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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花一小時省30塊",最省錢的打工人坐綠皮火車通勤

文章來源: 新周刊 於 2025-12-18 22:50:01 - 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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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花一小時省30塊",最省錢的打工人坐綠皮火車通勤

隨著2025年10月1日火車票紙質報銷憑證全麵停用,被電子發票取代,人們又一次見證了時代的變遷。這也讓很多人想起另一個“老話題”:現在高鐵都這麽方便了,為什麽慢悠悠的綠皮火車還在開?

在高鐵飛速穿行的時代,綠皮火車(即普速列車,2014年起統一采用橄欖綠色塗裝)的存在似乎自帶一股懷舊感。它的速度很慢,平均時速120到160公裏,不到高鐵的一半。一段高鐵3小時的路程,綠皮火車往往需要8小時甚至更久。

然而,在不少乘客眼中,多花些時間不要緊,能省下錢才是關鍵。

綠皮火車最突出的優勢,就是票價便宜。同樣的距離,其票價往往隻是高鐵票價的一半甚至更低,花上幾十塊錢,就能從一個城市去到另一個城市。因此,綠皮火車至今仍是許多務工者、學生和收入不高的人群出行的首選。

綠皮火車目前主要集中在西部、東北、中部以及山區運行。這些線路沿線,高鐵要麽尚未覆蓋,要麽票價超出普通人日常出行的承受範圍。

選擇綠皮火車出行,對很多人來說不是出於懷舊的心情,而是基於現實的考慮。而綠皮火車的意義,也不僅在於承載記憶,它提供了一種不同的出行可能——在追求效率的時代,允許一些人,用多一點時間,省下一點錢,去往他們要去的地方。

那些坐火車通勤的年輕人

自從去年五月母親手術後,伍月便開始了跨城通勤的日子,至今已經堅持了一年半。

每個工作日清晨五點多,他就得起床洗漱,隨後打車趕往十二公裏外的火車站,搭乘固定的那班K258列車,從十堰前往襄陽,這樣可以在八點半之前趕到公司上班。



2025年4月淩晨的火車站台。

伍月通常是提前一天在手機上購票,但偶爾還是會遇到列車晚點等意外情況。如果延誤時間不長,他就跟領導說明情況,到公司後再補打卡。如果延誤太久,就隻能請假。去年冬天,湖北下了大雪,隻有綠皮車還在緩慢行駛,“那也沒辦法,隻能等”,伍月說。



2024年6月,回家的列車曾經晚點過四個小時。

伍月已經在襄陽工作了四年,為了值班和午休,他在單位附近租了一套樓梯樓七樓的公租房,年租金四五千元。母親不習慣外地生活,獨自在老家又讓他牽掛,於是伍月寧願每日往返,晚上也要回家陪母親吃頓飯。

之所以選擇火車而非高鐵通勤,是伍月算了一筆賬:“高鐵站離市區太遠,也沒有合適的車次,普速車票十五塊,高鐵票要四五十,雖然差距沒有很大,但是日積月累下來,也是一筆不小的開銷。”

這種基於“性價比”的選擇,不隻發生在伍月身上。

在山東某三四線城市工作的花花,家在130公裏外的同市縣城。她在單位附近租了房,每兩三周就回家和父母過周末。老家縣城裏沒有火車站,周日她要打車到旁邊的市區去搭火車,車票十五塊。盡管市區也有高鐵,但火車仍然是所有交通方式中最便利、花費也最少的。



過路的火車。

而在更繁忙的線路上,綠皮火車票甚至成了需要“搶”的資源。小熊每周往返於深圳和廣州,每次一放票她就要搶半個月後的車票。她在鐵路工作的朋友透露:“Z字頭是長途火車,會優先放票給長途旅客”。為了保險,小熊總是一放票就下單候補,實在候補不到,就多買幾站,或者改買臥鋪。

小熊家在深圳,因為在本地找不到同類型的工作,選擇跨城通勤到廣州白雲區上班。由於專職教師的工作性質,她下午才上班,不需要坐班,每周隻需要去廣州一兩次,每次待上兩三天。

自從今年三月入職之後,她也嚐試過其他各種交通方案:坐高鐵,但高鐵站離上班地點太遠;坐順風車,有時候會碰到順風車司機爽約,臨時再更換耽誤時間;自己開車又太耗精力,會影響正常工作。這樣算下來,坐普速火車確實是最優解。



