我們的行程中找到答案，或許不是真相的全部，但起碼也是真相的一部分。”
接下來的兩周，我跟著紮赫拉走進了喀布爾和巴米揚數位女性的生活，又通過索瑪雅認識了更多赫拉特的女孩。她們的故事各不相同，但我漸漸意識到一件事：麵對這樣係統性、長年累月的壓迫，心理上的崩潰和絕望是再正常不過的反應，也是大多數人真實的處境。但這篇文章記錄的，是我在這十幾天裏恰好遇到的、努力往前走的一些女性。她們的故事提醒我，人生的敘事裏始終存在選擇的空間，在一個女性幾乎被剝奪了一切可能性的地方，依然有人勇敢地創造出了生活的空間和機會。
跑步讓我有種活著的感覺
紮赫拉帶我來到了巴布爾花園，“很久以前我曾在這裏參加過一次跑步比賽，那還是我第一次來喀布爾呢。”漫步在莫臥兒帝國時期建成的皇家園林裏，石階兩旁的果樹上，石榴一顆顆低垂，像一盞盞紅燈籠，張燈結彩。
“那時候我和好多來自阿富汗不同省份的女孩一起來首都參加比賽，對各個地方都充滿了好奇。那時候這裏人山人海，草地上全是帶著孩子過來野餐的大家庭，四處還遍布著放風箏的，踢足球的，玩遊戲的年輕人，以及推著琳琅滿目的小零食小玩具到處吆喝叫賣的商人，很熱鬧。我和夥伴們手牽著手，唯恐走丟了找不到回去的路。”看著眼前空曠的大草坪，除了精心修剪的草木偶爾隨風擺動兩下外，我實在感受不到任何其他動靜。紮赫拉口中的這種“遊園會場景”，在當下隻能全憑想象了。
2022年，塔利班公布對女性進入公園的禁令，現在隻剩下極少的一些專門的女性公園還對女性開放。在首都，這樣的女性公園現在隻剩下一家。本以為女子公園會比較寬鬆一些，結果大門口也貼上了醒目的著裝標準，要求從頭到腳覆蓋。進去後終於看到了人頭攢動的場麵，畢竟城裏也隻有這麽一個地方供媽媽們帶孩子一起出來玩耍，順便和朋友們嘮一下家長裏短。
本來紮赫拉說以前大家來這會隨意一些，今天看上去卻全是黑壓壓一片，走到最後才發現原來幹涸的兒童泳池旁站了一群塔利班視察人員，據說是來檢查兒童娛樂設施的，公園管理人員也在四處把沒穿Abaya（寬鬆的長袍式外套，通常為黑色）的女生趕去隱蔽的角落裏。說是隱蔽，抬頭一看後麵也有一排排居民公寓赫然聳立，據說曾有人將從陽台上拍到的不符合塔利班規定穿著的女性照片上傳到社交媒體。
我們後來還去了一個全是男性的山頂公園。恰逢周五，這裏也是人擠人。如果說女子公園還有12歲以下的小男孩在媽媽身邊活蹦亂跳，這裏連一個小女孩的影子都沒有。這裏隻允許外國遊客和當地男性進入，紮赫拉因為是導遊，也可以進入，人生中第一次經曆這種場景，怎麽說呢，大概有點像是誤入了男廁所的感覺，也不知恰不恰當。所有人都盯著我們看，好像我們來錯了地方做錯了事情。但是來都來了。我壯著膽子若無其事大步和大家一同走了進去，仿佛這裏就是個普通公園，看到有長椅就跟其他人一樣坐下來，有障礙物就拉起裙角跨過去，走到山頂打卡點很多人在拍照，我也去排隊站在了最顯眼的機位。
山頂公園
離開山頂公園後，在一家帶小院子的餐廳裏，紮赫拉先和我分享了她自己的故事。“我的天塌下來，隻用了兩周。”
她來自巴米揚山區，是家裏六姐弟中的老三，五年前的這個夏天，她即將高中畢業，剛剛獲得印度一所大學醫學專業的全額獎學金。她已經開始憧憬自己的大學生活，正在等待學校給她在最後一道手續上簽字好去辦護照簽證。愛笑的她喜歡跑步，曾是一家NGO組織的跑步教練，高中期間參加過三次全馬，也是巴米揚首次女子馬拉鬆四十多名參賽選手中的一員，常在越野跑賽道上嶄露頭角。談起運動時，她神采飛揚，放下了手中的食物，滔滔不絕。
