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6歲港人Ruby說，受家人影響從小逢發燒、感冒，都是先看中醫，日常也會買中藥包、煲補涼。接受訪問時，她還一邊喝著一瓶羅漢果茶。
Ruby說，她知道西醫成效快，但不會輕易看西醫。“始終覺得西藥是化學物，對我的副作用影響有點大，而且中藥畢竟是天然的、自然的東西。”
香港的公共醫療係統以西醫為主。但像Ruby一樣，很多港人，從老年到青年，都是中醫的忠實擁躉，這與“疑中醫論”暗湧不斷中國大陸形成較為鮮明的對比。
根據香港教育大學於2025年進行的調查，西醫雖是近8成香港市民就醫主要的選擇，但受訪者中近一半人在過去一年曾看中醫，包括針灸、跌打等。本月初，香港首間中醫醫院開幕。業界和政府均形容，這是香港中醫藥發展的裏程碑。
有分析認為，民間傳統，政府監管和業內品控，即確保行業標準的執行，維持了公眾對中醫的信心。
香港首家中醫醫院將於12月11日起分階段投入營運。
民間傳統：殖民後仍行醫辦學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院長馮奕斌向BBC中文形容，香港市民對中醫藥“既相信，也用它”的態度與曆史脫不了關係。
在19世紀，中醫曾是香港華人醫療的主流——現在新成立的中醫醫院，並不完全是香港首間中醫醫院——在1872年創立、位於上環的東華醫院原是中醫院，治病用的也是中藥。
不過在殖民時期，港英政府引入西醫係統，在鼠疫之後將東華醫院轉為西醫服務，公營醫療模式偏向西醫主導。
但馮奕斌說，中醫在民間仍然蓬勃。“英國政府對中藥是不規管，但是它也不禁止，它認為是中國的民間醫學，允許它自由生長。”馮指出，中國當時經曆戰亂，不少國內優秀的中醫藥人才前後到港，民間繼續有中醫行醫辦學。
形成的中醫藥文化再影響每家每戶，“直到今天，大街小巷都是喝涼茶、香港普羅大眾家裏煲湯的，都是那個時候傳承下來。”
Ruby今年26歲，受家人影響，從6歲開始看中醫；訪問時，她喝著一瓶羅漢果茶。
Ruby的婆婆（外婆）來自廣州，“從小到大的概念是病了就看中醫”。婆婆懂得分藥材、會買中醫書，耳濡目染之下，Ruby也了解多了中藥醫理論。
但她相信的還是中醫治病的體驗。Ruby認為西藥效力快，但同時傷身 ，“吃（藥）到一半，你會覺得自己胃口很差、吃什麽都沒有味道、精神狀態很差。”
對於身體較弱的她而言，中藥較溫和。“它（醫師）會因應你本身是寒底還是熱底（體質），給你一些不同的藥材去吃。”她理解西藥“殺了你的（細）菌就結束了”，但中醫會思考病人的體質，“你（身體）平衡了，就不會生病。”
Ruby說，這些年吃多中藥把免疫力養好後，已經很少生病。現在她平均三個月會看一次中醫調理身體，每次喝兩三劑中藥。
今年71歲的純姐有椎間盤突出，下腰經常痛，走20米路就要歇一歇。她正職當保安，常常坐著，本來沒多大影響，但今年7月，她從在家裏高架床的梯子掉了下來，“動都動不了”，住進西醫醫院。
住院醫生給的隻有止痛藥，“我都吃了一兩個月”。純姐說，她的腰不僅沒好，還懷疑激素產生副作用，令自己變胖了20斤。她後來轉向中醫，每天針灸敷藥包，也吃中藥，“幾樣一起做”，“（腰）鬆了很多，起碼我能走了。”
事實上，大多數香港人生病時首選的都是西醫。根據政府統計處2022/23年的調查，有84.6%受訪市民生病時會看西醫，隻有7.2%人選擇中醫。
香港中醫師陳洛誌分析，這與使用者的需求有關，“西醫主要處理急症、比較症狀性”。“進到醫院可能隻是開止痛藥，它幫不到，”陳洛誌說，當病人麵對慢性疾病、痛症時，中醫就是另一個選擇。
根據政府統計處2022/23年的調查，有84.6%受訪市民生病時首看西醫，7.2%人選擇中醫。
中醫注冊製度：步步規管
陳洛誌在香港執業超過15年。在他看來，政府把中醫注冊製度化也增強了港人對中醫的信任。
在主權移交之前，香港沒有中醫注冊製度。陳洛誌家裏多年經營藥材店，他形容過去中醫角色“比較低調”，主要夥拍藥材店，替病人把脈開藥。但主權移交後，中醫藥成為政府發展重點——首任特首董建華曾言要成立“中藥港”，令香港成為“國際中醫藥中心”。
1997年，港府資助三所大學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浸會大學組建中醫藥學院，開辦本科課程。兩年後，再製訂《中醫藥條例》、成立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處理中醫注冊和執業守則、中藥監管等問題。本科畢業生通過中醫執業資格試後，可申請注冊中醫師。
