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後國安法時代：當大學不再是"保護傘"

香港中文大學曾允許學生在校園的“民主牆”上發表有不同聲音。

2025年11月26日，香港宏福苑發生大火， 致168人死亡。這是香港逾半世紀以來最慘烈的火災，但至今仍未有任何官員問責。

24歲的香港中文大學學生關靖豐不甘民間聲音被壓縮，在大火翌日到現場派發“四大訴求”傳單。他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真相、確保妥善安置、審視工程監管製度，以及全力問責。

關靖豐說，他想為宏福居民發聲，同時想試一下，在國安時代下，“講民生議題還可不可以？”他很快得到答案。28日，香港國安處以涉嫌煽動將他拘捕。

獲準保釋後，中文大學對其展開紀律聆訊，兩個月後開除其學籍，社會一片譁然。

過去，香港大學生參與社會事務的曆史深厚，當中中文大學以開放自由的風氣、濃厚的人文精神受到稱頌。但在後《國安法》時代，大學“保護傘”失效，學生參與校政或社運，越來越多麵臨政府和學校當局的雙重夾擊。

24歲的關靖豐在畢業前一個月被中大開除學籍。

“以前會隨你去，現在會阻止你”

關靖豐被開除學籍，距離三月取得畢業證書僅剩一個月。他認為，校方的決定與自己被捕有直接關係。

根據關向BBC中文提供的電郵，中大紀律委員會因為其被捕而召開聆訊，僅因資料不足沒有對他處分。但委員會改指關“態度粗魯無禮”，以及“極有可能”外泄聆訊消息，記過兩次。連同過去累積，決定開除他。

消息傳出後，有校友發起聯署及公開信，要求校方撤回決定。有人對比過去中大校長的態度，比如前校長高錕。

1993年，時任校長高錕在中大開放日上發言，被學生衝上台抗議、搶走麥克風，但高錕認為學生“有表達意見的自由”，並無處分學生。

馮家強是1999年中大聯合書院學生會會長，在學期間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曾經被捕。他記得，當時校方對學生均持“關心態度”，提供醫療或法律支援，“不是一開始就將你放到紀律委員會”。

2009年任中大新亞書院學生會社會幹事的田方澤也表示，2007年保衛天星碼頭運動後，激起一眾年青人關心社會。當年大學生無論就社政出聲明、呼籲同學出席“六四”周年晚會，校方也完全不會幹預。

一直到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大成為校園“戰場”，及後港區國安法通過，“校長受到很大來自政府或者建製的壓力”。

深處政治風眼的大學，與學生自治組織“割席”、“清洗”校園。2021年，中大校方指學生會新上任內閣“朔夜”言論涉違國安法，停止代其收會費、限製其使用校內場地。最終“朔夜”總辭，學生會解散。同年12月，中大移走放置校園11年的“民主女神像”。

田方澤說，以前校方雖然未必同意學生參與社會事務，“但是它會由得你（隨你去），而現在則是會阻止你。”

BBC中文曾向中大查詢，校方對學生參與公共事務的態度，以及有否為相關學生提供法律支援或指引。校方僅回覆：“學生作出任何違犯大學規則或條例的行為，一律按大學既定紀律程序處理。”

2020年11月19日，香港中文大學（中大）畢業生在大學圖書館前重現了抗爭場景。

在社會試探空間

關靖豐在2020年入讀政治與行政學係。他說，從來不期望學校會保護學生——自被捕一刻，他已有被開除學籍的準備。

他不是第一次被中大處分。2022年1月大學麵授課堂複常，校方要求學生遞交疫苗證明。關靖豐覺得做法侵犯人身自由，不服從，因此無法選科，被迫停學一學期。

同年6月4日紀念“八九民運”周年，他在街道燈柱張貼“真嘢唔怕講”貼紙。最後刑事毀壞罪罪成，中大對他記過，再罰停學一學期。

四年的課程，關靖豐讀了五年半。他記得這次被踢出校，有人批評他：“讀不到書都不是什麽好東西！”但關靖豐說，正是這段時間，他發現社會仍有許多發力的空間。

他參加在囚支援平台，見過很多年紀比自己小，卻因社會運動入獄的人。他被困在很重的“幸存者內疚”（survivor guilt），“我會經常想⋯⋯為何不是我坐牢？”他嚐試為內疚找出口，於是到街上貼貼紙。

