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十年來，中國政府一直被指實施旨在壓製少數民族的高壓政策，迫使他們融入占主導地位的漢族文化。分析人士認為，北京並不需要新法律來行使其全國性的權力。但此法律的重要性，在於其所傳達的訊號——反映習近平在可預見的未來正將中國引向何方。https://t.co/2cHZ24dd5s
— BBC News 中文 (@bbcchinese) March 10, 2026
學者與人權活動人士表示，“橡皮圖章式”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本周稍後會通過一項新法律，將使這一進程固化、擴大、甚至加速，進一步威脅少數民族的權利與生活方式。
然而，中國政府辯稱，此法對以團結促進現代化至關重要，並稱其為《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
這項法律降低其他語言的地位，以普通話為優先；並透過禁止任何限製跨族通婚的做法，鼓勵漢族與其他少數民族通婚；要求家長教育及引導未成年人“熱愛中國共產黨”；並以一項籠統條款，禁止任何被視為破壞“民族團結”的行為。
習近平多次呼籲推動“宗教中國化”，要求宗教實踐符合中共認定的中國文化與價值觀——專家認為，這部法律進一步鞏固其統治的核心內容。
賓夕凡尼亞大學的亞倫·格拉斯曼（Aaron Glasserman）說：“無論是推廣普通話，還是對少數民族身份表達、宗教實踐等方麵的限製，這個政權的意思是：我們之前做的一切都是正確的，而且我們對此如此有信心，現在要把原本隻屬於政策層麵的內容提升至基本法律層級。”
中國有55個官方認定的少數民族，人口規模從數萬至數百萬不等。
但北京對不同群體的關注程度不一——最嚴重的人權侵害指控集中在新疆（維吾爾族及其他突厥族群的家園）以及西藏。
中共一直強調用高壓來應對任何帶有危險性、涉及分裂的言論，而非提供更多自治，使少數民族更樂於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在2008年北京奧運前數個月，西藏僧侶在拉薩發動反抗北京統治的起義。與以往的起義一樣，最終遭到鎮壓——北京稱22人死亡，但流亡藏人團體估計約 200 人。
翌年，在中國最西部，新疆首府烏魯木齊爆發維吾爾族與漢族之間的致命衝突，造成近 200人死亡。
2013年，數個維吾爾分離主義者駕駛載有爆炸物的汽車衝向天安門廣場附近的入口後被擊斃；2014年，另維吾爾人則在雲南省一個火車站襲擊路人。
北京方麵說因應暴力叛亂而對少數民族的強硬鎮壓是正當的。
但聯合國與人權組織指控，超過一百萬維吾爾穆斯林被強製關押在營區中。中國政府則稱那些地方是“再教育”與職業培訓中心。報導也指出，維吾爾宗教活動受到限製，清真寺被關閉。
在西藏，曾是權力中心的寺院受到嚴密控製。所有 18 歲以下的人必須在國家辦學校學習普通話，且不得研讀佛教經文。這對一個孩子原本可進寺院學校修行成為僧人的社群而言，是重大打擊。
近年來，內蒙古因政府限製蒙語教學而出現動蕩，西北寧夏也傳出官員下令拆除回族清真寺。
分析人士指出，麵對潛在的不穩定，政府或認為有必要以新法淩駕現有的少數民族權利法律保障。
此舉亦有助其掌控連接中國與鄰國、以及關鍵全球貿易航道的戰略地區。
“中國實力計畫”（China Power Project）在其對新法的分析中引用中共建國領袖毛澤東之語：“我們說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實際上是漢族‘人口眾多’，少數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資源很可能是少數民族‘物博’。”
誠然，盡管部分少數民族（如維吾爾族）人口達數百萬，但與占全國逾九成、在人口普查中被記錄為漢族的人數相比，仍顯得微不足道。
然而，若從領土來看，藏人、維吾爾人、蒙古人的傳統家園幅員極廣，蘊含豐富礦產資源，也是重要農業區，對中國整體國土麵積具有相當份量。
