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研寄宿機構，那些被卡住的年輕人

討論畢業論文選題時，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的研究生關惠譽為導師播放了網友拍攝的一段關於考研的視頻。畫麵裏，是早早起床、自習室背書、倒計時衝刺的日常。視頻還沒放完，她和另一位經曆過考研的學妹就紅了眼眶。

她們都經曆過與視頻裏如出一轍的備考生活。關惠譽考過兩次研。第一次是2020年，報了家附近的學校，沒考上。第二年，她花了三萬多元，住進了北京郊區一家“吃住學一體化”的考研機構，在高三式的苦讀裏追求“名校上岸”。那時候，她隻有一個念頭，“考不上的話，我的人生就止步於此了”。

“上岸”後，關惠譽逐漸察覺到考研這件事“有點不對勁”，便以“答疑學姐”的身份回到機構進行田野調查。在這裏，她感受到了一種更為集中的焦慮和迷茫，看到了一群被卡在考研裏的年輕人，在苦讀與渴求希望間一年接一年地考。

2026年全國碩士研究生招生考試報名人數為343萬，是考研人數報名超300萬人後的第六年，其中不乏多次考研的人。

1980年，《中國青年》雜誌刊登了一封署名為潘曉的信件。信中，作者發出疑問：“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今年剛剛畢業的關惠譽時常想起這句話，她說：“多次考研的青年，也是我們這個社會的一個個‘潘曉’。”

“考不上，人生就完蛋了”

不到六點，手環鬧鈴震動的瞬間，關惠譽就醒了。六人間的寢室裏靜悄悄的，室友還在睡覺，她躡手躡腳地起床、洗漱，穿好衣服後匆匆奔向教室。

“天亮之前最黑暗”，耳機裏如平常一樣響起考研名師的鼓勵，隨後播放著政治知識點講解。這時天還沒亮，關惠譽心裏充斥著對未來的不確定，如同看不見前路的黑夜一樣。

隨後，她走進教學樓，按下指紋打卡，進入自習室上課、背書、學習，一直學到晚上十一點半教室要關閉的時候才離開。從2021年7月來到“誌勝”考研機構起，為了上岸北京師範大學的教育學碩士，關惠譽幾乎每天重複著這樣的作息。

這是一所專科院校閑置的校區，同時被三四家考研機構租用宿舍、教學樓、食堂，滿足上千名學生學習、休息、吃喝的日常需求，以“集訓”式管理吸引著備考的年輕人。

進入這裏，一切都被安排好了。每一位學生都會收到機構製定的學習計劃與相應的教輔資料，並根據課表走班上課，課餘則在自習室的專屬位置學習，每周、每月參與測試。班主任負責一切日常事務，早中晚督促學生指紋打卡、巡查自習情況、與學生溝通學習進度等。甚至，還配備了宿管阿姨，每天早上、中午在宿舍走廊搖鈴，喊學生起床，晚上熄燈後查寢，確保安靜。

關惠譽似乎又回到了高三。學校裏隨處可見寫著“一戰上岸，金榜題名”的紅色標語；路過背書教室時，裏麵總是坐滿了人，每個人都沉浸在背誦裏，嘴裏念念有詞。後來，她在論文裏將這描述為：“部分青年考研人主動通過消費購買強外部力量幹預的服務，以‘受教育者’的身份融入被規劃好的備考環境，甘願接受軍事化的備考生活，目的是為自己複刻在高考中取勝的外部情境。”

身處這樣的環境裏，關惠譽一刻也不敢停下。這是她第二次考研，在她看來，學習是自己唯一擅長的事情，“考不上，人生就完蛋了”。

她卸載了大部分社交媒體，幾乎不和朋友聯係，連在機構裏也很少與別人交流，焦慮與亢奮讓她將身體和心靈共同封閉在這所學校裏。她幾乎晝夜不停地學習，相比於機構指定的一周休息一天的節奏，她頂多是在那天減少學習時長，早些回寢室睡覺。

