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底的成都，空氣濕冷。在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門前，人群與鏡頭簇擁著一位白發女子。她淚眼婆娑，高高舉起女兒的照片，聲音顫抖卻清晰，“我和女兒沒想過成為新聞人物，但慘案已經發生，我希望你們能記住我女兒的樣子。”
這位白發女子是王雪（化名）。2024年6月9日，她27歲的女兒小雅（化名）在家門口遭遇不幸：小雅在開門質問滋擾敲門的陌生女子梁某瀅後，雙方發生衝突；最終小雅身中十刀，經搶救無效死亡。
在親友的記憶裏，小雅開朗、體貼，還主動承擔家裏的房貸。王雪對南都N視頻記者回憶說，女兒小名叫“希希”，畢業於北京的一所名校，“她是我的希望，但現在我什麽都沒有了，什麽都沒有了。”
公訴書稱，凶手患有精神分裂症，案發時具有部分刑事責任能力。 但精神疾病鑒定、監護人的法律責任邊界等一係列複雜議題，在庭上引發激辯。法槌尚未落下，對於這位孤軍作戰的母親而言，接下來的司法程序，注定是一場漫長的跋涉。
被害人生前從家門上的“貓眼”拍到的凶手影像。受訪者供圖
母女間的最後對話
一切始於一次看似尋常的敲門。
2024年6月9日中午，成都市中航城小區9棟1單元3樓，一陣陌生的敲門聲響起。小雅通過貓眼看到，一位陌生女性在她家門口遊蕩，隨即拍下視頻發給剛剛外出的母親王雪。“在我們門口不知道幹啥子。好煩喲，髒兮兮的。吐的都是痰。”小雅在消息裏抱怨。王雪回複：“剛才我給物業打電話了，（保安）馬上過來。”
她沒有想到，這會是母女間的最後對話。
事發地305號房。南都N視頻記者 周敏萱 攝
小區保安黃某乾很快趕到，試圖勸離這位名為梁某瀅的女子。11月20日的庭審結束後，有旁聽人員描述，保安當時說了一句：“怎麽又是你？”梁某瀅回應：“哪條法律不允許我敲門了？”
得知保安到場後，小雅打開了房門。她質問梁某瀅為何敲門吐口水，並說：“你再不走，我就報警了。”
庭審旁聽人員告訴南都記者，梁某瀅被這句話激怒，隨後她一把將門推開，闖入了小雅家中。兩人在門廳處發生抓扯和打鬥。
據公訴書記錄，其間，梁某瀅使用事先準備的刀具，向小雅的頭麵部、胸部等部位切劃、捅刺十刀。小雅則在掙紮中，用門廳擺放的陶瓷擺件擊打梁某瀅頭部數下。保安上前製止無果，小雅受傷倒地。
然而在庭審中，梁某瀅辯稱，其掏刀捅人屬於“正當防衛”。至於為何帶刀出行，梁某瀅稱是“為了保護自己”。現場唯一的證人保安由於角度問題並未看清門內的案發過程。
最終，小雅因左肺破裂致急性大失血，經搶救無效死亡。經鑒定，梁某瀅右側鼻骨及上頜骨額突骨折構成輕傷二級。
彼時，玲姐剛在郫都區辦完事，正準備下午與朋友王雪見麵，便接到她打來的電話。電話裏的王雪聲音急切，說著女兒可能已經出事的消息。“我當時沒想到會這樣嚴重，就趕緊往她家趕。”玲姐回憶道。
王雪和玲姐二人在小區門口相遇。“那個時候小區開進了一輛殯儀館的車，她一下就腳軟了，說是不是女兒走了。我還跟她說，小區這麽大，有可能是其他人出了事，不會是小雅的。”直到二人趕到305號房門口，看到躺在地上、身上蓋著白布的小雅。
精神疾病鑒定之爭
據多位旁聽人員描述，在11月20日舉行的庭審上，雙方圍繞由華西醫院出具的精神疾病鑒定報告展開了激烈交鋒。