曆史上，這些民族曾多次在不同時期短暫脫離中國統治。他們生活於遼闊的邊疆地帶，與外國接壤；不僅使用自身語言，也擁有獨特的文字書寫係統。
他們曾試圖透過抵抗北京的統治來維護自身文化——即便未能成功——而其海外流亡群體亦是長期對北京最嚴厲的批評者之一。
盡管中國的法律往往可被解讀為“黨的意誌即法律”，新的“民族團結”法仍讓官員更容易執行先前已在推動的各項措施——他們如今擁有了更明確的上級指令。
多年來，中國政府一直提供誘因，鼓勵漢人移居西藏與新疆；批評者指其目的在於在人口上壓倒少數民族。結果，拉薩與烏魯木齊兩座區域首府已見漢文化大量湧入。
北京當局亦以經濟誘因鼓勵跨族通婚，特別是維吾爾族與漢族之間，因此被指企圖透過此方式將少數民族吸納至主流漢文化。如今，新法律也觸及這一點。
賓夕凡尼亞大學的格拉斯曼表示：“法律並未明確鼓勵跨族通婚。它的表述是，任何人或組織不得因宗教或民族身份而幹涉婚姻自由。”
他舉例說，若一名漢族男子欲與少數民族女子結婚，而地方官員必須解決來自伊瑪目或教士的宗教反對意見。
“你可以想像這名官員的處境；他的首要目標是盡可能避免麻煩，好讓自己獲得晉升，或至少不被炒魷魚。這名官員可能會悄悄斡旋，施加壓力，使婚事告吹。這項法律讓這種非正式操作變得更困難，並提高了另一種可能性：人們將不再允許伊瑪目、教士或父母說‘你不能嫁／娶這個人’。”
在2026年的中國，要訪問仍居住在其傳統家園的維吾爾族、藏族或蒙古族民眾，了解他們對這項法律的看法極為困難，因為若其言論被視為宣揚“分裂主義”，批評任何政府政策都可能導致入獄。
然而，為他們發聲的海外團體已發出警告。
維吾爾人權運動組織“維吾爾運動”（Campaign for Uyghurs）在社交媒體上表示，新法律透過限製少數民族語言在大多數科目的教學，使“維吾爾、藏族及蒙古族將失去在學校和大學使用母語教授科目的權利。取而代之，他們將被迫使用中文普通話，作為中共持續推行的、將少數民族同化至漢族社會的方式之一”。
總部設於印度、由流亡藏人資助的英語網站Phayul指出：“批評者視此立法為習近平主導的加速‘中國化’運動的最新階段。”
在某種意義上，中共與活動人士及批評者對法律以同化為核心的判斷一致——隻是中共認為這是好事。
全國人大新聞發言人婁勤儉表示，此法是“透過國家立法方式，確保黨對民族工作的全麵領導，健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製度機製，支持民族地區加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中共一直強調，漢族與其他民族處於不同的現代化階段；其含義是當局視少數民族為落後。
格拉斯曼表示，這也使中央政府在麵對過度進取的地方官員時感到頭痛，因為他們有時的態度是：“我們已經革命過了，所以現在大家都應該說普通話。你不需要尊重他們那些‘落後的’喪葬或婚俗，因為我們現在都現代化了。”
過去，這導致基層官員要求穆斯林食用豬肉，或工廠雇用穆斯林勞工卻不設清真廚房。
在北京看來，這些爭議不值得發生，但在部分地區卻難以向幹部傳達這一點。因此，新法被寄望能規範相關做法。
人權組織則認為，此法更像是一份公開宣示，而非主要用來將違規者繩之以法的法律文件。
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中國研究員亞力坤·烏魯堯勒（Yalkun Uluyol）表示：“該法律將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相關的思想框架製度化，涵蓋教育、宗教、曆史、文化、旅遊、大眾媒體及網絡，並要求將這套意識形態納入城市與鄉村規劃及經濟發展中。”
多數分析人士認為，北京並不需要新法律來行使其全國性的權力。但此法律的重要性，在於其所傳達的訊號——反映習近平在可預見的未來正將中國引向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