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潑斯坦階層掌控國家”，昭示了美國政治新圖景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大衛·華萊士-威爾斯2月11日撰寫題為《可負擔性和“愛潑斯坦階層”將定義美國政治》，文章談到，美國正進入“極端財富政治”新時代，億萬富翁影響力空前膨脹，被諷刺為“愛潑斯坦階層”掌控國家。科技寡頭與特朗普式MAGA結盟的同時，公眾對貧富差距、可負擔性危機及AI失業威脅日益不滿，加州財富稅提案等舉措象征反擊開始。作者認為，民主與寡頭統治的較量將成為21世紀美國政治的核心戰場。

以下為鳳凰網“天下事”全文編譯：

舊金山灣區至少擁有整個美國股市總市值的三分之一。去年年底，你幾乎無法避開一家人工智能初創公司發起的一場令人不寒而栗、卻自以為俏皮的廣告牌宣傳：“停止雇傭人類。”而就在周六，有人試圖在市內策劃一場“草根動員”的“億萬富翁遊行”，為矽穀21世紀的“強盜大亨”辯護，帶著明顯的挑釁意味。但最終隻有幾十人到場，還一路遭到路人嘲諷。

億萬富翁們似乎也在行動。近幾個月來，馬克·紮克伯格、拉裏·佩奇和謝爾蓋·布林都在加州以外購置房產，可能把他們數千億美元的財富一並帶走。還有一些人過去幾個月一直在憤怒抨擊該州“階級鬥爭新政治”的不公。

原因何在？加州一項提案擬對該州億萬富翁征收一次性5%的財富稅。自疫情以來，他們的財富大幅飆升。這項提案得到了當地國會議員羅·卡納支持，但未獲州長紐森支持，目前作為可能在秋季舉行公投的倡議案懸而未決。

這還遠稱不上街頭揮舞草叉的場麵——那是曆代貴族與寡頭在自我陶醉式的地位焦慮中所幻想的噩夢。但至少在象征意義上，那些驚恐的億萬富翁基本是對的。在美國，從未有過如此嚴肅考慮的稅種，這項政策將標誌著美國“極端財富政治”進入一個真正的新階段。

或者說，這個新階段其實已經到來？政客們如今隨口提及“愛潑斯坦階層”，談論“可負擔性”的頻率也超過以往競選時提到的“平等”議題。知名富豪更加公開地為巨額財富辯護，公開反對政府監管與幹預；而左翼人士也更加坦率地表達對極端財富的不滿。

去年可謂“階級戰爭”的兩端呼應：1月，當科技右翼與總統的“MAGA”陣營一道參加其在華盛頓的就職典禮時，世界首富馬斯克幾乎獲得對政府機器的單方麵控製權，部分原因是他捐出了近3億美元政治獻金。11月，一位民主社會主義者當選世界金融之都（紐約）的市長，依靠公共配捐資金對抗反對他的數百萬美元投入，並幾乎麵對銀行界的普遍敵意。

一個重大問題是，這種反彈是否會超越口頭表態——在特朗普總統時代看似穩固的兩黨聯盟，是否會因對億萬富翁的敵意及其反應而被重塑，尤其是在特朗普長期統治逐漸落幕之際。

“摘下麵具——這個說法很貼切。”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家加布裏埃爾·祖克曼說。他曾參與設計加州的財富稅提案及國際上類似方案。

特朗普第二任期一年下來，已明顯成為美國曆史上最肆無忌憚、規模空前的腐敗政府，包括加密“梗幣”和總統對國稅局提起的個人訴訟。科技寡頭對特朗普的表麵恭順似乎比年輕人、黑人和拉美裔選民的“氛圍轉向”更為持久——這些選民後來大多拋棄了他。億萬富翁對交易式、逐利型MAGA政治的適應，也印證了卡納所說的“矽穀社會契約的破裂”。

三年多前馬斯克收購推特，如今回看及其被模仿的程度，都顯得更具政治後果——他希望自上而下塑造信息如何傳播，正被他人效仿。拉裏·埃裏森的甲骨文持有TikTok股份，其子大衛·埃裏森擁有CBS新聞並競逐CNN控製權。傑夫·貝索斯剛剛削弱了美國第二或第三重要的報紙（華盛頓郵報）——大約一年前，他接管其評論版並明顯將其引向右翼。

此外，最近公布的愛潑斯坦調查文件也引發大量醜聞。迄今尚未使任何知名美國人明顯麵臨刑事風險，但它們恰好契合一種有毒的“精英免責與特權”圖景。佐治亞州民主黨參議員喬恩·奧索夫上周末在演講中說：“我們被告知MAGA是為工薪階層服務的，但這是一個由超級富豪組成、為超級富豪服務的政府。這是曆史上最富有的內閣。這是‘愛潑斯坦階層’在統治我們的國家。”

