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時代下的"生命漠然症":誰在吞噬我們的時間?

編者按：

張雪峰的離去，像是一記毫無預兆的警示。我們習慣了在“規劃”與“效率”的慣性中加速，直到這一刻才驚覺：生命，或許不該隻是一串被精準計算的時長。今天，雲也退的這篇文字想陪你停下來，聊聊那個被忽略已久的話題：在越轉越快的世界裏，我們如何像一棵樹一樣，找回自然生長的從容。

自從世界上有了一種名叫“進度條”的東西，我們人類感受自己生命的方式，就和以前不一樣了：我們的一生，仍然保持著“童年—青年—中年—老年”的原始分段法，但每一段都有了可視的長度，加起來有了總長——看上去跟一根煙相仿。自從進度條的“拖動”功能被開發出來，人類中的很大一部分就似乎陷入一個悖論，一方麵不斷在提高個人的預期壽命，另一方麵為這壽命肉眼可見的耗損而焦慮。

對進度條而言，長度是它唯一的性質。每過一個季度，甚至一個月，哪怕一天，就會有人把這一年還剩多少，用進度條的方式呈現給你看，告訴你一年就這麽長，兩年、五年、十年，半輩子，一生，也就這麽長，如果你還無動於衷，那就再給你輕鬆地折算成小時。生命既然體現為進度條，那就意味著，一秒鍾就可以把它拖到底，當一生過完，其中每階段的內容將在三秒鍾內總結完畢，生成一份綱要讓其他人看。過去，當聽到“一個人的好日子就這麽長”的時候，你獲得的啟示是：要愛惜好日子，要隻爭朝夕。現在，你聽到同樣的話，眼前則會顯現出一根煙在燃燒的畫麵。進度條在無情地、一秒一秒地推進，即將燒到手指頭。

進度條不是一種文字比喻，而是用圖像，對人生時長做突出和具象化。人生有很多很多維度，可是進度條隻突出“時長”這一點，忽略其他，就仿佛你查看自己的“粉絲畫像”，看到的不是一張張有血有肉的臉，而是幾個彩色餅圖。

自然的生長還是機械的吞噬？

進度條每一秒都在起變化。而在有進度條之前，一生包含無數的不可見的角落。人們最常用的比喻之一，是把一生比作一棵樹：像是古話“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講出了一個人的成長的漫長而神秘，好比一棵樹，它的成長不能一分一秒地看見，而當我們猛然注意到一棵熟悉的樹長大的時候，心中還會生出喜悅來。

愛爾蘭詩人W.B.葉芝有一首著名的詩作，叫做《隨時間而來的智慧》。葉芝活躍在上世紀初，那時，人的預期壽命隻有現在的一半，各種疑難雜症，如今早已被研究透了和攻克下來，當時的人卻缺乏足夠的知識來對付，像是1919—1921年，一個被稱為“西班牙流感”的病毒就能橫掃世界，奪走數千萬人的生命。葉芝寫到：

雖然枝條很多，根卻隻有一條；

穿過我青春的所有說謊的日子，

我在陽光下抖掉我的枝葉和花朵；

現在我可以枯萎而進入智慧。

他用“枯萎”來描述晚年，用“進入智慧”來宣說他對時間流淌的從容心。雖然那時的人壽命普遍短，但是這幾句詩就像《當你老了》一樣，使人明白，你若是對自己坦誠，對生命保持體悟，那麽時間就站在自己的這一邊。在葉芝心裏，或是在受過葉芝詩歌的感召的人的心裏，像樹一樣度過人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我們不知道明天哪一根枝上會抽出芽，也不知道哪一片葉子會掉下來——也許自己就是那片枯葉。

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裏有個裝置，是一個從空中降下的耙子，做著畫圓錐麵的運動，耙著底下的沙子，沙子被堆起後又自然地推平，整個勻速的節奏讓人心靜，正如我們有時在沙灘上、麵對孩子和沙堡也能獲得的感受那樣。

心靜來源於通過循環感受到意義。每一粒沙子都會抬升起之後滾落下，在共同的趨勢中各有各的路徑。任何一種偶然都得到了肯定。沙子知道它們會落下來，就像海浪知道它們會拍碎於岸邊，但沙和海浪都有或淅淅瀝瀝、或翻騰跌打的途中——有意義的途中。與這個裝置恰成呼應的，是2008年，在劍橋大學泰勒圖書館揭幕的一個雕塑，它叫“吞噬時間者”，也叫“蚱蜢鍾”，它的設計和出資者是校友約翰·泰勒。那年9月19日，劍橋物理學家斯蒂芬·霍金為這個鍾揭了幕。當時霍金還健在。

