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時長超17小時，短劇導演猝死

看到同劇組同事猝死的消息後，陳勵至今沒有緩過來，推掉了近期的短劇劇組邀約。

10月20日下午4點，短劇導演高俊被妻子發現倒在家裏的衛生間。晚上6點多，醫院宣布高俊因心肌梗死去世，終年43歲。10月18日淩晨，他生前參與的最後一個短劇項目殺青，回家兩天後就發生了意外。

朋友轉發後，陳勵才知道這個消息。他和高俊共事的劇組有35名成員，大部分人是首次合作。“4天快速拍完、每天睡三四個小時”，工作強度高。他與高俊的接觸也很少，隻留下一點模糊的印象，“人挺好的，脾氣也挺好的”。

陳勵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近兩年，他參與了七八個短劇項目，最長經曆過40小時連軸轉的拍攝，在現場吃過兩三次速效救心丸。“短劇沒有調整空間，每天不管是下雨還是下刀子，都得拍完。”

臨時組建的短劇劇組往往也缺乏正規的勞動合同保障，用工狀態不規範。陳勵表示，欠薪常有發生，有一個已經拍完3個多月的項目，至今沒給他結工資。“太熬了，不想拍了，我想休息。”



2025年10月，導演高俊（左一）在短劇拍攝現場。圖/高俊家屬提供

“隨時等候任務指令”

盡管有多年廣告和紀錄片的導演經驗，但高俊在短劇圈的職業生涯今年才剛剛起步。

高俊的妻子王飛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去年10月開始，他經曆了一段工作空窗期，今年5月開始考慮轉型短劇行業，8月起陸續在劇組工作。

高俊曾為另一家鄭州頭部短劇公司的項目做過執行導演。10月3日至10日，他執導的4部短劇作品陸續在某短劇平台上線，版權方為七公主劇場，目前在平台的熱度值均達1400萬—2300萬。

9月20日，高俊詢問在2022年認識的同行劉愛國是否需要執行導演。劉愛國是河南花貝殼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的老板兼導演，從2023年開始拍攝海外短劇。二人決定首次合作，共同籌備一個采用葡萄牙語的新項目。

“他認真負責，態度積極，做的功課非常細致。”劉愛國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二人的聊天記錄顯示，9月26日—27日，高俊開始聯係攝影指導，整理轉譯資料。10月7日—9日，二人一起討論修改劇本問題。10月12日—13日，二人與製片人見麵，繼續修改劇本細節，完成最後的籌備工作。

籌備期間，高俊多次提到“隨時”一詞，主動詢問工作，如“國慶全天候等待導演下達任務，隨時候著”“需要我準備什麽，隨時說”“隨時等候任務指令”等。

10月14日至18日淩晨，該短劇在鄭州拍攝，高俊作為執行導演負責現場統籌與各部門調度。“這兩年，他很少和家人說工作上的事。”高俊的妻子王飛說。王飛平時不愛看短劇，更喜歡傳統影視劇的敘事手法，對行業也不太了解。直到處理完後事，查看了高俊的手機，她才知道丈夫的真實工作狀態。

在劇組工作群裏，每天早晨7點多發布拍攝籌備通知，次日0點後，仍有夜宵、遺失物品、次日車輛安排等消息在更新。王飛推測，劇組單日工作時長超過17小時。盡管短劇的拍攝地點集中，但微信步數顯示，高俊在拍攝期間每天行走1.2萬步以上，回家後，他提到過“腳疼”。

陳勵記得，每天拍攝結束後抵達酒店已是淩晨一兩點；最後一天拍攝熬到了次日淩晨2點。“這次拍攝挺順利的，現場也沒有什麽矛盾或卡殼，睜眼工作，閉眼休息，短劇都這樣。”

10月18日中午，高俊離開劇組回到位於開封的家中。在和其他朋友聊天時，高俊說自己“嚴重失眠”。10月20日上午11點多，他向劉愛國發送了一段關於項目感受的文字，認為自己在拍攝中有失誤，提出要盯後期。“估計前麵睡得也不太夠，從未有過的片場斷線的感覺。”他說。

但當天晚上9點多，劉愛國收到了王飛的通知，高俊已離世。“我們都感到深深的遺憾。”劉愛國表示，事發至今，他也沒有再推進新的項目， “壓力很大”。在此前的聊天中，劉愛國還向高俊分享過自己籌備的一個網劇劇本，高俊表達了合作意願。