以上算是某種鋪墊。前方則是人工智能可能帶來的激進社會與經濟轉型——其最終影響仍然難以預料，最初被宣傳為“存在性危機”，如今則被形容為“時代性變革”。

這種說法的一個後果，是提醒人們：在大科技和生活成本危機時代，他們早已感覺對自己的人生失去控製。人工智能似乎會進一步加劇這一趨勢——將人類未來的大量社會控製權交給更少的公司、更少的高管，甚至更少的算法，而民主監督卻可能比“放任式社交媒體時代”更為薄弱。

保守派評論員馬特·沃爾什去年12月宣稱：“未來五到十年內，人工智能將抹去至少2500萬個工作崗位。”這一言論甚至贏得了跨意識形態的掌聲。上周，MS NOW主持人克裏斯·海耶斯警告：“我認為大家最好明白，億萬富翁當前的統一階級項目，是要對白領做當年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對藍領所做的事情。”

還記得“占領運動”和托馬斯·皮凱蒂嗎？還記得“茶黨”嗎？還記得伯尼·桑德斯幾乎憑借不斷提及“99%”而贏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嗎？還記得特朗普在2016年大會上對“被拋棄的美國人”說“我是你們的聲音”嗎？某種程度上，美國從未真正拋棄這些政治議題——隻是看著它們被特朗普主義的引力扭曲。

2010年“公民聯合”裁決前，億萬富翁在2000年總統選舉中花費1800萬美元，2004年1300萬，2008年1600萬。隨後資金如洪水般湧入。2012年總額達2.31億美元，之後三次選舉周期幾乎翻倍：2016年6.82億，2020年12億，2024年26億。同期億萬富翁人數大約翻倍，但他們的政治支出增長超過150倍。

若非特朗普，這種轉變的黨派意義或許更清晰。政治學家保羅·皮爾森和奧馬爾·瓦索夫稱其為“富豪民粹主義”——表麵反精英與赤裸裸的裙帶交易相結合。

自疫情以來，右翼富豪愈發高調倡導不受監管的企業主義，為社會不平等辯護，並猛烈抨擊任何旨在“拉平賽場”的自由派努力。科技右翼尤為顯眼：有人將任何監管努力等同於“極權式安全主義”，甚至有人暗示應“炸掉共產主義者”。

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家蘇珊·斯托克斯在《倒退者》一書中指出，全球民主衰退的驅動力是收入不平等——既催生怨恨型民粹主義，也在超級富豪中滋生對製度的不信任。

祖克曼說：“美國確實存在明顯的民主倒退。如今有人說，對某些群體——超級富豪——應適用不同的法律。”

最引人注目的是，這些抱怨出現在一個超級富豪並未被真正遏製的時期。基尼係數接近曆史高點。1989至2022年間，最富1%增加的財富是全國中位數的100倍；1982至2022年間，最富0.00001%所占國民財富份額增長近10倍。樂施會數據顯示，如今美國最富0.0001%掌握的財富比例超過鍍金時代。曆史課本告訴我們，這段曆史最清楚地展現了當富人掌控民主社會時會是什麽樣子。（編者注：鍍金時代處於美國曆史中南北戰爭和進步時代之間，大概是從1870年代到1900年。這個名字取自馬克·吐溫第一部長篇小說，作品主題是諷刺南北戰爭之後的充滿貪婪和政治腐敗的美國政府。）

公眾並未忽視這一切。YouGov調查顯示，84%的美國人認為富人擁有過多政治權力——獨立選民為87%，共和黨人為68%。81%的人認為貧富差距至少是“相當嚴重的問題”，超過半數支持政府減少財富不平等。

一次性億萬富翁稅無法解決所有問題，甚至可能改變有限——在加州，其預期收入更像財政補充而非顛覆性改革，也可能引發資本外流及更激烈的政治支出。但祖克曼強調，這將是全球首例實施的此類政策。若發生在加州，也頗具象征意義——1978年該州限稅運動預示了裏根革命。

民主黨是否正走向類似“左翼茶黨”的道路？斯托克斯說：“現在要恢複完整的食品券和可負擔醫療都已很難。”教育分化、對捐款者依賴、對反彈的恐懼等因素，都限製著民主黨的階級政治。

但回看2024年選舉，斯托克斯認為真正的教訓是生活成本問題確實影響選民。未來，政黨可能被迫推進更多再分配政策。

祖克曼則更直言：“我認為民主與寡頭政治將成為21世紀的戰場。我不知道民主黨要多久才能真正明白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