精神疾病鑒定專家出庭作證，提出了梁某瀅罹患精神分裂症的三點依據：一是大二輟學，專家認為，“如果是一個正常的人，是不會在大二期間輟學的”；二是家庭衝突，其父母稱，女兒在家會摔東西，並與他們發生爭吵；三是異常行為，她曾多次在小區敲門詢問租房，而未通過中介。
然而，上述依據在法庭上遭到了梁某瀅的反駁。梁某瀅本人當庭否認患病，她稱輟學是因為“覺得在學校裏麵學不了什麽東西”，敲門詢問租房是因為“樓上鄰居有三個小孩特別吵鬧，影響了她休息，她希望找個新房居住”。對於父母提及的“因目睹烏魯木齊車禍而受刺激”，她澄清自己隻是“路過看到，並未目睹”。
旁聽人員透露，專家認為，梁某瀅不承認自己有病是一種自知力缺失的症狀，這就是精神障礙病情嚴重的表現。被害人代理律師臧梵清當庭追問，梁某瀅的哪一句話、哪一個行為具體體現了自知力缺失？專家回答：“綜合反映出。”
11月20日，被害人母親在法庭外接受采訪，手持女兒照片。南都N視頻記者 周敏萱 攝
本案將一個沉重的議題再次推至公眾麵前：當精神疾病鑒定遇上惡性命案，司法究竟該如何裁量？
西南政法大學刑事偵查學院偵查學副教授向靜有醫學與法學雙學科背景，她向南都記者介紹，司法精神病鑒定可結合“既往病史、案發時表現、旁係證言、精神檢查”等綜合判斷，而一些被鑒定人案發前無就診史，可能是因病情隱匿、家屬未重視等。
“案發時是否處於發病狀態，其刑事責任能力如何，這是一種回溯性分析。”向靜提到，精神分裂症的症狀標準核心圍繞思維、感知、情感、行為的異常表現，其中，是否有言語性幻聽、軀體被動體驗、思維被洞悉感、思維被插入等，這些症狀對區分精神分裂症與其他精神障礙具有重要意義。
精神分裂症等疾病的診斷核心是“症狀學表現+病程關聯性”。專業精神檢查可通過結構化訪談分析案發時的感知覺、思維邏輯、自知力等核心症狀；放在本案中，梁某瀅父母及相關人口述作為“知情者證言”，可補充案發前後異常行為，並結合被鑒定人的訊問筆錄，形成“案發時症狀—病程線索”的回溯鏈，符合精神醫學“跨時間維度症狀整合”的診斷原則。
向靜表示，回溯性鑒定確實存在“無法還原案發瞬時精神狀態”的局限，但通過“多源證據印證”，如多個相關人提供的病情佐證、供述穩定性、現場行為與症狀關聯性等可降低誤差。司法實踐中，重新鑒定需滿足“原鑒定程序違法、證據不足或結論明顯依據不足”。
早已發出的警告
公訴書提到，梁某瀅患有精神分裂症，對其2024年6月9日的違法行為，評定為部分刑事責任能力。
向靜向南都記者解釋，限製刑事責任能力指的是，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控製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應負刑事責任，但可從輕或減輕處罰。
值得注意的是，可以從寬不是一定要從寬，需結合案件具體情節綜合考量。如果主觀惡意大，罪行極其嚴重，人身危險性極大，即使鑒定為限製刑事責任能力同樣可以判死刑。如2018年上海浦北路殺害小學生案，凶手黃一川被鑒定為限製刑事責任能力人，但因鑒於其罪行極其嚴重，人身危險性極大，仍被判死刑。
但若精神病人受幻覺、妄想支配，認為自己身陷危險，或受攻擊、激惹為自我保護而殺人，因其辨別能力與控製能力受損，則可能從寬處罰。