她訓練刻苦，每天淩晨3點多起床，4點開始跑步，一跑就是20公裏左右，6點多結束訓練後又跑步回家，簡單換洗，背上書包又跑著去學校。中午放學回家吃飯，緊接著趕去語言學校學英語，下午四點再開始第二場跑步訓練。晚上做飯、做家務、寫作業，直到10點多才睡下。“同在中學念書的妹妹被親戚問起，你姐姐最近怎麽樣，她總說，不知道啊，我醒來她已經出門了，她回來時我已經睡了，逗得大家哈哈大笑。”那時候的紮赫拉不覺得累，隻覺得這樣的生活非常充實。
笑聲後，她的眼神又黯淡下來，“可惜現在我隻能在自家後院跑跑了。哪怕是在樹林裏偷偷跑也不行，你永遠不知道誰會舉報你。”我很好奇具體是跑步的哪個點吸引了她，後來在她參加一個線上分享會上時，我無意間聽到了另一個也在這家機構訓練的女孩的回答，“跑步讓我有種活著的感覺，在其他時候我總覺得我已經死了。隻有跑步的時候我才可以自由地控製我身體的每個部位，讓我意識到我也是自由的，有力量的。”
喝了一口水後，紮赫拉接著說道，“兩周後，8月15號，8月15號”，她重複了兩遍，大概是這一代女性永遠都不會忘記的一天，塔利班上台了，一係列出國留學以及本國大學入學限製隨即而來，女子中學被禁止複課。次年12月20日塔利班正式宣布暫停全國女性接受大學教育，即時生效，阿富汗成為了全球唯一全麵禁止女性接受中等及高等教育的國家。
原本熱愛戶外的紮赫拉，開始把自己關在房間裏，在不到10平米的有限空間內從東邊躺到西邊，又從北邊挪到南邊，就是不肯出門。“那時候，已經在國外的朋友們都在給我發信息問我怎麽還沒有離開阿富汗，這些信息讓我感受到一種巨大的壓力甚至譴責，我不覺得這些‘朋友’是在真的關心我。她們的語氣聽起來好像留在阿富汗就是一種‘軟弱’的代名詞，隻能無力地接受自己的權利被一項項剝奪。我不想承受這些無止境的負能量，暫時關了社交媒體，屏蔽了這些信息。” 紮赫拉的家庭經濟狀況無法支持她離開，對她來說，一個近在咫尺的未來就這樣坍塌了。
對很多阿富汗女性來說，故事就停在了這裏，這完全說得通，麵對這樣的處境，沒有人有義務“走出來”，能撐住已經用盡了全部力氣。
讓紮赫拉重新振作起來的，是一年半後的一通電話。那家因塔利班上台而臨時關閉的跑步NGO機構，又重新開放了，隻是將運營轉到了線上。她們希望紮赫拉繼續做有償運動教練，教女孩們在家裏運動，並接受完她們的培訓後開展一些線上的關注心理健康的活動。不久後，原來她去上課的語言機構也聘請她線上教輟學在家的女孩學英語。又過了一年，女性導遊社群的創始人索瑪雅通過朋友聯係到她，因為她家在巴米揚，她可以主要負責巴米揚和喀布爾的行程。
同時做著三份工作的紮赫拉，漸漸找回了行動的力量。她教出來的中學生也開始去教更小的低年級女孩；她用導遊收入替同村十幾個女孩支付上網課的高額網費；她也在一次次與周旋經營資質、獨自往返各省設計新行程的過程中，不斷拓展著行動的自由度。
我問她，如果沒有五年前的變故，原本想做什麽。她說其實最想從政，並不喜歡醫學；比起當年去讀醫，她很慶幸在現在的工作裏找到了真正的熱情。“我很高興我重新找回了我的路，現在我在做一份我真正喜歡的工作。這份工作可以讓我留在家鄉，讓我自己變得更好的同時也能支持到身邊更多的人。”
“我很擔心她們已經早早被嫁出去了”
從喀布爾前往巴米揚需要經過曾經塔利班的占領區，以前這條路上每天都有至少一起爆炸，往來兩地的阿富汗人隻能繞道花上雙倍的時間或者堵上運氣希望能平安到達。一路都是斷壁殘垣，但也不乏有創造力的村民們各種“廢地利用”。經過瓦爾達克省時，一片片茂盛的蘋果樹林在綿延的興都庫什山脈腳下綠意盎然，不遠處的山坡上則是一排排用傳統土坯砌成的方方正正的房子。當蘋果樹逐漸切換到大片的白色小花時，我們也抵達了除了大佛外還以土豆聞名的巴米揚。
經常發生爆炸的街道