為了應試，關惠譽還每天練習英文衡水體，寫出來的字母標準到像印刷體一樣清晰、端正。她重新裝訂了機構發放的資料，反複地記筆記、翻看、背誦，留下充滿褶皺的印記。即便是冬天，她也會裹上厚厚的帽子圍巾，晚上站在路燈下背書，甚至夢裏都在背誦白天學過的知識點。

在機構的半年裏，她隻出過一次門，為了拍攝考研報名時的證件照。她還記得，那天專門選了在北京師範大學附近的照相館，拍完照在校園裏漫無目的地走了一圈，心裏一遍一遍默念著：“明年一定要成為這裏的學生。”

距離考研已經過去4年了，關惠譽還記得專業課考試時的情景。試卷剛發下來，背過的知識點就開始下意識地往外冒。她不停地寫，寫了整整12頁答題紙，直到手指僵硬。這是她第一次寫這麽多內容，也對可能的結果有了預料。走出考場時，地上的積雪被踩得咯吱咯吱響，輕快得如同她當時的心情。

2025年12月20日，2026年全國碩士研究生招生考試拉開帷幕，考生們在湖北省武漢工程大學考點參加思想政治理論考試。（視覺中國/圖）

加碼購買希望

417分。2022年，關惠譽以考研第一的成績上岸了。

研究生生涯剛開始沒多久，她便開始思考畢業論文選題。很快，她想到了和自己有著共同經曆的同學，他們大多不是第一次考研，而是二戰、三戰，甚至是四戰、五戰的多次考研人。他們普遍畢業於普通一本或者二本院校，希望通過考研獲得向上流動的機會。

於是，她將多次考研的人作為自己論文的觀察對象，並在2023年的暑假以“答疑學姐”的身份回到機構進行田野調查。

每天早上九點到晚上九點，她都坐在辦公室裏，負責學生的日常答疑、製定帶背計劃、出測試卷並批改等工作。

關惠譽對一位男生印象深刻。他在社會實踐中接觸了孤獨症兒童，從而下定決心由播音專業轉入特殊教育，甚至學習了手語。他告訴關惠譽，要進入這一行業，想來想去隻有考研這一條路。

更多學生往往抱著高考沒考好、研究生學曆更好找工作，或是對未來迷茫，借助讀研逃避現實的心態進入機構，他們將考研視作去往“更好未來”的必要門檻。關惠譽最初想要考研的目的很簡單，由於疫情被困在家裏，她希望可以有一份像老師一樣穩定的工作，再加上周圍的朋友都在讀研，她便從英語專業跨考教育學。

後來，這名男生考了3年，後期甚至有些“魔怔”。前兩次的失敗，讓他不禁懷疑自我：“我都這麽努力了還沒考上，要學到什麽程度才行？”直到“上岸”後，他才注意到，自己已經胖了三十斤，和朋友聊天時，也因為封閉太久，而聽不懂他們提到的話題。

關惠譽說，多次考研意味著考研失敗過，而長期的失敗會催生焦慮、絕望。因此，他們走進考研機構，“與其說是為了學習，更像是加碼購買希望”。

從事“答疑學姐”的過程中，她不斷從學生的提問裏感受到一種彌漫性的焦慮，而她和班主任需要為此提供情感服務。每到下午，學生們陸續來找她詢問：“學姐，這個書要背幾遍？”“學姐，你背書的時候默寫嗎？”這些簡單的問題，讓她啼笑皆非。慢慢地，她意識到，學生並不是來問問題，而是想借此釋放焦慮。還有不少學生直接問她：“我學不動怎麽辦？”她不知如何安慰，隻能回答，“要逼著自己學”。

她記得，當年整個機構有三百多人考教育學專業，但“上岸”的人很少。原因很殘酷，因為她發現，像她當年那樣真正努力備考的人很少，大部分學生在封閉式學習時，其實隻是裝模作樣地“混日子”。

關惠譽記得，當年有同學想要跟她一起學習，主動提出要坐她旁邊。但沒多久，同桌便開始看小說。成為“答疑學姐”後，她的目光投向了更多同學，發現很多人並不在學習狀態，他們將備考變成了一種生活，既感覺痛苦，又缺乏內驅力，要麽躺在床上不學習，要麽在自習室裏刷短視頻、看小說。