這是個怎樣的鍾呢？它用一塊24K鍍金不鏽鋼圓盤做鍾麵，一米五的直徑。雖然也是圓形，還有鍾擺，但上麵沒有傳統鍾的指針和數字，而是用LED藍燈從鍾麵上的均勻縫隙裏射出光來，這些縫隙均勻排列在三個同心圓上，分別顯示時、分、秒，每一秒都有燈在跳動，配上一種機械的吱嘎響，讓你感到時間純然地流去和丟失。

準點報時聲來自鍾背後的一根鏈條。更為驚悚的是，是這個金燦燦的鍾的上方蹲著一個黑色的金屬蚱蜢。蝗蟲蚱蜢之類，本就是令代代世人恐懼的動物，它們有著蹲伏的體態，沒有表情，像死神一樣，機械地、不講理地吞噬莊稼作物後揚長而去。而這個蹲伏的黑鐵蚱蜢吞噬的是秒，它的嘴會動，有時還會眨眨眼，仿佛吃得津津有味。

我們常常說的“陰森”、“詭異”很合適用於這個鍾的觀感，如馬克·費舍所說，“讓人從存在中看到不存在”的陰森。《時代》把它評為2008年最佳發明，說它具有“催眠般的美感，卻又令人深感不安”。它的擺錘似乎會卡住或停頓，燈亮有時滯後，有時突然提前，可是這種走不準並不通往神秘，因為它是設計出來的，它刻意製造不規則，表達出那句網語“明天和無常不知道哪一個先來”之類的意思。約翰·泰勒，或許以《時間簡史》聞名的斯蒂芬·霍金，都很樂於告訴人們，時間的本質是被吞噬，是這一分鍾還沒過去，下一分鍾已被垂涎。

和葉芝的“隨時間而來的智慧”相反，2008年問世的蚱蜢鍾告訴人們：時間並不站在人的一邊。

對比這兩個裝置，可以看到一方有多麽浪漫，另一方就有多冷酷；沙子和海浪是粗糙神秘的，而LED燈、齒輪與鏈條，是精細而直白的。雖然是機械，但“蚱蜢鍾”卻沒有鍾表的滴答聲，你在它麵前，不會感到《傳道書》裏的名句“哭泣有時，歡笑有時；哀傷有時，雀躍有時”帶來的慰藉，你也遠離了威爾士大詩人迪倫·托馬斯在那首傑作裏發出的詠歎：“而我喑啞，無法告知季候的風，時間怎樣在繁星周圍滴答出一個天堂。”

——我是用鍵盤敲打出這詩句的。伴隨著一個個字出現的，是不規則的敲擊節奏，或是手指頭輕碰屏幕的細小的嗒嗒。此時我用來進行文字表達的媒介，並不在提升我的創造感，卻在敦促我計算，計算字數和我使用的秒數；文章在成型，意味著進度條在抵達終點。

數字時代的生命漠然症

為什麽會由進度條來代表人生的時間呢？

這是源於我們在自身加載了新的媒介機器。這個機器是有形的，也是無形的，它是設備，也是機製，它最樂於、也最擅長的一件事，就是量化，讓你養成通過數字來做選擇，來言談和感知的習慣。當你在屏幕上看到“看完本篇需要6分鍾”的字樣時，或者，當你在旅遊景區看到“距離出口還有2km，走完約需20分鍾”的時候，你就正在被內置這個機製，也可以說，被內置人生進度條。這種充滿數字的表述，似乎是用精確的方式來增加你對未來的可控感，讓你能規劃自己該幹什麽，不該幹什麽；但同時，它也把一種理念塞進了你的意識：時間是王道，最高效地利用好時長是唯一“王道”。

在時長為王的背後是量化主義。人都是花費生命來定義自己的生命的。比如，一個人做一項職業做了5年，他的生命就多了與這職業有關的意義。可是進度條式的生命觀，卻會突出“5年”這個數字，還有賺了多少錢，行車多少裏，估值多少美金，都是數字。當數字主宰了思維，我就會把對生命的定義權，以及更重要的——定義的熱情——也交出去，我就總會想：我一輩子就那麽幾年，算我活70歲，那麽一共60萬個小時，其中還有20萬小時要用來睡覺……

當時間主要靠“時長”這一項維度來衡量，它就首要地體現為數字。我在第一次聽到“碎片時間”這個詞時就很懷疑：時間居然可以這樣來形容？“碎片”無非是指一段很短的時間，可是短不代表碎，不代表可有可無，你視一段時間為碎片，你就默認了它是可丟棄的。所以，“碎片時間”一詞充滿了對個人生命的藐視；“看完本篇需要6分鍾”，這種表達則充滿了對讀一篇文字的行為的輕蔑（不管它是6分鍾、2分鍾還是120分鍾），並暗示你：你想清楚，是否值得把生命進度條裏的一小段耗費在讀這個東西上麵。

它相當於直接在你背後放了一隻吞噬分秒的蚱蜢：我甚至認為這就是滲透最深的pua行為，讓你失去對做一件事的意義的感受，而在該做/不該做這件事之間，充滿內疚地遲疑不決。