與巴米揚女子手工藝市集的創始人紮伊納布初次見麵就有種說不出來的熟悉感，她讓我想起了我的外婆，是那種經曆很多苦難、卻永遠微笑麵對生活的女性。我和紮赫拉剛踏進她的小店裏，她便問我們喝不喝茶，沒等我們回答她就拿起開水壺出去打水了。沒過一會兒，她坐在地毯上，不緊不慢地沏起了茶。看我們都端起水杯，她這才又再次坐下來，順手拿起一塊布，一邊縫著收尾的毛線球，一邊和我們聊天。
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在接下來的近十年裏，阿富汗鄉村地區慘遭大麵積轟炸。那時候紮伊納布還很小，像大多數阿富汗傳統家庭一樣有著十來個兄弟姐妹。父母沒法帶著一大家子一起逃亡國外，隻能把孩子們帶上山，住進山洞，靠著啃食樹皮樹根野草等度過了最艱難的幾年。稍大一點後，為補貼家用，她自學刺繡，挨家挨戶兜售自己繡的帽子衣服，沒想到廣受好評，每天都賣完了。鄰居家的女孩子們也都慕名過來跟她學手藝，漸漸收了六十個學生，也開始嚐試擺地攤，但到了零下二十度的冬天就無法繼續了。
她開始頻繁多次拜訪之前的政府，說服他們建一個專門的女性手工藝品市場，政府劃了一塊地後給了她們幾間很簡陋的房子，於是她又去找聯合國機構幫助通電，請阿迦汗基金會填充道路，硬是一步步開出了自己的店，展出她和學生們一起做的作品，也參加各種機構支持的展會。
後來，客人越來越少，國際援助也斷了，學生從60人跌到20人。她的孩子有些已經在國外，這裏的日子越來越難，她也不是沒想過一走了之，但她還是留了下來努力堅守著她的小店。“如果隻考慮我自己，其實我還有很多選擇，怎麽都能過，但我常常想到那些學徒姑娘們，她們還很年輕，這麽小就失去了教育機會，如果再沒有一個求生的手藝，我很難想象她們怎麽繼續生活。那些突然不再繼續來我這學習的孩子們，我很擔心她們已經早早被嫁出去了。”
回到市區後，我們去了一家傳統阿富汗餐廳，和幾位過來交流的婦女手工藝品商會及小微企業家協會成員一起席地而坐。鋪滿了地毯的房間裏三麵擺著長長的坐墊，嚴絲合縫一絲不苟的感覺頗有些U字形會議室的嚴肅氛圍。
和前一天一樣，這些以手工藝品小生意為生的婦女們分享了類似的困境，沒有了國際組織的支持和出國參加展會的各種限製，加上大量外國人的撤出和本國經濟的停滯，銷路成了她們最大的問題。她們也在積極探索電商，但因為國內沒有成熟的平台，暫時都是在社交媒體上發發照片。
一個給協會會長做翻譯的小姑娘卡梅拉很快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她看起來特別小，英語說得很流利，並且一直麵帶笑容。果然，問過之後發現她隻有16歲，也沒能繼續去讀中學。但她沒有放棄，一直在嚐試各種線上教育，自學了英語，今年開始每天都在上一家機構提供的免費高中課程，內容和原本阿富汗中學的教材一致，可以用多種語言學習，學完所有課程後，通過線下考試來取得高中同等學曆證書。這家機構是由一位阿富汗科學家賈法裏博士創立的，她本人也曾是難民，在歐洲取得博士學位後一直致力於倡導阿富汗女性的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教育。2021年危機發生後，她第一時間作出了響應，開始著手開發線上教育平台，幫助這一代失學的女學生繼續她們的中學教育並對接國外大學承認她們的學曆認證已獲得大學錄取資格。
卡梅拉興高采烈地告訴我，說現在有好多線上學習的機會，並在手機上給我展示她正在學習的各種課程。令我驚歎的是，後麵接觸到的好幾位女性，也都是靠看網上視頻學會了做刺繡、漢娜文身、美甲、麵部護理等一切可能帶來生計機會的一技之長，也都做得有模有樣。