從廣州北站回深圳的時候,小熊拍的車站大屏。

每月在通勤上的花銷,小熊沒有具體算過,加上打車和偶爾坐高鐵,可能有個一兩千,占工資的1/10左右。雖然這樣跨城通勤很累,但是暫時也沒有其他辦法。

踏上綠皮火車,就像踏入一個微型社會。小熊常在下午和傍晚的車廂裏看到提著桶、背著大編織袋的乘客,“像是從零幾年春運新聞畫麵裏走出來的人”。他們多是在城市間輾轉的務工者,在一個工地幹幾個月活兒,結束後就移動去下一處。



廣州火車站候車大廳裏務工人員帶的行李。

漫長的旅途中,或許確認過彼此是“一路人”,這些務工者常常互相搭話,聊起天來也相當直接:在哪兒幹活?一個月掙多少?有時聊著聊著,還能互相介紹起工作。因為彼此境遇相似,聊天中也少了防備。對他們來說,這節緩慢行駛的車廂,既是交通工具,也是一個能短暫歇腳、交換信息的地方。

小熊也受過他們的幫助。她每周背著沉重的電腦包上車,行李架太高,自己夠不著,有時候不認識的務工大哥就伸手幫她把包托上去,到站前又主動提醒她取下。



廣州北站外麵的零工市場。

長途火車上的候鳥

很多建築工人的工作狀態就像候鳥,哪裏有活就去哪裏,沒活就暫時歸巢。張貴清也是如此。

今年年初,他在河南老家照顧生病的母親,直到五月才來到位於深圳的工地,做起高層建築的室內裝修。幹了四個月,由於母親病逝,他不得不回家料理後事,之後再返回深圳,又幹了一個月。

這樣零零散散算下來,他今年真正幹活的時間隻有五個月。眼下工程結束,沒有新活兒接上,他隻好收拾行李,再次準備回老家漯河。



幹工地的人常提的桶,十幾塊一個,用於工地生活日常的洗衣服、裝水。

回去的路,張貴清也仔細掂量過,“坐高鐵要七八個小時,六七百塊,晚上才到家;慢車21個小時,臥鋪隻要三百來塊,睡上一覺,第二天中午就到了。”他選了後者。對於在工地上掙辛苦錢的人來說,時間可以等,但能省下一筆是一筆。

張貴清是1969年生人,20世紀90年代開始在西安幹工地,2001年來到深圳。他提到一位比他大十多歲的老鄉,“去年還在幹,今年老板就不要他了。”

促使他最終決定返鄉的,不隻是沒活兒幹。“現在工地不要超過55歲的人,閘機刷臉我就過不去。工資也不是公司直接發,是老板從公司領了錢,再轉給我。”除此之外,工地的活兒本身也在變少、變難。“工地一年比一年少。去年我在坪山幹過,那個工地幹了八年還沒完,資金斷斷續續,活兒也就停停幹幹。”張貴清去年還跟著一位江蘇的老板,在廣州、江門、中山的幾個工地輾轉,“工資拖到今年十月才結清。”說起欠薪,他語氣裏沒有憤怒,隻有習以為常的平淡,“到處都拖,一年下來也就掙個五萬塊不到。”

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至今仍是吸引無數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最根本的動力。李彩平之前在雲南種烤煙,“很辛苦,一根根拴起來,掛著烤,大爐子燒,烤得不漂亮還賣不上價”。她直言不諱地表示,來深圳工地打工,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工資高,“這裏(深圳)一天兩百多。”

在工地上,李彩平做的基本都是雜活,“清垃圾,掃地,鏟灰”。她攤開手,露出掌心厚厚的老繭,笑著說:“工地不多,幹活的人多,工價就低。”



k字頭火車內部。

李彩平所在的工地正在建一所學校,工期要到明年。這次因為家裏有事,她臨時回家一趟,拖著一個破舊的行李箱,提著四五個壘在一起的油漆桶,艱難地刷過安檢閘機。“要不要再回深圳,得等回家看看再說。”而這趟k1208綠皮車她買的是硬座,要坐三十個小時。所幸車上乘客不多,可以躺下對付一晚。

對李彩平來說,選擇坐三十個小時的硬座,不是不怕累,而是每一分錢都要花在刀刃上,身體的勞累是可以忍耐的,或者說,她已經習慣了。

戀家的人總是被迫遠離家鄉

每天清晨,當伍月坐上那趟固定的K258列車,一天才算真正開始。由於起得太早,他在車上的時候經常在補覺,或是刷刷手機。這趟車基本沒什麽空位,乘客裏十有八九是外出務工的人,偶爾也有些學生。