她同時指出，精神病發病、有預謀、反偵查行為等單一因素，並不能直接肯定或否定精神病人的限製刑事責任能力。刑事責任能力的判斷關鍵是評估其案發時的辨別能力和控製能力，應當重點分析其行為動機是否有病理性成分，並結合作案的誘因、作案前先兆、作案對象選擇性、作案當時情緒反應、對作案行為的罪錯性認識等18個方麵綜合判斷其辨別能力與控製能力。
“目前據旁聽人員披露，控辯雙方就案情經過的事實認定上仍有較大分歧，該爭議焦點對案件的定罪與量刑具有潛在影響。”向靜補充道。
梁某瀅的父母曾向法院遞交過一封道歉信，其中提到，女兒這些年精神一直不正常。
被告人父母提交的道歉信。受訪者供圖
廣東宋氏律師事務所律師楊倩雯指出，我國《精神衛生法》明確規定了監護人的職責。“精神障礙患者的監護人應當履行監護職責，維護精神障礙患者的合法權益。”
起訴書顯示，梁某瀅在案發前已存在隨身攜帶刀具、無故敲門滋擾等明顯危險舉動，並且已有警方介入警告的記錄。
楊倩雯認為，這些行為清晰地表明她已存在“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她的近親屬和監護人，法律賦予了他們強製送診的權利，同時也施加了相應的責任和義務。“如果監護人明知這些情況卻未能采取有效措施，那麽，可以說他們在履行監護職責方麵是存在疏忽和懈怠的。”
廣東環球經緯律師事務所律師王儒指出了執行中的難點，案發前梁某瀅僅是行為異常，無直接傷人行為，社區或公安機關多按鄰裏糾紛處理，難以啟動強製送診程序。一旦監護人缺乏治療意識或受限於條件，不主動求助，“很可能埋下隱患”。
驟然消逝的希望
曆經近12個小時的庭審，王雪沒有等來想要的結果——凶手死刑立即執行。由於被告人梁某瀅拒絕辯護律師為其辯護，案件被延遲審理。
王雪在旁人的護送中走出法庭，走了幾步後暈倒在地，又被攙扶著起身。黑夜裏亮起的閃光燈，照著她已經紅腫的雙眼。她抬頭望著天空喊道，“女兒你相信媽媽，媽媽會戰鬥到最後的。”
在公眾鏡頭前，她是悲痛欲絕的母親。但一位旁聽人員透露了她在法庭內的另一麵，“她作為證人出庭，表現得很冷靜。除了尊重司法，她還能做什麽呢？”
這份在極度悲痛下的冷靜，與她步出法庭後的崩潰，共同構成這位母親在500多個日夜裏的真實狀態。在女兒離開的這段日子裏，王雪黝黑順長的頭發已經變得蒼白幹枯。
被害人的北京外國語大學畢業證書。受訪者供圖
2018年，小雅從北京外國語大學日語專業畢業後，曾在北京的一家日企工作，但考慮到父親去世後母親一個人孤單，她決定回到成都。
2019年，母女二人搬進中航城小區。辭職回家的小雅做著自由職業，支付家裏每月一千多元的房貸。平時愛好畫畫、跳舞，經常過著家、舞室兩點一線的生活。
有親屬告訴南都記者，小雅和家裏大人出去吃飯，還會悄悄主動買單。
在母親心裏，女兒是引以為傲的存在，這份驕傲也被母親小心翼翼地嗬護著。在王雪的社交平台上，女兒出現的次數並不多。她分享過兩段女兒的跳舞視頻，稱她為“小棉襖”，誇她跳hip-pop（嘻哈）很帥，但更喜歡看她跳爵士舞。
王雪期待著和女兒長久地陪伴彼此，還曾和女兒討論過想擁有兩個外孫，她可以幫忙帶孩子。女兒從小到大的獎狀也被她仔細保存著。小雅的小名叫希希，王雪說，“因為她是我的希望，但現在我什麽都沒有了，什麽都沒有了。”
如今，希望已隨女兒一同逝去。已經過去的500餘天，以及尚未完結的司法程序，對於這位母親而言，都是一場漫長的跋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