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爆發的美以對伊朗戰爭並非憑空而來。美伊之間的衝突經過數代人的積累逐漸形成。三個關鍵事件：1953年政變、1979—1981年人質危機以及持續至今的核爭端。這些事件在一定程度上為中東戰爭爆發埋下了伏筆。美伊之間的敵意在數十年間不斷積累。你知道是哪三大關鍵曆史事件塑造了兩國的政策和公眾認知、同時也使互不信任代際傳遞嗎？https://t.co/wOsI5kTvRK pic.twitter.com/cW4gq312n0
— DW 中文- 德國之聲 (@dw_chinese) March 14, 2026
中情局與政變
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伊朗與美國關係密切。二戰後，華盛頓將德黑蘭視為對抗蘇聯的重要盟友。美國支持伊朗國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並將伊朗定位為中東地區親西方的君主製國家。
然而1951年，伊朗民選總理穆罕默德·摩薩台將伊朗石油產業國有化，挑戰了西方對伊朗資源的控製。兩年後，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和英國軍情六處（MI6）協助策劃了一場推翻摩薩台的政變。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副總裁伊恩·萊瑟（Ian Lesser）指出，1953年的政變是一個轉折點，“美英實際上策劃了這場政變，以推翻摩薩台並重新擁立國王”。
政變恢複了國王的權威，但也給伊朗社會中帶來了深刻的不公感。許多伊朗人將其視作外國對本國民主的幹涉。致力於推動伊朗“女性、生命、自由”運動的阿紮迪網絡創始人內金·希拉蓋伊（Negin Shiraghei）解釋說：“我父母那一代人認為，國家的問題源於美國的幹預。他們把國王視為美國的傀儡。”
這種情緒後來成為三十年後伊斯蘭革命的重要推動力量。
革命與人質危機
到20世紀70年代末，民眾對國王統治的不滿不斷加劇。許多人認為國王政權壓迫性強，並相信華盛頓在維持其統治方麵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1979年，大規模抗議結束了國王統治。宗教領袖魯霍拉·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結束流亡返回伊朗，建立伊斯蘭共和國，並奉行反西方、反美國的意識形態。
如今，當年參與建立伊斯蘭共和國並推動對美強硬政策的一代人中，許多人仍在伊朗政府中擔任要職。現任伊朗領導層仍嚴重依賴1979年革命的象征和口號來為其統治正當性辯護。
這一體係的關鍵支柱之一是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這一軍事和政治力量旨在捍衛革命並壓製國內異議，並經常對抗議活動、媒體和公民社會進行鎮壓。
在美國，人們則對另一關鍵事件津津樂道：1979—1981年的伊朗人質危機。
1979年11月4日，一個與霍梅尼政治理念一致的學生組織衝進位於德黑蘭的美國大使館，劫持了66名美國人質。他們要求美國交出已流亡海外的伊朗國王，並表示此舉是為了防止再次發生類似1953年的外國支持政變。
對許多美國人來說，占領大使館是對其國家的攻擊，也是通過電視直播傳遍全國的羞辱。人質被扣押444天。獲釋後，他們受到英雄般歡迎，並在紐約舉行遊行，這一事件至今仍影響著美國公眾輿論和政策製定。
萊瑟指出，如今華盛頓許多掌權者，“包括美國總統身邊的人以及總統本人”，都是在那個時期形成了對伊朗的看法。“把伊朗視為敵手的認知在那個世代中根深蒂固。”
1983年貝魯特軍營爆炸事件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敵對情緒。當時由伊朗支持的真主黨武裝民兵在黎巴嫩襲擊美軍營地，造成200多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士兵死亡。
萊瑟說，美國對伊朗的看法“深受這些經曆影響。伊朗被認為參與重大恐怖襲擊至今仍深深印在人們腦海中。”
反美情緒
1979年革命後，伊朗國內反美情緒十分強烈。但希拉蓋伊表示，這種情緒消退速度比伊朗政府宣傳所呈現的要快得多。
她說：“民眾情緒在迅速轉變，即使人們沒有勇氣公開表達。”
1990年代和21世紀初成長起來的伊朗人經曆了一個政治開放的嚐試時期。他們支持改革派領導人，一度相信改變是可能的。
希拉蓋伊說，她這一代人在成長過程中既意識到美國的強大影響力，同時也開始質疑政府宣傳的口號，比如把美國稱為“大撒旦”或高呼“打倒美國”。
她說：“我們這一代人知道美國權力的負麵影響，知道他們在世界各地發動戰爭。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在想，這樣程度的敵意真的有必要嗎？”
在政治層麵上，華盛頓與德黑蘭也曾出現合作，尤其是在9·11恐襲後。
萊瑟指出：“在遜尼派原教旨主義和基地組織問題上，我們當時立場一致。甚至在能源安全問題上，兩國也可能有共同利益，因為雙方都希望保障能源供應安全。”
然而，這些共同利益往往難以在政治領導層更迭後持續。在伊朗，改革運動遭到強硬派阻撓，變革的希望逐漸消退。
核恐懼與外交破裂
在美國方麵，擔憂伊朗發展核武器在21世紀初成為主導議題。華盛頓懷疑伊朗試圖製造核武，而德黑蘭堅稱其核計劃僅用於民用能源。
這種猜疑導致長達數年的製裁、施壓和威脅，形成不斷升級的惡性循環，並深刻影響雙方政策格局。
外交努力曾促成2015年伊朗核協議的達成。該協議限製伊朗鈾濃縮活動，以換取解除製裁。
但美國國內批評者認為協議範圍過窄、期限過短。當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退出該協議後，雙方的不信任再次加深。
協議破裂後，談判多次陷入停滯。伊朗擴大核計劃，美國於是加大製裁。
2025年6月，美國開始轟炸伊朗核設施。今年2月美以聯合空襲造成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身亡， 2026中東戰爭開始。
萊瑟認為，雙方關係緩和仍有可能實現。他認為：“代際變化將帶來積極影響。伊朗社會的很大一部分，尤其是年輕人，已經不再願意支持這個政權。”
希拉蓋伊指出，美國文化和“美國夢”通過電影和互聯網傳播出去，即使在國家限製的情況下，仍影響著年輕一代的伊朗人。
她說，即便在戰爭期間，年輕人中的反美情緒仍然有限，因為“他們不會向外尋找敵人，他們的敵人就在身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