2025年3月,淩晨的車廂。

車廂裏總是很熱鬧。許多人互相聊著天,有的說今年沒賺到什麽錢,隻能先回家;有的說還想出去碰碰運氣。他們大多扛著大包小包,有人甚至直接帶著鋪蓋卷,困了就攤在過道裏睡一會兒。

乘車環境算不上舒適。老式空調沒法調溫度,冬熱夏冷,加上硬座的傾斜角度筆直,坐著不太舒服。車廂裏還混雜著煙味和泡麵的氣味,因此伍月總是戴著口罩。



車廂裏的人們。

對伍月來說,選擇這樣跨城工作,也是無奈之舉。老家的工作機會不多,很多崗位沒雙休,也不交社保,“隻能去外地了”。畢業十年,這已是他的第六份工作,每一份都跨了不同的行業。

伍月的父親是退休的建築工程師,但待遇不高,為了多賺點錢,又返聘回老家下屬縣。父親不常在家,母親又做了手術,伍月隻能這樣跨城通勤。他感慨道,戀家的人總是被迫遠離家鄉。他之前應聘了老家的公司,結果又給外派去了外地,他隻好辭職,“如果有機會,還是想早點回老家,跟家人團聚。”

與伍月因為現實壓力而離開家鄉不同,花花當初是主動選擇“出去看看”的。她在山東讀研,其間去上海實習,想積累經驗,也想去更大的世界闖一闖。剛開始時,她借住在朋友家,每天要花四小時往返於徐匯區,一周後,她發覺自己難以接受這樣的生活。每天六點多下班,到家的時候天已經全黑了。

而地鐵上也有很多人即使住在本地,每天仍要花一個多小時通勤,一上車就開啟睡覺模式,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後來花花搬到了一個通勤隻有四十分鍾的地方跟人合租。然而,疫情期間不斷有人來,也有人離開,讓她覺得這座城市根本不缺人。在這裏很難輕鬆落腳,而是必須卷入激烈的競爭,解決接二連三的問題,才能得到一份稍微穩定的工作。

待在上海的半年裏,經曆了漂泊、不確定和孤獨之後,花花逐漸意識到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在實習結束後,她把手裏剩餘的錢拿去旅遊,然後便回了家。

“回家真的很好,很踏實”,雖然花花在異地體製內工作,但是離家也不太遠,每天能有自己的時間做喜歡的事,她覺得自己已經足夠幸福。



火車站的標語。

“坐綠皮火車有時候很像坐地鐵,除了不需要中轉”。花花常坐K、Y字頭的短途車,因為始發站人少,環境也稍好一些。長途車則擁擠得多,“人和行李擠在一起,冬天的車廂裏氣味也比較重。”

她還觀察到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從哪裏發的車,車上哪裏的人就多。從東北發車的,車廂裏就飄著東北話;從新疆開來的,就常常能聽到西北口音。

為了讓漫長的旅途不那麽無聊,大多數人要麽看手機,要麽聊天。如果有媽媽帶著小孩,周圍的人常會湊過來逗逗孩子,分享自己帶的零食。

對花花來說,坐火車能暫時從日常中抽離,途中那片流動的風景,金黃的麥田、夏日的雲、安靜的夕陽,都讓這段路程有了意義。



北方夏天,窗外大片大片的綠色麥田,到了秋收季節會變成金黃色。

同樣坐火車返鄉的,還有張貴清。他拖著兩個裝滿了家當的行李,準備回老家。他有兩個孩子,兒子是燃氣公司的財務經理,已在市裏成家,女兒還在讀高三,提起這些時他語氣裏帶著驕傲。當被問起明年還來不來深圳時,他搖搖頭說:“還不知道。”



k字頭火車。

無論是為了生計輾轉於城鄉之間,還是在漂泊後選擇回歸安穩,或是盤算著是否再次出發,他們的旅途,常常都與一列綠皮火車相連。在有限的條件下,人們總是會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方式,去想去的地方。

在高鐵日益普及的今天,綠皮火車穿行在鐵路線上,像一雙托底的手,填補了路網覆蓋與票價承受力之間的空隙,確保了那些收入有限、時間不那麽趕的人,能以較低的成本,有出行的可能。

綠皮火車“哐當哐當”運行著。它或許不夠快,但始終可以到達要去的地方。它不豪華,卻也承載著無數人真實的生活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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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花一小時省30塊",最省錢的打工人坐綠皮火車通勤

新周刊 2025-12-18 22:50:01
"多花一小時省30塊",最省錢的打工人坐綠皮火車通勤

隨著2025年10月1日火車票紙質報銷憑證全麵停用,被電子發票取代,人們又一次見證了時代的變遷。這也讓很多人想起另一個“老話題”:現在高鐵都這麽方便了,為什麽慢悠悠的綠皮火車還在開?