關惠譽曾對此不能理解。後來，她察覺到了身處其中的艱難和痛苦，“他們是很不快樂的”，不學習，可能是他們潛意識裏對備考生活的一種反抗。但由於找不到其他出路，沒想明白考研意味著什麽，他們隻能一次又一次卷入考試，投入數年光陰，如刻舟求劍般，不斷重複、徒勞。

岸上長滿了刺

考研第一這個結果，曾給了關惠譽很大的信心。但上岸後的生活，並沒有她想象的那麽輕鬆。她說：“這個岸一點也不踏實，像長滿了刺一樣，紮腳。”

緊繃感還遺留在關惠譽身上。研一的第一個學期，她保持著早出晚歸的作息，上課、讀文獻，完成導師交代的各種任務，絲毫不敢懈怠。

在設想裏，關惠譽認為，在進入更好的學習平台後，自己會過上更為豐富的生活，可能會從事學術研究。實際上，她掌握更多的隻是應試技巧，對學術缺乏認知。開學初，在得知師姐的畢業論文寫了將近10萬字時，她就被嚇了一跳。

隨之而來的是沉重的同輩壓力。大部分同學都是保研，本科期間就接觸了大量的社科理論、寫論文，同門甚至在第一年就發表了獨作論文，而她連如何寫好一篇論文還一知半解。

每周一次的讀書會是她最痛苦的環節。她記得，有一次同門領讀亞裏士多德《政治學》，滔滔不絕分享了三個多小時，並且與導師討論得有來有往，而她卻因聽不懂而如坐針氈、遊離在外。

師門無形中彌漫著對學術的高要求、高標準，讓關惠譽不斷懷疑自我，她意識到自己可能無法在學術道路上找到適合自己的點位。很長一段時間，她陷入了低沉，每天躺在床上什麽都不想幹，抗拒寫論文，“像動力係統癱瘓了一樣”。

為此，關惠譽開始嚐試一些學術之外的探索。她從最簡單的運動開始，每天堅持跑步，最直接地獲得身體的反饋。她也開始用短視頻記錄生活、寫公眾號文章、實習，通過進入不同的環境，看看自己會發生什麽樣的變化。

她對正在興起的直播帶貨感到好奇，向關注的MCN機構投遞了實習簡曆。她把這稱之為一次對師門的“叛逃”。實習生的工作簡單又煩瑣，她要跟直播現場，根據商品特點撰寫手卡，還要不斷地拆快遞、寄快遞、掛衣服、疊衣服。

但當她看到老板真誠地分享創作、創業經驗時，她意識到，自己想要成為的人正站在眼前。以前，她的生活充斥著做題、考試、升學，對未來就業的想象也極為有限，讀博、當老師或考公。她說，人生不是一條窄道，也不是隻有考試一件事。相較於學術研究，走出學校的工作更適合她。

今年6月，關惠譽畢業了。她沒有如當初設想的那樣讀博，而是成為了一名自由職業者。最近，她入職了一家IP公司做助理，負責課程宣發，也參與播客的錄製，在陌生行業裏汲取新的內容。

直到這時，她才覺得雙腳落地，找到了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關惠譽說：“上岸後，要麵對的問題更多是要不斷去建立、鞏固自我。”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她相信一種敘事：如果現在過得不好，是因為考試還不夠好、學校還不夠好，隻要繼續往上考，生活自然會被“糾正”。

但在讀研之後，她已經通過了重要的考試，進入了一所足夠好的學校，卻發現生活並沒有隨之改善。她意識到，考試已經無法繼續解釋她的處境，也不能再作為解決問題的工具。這時，她才被迫轉向對自我的探索，“我並不是一下子就找到了所謂的興趣或自我，而是在不斷嚐試中逐漸逼近的，並建立起對生活的判斷力和主體性”。

在備考型小社會中，關惠譽仍然堅信個體的能動性。“我們能幹的事情多了，機會不是憑空而來，而是創造出來的，”她補充道，“如果我想進入AI行業，可以從現在開始做一個AI博主，學習行業基礎知識，認識行業裏的人，再一步一步進入其中。我們還是有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