製度有了，中醫師人數自此攀升。根據政府統計處數字，2002年中醫師有7700人，到2023年已升至10759人，上升了40%。為培訓醫師、提供診斷服務，政府自2003年也於各區設立中醫診所，後來改名為教研中心。
陳洛誌2008年從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係畢業後，也曾到中醫教研中心任中醫師。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院長馮奕斌
藥材標準：品質及安全保障
除了臨床，中醫行業還有很重要的一環：中藥材。目前，香港市麵的中藥材主要由中國大陸進口，其真偽、品質及安全性，時常動搖人們對中醫的信心。
“人們都這樣講，香港的食品安全做得好，”馮奕斌說，“藥材進口香港，一定（有）是非常嚴格的品質製度。”
他指出，進口香港藥材須符合國家藥典委員會編製的《中國藥典》檢測標準。2002年，港府也訂立了《香港中藥材標準》（簡稱《港標》），涵蓋344種藥材，定明農藥殘留、重金屬和黴菌毒素含量標準。中藥材零售批發商也必須向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申請牌照。
翻查衛生署中醫藥規管辦公室紀錄，香港2025年有6種藥材出現農藥殘留超標情況，需要回收——不過根據衛生署公告，有關結果全部由市場監測抽驗機製發現，衛生署亦有跟進收回情況。馮奕斌說，“長期在這種監管文化下麵，可能一般敢作假、所謂的奸商就會少一點。”
從製度、教育、臨床到監管，馮奕斌形容主權移交後的港府，是“從規管到發展”一步步推動中藥發展。
新冠疫情期間，坊間曾出現搶購連花清瘟膠囊的情況。
大陸為何“疑中醫”？
馮奕斌說，兩地的分別或許在監管問題。他指出從法定文件來看，“中國（監管）也做得不錯”，但同時因中國地方大、市場大，規管上存在一定難度。
不過對比香港，中國大陸對中醫藥常存在社會性的質疑。
2006年，中南大學哲學係教授張功耀批判中醫是“偽科學”、中藥質量良莠不齊。他發起聯署，要求中醫藥退出國家醫療體製，掀起一番“廢除中醫”大辯論。國家衛生部後來反駁，指張的說法缺乏科學理性精神，背棄中華文化。
2007年，科普作家方舟子出版《批評中醫》一書，又建立起“反中醫藥聯盟”。2020年，中國網絡更生出了“中醫黑”一詞，泛指那些批評中醫、不相信中醫的人。
人們的不信任部份源自中醫藥頻發的負麵新聞。2006年，有44人注射了魚腥草注射液死亡。2013年環保組織“綠色和平”發表報告，抽檢同仁堂、雲南白藥在內的中國九大中藥品牌的中藥材，發現超過七成含有農藥殘留。
根據官方數據，2024年國家藥監局共接獲近35萬宗中藥藥品不良反應/事件報告。
關注病人權益的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鴻昌指出，香港跟有關中醫藥的醫療事故較少，投訴主要跟醫生操守有關。
香港設有相對完善的中醫投訴機製。市民如對診斷過程不滿，可向中醫藥管理委員會投訴。針對藥商不良的營商手法，市民可找到消費者委員會；懷疑中藥品質，如假藥或者劣藥等，則可向海關舉報。
2019年，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共接獲100宗投訴數字，當中有65宗有關“專業責任”及“業務宣傳”，涉及“醫療行為”的投訴有4宗。委員會會對投訴進行審理，決定是否向醫師發出勸誡信，或采取紀律組研訊等。
2025年，香港教育大學訪問市民疫後使用中醫藥情況，結果顯示中醫服務使用率大幅上升。
另有大陸網友提到人們反感中醫，還有源自官方的不斷背書。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任以後，官方陸續出台支持中醫藥產業的政策，包括2016年國務院印發《中醫藥發展戰略規劃綱要》、《中國的中醫藥》白皮書；2017年實施《中醫藥法》等。
在2020年疫情期間，雙黃連口服液一度被官媒稱能抑製新冠病毒；中成藥連花清瘟膠囊被納入用於診療方案，衛健委也曾推薦三種直接打進靜脈的中藥注射液。
但社會質疑這些宣傳和說法缺乏數據支撐。2020年，北京政府發布《北京市中醫藥條例（草案公開征求意見稿）》，提到“不得詆毀、汙衊中醫藥”。有關條文最後因社會反彈被刪除。
有網友認為，中醫藥在中國大陸變成一種過度政治化的符號，官方對其“神話化”觸發知識份子的質疑。
這位網友感歎說：“如果中醫在大陸能正常發展可能也會像港台這樣，中醫會慢慢找到自己在現代社會中的位置，人們也會慢慢形成如何看病的意識。”
新冠大流行中醫大受歡迎