在高鐵飛速穿行的時代,綠皮火車(即普速列車,2014年起統一采用橄欖綠色塗裝)的存在似乎自帶一股懷舊感。它的速度很慢,平均時速120到160公裏,不到高鐵的一半。一段高鐵3小時的路程,綠皮火車往往需要8小時甚至更久。

然而,在不少乘客眼中,多花些時間不要緊,能省下錢才是關鍵。

綠皮火車最突出的優勢,就是票價便宜。同樣的距離,其票價往往隻是高鐵票價的一半甚至更低,花上幾十塊錢,就能從一個城市去到另一個城市。因此,綠皮火車至今仍是許多務工者、學生和收入不高的人群出行的首選。

綠皮火車目前主要集中在西部、東北、中部以及山區運行。這些線路沿線,高鐵要麽尚未覆蓋,要麽票價超出普通人日常出行的承受範圍。

選擇綠皮火車出行,對很多人來說不是出於懷舊的心情,而是基於現實的考慮。而綠皮火車的意義,也不僅在於承載記憶,它提供了一種不同的出行可能——在追求效率的時代,允許一些人,用多一點時間,省下一點錢,去往他們要去的地方。

那些坐火車通勤的年輕人

自從去年五月母親手術後,伍月便開始了跨城通勤的日子,至今已經堅持了一年半。

每個工作日清晨五點多,他就得起床洗漱,隨後打車趕往十二公裏外的火車站,搭乘固定的那班K258列車,從十堰前往襄陽,這樣可以在八點半之前趕到公司上班。



2025年4月淩晨的火車站台。

伍月通常是提前一天在手機上購票,但偶爾還是會遇到列車晚點等意外情況。如果延誤時間不長,他就跟領導說明情況,到公司後再補打卡。如果延誤太久,就隻能請假。去年冬天,湖北下了大雪,隻有綠皮車還在緩慢行駛,“那也沒辦法,隻能等”,伍月說。



2024年6月,回家的列車曾經晚點過四個小時。

伍月已經在襄陽工作了四年,為了值班和午休,他在單位附近租了一套樓梯樓七樓的公租房,年租金四五千元。母親不習慣外地生活,獨自在老家又讓他牽掛,於是伍月寧願每日往返,晚上也要回家陪母親吃頓飯。

之所以選擇火車而非高鐵通勤,是伍月算了一筆賬:“高鐵站離市區太遠,也沒有合適的車次,普速車票十五塊,高鐵票要四五十,雖然差距沒有很大,但是日積月累下來,也是一筆不小的開銷。”

這種基於“性價比”的選擇,不隻發生在伍月身上。

在山東某三四線城市工作的花花,家在130公裏外的同市縣城。她在單位附近租了房,每兩三周就回家和父母過周末。老家縣城裏沒有火車站,周日她要打車到旁邊的市區去搭火車,車票十五塊。盡管市區也有高鐵,但火車仍然是所有交通方式中最便利、花費也最少的。



過路的火車。

而在更繁忙的線路上,綠皮火車票甚至成了需要“搶”的資源。小熊每周往返於深圳和廣州,每次一放票她就要搶半個月後的車票。她在鐵路工作的朋友透露:“Z字頭是長途火車,會優先放票給長途旅客”。為了保險,小熊總是一放票就下單候補,實在候補不到,就多買幾站,或者改買臥鋪。

小熊家在深圳,因為在本地找不到同類型的工作,選擇跨城通勤到廣州白雲區上班。由於專職教師的工作性質,她下午才上班,不需要坐班,每周隻需要去廣州一兩次,每次待上兩三天。

自從今年三月入職之後,她也嚐試過其他各種交通方案:坐高鐵,但高鐵站離上班地點太遠;坐順風車,有時候會碰到順風車司機爽約,臨時再更換耽誤時間;自己開車又太耗精力,會影響正常工作。這樣算下來,坐普速火車確實是最優解。