被捕時，關靖豐說他不害怕，反而心中的內疚得到釋放。他在求情時說：“隻要克服恐懼，沒有東西是不能說的”。但後來關靖豐反思，坐牢隻是解脫內疚“最輕鬆的一個出口”（easy way out），他覺得自己可以做的事還有很多。

在他看來，大學生比起其他人有“特權”：有知識 、有能力工作，還有四年的空閑時間，所以更要為社會付出。他於是在校外開廦路徑，試探空間。

大火當晚，關靖豐到現場幫忙分配物資，看見市民自發的力量。他想做第一人，給大家試試“講訴求”還有多少可能性。

被捕後，很多人為他感到心疼，也有人說他在“送頭（犧牲）”。關靖豐認同，但是覺得值得——送頭沒有帶來改變，“但是⋯⋯你也隻能試試看呀。”

不過校園內，關靖豐明顯感受到，這些年間學校及社會的巨變給學生帶來無力感。他比喻大學就像森林起了霧。2021年後入學的人，學生會都沒有了，“看到的隻有霧，隻能夠很細步地向前走。”

2019年11月12日，香港中文大學校園內爆發警民衝突，記者在樹林裏報導。

校園內嚐試重建

今年23歲的Kenny就是在霧裏的人。他在2022年入讀政治與行政學係，他說選擇這科係，除了出於學術興趣，也是令自己的思想“不要消退下去”。

他選擇堅守校園這個陣地，試著尋找能做的事。“後國安法時代，很多事都是未知：有什麽能講、什麽不能講......我們就去試這條線在哪裏。”

Kenny進了書院學生會，再擔任“聯書院學生會工作小組”召集人——中大是香港唯一一間行書院製的大學；在中大學生會解散後，幾間書院學生會於2022年組成“聯書院學生會工作小組”，推動學生會重建。

在很多人對體製失去信心時，他進入體製。Kenny解釋，他並非相信製度，而是想與校方“平起平坐”，“才有資格定他們玩的遊戲”。

他清楚現實有限製。過去，學生會每年都會在百萬大道舉辦“中大藝墟”，讓各學會設置攤位招攬新生——學生會解散後，由聯書院工作小組接手籌辦。但這些年，學校不斷有新限製。

2022年，校方要求大會遮蓋舞台背景板的民主女神像；2025年，校方再要求布景板、場刊刪去聯書院學生會的名稱、中大學生會架構和重建進度的內容。

Kenny認同，服從就是妥協，但如果妥協可以換來學生會成功重建，就仍然值得。

在他看來，中大學生會傳統深厚，連結校方與學生，更將一班熱血青年聚在一起，實現抱負和理想，“它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種意義，就是一種價值。”

關靖豐認為，大學生比起其他人有“特權”，更要為社會付出。

製度外連結社群

今年大三、就讀社工係的小希（化名）有另一種想法——與其改變製度，不如重新連結人與人的關係。

小希在大一時曾加入係會，但與成員交談中，她發現關心社會的人僅屬少數。“很多人對這個世界都沒有理解，而且大學裏麵蔓延著一種很重的犬儒主義。”

“整個社會告訴我，什麽都做不到，”她感覺在後社運時代，大學生互信很低，變得原子化。

但有一次，她與他係的朋友舉辦地下放映會。參與的人數不少，小希看見一種新的可能性，開始思考能否在學校製度外，聚合“一群誌同道合人”，“做自己想做的事”。

在完成係會任期後，她和朋友加入校內環保組織，該組織完全由同學自發行動，沒向學校登記注冊。組織主力舉辦二手物回收，回收學生搬離宿舍時的物資，再用市集的形式將其流轉出去。除此之外，組織藉此營造社區，舉辦共學、共煮等活動。

與Kenny的視角不同，小希覺得，學生會等組織的傳統路徑排斥了一群溫和的人，“他們可能很慢，他們可能很多ideas，可能……還在嚐試。”她希望能消弭這種距離，創造空間重建信任，讓大家看見彼此。

她記得一次活動中，有成員提起2019年發生的社會運動事件，激起大家討論。小希由衷感到高興，“因為我覺得我去做這件事，就是想大家在一個安全的環境， 說一些其實本身應該可以說的事”。

她不覺得這樣的組織是遠離政治，反倒是一個公民行動的基礎。“政治不是空談，而是身體力行......在我們進入製度討論之前，其實應該是要先有這些對話發生。”