王飛坦言，高俊患有高血壓，一直服用降壓藥，但未出現過心髒不舒服的情況，平時也有爬山、遊泳等習慣。她認為，丈夫的猝死與前幾日的超負荷工作狀態有關。

“危險信號”

高俊所在劇組的狀況並非個例。多位短劇從業者表示，劇組一天工作12個小時是底線，16個小時很正常，熬夜成為一種行業自覺。

高俊曾對劉愛國聊起過自己執導的4部短劇作品，“10天4部16萬字，談不上啥質量了，能不熬夜已經是勝利了”。陳勵也曾在片場聽高俊提到過，鄭州另一家短劇公司也很“熬”， 拍攝簡單且速度極快，一天幾十場戲，兩三天就拍完了。

製片人姚國力去年畢業後進入短劇行業，他先在西安的一家個人工作室拍攝了一部劇。這部劇的製作預算隻有16萬元，公司讓他和另一個製片人輪流“兩班倒”，輪流熬夜。後來，另一位製片人身體不好，公司就讓他一個人接著“熬”，他通宵幹了一天，第二天才睡了2個小時。

“當時真的熬壞了。我明顯感到自己的記憶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還會語無倫次。”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去年11月，姚國力入職了西安一家頭部短劇製作公司，迄今已經參與了超30個項目：80集的戲拍6—9天，30—40集的戲拍4—5天，拍完一部休息3天左右。由於年輕，他還算“熬得動”。但他記得，一個好朋友七八個月沒見到他，見麵後直接和他說，“你老了好多歲”。

潘樂是一名剛從長劇轉型短劇的製片人，到橫店一個月，他就感受到不少“危險信號”。有導演和他說，有主演因為睡眠不足開始“胡言亂語”，但演員咖位不高，現場也不可能喊停，“這種情況隻能現背，直到通過為止”。還經常有導演原本說要去劇組拍攝，結果上午心髒不舒服去了醫院，就沒再進組。崗位出現缺席，第二天就會有新人補上。

短劇劇組如何“熬”，是由拍攝預算決定的。姚國力明顯感覺到，今年3月公司拍攝短劇的預算較為充足，每天9點開工，晚上8—9點收工，下班還能去吃個消夜。“最近，整個行業的資金在收縮，製作成本也更加緊張。”

短劇劇組每天的拍攝安排被稱為“大計劃”，由製片人規劃。姚國力表示，自己經常會排得很絕望，有時候明知道這部戲應該拍8天，但由於資金不夠必須壓縮到6天，明明拍不完，還是要想盡各種方法把戲排出來。

項目預算越低，拍攝節奏就越要極致壓縮。有從業者表示，自己甚至經曆過“4天拍完100集”的情況。

“這是一件兩難的事情。平台對劇集交付時長有規定，例如80集的劇情一般標準不能低於120分鍾。如果節省拍攝時間，大幅刪減劇本內容，會擔心最終時長不夠交付。如果壓縮拍攝節奏，代價是全劇組的健康，也要支付部分超時費用。”姚國力說。

每天必須完成“大計劃”，已經成為短劇劇組不容置疑的信條。瘋狂“卷”進度、睡眠不足的問題是普遍的，從導演、製片、演員、攝影乃至場務、化妝，無人幸免。

“老板不同意”

事發之後，高俊親屬與劉愛國進行了多次溝通。

項目薪資方麵，雙方已達成一致並結算完畢，按1000/天的標準發放5天，加上交通補償共6000元。撫恤金金額方麵，劉愛國提出的方案是1萬元，親屬要求更多，雙方目前仍未達成共識，僵持不下。

在短劇這行，“爆款”是一個決定性因素。據了解，對於一位缺乏爆款數據和代表作品的新手導演，1000元/天算是一個符合市場標準的薪資。

痛點在於，劇組的成員都是合作、外聘關係。高俊沒有與花貝殼公司簽訂勞動合同，薪資也由口頭約定，這使得事後的責任認定與權益保障無所依從，家屬維權麵臨難題。

上海蘭迪（南京）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律師張祺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一方麵，法律規定，工亡賠償需猝死發生在工作期間或48小時內搶救無效的情況下，在家猝死需證明其工作狀態；另一方麵，由於缺少勞動合同，需通過勞動仲裁確認事實勞動關係，再申請賠償，過程複雜。