第一次直觀體會到互聯網時代的深刻影響，也許平時太習以為常了。當然，這份樂觀背後也有更沉重的一麵：網絡和設備費用對很多家庭是不小的負擔，偏遠鄉村的電力覆蓋更是遙不可及，城市地區的網絡也不總是穩定的。但卡梅拉還在繼續和我分享她的未來規劃：“我打算一年內結束高中學業參加考試，申請EBA國外合作大學的本科，學習經管專業，然後回國創業，攢夠錢後創立自己的NGO幫助其他女孩。”我問她對未來是否還有信心，她胸有成竹地說，她相信隻要有目標並付諸努力，總會找到辦法實現自己的理想，“未來我也想做一個領導者，成為其他阿富汗女孩的榜樣，就像賈法裏博士一樣。”
隻要我還有一口氣，我就絕對不會放棄
回到喀布爾後，紮赫拉帶我見了最後一位也曾經是企業家卻中途轉了行的女士。我們約在一家餐廳，她早早到了那裏等我們，還帶了一束鮮花，並主動和我握手，強有力的手勁讓我略微有點吃驚，但似乎又和她身上某種非凡的氣質相得益彰。坐下來後，我馬上注意到她一直坐得筆直，講話的時候眉飛色舞，還不時做著各種手勢，臉上的笑容沒有一刻消失過。
她的名字叫阿雷法（化名），和紮赫拉一樣來自巴米揚。在那裏念完商科大學後，阿雷法和同班同學一起開了家餐廳。除了這位後來成為她人生伴侶的合夥人之外，其他員工全是女性，這在當地極為罕見。我在阿富汗的兩周內，去過的餐廳裏從未見過女性員工。
開業後，常有流浪街頭的孤兒來店裏討剩飯，她總是力所能及地給些幫助。後來上她這來的孩子越來越多，她意識到餐廳不可能一輩子接濟他們，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索性開了間學校KUDAC，專門為流浪孤兒提供免費教育和住宿。逐漸收留了100多個孩子，教語言、數學、公共演講、書法、繪畫、運動，希望他們將來能獨立生活。
塔利班上台後，因為機構在當地影響力大且是女性創始人，她多次被約談警告，甚至有一次士兵們直接闖進學校辦公室要帶走她。她鎮定地看著他們說：“請你們不要再糾結是不是女性在管理這個機構了，想想這些孩子們吧，這裏是他們唯一能接受教育以便將來謀生的地方，你們關了這裏孩子們怎麽辦？多想想他們，忘了我這個人，我是誰一點也不重要。”幾番交涉後，餐廳被強製關閉，學校保留了下來，但交由員工負責管理，而她本人不得不帶著全家搬去首都。餐廳關閉的那天，送走最後一位客人後，她和所有員工最後一次把所有桌椅擦得鋥亮，大家相擁而泣。她親吻了所有桌麵，擁抱了每一個人，最後鎖上了大門。
剛搬到喀布爾一個月，她又重整旗鼓，計劃在有著更龐大數量孤兒的首都再開一所學校。“我已經選好址了，是一間又大又敞亮的兩層樓房，冬天也會有陽光照進來，在這樣的環境下學習心情應該也會很好吧。我正在麵試新學校的老師，很多失去工作的女老師申請這份工作，競爭非常激烈，但我隻會挑選那些真心喜歡孩子，又擅長教學，能把枯燥的知識變得生動有趣的老師。孩子們來上學就應該開開心心的！”說這些的時候，她的眼睛亮亮的，我也被她的樂觀情緒感染了，但還是忍不住想知道開學校的資金從哪裏來，是否有其他機構的支持。她說：“我暫時也不知道答案，為了開這所新學校，我已經踏遍了各大基金會的大門，也曾拜訪了幾家國際組織尋求支持，哪怕是領取一些給孩子們的書包文具等學習物資也是很有幫助的，卻被委婉地告知因為我們是女性創立的機構，已經被塔利班列入黑名單，無法獲得她們的支持。”
健身房受訓後成為教練的塔米娜（化名），和其他幾位已取得黑帶三段以上的女生隻能秘密地繼續著小規模跆拳道教學，根據形勢時開時關。可惜遭街坊鄰居舉報，於今年1月10日被塔利班在訓練時逮捕，幸運的是，因其曾多次比賽獲獎廣受國內外關注，13天後她被釋放，但該訓練中心被永久關閉。