2014年9月，中大學生聚集在民主女神像旁討論罷課活動；2021年12月，民主女神像被校方移走。

大火後，學校態度急變

小希和Kenny都是在後社運年代入學，但他們感受校方與學生組織的關係，一開始未如外界想像般惡劣：重建學生會持續有進展，校方多次和工作小組開會，商討新會章；小希的組織因為沒向學校登記，沒有專屬場地，但退宿回收活動仍得到不同書院支持，願意借出地方。

兩人說，關係是在宏福苑大火後急轉直下——學生組織迎來另一次打擊。

11月26日大火發生當晚，小希的組織以及聯書院學生會成員自發收集物資，從中大送往大埔現場。當時多個書院學生會成為中轉站，協助存放物資；行動亦獲中大公關主動聯絡，在社交媒體上分享。

但在關靖豐被捕之後，各書院學生會陸續收到校方通知不再承認地位，接連解散。

自中大學生會解散後，中大多次要求書院學生會向警務處獨立注冊。在中大九間書院學生會中，除了兩間完成獨立注冊、一間早於2024年停止運作外，其餘六間書院原本已開展獨立注冊程序。

校方對學生組織的態度急速冷卻。Kenny說，朋友間曾說笑，自己像是和學校“箍煲（挽救感情）”，但校方沒有理睬。他感慨，重建學生會機會很渺茫，“因為現在都不止枱麵上不承認你，連書院學生會都沒有了。”

外界有聲音猜測，是學生的行動刺激了校方神經。小希不認同說法，認為問題不在中大底線，而是“觸碰到某些人的恐懼”。“它見到一個動員力、見到有一個青年出來，然後他想做一些事，而大家都和應。”

小希無法猜測校方是受到直接命令，還是揣測當局喜好後的行動，但結果是：“選擇了處罰Miles（關靖豐），或者限製學生的活動。”

校友田方澤不驚訝中大的做法，因為它隻是跟著大趨勢走——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亦曾在大火後，於學校告示板貼上“沉痛哀悼宏福苑大火死者”等字句，但迅速被校方圍封。兩日後，浸大暫停學生會運作。

田方澤說，以前的大學校長仍然可以選擇“開明的形象”去幫助學生、給他們一個犯錯的空間，“但是現在我們就看不到那個空間了”。

小希和Kenny說，中大校方與學生組織的關係在大火後急速變差。

“重點是有人試”

小希說他曾經感到希望，組織的實踐讓她看見可能性，但關靖豐被捕的事給她帶來很大衝擊——迷霧始終穿不過。

“我是很憤怒、很震驚。”小希說，“我更加迫切地感受到製度的壓迫，你想做一些事，但政權就是不讓你做。”今年小希的組織將舉辦二手回收活動，但已有一間書院表明不會借出場地。

大火後有一段時間，小希形容自己像被一團烏雲壓住；有時候回想，她仍能感受到當日在宏福苑大火現場的那種熱。她和朋友傾訴、流下淚，然後嚐試拾起自己。她去健身、讀書，看曆史，告訴自己：現在經曆的事，曆史上很多政權或國家都曾渡過。

但她仍對學校感到失望，“學生已經不再信任學校......至少我覺得那個心理上的影響是很大的。”

訪問時，Kenny不時透露對自己努力的質疑，表示“已經心死”。這幾年重建學生會，心灰的時刻太多：聯書院工作小組一直被質疑代表性、學生又無人關心；而在大火後，重建學生會機會幾近渺茫。

他說他明白，這個時代很多東西都不由學校決定，坦言不知道未來的學生還有多少空間。但他相信，每個時代的人都會找到自己定位。“有句話很老套，有燈就有人。有人在，就自然有東西可以做到。”

中大校友馮家強感歎，碰壁過後大學生感到泄氣“好正常”，但認為現在仍然願意發聲的人更厲害、更勇敢。“社會這樣的環境下，你出一句聲，本身已經用了一個很大的能量。”

他見證中大的的轉變，但從不悲觀，認為空間很小，重點是有人試，“有心的話，是會找到方法”。

目前仍在保釋狀態的關靖豐也沒有停下來。他每日仍會整理宏福苑新聞，不斷在社交平台分享看法。“我覺得很多香港人沒有言論自由，是因為自己縮太快......”他說，“可以不是這樣的，雖然會有代價有風險，但不一定是這樣。”

“那個（討論）空間是曾經都存在過的，我相信現在還是某程度存在。”

努力嚐試重建學生會的Kenny說，未來無法看見重建希望，但唯一肯定的是，過去做的事能夠對得起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