Ruby不太認同大陸的“疑中醫論”。 她說：“中醫曆史那麽悠久，而且我覺得我的確因為吃了中醫，身體舒服了、變好了。”
不過在香港，中醫至今尚未被正式納入香港公營醫療體係。目前香港接近九成中醫均以私營模式營運，其餘一成為政府公營的中醫教研中心。
目前在18區設立的中醫教研中心，均由醫管局、非政府組織和大學三方合作，自負盈虧，算是“半公營”。
彭鴻昌指出，基層市民在中醫教研中心看病，隻有綜援人士及領取長者生活津貼的人才能豁免收費。但像純姐一樣持有香港身份證的市民，雖然可以申請政府資助，但每次看中醫，診金連中藥也要120港元 。
陳洛誌說，如果中醫能進入公營體係，有資源後就可以發展更大規模，但困難的地方正在於中西醫體係不同，且中醫無法完全規範化、標準化。
他解釋，西醫主要基於“循證醫學”，由統計學方法分析數據得出結論。但是中醫靠的更多是經驗醫學、觀念辯證，“我們會用一個多方麵的思維模式 （診症）......會考慮天氣、環境。”
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鴻昌（左）及香港中醫師陳洛誌（右）
幾乎所有受訪者都提到，疫情之後人們對中醫的觀感又改變了。
中醫學博士關家倫提到，2003年香港爆發沙士疫情（SARS）維持時間短，中醫較少參與。但2019年爆發的新冠疫情“人數多、時間長”，中醫一方麵接觸個案的參與變多，另一方麵病人吃過中藥後，“發現原來可以減低COVID後遺症，累、氣喘、體力差等等”。
他說，很多時候市民選中醫師都是看口碑或由朋友推介。他感覺，疫情之後來診的病人漲得很快。
疫情過後，Ruby也發現身邊的朋友開始改變，“以前是看西醫的，但這幾年可能打完疫苗，或者有其他副作用，發現西醫幫不到他的時候， 就會試一下中醫。”
2025年，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與政策研究學係講座教授趙永佳曾主導團隊，訪問約1,500名市民疫後使用中醫藥情況。結果顯示，中醫全科服務使用率由2020年的26.6%升至47.2%。當中有56.4%人主要為“調理身體”，另有25.2%人因為看腰背、肌肉勞損等“痛症”。
關家倫還提到，中醫近年普及也因為“中醫的神秘感越來越少”。隨著社交媒體發展，不少年輕中醫師發文分享知識，“看得多、理解了，那些人就會接受 。”
有執業中醫師認為中醫走向專科化，除了令市民更多選擇，也能讓醫師更有係統地進行科研。
中醫的挑戰
雖然偏好中醫，但何時該選擇適合的方法，Ruby還是有清晰判斷。“中醫是調理身體一個很好的方式，但是如果說有大病、有癌症或者中風爆血管這些，沒辦法，你真的要看西醫。”
她認為中醫也存在盲點。“它做不到西醫那種科學檢查，你的（癌）細胞大了多少厘米，是良性還是惡性、在哪裏......中醫就是做不到這些。”
在關家倫看來，比起中醫發展悠久的中國大陸和台灣，香港仍然缺乏大政策支持和足夠資源投放，“現代世界的醫學進步是靠研究（出來），但是研究到最後就是要資源。”
12月11日，香港首間中醫醫院開幕，醫院公私營協作，由香港浸會大學負責管理營運。模式包括純中醫、中醫為主及中西醫協作三種。目前醫院提供門診、日間住院服務，設六大分科，包括內科、外科、婦科、兒科、骨傷科及針灸科，以及老年疾病和中風後複康等12個專病項目。
18日，政府再發表首份《中醫藥發展藍圖》，訂出八大目標，包括優化臨床服務、提升中藥質量、助力中醫藥“走出去”等。
陳洛誌形容，中醫院是中醫發展的裏程碑。他說中醫走向專科化，一方麵令市民更多選擇，其次也能讓醫師更有係統地進行科研。“（以前）私營占了90% ，我想做研究也好，病人的量根本就不能夠。”
陳洛誌說，當數據積存下來，日後便能慢慢成立類近西醫的醫療體係，故中醫院首個問題是如何將私營的病人帶進來。
中醫院表示，開幕首日已有181名病人預約看症。
馮奕斌則指出，過去香港中醫學院的學生需赴內地實習，現在的中醫醫院承擔未來教學醫院的角色。除此以外，香港是中醫藥走向國際的橋頭堡，要成為國際中醫藥中心，“就先從這裏走出去，”馮奕斌說。
不過回到病人層麵，彭鴻昌強調對基層來說，診治重點還是在可達性和時間：在適當的時間內，能透過治療舒緩病情。
目前中醫院“政府資助”服務占65%，另外35%為“市場導向”；受資助的門診每次收費為180港元，市場導向的為450元——目前香港保險公司對中醫門診次索償數有限製，而對純姐一樣要頻繁覆診的市民而言，費用仍然是沉重的負擔。
“始終這一批中下夾心的，都是有經濟困難，”彭鴻昌說，“如果政府在這方麵有多一點經濟補貼或支援，相信對於中醫業的發展會有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