在短劇劇組中，除少數頭部公司外，缺乏正規合同的現象十分普遍，從業者多處於“靈活就業”狀態。這導致欠薪糾紛時有發生。

東陽市會會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負責人馬會霞在橫店運營著一個劇組造型團隊，她入行已有十多年，最近第一次陷入了討薪困境。

於今無量是一家總部位於長沙的短劇廠牌。今年8月，其關聯公司徐州於今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的兩位製片人找到馬會霞，討論短劇項目《脫籠》（後改名《破籠》）的服裝造型合作。雙方初步商定以13.9萬元的“打包價”達成合作，分階段付款。製片人提供了合同模板，表示“合同過了給你說”。

9月2日，在項目開機前，第三位製片人臨時接替了工作，試圖壓價未果。為推進工作，製片人支付了首筆費用5.56萬元。項目於9月20日殺青，馬會霞多次催促尾款發放，對方以“老板不同意”“合同未簽完”“合作條款不合理”等為由拒絕支付，雙方矛盾加劇。

11月14日，長沙於今無量影視傳媒有限公司發布回應，稱此合作是項目製片人在嚴重違反公司內部程序的前提下私下達成的，公司緊急啟動調查後，發現合作模式及合同條款均不合理、相關流程及結算存在異常。其要求馬會霞的公司提供合同簽署資料，各類結算憑證及詳細費用明細。

馬會霞對此不予認可。“這是公司內部管理的問題。談好了‘打包’就不需要明細。”她表示，拍攝期間，團隊每天的工作時長經常達到19—20小時，已按約定完成全部工作。

張祺表示，服化公司應注意合同簽署，保留與合作相關的所有證據，開具正規發票。該承製公司的內部管理、財務管理製度存在一定問題，對製作團隊的監管不夠到位。

她表示，因為短劇製作周期短，短劇承製公司很容易出現不規範的情況。譬如，很多臨時演員的薪酬用現金支付，無書麵記錄，後續容易扯皮；租賃居民住房作為拍攝場地時，也容易缺乏合同和憑據。

極度缺乏保護

除了用工的不規範，短劇劇組的現場工作也缺乏保護。尤其是對於沒有勞動合同的人員，保險是大部分劇組提供的唯一保障。

姚國力所在的公司會為劇組購置文娛人員意外險、器材險和場地險。由於擔心現場風險，他曾讓場務花2000元購買過一個急救包。至於其他，則隻能提供人文關懷。“我們會在開拍前強調，不能冒著生命危險做任何創作，身體不舒服一定要及時處理。如果真的拍不動或者有風險，可以停拍。”

除了導演和製片可能需要參與後期，大部分工作人員的職責在項目殺青時就結束了。像高俊這樣殺青後突發事故的情況，劇組也較難進行管理。

在潘樂看來，拍攝資金不足是短劇缺乏保障的核心原因。“在電影片場，救護車每天都在，工作人員有茶水和休息區，這些基本的保障都需要錢。橫店一個月有幾百個短劇劇組在拍戲，不可能有幾百個跟組醫生、幾百輛救護車。”他說。

另一方麵，短劇劇組普遍存在嚴重加班情況，但隻有少部分工作人員有加班費和要求休息的權利。姚國力表示，除了頭部演員和海外演員能要求一定睡眠時間，工作超過12或14小時需要加錢，大部分從業者沒有加班費，隻能跟著劇組一起“熬”。

近兩年，短劇行業高歌猛進，尤其是在西安、鄭州、橫店等拍攝重鎮。以鄭州為例，目前，鄭州已聚集微短劇相關企業820多家，規模化拍攝基地15個，日均開機約100部，匯聚從業人員3萬多人。

在今年10月底舉辦的第二屆中國廣播電視精品創作大會上，某頭部短劇平台的總編輯表示，根據最新調研，微短劇行業今年正加速向千億級市場規模邁進。這意味著，相較於2024年的500億產值規模，短劇在一年之間又翻了一番。

但市場狂飆，是否以工作強度失序、用工失範、保障缺位為代價，正在引發行業關注。

作為從長劇轉型的製片人，潘樂見證了影視行業逐漸規範化的過程。“現在，短劇好像把以前影視行業的毛病都匯集於一身了。”他呼籲，短劇行業應重視用工責任，加強對從業者的保護。

高俊導演的去世，為全行業敲響了警鍾。高俊和王飛育有兩個女兒。“我不太願意跟孩子提爸爸的職業，如果將來孩子喜歡，她們可以選擇繼續走爸爸的路。”王飛說。她希望，短劇行業能越來越規範，丈夫的悲劇能不再發生。