從廣州北站回深圳的時候,小熊拍的車站大屏。

每月在通勤上的花銷,小熊沒有具體算過,加上打車和偶爾坐高鐵,可能有個一兩千,占工資的1/10左右。雖然這樣跨城通勤很累,但是暫時也沒有其他辦法。

踏上綠皮火車,就像踏入一個微型社會。小熊常在下午和傍晚的車廂裏看到提著桶、背著大編織袋的乘客,“像是從零幾年春運新聞畫麵裏走出來的人”。他們多是在城市間輾轉的務工者,在一個工地幹幾個月活兒,結束後就移動去下一處。



廣州火車站候車大廳裏務工人員帶的行李。

漫長的旅途中,或許確認過彼此是“一路人”,這些務工者常常互相搭話,聊起天來也相當直接:在哪兒幹活?一個月掙多少?有時聊著聊著,還能互相介紹起工作。因為彼此境遇相似,聊天中也少了防備。對他們來說,這節緩慢行駛的車廂,既是交通工具,也是一個能短暫歇腳、交換信息的地方。

小熊也受過他們的幫助。她每周背著沉重的電腦包上車,行李架太高,自己夠不著,有時候不認識的務工大哥就伸手幫她把包托上去,到站前又主動提醒她取下。



廣州北站外麵的零工市場。

長途火車上的候鳥

很多建築工人的工作狀態就像候鳥,哪裏有活就去哪裏,沒活就暫時歸巢。張貴清也是如此。

今年年初,他在河南老家照顧生病的母親,直到五月才來到位於深圳的工地,做起高層建築的室內裝修。幹了四個月,由於母親病逝,他不得不回家料理後事,之後再返回深圳,又幹了一個月。

這樣零零散散算下來,他今年真正幹活的時間隻有五個月。眼下工程結束,沒有新活兒接上,他隻好收拾行李,再次準備回老家漯河。



幹工地的人常提的桶,十幾塊一個,用於工地生活日常的洗衣服、裝水。

回去的路,張貴清也仔細掂量過,“坐高鐵要七八個小時,六七百塊,晚上才到家;慢車21個小時,臥鋪隻要三百來塊,睡上一覺,第二天中午就到了。”他選了後者。對於在工地上掙辛苦錢的人來說,時間可以等,但能省下一筆是一筆。

張貴清是1969年生人,20世紀90年代開始在西安幹工地,2001年來到深圳。他提到一位比他大十多歲的老鄉,“去年還在幹,今年老板就不要他了。”

促使他最終決定返鄉的,不隻是沒活兒幹。“現在工地不要超過55歲的人,閘機刷臉我就過不去。工資也不是公司直接發,是老板從公司領了錢,再轉給我。”除此之外,工地的活兒本身也在變少、變難。“工地一年比一年少。去年我在坪山幹過,那個工地幹了八年還沒完,資金斷斷續續,活兒也就停停幹幹。”張貴清去年還跟著一位江蘇的老板,在廣州、江門、中山的幾個工地輾轉,“工資拖到今年十月才結清。”說起欠薪,他語氣裏沒有憤怒,隻有習以為常的平淡,“到處都拖,一年下來也就掙個五萬塊不到。”

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至今仍是吸引無數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最根本的動力。李彩平之前在雲南種烤煙,“很辛苦,一根根拴起來,掛著烤,大爐子燒,烤得不漂亮還賣不上價”。她直言不諱地表示,來深圳工地打工,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工資高,“這裏(深圳)一天兩百多。”

在工地上,李彩平做的基本都是雜活,“清垃圾,掃地,鏟灰”。她攤開手,露出掌心厚厚的老繭,笑著說:“工地不多,幹活的人多,工價就低。”



k字頭火車內部。

李彩平所在的工地正在建一所學校,工期要到明年。這次因為家裏有事,她臨時回家一趟,拖著一個破舊的行李箱,提著四五個壘在一起的油漆桶,艱難地刷過安檢閘機。“要不要再回深圳,得等回家看看再說。”而這趟k1208綠皮車她買的是硬座,要坐三十個小時。所幸車上乘客不多,可以躺下對付一晚。

對李彩平來說,選擇坐三十個小時的硬座,不是不怕累,而是每一分錢都要花在刀刃上,身體的勞累是可以忍耐的,或者說,她已經習慣了。

戀家的人總是被迫遠離家鄉

每天清晨,當伍月坐上那趟固定的K258列車,一天才算真正開始。由於起得太早,他在車上的時候經常在補覺,或是刷刷手機。這趟車基本沒什麽空位,乘客裏十有八九是外出務工的人,偶爾也有些學生。