這次拜訪了與塔米娜一起教課的另一位教練考薩爾（化名），她帶我參觀了她們的秘密訓練室，在她家地下室，大概四五平米。前往地下室需要先揭開她家地毯下一塊隱蔽的地板磚，然後順著陡峭的水泥台階往下，便能一眼瞅見一個磨得發亮的舊沙袋掛在房梁上，她告訴我裏麵填充的全是舊衣物以及以前上學的舊書包。沙袋的旁邊是一個書架，上麵擺滿了原來高中的舊課本和練習冊，一麵牆掛滿了跆拳道比賽的證書和獎牌，另一麵貼著一張阿富汗舊地圖，地圖的右下角已經撕破耷拉了下來。在這個略微有點局促的空間裏，時間好像還停在2021年8月15日之前。
通向考薩爾家秘密訓練室的路
在我端詳這個小小空間時，考薩爾突然開口了，她說每當她感到難過和沒有希望時，她就會來這裏練習跆拳道或是看書。她的教練曾告訴她，沒有文化的武士不是真的武士，所以她從沒落下過任何功課，直到突然不再有功課的那天。她曾成功申請到三次國外大學的獎學金，有一次都到了巴阿邊境，但還是被塔利班攔下來了。
秘密訓練室
我一時難言，不知道該如何安慰她，最後她自己打破了沉默，她說她也很喜歡寫作，想等以後可以讀大學的時候學新聞成為記者。我不確定是否還該像第一天來的時候對其他女孩說的那樣告訴她“你一定可以的”，隻是點了點頭，用拳頭碰了一下她的拳頭，說了一聲keep fighting。
從考薩爾家出來時，整個城市已經籠罩在夜幕之中，一個個被高牆包圍的當地人家裏也陸陸續續亮起了燈。我在想，這中間，會有多少女孩還在上著網課或者偷偷追逐著自己遙不可及的夢想呢？
8月12日，在我離開阿富汗的前三天，聯合國婦女署阿富汗辦公室發布了最新報告《塔利班掌權五年後：阿富汗婦女和女童遭排斥的常態化》。報告總結道：“如今阿富汗女性的抱負，與其說是樂觀的表達，不如說是一種壓力之下的抵抗形式——被推遲、被附加條件，很多時候，被轉寄向了下一代人。”
這份報告也提醒我，這次旅程本身有它的邊界：喀布爾、巴米揚和赫拉特，仍是這個國家相對容易抵達的城市；而在這次沒有涉足的、被貧困和饑餓困擾更深的廣大農村地區，可能都對應著更沉重的現實。據聯合國發布的數據，自2021年塔利班掌權以來，已有超過260萬阿富汗女童被剝奪中學教育機會，如果現行禁令持續，到2030年這一數字將上升到400萬；18-29歲女性中78%處於"既不上學、也不工作、也不受訓"狀態，男性對應比例為20.2%，女性就業率僅7%，男性為84%。據阿富汗當地民間組織Action for Development的數據，在前政府時期長期緩慢下降的童婚案例如今又迅速反彈，整體增加了約25%，目前約28.7%的女孩不到18歲就結婚，將近10%不滿15歲就出嫁了。
我在喀布爾、巴米揚和赫拉特遇到的這些女性和女孩，某種意義上是幸運的。她們所處的城市、家庭和際遇，給了她們一點點騰挪的空間，讓她們得以在既定的現實裏做出一些選擇，但或許不是人人都能隨時隨地自由選擇。
但這種逼仄空間下努力生活仍然是有意義的，就像紮赫拉告訴我的，她的夢想是從政（盡管這聽上去非常渺茫），她認為這幾年的困難境遇對她來說並不隻是一種障礙，也使得她更直觀地看到了阿富汗鄉村女性的真實困境。如果有一天她能實現夢想，這些經曆將會成為她製定社會政策的基礎。我帶著一絲悲觀問她，這樣的一天要多久才會到來。她說：“多久不重要，這不是阿富汗女性曆史上第一個黑暗時期，過去四十年的戰爭裏，很多傑出女性也一直在頑強抵抗，發聲。我也希望加入她們，共同書寫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