最希望讓人人的時間都碎片化的，當然是能把“設備使用時間”變現的人。人們越離不開設備，人就越難注意設備之外的其他東西。可是，你若是抱上了“我無非是每天有些碎片時間需要打發”的想法，那麽，你很快也將保不住多少“完整時間”，甚至連睡眠都要被蠶食。因為完整就是“碎片”組成的。當你開始做那些據說適合“碎片時間”的事——比如刷手機——的時候，實際上，你的整塊時間必然也進入碎片化、瑣屑化的快速下行通道，事實上被掰成碎塊來使用——來打發。

當我聽別人談起一位知名人士的去世，談起他的“時間規劃”，談起他每天需要多少個小時的直播，多少個小時的運動，多少個小時的休息……然後得出一個有關愛護健康的漂亮結論的時候，我就想，是不是人們也都是這樣來看待自己的生命的。時長當然很重要，可是時長不是唯一值得說的事情，或者說，用時長（當然還有其他數字）來談論別人做的事情，總有一種輕浮感。長短帶不來任何的意義。比如我，我就多麽樂意忘了時長這回事，假如我和我的朋友，通過屏幕聊天，朝著一個彼此內心都深感有意思的方向聊，這時，我的頭腦根本不會指使眼睛去留意直播連線屏幕上的數字跳動。

而如果不能通往這樣的對話和聊天，那我為什麽又要開啟這樣一場屏幕對話呢？

但是，如果一個人的時間，精確到秒的時間，是可以用來變現甚至是必須變現的，那麽他恐怕很難不去注意時長。一件事和另一件事之間，有許多東西可以比較，但一件事耗費的時長，和另一件事耗費的時長之間，隻能相互比較長短，然後，是收益和損失，據此產生了興奮和落寞。當我看到人們不無同情地說一個人“他這麽拚，還不是因為要掙錢養活……”的時候，我想到雅克·拉康幹淨利落的論斷：所有的行為驅力都是“死亡驅力”。

拉康的意思不是說那些很拚的人都是在找死。拉康是說，人都會把自己放在一根進度條上，這根進度條有明確的頭與尾。人一方麵從而會有緊迫感，另一方麵，人也永遠無法達到對自己的期許。但是哲學家拉康是上世紀的人，在1981年去世時，他不知道再過四十年：每個人每天要無數次地看到鍾點，看到以數字的形式跳動的時分秒。

這事非常陰森：內置的生命進度條，已改變了我們談論死亡的方式，當然，更早已改變了談論人生意義的方式。任何時候，看一眼屏幕上的當前時間，我們看到的都並不是一個單純的鍾點。我們看到的是“生命在一秒一秒地流逝……”由此而來的，是我不自覺地加快腳步，加快手上動作，也許還加快心跳，但是，我的不安，正如我在劍橋的蚱蜢鍾前感到的不安那樣，散發出對我自己的諷刺：

你看，相對於我個人的粗糙狼狽，我的種種先天不足，這數字那麽光亮，那麽精密，充滿了設計感，就連走得時而快時而慢都是被人故意設計出來的；它甚至給了我一個調節屏幕顏色的“護眼模式”選項，讓我在盯著它猛看的時候善待眼睛。

實際上，正因為談不了別人的死，我們才寧願相信他在賽博空間的永生。隻要一個人仍有一個賬號，仍能夠對話，他就可以視為還活著，這賬號背後是誰在使用並不重要。或者更加精確地說：你隻要不把臉挪開屏幕，誰的生死，都是無關緊要的。那些談論健康飲食、談論壓力、談論如何擺脫出優績主義困局的議論，都不會提及這一點：它並不真正在乎一個人的生死。

因為，在進度條的時間觀下，每個人都會被鼓勵去首先不關心自身的生命（卻被鼓勵去過於在意自己在他人眼裏的形象），不去體會生命本身，而是講究時長，講究做出於經濟考慮的高效規劃。當每個人都頭頂一根生命進度條出門（就像身背一個情緒符號那樣）的時候，談論他人，關心他人的生死，也會變得十分地難看，十分造作，十分言不由衷。

有個來自古希臘語的詞匯akedia，它的意思是“缺少關愛”，基督教將它援引進來，表示“對自身生命漠不關心”。或許，我們很少有人會承認自己是akedia的人，可是，我們卻能夠從周圍的人身上，看到自己的樣子：

他們無精打采，他們坐臥不安，有種懶散和倦怠。他們極其渴望分心，需要持續不斷地有新的刺激，刺激眼睛，刺激味蕾，他們身上存有許多嫉妒、許多欲望隨時等待觸發。他們的注意的能力不是消失，而是被分解，被忽視和不自知；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把生命當作最重要的事而好好活著的能力，被分解為許許多多有待搔到的癢。在這樣的人群中，談論意義會變得荒謬可笑，所有人都會感覺其他人讓自己失望。在這樣的人群中，我可以說，精神已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