2025年3月,淩晨的車廂。

車廂裏總是很熱鬧。許多人互相聊著天,有的說今年沒賺到什麽錢,隻能先回家;有的說還想出去碰碰運氣。他們大多扛著大包小包,有人甚至直接帶著鋪蓋卷,困了就攤在過道裏睡一會兒。

乘車環境算不上舒適。老式空調沒法調溫度,冬熱夏冷,加上硬座的傾斜角度筆直,坐著不太舒服。車廂裏還混雜著煙味和泡麵的氣味,因此伍月總是戴著口罩。



車廂裏的人們。

對伍月來說,選擇這樣跨城工作,也是無奈之舉。老家的工作機會不多,很多崗位沒雙休,也不交社保,“隻能去外地了”。畢業十年,這已是他的第六份工作,每一份都跨了不同的行業。

伍月的父親是退休的建築工程師,但待遇不高,為了多賺點錢,又返聘回老家下屬縣。父親不常在家,母親又做了手術,伍月隻能這樣跨城通勤。他感慨道,戀家的人總是被迫遠離家鄉。他之前應聘了老家的公司,結果又給外派去了外地,他隻好辭職,“如果有機會,還是想早點回老家,跟家人團聚。”

與伍月因為現實壓力而離開家鄉不同,花花當初是主動選擇“出去看看”的。她在山東讀研,其間去上海實習,想積累經驗,也想去更大的世界闖一闖。剛開始時,她借住在朋友家,每天要花四小時往返於徐匯區,一周後,她發覺自己難以接受這樣的生活。每天六點多下班,到家的時候天已經全黑了。

而地鐵上也有很多人即使住在本地,每天仍要花一個多小時通勤,一上車就開啟睡覺模式,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後來花花搬到了一個通勤隻有四十分鍾的地方跟人合租。然而,疫情期間不斷有人來,也有人離開,讓她覺得這座城市根本不缺人。在這裏很難輕鬆落腳,而是必須卷入激烈的競爭,解決接二連三的問題,才能得到一份稍微穩定的工作。

待在上海的半年裏,經曆了漂泊、不確定和孤獨之後,花花逐漸意識到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在實習結束後,她把手裏剩餘的錢拿去旅遊,然後便回了家。

“回家真的很好,很踏實”,雖然花花在異地體製內工作,但是離家也不太遠,每天能有自己的時間做喜歡的事,她覺得自己已經足夠幸福。



火車站的標語。

“坐綠皮火車有時候很像坐地鐵,除了不需要中轉”。花花常坐K、Y字頭的短途車,因為始發站人少,環境也稍好一些。長途車則擁擠得多,“人和行李擠在一起,冬天的車廂裏氣味也比較重。”

她還觀察到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從哪裏發的車,車上哪裏的人就多。從東北發車的,車廂裏就飄著東北話;從新疆開來的,就常常能聽到西北口音。

為了讓漫長的旅途不那麽無聊,大多數人要麽看手機,要麽聊天。如果有媽媽帶著小孩,周圍的人常會湊過來逗逗孩子,分享自己帶的零食。

對花花來說,坐火車能暫時從日常中抽離,途中那片流動的風景,金黃的麥田、夏日的雲、安靜的夕陽,都讓這段路程有了意義。



北方夏天,窗外大片大片的綠色麥田,到了秋收季節會變成金黃色。

同樣坐火車返鄉的,還有張貴清。他拖著兩個裝滿了家當的行李,準備回老家。他有兩個孩子,兒子是燃氣公司的財務經理,已在市裏成家,女兒還在讀高三,提起這些時他語氣裏帶著驕傲。當被問起明年還來不來深圳時,他搖搖頭說:“還不知道。”



k字頭火車。

無論是為了生計輾轉於城鄉之間,還是在漂泊後選擇回歸安穩,或是盤算著是否再次出發,他們的旅途,常常都與一列綠皮火車相連。在有限的條件下,人們總是會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方式,去想去的地方。

在高鐵日益普及的今天,綠皮火車穿行在鐵路線上,像一雙托底的手,填補了路網覆蓋與票價承受力之間的空隙,確保了那些收入有限、時間不那麽趕的人,能以較低的成本,有出行的可能。

綠皮火車“哐當哐當”運行著。它或許不夠快,但始終可以到達要去的地方。它不豪華,卻也承載著無數人真實的生活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