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城編製，鎖死多少人的人生

昨天，“就叫熊太行也行”公號針對河南魯山縣女教師婚禮當天跳樓一事，推送了一篇《這幾年女性想逃婚，確實越來越難了》。文中寫道：“很多被父母逼婚的女性都是好學生，不見得是成績很好，而是從小就乖。很多乖，不是本性，而是規訓出來的。”

女孩在家庭的過度控製下，日子會更難。如果生在封閉地區的縣城或農村，還要支持弟弟購房，女孩的處境就更淒慘。所以熊太行寫道：“大城市是庇護逃避不幸婚姻、不行家庭的年輕人的最好空間。女孩子如果和爸媽關係不好，那就不要在家鄉縣城考編，因為這會讓你跑不掉，能被父母隨時找到，甚至用你的工作來要挾。一定要考編，就走遠一點，讓他們跑去控製你的時候，身邊沒有得力助手，沒有可以幫腔的親戚。”

我也在朋友圈裏寫道：“我認識的不少同代際女性（70後和80後），都有逃離家庭和老家，揣著幾百塊錢隻身前往北上廣深的經曆（甚至還一個人帶著孩子）。但在考公考編已近瘋狂的當下，那些逼婚逼生的悲劇事件中的女性，多半都離不開自己的編製——小城市或小縣城的編製。”

瘋狂考公考編從來就不隻是經濟層麵的問題，不僅僅是經濟下滑導致的追求穩定。它會傳導到各個領域，造成全方位的後退。

1978年後，農村女性的自殺率逐漸下滑，在90年代已降到很低。這當然跟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革有關，在畫地為牢、戶口和集體約束個體一切的年代，女性沒有離開農村的渠道，更沒有經濟主動權，即使婚姻不幸福甚至存在家暴，也隻能逆來順受。1978年後，社會逐步開放，無數農村女性獲得經濟自主與地理遷徙的自由，選擇進城打工，離開了原有的人際圈子。這種身體與精神的雙重移動，打破了兩千年來女性被綁定在土地與宗族中的命運。

掌握了經濟主動權，也就有了自主選擇幸福、好好過日子的權利。這種權利並不是說所有人都會拋棄原有家庭，因為哪怕是兩夫妻一起離開農村進城打工，喘息空間都比留在農村大得多，幸福幾率也大得多。

但如今，當大城市無法容納人們的夢想，社會上升通道收窄，人們要退而求次回到縣城這類封閉係統，將體製內視為唯一安穩選擇時，其實也交出了自主權。被編製鎖死的不僅僅是夢想，對於很多成長於封閉壓抑家庭的女性來說，還包括自己的人生。一旦進入這個係統，個體便與特定地域、特定生活方式深度綁定。

在小縣城，編製意味著穩定工作和相對安心的生活。但它的封閉性也限製了人們（不僅僅是女性）的選擇，需要麵對嚴苛的社會期望和家庭壓力，被迫走上婚姻或生育之路，犧牲自己的夢想與追求。

我一直都說“傳統文化是個寶，文盲無賴都說好”，在中國社會和家庭的許多衝突中，文化層次、認知水平越低的人，越是講不出真正的道理，就越喜歡搬出“傳統”來試圖壓製對方。麵對這種人，隻需要引用魯迅那句“從來如此，便對麽”就可以反駁，但稍有生活經驗就知道，誰也無法在認知上挽救他們。

“傳統”就是文盲和無賴們最好的武器，他們依托於所謂的傳統，將女性的價值與家庭和丈夫的成就掛鉤，忽視女性個人的追求和夢想。縣域社會的熟人網絡與道德監控，世代相傳的價值觀念、有限的資訊渠道，又會加劇這些壓迫。

考公考編原本充其量隻能算是一種經濟理性，但如今早已被人異化為生存教條，變成是否懂事、是否成熟的判斷標準。在這種情況下，不管女性還是男性，人生實際上已經被一種標準深度綁定。在經濟上依附性極大，一份工資就能將人困在原地。社會評價當然也是單一的，“體製內工作”成為評價個人價值的核心標尺，脫離這一軌道意味著社會地位的直線下降。“穩定”被內化為最高價值時，對心理也沒有任何好處，因為任何冒險與改變都會引發強烈的焦慮。

縣城女性所受衝擊相對更大。縣城處於城鄉連續體的特殊位置：它既有城市的行政架構與公共服務，又保留了農村的緊密人際網絡與傳統觀念。在這裏，個體的行為受到來自家庭、單位、社區的多重凝視。一個體製內女性的婚戀選擇、生育計劃、甚至衣著打扮，都可能成為公共討論的議題。女性一旦偏離規範（離婚、晚婚、不生育、職業流動），便成為輿論靶子，進而影響家庭聲譽與經濟資源分配。這種無處不在的“道德監控”，構成了無形的壓迫機製。

在縣域婚戀市場中，女性編製身份常常被物化為“優質婚姻籌碼”，這反而加劇了家庭對其婚育選擇的幹預。魯山縣女教師的悲劇背後，正是這種“編製優越性”與個人意誌的劇烈衝突——社會期待她因編製而“安分守己”，卻無視她作為獨立個體的情感需求與人生規劃。

前兩年有個一度火爆但實際上很可笑的說法——縣城婆羅門。它刻意強調縣城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和體製內的“代際傳承”，將縣域體製內群體描繪為生活安逸、社會地位優越的“地方貴族”。這種敘事強調他們低於一線城市的生活成本、高於平均水平的穩定性以及在地方社會網絡中的中心位置。

這在某種程度上當然是事實，但“安逸”絕非永遠。在經濟聯動如此緊密的現代社會，沒有真正的避風港，縣域的短暫安逸，隻是因為它對市場和經濟的反應比大城市慢一拍而已。一線城市的問題終究會傳導至小城市、縣城和農村，而且當這些問題到來時，縣域和農村原有的封閉守舊等缺陷會放大甚至激化。

縣城的“體製內安逸”，隱藏著深刻的生存困境。所謂的“社會地位”高度依賴於體製身份，個體價值被簡化為職位與單位，縣域資源有限導致的機會匱乏也被“安逸”敘事所掩蓋，更何況這種生活模式的代價是個人選擇空間的極大壓縮。

對女性而言，縣城神話更具欺騙性。它許諾了一種“體麵”的生存方式，卻往往要求女性接受傳統性別角色的全麵回歸。事業上的“玻璃天花板”比大城市更為堅硬，家庭責任的壓力更為直接，個人發展路徑更為狹窄。編製帶來的“安全感”與性別角色期待結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規訓體係。

魯山女教師的悲劇再次揭開那個原本清晰但很多人一輩子也看不明白的事實：當社會將所有人推向同一條狹窄通道時，最先被擠壓的往往是那些已經處於結構性不利位置的群體。當社會流動通道收窄，考公考編變成理性選擇，且地方文化以家族與父權為中介時，女性會同時遭遇經濟與人身自主的雙重窒息。編製不應成為人生的囚籠，縣域不應成為觀念的孤島，穩定不應成為可能性的墳墓，現代文明社會的每個人都應保有說“不”的權利與離開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